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是个坏东西，这没问题。其实，早在老祖宗那里，“阀阀”开始好像还是挺中性的，只是门阀才有点贬义。但近代以来，凡带上个“阀”字的名词，就有点骂人的意思了，军阀、学阀、财阀、党阀……，细排下去，大概可列十几个。其中，军阀是最为人鄙视的，因为这些人手里有枪，属于千余年来为国人所不齿的军汉武夫，行为粗鲁，不讲道理，看上哪个女学生就要抢拉去当姨太太的。但不幸的是，五四前和五四后，政坛上主角却只能是军阀。有枪的，说话声音就大。声音大的人也不光干坏事。五四上街抗议的时候，学生一批批被抓，北大法学院都改成了临时监狱，好像当局依然心如石铁。后来的转机，历史教科书上说是“上海工人一声吼·”，北京政府害了怕，赶紧命令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实，当时声援的不仅有工人，还有军阀，闹得最凶的当属号称善战的北洋军阀第三师的师长吴佩孚。此公时在南北军阀混战的湖南前线指挥，却总是在报上抨击卖国贼，今天一篇《驱鳄鱼文》，明日通仿《讨武曌檄》。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其实也在帮腔，所谓的“上海工人罢工的严重后果”云云，其实是他拿来吓唬北京政府的。到底谁最后起了作用？说不清，但至少不能说军阀的起哄没有一点作用。
这里并不只是声音大小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声音大的人所作所为，对后来历史的影响。《新青年》风靡海内，销量最多时不过万余，下层的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时局怎么回事，就是知道也理解不了。而军阀的政治操作，动辄波及数十万的士兵或者成百万的老百姓，让他们过了多少年，也记忆犹新。
五四以后的军阀，还真是喜欢弄出点动静。直系军阀吴佩孚一直在想辙，让部下崇拜自己，一边动作夸张地作秀，一边作“精神讲话”，告诫部下，上下级就是君臣，人人都要讲究五常八德。他自己则坚持“五不主义”即“不借外债、不住租界、不与外人勾结、不做督军、不抢地盘”，其中“不借外债”和“不住租界”等，还真是做到了。胶东的军阀刘珍年也想大家崇拜他，办法是让部下士兵人人佩带他的像章，背诵他的语录。像章是瓷质的，语录也有本。那个掘了西太后并乾隆陵墓的小军阀孙殿英，没有语录，更不能作“精神讲话”，但人家搞了一个教门――庙会道，自己就是道首，部下几万官兵都是道徒，军队编制和教里的组织互相重叠。他身边还有一个会神灵附体的“口”，孙殿英发布命令，往往就是神谕，难怪人家的士兵掘坟的时候胆子那么大。
做事不那么赤裸裸的也有。他们利用送宗教的仪式和精神来进行教育和控制，并不直接让部下官兵崇拜他们自己，但结果却更好。唐生智割据湘南时，碰上了一个顾和尚，就迷上了藏传佛教。人家居然能把佛法讲成忠义和爱国。讲还不算，干脆领着法师一个营一个营地给全体官兵受戒。官兵受戒后，发给受戒证章一个。如此一来，竟然让他练成一支佛军。相比起来，冯玉祥似乎更洋气一些，他看上的是基督教。当然，解释岀来的基督教教义倒也差不太多，也是爱国、爱群和忠义。冯玉祥的军队，全军受洗，每营配有随营牧师，开办基督学校，按时讲道做弥撒。自然，人们都叫他“基督将军”。
动静更大的，不仅在军队上，而且把文章做到地方的老百姓头上的，也有几位。比如山西的阎锡山。这个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把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组织，搬到了山西农村，重新编村，整个组织起来，一套是村、闾、邻的行政网络，一套是各级社会组织像“息讼会”、“监察会”等等。村、闾长都是省里登记在案的官员，由政府发给补贴，对所辖村民握有生杀予夺之权，阎锡山管他们叫“村干部”(这个‘干部’乃日本外来的名词)。村干部和社会组织首领，将所有管理工作分解成一个个项目，定期检查。村民有思想或行为不端者，马上进行思想教育，教育不好，则送到县上的“莠民工厂”去劳动改造。武力监督执行这些措施的，则是由现役军人派到农村组织的保卫团。凡农村的成年男子都要加入保卫团，它既是正规军的预备队，同时也是农村的警察，村干部要动武的时候，靠的就是保卫团。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也有类似的表现，只是他们吸取了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的梁漱溟的某些做法，农村组织实行政、学、军三位一体化；县、乡、村三级，既是三级行政组织，也是三级国民学校体制，又是三级民团。毎级的行政首脑，也兼任民团团长和国民学校的校长；在改革同时，实现干部年轻化、知识化。
综上所述，可见在五四以后的二三十年代，军阀们还真做了不少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对后来的政治以及政治文化，一样具有其影响。
思想家和知识界创造着历史，而军阀、土匪、马贼、帮会龙头、兵痞以及各色乡村能人也在创造历史。在一个处于动荡的前现代国家：后者的能量从来就不比前者小，影响更不比前者小，貌似正统的史学家却一直漠视这一点。恰是因为动荡和变化，使得这些人还格外地活跃。中国政治的资源，其来源其实不尽是西方的，还有本土的。本土的也不尽来源于典籍和先贤，还有不少其实真有点上不得台阶，甚至于下三烂。
历史就是这样：养料吃下去可能会吐，但不耽误把垃圾食品当点心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