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回头看去，张伯伦的悲剧就在于，过度为民意所裹挟，初则过于谨慎，坐失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终则过于冒进，因担保波、罗、希三国而自我孤立。力量消长之关键，与其说是张伯伦高估了希特勒的善意，不如说是他低估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理性与智慧。

在苏德联盟的保障下，希特勒火力全开，先是在28天内消灭了波兰，接着又将死神的镰刀挥向北欧和西欧。大英帝国的国运进入一个空前残酷的寒冬期。

1940年法国投降之后的风雨飘摇的大英帝国： 决不投降的丘吉尔



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对西线展开全面进攻。同日，大英帝国内阁送走了张伯伦，迎来了一位新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正如日后任丘吉尔秘书的约翰·科尔维尔指出的那样，此时的丘吉尔“年过六十五岁，已有资格领取养老金了。他充沛的精力和雄辩的口才依然不减当年，但是他的许多同胞，不管其政见如何，都认为他声名狼藉，而不是大名鼎鼎，对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好感大于对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好感”。总而言之，“在他就任首相之前的四十年中，有许多人是支持他的，然而反对他的人更多”。

但是，在此后的“二十五年余生中”，“他却誉满全球，并得到世人的尊重和爱戴”，以至于今天的世人，已很少有人记住作为畅销书作家、艺术家、砌砖爱好者的丘吉尔，记住的是作为大政治家、大战略家的丘吉尔。

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巨大的逆转，留下这样一段大器晚成的传奇，缘于丘吉尔在恰当的时间遇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机遇。

如果将丘吉尔与张伯伦做一个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张伯伦处处高谈理想、原则，实则却是一个务实主义者。所以，他才会对民意舆情高度敏感，处处竭力维持内部团结，同时以有限的资源维护江河日下的老朽帝国。而丘吉尔则截然不同。在他的世界里，凡人皆碌碌于当下的尘埃之中，英雄却乘风于历史的长河之上。他在外交领域虽然同样务实，但在国内政治中却有着十足的堂吉诃德气质。他向来只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成败利钝则非其所论。对于女性主义、反精英论、虚无主义，更是一贯嗤之以鼻，不假颜色，因此为大众所不喜。他又文从古风，好起高论，言必忧患，论必备战，更不免逆时代之潮流，为舆情之公敌。所以，丘吉尔从来不是一个善于在和平年代说服大众的政客，却是一匹识途老马，一个可以在危亡关头临危受命、力挽狂澜的政治家。

平心而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即便由丘吉尔掌舵，亦不可能比张伯伦做得更好，反而可能激怒大众，自乱阵脚。后人应当庆幸张伯伦有效地压制了丘吉尔，让其得以与当时的外交政策彻底撇清关系。后人更应当庆幸，关键时刻，大英帝国还有这样一个识途老马堪当大任。

丘吉尔出任首相仅仅7周后，法荷比卢四国已悉数战败，只剩下英国一支孤军，独自面对如日中天的第三帝国。而这支孤军的状况实在是惨不忍睹。在外围，它已然孤立无援（美国总统罗斯福虽然已决意变美国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但毕竟远水不解近渴）；在内部，在经历了敦刻尔克的大撤退后，装备损失殆尽，国内只能保持一个师的完整武装，且机械化运输装备奇缺。该师师长蒙哥马利为了保障自身的机动战能力，被迫强征当地的公交车充军。因为此举过于扰民，引发强烈的舆情弹劾，直到丘吉尔亲自出面支持，才勉强保住了这个师的机动性。

而在海峡的另一边，第三帝国可谓兵强马壮，士气如虹。尤其在法荷比卢四国全部战败后，德国彻底控制了大西洋沿岸地区，对英国本土安全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更将中西欧之工业区连成一片，其潜力之大，绝非经生腐儒所能想象。当时之德国根本无须征服大英帝国，只要迫其握手言和，则全球风云尽在其叱咤之中。即便如此，希特勒仍迫不及待地发表了一个和平呼吁，给予英国极大的尊重，开出极其优渥的和平条件（与其对法国的苛刻形成强烈对比），大有雅利安-盎格鲁共治天下之雅量。

说来耐人深思，早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就表达了一种强烈的亲英情绪。取得政权后，希特勒又多次在公私场合表达其对大英帝国的敬意。他认为，西方世界的振兴，端赖于海上强权英国与陆上强权德国的联盟。这也是张伯伦对德政策的一个重要判断前提。虽说张伯伦并不真想与希特勒联盟，共治天下，却很希望能利用此种心态，逐渐将德国变成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平衡器，从而在法俄之间维持一种对英国有利的均势。

在英国经历了1940年夏季大惨败之后，希特勒居然仍不忘初衷，旧案重提，一时不免在英国内部引发出强烈的议和暗流。绝大多数主和者，都是被希特勒的赫赫武功吓破了胆，先认定抗德不过是重蹈法国覆亡的旧路，担心真等到本土沦陷再谋和局，结果必不如当下有利。

对这一类人，丘吉尔嗤之以鼻。

回顾大英帝国的历史，不难发现，比起当年无敌舰队来袭、拿破仑横扫欧陆，目前这种局面尚称不上最糟糕。何况希特勒的背后，也正如当年的拿破仑，都潜伏着一只巨大而敌友不明的“北极熊”，以及一个志不在小的“老熊王”。而今日大英帝国的身后，却即将多出一个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以及一个同样志不在小的“罗厂长”（编注：北极熊指俄罗斯，老熊王指当年的沙皇亚历山大和当时的斯大林；罗厂长指罗斯福，因其称要把美国变成世界民主力量的兵工厂）。并且，英德之间尚有一道令无数英雄折腰的英吉利海峡，这道海峡一向被大英帝国当成天然的护城壕，退可划水而治，进可开关击敌。陆上狮虎，其奈我何！

反之，若仅仅因为法国战败，就急不可耐地接受希特勒恩赐的和平，则大英帝国将自此沦为德意志的一个地区副官。如果大英帝国本来就是个副官，则在彼处为副官还是在此处为副官，本无可无不可。然而，大英帝国本是霸主，铁甲成行，封疆万里，廉颇未老，周郎犹在，反要屈尊以事新主，这才是辱没了列祖列宗。丘吉尔又一向自诩马尔伯勒（编注：英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统帅）之后，有决胜疆场之志，自然是要振臂一呼，以背城借一。

相比之下，还有少部分主和者，如哈利法克斯，虽同样不认为德国真能在短期内占领英伦三岛，但在经过了深思熟虑后，仍认为有必要与德国媾和。原因即在于，这一派人士认为，如坚持抵抗，必然形成英国孤军作战的不利局面，等于是为他人做嫁衣。再者，波兰的亡国，虽说是同盟阵营的一大损失，却因此让德苏两强成为邻国，爆发冲突的可能大大提升。如能利用希特勒的亲英心态，谋得短暂的和局，则大大有利于国际形势的转圜。法国的沦陷和英国的妥协，可让希特勒无后顾之忧，全力东进。这就等于仍回到“祸水东引”的老路上。不要忘记，当年拿破仑战争不也是打打和和，前后经历了多次反法同盟才终于取得胜利吗？在当下这种困窘局面下，哪怕只是用和谈拖延下时间，对英国也是弥足珍贵的，又为何不谈呢？

对这一类人，丘吉尔则哀其算路（编注：算路，围棋术语）一间未达。

邻近性大国间的地缘关系，无外乎4种：面对面、背对面、背靠背、手牵手。

面对面者，即扩张方向相对，猎物处于二者之间，如猎物过强，尚可结盟于一时；猎物一旦消失，二者早晚必起冲突。

背对面者，扩张方向相同，但一国在前，一国在后，为“背”之一国，往往在收获战利品时占据重大优势。但为“面”之一国，则占有黄雀在后的优势，可以伺机背上插刀。此种情形下很难形成对等的联盟关系，而更多的是形成一主一从的关系，否则就会引发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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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靠背者，扩张方向相离，又能互通有无，最易于形成互补性联盟。

至于手牵手，则属于扩张方向相平行，只要能协调一致，仍可形成竞争性联盟。

德国与苏联，在东欧存在面对面的冲突隐患。但如背对面，则德国不放心，如背靠背，苏联又不甘心。德国不放心是害怕苏联做在后之黄雀，等德国与英美两败俱伤之时，突然袭击。苏联不甘心则在于，德国西进消灭英国后，将实现工业化欧洲的大一统，而苏联在远东的扩张只能收获落后的农业地带。只怕不等苏联发展起来，就要先被德国兔死狗烹了。故而，苏德联盟要想稳固长久，只有开拓出第三个战略方向，形成战略手牵手。

回顾前一阶段的历史，苏德联盟能够形成，固然有张伯伦未能充分离间苏德关系的因素，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个重大诱因，即绥靖略暴露了帝国的虚弱和畏战，从而让苏德看到了联手瓜分大英帝国的美好前景。只要这个前景存在，苏德关系就可以维持联合。如按照哈利法克斯的策略，等于继续示弱，只能引发更大范围内的瓜分行动。到时候，不仅苏德联盟，日本、意大利也会加入，从而形成四强手牵手南下，全面瓜分大英帝国的灾难性局面。

事实上，这个危机已经出现。墨索里尼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在希腊、埃及、苏丹全面扩张，一举变地中海为内湖，进而控制苏伊士运河-红海出海口。日本则紧急调整战略部署，一面缓和对苏关系，一面谋求自中国战场进行战略收缩，削尖了脑袋挤进瓜分大英帝国的行列。

因此，此时言和就是言降，必致生不如死，最终死路一条。只有坚决主战，方能死里求生。一旦消除掉瓜分大英帝国的愿景，苏德都将被迫改变扩张方向，东欧将成为点燃苏德战争的导火索，手牵手一转为面对面，两强开战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至于意大利，胃口虽大，然牙口不好，不足为虑。日本虽然胃口、牙口俱佳，但西有中国苦撑待变以掣其肘，东有美国虎视眈眈以逼其腹，亦不足为虑。所可虑者，唯苏德耳。只要能促成苏德开战，则大局逆转，指顾间事。全球格局，又开一大新局面也。

所以，丘吉尔坚决反对议和，力主抗战到底，苦撑待变。他要变英吉利海峡为一道坚强而充满弹性的防线，将德国的战争机器弹回东线。同时，他还要用孤军奋战来挽回绥靖政策在国际上造成的负面影响，重塑大英帝国的道德形象。正如他日后在下院的发言：

“两年或三年，时间并不算长，即使在我们短暂不定的生涯中也不算长。而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中，就更不算一回事了；当我们在从事世界上最美好的事业，有幸成了整个欧洲自由的唯一捍卫者时，我们切不可因艰苦奋斗度过这些岁月而有所抱怨或厌倦……通向胜利的道路或许不像我们所估计的那样长。但是，我们没有权利去指靠这一点。这条道路，长也罢，短也罢，崎岖也罢，平坦也罢，我们一定要走到底。”

丘吉尔不仅拒绝议和，反而号召帝国子民皆持干戈以卫社稷，宁鸣而为自由之鬼，不默而做奴役之人。希特勒在哪里，大英帝国就打到哪里。在天空打，在海洋打，在陆地打，在滩头打，在山丘森林、寻常巷陌打！苟大英帝国犹有寸土一人在，断无和字出口！如帝国能争得转机，则亦不容第三帝国有和字出口之可能！

有情有理，有谋有略。有胆有识，有为有不为。帝国之内，各党派、各阶层、各地区，乃至各自治领、各附属国、各殖民地，闻风向义，纷起响应，聚沙成塔，汇成巨流，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希特勒看来，丘吉尔可谓神经过度紧张。因为他已经开出极其优厚的和平条款，不仅给予这个失败者以最大的尊重，而且希望能借机与之结盟连横。这完全是朋友之道，而非城下之盟。当此之际，甚至在英国内部，也颇有一些人抱怨丘吉尔以个人之英雄主义替代国家利益之理性计算，视其为祸国殃民的战争狂人。

而丘吉尔不仅不以为自己是匹夫之勇，反觉得那些自认为接受的是希特勒橄榄枝的聪明绅士们是妇人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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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一个结局，一心想与英国构建战略伙伴关系的希特勒不免心冷半截。本来，希特勒是本着一种绝对理性，觉得大英帝国与大德帝国一海怪、一陆兽，既难彻底征服，又有互补之效，为何不联手呢？西方谚语说，当你无法斩断一只手臂时，就紧紧握住他。于是，才有了希特勒大胜利后的表示大谦虚，大征服下的呼吁大和平。

岂料丘吉尔同样是棋道高超，以绝对理性对绝对理性，以深远算路对深远算路，迫使希特勒必须在先征服英国，还是先征服苏联之间做出抉择。这就实现了化被动为主动。

接下来爆发的英伦空战，充分证明了德国战争机器的尺有所短，更令英国的国际形象得到戏剧化的扭转。希特勒被迫向苏联、日本发出了连横克英的外交呼吁，以谋求组建反英大同盟。但是，鉴于大英帝国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实力，日本内部的传统亲英势力，纷纷反对与德国结盟。其高层长期议而不决，不免让希特勒渐失耐心。同样，斯大林也一样不肯轻易表态。因为他意识到，大英帝国越是难对付，日本越是意见有所保留，希特勒越有求于苏联。如果那样，苏联便可待价而沽，顺势而行，左右都是稳赚不赔的买卖。但是，他未免忽略了希特勒的性格。希特勒的身上，有着浓厚的艺术家气质，相对于理性和精密计算，希特勒其实更依赖直觉与灵感。

1940年11月，莫洛托夫奉斯大林的密令，秘密潜往柏林，与希特勒、里宾特洛甫进行高峰密谈。此行虽然高度保密，但因为英国早已破译了德国的密码，故具体时间仍被丘吉尔获知。丘吉尔深知，这是决定历史走势的会议，结局或是苏德达成瓜分大英帝国的协议，或是二者因无法达成协议而进一步加强猜忌和冲突。

经过几番权衡之后，丘吉尔决定出动强大的轰炸机部队，在莫洛托夫抵达的当晚，对柏林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夜间轰炸，以示廉颇未老。

空袭后一个月，希特勒决定启动代号为“巴巴罗萨”的对苏作战计划。此后7个月，德苏开战。德苏开战后又12个月，丘吉尔访苏，第一次当面见到了传说中的“约瑟夫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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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两位不世出的战略大师，二人可谓既相互忌惮，又互相敬重。交谈中，斯大林特地向丘吉尔提及了那次空袭：“当莫洛托夫1940年11月前往柏林会见里宾特洛甫时，你们有所风闻，并派飞机去空袭。”很显然，斯大林已经看清了丘吉尔的出牌路数，但他还是决定向丘吉尔当面求证。沉默中，丘吉尔点了点头。这就等于承认了那次空袭并非一次偶然的纯战术行动，而是一次带有战略使命的精心策划之举。

面对丘吉尔的坦诚，斯大林接着娓娓讲出了故事的另一半：“响警报的时候，里宾特洛甫带路，走下了许多层阶梯，到了一间装饰豪华的防空室。他进去以后，空袭就开始了。他把门关起来对莫洛托夫说：‘现在在这儿，就只我们两个人了，我们为什么不划分一下（编注：意指瓜分）呢？’莫洛托夫说：‘英国的意见呢？’‘英国，’里宾特洛甫说，‘英国已经完了。它再也不能起大国的作用了。’莫洛托夫说：‘如果完了的话，我们为什么到这个防空室来呢，是谁在这儿扔炸弹呢？’”



正因为看清了大英帝国并非一栋摇摇欲坠的大厦，所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才会不断提高与德国联合肢解大英帝国的价码。在斯大林看来，这是行情变化下的水涨船高。但是，他忽视了希特勒的心理。希特勒已经受够了难缠的丘吉尔，现在又发现斯大林同样难以对付。这种两面夹攻，一刚一柔，终于让这位以艺术家自诩的帝国元首失去了“不动如山”的定力。他转而决定，以一场其疾如风、侵掠如火的强袭，一举干掉苏联，再回过头来解决英国问题。这就陷入了一种奇怪的逻辑思维之中——他本是因为英国的不易对付而决定联苏，现在又因为苏联的不易联合，而反过来自欺欺人地认为，英国之所以不易对付全在于有苏联存在，打垮苏联，就彻底消除了英国的幻想。他显然忘了，在大西洋彼岸还有一个美国，那才是丘吉尔的真正希望所在。而苏德开战，正有助于英国摆脱困境。

想当初，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思维逻辑，让希特勒把德国一路带到1940年的夏季胜利。但现在，同样是这种思维，又将德国带入毁灭的深渊。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4天后，希特勒又主动对美宣战。全球大国对抗格局终于彻底改写，形成了美苏英对垒德意日的战略态势。大英帝国也终于度过最艰难的岁月，开始在大同盟阵营中与美苏并肩作战，共御强敌

希特勒为何放弃进攻英国，转而进攻东方的苏联呢？


1941年6月，希特勒出动了550万军队兵分三路进攻苏联。从战略上说，这是希特勒犯的一个重大错误，因为他并没有拿下英国。此时的德国处于两线作战的状态，得知希特勒进攻苏联后，英国首相丘吉尔如释重负。那么希特勒究竟为何要放弃苦苦支撑中的英国，反而要调头进攻苏联呢？

1、美国暗中援助，英国久攻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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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作为波兰在名义上的盟友，英法两国先后对德国宣战。但英法两国并未作出什么实际行动，他们希望希特勒在拿下波兰以后，继续向东进攻苏联。开始苏联已经与德国达成了秘密协议，两国瓜分了波兰。随后希特勒毫无后顾之忧的进攻西欧地区，荷兰、比利时先后被占领。法国一直吹牛说自己是欧洲大陆第一，可在德军的攻势下，法国仅仅支撑了不到40天就向德国投降。法国战败以后，整个西欧就只剩下英国，形势对英国十分不利。英国唯一的优势就是英吉利海峡，由于英国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希特勒的坦克兵团变得毫无用武之地。起初希特勒试图用不间断的轰炸迫使英国求和，可英国空军也不是软柿子。德国空军没有起到预期的战果，希特勒最后是能通过全面封锁战来对付英国。

英国是岛国，对海洋的依赖性很大，德国的潜艇封锁战的确给英国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出手了，美国的战略是决不允许一个国家在某一个地区一家独大，为此美国开始大规模援助英国。美国总统罗斯福命令海军为商船护航，这让希特勒十分恼火。可是德国尚没有与美国开战的计划，对此只能无可奈何。有了美国不断输血，英国自然是底气十足，征服英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希特勒酝酿着一个新的计划，先进攻苏联。获取苏联西部丰富的石油资源，然后再进攻英国。届时就算美国直接参战，德国也并不畏惧。在此之前，德国主要依靠罗马尼亚供给资源。罗马尼亚的资源也十分有限，而且苏联也一直袭扰罗马尼亚。

2、苏联自身的情况也给了希特勒机会

希特勒之所以要进攻苏联，也和苏联自己的实际情况有关。当时苏联正在进行着大清洗运动，这场运动使苏联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尤其是军队。当时苏军军官几乎换了一遍，那些新上任的军官除了会喊“斯大林同志万岁”之外，几乎什么都不会。潜伏在苏联的德国间谍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希特勒，这让希特勒有了战胜苏联的信心。对于德国的小动作，苏联也不是没有一点察觉。为了震慑德国，斯大林特意邀请了一批德军将领参加1941年5月的苏联阅兵式。这本来是炫耀武力的阅兵，但是最后成为了德国窥视苏联军事实力的好机会。德军将领们发现苏联军队虽然庞大，但是武器水平却明显不如德军。尤其是空军方面，与德国差距最大。

在两国关系上看，苏联也根本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开战之前，苏联也一直向德国提供资源。德军的一部分石油就是来自于苏联，也就是说。德国人是烧着苏联提供的石油进攻西欧地区的。截止开战的前一天，苏联还向德国出口了一大批小麦。就在战争爆发的头几个小时，一名德国军官逃进了苏联境内。他宣称自己是德共产党员，在德军内部潜伏已久：现在希特勒即将进攻苏联，自己拼死逃过老报信，请同志们做好准备。这个消息被一层层上报，最后莫斯科传来的命令是把这个人就地枪决。这名德国军官万万想不到，自己会是这样的下场。就在他被枪决的两个小时以后，550万德军兵分三路进攻苏联。由于苏联战争准备不足，自然是大败。

美国在二战初期虽然没有参战，但是它一直观察着世界局势，等待最佳的机会。眼看英国难以支撑，美国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美国不会坐视德国控制整个欧洲，这部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在英国国内物资困难之际，美国开始向英国提供源源不断的援助。为了防止德军潜艇的袭击，美国总统罗斯福命令美国海军为商船护航。其实德国潜艇仍有机会击沉美国商船，不过，希特勒不想把美国也拖进战争。因此，希特勒命令潜艇部队不准袭击美国商船。这随着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依靠美国不间断的输血，英国有能力与德国长期死磕下去。这就又进入了消耗战的局面，德国的战争资源严重不足，根本无力与英国进行长期的消耗战。

德国所需的钢铁和石油，基本上都来自土耳其和罗马尼亚。想与英国拼消耗，依靠这些资源远远不足。在短期内征服英国无望的情况下，希特勒萌生了向东进攻苏联的想法。苏联的东欧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而且苏联的战争准备严重不足。希特勒的计划是先占领苏联的欧洲部分，掌握丰富的资源，然后再调头进攻英国。到了那个时候，即使美国直接参战，德国也有实力与其拼一拼。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开始秘密调集部队准备进攻苏联。苏联的战争准备确实不足，在战争爆发的初期损失很大。可是苏联毕竟是一个战争潜力很大的国家，德国速战速决的计划再次破产。与此同时，德国的东方盟友日本，又把美国拖进了战争

罕见稀有的二战德国彩照



1929年德国纳粹党在纽伦堡

1938年希特勒和霍尔蒂视察海军潜艇

德国海军元帅雷德在集会上手持权杖

1941-1942年隆美尔在北非

真实反映二战时德国士兵生活战斗的杂志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