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

记忆中的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一场秋雨过后，第二天上大街，突然看到街面上铺了一层落叶，远处的山巅，近处的楼顶，因为被秋雨洗过而显得非常清隽，而落光了树叶的树枝，像鹿角一样美丽。风阵阵吹过，让人感到了寒冷。举目望去，大街上都是穿着毛衣棉衣的人。
而让人们感到更加心寒意冷的，是一则则不胫而走的消息。
就是在那年秋末冬初，很多人第一次听说了一个新的疾病名称：AI滋病。
以后，我曾经对AI滋病患者进行过采访，但是就在我还在那座小县城里过着行尸走肉一样的枯燥生活的时候，好几个记者已经开始了孤独的寻找真相之旅。那时候，连一些专家医生也不知道这种疾病的危害，也不知道这种疾病的名称。当地一些人极力掩盖真相，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们的政绩。记者踽踽独行的身影，行走在黎明广漠的大地上，行走在凄风苦雨中，这种情景每每想起来，就让人感动。后来，当我也做了记者的时候，他们都成了我非常要好的朋友。
那年冬天的AI滋病突如其来，这种一贯以为只生长在肮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疾病，竟然就在我们的身边被发现了。一名妓女去医院检查身体，被检查出带有AI滋病毒。
很快，有关部门组织人员，对全城相当多的娱乐从业人员进行身体检查，发现好几例AI滋病毒携带者，而妓女们80%以上都染有各种性病。有的甚至一身兼数病。
这还只是酒店桑拿里的妓女，而那些站街女们，染病的比例肯定更高，因为她们更没有防范意识，她们接触的人群更为庞杂。
然后，这条街道再次遭到整顿，每个站街女都要进行身体检查。然而，这些妓女们一见到执法车辆，就装着良家妇女，披上随身带着的长衣服；一见到执法车辆离去，就脱掉衣服，露出本色。
10年前的站街女们丝毫没有戴安全套的意识。她们嫌那个橡胶制成的东西要花钱，嫖客们嫌那个东西麻烦。
那时候的安全套还不叫安全套，叫避孕套。那时候，经常在大街上看到小孩子们一人一个避孕套，是有关部门派发给孩子家长的，孩子们比赛谁能将避孕套吹得更大，结果，每个人都吹得嘴巴油腻腻，脸上亮闪闪。
卖淫就像洪水猛兽，当无法杜绝的时候，就只能疏导了，这就好像大禹治水。
于是，很多志愿者来到了这条街巷，向妓女们义务讲解安全知识。
也是在那次讲解会上，小雯见到了小兰和唐姐。


小兰有钱了，她穿着时尚，顾盼生辉，走到哪里都是人们关注的中心，也是在那次讲解会上，很多人认识了小兰。
那是一个周末，志愿者们借用了附近学校的一间教室，召集大街上的妓女们开会。妓女们从来没有开过会，她们过着松散而随意的日子，从来就没有过哪一级组织领导过她们，她们也从来没有归属于哪一个部门管辖。当这个城市里出现了服装协会、鞋业协会、信鸽协会、藏獒协会等等各种各样协会的时候，她们却没有一个协会。她们是一群山间觅食的野鸡，野鸡是没有行业协会的。
告示贴出好几天了，学校里没有一个人来。志愿者们又把传单发到每一个貌似妓女的人手中，还是没有人来。六天过去了，就在志愿者准备撤离的时候，第七天午后，来了几个妓女，好奇地探出头来，说：“听说你们这里开培训班，就来看看。我们技术好着呢，不需要你们培训。”志愿者哭笑不得，向她们解释说：“我们不是来培训你们的技术，是来教你们增强安全意识。你们搞错了。”
这几个女人留下来了，听志愿者讲课。过了一会儿，又来了几个人。再过一会儿，又有人来了……就这样，那间学校的教室里来了上百人，摩肩接踵，水泄不通。
一名女志愿者向妓女们解说：“在做爱前，一定要把安全套套上去，这样就会保护自己。”一名男志愿者伸出右手大拇指，左手将安全套套在了右手拇指上。
“这样就安全了？”最前排一名妓女问。
“是的。”女志愿者说。
“啊呀，我知道了，做那事前，给大拇指套个套套，就安全了。”小兰站起来说，“我还担心学不会，原来这么简单。”
台下想起了哄笑声。
“不是给大拇指上套。”女志愿者说。
“那是给哪里套？”小兰不解地问。
“是……”女志愿者脸红了，“反正不是给大拇指上套。”
“我明明看到他是给大拇指上套啊，怎么就不是了？”小兰继续问。
“给那个东西上面套。”男志愿者红着脸低声说。
“没听见，大声说。”下面几个妓女打趣说。
志愿者都窘红了脖子。
唐姐知道怎么用，当初为了避孕，她一直用着这个名叫避孕套而现在叫安全套的套套。她在后排大声喊：“你们两个真人实验一下，我们又不是没见过嫩JB。”
这次，所有妓女都笑了，只有志愿者没有笑，他们快哭了。

按照传统的新闻报道的写法，我参加了那次志愿者的培训会后，一定要在稿件中写道：“通过培训，妓女们提高了思想觉悟，认识到了自身知识水平的差距，她们纷纷表态，以后一定珍惜生命，为社会多做贡献。”事实上，在我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有关部门提供的通稿上也是这样写的。然而，我在现场看到妓女们没有写决心书，妓女们将志愿者抢白得哑口无言，妓女们的思想觉悟并没有提高，她们不愿为社会多做贡献，她们只想为自己多做贡献。
这场培训会不欢而散，小兰和唐姐却出名了。小雯说，会后，大家交流，都很佩服她们两个。
那是小雯和她们两个最后一次见面。

小雯依然在徒劳无益地忙碌着，像一架被老公用鞭子抽打的陀螺，身不由己地旋转着。她的钱都交给了老公，而老公又送给了麻将馆。
每隔几天，小雯会接到那个郎中的电话。电话铃声一响起，小雯就知道他想说什么，淫羊藿枸杞子等等中草药把这个比小雯大20岁的男人浸泡成了一头公猪，性欲高涨。这个郎中还会配置一种另外的药物，颜色暗红，她让小雯把这些药物带回家，偷偷地倒在丈夫的茶杯中，长期饮用这种药物，就会让丈夫丧失性欲。
和很多妓女一样，小雯身染多种性病，每次小雯来到诊所，郎中就会从一个玻璃瓶子里倒出指甲盖那么小的一堆颗粒状的药物，放在脸盆里，加上水，水就会变成紫红色。郎中让小雯脱光衣服，把下体浸泡在这种紫红色的液体中。浸泡过后，小雯下体的瘙痒就有些减轻，她很惊讶，她不知道那种神奇的颗粒状的药物叫什么。如果她上过初中，她就会知道这种药物叫做高锰酸钾。
郎中很懂得保护自己，他每次都会使用志愿者介绍的那种“套”，他说这种“套”会让他的时间更长。郎中还给小雯打青霉素，让小雯变得更胖，而下体的症状日渐消失。
这本来是最普通的医疗知识，任何一个江湖医生蒙古大夫都会懂得，可是小雯不知道，她把这个郎中当成了当代华佗，药到病除，妙手回春，她愿意为“华佗”付出一切。
10年前的那个寒冷的冬天，各种各样肮脏的性病正在悄悄蔓延，那时候的报纸上，性病广告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不但号称老军医治疗性病，而且号称性病治疗祖传专家，还有人号称能够治愈艾滋病。那时候的街边厕所、马路墙角、楼梯拐弯处，都贴满了性病小广告，一个比一个能吹嘘，一个比一个更大胆。其实，老军医怎么会接触性病？上世纪的几十年里性病消失，又怎么会祖传？艾滋病是世纪难题，一个走江湖的居然能攻克？
也是在那个时候，江湖医生们摇身一变，都成了性病专家。每个患者走进这些专家的诊所，没有几千元是无法治愈的，而性病专家提供的药物，只是高锰酸钾和青霉素。
现在，各大城市规模强大的民营医院，就是在那是时代，依靠治愈性病，依靠高锰酸钾和青霉素掘得第一桶金，然后小诊所慢慢壮大，变成了资产几亿几十亿的民营医院。
民营医院的前身是小诊所，小诊所的医生治疗性病，而这些医生的前身都是农民，福建莆田地区的农民，还有一些是住在海边打渔为生的渔民。
莆田有一个镇，每年春节过后，全国医药品博览会就在这个镇上举办，足以见到这个地方从事医药医疗行业的人数和规模。
有一年，我调查了全国各大城市的民营医院，它们的总经理董事长也无一例外地是莆田人。就像全国的鞋子一多半出自温州，全国的衣服一多半出自东莞，而全国民营医院的经理董事一多半出自莆田。

同样的一种疾病，民营医院的收费标准比正规医院要高出好几倍。每次去民营医院暗访的时候，都能看到那些傻傻的病人在民营医院交钱买药。其中绝大多数是年轻女孩子。我真想不到，有了疾病，为什么不去医术高超收费低廉设备先进的正规医院，而偏偏要去民营医院？是不是她们钱很多？是不是她们根本就不在乎多掏几倍的钱来看病？这些傻女人！
就在上个月，我认识的一个女子走进了民营医院，民营医院检查出了盆腔炎，并且说，如果不赶快治疗，以后会引起不孕不育。我的这位朋友听信了民营医院医生夸大其词的说辞后，吓坏了，掏出了一张银行卡，医生划走了卡上仅有的1800元，并要求她第二天再来缴纳剩下的2000元。当天晚上，这位女子向出差回来的丈夫说明了这一切，丈夫非常恼火，第二天走进这家民营医院，要回了剩下来的1400元。此前，医院开了一盒没有听过名字的药，就要了400元。后来，这名女子去了一家正规医院，仅仅花费100多元就只好了并不严重的盆腔炎。
有病别进民营医院！
也是在郎中那里，小雯学会了“套中人”的生活。此后，她的背包里除了手机，再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套套。
郎中的医术在小雯身上实验成功后，开始了专治性病的生意。很快，他的生意非常好。经常的夜半的时候，还有一些开着小轿车的人鬼鬼祟祟地敲门，郎中一手交给他们廉价的高锰酸钾和青霉素，一手接过他们大把大把的钞票。郎中的服饰也发生了变化，他也开始穿起了高档西装。即使在给患者看病的时候，也舍不得脱下来。
有一次，小雯问：“你这是什么牌子的西装啊？”
郎中说：“皮包鸡蛋。”
小文没有听过这种西装的牌子，但是她想一定很贵。后来，小雯才知道郎中说的是皮尔卡丹。
发迹了的郎中成了这条街道上的知名人士，他从街道上走过去，一路都有人讨好地问候他，经常会有漂亮的妓女们找他，他一边治病，一边交易，渐渐地，他很少再联系小雯了。他有的是大把大把的钞票和大把大把的漂亮妓女。
不久，这条罪恶之街又增开了两家性病诊所，家家生意都很好。
而小雯和绝大多数老老实实单纯卖淫的妓女，生意依然不好。

麻将馆聚众赌博终于案发了，有一天，来了一群警察，将那家麻将馆端掉了。小雯丈夫“失业”了。
“失业”后的小雯丈夫无所事事，每天除了对着墙壁发呆，还是对着墙壁发呆。麻将是他生活的唯一内容，而现在，生活枯燥的他形同枯槁。
有一天，这个赌徒丈夫袖着双手在大街上晒太阳，看着街道对面的墙壁，没有麻将的生活让他变得憔悴不堪，他的生活没有了任何盼头和希望。突然，几个以前经常聚赌的牌友看到了他。他们兴高采烈地飞向他，就像几只苍蝇飞向另外一只苍蝇一样。
那天，就在这温暖的阳光下，几名垃圾们酝酿了一个赚钱的计划。小雯是他们的赚钱机器。
当有一天，我打电话给小雯时，小雯说，她去了火车站上班。在每个城市里，火车站都是藏污纳垢的地方。
10年前的那个冬天，每当黄昏来临的时候，小雯就把自己打扮得妖艳风骚，和几个同样年轻的女子一起出去，游荡在火车站前面的广场上。当地人叫她们“夜莺”。她们看到单独行走的男子，就主动贴上去，以住旅社或者做按摩为借口，将这些拖着拉杆箱或者背着行李包的外地男子引进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地下旅社里。
这家旅社在真正的地下，即使大白天也要开灯，进出口都只有一个。这家旅社的房间都很狭窄矮小，一间间房间由一层三合板隔开，这边咳嗽放屁打喷嚏，那边听得清清楚楚。小雯们将外地男子引进房间后，就关上房门，然后，就出现了男子想要出现的画面，小雯们脱下了衣服，接着……房门突然被撞开，几名凶神恶煞的男子拿着砍刀进来了，像拎起一只小鸡一样拎起外地男子的衣领，恶狠狠地说：“你竟敢强奸我老婆！把你送到公安去。”男子自然会讨饶，他们就威胁说要砍下一条腿或者胳膊什么的……最后的结果是，男子被洗劫一空，灰溜溜地逃出地下室，他们在后面跟踪，不准男子回头，直到男子在地形复杂人流穿梭的火车站彻底迷失了方向，他们才会离开。
这种强盗式的诈骗方式已经存在很久了，也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诈骗方式，然而，却总有人屡屡上当。悲哀啊，悲哀！

很多妓女都吸毒。
吸毒的女人有两种，一种是被大家宠着的人，她们觉得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也干涉不上，她们自认为自己血统高贵，兰心慧质，别人只能仰望着她，她们是这个社会游戏规则的制订着，比如歌星们，当别人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叫嚣要生育三胎四胎，她们有钱让有关部门罚，她们自认为素质高雅，应该多生几个以便改变这个民族的素质。她们想吸毒就吸毒，在朋友的生日晚会结婚纪念日甚至儿童节妇女节等等一些特殊的日子里，她们之间互相请吸毒，这应经成为了行业内的规则。还有一种吸毒的女人是妓女，她们长期过着压抑变异的生活，她们对这个社会充满了失望和仇视，越是明文禁止的东西，她们越要尝试。
小兰吸毒后，才知道妓女中有很多人也吸毒。
小兰的男朋友周辉是一名毒贩，他是那个贩毒网络中最低端的一名马仔。他从“洪长青”那里买来毒品，然后加价卖给这条街巷的妓女们，从中牟取暴利。在他们租住的那间房屋里，经常会有妓女上门来买毒品。妓女们没有更多的钱，她们最多也只能买到几百元的货。没有钱的时候，毒瘾发作，只要别人能让她吸一口，她们甘愿用身体来交换。
但是，小兰和周辉有钱。小兰曾经多次提出搬迁到附近窗明几净整洁宽敞的居民楼里，但是周辉不答应。居民楼治安严格，妓女们来来往往，一定会引起保安和物业们的注意，贩毒，这可是蹲监狱掉脑袋的事情。
小兰厌倦了这种昼伏夜出像土拨鼠一样的妓女生活，她说她想和周辉好好过日子，过正常人的日子，嫁给周辉，生个孩子，可是周辉总是以种种借口拒绝。很多天后，人们才知道，周辉有老婆有孩子，不过他们生活在另外一个城市里。小兰只是周辉的临时老婆。
长相甜美又有钱的小兰成为了这条街巷的红人。几乎所有妓女都认识她，也认识周辉。但是，妓女们经常听到两人在打架吵架，他们生活很不和谐。
这条街巷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是唐姐，唐姐依然每天恪尽职守，辛勤工作，但是，由于人老珠黄，少人问津。几乎所有妓女从唐姐的身边走过，都会鄙夷地望她一眼，她们嘲笑她“这么老了还出来卖？”她们不知道，唐姐的今天就是她们的明天。


有一天早晨，我刚刚上班，热线部的接线员就告诉我说，那条街巷发生了一起杀人案。
那条街巷在这座城市非常有名，它就是色情的代名词。我赶到案发地点的出租屋时，看到那里围了很多人，都像鸭子一样伸长脖子向里看，一名警察在忙忙碌碌地查看现场，其余的警察在维持秩序。我看到床上放着一具尸体，传单已经被血迹染红，地面上还有暗红色的血渍。墙角放着一双鞋跟很厚的鞋子，我突然有了一种不详的预感，尸体的身上盖着几张报纸，我走过去揭开，突然就看到了那张漂亮脸蛋上的几颗细小的黑痣，她是小兰。
我心中一沉，一阵悲凉涌上心头，鼻子酸酸的，眼泪差点就要掉下来。就在前几天，小兰还在电话中气愤地对我说，她想和男朋友结婚，可是男朋友总是不答应。没想到，再见到她时，已经阴阳两隔。
警察介绍说，小兰是她的男朋友周辉杀害的。就在今天凌晨，两人争吵，印发到打架，周辉用菜刀将小兰杀死。
后来，周辉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供出了他贩毒的上线“洪长青”，还供出了假钞贩子大胖子。
据介绍，这两条线索中，涉案犯罪分子多达30多人，警察出动，将他们一并拿下。

就在小兰死亡后不久的一天，小雯也出事了。
小雯出事的那天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是冬季少有的一个好天气。我走在大街上，暖融融的阳光照耀着我，让我感到通体透亮，轻盈舒畅。一只乌鸦站在街角的一棵柳树上，长声聒叫，长长的尾翼一起一伏。10年前，城市中偶尔还能见到这些鸟类。而10年后，它们绝迹了。它们飞翔到了更遥远的人类无法触及的地方。北方的森林和南方的海岛。
我正凝望着乌鸦，突然电话铃声响了，报社通知我去火车站采访。那里，警察准备去查封一家旅社。而报料人是派出所的通讯员。
我急急忙忙登上了开往火车站的公交车，车厢里很拥挤，散发着一股大蒜的气味。而公交车又很破旧，一路都在哼哼唧唧，就像一个哮喘病人。车厢里一个坐在老弱病残专座的胖女人，用纯正的普通话说：“这种车还在用？要是在我们北京，早就报废了。”这句话让我对首都北京充满了无限崇敬。
我很快就忘记了那只乌鸦。我一路都在想着和警察一起去查封黑点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我知道，火车站的店铺，没有几家不是黑店。
到了火车站，找到了那家地下旅社，看到两个警察站在出口，他们看过了我的证件后说，警察已经进去了，正在查封。
我跑下台阶，看到长长的走廊尽头，蹲着一排衣着短小、披头散发的女子，一名警察正在给她们训话。最边上的一个女子抬起头来，我惊讶地看到，她是小雯。小雯的脸上写满了惊恐不安。她看到我，羞愧地低下了头。
然后，在另一个房间里，我看到了小雯的丈夫，那个又黑又瘦，像一个饿死鬼一样的男人，他和另外十多个男子蹲在地上，一言不发，他的脸上满是木然。他看到我，又冷漠地转过头去，他已经忘记了我。
我突然想起了街角柳树上的那只乌鸦。小时候在农村经常听老人说：“喜鹊报喜，乌鸦报忧。”信夫！


当天下午，在车站派出所里，一名警察解说了案情。
昨天夜晚，一个外地游客来到火车站，拖着拉杆箱，箱子里放着两万元钱，这名游客准备用一月的时间游览西北几座城市。那时候，使用银行卡的人还比较少，就算有银行卡，在西北一些边远的小城市，也无法找到自动取款机。
这名热爱大自然的年轻驴友在火车站遇到了一名拉客女，拉客女号称她所服务的酒店提供一切优质服务，包括代订机票车票，按摩洗浴，棋牌娱乐等等。年轻驴友相信了，跟着拉客女来到了地下旅社。
一走进地下旅社，看到那些散发着霉烂气味和脚臭气味的小房间，年轻驴友就意识到上当了，要求出去，但是遭到拉客女的纠缠，接着，小雯丈夫和几个穷凶极恶的男子出来了，故伎重演。年轻驴友的两万元被抢光了，还遭到一顿毒打。
年轻驴友被他们赶出了地下旅社，很快就被淹没在来来往往的人流中。他们以为这次会像此前的很多次一样，平安无事。但是，他们低估了年轻驴友分辨方向和辨识路径的能力。一名巡逻的警察过来了，年轻驴友反映了自己的遭遇。
很快，车站派出所的警察出动了，查封了这间地下旅社。

采访小雯是我在这座北方的城市所做的最后一次采访。在派出所那间滞留室里，小雯向我说起了自己这几个月的经历，她说自己就像做了一场噩梦，“做什么都比做站街女好。”小雯说如果能够重新选择生活，她会在老家大凉山的寨子里，唱着山歌，和一群女孩子在山脚下的溪水中洗衣服。外面的世界有着太多的诱惑，外面的世界又有着太多的危机。
那天夜晚，我回到报社，刚刚写完稿件，提交给编辑部，主任就叫我去他的办公室，他说：“我准备去南方了，你去吗？”
我想起了我刚刚进入报社的那些场景，主任站在我的身后看着我吃面条，主任抱着暗访乞丐群落回来的我泪流满面……士为知己者死。我说：“我也走。”
几天后，我们就来到了南方一座城市，开始了另一种奋斗人生。

大概是在三年前，有一次我去这座城市的一家三甲公立医院看病，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躺在过道边的长椅上休息，把报纸盖在脸上。就在我朦胧睡去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了身边有人说话。
一名女子说：“大叔，您看什么病？”
一个男人苍老的声音说：“身体不合适，腿脚老是疼，医生检查说是骨肉瘤。今天来换药。”
我心中一惊，骨肉瘤就是恶性肿瘤，是癌症。我一下子睡意全无。
女子说：“我去年也是得了这种病，花了很多钱，都没有看好。后来，在一个乡亲的介绍下，去了附近一家医院，花了很少的钱，就看好了。”
我听了，心中狠狠地骂了一句：真操蛋！癌症你们居然也能治好。这分明是一个可恶的医托啊，这是赤裸裸的骗子。我拿掉脸上的报纸，想呵斥几句这名医托，突然惊呆了，面前的这个人浑身滚圆，她居然是小雯。
和几年前比起来，小雯一点也没有变，唯一的变化是脸上多了几道皱纹。
小雯也看到了我，脸上带着惊喜与愧疚。
这座城市曾经是全国打工者都很仰慕的圣地，人们赶往这座城市，就如同过江之鲫。几年前，这是一座传说中遍地是黄金的城市，当我来到这里淘金的时候，小雯也来这里淘金。

小雯说，在火车站被抓后，她被劳教了一年时间，放出来后，她生活无着，去找郎中，她恨死了妓女生活，她即使去死，也不愿意再去做妓女。
当时，郎中的生意越做越大，他用高锰酸钾和红霉素换来了百万身家，他的手下有了几名医生和护士，他们中有的是以前的赤脚医生，平生最擅长用止疼片和红汞碘酒；有的是江湖上卖狗皮膏药和大力丸的，嘴上功夫比医术更为高超。
郎中收留了她，让她做了诊所里一名清洁工。
后来，西北的那座城市大力整顿医疗市场，郎中没处安身，就带着这一帮子走江湖的人，来到了南方这座城市。在南方，他们挂靠着一家著名民营医院，给那些送上门来的傻傻的患者治病，但是，生意总是入不敷出。
后来，郎中考察了多家民营医院后，深受启发，就让医院所有勤杂人员，走进国立医院里，当医托拉客。
小雯就这样做了一名医托。

也是在那年冬天，春节前夕，我去西北那座城市，又一次来到了那条罪恶之街。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就会来到那里，我不知道昔日的那些妓女们都怎么样了？她们一定变老了，她们还在吗？
那条城中村的街道已经被彻底拆除，代之而来的是一幢幢摩天大楼。大楼里出出进进的是衣着光鲜的办公室白领，和穿着制服的保安。当初的那些妓女们，她们去了哪里？她们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
几年前，我关于这座城市，关于这条街巷的所有记忆，已经被岁月抹去。
我有些伤感。
我独自在街边走着，走进了路边一间小商店，突然看到了站在柜台后的唐姐。唐姐脸色白皙，发髻高挽，和几年前的邋遢相比，判若两人。唐姐也看到了我，显得很惊讶。
唐姐说，就在我离开这座城市的第二年，这条街道被拆迁，妓女们都做鸟兽散。她做了几年站街女，没有存到多少钱，她实在不想再过那种暗无天日的生活，就从家中亲戚处借了几千元，开了这间小商店，一直经营到现在。
“堂堂正正做人，真好！”唐姐说。

【第三章：暗访血奴群落】


就在我准备来南方闯荡的第二天，我突然接到了妹妹的电话。妹妹在电话中说，父亲的疾病又发作了。
父亲是一名农民，为人老实，与人为善，他一生没有和任何人吵架过，即使遇到不平和委屈，也默默地埋藏在自己肚子里。他对生活的要求很低很低，一件衣服可以穿十多年，一双袜子补了又补。他总是教育我：“做了能说出去的事情，再做；做了不能说出去的事情，不要做。”
父亲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农民一样，性格淳朴，与世无争，只想平平安安度过一生，只想着儿女们能有出息，能过上好日子。父亲一生坎坷，小时候因为家穷，没有上过一天学，后来跟着村中的民办教师，学会了识字算账。父亲是农村那种明事理、懂法规的长者。在北方农村，每个村子里都有一两个这样的人，当人们遇到难缠的难办的事情时，都会找他们出主意。这样的人在北方农村被称为“能行人”。
但是，“能行人”父亲一生贫困，他从来没有在食堂吃过一顿饭。北方农村把街道上的饭馆酒店统一叫食堂。他非常勤劳，省吃俭用，每天累得像一头老牛，却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和那时候的所有农民一样，父亲没有意识到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出现了问题，而把这一切都归结于命运。
我们家的经济在我参加了工作后，才略微有些好转。当时我每月工资三四百元，每月给家中积攒100元，父亲用这100元买种子化肥农药，缴纳电费水费提留款，缴纳道路修建费教育附加费等等各种费用，这样一年下来，我积攒的钱都补贴家用了，而家中日子还是没有多大变化。
农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努力劳动，还是忍受着贫穷？后来，湖北一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用“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触目惊心的语言，描述了一个凋敝破败、苟延残喘的中国底层农村景象，人们才了解到了农民的悲惨处境。
就是在农民最苦最穷的那几年，父亲染上了疾病。
我在县城工作，县城距离家乡有几十里路，坐一个多小时的班车，下了班车后还要走一个小时的山路，所以我平时很少回家，不想走那么远的山路，更舍不得花费那几元钱的车票钱。
那年冬天，相隔了好几个月后，我回到家中，突然看到父亲的背上隆起了一个大包，将棉衣高高撑起，我问父亲脊背怎么了？父亲平静地说：“没事没事，不就是长了一个疙瘩。”我又问母亲，母亲说，父亲背上的疙瘩已经长了好几个月了，她一直劝父亲去医院，可是父亲舍不得花钱，就一直拖着不去，最近这一个月长得很快。
我预感到病情不好，就强拉着父亲去医院，父亲还是不去。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家中仅有几十元钱，还要等着交电费，买食盐。父亲也预感到自己的病情可能不好，可能要花费很多钱。而当时的医院，正是医生大肆收红包，乱开大处方，乱收费，痛宰患者的年代。
那天，我将父亲拉进医院里，医生检查后说，属于癌症。不过立即做手续，也许还有救。
父亲躺在医院的病房里，我奔走在县城的大街上，向每一个熟悉的和不太熟悉的人借钱。我向别人说着父亲的病情，说着说着就会流下眼泪。但是，那时候的人们也都没有多少钱，奔跑一天，也只能借到几百元。我现在还能记得，有一天夜晚，我坐在一幢大楼的台阶上，伤心得嚎啕大哭。后来哭累了，又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去医院看望父亲。
后来，在一位朋友的担保下，我去银行借了几万元，才让父亲顺利地做完了手术。
手术结束后，我以为父亲身体彻底恢复了，没想到，现在又旧病复发。


妹妹带着父亲来到了省城。那时候，我租住在城中村一间非常狭小的房间里，房间里仅仅放着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桌子，就占据了大半空间。每天晚上，我会爬在这张桌子上写稿件写小说，累了就躺在床上睡个囫囵觉。我身上背着几万元的借款，几万元的借款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必须拼命工作。
父亲和妹妹来到后，我把桌子放到了屋外的过道上，父亲睡在床上，我和妹妹在地上铺张报纸，就睡在地板上。半年没有见，父亲瘦了很多，双颊塌陷，原来非常强壮的身体，现在瘦成了一把骨头，看着让人心疼。父亲那天晚上一直没有睡着，我也没有睡着，只有还不懂事的妹妹睡得正香。我看着床上瘦小的父亲，眼泪一直在流。父亲每隔一会就会翻身，长长地吐一口气，癌症病人都会非常疼痛，父亲害怕我担心他的身体，一直咬牙忍受着刺骨的疼痛，一声也不吭。
天亮后，我们走在通往医院的街道上，父亲一直用左手扳着右肩胛骨，腮帮子高高鼓起，我问父亲怎么了，父亲说：“没事没事。”我明白，父亲一路都在咬牙忍受着钻心的疼痛。而右肩胛骨，正是病灶所在的地方。
10年过去了，我常常能够想到父亲痛苦地走在大街上的这个情景，每次想起来，就泪水盈眶。
来到医院，医生检查后，避过父亲对我说：“已经到了癌症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了。”医生还建议住院化疗，但是我知道，一切已经晚了。再说，化疗需要几万几十万，而我一个小记者，当时每月仅有一千多元的收入。
我和父亲、妹妹走出医院，来到了大街上一间照相馆里，此前，因为没有钱，我们从来没有照过全家福，现在，终于能够在一起照张照片，可还是不完整，母亲没有在。后来，全家没有再在一起照过相片，这让我终生遗憾。
从照相馆走出来，我带着父亲走进饭馆，父亲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去，说回家做饭，花这么多的钱干什么。我有些气愤地把父亲推进饭店，三个人吃了三碗炒面。父亲吃得很香，那是他今生唯一进饭馆吃饭的一次。

也就是在这家医院里，我第一次听说了“血奴”，见到了“血奴”。
那天，我陪着父亲在医院检查身体，医院里患者很多，我坐在一张长椅上，无意中听到了身边两个人的对话。他们在谈论自己的身体，说最近一段时间身体状况很差，连一桶水也提不起，以前不是这样的。接着，他们说起了卖血的事情，他们一月要卖十几次血，卖血太多了，让身体垮了。听到这些对话，我感到很震惊，扭头看过去，看到他们两个都非常消瘦，脸色蜡黄。
我想起了几天前接到的一个线索，报料人在距离省城几百里之外的一个乡村，他说他们那里整村人都在卖血，很多人以此为生。还有人承包了长途汽车，拉着一车人去周围的省市去卖血。我把这条线索汇报给了老总，老总认为题材太过敏感，放弃了。
现在，想不到血奴居然就在我的身边。
我和他们攀谈，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尽管这个题材老总不让报道，但是我还想了解这一群人特殊的不为我们所知的生活，这种特殊的职业让我诧异。然而，他们很敏感，他们听到我的问话，便闭口不言，匆匆离去。
别说10年前，即使在现在，这个话题仍然是敏感的。几年后，有人看到赵本山的电影《叶落归根》，看到那里面血奴卖血的场景，仍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是编剧导演凭空想象的。
血奴，这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依靠卖血生活？这样做，是不是在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


送父亲回到家，看着家中破败的房屋，和屋檐下的那几件农具，我感觉很伤心，这间陈旧的房屋，和那几件不值钱的农具，就是父母辛苦一生积攒的所有家产。农民真穷啊！这些年我没有再回家，不知道家乡面貌改变了没有？听说种地不用再缴纳各种税费了，农民生活应该能好些吧。
父亲身染重疾，母亲腿脚不灵便。母亲小时候家里很穷，总是吃不饱穿不暖，忍饥受寒，腿脚落下了风湿和骨质增生的病症，走路有些困难，更不能干重活。这样的家庭，怎么能离开我？可是，我如果不去南方打工，又怎么能够还清借款？我守在家中，日子又怎么能够好起来？
我一直想给父母说，我想去南方了，那里工资高些。可是我一直张不开口。
后来，一直到我离开北方，都没有向父母说明。我偷偷地来到南方的一家报社，第一个月工资发了后，我给母亲邮寄了2000元，打电话回家说：“我现在在南方。”母亲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出差多长时间？”我无话可说，只好说我现在在南方工作。母亲没有责怪，只说：“南方那么远，你要自己珍惜自己。别给家中邮寄钱，我和你爸爸都不需用钱。”
其实，那个时候家中需要很多钱，父亲每天打针吃药，就需几十元。后来听妹妹说，为了省钱，父亲坚决不吃昂贵的杜冷丁，只吃几毛钱一包的止疼片，止疼片的效果很差，父亲疼得浑身颤抖，疼痛难忍时，他就用指甲抠住砖墙，将砖墙抠出了几个深深的洞。
在北方的农村家中，父亲的疾病一天天加重；在南方的城市里，我全力打拼，想挽留住父亲的生命。
那一年，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一年。

我在南方工作的第一家报社是一家广告公司主办的，它无论发行量还是广告份额在这座城市都居于末尾。但是，当时我和主任都相信，只要我们努力，一定会让这张报纸在这座城市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来到这家报社不久，我就听说，在南方的这座城市里，依然有血奴的存在。我还听说，血奴卖血，作践的不仅是自己的身体，还有可能感染AI滋病。
知情人报料说，血头经常会在火车站转悠，看到合适的人选，就会叫到自己居住的地方，先养起来。找到适当的时候，就组织卖血。
我想打进血奴群落里，这样的稿件如果刊登了，肯定能够获得当月好稿，而当月好稿可以得到几百元钱的奖励。为了好稿奖励，为了赚取更多的钱，我已考虑不到自己的危险了。
其实，某种意义上说，那时候的我和血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我们都是在铤而走险，我们都是在用生命赌博。我们赌博的目的，都是为了那几百元钱。他们卖血一次，可以拿到几百元；而我暗访写出一篇好稿，也能拿到几百元的奖励。
那年春天的一天，我背着蛇皮袋子，南方人叫塑料编织袋，这种袋子通常都很大，红白相间，或者蓝白相间，通常也只有民工才会使用这样的袋子。我背着蛇皮袋子，袋子里装着我的换洗衣服和铺盖卷儿，来到了火车站。
每个城市的火车站都混乱不堪，每个城市的火车站都罪恶云集。
我来到火车站前一排房子的屋檐下，打开蛇皮袋子，取出铺盖卷，摊开，脱掉鞋子，然后头枕着鞋子，睡了上去。我不知道这次能不能钓到血头，能不能进入血奴内部。我没有任何把握。看着火车站被路灯光照耀如同白昼的天空，我突然想起了自己刚刚来到北方那个省会城市的第一晚，那晚我也是睡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感觉自己就像掉进了大海中。这次，我又睡在了南方这座城市的火车站广场，不同的是，我有了工作，我的心中踏实而清明。相同的是，我依然没有钱，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
这就是南方的天空，白色的路灯光和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光将夜空点缀得美丽妩媚；这就是南方的城市，一幢幢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交映生辉。大楼里那一扇扇亮灯的窗口里，此刻，正在上演一场场温馨的家庭情景剧：妻子做好了一桌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饭菜，等着丈夫回来；或者丈夫拥着妻子，深陷进沙发中看电视……他们出生在这座城市，他们从小衣食无忧，他们的身上总有花不完的零钱，他们不用替父母劳动，他们凭较低的分数就可以考进大学，他们在大学里恋爱，他们毕业后又回到这座熟悉的城市，他们花很少的钱就能享受到单位的福利分房，他们结婚，他们生育，而他们的孩子又接着享受这座城市提供的各种权力和优厚待遇……我出生在偏远的农村，我小时候总是吃不饱穿不暖，我每天要跑几十里山路去上学，我回家后还要帮父母干农活，我的家庭很穷，我上学就意味着妹妹必须辍学，家里供不起两个孩子读书，我拼命读书，终于考上了大学，然而我在大学里除了埋头读书再什么都不会，我的家乡没有少年宫没有艺术班没有夏令营，我在大学里做家教打短工，没有一个女孩子会看上我这个来自农村的穷学生，终于大学毕业了，我要么回到贫困的家乡，要么就来到你的城市打工，我努力工作，每天超负荷劳动，却不敢生病，一场病会让我的存款荡然无存，我在这座城市享受不到任何福利待遇，因为我没有这座城市的户口，因为我的名字叫打工仔……此刻，当你在高楼大厦里与妻子呢喃私语时，和你同样上过大学的我在火车站广场忍饥受寒。而这一切，都因为你出生在城市，我出生在农村。
人生最大的不平等，就是出生的不平等。

作者：龙脉一族　回复日期：2009-08-19　17:23:49
楼主不要加别人好友，不要站内联系，更不要给别人发邮件（邮箱易被破解），网络是强大的，黑 、人没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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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这位兄弟，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我在火车站广场边的屋檐下等候了三天，血头终于出现了。
其实，在没有和血头对话前，我已经知道了他身份可疑。他每天都会在我的面前出现几次，来来去去，装着不经意地望我几眼，而每当我们的视线相遇时，他就赶快闪开，装着若无其事地望着远方。他的穿着很普通，夹克衫黑西裤黑皮鞋，留着寸头，我无法知道他的职业，但从他的举止中看出来，他绝对是一个可疑人物。
他不找我谈话，我就一直装着没有发现他。
两天来，我们好像都在考验对方的耐心，看谁最先撑持不下去。第三天早晨，他终于忍不住了，他蹲在了我的身边，向我要打火机点烟。我替他点着了香烟后，他长长地吐出了一口烟后，问我为什么睡在火车站。我谎称来这里投奔老乡打工，但是老乡一直没有联系上。那时候我还没有手机，我只有一个数字传呼。那时候的一个手机上千元钱，几乎等于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要积攒工资来还债。
他又问我从哪里来的。我说来自河南。河南人是中国的吉普赛人，他们吃苦耐劳，足迹遍及全国，在我出生的那个小山村里，就有好几个来自河南的手艺人，他们在村庄里入赘做了女婿，我跟着他们也学会了河南话。
我接着说，来到南方好几天了，身上的钱也快花完了，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现在想买张车票，钱都不够了。他说：“给你介绍个工作，想不想去干？”我装着惊喜地说：“当然愿意。哎呀，大哥你真是我的衣食父母啊。”
他说，他开有工厂，工厂在距离这里上百里的一个县城里，工作很轻松，“几乎就是坐着收钱。”
“大哥是说做会计吧？”我装着不解地问，“我可不会算账啊。”
他笑了笑说：“和会计差不多，但不用你算账，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

抽完了那根烟后，他就起身离开了，我背着蛇皮袋子，晃晃悠悠地跟在他的后面，我不知道他会把我带往哪里，也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在等着我。我隐约感觉到，他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血头。
他买了两张车票，车票的价格80元。而80元的车票，在我出生的那个省里，足以从省城坐到全省任何一个地方。这次，我又要和报社失去联系，而我去往的，是一个更加陌生更加遥远的地方。
那趟长途汽车一直行驶了四个多小时，南方地势平坦，和北方的道路完全不一样，长途汽车行驶在南方的旷野上，就像一叶扁舟行驶在万顷碧波的水面上，轻快而平稳。透过车窗，我看着窗外的风景，感觉到南方确实很富裕。北方的村庄都是低矮的房屋，而南方村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楼房。北方的乡村道路上行走的是牛车和马车，而南方则是疾速而过的小轿车。北方的村庄上空飘荡的是袅袅的炊烟，而南方则是工业烟囱冒出的烟雾。北方的麦田里是农民挥舞镰刀的汗涔涔的背影，南方的稻田里突突奔走着联合收割机。南方的农村比北方农村至少要先进50年。
四个小时后，我来到了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庄里，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村子属于和省会城市完全不同的地区。这里距离省会城市足有200多公里。
引领我的那名男子站立在一幢楼房门前，吆喝了一声什么，从里面出来了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他留着黑白夹杂的短髭，将我带进了这幢三层楼房里。
我将要在这个完全陌生的楼房里，开始自己一段完全陌生的生活。

我走进楼房，突然惊恐万状，一楼的过道上拴着三只身躯高大威风凛凛的恶犬，每只恶犬都有小牛犊那么大。它们吐着血红的舌头，圆睁着眼睛望着我，舌头上的唾液一滴滴落在地上。它们向前弓着身子，拴在脖子上的皮条几乎要被崩断了。它们嘴巴里发出威胁的低吼声，声音就像闷雷一样在这幢楼房里回荡。小时候在农村生活，我对狗有了一些了解，那些长声嘶叫的狗往往色厉内荏，而这种闷声闷气的狗才是最厉害的，它们像狼一样，一张口就咬向咽喉。我不知道这幢楼房为什么会养这么多只恶犬，难道楼上藏着不愿让人知道的秘密？很多天后，我才听一位血友说，这些狗每天都吃不饱，为的是随时保持杀气和攻击欲望。
黑白夹杂的短髭喊了一句什么，三只恶犬都退后了，让出了中间的过道。我胆战心惊地穿过去，跟着短髭走上楼梯。二楼的几间房门都打开着，每个房间里都有七八个无精打采的男人，他们有的躺在双层木板架子床上，有的懒洋洋地坐在地上打哈欠，还有的围成一堆在玩扑克。我又跟着短髭走上三楼，三楼的人能少些，但是一个个看起来都神情萎靡，好像一副还没有睡醒的样子。短髭带我走进了一个房间里，指着一个木板床位说：“你以后就住在这里。”然后，独自离去。
房间里还有一个少年，他正坐在床板上望着窗外，看到我走进来了，只默然地看了一眼，又回头眺望远方。远方是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然而，这间房屋的窗口钉着粗粗的铁条，就像监狱一样，少年只能透过铁条在远方的风景里神游。
少年的眼神很忧郁。
这是什么地方？这些人是干什么的？这里是不是传销的大本营？我想问少年，可是看到少年忧伤的神情，我又住口了。可能，他知道的并没有我知道的更多。
我铺好床位，发给了少年一根烟，少年双手接过去，然后猛吸一口，仰起头来，眯着眼睛，一副很陶醉的神情。烟雾一缕一缕地从他的鼻孔吐出来，他幸福地摊开四肢，喉结上下滚动。真想不到，这个少年居然是一个资深烟民。
少年说，他也是今天才来到这里，只比我早几个小时。他不知道这里是干什么的。他是在捡拾垃圾的路上被两个男人带到了这里。
少年的老家在云南。
这幢大楼里一定掩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想关上房门，却发现这些房间根本就没有门。


既然来到这里，就不管那么多，这些秘密以后都会慢慢揭晓的。我向窗外望去，看到这里是丘陵地带，这幢大楼的附近还有几幢房子，再远处还有一座村庄，此刻，村道上还有模糊的人影和车影经过。阳光照射在窗外一棵不知名的大树上，把斑驳的树影投射在杂草丛生的地面上，几只鸟隐藏在枝叶间竞相啼鸣，声音又脆又甜。和我暗访过的那个帮主居住的窨井不一样，这里是阳光照射的地方，这里人烟稠密，他们不会对这么多人下毒手，他们也没有剥夺我们生命的理由。
我躺在床上，从背包里拿出博尔赫斯的小说在看，这个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的小说实在是对我们智力的挑战和考验，他的小说晦涩难懂，却又意境幽远，你只能像咀嚼橄榄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你才能读出其中的韵味，而且，你每读一次就有一次的收获，每一次的收获都不一样。阅读他的书籍，就像拿着一个魔术中的方盒一样，每打开一层，就有一个发现；再打开，又有新的发现；你永远无法知道它的内核是什么，是什么宝藏。有人说，作家的书籍是给读者看，而博尔赫斯的书籍是给作家做。博尔赫斯是作家的老师。
看了还没有两页，楼下突然响起了一声大喊：“开饭了。”
立刻，楼梯间想起了杂沓的脚步声，还有人兴奋的叫喊声。我和少年也走出房屋，来到了二楼，却发现二楼的楼道里站满了人，自觉地排成两行，在中间留出一条过道。他们的手中都拿着碗筷，只有我和少年的手中空空荡荡。
二楼最里间是厨房。
人群中一片吵杂声，说话声，叫骂声，像煮滚了一锅粘粥，又像刚刚打开了鸟笼，突然，从一个房间里传出一声威严的咳嗽，人群立刻变得静悄悄，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巴。

楼道里出现了一个光头，头皮铮亮发黑，就像生铁铸成。光头肌肉很发达，就连脸上也是肌肉饱绽。那时候还是春季，天气还不很热，而光头穿着一条坎肩，露出膀子，下身着短裤，小腿上毛发杂乱。光头大概刚刚睡醒，他边走边打呵欠，伸着懒腰，向上摆动着双臂，双臂上的肱二头肌像小老鼠一样乱窜。这种形象让我想起了《水浒传》中的镇关西和泼皮牛二。
光头穿过楼道，也穿过所有人敬畏的视线，走进了厨房里。我悄悄地跟在他的身后，看到他从碗橱里取出一个大号的搪瓷盆，径自拿起炒勺，在饭锅里挑挑拣拣，将自己喜欢的饭菜盛在搪瓷缸里，然后端着离开了。
一直到他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这幢楼里唯独他的房间是有房门的。其余的人看到他进了房间，才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伸出手中的饭碗，厨师拿起饭勺，给每个饭碗里盛上饭菜，有人嫌少，不愿意离开，厨师就用饭勺狠狠地敲击他的饭碗，他只能撅着嘴巴低垂着头无奈离开。
这些人中，年龄最大的足有50岁，而最小的仅有十几岁。
我不知道他们是血奴还是传销。因为此前我暗访过传销，曾在一个传销窝点卧底一个礼拜，他们的组织方式和组成人员与这幢楼房里的人很相似，他们是一群乱糟糟的老鼠。
我和少年没有饭碗吃饭，只能看着别人端着饭碗大口大口吞咽。终于，饭堂里没有人了，我走进去询问厨师，厨师从案板下翻出两个搪瓷碗，碗里残留着不知什么年代的饭渣，已经发生了化学反应，变成了绿色。我们把搪瓷碗冲洗干净，将剩下的饭菜刮出来，放进搪瓷碗里，几丝红萝卜，几根咸菜，几片包菜，再有一小勺米饭。
我们端着饭碗走进自己的房间。
我吃不下去，我的眼前一直出现饭碗里那堆像大便一样的绿色东西，那是什么，那是谁留下来的，这个人有没有肝病或者别的什么传染病，我心中惶恐。而那个少年一直吃得很香，他埋头在饭碗里，等到再抬头的时候，嘴角沾着几颗米粒，而饭碗已经空了。


过了几分钟，从门外走进了一个20多岁的男子，大拇脚趾上挑着拖鞋，走路一摇一摆，就像一只寻窝下蛋的老母鸡。他走进了房间里，没有看我们一眼，叉开双腿，坐在了床板上。然后，他以一种老江湖的口吻问我们：“哎，过来，都是哪里人？”他说话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
我陪着笑，赶忙敬上了一颗烟。他用两根指头夹着，看了看香烟牌子，然后别在了耳朵上。在来这里之前，我为了冒充河南人，专门买了一盒四元五角的河南出产的红旗渠香烟，放在口袋里，以备打点各路“神仙”。
我说：“我是河南洛阳的。”
他认真地看了看我，又以江湖大佬的口吻说：“这里很多河南人，都听我的，你们以后就跟我混吧。”
我小心翼翼地问：“这里是做什么的？”
他嘲弄地看着我：“做什么的？卖血呗。每天吃了饭什么都不干，就等着老大招呼，隔上几天就坐车去外面，卖了血分钱。”
他说得轻描淡写，我听得惊心动魄。这个世界上，原来真的就有这么一群人，每天吃喝，养足精神，然后卖血；卖血得来的钱，再买食品，再次吃喝，再次卖血。就这样周而复始，把自己当成了一架产血机器，生命不息，卖血不止。可是，人体的精血能够经得住这样的折腾吗？
我正在想着，门外又走进了一个人，他一进来就显得空间狭小，光线暗淡，是光头。
刚才还在大啦啦地叉开双腿坐在床上的这名男子，看到光头后赶紧站了起来，脸上的每道皱纹都挤出了笑容，顺手把我敬给他的香烟从耳朵上拿下来，双手捧着敬给光头。光头看也不看，将他的手打开，香烟掉在了地上，他不敢捡拾，尴尬地看看我，脸上的表情不知是哭还是笑。
光头说：“他妈的谁让你乱窜，老子把你的头拧下来。”
他吓得连连作揖，嘴里赔罪说：“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然后惶惶逃出。
看到这一幕，我感到很好笑，刚才还在口口声声自封老大，让我跟着他混的“江湖大佬”，在一个肌肉发达的人面前，就吓成了耗子。

几天后，我才知道，这个光头就是血头。而血头充其量只能算血奴群落里的小喽啰，血头的上面还有人。
那个自称老大的河南人名叫杜斌。他说的一点没错，他就是老大，因为这个卖血群落里有很多“帮会组织”，都是以老乡为纽带划分的，比如江西帮、安徽帮、湖北帮等等，来自河南的只有他一个，他自然就是河南帮的老大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一直无法入睡，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也不知道自己会面临什么危险，将会置身于怎样的处境中。窗外，蛐蛐声竞相响起，一声一声，声声相连，间或还有青蛙浑浊而嘹亮的鸣叫，像波浪一样冲击着我，而我是漂浮在波浪中的小船，被冲击着，协裹着，不知道将要冲上浅滩，还是撞上礁石。
不知道过了多久，门外突然响起了争吵声，两个男人，一个声音高亢，一个声音粗壮，一个声音像竹竿一样柔韧，一个声音像树桩一样敦实。他们都在用我难以听懂的方言。接着，门外又响起了叫好声，有杂沓而轻快的脚步声涌过来，很多个不同的声音在喊：“打呀，快点打呀。”声音充满了焦急和幸灾乐祸。
然后，就响起了手掌与脸的撞击声，清脆而嘹亮，人群轰然叫好，有人兴奋地鼓起掌来。又一声手掌打在脸上的声音，浑浊而迟钝，估计是挨打者在还击。更多的人在齐声欢呼。然后，门外响起了喘息声、哎呀喊疼声、愤怒叫骂声、身体与床板碰撞声……还有众人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我想下床看看，可是没有去，我知道此刻门外的楼道上一定被围得水泄不通，我想不明白这都是些什么人，这些无聊的人为什么以打架和看人打架为乐。光头一直没有出现，他不让人乱窜房间，为什么又不制止打架？为什么对打架和围观打架听之任之？
门外的打架还在继续，但是节奏明显减缓下来，只有喘着粗气的声音，上气不接下气的叫骂，偶尔才有一声拳脚与肉体相撞的声音，但声音弱小，显得绵软无力。这么短的时间里，两人都打得气喘吁吁，两败俱伤，我估计门外打架的应该是两个50多岁的老人，这么大年龄还这样肝火旺盛，实在是罪过。我好奇地爬起身，走到门外，借着照进楼道的月光，我看到两个打架的，居然是20多岁的青年。他们像正拉车上坡的老牛，曳长着脖子在喘气，胸脯像风箱一样剧烈起伏，他们脸色惨白，扭动着对方，都无法把对方摔倒，后来干脆都放开了手，一起坐在地上休养生息。
我想起了此前陪着父亲去医院看病时，见到了两个血奴，他们说卖血把自己身体掏空了，连一桶水都提不起。现在看来，果真是这样，卖血对身体的损伤非常大，两个20岁的青年，像两个50岁的老人一样，打架迟缓，缺少力度和“美感”。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打架的两个人，是安徽帮和江西帮的帮主在决斗，他们彼此手下都有七八个人，彼此都想吞并对方，但是这两个身体亏空神经残疾行动迟缓的病夫，势均力敌，每次都会打得两败俱伤。
帮主的身体尚且是这样虚弱，那么，那些徒子徒孙们的身体，就可想而知了。

那天晚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睡梦中回到了家乡，家乡漫山遍野都开满了鲜花，很多汽车，拉着各种各样的食品：罐头、水果、馒头，还有一扇一扇的猪肉，拉进了村子里。父亲病好了，他和很多乡亲看着这满车满车的食品，开心地笑着……
突然，楼梯里响起了叫骂声，声音威严而急切：“他妈的，起来，都给老子起来，到楼下集合上车。”我从梦中醒来了，睁开眼睛，眼前一片黑暗，我还没有想明白自己置身何处，是在那个开遍鲜花的家乡，还是在报社的集体宿舍里？有人走进来了，一把揭开了我身上的被子：“妈的，快点下去！”
我侧身望去，看到了站在地上的那个人铮亮的头皮，他是光头。
天还没有完全亮，窗外微风吹过，树叶窸窣，像春蚕咀嚼桑叶，又像千军万马衔枚疾走，光线暗淡，房间里的一切都显得影影绰绰。我摸索着穿好衣服，和少年一起走下楼梯，一楼的那几只恶犬看不到了，不知被关在了哪里。
刚走出那幢大楼，我的屁股上就挨了一脚，光头站在后面骂道：“这么慢，骑上猪了？”
我不敢吭声，跟着人群来到了一棵大树下，大树下停着一辆大卡车，卡车上已经有了十几个人，都在站立着，他们很安静，一句话也不说。
我登上卡车，卡车启动了，引擎声异常巨大，轰轰隆隆，像打土豪分田地。远处，是安静的村庄，有几声鸡鸣蓦然响起，又蓦然停止，像被突然冻住了。东边的天际露出了鱼肚白，估计现在才凌晨四点。这辆卡车，拉着这一车人，要去哪里？

作者：我是鼠辈　回复日期：2009-08-21　02:06:09
楼主是华商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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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有人不要再猜测我的身份了，这会给我带来极大的危险。
我做过10年暗访，身历各种险境，死里逃生。
但是，我这里写的是长篇小说，请有些人不要对号入座，也不要节外生枝。

卡车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一排平房前停了下来。
这排平房很普通，外面贴着雪白的瓷砖，窗上安装着玻璃，和那些农村的房屋没有什么区别。平房的三面是平展的田地，一面是池塘。最边上的一间平房门口挂着“XX血站”的牌子，我问了身边一个人，他说，XX就是这个镇的名字。这些血液在这里抽取好后，会被送到县城的血液中心。
这时候，天空才刚刚放晴，一片一片的白云像轻纱一样飘荡在瓦蓝瓦蓝的天空，远处的山峰和树林飘渺而模糊，有人赶着水牛走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像一张剪纸，显得很不真实。这种场景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生活，心中涌起一层淡淡的辛酸和苦涩。而身边这些脸色或蜡黄或黧黑的人，这些头发杂乱胡子麻茬的人，和我家乡的乡亲们也毫无二致，尽管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但是我能够看出来他们都来自农村。不是来自农村，谁会来到这里卖血？
在这个时间里，城市里的大多数人还没有起床，公园里刚刚出现晨练的老人，街道上的清洁工刚刚清扫完毕，正把扫把放进推车里，早班公交车刚刚驶上街巷——城市还没有从沉睡中醒来，然而，在这个偏远闭塞的血站周围，已经聚集了几百人。人群闹嚷嚷地，拥挤着，推搡着，用没有来得及刷牙的嘴巴低声说着，血头愤怒的声音大声骂着……这里就像一座乡间集市。
奇怪的是，这群人中还有女子，她们夹杂在一群男人中，就像金黄的油菜花夹杂在绿油油的麦苗中，显得特别抢眼。她们中，有的人到中年，有的还是20岁左右的姑娘，在这数百人的人群中，她们大约有将近一百人。
这些人就是我以前听说过的血奴。

几个男人拿着竹竿从那一排平房里走出来了，走向闹哄哄的人群，他们挥舞着竹竿驱赶着这些血奴，就像驱赶着羊群。血奴们躲避着头顶上的竹竿，拥挤着，推搡着，最外围的血奴一边惊恐地看着竹竿，一边斜着身子向人群里钻。很快地，人群变成了长长的几行，像长蛇一样扭动着身体，从平房门口一直延伸到了池塘边。
我夹杂在一行人群里，慢慢地向前挪动，我的前面是杜斌，后面是少年。人群中有一股臭味，是汗腥味、脚臭味、口臭味，和各种说不出来的臭味交叉在一起的气味，让人恶心欲呕，让人头皮发涨。太阳升起来了，照耀着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照耀着一堆陈旧破烂的衣裳，照耀着一双双渴望的眼睛。人群里有人打呵欠，有人伸懒腰，有人流眼泪，有人干脆坐在了地上，坐着向前挪动。太阳隐进了云层里，风从不知道什么地方吹来，凉凉的，夹着一股腥味，是池塘里的烂鱼死虾的气味，接着，天空变暗，落下了雨滴，雨点很大，砸得地面上的浮尘噗噗直响。有人把衣服脱下来，顶在了头顶上，有人把饭盒举起来，挡在头顶上，还有人弓下腰去，给了天空一个倔强的脊背。后面的人说：“快点快点”，前面的人说：“快了快了”。其实，距离平房还有几米几十米。平房里，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正在给血奴们抽血，每人400毫升，不管愿意不愿意，只要你坐在面前的凳子上，白大褂一言不发，捋起你的衣服，用橡胶带绑着你的上臂，在你手背上打几下，受到刺激而显得激动的血管就会凸现出来，一针扎进去，黑红色的血液就欢天喜地地流出来，流进一个塑料包里。
我有些慌乱。难道就这样让他们抽我的血，就这样看着针管扎进我的身体里，那个针头干净吗？它所扎过的人中，有AI滋病人吗？或者有别的血液疾病的人吗？可是，现在排队排到了这里，我又能用什么借口走开。
我终于排到了平房里，终于不用淋雨了，我看到杜斌坐在了凳子上，拿出了身份证，身份证上，他的名字不叫杜斌，而叫什么强，他的身份证后面还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大大的“0”，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为什么要贴这张纸，后来才知道那是血型。
杜斌抽完了血，脸上没有任何痛苦的神色，相反还有些兴奋，他站起来，走了出去。我坐在了凳子上。
“拿出来。”白大褂说，她的眼中含着轻蔑。
“拿什么？”我问。
“身、份、证。”她态度生硬，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石块，狠狠地砸在我的头上。她高高在上，她有着极度的优越感。她斜睨着我，像斜睨着一个脏兮兮的乞丐。
“没有。”我只好说实话。此前，我把身份证藏在报社办公桌的抽斗里。暗访的人怎么能带身份证？
“他妈的没有身份证跑来干什么？”坐在白大褂旁边一个男子骂道。此前，他一直一言不发，他眼珠蜡黄，眼光阴鸷，像老鹰的眼睛，他长着一张漫长的脸，面容也像老鹰一样，让人望而生畏。他一把抓住我的领口，将我拉到了门外，对着门外的人喊道：“这谁的人？这谁的人？”
光头急急忙忙跑过来了，眼神恐慌。老鹰把我一把推给光头：“办身份证去！”然后自己又走进平房里。
光头看着我，老羞成怒，抬腿就踢了我一脚：“妈的，没身份证跑来干什么？”
我一言不发，走在了一边。此前没有人告诉我说，卖血还需要身份证。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理解，也请下面的朋友再发帖时，不要猜测我的身份。即使知道了，也千万不要说出来。
如果你做过暗访记者，你就会知道，每一次暗访都是危机四伏，都会有生命危险。说不定，现在看帖的人中，就有我当初暗访过的对象。如果找我的麻烦，我就惨了。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跟帖。

卖血和献血一样，都需要知道血液的确切来源。义务献血需要提供身份证号码，而卖血则需要提供身份证。否则，血站是不会接受来历不明的血液。因为来历不明的血液太危险。
那时候，人们刚刚认识了AI滋病，知道了这种致命疾病的来源和传播途径，而血液传播是最重要的一条途径。
那时候，我刚刚知道了有一个卖血的村庄叫做文楼村，这个村庄位于河南省上蔡县芦岗乡，它是有名的AI滋病“重灾区”。这个村庄里的很多人感染了AI滋病，而并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病，村头村尾几家人同时出殡的场景在这个村子里并不罕见。在这里，AI滋病夺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留下了一座座孤立的房子。
它本来只是中原大地上一个普通的村庄，为什么会成为AI滋村？罪魁祸首就是卖血。1995年前，一些单位在少数贫困农村擅自设立单采血浆站，非法采集原料血浆，违规操作造成交叉感染，使文楼村成了AI滋病经血液传播的“重灾区”。据一份河南省卫生厅的统计资料显示，全村共有有偿供血者1427人，确诊感染艾滋病病毒者431人。
而所谓的有偿献血着，就是卖血，就是血奴。
几年后，我听一位同事说起了自己当初采访AI滋村的情景，他是中国第一批走进这个村庄采访的记者之一，他说，当地部门一直在跟踪他，不让这个惊天秘密被外界披露。他在墙上看到了一些标语，大意是说：要想富，卖血去。而他采访过的一些病人，在他离开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那时候卖血是一幅什么场景？一个针头插入第一个人的血管里，抽完血液后，拔出来，又插入第二个人的血管里……这样一直用着，直到针头弯了，钝了，再也不能穿透皮肤，才会扔掉。如果第一个人有血液疾病，会一直传染给后面所有的人。这就叫交叉感染。
这位一直采访AI滋病人的同事还向我讲起了这样一件事情。当地部门实在无法捂住这个惊天秘密，这件事情被高层知道后，有一天，时任副总理的吴仪来到了河南郑州，住在一家宾馆里，要求相关部门的一把手们逐一面谈。每个人走进去，房门就会被关上，里面的人面对中国铁娘子诚惶诚恐，外面等待面谈的人汗如雨下，那天，谈话结束后，吴仪连饭也没有吃，就离开了。过了不久，就有一些官员被就地免职，当地官场引发了大地震。中国AI滋病也第一次对外界公开。
几年后，我采访高耀洁和桂希恩的时候，他们都表示，AI滋病的重灾区都在农村。如果说AI滋病在非洲是以滥交传播，那么在中国，主要是以卖血传播。而传播对象，都是这些贫困无依想卖血赚钱的农民。
为了区区几百元，他们卖血，最终却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从前有一个女孩，为了营救陷入沼泽中的丹顶鹤，献出了性命。有人为她写了一首歌曲，被代代传唱。从前，有一群农民，为了供孩子上学，为了给老人治病，去卖血，结果感染了AI滋病，他们死亡了，他们已经被人们遗忘了。


我曾经多次献血过，在城市中心的献血车上，每次献血前，护士都会问：“这半年内还有没有献血过？”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们才会抽血。按照相关规定，半年内只能献血，或者卖血一次。这也是人体造血功能决定的。
然而，在这里，为了多卖血，每一个血奴都有好几个身份证。杜斌的众多身份证上，只有一个名字叫杜斌，而地址居然是广西。杜斌可能也不是他的真名。
这里的人都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就像囚犯一样，血头呼叫你的时候，不叫你的名字，只叫编号。有的编号还有外号，而外号也是血头喜欢呼叫的代号。嘴角有一撮毛的就叫“一撮毛”，有酒糟鼻子的就叫“红鼻子”，来自湖北的年龄小的就叫“小湖北”，走路罗圈的就叫“罗圈腿”……我的代号是26，表示我是第26个进入这幢三层楼房的。这里也有26个血奴居住。
那天午后，血奴们卖完血后，卡车又拉着他们回到了三层楼房里。他们争先恐后地来到厨房，大口大口地吞吃着白菜萝卜，喝着像洗锅水一样的黑色菜汤，然后就满意地躺在了床板上。这趟卖血，每人400毫升，血站支付200元，扣除血头和血霸的20%，他们每人可以得到160元。
也是在那天我才知道，血奴的上方是血头，血头的上方是血霸。那个呵斥光头的就是血霸。一个血头下面有几十名血奴，一个血霸下面也有好几个血头。血头都是当地的地痞流氓，而血霸则是手眼通天，黑白两道都玩得转的人。
血奴们都很感激血霸和血头，因为他们让他有了赚钱的机会。然而，他们不知道，血霸和血头依靠他们卖血，赚得比他们多得多。
一个血奴卖一次血，血站支付200元，自己只能得到160元，有40元交给了血头血霸。一个血头手下如果有20名血奴，血奴们每卖一次血，血头血霸就能得到800元。血头血霸按照五五分，血霸得到400元，血头得到400元。一个血霸如果手下有五个血头，那么他每次就能得到2000元。
血液是血奴的，而每卖一次血，血奴只能得到160元，血头得到400元，血霸得到2000元。
一个血奴一月最少会卖血七次，血奴一月收入1120元，血头得到2800元，血霸得到14000元。
这是最少收入。我在后来的暗访中的得知，有的血奴一月会卖血15次以上。最大的血头手下有100多个血奴，而我认识的一个血霸，手下有血头十几个。算算这个血霸一月收入多少？绝对是天文数字。
血奴每月还要支付食宿费用，而血头血霸不支付任何费用。
当地有一个说法，手下养几个血奴，比养几只狗还赚钱。难怪血头会挖空心起从火车站、从救助站、从一切可能的渠道寻找血奴。
此前，坐在报社的办公室里，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存在这样一道利益链条，还生活着这样一群人。

每天早晨上网，看到很多朋友们的回帖，很感激。
因为职业的原因，我了解到了很多东西，以为大家都知道，以为这些很平常，可是，从回帖中看到，很多我认为平常的东西，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么，我会把这些都说出来，让大家了解真相，让大家免于受骗。
这就是我写这个帖子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