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兰花居伸脚录”这个帖子发了三次才审核通过，不知问题出在哪里。这个题目是我早醒无眠，赖在被窝里忽然想到的，自觉没有狂悖冒犯之意，其来由有二，略述如下：

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拳足而寝。僧人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乃笑曰：“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

这是张岱《夜航船》序里讲到的一个故事，也是我最喜爱的故事之一，经常翻出来玩味，每每忍俊不禁，独个儿偷着笑，笑过之后，又每每惕省，可有僧人伸过脚来？张岱的序中接着说：“余所记载，皆眼前极肤浅之事，吾辈聊且记取，但勿使僧人伸脚则亦已矣。”僧人的脚伸还是不伸，不在僧人，而在士子。文载道（金性尧）翁有一篇日记体文章，主写日常猎读事，准备发表的刊物停办了，拿到别的刊物发表，原来的题目不合适，因文章最后提到张宗子上述故事，金老索性取名《伸脚录》。我觉得此意甚好，便借来一用。
读姜德明《余时书话》，说黄宗江先生的藏书钤有“江珊藏书”。当时便想，这“江珊”二字一定是两个人的名字，又担心弄错了，被僧人伸过脚来，赶紧往下读。果然，“江”指黄宗江，“珊”是他夫人阮若珊的简称。于是，心里一动，何不也以此法，将我与夫人的名字合二为一作为堂号？
我老丈人是解放初的老师范生，教了一辈子书，性缓而厚，喜酒，每醉便吆喝卖闺女。膝下一儿三女，除儿子没舍得卖，三个闺女都曾被吆喝着卖过，只是酒醒便不认账，要闺女不要酒钱。他为子女起的名字很特别，大俗大雅，花果鸡鹅平常物，俗得掉渣，雅得飘香。我曾作打油诗曰：“长居河滨旁，鹅浮绿水上。花美翠鸟唱，喜闻芝兰香。”把他的一儿三女和三个女婿的名姓嵌了进去。
我家婆的名最后一字“花”在其兄妹中最俗，但与我的姓配合成“兰花”又是大雅。黄德海《泥手赠来》的书名出自一首诗：“笑问兰花何处生，兰花生处路难行。争向襟发抽花朵，泥手赠来别有情。”对兰花的解释是“圣贤之学即是人生的兰花，生在崎岖险难之处。”我等非做圣贤之学的人，能取其生在险难之处，孤芳自赏，独自生香足矣。我与家婆从结婚到现在，同居一个屋檐下，以“兰花居”为堂号，岂不是雅上加雅？在如此之雅的居室读书写字，只有我伸脚的份儿，岂是僧人能伸得过脚来？嘿嘿！
此即为取“兰花居伸脚录”作题目的缘由，并无别意。

兵分三路，安家五处

开帖先秀肌肉，显摆显摆兵力，狐假虎威，为伸脚壮胆。

想不起是哪位先生，家里书满为患，求朋友帮忙找个存书的房子。朋友对他说，这个年代，连人住的地儿都不多，哪里还有书住的地方。此话在理，看看周边的人，不背着房贷过日子的真是不多，不是为自己贷，就是帮儿孙贷。贷不贷款且不说，至少他们有个自己的窝，哪里像我，活了大半辈子，名下地无一垄，房无一间，住的还是租来的房子，更遑论我的书，同我一样四处流浪，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从未仔细统计过有多少书，估摸着万八千册是有的。这些书跟着我，几乎没有过上几天安生日子，早期的书随我颠沛流离搬过数次家，往少里说也有五六次吧。先是陪我过单身生活，床上床下地住着。结婚后有了两间租来的平房，随我住进平房的纸箱子里。然后，家婆单位分得一套房子，它们被搬进家中的高低柜里面。等到我单位有房子，装修时特意在衣柜中间挤出几个格子，为书籍安置了可以稍稍舒展身段的地方。再后来，省吃俭用地购得一套稍大些的商品房，首先考虑的是给这些饱受流浪之苦的书籍好好安个家，腾出一间屋做专门书房，配上书橱；又在客厅里辟出一面墙，顶天立地地打上书架。看着橱里、架上一排排的书列队向我致敬、冲着我笑，我也向它们致敬、冲它们笑。谁曾想到，好景不长，忽然单位要整体搬迁到异地，房子不能要了，有人想加上十万二十万房款将我的藏书一并买下，打死我也不肯答应。后来书橱书柜全归了人家，书籍和我一起失去了自己的家。人有胳膊有腿，在单位集体宿舍里找张床就能将就，可是书呢？
如果把我的藏书比作部队，它们现在是兵分三路，五处安家。也可以说是分成三大兵种，安扎在五个驻地。
第一大兵种为主力部队。现在是和平年代，虽无需常用兵，备战备荒却须臾不可少。我用纸箱把它们包裹得严严实实，雪藏在朋友父亲厂房的一个房间里。终究是主力，数多量大，虽然暂时用不着上战场，也难得见面，总是让人牵肠挂肚。下雨阴天，担心会不会过水受潮？会不会被蠹虫啃噬？天气好的时候，担心会不会被哪个雅贼惦记？会不会被蛮人当废品卖掉？肚子里七上八下，不能安生。
第二大兵种为保障部队。大兵未到，粮草先行。断水断粮是绝对打不了胜仗的。这支部队是保证能偶尔满足一下我阅兵的虚荣和调用资料，及选拔培养军队干部所用。我让它们扎营在家婆暂时租住的房子里，也算是根据地，每个周末和假期我要在这里与它们相处一段时间，叙叙家长里短。因为是租来的房子，不值得填充家当，起初它们都散养在地上、隔板上，后来不断征兵购新，越聚越多，鸠占鹊巢，大面积侵占了人居住的领地，惹家婆不满，我便花了几百元购得一组可拆卸的简易竹制书架，安置了一些，仍捉襟见肘，只能给家婆多赔笑脸。
第三大兵种为机动部队。这是一支伴在我身边，由我随时指挥调度的部队，也可称之为游击队。因为我是狡兔三窟，它们也兵分三处。第一处是办公室，工作之余用来捶肩敲背，自然都是我的亲兵。第二处是集体宿舍。说起来话长，刚来新地时，住不惯多人同室，租了一套公寓，谁知没有暖气，下班回去扎进被窝不敢动弹，哪有心情与书温存，只好搬回来合住。费了点心机，求了爷爷拜了奶奶，加上天时地利人和，晚上自己可以独享一间屋，便张罗着找到一张废弃的写字台，把一个破旧的架子“掐头去尾”，叠在写字台上，像模像样地在房间一角捣鼓出一个能安置图书和夜读的地儿，孤灯黄卷，乐在其中。又是好景不长，单位合并职工住宿房间，一下子进来两个人，挤得连走路都不方便，晚上也没有了独乐的空间。正惶惶时，家婆体谅，允我在外租一套房子，部分书便又有了新的落脚点，随我住进了新家。
母亲常说，多一物多一累。这些书不仅耗费了我大量的金钱，也几乎耗尽了我的全部心血，为了给它们安置一个住的地儿，绞尽了脑汁愁断了肠。什么时候才能让它们兵合一处，集体操练，练就一支“招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威武之师呢？这便是我后半生伟大的梦想。

今日收到网购的钟淑河编，岳麓书社出版，周作人作品三种六册：《知堂序跋》（全三册）、《知堂题记》（全二册）、《知堂美文选》。周作人的书能大量出版确实不易，钟叔河先生功不可没。








翻着新书，想到《知堂回忆录》。读过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的《知堂回忆录》，上中下三册，共206节，记自己求学、教书、写作的经历，很少有涉及政治、家庭等方面的事情，就是这样一部回忆录，也生出许多的枝节。后来读胡洪侠的据他自己说是没有写完的文章《周作人的<知堂回忆录>》，对此书的出版及“书外的人与事”有了一点了解，今日得空略作罗列备忘。
首先看版本：
1.初版本，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0年5月出版，精装港币16元。书前收有周作人致曹聚仁的两封信札手迹。
2.初版本问世不久，香港书肆就不见了，两个月后，出了一个听涛出版社的版本，内容与封面同初版本一样，只是少了书前收有的两封信札手迹。
3.过了半年，三育又出了第二版，与上述两版相比，多了一封知堂的信札手迹，但不是第一版的那两封。
4.根据《周作人年谱》，1974年4月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又有出版。
5.1984年有人在浙江绍兴鲁迅纪念馆买到了1980年11月版的《知堂回忆录》，可能是翻印的香港三育版。前些年我去鲁迅博物馆好像见到了这部书，当时没有买，也没细看版本，只买了一本关于鲁迅故居的书。
6.1982年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了“内部发行”的简体版，书名改成《周作人回忆录》。
7.之后，许多出版社都出版过，比如敦煌文艺和江苏人民版。我当时想买香港版本，但由于邮寄时间需要三个月时间，就在当当网选择了江苏版，估计香港版内容会充实些。
第二是初版本的那两封信札手迹为什么后来不见了？
其实，关键就在这两封信。两封信上写了什么？初版前面的两封书札，一封是5月20日的信两页，一封是10月13日的信一页。内容较多，不录。最主要的：一是说鲁迅墓前的塑像“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的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算作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子上的人岂非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二是涉及许广平的，“她对于我似有偏见，这我也知道，向来她对我通信以师生之礼，也并无什么冲突过，但是内人以同性关系偏袒朱夫人，对她常有不敬的话，而妇人恒情当然最忌讳这种名称，不免迁怒，但是我只取不辩解的态度，随她去便了。”
就是这两个内容，似有对鲁迅和许广平有不敬的意思，刚刚出版了的书不得不销毁，已经出售的书被高价收回。并且还有一点，这样做的不是大陆，而是在英统下的香港。严重吗？在现在看来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当时是很严重的问题。时代在变，对同一个问题评判标准也在变。任何时代都会有时代标准，写书人、出书人都要符合这个时代标准，出版一本书不容易。

藏身之所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五彩斑斓的。其中一个梦想是成为“隐形人”，来无影，去无踪，想干嘛干嘛，比如能不知不觉地站在欺负过我的人面前打他耳光，到供销社柜台里面吃西果子，潜入语文老师宿舍看看她有没有一双绣花鞋……长大后知道，根本不可能有“隐形人”，人来到这世上，无处可逃，无所遁形，曾几何时，就连大脑里藏着的东西也要被逼迫出来，“老大哥”不仅要看到你的皮囊，还要透视你的内脏。
然而，自古至今，有不少想“隐形”的人，“隐士”之多便是明证。几年前买过一本外国人研究中国隐士的书，因为是学术类著作，没有好好读，对中国的隐士和隐士的精神知之甚少。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隐士》中说：“隐士，历来算是一个美名，但有时也当作一个笑柄。最显著的，则有刺陈眉公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诗，至今也还有人提及。”先生所提到的诗，出自清蒋士铨的《临川梦•隐奸•出场诗》，全诗为：“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称著作，绳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当然是笑话故作清高，附庸风雅，沽名钓誉，寻终南捷径者。
据说陶渊明不为二斗米折腰，挂冠归田，采菊东篱下，算真隐士，却仍是没有隐得住，被几百年后的苏东坡发现了，视为“高峰绝尘”的偶像和知音，一念桃花源，穿越时空与之灵魂对话，用与陶诗同样的韵律和了陶渊明的所有诗。可惜，苏东坡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使他做不了隐士，成不了陶渊明，只能做旷达之士。
做隐士难，身隐更要心隐。但是，人不能老是被太阳烤着，总得找个阴凉地儿；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总得找个静心场所；人要完善自己积蓄力量，也得找个独处空间。哪里是藏身之处呢？山上、竹林、海岛、湖边、沙漠都有人去过住过，也有人找到另一去处——书里。当一个人累了、烦了、失意了，书确实是个不错的藏身之处。16世纪奥斯曼土耳其诗人切莱比说他书斋里的每一本书都是“驱散全部烦恼的真诚可爱的朋友。”乌拉圭作家卡洛斯•M•多明盖斯《纸房子》里说为什么读书，“对我个人而言，每天能从尘俗之中挣脱出来透个气儿，让自己浸淫其中几个钟头，就是莫大的愉悦了。”叶灵凤也说“真正的爱书家和藏书家，他必定在一个广阔的人生道上尝遍了哀乐，而后才走入这狭隘的嗜好以求慰藉的人。”这些都是从消极方面拿书做藏身之所，还有另一种积极的方面，比如精神饥渴了需要营养，能量不足了需要补充，“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在书里拜师访友，求学问道，也算是隐形藏身吧。杨绛先生说的“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最能说出藏身书中之乐。因为喜欢，多抄几段：

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不问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不问他属于现代古代，不问他什么专业，不问他讲正经大道理或聊天说笑，都可以挨近前去听个足够。我们可以恭恭敬敬旁听孔门弟子追述夫子遗言，也不妨淘气地笑问“言必称‘亦曰仁义而已矣’的孟夫子”，他如果生在我们同一个时代，会不会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先生呀？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临刑前守在他身边，听他和一位朋友谈话；也可以对斯多葛派伊匹克悌忒斯！
壶公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每一本书——不论小说、戏剧、传记、游记、日记，以至散文诗词，都别有天地，别有日月星辰，而且还有生存其间的人物。我们很不必巴巴地赶赴某地，花钱买门票去看些仿造的赝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只要翻开一页书，走入真境，遇见真人，就可以亲亲切切地观赏一番。说什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连脚底下地球的那一面都看得见，而且顷刻可到。尽管古人把书说成“浩如烟海”，书的世界却真正的“天涯若比邻”，这话绝不是唯心的比拟。世界再大也没有阻隔。佛说“三千大千世界”，可算大极了。书的境地呢，“现在界”还加上“过去谨”，也带上“未来界”，实在是包罗万象，贯通三界。而我们却可以足不出户，在这里随意阅历，随时拜师求教。谁说读书人目光短浅，不通人情，不关心世事呢！这里可得到丰富的经历，可认识各时各地、多种多样的人。

杨先生说的够透彻了，我不敢多置一词，便什么也不说了。

发了两次帖子怎么一直不见显示？

五楼、六楼怎么没有了，也就说了点有关书和书店的事，又敏感了什么？

由《缠足史话》想到的

《缠足史话》，日本冈本隆三著，马朝红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2017年2月2印，“世说中国书系”之一。这个系列的书我买过十种，除一种为韩国人写的之外，其余皆是日本人写的。日本这个民族的厉害和可怕之处甚多，他们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地理乃至政治经济的研究不仅全面而且深刻，远非国人的一些研究可比。《缠足史话》的作者冈本隆三，1916年生，中国问题专家，有大量著述，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各方面。此书是根据日本东方书店1986年版译出，主要阐述了缠足的产生与方法，以及作为缠足社会背景的男女关系历史，虽然篇幅不长，既关注到细节又有深层发掘，引人思考。
在我小的时候，村子里上了点年纪的妇女，差不多都是小脚，看她们走路摇摇摆摆的样子觉得好玩，跟在后边学，受到嗔怪斥责便作鸟兽散。上中学时，小脚“遗老”陆续仙去，我自家还有两位奶奶健在，也都八九十岁，每看到她们颤颤巍巍，步履艰难的样子，会感到于心不忍。再后来，读过几本书，知道了过去妇女身心受到的摧残，便增加了对包括缠足等一些旧习俗的痛恨，却很少思考其背后的原因。
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有的令国人世代受益，引以为荣；有的却贻害大众，令人尴尬。如果要列举中国古代独特的习俗和体制，排在前三位的一定有缠足、宦官和科举。后两者虽非中国特有，却以中国为盛，缠足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习俗，举世无双的“国粹”。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出现在中国，或在中国大行其道？背后有怎样的社会和心理动因？稍微往深里想一想，就会不寒而栗。其罪魁祸首是不把人当人，而是当奴才、当玩偶、当工具。
许多研究者都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是超稳定结构。稳定的基础，在我看来是“齐”和“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均贫富；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等，不能冒头，冒头就形成威胁，必除之而后快，就需要削平割平。“齐”和“平”的潜台词是“去势”。宦官是去了势的男人自不必说（去阳势），把文人赶到一条路上的科举是去文人的势（去心势），让女人缠足是去女人的势（去阴势）——让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任男人摆布——毫无疑问，这是将妇女当作“家畜”圈养、当“花瓶”供养、当“工具”为传宗接代生养，并不把女人当人待，甚至连名字也不能有，只以父姓夫姓为名，如陈李氏等。进而言之，把农民束缚在土地里，把文人赶上独木桥，把男人的根去掉，又岂是将人当人。
得势便猖狂，谁得势谁就有资格不把别人当人看。中国历史很长，然而不过是势力的此消彼长。撇开男人之间的争夺，我们仍可清晰地看到不同势力间的较量：汉高祖后，吕后掌权，之后成为“女宠”政治，外戚掌权；到了东汉，为了限制外戚，宦官得势，差不多成了中性统治；武则天时代，女性统治达到顶峰；有宋一代，文治天下，文人得势；大明女权被彻底扼制，虽然宦官猖獗，但男人的统治得到根本巩固，至清朝达到极致。“去阳势”（不止太监）、“去阴势”（不止缠足）、“去心势”（不止科举），贯穿历史始终。
女人缠足，据说始于北宋，普及于明朝并兴盛于清朝。宋之前，特别是隋唐的女人相对开放自由，没有受到男权过度的压制。男权对女权的控制，主要通过男性人为设置的礼教，宋明清随着朱子理学对人思想的钳制，对妇女贞节要求愈演愈烈，缠足这种本来并不普及的个别人的行为，被充分利用，广为普及，最终成为束缚妇女的一种手段，演变成一种习俗。这种普遍的习俗影响着整个社会风尚，逐渐改变了群体心理和对女性的审美趣味，把“三寸金莲”作为评价女性美的第一标准。明唐寅有一首《咏纤足排歌》：“第一娇娃，金莲最佳，看凤头一对堪夸。新荷脱瓣，月生芽，尖瘦帮柔绣满花。从别后，不见他，双凫何日再交加。腰边搂，肩上架，背儿擎住手儿拿。”脚成为当时女人的“性感带”，如同今日讲究的“三围”，供男子“昼间欣赏，夜间把玩”。变态的社会审美倾向激发了女性变态的审美追求，把缠得一双小脚当作闺房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来做。
现在有许多人对古代要求妇女缠足不理解，认为这是陋习，是愚昧，他们忘记了这种愚昧的陋习，在古代人看来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就像现代人觉得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情，再过几百年、几千年，那时的人也会觉得荒唐可笑、愚昧落后一样。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今人来说，千万不能忘记，缠足等恶习虽已消除，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莲癖”等变态的东西在人的潜意识和集体无意识里仍然根深蒂固。
《缠足史话》最后讲到一个真实的事件：在伦敦繁华的大街上，英国21岁的女模特芭芭拉•洛克伍德在人群中突然倒了下去，当救护车赶到时，人已经死了。她因何而死，没有一家机构和一名医生能找到死因。过了一段时间，有位整形外科医生说出了他的结论：“杀害芭芭拉小姐的真凶，是她穿的高跟鞋。”这件事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反穿高跟鞋运动浪潮，但最终不了了之，穿高跟鞋者如今仍大有人在。岂不知穿高跟鞋的行为，不过是变相的缠足而已。那位得出芭芭拉小姐死因的医生，对此有过详细描述，因篇幅不引。
女人为什么喜欢穿高跟鞋？从心理动因来说，其实也与缠足一样，是男性主导的社会男女关系，特别是性吸引因素在作怪。不止如此，隆胸、整容、抽脂、化妆等在现代大行其道。“你正在一点点被杀死，”这些类似自残自贱的行为，杀死的不只是身体，还有作为一个人的自信，不把自己当人，而是当作物一样地摆弄。
波伏娃有一句著名的话：“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何止是女人，男人又何尚不是？宦官没有了，但奴才还在；科举没有了，但精神阉割还在；高跟鞋、整容等还在对女人的身体和心理进行着另一种改造。新瓶里装的不一定是新酒，换了汤的药还是那些药。

购《中国风尚史》（全4册），陈炎主编，山东友谊出版社2015年版，全书分为先秦卷、汉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宋辽金卷、元明清卷，用140余个关键词条串联起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的流行风尚，荣获山东省第三十一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陈炎，为山东大学副校长、《文史哲》主编，美学家，著有《中国审美文化史》《积淀与突破》《反理性思潮的反思》《多维视野中的儒家文化》《中西比较美学大纲》等。
文化、文明、风俗、风尚这些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形式？长期的风尚谓之风俗，短期的风俗谓之风尚？这套书不知能否纠缠清楚。

孙犁先生是藏书家、爱书人，所藏量大范围广，且讲究版本装帧。《耕堂劫后十种》第九本集子《如云集》里，收录了《我的经部书》《我的史部书》《我的子部书》《我的集部书》《我的丛书零种》五篇谈藏书的文章，简要述及作者收藏的部分古籍图书。
经、史、子、集四部是我国古代书籍的分类法。经部主要包括经书和经解等，经书没有几种，“四书五经”属经书，还有“六经”、“十三经”说。经部书多数是对经书的注解。孙犁先生藏有许多经部书，不少还是珍本，他却谦虚地说自己所存“经部书寥寥”，就以他收藏的“寥寥”经部书而言，一般藏书人也难望其项背，何况我等泛泛之辈。
孙犁先生收藏的史部书量很大。中国历史悠久，中国人注重历史，积累起来的史书汗牛充栋。史部书分十四大类，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古史、别史、杂史、载记、传记、诏令奏议、地理、政书、谱录、金石、史评等，每类又分若干小类，如杂史中有事实、掌故、琐记等。孙先生说他青年时并不喜好史书，中年以后才逐渐开始收罗史书，所藏正史、编年类的书不算，作者说他收存的杂史、载记类书籍“应有尽有”；单是从旧书摊买来的四部丛刊的零本史书就装满了一个书柜。
按旧图书分类法，子部书包括周秦诸子、儒、法、兵、农、小说、释道、医、杂各家，还包括天文算法、术数、艺术、类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总叙说：“自六经以外立说，皆子书也。”可见子书包罗万象，周秦诸子就号称“百家”。孙犁说，他的藏书中，以上各家的书，都略有购置，“惟天文算术一类，因一窍不通，一本也没有。”
集部书更是浩如烟海，收不胜收。孙犁先生收有的汉魏六朝、唐、五代、宋的集部书规模很大，如唐集，他说：“我藏唐集，与《书目答问》所列相较，互有出入，所差无几。”元明以后，“文章已渐露轻浮，文人亦多轻薄”，所以收藏较少。
四部之外，孙犁先生还收藏了大量丛书，不赘述。至于排印本的现当代书籍更是不计其数。对今人之文章，先生有“三不读”之说：言不实者不读；常有理者不读；文学托姐们的文章不可读。当引以为戒。
读书买书就如滚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多。孙犁打了个比喻说，“像顺藤摸瓜一样”，“像蔓草生长一样，不知串到哪里去”。书太多，不能都读，“真正吞下肚的，常常是那些小个的瓜，大个的瓜，就只好陈列起来了。”孙先生的经验是：“人在书籍极端缺乏时，才能精读，才能受益。古人借书、抄书，终于有成，这是有道理的。农村有句俗话，儿多不如儿少，儿少不如儿好。可以移用于读书。儿少、儿好，反可以得济，书的道理相同。”他建议有些书特别是丛书不必求全，“有很多丛书，编得很杂乱，且多有重复，有删节。出书也没有计划，编者、校者，都不是高手。这样的丛书，买全了，也没有多大用处。买零本书，可以选择有用的书，买回来看看也方便。”
前些日子，看到全套“三联经典文库”，犹豫买还是不买时，想到孙先生的话：“呜呼，逝者如斯夫！及至衰暮之季，稍有余裕，余又飘飘然以为自己能作诗；懵懵然以为自己会写字；残存些破书烂纸，有时又自诩为藏书家。此实余晚年不自量力，无自知之明，三件极可笑之事，宜深戒也！”于是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