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九一八时，东北已近乎日本的殖民地。
《重读抗战?张作霖才是危害最大的卖国贼》中有句话“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根本就是日本将熟透的果子正式摘下来而已”。
这句话非常耐人寻味。按其意，“九一八”后东北之所以丢失，不是蒋介石的责任，也不是张学良的责任，而是张作霖的责任。
大家认为如何？我想，肯定很多人反对。他们为什么反对？是因为他们认为经济侵略“不是多大的事儿”，认可冯学荣的“只要不打我，一切都好商量”、应该继续绥靖的“理论”，甚至认为“九一八”后蒋介石政权继续对日妥协、尽量推迟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的政策是对的。
此类说法，当然是错误的。
一、张作霖之卖国行径
1.清政府出卖于日本的国家利益
日俄战争后，清政府于1906年1月23日与日本签订《日清关于东三省条约》，日本势力进入我国东北。
其时也，用伊藤博文的话说：“日本在满洲的权利，是因讲和条约由俄国让给的，除了辽东半岛租借地和（半条中东）铁路之外，什么都没有……”
2.袁世凯出卖于日本的国家利益
1913年，日袁双方缔结了《铁路借款预约办法大纲》，即《满蒙五路秘密换文》。借此，日本从法律上获得了四平街至郑家屯、郑家屯至洮南、开原至海龙、海龙至吉林、抚顺至山城子或兴京等五条铁路修筑权。
3.段祺瑞出卖于日本的国家利益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掌握政府实权，日本又乘机与其订立了《吉长铁路续借款合同》、《吉会铁路借款预备合同》、《满蒙四铁路借款预备合同》。日本从法律上获得了吉长铁路“委托”满铁经营管理权和吉会铁路修筑权，以及“满蒙四路”的修筑权（海龙至吉林、长春至洮南、洮南至热河、热河之一点至某海港）。
4.张作霖出卖于日本的国家利益
袁世凯、段祺瑞出卖于日本的国家利益，如前所言，仅仅是“法律上”的。因为当时战乱、政权更迭快，实施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么后来如何？在张作霖支持下，日本在东北的势力不断发展。
——路权。当时张作霖正和冯德麟等军阀争夺东北主导权，为了换取日本人支持，张作霖在路权问题上作出大让步。1917年四平至郑家屯铁路在奉天当局协助下筑成通车，郑家屯至洮南、郑家屯至通辽的延长线的承建，也是由张作霖出面协调,日本顺利得到承建权。之后，日本迫不及待地提出了施工要求,得到了以张作霖为首的孙烈臣、吴俊升等奉系要员的赞同，得以开工。四郑铁路郑洮延长线在张作霖的担保与通融下，于1923年建成通车。
1924年，直奉两派矛盾十分尖锐，张作霖正全力准备第二次直奉战争之时，日本乘机又提出索取路权的要求，索要开原至朝阳镇、吉林至敦化、长春至大赉、洮南至齐齐哈尔等四条铁路修筑权，为了得到日本军事上的援助，张作霖马上应允了日方要求,并保证奉省方面尽力斡旋。最后买通交通总长叶恭绰，盗用关防名义履行了批准“吉敦铁路承造合同”。
在他的帮助下，日本积极地抢修了四洮路全线（1923年）、天图线（1924年）、洮昂线（1926年）和吉敦线（1928年）。至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铁路网计划已大部完成。
张作霖被炸死前，又在日方草拟的《满蒙新五路协约》上签字。这个协约规定：由日本政府承包修建下列五条铁路：自敦化经老头沟至图们江线；长春至大赉线；吉林至五常线；洮南至索伦线；延吉至海林线。
——经济主权。在实业上，张作霖大力促进“中日合办事业”。1913 年末，“满铁”打着“中日合办”的旗号，欲攫取辽阳、海城及鞍山一带的铁矿开采权。“满铁”佐藤公所长为此事专门拜望了当时在奉省已属实权人物的张作霖。张为买好日本对日中合办矿业一事不仅表示赞同，还为之出谋划策。结果，“满铁”以“振兴公司”的名义，攫取了鞍山一带铁矿矿区八处。
张还允许日商大仓喜八郎等以私人身份在东北大办“合办事业”。
故伴随张势力的扩张，“中日合办事业”也在东北遍地开花。从统计上看，1917 年以后，“合办企业”的数字有了迅速的增加。所谓的“合办企业”，实际上与日人单独经营无异，因为日方在企业中所得份额一般都会远远超过其应得之份，中方所获得的股份，常常不过是森林、矿山等自然资源，或者日方不能合法获得的部分。“中日合办事业”成为日本经济侵略的得力工具，对于东北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其严重的阻碍和破坏。
——土地主权。张作霖还允许日本人在东北购买土地。在与日方借款谈判的过程中张向日本人表示，日本要求矿山、土地等问题不用北京许可，“我就有有效的许可办法”。而“有效的许可办法”背后必然伴随着利权的大量流失。比如说，1916 年，日本以设厂用地为名提出购买土地要求，张很快复函照准。结果，满铁如愿以偿，于1917年购买了4158957平土地，1918年又购买了362216平。在所购土地中，用于设厂的只有 161.3 万平，其余用于修街市、建住宅、办医院、设学校等，严重侵害了中国主权。在日方购买土地的过程中，尽管采取了种种手段以隐蔽的方式进行，但还是激起了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张出面予以压服，保证了土地买卖的顺利进行。1925年郭松龄失败后，张作霖更是大面积成片出卖国土。
二、经济侵略的危害
——从经济上看，张作霖的一系列卖国行径，使得日本势力得以在经济上全面渗透和控制东北。看两组数字就可明白张作霖卖国的惊人程度：日本对东北的商品输出，1913年为29,775,000 元，到1918年增至69,452,000元，增加了一倍多；投资设厂方面，1903-1913 年日本在中国新设工厂共 154 家，而在 1914-1921 年新设工厂达 222 家。新设的工厂，如冶炼、机械、火药、窑业、油脂、面粉、卷烟、造纸、制皂、制酒等厂，大都集中在东北。
这是非常可怕的，意味着日本已经控制了东北的经济命脉。比如说，张家的兵工厂听起来再厉害，依靠的也是日本人的矿山厂、冶炼厂，是被日本人控制的。
——从路权上，使得日本人在东北形成了成块成线的“国中之国”，将东北分割。这个铁路修筑权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仅仅是经济主权，则日本人的“国中之国”只是块状的，国人可以绕行。而路权出让，则意味着日本人把持了铁路，使得“国中之国”成为线状，将东北分割，国人要想通过必须经过日本人同意，根本无法绕行！——这，等于张作霖的命已经攥在日本人手里！
这当然可怕。1925年郭松龄兵败，是因为此；1928年张作霖被炸死，是因为此；1931年“九一八”前我国关内军队难以返回东北，也是因为此！
三、张作霖既谈不上“卖国贼”，更不是“民族英雄”
综上分析，我认为张作霖的卖国行径是恶劣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
1.张作霖谈不上“卖国贼”
但是我并不认可“张作霖才是危害最大的卖国贼”这一说法。
何也？
我认为，所谓卖国，是出卖国家利益获取自己小集团的利益。张作霖之卖国，固然有此因素，也不完全是因为此。
那么还有什么因素？就是统治阶级的局限性，使得他们对经济侵略相对麻木，与冯学荣们一样持“只要不打我，一切都好商量”态度，因而在日本人压迫下，“迫于势耳”而卖国。
——在张作霖之前，清政府、袁世凯、段祺瑞已经出卖了大量东北利益，张作霖难以抗拒。
——张作霖在东北的统治并不牢固。我在《张作霖的仇人遍天下》等文章中说过，张作霖不过“保险队”出身，冯德麟的部下如张海鹏这些军阀，是根本不听他的自成体系的小军阀。张作霖能一时号令这些人，靠的正是日本人的支持。
您想想，有诸多“前任”打下的基础，日本人势力已经在东北那么强大，郭松龄那么厉害，日本人一旦站在张作霖一边，郭就土崩瓦解，可见日本人在东北势力有多大？张作霖敢不听日本人的？
也就是说，其卖国行径，在更大程度上是统治阶级局限性所致，而不是因为这个人多么亲日甚至趋于汉奸。
2.张作霖更不是“民族英雄”
但是，张作霖们的这些绥靖政策，是“抱薪救火”，导致日本人的缰绳一步步在中国的脖子上勒紧。
到了“九一八”之时，日本人在东北的统治已经在法律上被确认（事后国联咋“断案”的？将事变的责任归于中国、认为日军不过是“防卫过当”而已），以张学良、张作相为代表的东北军政官员已经无力约束张海鹏、于芷山、熙洽这些人了——这些人，只要争取日军一个大队长支持，张学良、张作相能奈其何？

@折翅飞鲨 2016-01-12 19:45:27
没看明白哪卖国了，这不就是吸引外资修路，吸引外资建厂投资么？你是说老张是改革开放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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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外资带着军队过来，不遵守中国法律……

@Glelele 2016-01-12 18:43:50
请问LZ，918前夕，以熙恰为代表的东北地方实力派，和少帅之间的关系如何？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又如何？互相之间的影响力多大？可以细说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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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张家是日本在东北的代理人，熙恰们自然要服从，起码不能作乱。
同时，张家要维持在东北的统治，自然需要熙恰等在东北有一定势力、一定影响的人物。

@shangwu2005 2016-01-13 20:01:32
东北日军不是张作霖引进外资带着军队过来的，
也不是袁世凯、段祺瑞带来的，
准确说，是俄罗斯人把日本军队引来的，
如果俄罗斯军队没有占领东北，不会有日俄战争，也不会有东北的日本关东军驻军。
当然如果没有日俄战争，东北现在应该叫“***斯坦或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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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东北日军，从日俄战争开始进入东北，清政府保持中立、随后又与日本签约，确保了日军驻军权力。
此后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都有很大责任，但张作霖无疑责任更大！

有人为了黑张学良，胡吹张作霖，昧良心啊！
即使那个“手黑”而“寸土不让”的传言，恐怕也只是传说。即使不是传说而是真事，也没有价值——是“说了什么”重要？还是“做了什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