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妈工厂”是个宝

杨支柱

武汉黄陂有个“宝妈工厂”，老板和员工全是带幼儿的女人，工厂有儿童游玩室，实行弹性计时（只要总时数够了，迟到、早退或某一两天不到无妨）或底薪加计件奖制度。“宝妈工厂”满足了广大育龄妇女生养、工作两不误的需要，在低生育率积重难返的今天具有极其重大的社会意义。

这个“宝妈工厂”跟孙大午办幼儿园、中小学养老院和医院有异曲同工之妙。“宝妈工厂”在“青工荒”的今天招到了很多带孩子的女青工，虽然暂时会给企业增加一些开支、降低一点效率，但总比招不到工人强，而且也比招中老年工人强。随着孩子上幼儿园、小学，这些女青工的劳动能力会越来越强，劳动效率会越来越高。大午集团办社会则使当地乡村生活各方面都更加便利，是防止本地人力资源过度流入附近京津石保的必要措施。企业办社会将本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利润用于乡村公益事业，短期放缓了企业的经济增长，但改善当地生活环境有助于留住人力资源，对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是有利的。

有人性的企业也更能激发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从而使企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员工忠诚度高的企业必定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用孙大午的话说，就是乌龟虽然短跑跑不过兔子，但长跑可以，而且比兔子活得长久。他的“私企立宪”，就旨在养“不死龟”。

看来人民公社和公办企业的低效率问题不在于企业办社会，而在于商不能由官来办。公家总是由官员来代表的，公办必然表现为官办。公办企业必定会陷入低效和腐败的轮回，因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官办企业如果能赚大钱，那一定不是依靠竞争，而是依靠垄断。

公企办社会不但像公办企业一样会陷入低效和腐败的轮回，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腐败，因为它是用国家的钱为极少数国民谋福利。私企办社会则是一种奉献，私企老板用自己的钱为员工和乡邻谋福利是有权处分，还减轻了国家在教育、医疗和社全福利上的负担。而私企老板之所以愿意花自己的钱做这种利民（员工和乡邻）又利国的事，说明这样做对他自己或他的家人、家族最终也是有好处的。这种各方面都得利的好事，破坏它的人真是丧尽天良。

这回放出来还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