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阁老督师》（中）


看到这里，读者也许会感到奇怪，不是说皮岛总兵由登莱巡抚节制吗，怎么他会向辽东当局报捷呢？难道他忘了当初绕过熊廷弼惹来的麻烦不成？

皮岛处在后金、朝鲜与登莱之间，明廷对它们的定位十分明确：“牵制奴酋者，朝鲜也；联属朝鲜者，毛镇也；驾驭毛镇者，登抚也。”但是，毛文龙与朝鲜当局的关系很不好，双方经常爆发武装冲突；而李朝“仁祖反正”后，国王光海君被废黜，袁可立大为愤怒，认为“君臣既有定分，冠履岂容倒置”，两边闹得关系很僵；至于袁可立与毛文龙，尽管前者忍让克制，但后者似乎得寸进尺，让袁巡抚忍无可忍。

开始时，袁、毛两人关系非常融洽。毛文龙相貌威武而且胆大包天，袁可立第一次见面就对他颇有好感，史载“公故奇其胆智”，此后要钱给钱要粮给粮，始终没有亏待。在巡抚的支持下，毛总兵频繁从皮岛出兵骚扰后金腹地，其中最出彩的一次，是他的部将张盘率军收复了陷敌多时的辽东重镇抚顺，并且将今天辽东半岛南部即大连一带重新纳入帝国版图。

张盘是辽阳人。当年，经略袁应泰亲自镇守的这座辽东第一大城失陷，张盘全家被杀，立志复仇的他加入了毛文龙组织的敢死队，从亲兵干起屡建战功，一直做到都司。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夏天，张盘率一支主要由流民组成、对后金恨之入骨的辽东当地人部队，突然袭击了沿海的金州（今大连市金州区），缴获军械火器甚多。明军一鼓作气，趁势拿下不远处的旅顺城以及望海堡和红嘴堡等要塞，此后几个月，又攻下复州（今辽宁瓦房店市），并击退了后金军的反扑。

一系列胜利极大鼓舞了朝野士气，人们认为“设镇以来自未有此捷也”。尽管明军不得不放弃易攻难守的金州——“金州孤悬海外，登州、皮岛俱远隔大洋，声援不及”——但仍将旅顺等地牢牢掌握在手中。第二年初，八旗铁骑趁严寒从结冻的海面上杀过来，一万多人马团团包围了旅顺，但却再次大败，连派去劝降的使者也被张盘杀了祭旗。

差不多在张盘收复旅顺的同时，侦察兵向毛文龙报告：“探听奴酋兵马不多，只说九月中准要往西寇关。”即，努尔哈赤集结重兵，打算在九月进攻山海关。趁敌人后方空虚的机会，毛文龙当机立断，于九月率主力从海路杀入辽东腹地，直插努尔哈赤的老家赫图阿拉（即史料所谓‘老寨’）。

在后金鸡飞狗跳一片惊慌中，捷报如雪片般传向明廷。按照袁可立统计，毛文龙在努尔哈赤大后方共经历了三十多场战斗，其中报大捷五次，斩敌首级接近两千，缴获军械不计其数：

“赖毛帅倡义，屡获奇捷，大张挞伐之气。据所报功级解验，前后大小三十余战，斩首共一千九十七级数逾，上捷者共五次，总获器械、弓箭等件共五万。”

而努尔哈赤则不得不放弃攻打山海关的计划，率大军回师救援，据明军擒获的后金俘虏透露：“供吐奴贼于十五日，在辽阳新城，正欲往西，闻梆声传至，即统达贼四万余，前来老寨救应。”

这一切胜利的背后，都离不开袁可立的鼎立支持，他不仅积极组织后勤供应，还命令登莱水军在海岸策应，有效地震慑了不习水战的八旗兵，史载“舳舻相接，奴酋胆寒”。在毛文龙、张盘等人或直插敌后或攻略沿海的同时，袁可立也派出登莱总兵沈有容等部将集结水师，摆出从莱州湾进攻辽东的姿态，使得本来数量就有限的后金军不敢轻举妄动，只得被动应付。

在袁可立、毛文龙等人的努力下，缺乏水师的努尔哈赤只能被迫放弃沿海的大片地区，史载“四卫已空其三，沿海四百余里之地，奴尽弃之而不敢据，所余者酉虏千人而已”，帝国本土基本上消除了敌人来自海上的威胁。

不过随着战功越来越多，毛文龙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不停地提出各种要求。直至在一场战斗后，毛总兵又发出捷报，宣称自己的人马虽然还不到一千，但却神奇地让七万多敌军自相残杀，最后杀敌超过五万，而己方竟然一仗没打，一箭未放！

要知道，明朝对军功的赏赐是以杀敌多少为标准的，而一次干掉五万八旗兵，真是旷古未有空前绝后的大捷，如果此事真地发生过，那么努尔哈赤的手下基本上都被包干，而明朝本已见底的国库，恐怕也要一文不名。

收到这份堪称奇迹的捷报，巡抚大人即使脾气再好，也实在忍不住了。大书法家董其昌后来在纪念袁可立——两人是同年进士兼挚友——的《节寰袁公行状》中写道：“公心颇疑之，私谓敷实而后报，不失于慎。”

即，实在不敢见证奇迹的袁巡抚对底下嘟囔道，这事还是查一下的好，否则出了篓子没法交代。于是他派人带着公文登上皮岛，“核其虚实”。最后的核对结果不得而知，但毛文龙从此与袁可立翻脸，变得“嫉公如仇”。

不仅如此，按照董其昌的说法，毛总兵开始给上司使绊子，他“嗾言官寻端中之”，即唆使几个御史、给事中找茬弹劾袁可立，试图给自己换个更好说话的老板。此前，因为总是袒护毛文龙，袁可立早已饱受言官攻击，没想到末了，被保护者竟然反噬恩主。

这种两头不讨好的受气包角色搞得袁可立痛苦不堪，他干脆在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递上辞呈。尽管曾经的学生多次挽留，但见老师去意已决，皇帝最后只好答应，把他调回朝中改任兵部右侍郎，即国防部第二副部长。

袁可立离职后，继任者武之望是著名医学家，尤精于“女科”即妇科，但其政治才能则乏善可陈。但出乎毛文龙意料的是，新巡抚素以洁身自好著称，凡事都要黑白分明，而且性格倔强，远没有袁可立那么灵活。

自然，武之望不再像前任那样对毛文龙有求必应，一段时间的接触后，他们变得关系极差争吵不休，最后甚至闹到了朝廷——登莱巡抚公开要求皇帝给评评理，奏疏中竟然有“毛帅在鲜五年先与旧抚镇不和，继与臣等不和，今又与鲜君臣不和。岂诸臣皆厉世妖孽，而独毛帅为和鸾鸣凤”等惊人之语，一时传为笑谈，亦可见毛文龙之飞扬跋扈与武之望的无可奈何。

不过，当前文提到的毛文龙报捷事件发生时，袁可立尚未离任，皮岛总兵之所以绕过登莱巡抚报捷，除了二人渐生嫌隙外，另一个原因更加重要——辽东的最高长官已经不是王在晋，而改为朝廷排前几名的一位帝国重臣，不仅辽东巡抚受其节制，甚至登莱巡抚和皮岛总兵，也统统是其下属。也就是说，即使总兵直接向他汇报工作，巡抚也无话可说。


【待续】

《十七、阁老督师》（下）


此人，就是以太子太保（地位仅次于‘三公’的‘三孤’之一）、东阁大学士（宰相，国家副总理）、兵部尚书（国防部长）身份，“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的孙承宗，皇帝允许他“便宜行事，不从中制”，即遇事可以自行决策，不必先向朝廷请示汇报。

也许因为毛文龙此前确有谎报战功的行为，而且极其夸大，以至于袁可立等人对他的战报“心颇疑之”，为慎重起见，孙承宗决定核对后再说。不久以后，他向天启皇帝报告了对毛文龙战报的核查结果，派去检验的人，正是毛日后的死对头袁崇焕，不过后者的官衔此时仅为从四品的兵备副使，而且还是刚刚提升不久，与毛总兵的级别尚有不小的差距。

对毛文龙部队献上的这些污血狰狞的人头，袁副使检查得不可谓不细致——女真人的发式与明人有显著区别，这也是辨别二者的重要特征，他很可能是以此为据——最后宣布，结果完全符合当初上报的数额。接到核查报告后，孙承宗下令把将领们集中起来，随即“三炮三爵”——这是一种比较隆重的仪式，即三次放礼炮的同时洒酒祭祀天地，通常用于庆贺重大利好消息。孙承宗在奏章中写道：

“臣接平辽总兵毛文龙呈解屡获首虏，随行关外道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系真正壮夷，当阵生擒虏贼四名，俱系真正鞑虏。差令中军官集将士于衙门外，三炮三爵。”

孙承宗之所以仔细核对战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除了提振边疆官兵的士气，他还要向蒙古各部首领展示俘虏，以表明大明帝国的军民并非都是无能之辈，消灭努尔哈赤是有希望的。从他的叙述来看，似乎达到了预期效果：

“臣时在宁远，适春赏夷人，虎酋等部俱到。特令各官解其首虏，经各赏夷部落，乃抵宁远。不独风示边人，抑亦见天下尚有杀贼之人，贼自有可灭之日！一时人心，殊觉感动。”

与此同时，孙承宗宰相要把毛文龙树为“疾风知劲草，板荡见忠臣”的典型，为那些懦弱避战者做个好榜样，他称赞道：

“因念文龙以孤剑临豺狼之穴，飘泊于风涛波浪之中，力能结属国，总离人，且屯且战，以屡挫枭贼，且其志欲从臣之请，牵其尾，捣其巢，世人巽懦观望，惴惴于自守不能者，独以为可擒也，真足以激发天下英雄之义胆，顿令缩项敛足者愧死无地矣。”

收到奏章后，天启皇帝下令为毛文龙等人论功行赏，“毛文龙并各将吏功次，着即行勘叙”。从史料来看，袁崇焕与毛文龙的第一次见面，似乎是相当愉快的，两人并没有发生什么冲突，而袁对毛的战果也相当满意并据实上报。

另外，孙承宗的奏章中多次提到了一个地名——宁远，即今天辽宁兴城市，它始建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位置十分重要，号称“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当时是明军最前沿的防御阵地。对于这座城市，明末在华的欧洲传教士宣称其守将正是毛文龙，他写道：

“他深习兵法，有许多门大炮。他是从广东省沿岸荷兰沉船上获得大炮的。因中国皇帝宣布以宁远城代替辽阳为首府，皇帝还任命一名新总督，也是上任的巡抚，所以毛文龙把最好的炮设在这个城上。”

但其实传教士们搞错了，当时辽东的法定省会仍是早已失陷的辽阳，宁远守将也并非鼎鼎大名的毛文龙，而正是他的死对头，当时仍默默无闻的宁前兵备道副使袁崇焕，在他的治理下，此地“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

一切还要从孙承宗接管辽东战区说起。

做为少有的明清双方都交口称赞的人物，明末辽东战场几乎所有重要名臣将领，如袁崇焕、毛文龙、孙元化、满桂、祖大寿等等，差不多都曾是孙承宗的学生或部下，并深受其影响，故而明人称赞他：“二十年名将，咸出高阳之门！”按，孙承宗是河北高阳人。

清人编撰的《明史》甚至认为，大清取得天下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运气好，如果不是老天保佑，纷乱的党争导致孙承宗莫名其妙地离职，否则结果还真的很难说呢：“廷论纷呶，亟行翦除，盖天眷有德，气运将更，有莫之为而为者夫”。在为孙承宗单独列传的同时，《明史》作者还趁机借题发挥，认为自毁长城的大明朝已经烂到了根，要不灭亡那才真是奇迹：“国是如此，求无危，安可得也！”

与大多数少年得志的官员不同，孙承宗直到四十二岁还在参加科举考试。为了糊口，他不得不以教书为生，由此练就了一副好嗓门，“与人言，声殷墙壁”。也许是心有所属的缘故，孙老师特意挑那些与蒙古接壤的北方地区“授经边郡”，他的业余时间经常花在和军人们聊天上，史载“喜从材官老兵究问险要厄塞，用是晓畅边事”。

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家庭教师孙承宗终于考中进士，获得了榜眼的好成绩，一起被录取的有同样大器晚成、比他还长一岁的徐光启。年已不惑的孙承宗饱经社会磨练，为人处事十分成熟，加之此人相貌威严，“貌奇伟，须髯戟张”，无论外表还是内涵，都在他所供事的翰林院里鹤立鸡群，因而很快引起各方关注，后来甚至宰相遇到疑难问题也找他来咨询，还曾主持过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的会试。不幸的是枪打出头鸟，风头太劲的他卷入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党争，只是因为几位官员力保才没被贬出朝，但不得不离开翰林院，改任太子职官系统的闲职。

天启即位后，郁郁不得志的孙承宗终于迎来转机，以左庶子（詹事府左春坊的长官，正五品。詹事府是明朝太子的教育辅导机构，左春坊则负责给太子讲解文章）的特殊身份，成为小皇帝的家庭教师。也许是早年对此职业驾轻就熟的缘故，经验丰富的孙承宗深得有教无类的真谛，几乎文盲的天启一听他讲课便心花怒放，经常不顾规矩执意要孙老师频繁出勤——“帝每听承宗讲，辄曰‘心开’，故眷注特殷”。

史载小皇帝有许多位老师，这些人成分复杂，既有与东林党关系密切的袁可立（他是党首高攀龙的挚友），也有阉党中坚冯铨（他直接导致了熊廷弼的死亡）。而这些人中，与天启感情最好的无疑是孙承宗，史载前者甚至不直呼后者的名字，而代之以颇为尊敬的“吾师”。

除皇帝外，做过会试考官的孙承宗还有许多真正的门生，比如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因如夫人柳如是而大名鼎鼎的钱谦益，以及曾任兵部尚书、三边总督、最后讨伐农民军战死的傅宗龙等。


【待续】

《十八、坚城利器》


阉党搞的《东林点将录》中，孙承宗被编为“地短星出林龙邹渊”，显然被视为东林党人，不过他的排名并不靠前。从史书来看，孙承宗的政治倾向其实很不清晰，只能算东林外围人物，但一般认为，他即使不是真正的东林党，起码也是东林党的支持者，尤其是与其关系密切的同僚、朋友基本都在该党，弟子钱谦益后来还成了晚明东林党的最高首脑。

与自己的同年兼朋友徐光启类似，孙承宗对在华的欧洲传教士颇有好感，南京教案之后，正是在他的努力下，传教士们返回中国时才恢复了在北京的住所。而传教士之所以能够回来，也与孙承宗有关，他支持中国早期基督教徒、后来被誉为“圣教三柱石”之一的李之藻的建议，以邀请军事技术专家为帝国铸炮的名义，为避居澳门的传教士们创造了返回内地的机会。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时任光禄寺少卿（相当于皇室食品管理局的副局长）的李之藻向皇帝提议引进欧洲新式火炮以对抗后金，并得到急需新式武器的兵部的赞同。于是在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运作下，明廷终于组成一个官方代表团（一说此行原本是私自安排，只是后来徐光启等人搞到了皇帝的许可，才算转为正式），前往澳门进行考察，其中包括两位已皈依基督教的明朝官员，他俩都是李之藻的学生。

考察团在澳门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因为葡萄牙人注意到，他们的使命第一次得到北京朝廷的认可。在澳门停留期间，那二位基督徒官员在一次庄严的主教弥撤中表现得非常崇敬、虔诚和投入，这也使他们的这一次出使显得更受瞩目。

经过实地考察，明朝官员们对欧式大炮印象深刻，最后决定引进一批火炮，以及指导操作这些火炮的一组葡萄牙熟练炮手。出于和主人搞好关系的目的，澳门当局极想满足明廷的要求，于是很爽快地一次性卖给中国三十门大炮（一说二十门），并答应派专业炮手去指导操作，不仅如此，他们还组建了一支包括上百名滑膛火枪手的队伍，去支援和训练明军。

不过，该计划遭到了朝廷中沈漼（时为内阁大学士）等反对基督教的高级官员之阻挠，葡萄牙炮队及火枪手被迫滞留澳门无法成行，直到不久后孙承宗接管兵部，这一计划才重新启动。在耶稣会传教士的组织下，这些枪炮及人员分两批进入中国内地，据考证最后有十门大炮抵达了辽东前线。

但其实，这些大炮并非葡人制造，而是来自一艘英国军舰，它在澳门海岸失事，船上的大炮被打捞上来，现在葡萄牙人把它们转手卖给明朝，中间大大赚了一笔（另一说，这些炮是从被澳门当局击沉的英荷舰船中缴获的）。后人研究认为，几年后宁远城头造成努尔哈赤受伤甚至死亡的那门大炮，应该就是它们之一，即，明人在葡萄牙人的训练下，用英国造大炮重创了女真人。

据说，神父们开始时对自己的新身份颇为不满，辩称他们只是意在传教的上帝仆人，并非什么军事专家，而深谙中华和稀泥传统的李之藻等人则劝道，不要把这个身份看得太重，它仅仅是个称呼而已，就像裁缝的缝衣针，只有缝衣时才有用，一旦缝好便不必在乎了。就这样，汤若望等人于公元1623年来到北京，开始指导明朝工匠铸造和使用西洋大炮，正是这些大炮（其中包括部分购自澳门的英式火炮）后来与孙承宗一起来到辽东战场，重创了后金军。

其实孙承宗早就有机会主政辽东。当年辽沈失守、袁应泰自杀后，朝野舆论一片哗然，正担任少詹事（詹事府的副长官，正四品）的孙承宗早年生活在边疆，素以“知兵”著称。于是有人提出应罢免当时的兵部尚书代之以皇帝十分信任的孙先生，这个建议得到了内阁赞成。

大臣们遂提议为孙承宗专门在兵部设一个侍郎职位，主抓东北战争。但是，正因为过于依赖这位老师了，天启竟然不同意他离开，内阁几次请求都被驳回，最后只能将孙承宗升为礼部右侍郎（教育－外交－祭祀－典礼部的第二副部长，正三品）并“协理詹事府”，专抓皇室教育。

直到公元1622年广宁失守，熊廷弼和王化贞被迫撤回关内，兵部尚书张鹤鸣怕得要死，于是以视察边防的名义躲了出去。眼见东北战局糜烂不堪，小皇帝实在没有办法，终于答应让自己的孙先生入阁，但头衔不再是侍郎，而是地位更高的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几天后又让他“以阁臣掌部务”，即国家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成为明朝国防系统真正的一把手。

新任国防部长的第一份奏章，颇为出人意料，因为其内容并非如何恢复失地，而是针对帝国政界一项延续了上百年的传统——以文制武。他指出，现在帝国的兵力和粮饷都是一本糊涂账，朝廷用武将统兵，却用文官练兵；武将在前线冲杀，却要受文官的指挥；边防要靠武将，文官却在后面指手划脚：派经略、巡抚执掌边疆，但他们却没决策权，只能每天问朝廷是战是和，带来的问题极其严重，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迩年兵多不练，饷多不核。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备边，而日增置文官于幕；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此极弊也。”

很显然，年近花甲的孙承宗对帝国军界理解颇深，他一针见血地提出，在此非常时期，必须选出一位有胆有识的最高将领执掌统帅权，他可以自行处置中下级官员。同时，请朝廷一定要信任此人，不要理睬文官叽叽喳喳的浅薄见识。再有，小胜小败都是兵家常事，千万别放在心上。关于具体的辽东战略，他写道，为今之计，只能先立足于防守，让敌人无隙可乘，然后再想办法恢复失地：

“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气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边疆小胜小败，皆不足问，要使守关无阑入，而徐为恢复计。”

随后，孙承宗又列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包括招安蒙古各部共同抗金，抚恤辽东流离失所的难民，精简驻京部队，于永平（今河北秦皇岛市卢龙县）增设总兵，修缮蓟镇（山海关到居庸关之间的明军防区，包括今京津冀等多地，原本针对北方的蒙古人）长城防线，在北京东部地区开荒屯田等等，他的皇帝学生对此统统采纳。

提出这些建议时，正准备在中央大展拳脚的孙承宗肯定想不到，后来到边疆执掌统帅权的那位最高将领，竟然就是他本人。


【待续】

《十八、坚城利器》（中）



接管兵部后，孙承宗雷厉风行地查办了几项群众反应强烈的大案要案，辽东两位封疆大吏——经略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首先被罢官审讯；而四川事变（彝人酋长奢崇明趁被明廷征调援助辽东的机会起兵造反，一度围困成都，后被秦良玉等人镇压）的几个始作俑者，包括率先建议征调奢崇明的一名御史和一名给事中，也很快被逮捕。

辽东巡按方震孺、登莱监军副使梁之垣、蓟州兵备道邵可立等不作为官员，都被行政警告。这几位颇有贤名并非什么坏人，比如方震孺是铁杆东林党人，名列阉党《东林点将录》中“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还是当时知名书画家，明亡后又在南方积极组织抗清；梁之垣是出色的外交官，曾多次出面办理与朝鲜李朝当局的交涉；邵可立则是著名教育家和慈善家，死后获康熙皇帝专门表彰。

史载在这位宰相防长严厉的目光下，各主要责任人纷纷获罪，将军们则惴惴不安，生怕下一个就轮到自己，与此同时，孙承宗自然也给他本人招来一片怨恨——“诸人以次获谴，朝右耸然，而侧目怨咨者亦众矣”。“朝右”者，朝班之右也，按照中华帝国古老的典章制度，朝班右列按惯例是武官们的位置。

钱谦益曾这样赞誉自己的老师说，先生从不交结权贵，也从来不参加交际宴会，人格厚重而谨慎，性情淡泊而无欲，既不屑于巴结谄媚，对安逸的生活和沽名钓誉也视若浮云。先生经常举荐贤能，但却从来不拉帮结派，而那些小人都躲着他走，从来不敢经过他的门口，但当后来先生贬官及战死以后，他们却都以庄重的态度，发自内心地表达了自己的慰问。

从史书来看，这位品格高尚的官员在心理上却很孤独，他的朋友大多基于同年进士或工作关系，特别亲密的极少，与其说他是东林党人，不如说相比阉党等其他派别，孙承宗与自命清高的东林党更合得来罢了。对帝国弊端洞若观火的他习惯了对事不对人，无论东林党还是阉党，统统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东林党的王化贞、方震孺，楚党的熊廷弼，皆为范例。显而易见，在那个党同伐异盛行的年代，这样一位不讲情面又不仔细站队的技术官僚，自然被政治官僚共同排斥，因而只能注定孤独。

如果没有天启这个帝国最高统治者的眷顾，孙承宗很可能无法出头。但即使在皇帝学生面前，孙老师也从不奴颜婢膝。钱谦益回忆说，先生对小皇帝既谆谆教导耐心无比，同时对天子的不恰当行为，也毫不姑息纵容。

由于自幼没受过多少教育，天启基本是个文盲，开始时连“九族”是什么都不晓得，而且常常出口成“脏”，错别字连篇。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先生便停下课程，坚决而又耐心地加以纠正，直到学生认识错误为止。先生还十分注重教学方式，常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人物画像和民间故事为切入点，循序渐进地让小皇帝明白大道理。正因为如此，天启对先生又敬又怕，越来越注意自己的言行，生怕再出错遭到批评。

与以往帝国重臣们具有显著区别的是，孙承宗极其重视火器，史载他曾抛下拖沓累赘的大袖官袍，穿着短小精干的工作装，身体力行带着传教士到明军中传授火炮使用技术。每到军队发奖金的时候，他还专门把奖励标准向枪炮手倾斜，以突出后者的地位。正是在孙承宗的大力支持下，短短三个月之内，神父们就训练出八千名枪炮手，其中许多人在日后的明清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当时，兵部侍郎王在晋已取代熊廷弼成为新的经略，但他的地位很尴尬，除了辽东领土基本上已经丧失之外，还因为该战区实行双重领导，即同时归辽东经略和蓟辽总督管辖。按惯例，经略的级别通常高于总督，但无巧不巧，当时的蓟辽总督却是王在晋的老上级，前兵部尚书王象乾，两人关系一直不错。

王象乾多年负责蒙古防务，军事经验丰富，与蒙古人的关系也不错，但后世认为此人才略不足而且胆小怕事，当初广宁失守后，数十万百姓逃向山海关避难，王象乾生怕担责任，遂闭门不纳，史载关外一片凄惨景象，“哭声震山谷”，直到几天后熊廷弼到来，王象乾才打开关门。他对蒙古各部也是一味送礼妥协，只希望一熬过任期就赶紧告老还乡，“惟啖以财物相羁縻，冀得以老解职而已”。

刚上任时王在晋颇想有所作为，他与王象乾商量，打算联合蒙古人偷袭广宁，一举收复这座辽东大城。但总督听了后却反应强烈：“即使拿下广宁，咱们也守不住，到那时罪过就大了。倒不如在关外多建防御阵地，只要山海关在，北京就没有危险。”

潜台词是，北京没事，咱们也就没事。王在晋深以为然，于是上奏朝廷，要求在关外往东一个叫八里铺的地方“铺筑重关，用四万人守之”，顾名思义，该地据山海关只有数里，两者几乎挨着。

换句话说，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施，那将意味着明帝国从此放弃了关外全部领土，来换取山海关的固若金汤。可以想像，该计划一经提出便立即遭到许多辽东官员的反对，而言辞最激烈的正是王在晋一向欣赏和用心栽培的袁崇焕。

按照《明史》的说法，虽然颇得经略大人青睐，但“以边才自许”的袁崇焕却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个目光短浅的政治官僚，时不时便顶撞领导，“然崇焕薄在晋无远略，不尽遵其令”。这一回，他又与王在晋吵了起来，最后见争辩无效，袁崇焕一气之下，竟然不顾帝国组织制度惯例，越级直接给首相叶向高打了个报告。

后人研究认为，袁崇焕等人反对王在晋的计划，既有个人因素，也有大局因素。以个人来看，这些官员都任职于辽东，比如袁崇焕的职务便是宁前兵备佥事，即使有的人实际管辖权已经丧失但起码官衔是因辽东而设，一旦全盘放弃关外土地，他们便统统要下岗再就业了，因而从自身前程的角度，他们必须反对这个保守的计划。①

而以大局来看，他们的反对也很有道理。固守山海关不思进取，辽东将从此丧失，既对不起阵亡的将士，更对不起列祖列宗。广宁到山海关有近五百里国土，差不多相当于今天辽西地区的锦州、葫芦岛两市所辖几万平方公里土地，说不要就不要了，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此外，在关外建立起有广大战略纵深和层次的防御机制，总比坐守孤城来得好，哪怕这孤城凭借着山海之险。②

前面我们说过，熊廷弼等人仓惶撤退后，努尔哈赤并没有逼近到山海关下，除了这位后金汗王生性多疑不敢追击一向忌惮的熊蛮子外，还因为明军走时几乎焚毁了所有房屋和物资，广宁至山海关之间遂成无人的焦土，最后被蒙古哈喇慎部趁机占据。而在朝中有识之士的运作下，皇帝特地拨下二十万两白银的专款，用于向蒙古人赎买失地，现在该计划正在逐步实施并颇有成效，比如蒙古人已从宁远等地退出，此时一旦固守山海关，岂不前功尽弃？

面对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首相叶向高也不知谁对谁错，不过一向谨慎的他认为不能妄下判断，应当派个大臣去现场瞧瞧再决定。于是这个任务，便落在了主管帝国防务的兵部尚书孙承宗身上，皇帝宣布给老师加太子太保头衔，并赐蟒玉银币，代表自己前往关外视察。

【待续】

《十八、坚城利器》（下）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农历七月初，山海关，辽东经略衙门。

人们都已睡去，昏暗的灯光下，两位身着红袍头顶乌纱的大明高官，面面相觑地枯坐夜中，他们都已口干舌燥，头脑麻木得几乎停转。终于，其中的大胡子首先站了起来，他长叹一声：“明初兄，言已至此，孙某再无话可说！”遂拱手而去，留下那位山羊胡子呆若木鸡……

此时，大胡子——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孙承宗——已劝了山羊胡子辽东经略王在晋整整七天七夜，无论前者对后者如何“推心告语”，仍然毫无成效，双方只得不欢而散。关于这场长谈的结果，各种史籍说法不一。

《明史》等大多数资料都记载王在晋最后无言以对，即“在晋无以难”；而王自己的《三朝辽事实录》则称，最后答不上来的竟是他的上司，即“臣遂无以应”——“臣”指的是孙承宗，据王在晋说，这是孙承宗奏章中的原话。

后一种说法尽管接受度较低，但并非没有可能。从史料来看，孙承宗是一位雷厉风行的实干家，并不擅长口舌之争，还经常遭到以此为业的言官暗算。而孙本人回京向皇帝复命时，形容王在晋“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也就是此人写作和辩论都是一流，但里面却绣花枕头一团糟，显然在伶牙俐齿的巡抚面前，拙言敏行的宰相起码嘴上没占到什么便宜。

双方辩论的焦点仍然是把前线设在哪里，当时主要有三种观点，辽东经略王在晋坚持山海关，山海关监军副使阎鸣泰主守觉华岛（又名菊花岛，是辽东湾最大的岛屿，位于宁远二十多里外的大海中，由一个主岛和三个小岛组成，是当时明军重要的后勤基地），而宁前道佥事袁崇焕等中级官员则认为这两个方案都太保守，应该把防线大胆前移，直推到关外二百里的宁远（今辽宁兴城市），与附近的觉华岛互为犄角。

让宰相大人犹为挠头的是，这几个人很可能都是他推荐的，王在晋上任时孙承宗刚好接管兵部，阎鸣泰则“受知孙承宗，屡疏推荐”，而孙承宗对袁崇焕的印象也非常好，很快便将他提拔为兵备副使。

在听取各方建议后，孙承宗并没有轻下结论，他宣布必须实地考察才行。这一举动把王在晋吓坏了，劝上司说，现在关外到处是女真人和蒙古人，如果您有个三长两短，那我可就没命了！见对方笑而不答，巡抚涕泪横流，终于让孙承宗勉强同意，只视察到中前所（在今辽宁绥中县城西44公里外的京沈铁路北侧）为止。

出关之后，只见满眼荒凉，到处充斥着牛马骆驼的气味。到了中前所后，孙承宗并没有遵守与王在晋的约定，而是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一直到达最前线的宁远。途中他了解到，帝国名义上的盟友蒙古人收到赎金撤离后，还经常过来烧杀抢掠，山海关以东至宁远以西，一共有五座城池二十七座堡垒，而明军实际能控制的只有一城一堡，所谓中前所早已破败不堪，如果这两处城堡丢失，那么关外就再不复明朝所有了。

孙承忠发现，做为关外唯一在明军手中的城市，宁远的位置极其重要，扼守着辽西走廊的中间地带，东南是渤海，西南是水面辽阔的六股河，西北是山地丘陵，东北则有一座名为首山的高山成为天然屏障，海中矗立的觉华岛，与宁远形成了一副左右收紧的夹子，孙承宗不禁感叹，这简直就是老天赐给明朝克制努尔哈赤的礼物啊！视察回来后，他马上成了袁崇焕等人的支持者，转而试图说服王在晋。

但没想到的是，尽管宰相“推心告语凡七昼夜”，但经略就是不同意——后人写道，他坚决拒绝接受孙承宗的看法，并且很动感情地说，与国家安全比较起来，个人身家性命微不足道。过去的失误就在于帝国过于轻佻，抚顺之战失之于轻敌，萨尔浒之战失之于轻进，沈阳辽阳失之于轻战，而广宁则失之于轻逃。一个轻字，导致帝国的辽东覆亡。时人有言，自辽东战祸以来，从未见堂堂正正地做过一件事情。如今只能慎重于固守山海关，方是君子务本之道。①

孙承宗没有办法，只能回京复命，天启马上赏赐大量礼物，慰劳自己的老师。随后，趁着给皇帝讲课的机会，孙先生指出，王在晋这人是不靠谱的，但人家没功劳也有苦劳，不如明升暗降，再找个能人接替他为好。于是，明廷提升王在晋为南京兵部尚书，同时宣布，废止在八里铺筑城防御的方案，据后人统计，此举共节省经费九十七万两白银之多。

阻挠者尽管离任，但谁都不愿接过辽东经略这个烫手的山芋，孙承宗见状道，既然没人去，那还是我去吧！遂慨然“自请督师”。天启“大悦”，马上下旨表彰，宣布让老师“以原官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便宜行事，不从中制”。

即，他仍身兼大学士和兵部尚书的职务，做为蓟镇、辽东、天津、登州、莱州等地的明军总司令，遇事可以自行决定不必请示。皇帝随即颁发了委任状即“关防敕书”，里面有“朕所能倚靠的，就只有老师您了，对我来说，你就是蜀汉的孔明和唐朝的裴度”之语，显然让孙承宗极为感动。

八月十九日，孙承宗正式启程，天启亲自前往送行，同时授予他两件极为尊贵的信物，一件是可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另一件则是崭新的蟒袍——按照明朝官制，“贵而用事者，赐蟒，文武一品官所不易得也”——而这件蟒袍“尤贵”，因为它上面绣的是坐蟒，即脸朝正面的蟒，而非通常侧面斜向的蟒。

随后，内阁宰相们代表皇帝，一直送到崇文门外。时人感慨道，当年唐相裴度讨伐淮西吴元济叛军，宪宗亲自送行，君臣洒泪惜别，史书载为盛事，从那以后宰相领军出征所受到的礼遇，再也没有能超过孙先生的了。

史书中通常称孙承宗为“督师”，而非熊廷弼、袁应泰等人的“经略”，前者的级别通常更高，一般都由内阁大学士出任，如孙承宗、杨嗣昌等，最不济也要像袁崇焕、洪承畴那样，带有兵部尚书衔。但这种划分也不绝对，比如王在晋也有尚书和副都御史头衔，仍被称为经略。

于是，明清战争揭开了新的一页，后人叹道，随着孙承宗的到来，这段惨痛的历史终于抹上了一道极为耀眼的亮色。


【待续】


国庆前不再更新，祝各位节日快乐！

《十九、改变》（上）


宰相出征，身边自然有大量幕僚，而与以往有着明显区别的是，孙承宗的幕僚们许多为专业技术人士，而非中华政界传统意义上运筹帷幄的谋士，其中最突出的两位，一个是孙元化，一个是茅元仪，都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

孙元化是孙承宗同年进士徐光启的学生，曾在徐氏门下专研数学与火器，因而与西方传教士们相当熟络。孙元化何时成为基督徒不得而知，民国基督教史家方豪认为他在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入教，也有人认为他早在万历末年就已经皈依。在耶稣会传教士的著作和书信中，称孙元化为“依纳爵”，这是他的教名，同时也是耶稣会创始人兼首任会长罗耀拉的名字。

从有限的资料记载来看，孙元化勇于任事而且极其自负，经常向当政者提出新式武器和军制改革方面的建议，而在这些建议中他还把自己假设为当政者来指手划脚一番。不过，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的科举落地肯定给了孙元化相当大的打击，几个月后，在老师的同年孙承宗帮助下，孙元化谋得一个为辽东军区筹划军需物资的职位。孙承宗本来想把他留在身边，但也许是感到考砸了无脸见人的缘故，孙元化坚持要到边关效力，最后如愿成为辽东经略王在晋的部下。

此次孙承宗督师辽东，孙元化终于成为他的正式僚属，被提升为兵部司务，其主要职责有两个，一为在险要之地构建防御工事，一为他的老本行——管理火器和火药。史载孙承宗对孙元化的事业极其支持，后者曾三次尝试铸造西式大炮，结果试验时统统都炸了膛，不得不引咎请罪，但宰相却安慰这位后生：“你并非冒失鬼，只不过大器晚成罢了！”无疑让孙元化极为感动。

后人猜测，当时的孙元化虽然已经掌握了一些数理化知识，但毕竟对火器制造方法只略知皮毛且缺乏实践，造出的炮之所以炸膛，很可能是因为他擅自加厚炮身而缩短炮管导致的。不过随着经验的逐渐积累，数年之后的孙元化已经完全有能力制造出合格的西式大炮，而尤其令人嗟叹的是，清军自己的炮队，竟然是以孙元化留下的技术和班底为基础组建，他们在明清战争以及随后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此为后话暂且不表。

如果说孙元化是引进西方火器的先驱，那么他的同事茅元仪就是中国古典兵器的集大成者。与布衣出身的孙元化不同，茅元仪生于书香世家，其祖父茅坤是著名文学家和藏书家，而且文武双全，抗击沿海倭寇和镇压农民暴动都颇有建树。在家庭熏陶下，茅元仪从小对兵书和武器很感兴趣，而且成年后还在辽东经略杨镐的幕府中干过一段时间，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他出版了一部洋洋洒洒多达二百四十卷的著作，这就是号称古代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武备志》。

《武备志》的篇幅有两百万字之多，是古中国字数最多的兵书。它分为兵诀评（兵书评点篇）、战略考（战例研究篇）、阵练制（阵法训练篇）、军资乘（武器军需篇）以及占度载（天文地理篇）五部分，可谓包罗万象。尤为难得的是，它记载了多达六百多种传统兵器，其中包括一百八十多种火器，在中国古代兵书中无出其右，许多至今早已失传。书中还收录了一副名为《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的著名地图，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郑和航海图》。

这位年青的武器专家很快进入了明廷当政者的视野，孙承宗督师辽东后，马上把他调入麾下，以“赞画”即参谋的名义，与孙元化等一起策划攻守方案。茅元仪后来写有《督师纪略》，详细记述了孙承宗辽东督师的事迹，与其另一部关于明清战争的著作《复辽砭语》一起，成为研究那段历史的宝贵史料。可想而知，他的这些作品到清朝都成了禁书。

除了孙元化、茅元仪等技术专家外，孙承宗的幕府中还有鹿善继这样的传统儒生。此人素以耿直敢言著称，曾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前面说过，袁崇焕也当过该职，大致相当于国防部人事司的司长助理。做为孙承宗的老部下，两人的关系很不错，宰相当年视察关外防务的时候，他也是随从之一，史载：“大学士孙承宗理兵部事，推心任之。及阅视关门，以善继从。”

鹿善继的责任心极强，后来吏部出了一个肥缺，孙承宗很想让劳苦功高的他补上，理由是鹿的家眷都在北京，回去可以赡养父母。但鹿善继却拒绝了上司的好意，并宣称，这其实也是自己老父亲的意思——只要宰相您还在军中，我就会始终跟随，况且我的老父已经说了，只要我在前线好好工作，他就会每天欣慰地多吃一顿饭，您把我当做普通人看待没问题，但您忍心无视他老人家吗：

“相公一日在师中，某即一日在幕中。善继须眉如戟，肯回头作吏部郎乎？家大人范阳男子书来，嘱善继好从公于边，老人为汝加一餐矣。相公以常人待善继犹可，而竟以常人待家大人乎？”此情此景，至今仍让后人为之感动。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凝聚力极强的团队。


【待续】

《十九、改变》（中）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凝聚力极强的团队。袁崇焕就是在此时加入该团队的，前面说过，正是因为他与王在晋的争论，才最终导致孙承宗亲自赴辽督师。从那时起，宰相便对这位敢于坚持己见的中级官员十分欣赏，随即委以重任，而他也不负所托，交出了一份相当漂亮的答卷。

史载：“承宗镇关门，益倚崇焕，崇焕内拊军民，外饬边备，劳绩大著。”很快，原本候补的袁崇焕被正式提升为兵备副使，不久发生了毛文龙报捷事件，孙承宗派去检验战果的，正是这位新任副使。

不过，袁崇焕与熊廷弼有着共同的性格缺陷，那就是极其强势和固执，凡事都要按照自己的来，有时甚至有蛮干之嫌，同为南方人的两人也都有“蛮子”的绰号。熊廷弼任提学御史时曾杖毙自己看不顺眼的生员，而袁崇焕也不遑多让，比如史书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当时，军队中吃空饷是极常见的情况，辽东自然也不例外，袁崇焕受命展开检查整顿，很快他就抓住一个倒霉蛋，发现后，袁蛮子竟然一不请示二不汇报，当场下令把这个级别比自己低不了多少的军官给杀了！史书叹道，“其果于用法类此”！

孙承宗自然大怒，《明史》载：“崇焕尝核虚伍，立斩一校。承宗怒曰：‘监军可专杀耶？’”顶头上司发了脾气，倔强如袁崇焕者不得不低头道歉，见这位蛮子不情不愿地“顿首谢”，正在用人之际的宰相也只好象征性地批评一顿，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除了孙元化、袁崇焕等军事文官外，孙承忠麾下还聚集了一批骁勇的武将，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影响明清历史的重要人物，比如满桂、祖大寿、尤世禄等。

满桂是在明军中服役的蒙古人，他家里极穷，每次杀敌立功，都选择赏金而非升职——按照明军规定，斩获敌人首级者可授官职，或者给予赏金，即所谓“军令获敌首一予一官，否则赉白金五十”。

不过，直肠子的蒙古人显然不明白帝国政界升官才能发财的软道理，加之正逢太平盛世，故此直到四十来岁，才当上百户这样的基层军官。但是，此人武艺高强勇猛无比，能与士兵同甘共苦，而且对帝国极为忠诚，最终在万历末期的乱世中突然时来运转，成为一代名将。
明朝与后金的战争开始后，多任主帅都对忠勇的满桂颇为欣赏，甚至连萨尔浒大败的主要责任人、饱受时人和后人唾骂的杨镐，也曾向朝廷大力举荐过他。前文中那位胆小避敌的蓟辽总督王象乾亦提拔了满桂，等到孙承宗奉旨督师，满桂已是喜峰口参将，加入了帝国中高级军官的行列。

其实，早在孙承宗上次出关调研之时，两人就已经见了面，据说前者对这位实战经验丰富的将军极为欣赏。接管东北战区最高权力后，孙承宗马上将满桂提升为副总兵，同时兼任中军官即办公室主任，所有官员觐见督师都必须先经过他——虽然刀头舔血起家的满桂粗鲁不文，但却极为忠诚，孙承宗看中的也许正是这个特点。

祖大寿出身于军事世家，其父祖承训曾长期在李成梁、李如松父子帐下为将，参加了与蒙古和日本的多场战争，一直做到辽东副总兵。身为职业军官，祖大寿曾先后在熊廷弼、王化贞帐下任职，还曾得到熊廷弼的表彰，升到了游击。不过后来在广宁之战中明军大败，他不得不率部分败兵撤退到宁远附近的觉华岛。

王在晋与袁崇焕之间爆发的那场著名争论中，祖大寿旗帜鲜明地站在后者一方，坚决反对放弃关外土地，而要在宁远构建保卫帝国第一道防线。他之所以对该方案充满热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宁远是他的家乡——祖家世居此地，历史甚至可上溯到十五世纪三十年代的宣德时期，当时一个叫祖庆的军官从安徽来宁远镇守，祖家从此在这里繁衍生息，直至成为当地望族，他们自称是“击楫中流”的东晋名将祖逖之后裔。

孙承宗主持东北后，败军之将祖大寿并没有遭受鄙视，反而得到重用。除大寿外，祖家其他子弟也都以悍勇闻名，包括大寿的兄弟辈大乐、大成、大弼，子侄辈泽远、泽沛、泽盛、泽法、泽润、可法等，皆勇冠三军。比如，大寿二弟大弼后来曾亲率敢死队突袭清军御营，一直杀到清太宗马前才力竭而退，皇太极事后仍心有余悸，亲称此人为“祖二疯子”。

大寿养子可法及侄儿泽远、泽洪都在清朝做到了副都统这样的高位，泽润甚至做到了都统，可以说是清初汉人武将在八旗军的顶峰。另外，大寿有个妹妹嫁了一位叫吴襄的将军，她生下了一个日后鼎鼎大名——虽然不是好名声——的人物：吴三桂，即，“冲冠一怒”的大汉奸原来是祖大寿的亲外甥。

孙承忠麾下的武将，还有历史上不太出名的马世龙、尤世禄等人。马世龙本来驻防河北，被孙承宗举荐为山海关总兵，他几年后给恩主惹下大祸，直接导致后者被弹劾去职，具体过程暂且不表。

尤世禄当时刚刚考上武进士，便跟随孙承宗来到辽东，在马世龙部下任职并屡建战功，他后来移防西北，多次击败蒙古人，最后在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与兄长世威镇守潼关和榆林，抗击李自成占绝对优势的农民军，兄弟二人一同战死。


【待续】

《十九、改变》（下）


按照孙承宗的规划，袁崇焕和茅元仪开始在宁远大规模扩建防御工事。此前，这个工程由祖大寿负责，但他搞的很是马虎，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不达标——“筑仅十一，且疏薄不中程”。祖大寿虽然是本地人，但此前王在晋已经决定放弃关外，导致他极度悲观失望，故而毫无工作热情，消极怠工糊弄了事。

袁崇焕接管后，马上提出严格要求：“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即在高度上，城墙要达到三丈二，垛口高度要达到六尺；在厚度上，城墙底部要达到三丈，顶部也要两丈四。

在众人努力下，经过半年多的加班加点，到第二年初，整葺一新的宁远城终于竣工，“遂为关外重镇”。此后它一直牢牢掌握在明军手中，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等满洲最高统治者都对它无可奈何，直到公元1644年明朝在李自成的迅猛攻势下即将灭亡，宁远总兵吴三桂受命放弃关外回援京师，这座屹立了二十年的坚城才被主动放弃。

城筑好了，袁崇焕做宁远地方官也早定了，但派谁做他的搭档即宁远守将，就成了孙承宗面临的新问题。他为此大伤脑筋，其亲信山海关总兵马世龙曾提出两个人选，但都被督师否决。就在这时候，袁崇焕和茅元仪提出，现在倒有个合适人选，但同时又吞吞吐吐地说，此人位置太重要，恐怕您不会放人——原来，他们看中的正是担任中军官即督师办公室主任的满桂副总兵。

孙承宗听后立刻做了决定，如果满桂确实称职，用人之际，就无所谓什么中军不中军的了——“既可，安问中军？”他马上找来满桂谈话并相当满意，后者也慨然应允。虽然马世龙对满桂仍充满疑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认为派个蒙古人去前线镇守可能出事，但督师用人不疑，还亲自为满桂置酒送行。

史载这一安排十分关键，袁崇焕和满桂一文一武从此携手，“桂至宁远，与崇焕协心城筑，屹然成重镇”。他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军事奇迹，直到七年之后的公元1630年，这对完美搭档才正式决裂，满桂随后战死在北京城下，而没过多久，袁崇焕也将以最为残忍血腥的方式，走向自己生命的尽头……

面对机动灵活咄咄逼人的八旗兵，孙承宗采取了看上去相当笨拙的应对——不与敌军直接交战，而是在前线大规模修建城堡，同时在城头配置他大力倡导的西式火炮。今天中国军事博物馆以及故宫午门广场上，各保存着这批火炮中的一门，炮身刻着“解红夷铁铳二十二门”等字样，并有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盾形徽章。因此这些大炮极可能就是从澳门引进、原本属于一艘英国搁浅军舰上的火器，它们皆为英式铸铁炮而非当时更流行的青铜炮，进口总数应为二十二门，最后到达辽东前线的大概有十门左右。

这些措施看似死板不灵活，但正所谓大巧若拙，它们竟然与三百多年后德国军事顾问为凯申公所献第五次围剿红区之策，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以“堡垒主义”和“持久战”著称于史的第五次围剿，据说幕后设计者是国府聘请的德国退役将军冯.西克特（Johannes Friedrich Leopold von Seeckt），此公被誉为二战中那支铁血德军的缔造者，曾任德国最高军职——国防军总监，陆军一级上将。他在一战战败后煞费苦心地保留住了军官团，为德国日后的东山再起留下了种子，后来叱咤风云的名将们，比如曼斯坦因、隆美尔、古德里安等等，都曾是他的部下，这点与明人所谓“天下名将半出高阳门下”的孙承宗颇为相似。

1933年到1935年，西克特受蒋介石邀请到中国出任军事顾问，期间国民党军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此役中，国军一改以往四次皆正面进攻的惯例，改以建设大量坚固堡垒逐步推进蚕食，虽然战术上颇似防御但却在战略上维持进攻，同时加强交通封锁断绝来往贸易，对苏区经济施以致命打击。此举颇为狠辣老道，加之红军应对失策，导致中央苏区最后全面沦陷，不得不开始后来震惊世界的万里战略大转移。（另说堡垒战其实是另一位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亦或本土军事专家金汉鼎等人提出的，姑且存疑）

孙承宗在关外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据后人统计，共修复了大城九座、堡垒四十五座，形成了一条完整而严密的防线。在碉堡大炮的保护下，明军前哨阵地并不局限于宁远，而是逐步向北扩展到了锦州，山海关向东北方经过宁远延续到锦州的这道防御工事，便是后世赫赫有名的关宁锦防线，其中的南段称关宁防线，北段则为宁锦防线，宁远是承前启后的枢纽，一直到明朝灭亡，八旗兵都无法越雷池一步。

明军继而又扩张到了锦州更北的辽西最大河流——大凌河，开始在那里修建工事，这就是今天凌海市的前身大凌河城，它附近还有一座小凌河城。大凌河位于锦州东北三十里，它与后面的锦州就如同宁远与山海关的关系一样，前者皆为后者屏障。大凌河再往北，是失陷于努尔哈赤之手的辽东前省会广宁，明军在大小凌河存在一天，广宁后面的八旗兵便会如刺在哽。因此明军曾三次抢筑大小凌河，而后金则不顾伤亡三次将其摧毁，这里遂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直到公元1631年的大凌河之战以后，清军才算彻底控制了这两座城池。

与此同时，孙承宗开始大规模招兵买马，史载他共练兵十一万，建立了十二个战车营、五个水军营、两个火器营以及八个前锋后劲营。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是对努尔哈赤怀有刻骨仇恨的辽东难民。据说最先提倡以辽人平辽的明朝官员，是孙承宗幕府中的武器专家茅元仪，另一说则认为是参将杨应乾，亦有说由袁崇焕首倡，他提出的口号便是“以辽人守辽土”。

这支苦大仇深的辽人部队，在以后的日子里以悍不畏死著称，今天通常称之为关宁铁骑，他们曾是抗击八旗侵略的英勇战士，而在清军入关后则成了自己首领吴三桂的帮凶，暂且不表。

在招募新兵的同时，孙承宗也对军中无组织无纪律的老兵油子们进行淘汰，严禁军官吃空饷，并派袁崇焕等人加强检查监管，因此才发生了前面所说袁蛮子擅斩之事。据统计，孙承宗共裁撤不合格的官兵一万七千人，节约军费六十八万两之多，不仅如此，还将各地派来援辽的不合格军人全部遣返，丝毫不给地方官们面子，这些措施无疑为他招致越来越多的忌恨。

经过孙承宗的大力整顿，辽东军容军纪焕然一新，驻军们在多建城堡逐步蚕食敌占区的同时，还屯田种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史载四年累计下来，“拓地四百里，屯田五千顷”，收入达十五万两之多。与此同时，他们还生产了大量军用物资，“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楯之具合数百万”。

自孙承宗督辽以来，血与火的辽东战场突然安静下来。面对着明军坚固而互成体系的防御工事，八旗兵老虎吃天无从下嘴，加之后方又出现了大问题，整整四年时间里，努尔哈赤始终不敢再发动大规模进攻，史书赞曰“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

如此成就，自然让政敌们羡慕嫉妒恨得要死，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机会终于来了——明金双方虽然没有爆发大战，但千百人参与的边境冲突仍然不断，于是一场规模不大的战斗过程经过别有用心的人们持续发酵，最后竟导致明军总司令孙承宗黯然下野……


【本节完】

作者：@水瓶里的小鱼儿 时间：2014-10-21 15:18:55
更新了，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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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支持



作者：@柏舟和玉溪 时间：2014-10-21 22:25:00
楼主的风格很喜欢。从盛世里雪域战争系列就感觉这种风格凝练而不失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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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客气了，每个作者都必定有自己的风格


作者：蚊子大师 时间：2014-10-23 16:33:41
又见更新，还是那么凝重的笔调！急盼多更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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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不必太放在心上，我随意写，您随意看，没有压力最好，大家都别太在意，网络本来就是放松的地方

@cg4 2014-11-20 09:10:23
等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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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几天，事儿多，呵呵

回来清清草

谢谢各位支持

浏览刚到二十万，好像在煮酒一年来还算多的了，越来越冷清了。

等有心情再更新吧。

暂时不更新了，做了个微信公众号“京华小屋”，欢迎大家光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