梁兴国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自由派知识群体渐次形成，此后虽经历过一系列政治及社会思潮洗礼，但这个群体还是顽强地存在了下来。严格说来，“群体”一词并不准确，在中国大陆，自由派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组织化的团体，没有明确的章程和活动规则，没有领袖人物，大家只是在观念上声气相投，在思想上自发地走在一起，因而它更多是一个思想的共同体、价值的共同体。

30多年来，在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或者一些具体的社会事件上，中国大陆的自由派知识群体往往在观点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或者抱持比较接近的看法。然而，这种情况在2020年美国大选问题上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思想意识出现重大变化

围绕“挺特还是反特”这一主题，自由派知识群体内部争论不休。资中筠谈及这一现象时说：“一段时期以来，我感到与同样信奉普世价值，对国内问题看法基本相同的朋友，对美国却有些不同的看法。”事实上，“不同的看法”只是一种委婉的表达，围绕美国大选，中国大陆自由派知识群体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撕裂：从观点的讨论，逐渐演变为立场的对擂，进而发展为激烈的争吵，甚至恶语相向，还不断有人因此割席绝交。

这种撕裂，看上去是不同立场的选择，却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自由派知识群体，在思想意识方面的一些重大变化。

这种变化，首先是对传统的“精英权威”的反思。在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政治文化中，社会精英历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他们的精英身份来自官方的赋予、认可抑或自我的奋斗，他们都是社会结构中的关键部件，对普通大众的思想观念及行为产生重要示范效应。

30多年来，其中的一些佼佼者，通过体制内的积累，以及对公共问题的发声或对社会事件的参与，在这个群体中取得权威地位，其观点和意见备受群体的推崇和尊重，对于群体意识的整合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在这次美国大选问题上，自由派知识群体中一些精英的观点，并未如往常那样起到意识整合的作用，甚至精英的观点还受到群体中不同意见的批驳。这种罕见现象的背后，是大陆自由派知识群体在“精英权威”问题上出现了认知迭代。随着80、90后逐渐成长为知识群体的中坚力量，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传统的“精英崇拜”感逐渐下降。

此外，随着互联网大规模普及，社会生活不断趋于扁平化，原来那种社会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因距离而产生的“膜拜感”，逐渐被平等交流所取代。在这种背景下，自由派知识群体中开始对传统的社会精英及其权威性有了异于传统的认知：

其一，就社会发展而言，“精英权威”可能拥有超越的价值观和发达的知识理性，然其所思所想未必能够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想法，他们所追求的亦未必是一个更为可欲的社会。其二，就自由派知识群体而言，“精英权威”的认知也如常人一般存在不足或错误，过往的正确性并不具有永久的效果，在某个历史阶段或社会事件上的权威性，也不必然推及当下。
质疑自由媒体中立性

中国大陆自由派知识群体的意识变化，其次表现为对“自由媒体中立性”的质疑。经典的传播学理论认为，媒体要恪守中立原则。在自由的社会里，对于自由的媒体而言，中立性不仅仅是一种应然的纸面理论，更是一种实际的社会状态。中立的媒体犹如信息集散平台，它客观报道各种现象和问题，不轻易提供倾向性意见。

正是这种中立性，使自由社会的媒体能够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外，成为具有极大社会影响力的“第四种权力”。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就说过：“假如让我决定我们应该有一个无报纸的政府，还是有一个无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踌躇地表示欢迎后者。”

大陆的自由派知识群体，对“媒体中立”理论有着天然的认同感，这与其所处特色化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在这样的环境里，媒体首先注重的并非客观中立，而是强调自己鲜明的政治立场；媒体的地位被明确界定为“喉舌”，主要起宣传、鼓动、歌颂的作用，偶有揭批，也仅限于局部性或细节性方面。

然而在美国大选问题上，大陆自由派中的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不自由的媒体固然无中立性可谈，但自由的媒体未必也能够时时、事事中立。卢梭曾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在不自由的社会里，媒体是政治的附庸，而在自由的社会里，媒体也可能会俯就于资本或利益集团。
良好制度尚能饭否

中国大陆自由派知识群体的意识分化，还表现为对“良好制度能够抵御人性之恶”命题的不同看法上。

从历史和现实出发，自由派知识群体认为很多社会问题的产生，本质上是制度之恶：坏的制度不但导致制度的失效，还会扭曲人性并导致社会的溃败；反过来，良好的制度一旦形成，自身就具有强大的力量和运行的惯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对抗和抵御人性之恶，防止邪恶力量对社会利益的鲸吞、对个体权利的侵犯。故而，他们对良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寄予无限厚望。

然而，透过美国大选，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对上述观点有了不同的认知。社会确需良好的制度，然而，良好的制度能否抵御人性之恶的侵蚀，其实并无确凿的答案，更多的时候只是一种假设。一些“良好的制度”建立在过往时代对人性之恶的考量之上。

今天的人类已进入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在科技的加持下，人性之恶更加隐秘，其能量或许已然超越人们之前的经验和想象。在这种背景下，建立在过往基础之上的良好制度，本身能否稳固存在都成为问题，靠它来抵御人性之恶，可能须要划上一个更大的问号。

中国大陆自由派知识群体在意识层面的上述重大变化，虽然与彼岸选情刺激及自身所处环境有关，更与这一群体中保守主义意识与自由主义思想之间的分化密切相关。

这里所说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均是从西方引入的政治法律思潮。与西方社会保守主义传统早于自由主义不同，中国社会因为时代的风云际会，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因与“革命”主题相契合，自由主义被较早且广泛引入，并在此基础上形塑了自由派知识群体的知识框架和整体形象。

而保守主义，因为其思想上的“告别革命”，以及汉语语义上容易产生的误解，并未在知识群体中获得广泛认同，只是在小范围里潜滋暗长。因为其影响不大，且更因为持有保守主义立场和观念者，容易理解和接受自由主义，所以在很多问题上与自由主义具有一致性，故而过去一直被划入“自由主义”的范畴。

然而，在这次美国大选问题上，长期以来缓慢发展的保守主义开始显示出与自由主义的分野。在“挺特与反特”表象的背后，是该群体中的一些人，开始对政治法律生活中传统的“普遍主义”立场进行反思，他们不再看重人类理性规划社会的伟大力量。

在他们看来，历史发展到今天，自由主义本身正在演变为“自由的桎梏”，一些自由主义的理念已经变成“政治正确”的教条，正在抹杀个体的需求，忽视个人的奋斗，危及社会秩序和社会传统。

勿庸讳言，这种意识上的变化，会让中国大陆自由派知识群体面临思想分化的窘境；但对此也无须过虑，在未来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上，两者必定还会有很大的交集与合作，而且这种多元意识并存的结构，也许正是未来中国真正需要的思想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