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不高兴与双面王》（上）


在当时的大明官场，熊廷弼绝对是个特立独行的另类，他“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也就是逮谁骂谁，对谁都不服气，谁也不敢惹他，是个非常情绪化的愤青。不仅如此，此人还喜欢跟掌握朝政的东林党对着干，对政策经常提出反对意见，每每搞得杨涟等东林党首们头疼不已。

不过，这位生于今天湖北武汉的九头鸟可不只会嘴炮，此人出身贫寒但学习很好，是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的本省高考状元即乡试第一名。史书说他“有胆知兵，善左右射”，也就是既能说又能打，而且还胆大包天。万历三十六年即公元1608年，在中央担任监察御史多年以后，四十岁的熊廷弼来到辽东任职，岗位是我们在传统戏曲里耳熟能详的一个名称——巡按。

尽管戏里的“八府巡按”无比拉风，但其实，这个与省长巡抚仅一字之差的官职级别很低，只有正七品，相当于都察院即中纪委驻各省的处级巡视员。而另一方面，巡按官虽小权力却很大，虽然行政关系在都察院，但身为钦差的他们有权直接向皇帝打报告，让封疆大吏们都颇为忌惮。与巡抚的别称“抚臣”相对应，这些巡按也有个专门的称呼——“按臣”。

熊廷弼巡按辽东期间，正赶上总兵李成梁放弃辽左六堡，此举自然遭到这位愤青的强烈抨击。不过，虽然熊廷弼多次上书，言辞激烈地弹劾总兵和巡抚“弃地驱民”的罪状，但在万历的庇护下，李老爷子最终还是全须全尾地退休。在辽东的几年时间里，熊廷弼不停地向朝廷提出合理化建议，其中的一些得到采纳并落地实施，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史书赞叹道，他“杜馈遗，核军实，按劾将吏，不事姑息，风纪大振”。

与很多人的想法相反，脾气火爆的熊廷弼，其军事思想却十分谨慎，很像今天那位足坛狂人穆里尼奥，不追求场面的好看而是强调“以守为攻”，为了胜利不惜在己方门前摆大巴。在辽东的这些日子里，熊廷弼说服朝廷在边境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据统计他一共主持修了七百多里的边墙，七座城池，一百多座“墩台”即预警堡垒，组成了一张严密的防御网。与此同时，他又号召驻军开展大生产屯田运动，在当地建立了十七座粮仓，三年内屯积了三十万石的粮食。很显然，在明末那些夸夸其谈的士大夫中，熊廷弼是鹤立鸡群的实干家。

调回北京后，百无聊赖的熊廷弼只能在一群勾心斗角的官僚中混吃等死。直到萨尔浒大败，这位“有头脑”的“不高兴”，终于迎来了展示军事才华的机会，明廷大佬们商量后认为这家伙“熟边事”，遂让他代替杨镐，成为辽东明军的总司令，其正式头衔是“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相当于国防部第二副部长兼中纪委书记助理，再兼沈阳军区司令。

当时东北局势一塌糊涂，开原和铁岭两座重镇已经失守，沈阳、辽阳等地的老百姓疯狂逃亡，其中甚至还有不少文武官员，史载“军民一时尽窜，辽阳汹汹”。

熊廷弼星夜兼程向驻地辽阳飞奔，一路上遇到逃亡者便苦口婆心恩威兼施地让他们回去，不仅如此，他还向军民们展示了霹雳手段，将几个逃跑的地师级官员逮捕后立即斩杀，一下子镇住了所有人。

到任后，他大张旗鼓地祭奠战死的将士，随即又大刀阔斧地砍了一个贪污将领的脑袋，同时将“拥兵不援”致使铁岭失陷的责任人、李成梁的三子李如桢总兵革职——要知道，铁岭可是李家祖坟所在地，此前这个混蛋竟然连祖宗都不管，私自带走了那些有钱的亲族部属，导致当地民心大乱纷纷逃亡，铁岭最后成了一座无法防御的空城。

面对着严峻的局势，熊廷弼制定了虽不中看但极其中用的防守反击策略，他率领军民“造战车，治火器，浚濠缮城，为守御计”，这些措施其实与后来袁崇焕的“凭坚城，用大炮”异曲同工。就这样，在新任经略冷峻的目光下，辽东“令严法行，数月守备大固”，人心和军心都安定了下来。

据说有一次在大雪天，这位胆大包天的湖北佬竟然不顾部将劝阻，亲自带着几个人去前线侦察，一直跑到刚刚经历兵火劫难的抚顺。前线司令贺世贤总兵，就是那位在萨尔浒之战中劝李如柏救援刘綎的将军，见状吓坏了，死活不肯让长官继续犯险。熊廷弼却道，现在风雪交加，敌人怎么也不会想到我竟敢来这里，最后，他还是带着几名轻骑悄悄来到前沿阵地。当看到抚顺外的山口里都是后金军堵塞的石块木头时，他笑着对随从说，看来这是麻杆打狼两头怕，努尔哈赤也在怕我们突袭他们啊。

前面我们说过，趁着明帝国皇位交替的时机，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八年兼泰昌元年——即公元1620年——八月大举进犯沈阳，但却铩羽而归。其实，这一仗基本上没打起来，当这位后金汗王来到前线，看到熊廷弼苦心经营的坚固阵地后，便立即得出了“熊蛮子”不好惹的结论，知难而退地下令鸣金收兵。此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后金军再也没有越雷池一步，而是把主要精力用于清理明朝的盟友叶赫部，以及时不时就来骚扰自己的蒙古人。

做为对应措施，熊廷弼则加紧了与帝国最重要的盟友——朝鲜李朝的联系。萨尔浒之战中，协助刘綎军的朝鲜部队，基本上没怎么抵抗就投降了后金，指挥官姜弘立都元帅等降将都得到了优待。努尔哈赤还借此机会给朝鲜当局写了封信，说自己完全理解朝方的苦衷，只希望在今后他们能够两不相帮就可以了——“尔朝鲜以兵助明，吾知非尔意也，迫于其势有不得已”。

其实，姜弘立这支部队能够来辽参战，完全是一个人的作用。说来令人难以置信，萨尔浒大败的直接责任人、被后世斥为无能庸臣的杨镐，在朝鲜却享有极高的威望，这主要是因为他曾以明军总司令的身份，主持了抗日援朝战争，朝鲜军民视之为拯救自己于水火的父母。尤其是明军取得的稷山大捷，杨镐被认为居功至伟，此战直接解除了日军对汉城的威胁，被认为是“明人再度援韩第一功”，民国著名历史学家李光涛曾评价道：“是役立功人物，又应以经理杨镐为第一。”

由此而论，这位在中国史书中面目可憎的人物似乎并非一无是处，即使对于导致其解职的明军蔚山之败，朝方也并没有归罪杨镐，只是认为此战弄得虎头蛇尾，为他惋惜而已。据说杨镐革职回国之时，上至国王下至普通百姓夹道“泣送”，后来朝鲜政府还专门为他向明朝“上奏辩诬”，在汉城建造了祭祀他和另一位明军主帅的宣武祠，国王亲自为这座祠堂题写了“再造藩邦”的牌匾。因此当萨尔浒之战前，杨镐派人请朝鲜发兵增援，国王尽管不情不愿，也不得不派出了一万三千人马。

这时的朝鲜国王，后来的谥号叫“光海君”，熟悉礼仪制度的朋友肯定能够想到，谥号为“君”而不是通常的“某某王”，这意味着此人很可能最终被废黜了，而且十有八九未得善终，事实也确实这样。哦对了，前段时间韩国有部很火的片子——《双面君王》，说的就是这位不幸国王的故事。

光海君名李珲，虽然只是朝鲜国王宣祖的庶子，但他从小被不育的王后养大，并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自己十七岁的时候，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被立为“世子”，也就是王位继承人。当此国家危难之时，这位王子展现了极强的勇气和魅力，在父王和主要大臣都逃到 避难的情况下，他率部分朝臣坚守故土并“权摄国事”，极大振奋了朝鲜军民的抗日信心。从某种角度来看，代理国王光海君与明军总司令杨镐是战友，后来对于这位于朝鲜有“再造之恩”的明朝大臣的要求，他史载没理由拒绝，这也是朝鲜出兵萨尔浒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家在明朝的帮助下光复后，声望如日中天的光海君很快遭到了当初贪生怕死的宣祖的忌恨，父子二人闹得不可开交，尤其是后来嫡子（继任皇后所生）诞生后，光海君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而明朝也以“继统大义，长幼定分，不宜僭差”为理由，拒绝承认他的世子身份，这让他更加坐立不安，进而对宗主国心生怨恨。

光海君可能不明白的是，明帝国这么做其实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并不是对他有什么成见。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所生的三子朱常洵也就是后来的福王，对长子朱常洛也就是后来的泰昌十分冷淡，这让极力维护宗法制度的士大夫们极为不爽，帝国内部为了立储之事，两派人马咬来咬去搞得满地鸡毛。如果承认了既非长子又非嫡子的光海君之世子地位，无疑会给政敌们落下口实，因而明廷死活就是不同意。


（待续，今天晚些时候再发一段）

《十一、不高兴与双面王》（下）


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还没有下定易储决心的宣祖王提前咽气，光海君登基，随即向宗主明朝要求册封自己。据统计，光海君从被立为世子到继位，明朝竟然先后五次拒绝拒绝了关于其王储地位的册封请求，对他无疑是极大的侮辱。这一回，帝国当局本想照例置之不理，但此时辽东的严峻局势，已经由不得他们继续扯蛋了。

经过长时间的踢皮球，明廷最后不得不同意，正式册封光海君为朝鲜国王，希望他能开辟第二战场牵制后金的扩张，但这种过于势利的小人嘴脸无疑严重伤害了这位新国王的感情，导致藩属对宗主离心离德。在后来的萨尔浒大战中，光海君虽然在杨镐的要求下勉强出兵，可是朝军的态度显然十分消极，绝大多数人马仅做了像征性的抵抗，便放下了武器投降。

后来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朝军此举很可能是光海君提前授意的，因为这位国王事后不仅拒绝以卖国贼的罪名逮捕主帅姜弘立的家属，甚至还亲自为他们辩护：“弘立等只陈虏情而已，有何卖国之事乎？”

萨尔浒之战后，收到努尔哈赤的来信，光海君思索再三，写了一封很有艺术的回信。里面说，朝鲜出兵帮助明朝是理所当然的，“大义所在，固不得不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宗主而伤害了邻居的感情，“邻好之情，亦岂无之”；最后，他向努尔哈赤建议，咱们双方还是点到即止吧，都不要再采取军事行动，“各守封疆，相修旧好”。

就这样，通过一系列外交手段，努尔哈赤达到了让朝鲜置身事外的目的，而朝鲜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后金的安全承诺。

萨尔浒大败后，明廷痛定思痛，立即致力于修复与朝鲜的同盟关系，东林党把持的帝国政府以及熊廷弼主持的辽东当局，不断派出使者携带礼物前往对方处抚慰。对此，西方传教士也有所耳闻，他们写道：

“继承他（泰昌）的是天启，他一登位就派遣一名使臣，赍中国皇帝的厚礼，去见高丽王。此次遣使是为了感谢派遣援军给他祖父，并且抚慰他上次为援助中国所受的损失，最后督请他进一步给予援助。”

查阅史料我们得知，明朝使臣的礼物相当丰厚，竟有白银一万两之多，显得颇具诚意。只是，临时抱佛脚已经来不及了，在努尔哈赤的兵锋威胁下，被宗主前倨后恭的态度伤透了敏感内心的朝鲜国王，对明使极其冷淡，以各种理由搪塞拒绝，再也不出动一兵一卒夹攻后金。到了最后，光海君竟然把使者拒之于国都汉阳门外，拒绝接受明朝皇帝的圣旨。

这可就有些过分了。此举在当时只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国王要公开谋反，背叛大明帝国，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朝鲜满朝文武顿时一片哗然。其中，尤以相当中央军委的最高国防权力机关——“备边司”反应强烈，其成员们公开罢工，也拒绝参加御前会议，导致朝政经常瘫痪。

而与此同时，王国意识形态最高主管机构“礼曹”——相当于中国的礼部——也故意给国王上眼药，要求为其加上“建义守正彰道崇业”的尊号，这无疑是在提醒他：藩属要恪守对宗主应有的道义和责任，做人不能忘本，要是没有大明，你和你爹早就当了亡国奴。

不过，对于明朝为什么拉拢朝鲜，西方传教士提供的理由恐怕令中国人很难接受：“因高丽接近日本，看来高丽人比中国人更具尚武精神，更骁勇善战。”这大概由于，日本是基督教在远东传播最早取得成功的国家，许多诸侯比如小西行长等人都是基督徒，甚至连那位差点儿统一全国的织田信长，据说对基督教也相当感兴趣。反之亦然，传教士自然对日本人好感颇深，进而对朝鲜爱屋及乌大加赞扬，我们姑且听之罢了。

朝鲜国王的不合作态度，以及该国与后金私下交好的传闻，自然引起了明帝国的严重警惕，甚至有大臣向皇帝建议，不如派官员“监护其国”，这就意味着废黜国王，将朝鲜直接纳入帝国政府的管辖之下。光海君闻讯大惊，赶忙派人去北京表态，宣称自己与皇帝绝对心连着心，甘愿与帝国同生共死：“二百年忠诚事大，死生一节！”

因为种种原因，这一建议最后并没有实施，光海君虽然保住了王位，但朝鲜的政坛再也没有平静下来，据说儒家士大夫对这位“无君无父”的不义国王越来越不满，汹涌的怒火在他们心中燃烧。

直到两年之后的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三月十二日的深夜，朝臣们利用国王患病的机会，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拥立光海君的侄子李倧即后来的仁祖登基，这场政变因而被称为“仁祖反正”。光海君随即遭废，被用石灰烧瞎双眼流放，十八年后死于今天的风景名胜地济州岛。

公平地说，如果从朝鲜自身的角度来看，光海君“不背明，不怒金”的墙头草政策显然是出于现实考虑，甚至可以说颇有远见，也确实在一段时间内避免了朝鲜卷入战火。只不过在强者中间，弱者想左右逢源长袖善舞谈何容易，搞不好就成了自作聪明，甚至于作茧自缚。

事实上，朝鲜的鬼鬼祟祟不仅在国内标榜忠义的士大夫中引起激烈反对，更让明廷十分愤怒，就连后金对其见不得光的外交政策也很不满意，抱怨道：“交则交，不交则已，何必暗里行走！”最终，这一骑墙政策两头不讨好，甚至成为“仁祖反正”宫廷政变的主要诱因。

政变者在夺取权力后给光海君加上了“昏乱日甚，幽废母后，屠兄杀弟”的罪名，将他定位在堪与燕山君——即影片《王的男人》里的那个变态国王，他也是李朝历史上第一个废王——并列的著名昏主。其中一些罪状也确有其事，比如光海君确实废掉并囚禁了父亲的王后，并且杀害了对自己王位威胁最大的两个兄弟，包括宣祖的那位嫡子，这都是事实。

但另一方面，政变者也未必有他们宣称的那样大义凛然，纯粹是为了维护君臣大义，事实上，光海君继位后的许多改革措施，都大大损害了“两班”（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官僚地主阶层，但与中国官僚流动性很大不同，朝鲜两班多是世袭）们的既得利益，并最终导致了后者的强烈反弹，这里不多赘述。

“仁祖反正”后，朝鲜王国终于再次捆绑在明帝国的战车上，并像当年光海君所预计的那样，遭到后金（及清朝）的血腥报复，且惨烈得无以复加，直至国破家亡。但这已是后话，熊廷弼是等不到这位盟友的支援了，起码在他主政辽东期间，近在咫尺的朝鲜几乎没有发挥任何正能量，这位经常不高兴的经略大人只能依靠自己。


（待续）

《十二、前军夜战浑河北》（上）


官僚组织中有一条不证自明的规律，“一个部门之职能的内在不确定性程度越高，其中半正式的交流渠道与信息就越多。”（安东尼.唐斯<官僚政治内幕>）

回首明末的政坛，其“不确定性”可以说无以复加，那么“半正式的交流渠道与信息”自然是甚嚣尘上。朝廷的各路神仙根据各自的利益关系，组成一个个小群体抱团在一起，比如江浙人组成的“浙党”，湖广人组成的“楚党”，以及更为著名的东林党等，彼此间党同伐异争斗不休。

这种狗咬狗一嘴毛的“党争”，在天启年间达到了顶点，不仅满朝文武都或多或少卷入进去，还有着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顽强生命力，无论何时你在哪里都无法躲过，其中就包括远在辽东的熊廷弼。

前面说过，熊廷弼经常和当政的东林党大佬们唱对台戏，不过，东林党对熊的态度却很值得玩味，尤其是党首之一的杨涟，尽管经常被熊蛮子抢白，但仍对熊相当欣赏，还经常在同僚中为他说好话。这位杨先生在历史上名声非常好，除了有些书呆子脾气外，几乎可以说是位道德完人，他不仅为官清廉身无长物，而且嫉恶如仇敢想敢做，尤其是在“夺宫”一案中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因而在朝中威望极高。

万历四十八年或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九月，天启皇帝刚刚登基，一向口无遮掩的熊廷弼终于被言官弹劾，原因是一场普通的边境冲突——后金军进攻明军的几处据点，双方互有损失，其中明军大概死伤了七百多人，而贺世贤等将领“亦有斩获功”。不过，这些损失立即被熊在朝中的对头们发酵，像雪球一样滚得越来越大，而更令熊想不到的是，其中攻击最力者，竟然是自己的两位朋友，当真是交友不淑。

政敌们给他安了一堆吓人的罪名，据统计竟然有“无谋者八，欺君者三”共十一条大罪，可谓罪大恶极，告状者还危言耸听地表示，如果不罢免熊廷弼，那么辽东就保不住了——“谓不罢，辽必不保”。一向只有他骂别人的熊蛮子哪受得了这个气，立即上书开始回骂，双方闹得不可开交。

最后，自命清高的熊廷弼一气之下，竟然向朝廷上交了万历皇帝赐予的尚方宝剑，自己撂挑子走人了。事实上，晚年的万历皇帝虽然消极怠工，但对熊廷弼的报告却一直非常重视，凡是后者提出的申请，几乎都会在第一时间得到批准，即使在临死之前几天，他仍坚持亲自批阅辽东来的奏章，因而熊廷弼在辽东的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史书称他当时“受知最深”，也就是最得万历器重。

但没想到的是，万历死后接连换了两个老板，等到天启上台，号称“众正盈朝”也就是满朝正人君子的的东林党执政，对熊廷弼反而处处掣肘，搞得这位脾气火爆的湖北佬痛苦不堪——许多后人认为，其实正是他的湖北籍贯惹了麻烦，早看他不顺眼的东林党将其归入与自己作对的“楚党”之中，尽管这位“不高兴”本身也许并无党派，仅仅只是嘴巴太大、爱说怪话而已。

很明显，这一弹劾事件的背后有着东林党的影子，但在一直欣赏熊廷弼的党首杨涟的斡旋下，东林大佬们也不好太过分，于是朝廷对熊的调查得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一方面承认熊的功劳，辽东“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而另一方面则又死死抓住熊没经批准就辞职的行为，认为他故意逃避责任辜负了皇帝的期望，“罪在负君”。

朝廷最后的处理结果是高高拿起轻轻放下，把熊廷弼调回了事，而派去接替他的，则是一位名叫袁应泰的东林党高官，此人是个行政管理专家，多次治水救灾都表现出色，更是一位廉洁奉公勤政爱民的道德楷模，但可惜的是，品格高洁的袁大人对军事却一窍不通。

努尔哈赤等待多时的机会，终于到来了。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农历三月十日，大明辽东重镇沈阳的军民惊恐的发现，城外黑压压的敌军如鬼魅般突然出现，铺天盖地将城池包围得水泄不通。原来，得知熊廷弼去职的消息后，蛰伏了一年多的后金汗王马上发难，而且一不做二不休，竟然起了倾国之兵，誓要一举夺下觊觎许久的沈阳和辽阳两座大城，彻底击碎明军的辽东防线。

与他的前长官熊廷弼类似，沈阳守将贺世贤总兵也是一位帝国官场的异类，前面说过在萨尔浒之战中，他不仅没有在一旁看热闹落井下石，反而强烈建议主将李如柏救援已深陷险地的刘綎，可惜未能如愿。当时面对女真人的咄咄兵锋，许多号称久经沙场的老将都不敢与敌接触，只有贺将军主动前往镇守战争最前沿的抚顺，遇敌每次都勇敢出击并屡有斩获。此举卓尔不群，自然引起了周围强烈的羡慕嫉妒恨，也招来了同僚们纷纷诋毁，甚至有人说他是敌人打入帝国内部的卧底，那些所谓战功，其实都是他和后金事先串通好的双簧。

同不为官场主流所容的两人，贺世贤与熊廷弼的关系似乎不错，熊只身去边境侦察，来的就是贺所镇守的抚顺。熊廷弼被弹劾去职后，也许是担心贺世贤真在前线与敌军串通，新任辽东经略袁应泰将他调到了后方的沈阳，与另一名总兵尤世忠一起守城。

眼见敌军压境，贺世贤、尤世忠赶紧准备战斗。从史料来看，沈阳明军的防御措施是相当严密的，他们在城外挖了深深的壕沟，壕沟后面则是一根根大木桩组成的栅栏，很显然，这些措施很有针对性，就是为了给后金骑兵的运动造成麻烦。不仅如此，明军在阵地上布置了大量的战车、火器以及滚木檑石，“环城设兵”把沈阳变成了一座密不透风的堡垒，因而即使后来清人编纂的史书，也不得不称赞贺世贤等人“守城法甚具”。

与此同时，鉴于敌我兵力实在过于悬殊，贺世贤火速派人向辽阳的袁应泰经略求救。不久之后，沈阳被围的消息传到朝廷，袁应泰的盟友——东林党内阁赶紧以天启皇帝的名义，下令全国总动员。此事传教士也有所耳闻，只不过，他们混淆了事件发生地，以为是帝国首都北京遭到了敌人的攻击，因而皇帝下令四方增援。

于是各路明军，包括萨尔浒之战中没有来得及赶到的戚家军最后的余脉——浙兵，以及数千人的四川地方部队，火速向着被围的沈阳前进。这些增援部队里，一支四川土司武装令传教士印象深刻：

“在援救他们君主的将官中，有一位巾帼英雄，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的亚马逊或潘特西琳。她从遥远四川省率三千人前来，这些女兵既有男子气概，也有男人风度，与其称她们为女人，还不如叫她们是男子汉。”

这位女将无疑就是秦良玉。我们知道，亚马逊（Amazon）是希腊神话里神秘的女儿国，那里的女人天生就是战士，素以勇悍著称，战斗力丝毫不下男人，连希腊第一英雄——著名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也曾饱吃苦头。

亚马逊的一位国王，便是潘特西琳（Penthesilea，又译为‘彭特西勒亚’），据说她是战神的女儿，在著名的特洛伊战争中，这位猛女和大英雄阿喀琉斯PK，不幸被后者所杀，而更为不幸的是，随后发生的事情尤其变态：潘特西琳长的真是太漂亮了，据说阿喀琉斯实在把持不住，竟然当场奸尸泄火！

反正都是八卦故事，姑且听之吧，只不过传教士的这一看上去颇有些暧昧的写法，却给秦良玉与努尔哈赤的生死之战，平白增添了许多粉红色彩。其实，这位女将军生于公元1574年，当时已是一个四十八岁的中年寡妇，早就和桃色绝缘了,因为从史书记载来看，她的私生活正派而枯燥，完全没有夏姬那样丰富多彩和如火如荼。

秦良玉的儿子马祥麟，在父亲去世的时候尚未成年，因此按照土司制度下“子幼妻袭”的传统，由母亲接任了亡夫马千乘的石砫宣抚使之职，继续带着擅长山地作战的白杆兵，为明帝国东征西讨，传教士写道：

“这个高贵英勇的女将，不仅在抗击鞑靼人，也在镇压叛军的战斗中立下许多罕见的功勋。但这次她是代子出征，参加这场战役。她的儿子尚处稚年，不能履行藩属的职责，所以她把儿子留在自己的领地。”


（待续）

《十二、前军夜战浑河北》（中）


不过，也有史料说马祥麟并没有留下，而是参加了白杆兵解救沈阳之围的行动，而对于秦良玉本人是否参战，史料中则说法不一，一说她带着儿子一起加入战斗，二说她让哥哥秦邦屏和弟弟秦民屏带着五千白杆兵先走，自己和儿子率三千人随后，并没有赶上这场战斗。

秦良玉的根据地在四川石砫，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市石砫土家族自治县，传教士写道：“在四川山里，有个不属中国皇帝管辖的王国，独自称霸，但接受中国皇帝的封号；受封之后，其子民仅服从皇帝，向他进贡。因他们骁勇善战，胜过他人，中国皇帝便利用他们去打仗。”

显然，传教士并不了解中华帝国的规矩，此种情况，便是帝国对待边疆少数民族著名的“羁縻”政策。按照比较通用的解释，“羁”就是用军事和政治的压力加以控制，“縻”就是以经济和物质利益给以抚慰， 即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特殊的行政单位，保持或基本保持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承认其酋长、首领在本民族和本地区中的政治统治地位。

在这种制度下，部落酋长关起门便是当地国王，打开门又是帝国官吏，除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经济上有朝贡的义务、偶尔要出兵助战外，其余一切事务均由少数民族首领自己管理。

秦良玉的正式头衔为石砫宣抚使，说白了就是石砫的土司，其级别为从四品，相当于地市级干部。按照现在的民族划分方式，她大概是土家族，后人根据保存在重庆博物馆的秦良玉衣物推测，这员女将身高大概在1米86左右，竟然超过了大多数男人，绝对可以说人高马大，拥有如此好身板的她肯定武力超群，否则也无法成为冷兵器时代的英雄。

令人遗憾的是，还没等到浙兵和白杆兵赶来，沈阳就失守了。此前，面对着数量上占有压倒性优势的敌人，贺世贤和尤世忠两名总兵指挥若定，一次又一次击退了后金军的进攻。他们所凭借的，除了严密而坚固的防御体系外，还有藏在工事后面的一门门大炮，只不过明军当时操作它们还不熟练，炮火经常打空。

清人编撰的《明史》写道，努尔哈赤后来想了个计策，后金军假装撤退也就是“佯败”，引贺世贤出战。据《明史》说，这位将军虽然作战勇猛，但却有个坏毛病，那就是爱喝些小酒，敌人诈败时，他处在半梦半醒之间，于是二话不说带上自己的一千多家丁追杀出去，结果被后金军引入重围，“精骑四合”之下贺世贤只能且战且退，等他逃到沈阳西门时，身上已经中了十四箭。城中明军闻听总司令大败，顿时作鸟兽散，后金军趁势杀入，沈阳就此不保。

但是，《明史纪事本末》、《明通鉴》等其他史料却似乎表明，上面的说法很可能是清朝往贺将军身上泼的脏水。当时后金用土填满了壕沟，围着城池各处猛攻，而明军的大炮由于发射过于频繁，炮身热得通红，以至于“装药即喷”，已经没办法再装填了。眼看着敌人蜂拥而上，贺世贤迫不得已率家丁出城突击，试图杀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但后金军早有准备毫无破绽，明军只好再次退入城中准备巷战。

可就在此时，早已埋在沈阳城里的一颗定时炸弹爆炸了，而始作俑者，竟然是明军总司令袁应泰。此前，蒙古草原爆发灾荒，许多蒙古人逃难到辽东，一些明朝官员认为他们是不稳定因素，建议遣返。宅心仁厚的袁经略却道：“我不急救，则彼必归敌，是益之兵也。”意思是咱们不管的话，他们就要加入后金了，于是下令统统收留并发给粮食。

随着要饭吃的蒙古人越来越多，袁应泰下令把他们集中安置在沈阳和辽阳两座大城，与本地居民混住一起，这自然引发了大量社会治安问题，“居民苦之”怨声载道。与此同时，许多明朝官员认为，这些难民中难免藏着后金的奸细，将来要出大问题的，但袁经略却宣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因为他打算从这些难民里挑选雇佣兵，组成蒙古骑兵来对抗后金骑兵。

果然，当贺世贤败退到沈阳西门时，深藏的定时炸弹终于引爆。城内的那些被袁应泰收编的蒙古兵突然扯起反旗，合力把护城河上的吊桥斩断，也摧毁了城外明军的后路。面对后有追兵前无接应的绝境，有人建议不如向省城辽阳方向逃走，贺世贤却摇摇头，长叹道：“身为大将，我却不能保存城市，还有什么脸面去见袁经略啊！”了无生趣的他随即返身，手持铁鞭，疯狂杀入敌群，最终死于乱箭之下。

不久之后，明军另一位主将尤世忠也力竭战死，蒙古人大开城门，后金军蜂拥而入，沈阳，这座辽东大城终于陷落。尤世忠死后备极哀荣，被追封为少保、左都督，不但给家族带来了世袭职位，朝廷还专门为他建了纪念馆，但可悲的是，可能是因为此前的谣言仍未散去，也可能是尸首一直没有找到，贺世贤竟然没有得到任何抚恤，人们纷纷谣传他“叛降”了，恐怕九泉之下，这位烈士也无法瞑目吧。

当明朝援军赶到浑河时，得知了沈阳失陷的消息。自从萨尔浒战前征调到辽东以来，这些南方官兵几年时间里被不停地调来调去，累得要死却连一场战斗都没赶上，忍无可忍的他们不由得群情激奋，高喊：“我辈不能救沈，在此三年何为！”纷纷要求与后金决一死战，其中尤以来自四川的两名将领，以死囚之身戴罪立功的游击周敦吉和石砫都司、秦良玉的哥哥秦邦屏闹得最凶。

明军两位主将童仲揆总兵和陈策总兵本想撤退，但拗不过众人，最后搞了个折衷，周敦吉和秦邦屏先过渡河去，带领川军在北岸构筑防御阵地，童、陈二总兵，以及戚继光的侄子戚金，参将张名世等将领，则率领浙兵在南岸扎营。北岸川军大约七八千，其中包括秦邦屏带来的五千白杆兵，南岸浙兵约三千人，而后金参战的兵力，朝鲜史料说有“虏骑十万”，显然有所夸大，但很可能也是八旗全部出动，应该在五六万左右，在数量上肯定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另外对努尔哈赤有利的是，浑河两岸多是冲击平原，地势平坦便于女真铁骑大范围机动，而明军多是步兵，在移动速度上处于绝对下风。


（待续）

《十二、前军夜战浑河北》（下）


见明军渡河后立足未稳，努尔哈赤马上下令发动进攻，不过后金骑兵的第一次冲击，便遭到重创，损失了两三千人——“建州以铁骑四面扑攻，诸将奋勇迎击，败白标兵，又败黄标兵，击斩落马者二三千人”。所谓白标、黄标，指的应该就是八旗中的白旗和黄旗，至于是正还是镶就无法确定了。

前面说过，白杆兵的主要武器是一柄带钩的长矛，酷似当年岳武穆大破金兀术所用的钩镰枪，正好克制金兀术后代们的重甲骑兵——后世研究认为，努尔哈赤时期的八旗兵身穿精铁制成的厚重铁甲，连面部均覆盖保护，只露出双眼，胯下的战马也同样披覆铁甲，而且，他们本人和战马可能披挂着不止一层盔甲，堪称那个时代的坦克。

强悍的女真战士毫不气馁，他们稍作休整便重新策马猛冲，如同一浪高过一浪的潮水，“却而复前，如是者三”，双方陷入胶着状态，谁也没有办法扭转战局。不过，人数众多的后金军背靠坚城，可以插空休息轮流进攻，而随着时间推移，数量居劣势的明军又累又饿疲惫不堪，“诸军饥疲不支”，但他们仍在努力支撑着。

谁也想不到的是，决定此战胜负的竟然是明人自己，更确切地说，是一些明人的叛徒，而最关键的人物，则又是一个叛徒中的叛徒——努尔哈赤的孙女婿，同时也是最早的降将李永芳。在沈阳之战中，明军的火炮曾给予后金极大的杀伤，因而攻克城池后，这些炮兵立即被抓了起来，等待他们的命运显然不会很好。

浑河战场离沈阳城很近，已经在大炮的射程之内。根据《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记载，眼见战事不利，李永芳当机立断，马上找到那些被俘的明军炮兵，先是亲自为他们松绑压惊，然后又给每人都赐予了重赏：

“李永芳得中国炮手，亲释其缚，人赏千金。”

很显然，这是一场性命攸关的交易，在出卖灵魂与苟且偷生之间，大多数明朝炮兵做出了倾向于后者的选择。于是，在女真的钢刀与重赏的金银旁边，他们马上调试火炮装填弹药，很快便把炮口对准了曾经的战友，而且射击精度似乎突然间得到了惊人的提升——事实证明，这些炮弹如果落点准确，让人粉身碎骨不在话下：

“即用以攻川兵，无不立碎者。”（<明史纪事本末补遗>）

突然遭到沈阳城头的炮火袭击，毫无准备的明军终于再也坚持不住了，在铁骑和炮弹的联合打击下，周敦吉、秦邦屏两名指挥官，以及参将吴文杰、守备雷安民等主要将领全部战死，数千名白杆兵也同时遇难。

据说，秦良玉的儿子马祥麟，此役也亲自参加了战斗，在被射中一只眼睛的情况下，他忍住剧痛，拔箭引弓反射，其勇悍直追三国夏侯惇，看得敌人连连咋舌不敢追击，少土司因而得以脱身，一同生还的还有他的舅舅、已身负重伤的秦民屏。

八旗兵随即扑向浑河南岸的浙兵阵地，按照《三朝辽事实录》的记载，为了告诫他们一定别轻视敌人，努尔哈赤故意大肆渲染，宣称童仲揆和陈策带的可都是刚才和咱们打过仗的四川佬——“所将皆川兵”——很显然，这些川军的勇武给后金汗王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至于念念不忘。

但其实，身为戚家军最后的余脉，浙兵的战斗力一点儿也不比已经牺牲的川军战友们差。尤其可怕的是，他们继承了戚继光重视火器的传统，营中装备了大量枪炮。按照清人的说法，浙兵“布置战车枪炮，掘壕安营，用薥秸为障，以泥涂之”，而由于射程的原因，沈阳的大炮已经无法为努尔哈赤提供足够的支援。

这是一场火药对弓箭的战斗，虽然当时的枪炮尚待提高，射程既近又打不准，但排枪齐射的威力仍然极其惊人——当年戚家军吸收了倭寇的许多优良武器，其中就包括日式“铁炮”，也就是葡萄牙火绳枪。面对着八旗的骑兵集群冲锋，明军“营中用火器，多杀伤”，数量众多的敌人是如此密集，以至于火枪手们几乎不需要瞄准。

如同半个世纪之前发生在日本的长蓧之战那样，再好的铁甲，也无法抵挡炙热的弹丸。一股股火舌喷出，硝烟弥漫里什么也看不到，只能听见受伤战马的嘶鸣，以及垂死战士的哀嚎。但与长蓧之战不同的是，明军火枪手们并没有无限的弹药，随着“火药尽，短兵接”，女真武士们终于冲到了明军阵地。一片混战之中，后金铁骑的数量优势和良好防护，此时终于显现出来。

按照清人的记载，被努尔哈赤“如同眼珠子般珍视”、后来成为清太宗的四王子皇太极——朝鲜、蒙古史料中一般叫他“阿巴海”或“阿巴黑”——在此役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正是他敏感地发现了附近一支明军的增援企图，随即与侄儿岳托抢先发动进攻，将这支由副总兵硃万良（一说此人名朱万良，职务为总兵）率领、人数高达三万的明军杀得大败，从而解决了己方的后顾之忧。至此，明军弹尽援绝，已经在劫难逃。

占尽优势的敌人面前，濒临崩溃的浙兵仍在坚持，但抵抗的意志已经越来越微弱，筋疲力尽的官兵们正承受着后金铁骑一波又一波的冲击。绝望的将军早已无计可施，只能和越来越少的部下如困兽一样，在尸山血海中拼命挣扎，以生命为代价，拖延着全军崩溃一刻的最后到来……最后，自陈策、戚金以下，三千浙兵全部战死，戚继光留下的最后种子，从此在世间消失。

值得一提的是，陈策阵亡后，另一位明军主将童仲癸本已败逃，但却被戚金叫住，羞愧的他在生死关头迷途知返，掉转马头又杀了回来。童仲癸“力尽矢竭，挥刀杀十七人”，最后和戚金等战友一起，死于女真人的万箭之下。参加此役的主要将领中，唯一逃跑的就是那位率领援军的硃万良副总兵，但此人逃回后饱受良心煎熬，在不久的辽阳之战中，他带头冲锋，得偿所愿地“果陷阵死”，终于为自己当初的懦弱赎清了罪过。

对明军在浑河之战的英勇表现，后世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清朝大学者魏源评价极高：“是役，明以万余人当我数万众，虽力屈而覆，为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而《满文老档》等后金史料也承认，他们一向蔑视的明军在此战中爆发出了惊人的勇气：“明之步兵，皆系精锐兵，骁勇善战，战之不退。”

按照朝鲜史料记载，占据数量上绝对优势且拥有炮兵助战的后金军，其伤亡竟然与明军差不多：“虏之死伤亦相当，虏至今胆寒。”女真人终于第一次感到了恐惧，这从战后处理也可见一斑，多名将领因为“不战而败”甚至“望风而走”，被恼怒的汗王撤职查办。

随着浑河的血色逐渐散去，明帝国辽东首府辽阳的最后日子，已经屈指可数。而此前一直以旁观者身份出现的西方传教士们，也终于要走向前台……



待续，请继续期待下篇《十三、大秦碑与红衣炮》

《十三、大秦碑与红衣炮》（上）


明军战败后，西方传教士以及他们的同情者们仿佛再次看到了曙光，于是通过代理人向新皇帝上奏，希望以自己掌握的特长来换取自由传教的权利，而他们提出的条件，似乎让困境中的明帝国难以拒绝：威力巨大的西式大炮，以及正确操作使用这些大炮的技术。

“趁此次战争的机会，有两位信仰基督教的高贵学士，保禄和弥额尔，向皇帝进言，索取澳门葡萄牙人的大型火器、火枪及枪手；他们希望用这个法子让被逐出境的教会神父返回，并再度恢复基督教。”

“保禄”是“保罗”的旧译，拉丁文为Paulus，直译为保卢斯，是古罗马人常见的名字，在英文里则为Paul。即使现在，天主教会仍然将该词译为“保禄”，而新教会通常译为“保罗”。由于圣保禄或圣保罗的缘故，这个名字后来成为许多基督徒的教名，中国的基督徒自然也不例外。

至于上文中的这位“保禄”，则在中国历史上大大的有名，他就是徐保禄，而其本名徐光启也许更为我们所知，那位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在有着思想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水利学家、农学家、军事学家以及政治家等一长串头衔的同时，这位上海男人也是明朝内地最早的基督徒之一，他于万历三十一年即公元1603年在利玛窦的影响下受洗入教，后被天主教会称为中国的“圣教三柱石”之首。

公元2011年，他的家乡上海教区为徐光启的“宣福列品”程序启动，这是天主教封圣的一个阶段，相当于向教廷申请圣人认证，如果教廷考察后评定为“真福圣品”，就意味着他成为了天主教正式的圣人。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封圣”往往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通常情况下需要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徐光启的事儿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切结果，因而前些年所谓“徐光启已被封圣”的消息，很可能是一种对于封圣程序的误解。

“弥额尔”来自犹太人的希伯来语，在拉丁文中通常写做Michael，圣经里译为“米迦勒”，是一位大天使的名字。在各国语言中，这个词有着差异颇大的发音，比如在英语中是迈克尔或麦考尔，在俄国和东欧则是米哈伊尔，尤为有趣的是，它的爱称“Mickey”也许流传更广——人见人爱的米老鼠嘛。上文中那位的“弥额尔”，其中文名为杨廷筠，万历三十九年即公元1611年加入天主教，他也是所谓“圣教三柱石”之一。

徐光启与杨廷筠，这两位儒生出身的天主教徒，向皇帝上书时身份都是监察官员——徐光启是河南道御史，相当于中纪委分管河南省并协管中央各部委的专员，徐光启则为河南按察司副使，相当于河南省纪检委副书记，后者的级别要更高一些。按照传教士的说法，这两位基督徒的建议得到了皇帝的积极响应：

“他们的建议有了效果，两人得到召见，那些迄今仍暗中传教的神父也公开身份，于是很多葡萄牙新兵前来援助明军。”

焦头烂额的帝国政府此时已无暇顾及什么基督教了，你们愿意传教那就传去吧，而至于那些所谓的“葡萄牙新兵”，很可能指的是这么一件事：当时，一只荷兰与英国的混合舰队，突然进攻葡萄牙战局的澳门。当地葡萄牙驻军力量十分薄弱，但无巧不巧的是，后来大大有名的汤若望等几名耶稣会神父此时正滞留在澳门，而他们对火炮操作十分熟悉。

于是在汤若望等人指导下，葡萄牙人迅速装配好几门大炮，随即向英荷联军开炮，其中一发炮弹正好打中敌人的火药库，联军大乱，葡萄牙人趁势反攻，敌军不得不逃回船上，许多人在逃跑时淹死在海里。

按照后来传教士的说法，明帝国广东当局得知此事后很感兴趣，不仅向葡萄牙人表示祝贺，而且还允许他们在澳门构建防御工事，而在此之前，中国是不许葡人在澳门设防的。与此同时，明朝官员对西式大炮印象深刻，最后引进了一批火炮，以及指导操作这些火炮的几名葡萄牙熟练炮手。

如果我们相信传教士的话，那么在明朝政府答应放开传教禁令后，甚至不用等到葡萄牙雇佣军过来，他们的上帝似乎立刻就显灵了：

“由于基督教得到这个恩典，上帝给予皇帝重酬。就在葡人到来之前，他的军队靠当地民众的力量，把鞑靼人赶出辽东。民众被鞑靼人的暴行激怒，王师一到便打开城门，反抗守军，让王师进入，收复辽东的首府；鞑靼王陷于内乱，不能立即收复失地。中国的形势开始好转和改善，鞑靼人看来完全被遏制。”

但可惜的是，我们翻遍明、清、朝三方的史料，却实在找不到支持以上说法的任何证据。恰恰相反，攻占沈阳仅仅五天的三月十八日，努尔哈赤便率领八旗铁骑，直扑辽东首府辽阳。尽管守军还不到一万，但做为明帝国苦心经营多年的辽东首府，辽阳城池坚固防御周密，而且环城遍布火炮，与此同时，袁应泰利用自己以往在水利工程方面的专业知识，指挥守军将太子河的水灌入，使得护城河变成了一条真正的河，总而言之，这座辽东第一大城绝对是易守难攻。

但不知道为什么，总司令袁应泰仿佛吃错了药，竟然带着属下五名总兵，出城五里与后金进行自己并不擅长的野战——也有史料说，后金故意派出小部队诱敌，袁应泰“见贼少而主战”。眼见明军跑来送死，为了鼓舞部下的勇气，努尔哈赤大呼：“一步退时，我已死矣。你等须先杀我，后退去！”一马当先率先冲出。在骑兵部队的直接对决中，明军毫无悬念地又一次大败，后金趁胜追击，将辽阳城远远地甩在身后，一直杀到六十里外的鞍山才折返回来，再次把城池包围得水泄不通。

三月二十日，后金终于对辽阳发起总攻，努尔哈赤亲自带人堵塞了东门外太子河过来的水道，流动的护城河很快干涸，女真人随即将攻城车推了过来，借着厚实的木板牛皮抵挡住雨点般的的滚木檑石，你挖我凿，开始对夯土城墙大肆破坏。与此同时，二贝勒阿敏与四贝勒皇太极率领部下，直接用云梯爬上垛口展开肉搏，使得守军无暇应对城墙下敌人的破坏。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传教士写道：

“然而，命运虽然现在向中国露出笑容，却不是长久忠顺不变。鞑靼王解决了鞑靼地方的内乱，马上派遣六万骑兵再度包围辽阳，表示他要亲率大军继续前进。这支军旅不到四十个时辰就攻占那座坚固城池，双方激烈交战，有三万守军遇难，鞑靼人损失两万。”

激战一天之后，明军两名总兵阵亡，城内火光四起，这座辽东第一大城已经危在旦夕。关于辽阳的最后时刻，传教士不无惋惜地写道：

“中国人断言，如果守城官员不受重贿给鞑靼人打开城门，鞑靼人根本不能夺取该城。”

原来，与此前沈阳的陷落如出一辙，就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被安置在城内的蒙古难民再次反水，不仅如此，李永芳还事先联系好了数十家名门望族，此时他们一起内应，辽阳城坚固的大门，就这样从内部轰然开启。


（待续）

《十三、大秦碑与红衣炮》（中）


“总之鞑靼人占领了它，总督悲愤自缢。皇帝派遣的巡抚被敌军俘虏，鞑靼人用尽方法都不能使他屈服，他不同意授予蛮夷王衔；鞑靼人为嘉赏他坚贞不屈，免他死刑并给予开释；但是，他知道因作战不力，根据中国律法，他罪该万死，比蛮夷更残酷，因此他上吊而亡。”

正如传教士所言，辽东经略袁应泰在辽阳城破之后自尽，当时他在城楼上穿戴整齐， “佩剑印自缢死”，从而成为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死于战事的明朝最高级官员。《明史》对他的评价是“应泰历官精敏强毅，用兵非所长，规画颇疏”，说的还算比较中肯，也给“慈不掌兵”的俗语，添加了最好的注脚。这位水利专家兼军事庸才，慈悲为怀的父母官兼东郭先生般的滥好人，死后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被朝廷追封为兵部尚书。

至于传教士说的那位“巡抚”，名字叫做张铨，大家也许还记得这个人，当初萨尔浒战前上书批评杨镐是窝囊废并强烈建议换帅的就是他。不过传教士记载有误的是，张铨的官职并非辽东巡抚，而是一字之差、级别低得多的辽东巡按，相当于中纪委驻辽东巡视员——换句话说，他只是个监察官员，并没有军事职责，即使辽阳失守也不会受到处分。因此袁应泰自杀前曾劝其赶紧离开：“公无守城责，宜急去。”当初袁接纳蒙古降人的时候，张曾极力劝阻，想必临死之时，经略大人仍心中有愧吧。

但张铨却并没有独自逃走，而是随守军战斗到最后一刻，直至力尽被俘。他在白刃加颈之时仍拒绝投降，而且还故意立而不跪，显然只求速死。这位不屈的官员赢得了对手足够的尊敬，努尔哈赤并没有处死他，反而将其礼送回原来的巡按官署，一路上辽阳百姓夹道哭迎，张铨见状叹道：“大家都是大明的好百姓啊！”他在衙署整理好衣冠，向着北京方向叩头，又遥拜完远方的父母，最后从容自缢。张铨死后被明廷谥为“忠烈”，当真号如其人。

纵观整个辽沈之战，明军总司令袁应泰从一开始就犯了战略性错误，虽然他最后以死相谢，但已经于事无补；沈阳守将贺世贤英勇战死，但他的表现并非无可指摘，对于袁应泰收纳蒙古降人的行为，不进没有劝阻，甚至有可能暗中支持——因为他手下的兵源确实有限——对于这些新兵大概也没有采取任何监视或限制措施，导致关键时刻内部反水全盘皆输；真正无愧于心死得其所的，大概要算张铨巡按以及那些在浑河血战殒身的官兵了，他们也是这场惨败中为数不多的亮点。

攻陷辽阳之后，仅仅花了几天时间，后金军便又接连拿下了金州（今辽宁大连金州区）、复州（今辽宁瓦房店市西北）、海州（今辽宁鞍山海城市）、盖州（今辽宁营口盖州市）等州县。至此，明帝国在辽河以东、锦州以北的大片国土，已经全部丧失。

面对严峻的形式，刚刚上台不久的东林党内阁做出了颇为艰难的抉择，一方面，他们不得不重新起用令努尔哈赤颇为忌惮的熊廷弼，尽管这些人与努尔哈赤同样讨厌——如果不是更加厌恶的话——这个口无遮拦的“熊蛮子”；另一方面，虽然徐光启等人关于引进西式武器的提议很有吸引力——徐光启甚至宣称，“可以克敌制胜者，唯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但这些建议背后所隐藏的政治与文化风险，一向以儒家正统自居的东林党人肯定不会忽视。

对于明廷的左右为难，后来的研究者认为，朝廷内部对引进葡萄牙大炮并非全无异议，由于这种新式武器同万历、天启年间令人困窘的基督教有着某种联系，一些大臣对使用这些洋炮深感厌恶。例如，在天主教势力极大的福建，张赓（泉州人，曾担任教育官员，他与耶稣会士合作翻译了<伊索寓言>）等教徒就希望基督教能将中国社会从混乱中拯救出来。

而军界官员则对西方国家的扩张忧心忡忡，并将基督教同这样一种罪恶阴谋联系起来，即企图侵蚀中国固有的儒家正统思想，而后者正是使中国保持强大的法宝。因此，帝国朝廷对是否要以自由传教为代价换取欧洲先进的火炮技术，仍然犹豫不决。

明朝人叫这些欧式火炮为“红衣大炮”，关于该词的来源，一说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的毛发偏红，当时中国人称呼他们“红夷”，这两个国家是明帝国在欧洲的主要贸易伙伴，因而来自欧洲的火炮便被通称为“红夷大炮”，后来以讹传讹成了“红衣大炮”；一说这些欧式火炮来到中国后，明军经常给它们披上红色的炮衣，既做装饰又遮风挡雨，“红衣大炮”因而得名；还有一说认为这些大炮本来只有“红夷”而无“红衣”之名，是出身少数民族的满清统治者忌讳“夷”字，才改为“红衣”。

红衣大炮的身管细长，类似于现代加农炮——拉丁文“加农”即“Canna”的本意，便是“管子”，这种炮初速快射程远，弹道低平易于瞄准，直到现在仍然是各国炮兵的主力装备。从保存至今的一些红衣大炮来看，有的重达2吨甚至更高，以当时的度量衡换算，已经属于三千斤（明朝1市斤合今天596.8克）以上的重炮，这么沉的大块头显然移动不便——事实上，许多红衣大炮其实本为舰炮，引进中国以后又固定在城墙后做为城防炮使用，并不需要多少移动空间。


（待续）

《十三、大秦碑与红衣炮》（下）


虽然中国早在明朝永乐年间就建立了专门的火器部队——神机营，装备了各种火铳，而且朱老四在和蒙古的实战中，还总结出“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的使用战术，可惜进入十五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的火器水平一直徘徊不前——其原因很多，就不细说了——反而是传到欧洲以后突飞猛进，取得了飞速发展。

十五世纪五十年代，欧洲人发明了制造颗粒状黑火药的工艺，大大提高了火药的威力、稳定性和防潮性，逐渐取代了此前的粉末状黑火药，不过也有人认为明朝其实也有类似的发明，不一定比欧洲晚。新火药也淘汰了此前分节铸造的低膛压火炮，促进了制炮技术的发展。其中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功不可没，对火炮发展史颇有研究的恩格斯曾写道：
“他彻底取消了可拆卸的炮尾部，开始铸造完整的青铜火炮，采用了炮耳轴和带车轮的炮架，并且只使用生铁实心弹。”

照葫芦画瓢，在明廷狐疑的注视下，传教士们受命开始试着铸造西式大炮，可我们知道，这些家伙的主业是超度众生的上帝仆人，而非消灭众生的的武器设计师，杀人的经验远低于救人，他们只能硬着头皮，根据自己掌握的数理知识，以及从澳门过来帮忙的几名葡萄牙炮手的切身经验，在一次又一次的试验中慢慢摸索。

当时西方已经有了关于火炮制造、炮兵以及炮弹飞行方面的理论体系。意大利数学家塔尔塔利亚于1537年出版了第一本关于抛射体理论的书，他发现在真空中45度的射角可使炮弹达到最大的飞行距离。西班牙人科耳亚多和乌凡诺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不可忽略的当然还有伟大的伽利略，他们共同奠定了炮兵弹道学的理论基础。

几乎在同一时候，意大利冶金学家比林古乔对铸造技术的研究，大大改进了火炮的制造法，而哈特曼研究出了口径比例表，用它可以按火炮各部分与炮口直径的比例去计算火炮各部分的尺寸，这就为火炮的构造提出了一定的标准，给此后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开辟了道路。

这些现成的理论和数据，无疑对传教士们大有裨益。可就在辽东战事如火如荼的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遥远的陕西出土了一块石碑，随即在基督教世界掀起轩然大波，以至于正在潜心研制火器的耶稣会士们，也不得不分出一部分精力参与其中。

这块石碑就是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谓“大秦”，是汉唐时人对罗马帝国及其统治的近东地区的称呼，《后汉书》写道：“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而该石碑之所以能在基督教世界引发巨大争议，正是由于其中的“景教”。

景教，即基督教聂斯脱利派，这是基督教早期的一个派别，名称源于公元428年担任君士坦丁堡牧首即大主教的聂斯脱利，此人主张耶稣同时具有神性和人性，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只是生育了基督的肉体，没有赋予耶稣神性，因而并非圣母。聂斯脱利的这些理论受到许多基督教士的激烈反对，最终在公元431年召开的以弗所基督教大会上，聂斯脱利及其追随者被宣布为异端，随即驱逐出教会。

聂斯脱利最后死在埃及，但他的理论并没有消亡，既然罗马帝国不能相容，信徒们便逃往国外传教，足迹遍布两河流域、波斯甚至印度，并正式脱离罗马教会，自称迦尔底教会或亚述教会。尤其是在波斯的萨珊帝国时期，出于对抗罗马帝国的需要，聂斯脱利派曾获得大力扶持，传播范围逐渐扩展到中亚和远东。

大约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随着欧亚民族大迁徙，聂斯脱利派传入了中国，它在当时有着波斯经教、大秦教等许多称呼，后统一改称景教——“景”在古汉语里为“光”、“大”之意。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一个名叫阿罗本的景教僧侣来到长安，向太宗皇帝申请在帝国传教的权利，对宗教、民族并无成见的李世民大帝不仅痛快地答应了这一请求，还亲自接见了阿罗本。

这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便是唐朝聂斯脱利派基督徒在公元781年时树立的，碑文用古汉语撰写，共有1780个汉字，另有数十字的古叙利亚文。虽然说的是形而上学的宗教，但文风却行云流水毫不晦涩，显示了作者相当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至于其具体内容，由于与本文关系不大，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找来欣赏，这里不再赘述。总而言之，基督教从此获得了中国官方的认可，在伟大的东方古国生根发芽。

石碑出土后被送到了陕西首府西安，并很快引起了酷爱金石学研究的中国学者们的兴趣，但他们对上面的叙利亚文毫无概念。直到其中的一位基督教徒将碑文拓片送给了当时著名学者、同是基督徒的李之藻，后者与几名耶稣会传教士参照汉语碑文，几乎不费多大力气就得出了结论，碑中那个曾经十分显赫的宗教，正是他们所信仰的基督教。

欣喜不已的耶稣会传教士马上给罗马教廷写信，宣布中国这一划时代的重大发现：“在西安发现了一通古碑，该碑证实了神圣的福音确实在中国传播过！”附在信中的还有初步译成拉丁文的碑文，尽管有些内容还没有搞清楚，但已译出的碑文已经足够证明，那个受到唐朝皇帝礼遇的传教团，无疑属于基督教——白璧微瑕的唯一疏漏，在于中国学者和传教士们认为阿罗本属于自己所在的天主教，因为景教在欧洲早已绝迹多年，他们根本不知道还有过这一教派。

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对于这一重大发现，欧洲人的反应却是异口同声：假的！先入为主的他们，根本不相信基督教曾在中国传播过，这样一个异教徒的古老国度怎么可能有基督教的遗迹呢？！

于是，耶稣会传教士被基督教学者指责为骗子，而景教碑的出土，当然是耶稣会刻意营造的一场骗局。甚至直到一个多世纪以后，大思想家伏尔泰还专门写诗嘲笑耶稣会的拙劣“骗局”，据说这些诗篇在当时巴黎的沙龙中广为流传：

“啊！您还不算老啊！

您还要我去骗人，

您还是先好好骗骗我吧！”

事实上，在景教碑发现后的一百五十年里，它都被欧洲人视为伪造。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以往的错误。今天，《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真实性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因为通过对朝代记载的研究，还有过去八十年来考古的发现，确认了碑文记载绝非空穴来风。

不过，当时的耶稣会传教士们已经无暇与人争辩了，因为随着明军在辽东再次惨败，这些半吊子火炮专家刚刚鼓捣出来的那些试验品，将不得不赶鸭子上架，去接受战场上的真正考验。


（待续）

《十四、宰相门生》（上）


对于辽沈失陷后辽东的战局，当时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们没有留下多少记录，但后来的一位耶稣会士写道：

“1621年，在沈阳、辽阳先后陷落后，有能力的、敢于批评阉党的将军熊廷弼被再次被启用，负责守卫山海关，此处是长城东段的终点，是满人大规模人侵中原的必经之路。不过，阉党成功地任用王化贞为辽东巡抚，以求得权力上的平衡。”

这些话其实是很有问题的。当时的王化贞不仅不是阉党，反而是最根正苗红的东林党嫡系，他的“座师”便是东林党首的叶向高——“座师”是明清时进士举人对主考官的尊称，一旦中进士或中举，就相当于双方建立了正式的师生关系，王化贞在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中进士时，主考正是叶向高。不过，王化贞后来确实投靠了阉党，但那已经是他大败以后的事儿了，他为了保命，与阉党做了可耻的交易，从而出卖了一直支持自己的老师和同志们。

王化贞的老师叶向高，当时正担任着东林党内阁的首辅。这里要澄清一个概念，明代的内阁与现代意义上的政府完全是两回事儿，前者在名义上只是皇帝的秘书处，这个机构最早由明成祖也就是永乐皇帝设立，其主要成员称某某殿或某某阁大学士，级别很低只有正五品，连知府都不如。

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朱元璋借着查办胡惟庸案的时机，废除了在中国延续千年的宰相制度，“罢中书省，分中书省之权归于六部”，将帝国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了皇帝一个人身上。朱元璋又仿造以前宋朝制度，设立了各殿阁大学士，做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兼顾问，他的孙子建文帝朱允文曾改大学士为学士，直到靖难之役后朱棣夺位，正式设立了内阁这个影响后此后中国五百年的机构，其首任成员为大才子解缙等著名文人。

早期的内阁权力有限，但洪熙（明仁宗）、宣德（明宣宗以后），内阁大学士多兼任尚书、侍郎等要职，加之皇帝渐渐怠政，政策的制定往往扔给内阁，让大学士们讨论后给出方案，因而这个机构的权力越来越大，隐隐有宰相委员会的趋势。到了嘉靖时，大学士们在上朝时的位置已经超越各部尚书，成为了事实上的宰相，而首席大学士即所谓的“首辅”，自然就是帝国政府的首相。

东林党首叶向高，早在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就已经是帝国内阁的首辅了，由于皇帝一直消极怠工，大臣们辞职后往往没有继任者，导致叶向高在内阁里光杆一个没有任何同僚，因而被大家偷偷地笑称为“独相”。而这一“独”就是七年之久，以至于累得要死的他抱怨说，现在六部长官只剩下了一个人，而主管纪检监察的都御史竟然十年都空着，这工作简直没法干了。

另一方面，尽管身为唯一的宰相，叶向高平常也没什么机会见到躲在深宫里的万历。由于皇帝宠爱郑贵妃的儿子福王而冷落太子，群臣纷纷向叶向高抗议，强烈要求他做点儿什么，这位“独相”无奈地表示：“不奉天颜久，而福王一日两见。”我不见老大好久了，而福王一天却能见两回，兄弟们，每天两回啊！

做为大明朝这间破房子的裱糊匠，叶向高在当时以及身后的名声都很不错，史书评价他“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类”。此人还有一个特点，用文言文说是“调剂群情，辑和异同”，翻译成俗语就是善于和稀泥，因而各方面都很吃得开即人脉广泛，以至于后来阉党专权时，杨涟、高攀龙等东林党大佬纷纷倒霉，但地位最高的他却始终屹立不倒——要知道到了最后，几乎所有东林党要员都被魏忠贤杀害，而叶向高却能以太傅的头衔全须全尾地退休，武功修为显然深不可测。

不仅如此，叶向高与传教士的关系也非常不错，他在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任南京礼部侍郎时结识了利玛窦，两人随即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友谊。尽管叶始终没有入教，但利玛窦在自己的著作里对这位明朝大臣赞不绝口，称其为“基督教的朋友”。两人都是围棋爱好者，多次切磋技艺并乐此不彼，据说这也是该项中国国粹第一次被西方人记载下来。

叶向高曾给利玛窦写过一首诗，里面对基督教不无欣赏之意，该诗手稿后来被传教士带到西方，至今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诗曰：

“天地信无垠，小智安足拟。

爰有西方人，来自八万里。

言暮中华风，深契吾儒里。

著书多格言，结交尽贤士。

淑诡良不矜，熙攘乃所鄙。

圣化被九埏，殊方表同轨。

拘儒徒管窥，大观自一视。

我亦与之游，冷然待深旨。”

利玛窦于公元1610年5月11日病逝于北京，他生前曾希望葬在这里，但墓地一直没有落实下来。在身为宰相的叶向高的努力下，明政府为这位意大利传教士破了例，特批了一块墓地，这就是位于今天阜成门外北京市委党校的“利玛窦墓及明清以来外国传教士墓地”。当时面对着官僚们“从无此例”的反对声音，叶向高驳斥道：

“自古来华洋人中，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乎？毋论其它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

由此可见，叶宰相对这位欧洲朋友的评价非常之高，甚至尊称利玛窦为“利子”，而我们都明白，儒家信徒眼中“某子”的地位，显然不用过多强调了。尤为可贵的是，儒生出身的他也并不看轻《几何原本》这种纯技术性书籍，这也很可能是在东林党内阁执政期间，明朝能大力发展欧洲火器的部分原因。

事实上，不仅叶向高一人对基督教和传教士欣赏有加，东林党的另一位党首邹元标也是如此，他认为基督教“与吾国圣人语不异”，说传教士宣扬的理论比“吾国圣人及诸儒发挥更详尽”。 一些明朝士大夫甚至亲身加入了基督教，其中就包括那位今后很可能成为天主教圣徒的徐保禄即徐光启，在他的影响下，其父徐思诚，其妻吴氏，儿子徐骥、儿媳顾氏和他们的五子四女，最后都成为基督徒。

早在熊廷弼第一次执掌辽东的时候，已经对西方火器有了一定了解的徐光启——当时他正在东林党内阁中负责军事方面事务即“知兵”——就曾写信给这位经略，认为“今日之计，独有厚储守器，精讲守法，而善用火炮为最良”，同时他还说“断不宜以不练之卒，浪营城外，致丧锐气，寒城守”。我们不清楚徐光启的建议是否对熊廷弼有所影响，但从后者在辽东努力贯彻的防守反击策略来看，确实“与光启颇合”。

辽沈失陷后，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东林党内阁不得不安排他们一向讨厌的熊廷弼复出，而为了制约熊，叶向高首相特地将自己的门生王化贞强势插入任辽东巡抚，与再任经略的熊廷弼分庭抗礼。对于王化贞这个人，《明史》说他“騃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 騃”是“呆”的古体，至于其他词，显然也不是什么好话。

王世贞上任后，处处与熊廷弼对着干，其最主要的资本是，他与彪悍的蒙古人的关系不错。此前，王化贞以右参议（正四品，相当于省长助理）的官衔镇守广宁，也就是今天辽宁的北宁市，他剿抚并用，有效地震慑了附近蒙古人，让各部落“皆不敢动”。当时的著名文人朱童蒙视察边关后，对王化贞赞不绝口，“极言化贞得西人心，勿轻调”。这里所谓“西人”，指的就是内蒙古的各个部落，因为他们游牧于明帝国辽东西部，故而得名。

袁应泰在沈阳战死后，做为制约不听话的熊廷弼的措施，王化贞被东林党人推荐为辽东巡抚，他上任后的表现，公平地说是相当优秀的——“招集散亡，激厉士民，联络西部，人心稍定”。

在辽沈失陷天下震惊，人们多悲观地认为辽河以西恐怕也难保的情况下，“化贞提弱卒，守孤城，气不慑，时望赫然”，极大地鼓舞了明军的士气，他自己的威望也像火箭般往上直窜。见门生给自己涨了脸，叶向高首相当然十分欣慰，遂代表朝廷表扬王化贞“才堪大用”，宣布将辽河以西的防务统统交给他负责。


（待续）

《十四、宰相门生》（中）


与此同时，重新被起用的熊廷弼从湖北老家回到了北京，他向朝廷提出三个建议，一是在广宁方向与后金军隔河对峙，吸引敌人并将其钉死在辽河西岸；二是釜底抽薪，派海军从天津以及山东的登州和莱州出发，突袭后金军刚刚占领的金州、复州等地，敌人一旦回师，明军便可趁机收复辽阳；三是将自己的经略衙门设在山海关，这样可以统一协调各方人马，在前两个方案奏效、敌军腹背受敌的时候发起总攻，争取击溃甚至消灭努尔哈赤。

显然同以往一样，熊廷弼的基本方针仍是防守反击，首先争取立于不败之地后再图反攻。而与熊的谨慎持重相比，王化贞的方案则显得十分激进，他建议从蒙古人那里借兵四十万，即“谓虎墩兔助兵四十万”，而自己已经得到消息，说早先投降努尔哈赤的李永芳在后金混得很不如意，因而想重新归顺大明，做为交换，李答应当明军的内应，如此里应外合，明军便可“不战取全胜”。

所谓“虎墩兔”， 全称为“插汉虎墩兔憨”。“插汉”是蒙语“察哈尔”的古译，全名“好陈察罕儿”，原指蒙古大汗的亲军侍卫，起源于成吉思汗小儿子拖雷和他夫人唆鲁禾帖尼的部下。该词后来引申为“亲近”，做为北元大汗亲属部落的名称。“虎墩兔”也是句蒙语，通常译为“呼图克图”——“呼图克”是年龄、寿命，“图”则是“有”，合起来就是“长寿者”，在藏传佛教里，该词通常是活佛的尊号；“憨”则是“汗”的异译，为蒙古人或突厥人对其最高首领的称呼。

这位“插汉虎墩兔憨”或“察哈尔呼图克图汗”，其实就是著名的林丹汗，他有又丹巴图尔台吉、灵丹、或旦等名字。前面我们说过，退回蒙古草原的元帝国被后人称为“北元”，在十六世纪前期，忽必烈的后裔巴图蒙克——即中原史书上著名的“小王子”——重新统一了蒙古本土，他被尊为“达延汗”，即“大元汗”的谐音。

随后，这位北元中兴之主将蒙古高原划分为六个万户，由他的七个儿子统治，这些万户后来逐渐发展成蒙古的行政区划“盟”。按照达延汗的安排，只有长房长子即察哈尔万户，才有资格继承北元大汗皇位，因而察哈尔大汗也就是达延汗长子图鲁博罗特的后裔，其实也是北元帝国的正统皇帝，或者说，是蒙古人名义上的共主。该部在明朝时位于今天河北的张家口、宣化一带，即民国时期的察哈尔省，但需要注意的是，察哈尔部后来在康熙时期向西迁徙到今天内蒙的乌兰察布一带，早已经离开了故地。

进入明末，察哈尔大汗的势力早已衰落，对蒙古各部的宗主权名存实亡，一些强大的部族，比如俺答汗的土默特部（达延汗三子巴尔斯博罗特的后裔），根本就无视大汗的权威。不过，得益于祖先达延汗的制度，尽管还是一个少年，但十三岁的林丹汗仍在公元1604年顺利登上了北元皇帝的宝座——他的爷爷布延薛禅汗于一年前去世，而他的父亲即布延薛禅汗的长子莽骨速又早亡，因而身为长房长孙的林丹汗，就成了蒙古大汗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弱冠之年的林丹汗，拥有两件祖传的法宝，一个是元朝的传国玉玺，也就是皇帝的大印，据说这东西就是当年由和氏璧改造、后来被秦始皇刻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那一块——但此事应为谣传，因为秦始皇的玉玺到了五代便失踪了，以后再也没有找到，此后各朝的玉玺，包括元代玉玺在内，都应该是私刻的公章。

另一个是忽必烈传下来的马哈嘎啦神像，“马哈嘎啦”是梵语，意为“大黑天”，这尊神灵本来是印度主神之一——毁灭之神湿婆的化身，后来被密宗佛教吸收当了护法神。在藏传佛教中，马哈嘎啦不仅是护法神的首领，同时又是战神，因而深得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军之膜拜。该神像由上千两黄金铸就，由忽必烈的帝师八思巴亲自开光，蒙古军战前都要在神像前祈祷。据说在灭亡南宋的战争中马哈嘎啦果然显灵，率领天兵天将一举击溃敌人，从此该神像更受尊崇，成为元朝的镇国之宝。

不过，尽管手握这两件信物，但十几岁小汗王并不被手握重兵的蒙古各部首领们当回事儿，用明朝人的话讲，就是“幼汗嗣立，濡弱未威”。林丹汗显然对此愤愤不平，在这种情况下，外战的胜利无疑是树立个人威望最好的途径。于是从继位后的第四年即公元1608年开始，林丹汗便对外频频发动战争，故而在明朝史料的记载中，“插汉”军队时不时就会“寇边”，即侵入边境地区烧杀掳掠。

刚刚兴起的努尔哈赤政权同样受到了林丹汗的打击。公元1608年，林丹汗派兵援助正遭大贝勒褚英进攻的海西女真乌拉部，双方联手击退了敌人；此后，林丹汗再次救援努尔哈赤的死敌叶赫部，按照清朝史书《皇清开国方略》的记载，此役努尔哈赤战败，他的一位名叫布扬古（与叶赫贝勒布扬古同名）的将领被杀。从史料记载来看，几次交手似乎努尔哈赤都吃了亏，这无疑让林丹汗的信心大涨。

见此情况，本来饱受“插汉寇边”之苦的明朝找上门来，朝廷主动向林丹汗示好，宣布“复虎墩兔市赏”，也就是恢复因战争中断的双方贸易，而这正是林丹汗屡次“寇边”的诉求之一。帝国开出的条件是，希望蒙古人能和自己联合起来，一起消灭双方共同的敌人努尔哈赤，很明显，明廷的如意算盘是借力打力，即“以蛮夷攻蛮夷”。

这一建议当然正中林丹汗下怀，此后双方的关系迅速升温，直至打得火热。尤其是王化贞来到辽东后，他向朝廷忽悠道：“辽事将坏，惟发帑金百万，亟款西人，则敌顾忌不敢深入。”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唉呀！辽东要倒大霉了！没别的法子，咱们只能大出血，打开国库拿出百万两银子，给那些蒙古人替我们顶雷，让努尔哈赤和他们狗咬狗一嘴毛，也就没精力再惦记咱们了。


（待续）

《十四、宰相门生》（下）


的确，如果只看纸面数字，林丹汗的势力无疑要比努尔哈赤雄厚得多，当时蒙古人中间有句谚语，叫做“八十万汉人，四十万蒙古，水滨之三万诸申”。也就是说，辽东有战斗能力的人口中，八十万是汉人，四十万是咱蒙古人，至于江边的那些“诸申”（即‘女真’的异译）嘛，只有可怜巴巴的三万。此种情况，大概也是王化贞“谓虎墩兔助兵四十万”，明军便能“不战取全胜”的信心所在。

不过王化贞等明朝官僚似乎没想到或故意没去想，林丹汗和他的蒙古铁骑凭什么要为自己火中取栗，平白把果子让明朝摘去？对此，后人不无讽刺地写道，王化贞们对于自己的魅力怀有深切信心，从而真诚地愿意相信，由于自己的人格魅力，导致一位蒙古酋长在拥有四十万铁骑时，宁愿不做成吉思汗第二，也要帮助自己去灭掉努尔哈赤。

更何况前面说了，所谓“四十万铁骑”仅仅存在于纸面上，因为这个数字即使没有水分，它也是辽河以西蒙古人的总兵力，其中既包括林丹汗的察哈尔部，也包括名义上从属于林丹汗的科尔沁、内喀尔喀等部族，甚至还包括根本不鸟这位蒙古大汗的土默特、鄂尔多斯等部族。

换句话说，林丹汗实际掌握的兵力，远没有“四十万”这么夸张，除了自己的察哈尔本部外，只有科尔沁部（成吉思汗二弟哈萨尔的后裔）和内喀尔喀部（达延汗五子纳力不剌的后裔）对他还算服从，至于蒙古其他各部，都“各自称雄，献贡遂绝”。北元帝国，这个历史悠久的蒙古联合体，这个曾给明王朝造成无数困扰的异族政权，这个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嫡系子孙统治的黄金家族国度，此时已经土埋半截只欠送终。

事实上，林丹汗与王化贞竟然不谋而合，他们都希望对方先去和努尔哈赤拼个两败俱伤，自己好坐收渔翁之利，因而在随后爆发的广宁之战中，王化贞虽然在城头望眼欲穿，但林丹汗事先所承诺的所谓“四十万”铁骑，连半匹马影儿都没出现。

至于王化贞的另一个依赖，即努尔哈赤的孙女婿李永芳，当时过得确实不太如意。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守将李永芳游击打开了城门，使得抚顺成为努尔哈赤夺取的首座明朝大城，他自己也成为第一个投降后金的明朝将领，这两件事都开了先例，因此《清史稿》称：“太祖伐明取边城，自抚顺始；明边将降太祖，亦自永芳始。”——在此多说一句的是，在随同李永芳一起降金的抚顺士绅中，有一个明朝秀才，他的名字叫做范文程，据说是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后人。

后人评价道，李永芳的投降，有着不寻常的意义。作为报答，他得到了这样一种待遇，既不是已被同化的境外居民，也不是受人役使的汉族奴隶，而是被接纳到后金贵族行列中的汉族边民。他娶了努尔哈赤的孙女为妻，被授予比以前更高的官职，获准保留原有部属作为家丁，后来又得到战时以副将身份随侍努尔哈赤左右的殊荣。

在后金政权前期，李永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清人记载道，萨尔浒之战前献上“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计策的，正是这位明朝降将；而在浑河之战最关键的时刻，又是李永芳敏感地发现了沈阳城头大炮的射程正好可以覆盖战场，于是果断决定释放炮兵并予以重赏，在大炮的轰击下明军终于溃败，从而一举扭转了僵持的战局。

只不过，从天命七年（1622年）开始，一直到四年后皇太极登基，李永芳似乎从后金政坛上突然消失了。后人研究认为，这位降将并非始终为努尔哈赤所信任，公元1622年的时候，努尔哈赤打算屠杀一批企图逃回明朝的汉人，他明确表示反对。汗王盛怒之下，李永芳立即遭到贬黜，后来虽然得以官复原职，却永远失去了努尔哈赤的信任，直到皇太极继位，才再次受到重用。

期间他做的唯一一件大事，就是与王化贞建立了联系。据说，王化贞的心腹爱将孙得功游击，此前曾与李永芳有些交情，听说后者在敌人阵营不太如意，便在王世贞的授意下写了封密信，希望李永芳能弃暗投明。又据说，李永芳对此建议颇为动心，双方你情我意，遂私定终身——李永芳答应为明廷内应，而王化贞则同意事成之后不仅免除对方的所有罪名，而且还另有嘉奖。

有了林丹汗和李永芳这两大依仗，王化贞胆子吊爆天，于是有恃无恐，处处寻都要与熊蛮子反着来。对于熊廷弼谨慎防御的策略，王世贞认为毫无必要，宣称“虎墩兔兵四十万且至，请速济师”，要求火速出兵进攻努尔哈赤，他甚至狂言道，即使没有蒙古人助阵，单凭明军自己，取胜仍然毫无压力：“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

在这场争论中，身为王化贞的“座师”，叶向高自然对他十分袒护，即史书所谓的“颇右之”。在首相的影响下，满朝文武中除了太仆少卿何乔远、御史夏之令和给事中赵时用这三人有不同意见，其余所有人都一边倒地支持王化贞。不仅如此，他们还变本加厉地宣称，同是皇帝的钦差，身为巡抚的王化贞根本没必要听从经略熊廷弼的命令——“余多右化贞，令毋受廷弼节制”——这些言论当然让熊廷弼感到十分不公和无奈。

最后，巡抚王化贞驻节的广宁聚集了十三万明军和数百万石粮草，远远超过了他当初要求的六万兵力。与此同时，级别更高的熊廷弼却只能指挥区区五千人马，搞得这位经略大人好生无趣，郁闷不已的他最后竟然公开写了份奏章，以极其激烈的口吻，质问各位当朝的东林党大佬：

“臣以东西南北所欲杀之人，而适遘事机难处之会。诸臣能为封疆容则容之，不能为门户容则去之，何必内借阁部，外借抚道以相困？”你们要杀就杀，赶我回家抱孩子很容易，可干吗非要给我穿小鞋呢？

天启二年（后金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正月，经过十个月的充分准备，努尔哈赤终于发动了广宁之战。此前，王化贞盼望的四十万蒙古骑兵始终没有现身，搞得这位巡抚大人心里发毛，再也不敢提主动进攻的事儿了——“既而西部竟不至，化贞兵亦不敢进”——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后金竟然抢先发起了攻击，而此时，一直志在进攻的明军，根本没做好防守的准备。

据说，虽然与东林党人关系不错，但王化贞一上任，徐光启就在朝中预言，说这家伙肯定要失败，后来的耶稣会教士写道：

“徐光启预言王化贞的上任将不可避免地会使辽东落人满人之手。就在第二年，徐光启的话得到了验证。由于王化贞反对熊廷弼的战略战术，导致满人攻陷了广宁。1622年3月，王化贞的军队大败。”

《十五、传首九边》（上）


广宁之战的具体过程颇为诡异，明军先头部队刚与后金军接触便被团团包围，大话说满的王化贞已经没有办法推脱，只能硬着头皮派出人马增援，先锋官正是他的那位心腹——孙得功游击。前面说过，广宁集结了十三万明军，兵力远远超过了后金，按照常规来看，即使不能像王化贞夸口的“一举荡平”敌人，但起码可以自保有余吧。

但没想到的是，两军还没有交战，孙得功在阵前突然大喊：“败了，败了！大家快逃命吧！”随即拨转马头就往广宁城逃去，本来数量占优的明军顿时大乱，后金趁势掩杀大获全胜，被围的明军先头部队随后也全军覆没。是役，两名总兵和两名副总兵战死，明军的优势转眼间烟消云散。

败兵逃回后，广宁城迅速笼罩在恐怖的气氛里，孙得功等人到处宣扬后金兵马上就杀过来了，整个城市人心惶惶，“城中大乱奔走”，再也无法约束。就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参将江朝栋闯进巡抚官邸，不经请示就推门而入，王化贞刚要发作，江朝栋却大叫：“情况紧急，请大人马上跟我走！”随即二话不说，老鹰抓小鸡般把莫名其妙地巡抚大人夹在胳肢窝底下，跨上马便玩命地向外冲去。

几个人刚刚逃出城，广宁就失陷了，但占领城市的却不是女真人，而正是王化贞的心腹孙得功，他本来还想把王化贞当做见面大礼，却没料到被江朝栋抢先一步救走。原来，李永芳并没有被孙得功策反，他一收到书信便立刻报告了努尔哈赤，两人随即决定将计就计，借此契机与孙得功联系，几次三番晓以利害，最终策反了孙得功。

随后的事情就可以理解了，孙得功先是在两军阵前无事生非，直接导致了明军的溃败，随后又在广宁城里散布的“敌已薄城”谣言以制造混乱，最后，他“欲生缚化贞以为功”的计划虽然没有得逞，但献出广宁的大功，还是手到擒来。

努尔哈赤进入广宁城的过程，看上去颇像一幕喜剧，而表演得最卖力的那些演员，原本都是大明的子民——清史载，孙得功等几名降将“率士民出城东三里望昌冈，具乘舆，设鼓乐，执旗张盖，迎太祖入驻巡抚署，士民皆夹道俯伏呼万岁。”

不知是否心中有愧的缘故，孙得功在投降后金一年后就死了，官职也不是特别高，刚做到了“梅勒章京”，翻译成汉语就是“副将”。他有个儿子叫孙思克，后来成为康熙朝的名将，在平定三藩、征伐准噶尔的战争都表现优异，因为他的功劳，孙家得以世袭一等男爵，此是后话。

而导演这场精彩间谍战的李永芳额驸，虽然不再被自己老婆的爷爷努尔哈赤所信任，但后者仍充分肯定了他的功劳，并给予其“免死”的承诺，“上嘉奖，敕免死三次”——此种待遇，大致相当于古代的“丹书铁券”或民间所谓的“免死金牌”，获得“免死”待遇者即使犯罪，通常也都不会被处死，当然“谋反”等“大逆”之罪除外。

至此，王化贞的布局已经满盘皆输。辽东巡抚与江朝栋一路狂奔，两人很可能只有一匹马共骑，十三万大军烟消云散，他们的身边仅有两个仆人在徒步拼命追赶。在锦州以东数十里的大凌河（辽西最大的河流）之畔，狼狈不堪的一行人终于遇到了救星——熊廷弼正带人在此驻守。

两人见面之后，说话一向尖酸刻薄的熊廷弼仍不改愤青本色，他很没有风度地嘲笑老对头：“六万众一举荡平，竟何如？”不是说只要给您六万人马，您就能彻底消灭努尔哈赤吗，现在怎么样啊？输得血本无归的王化贞倒是彻底放下了架子，他哭丧着脸毫不分辨，只是低声下气地请求，希望能和老熊一起商量下一步的防御计划。

一向谨慎持重的熊廷弼，此时却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错误，面对王化贞的恳求，他的回答仍然刻薄：“嘻！已晚，惟护溃民入关可耳！”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切！现在说这些，晚啦！咱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护送难民赶紧入关！”这里的“关”，指的就是著名的山海关。

这座“天下第一关”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由名将徐达主持修建，因其北倚燕山南连渤海而得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被认为是明长城东端的起点，直到公元1990年以后，丹东市宽甸县的虎山长城才代替了这个位置。在熊廷弼的命令下，王化贞不得不率领五千人殿后，撤退前将粮草物资等付诸一炬，就这样，明军护送着护送大批辽东难民进入了山海关之内。

事后的情况证明，明军的撤退并不明智，如果他们采取相反的措施即主动出击，尽管人数只有几千，但却很可能一举夺回被孙得功控制的广宁。因为努尔哈赤当时距离广宁尚有一段距离，直到两天后，外围明军基本被扫荡干净，他才渡河来到城下，而在此之前，这座城市群龙无首，孙得功等降将并不能完全控制它，投降的大批明军随时可能再次哗变。退一步说，即使熊廷弼不主动出击，后金主力离大凌河的距离也还很远，离山海关就更不用说了，他尚有很大的迂回空间。

对于熊廷弼撤退关内的动机，明清史专家孟森的看法是，他在赌气。后人认为，熊廷弼之所以不争夺广宁，是因为他实在痛恨王化贞的作为，并认为自己在此事上没有责任；同时，他可能希望用这种赌气的方式，唤起满朝文武的觉悟，知道自己的才干而用之。另一方面，虽然性格十分泼辣，但在用兵上，熊廷弼却从来不会冒进，而这一回，很可能是过于谨慎了，在他的努力下，大批难民确实保住了性命，但帝国在山海关外的全部领土，此时已任由努尔哈赤宰割。


（待续）

《十五、传首九边》（中）


据统计，从公元1618年起，双方正式开战的四年间，明朝向辽东一共派了二十名总兵级的高级指挥官，至此已经有十五名阵亡，但战局却越发糜烂，包括辽东巡抚驻地辽阳、辽东总兵驻地广宁在内，几乎所有重镇统统失守。已经到了必须有人为此负责的时候了，否则号称“众正盈朝”的东林党内阁，无论如何也没法向天下人交待。

不幸的是，现任辽东经略和巡抚，自然成了被抓现行的倒霉蛋。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农历二月，王化贞被逮捕，熊廷弼也被免职听候处理。四月，明廷的正式调查结果终于出来了，由刑部尚书（司法部长兼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王纪、左都御史（监察部长）邹元标、大理寺卿（最高法院院长）周应秋等帝国公检法一把手——他们也基本都是东林党成员——给出的结论是，熊、王二人都必须为辽东的乱局负责，建议皇帝判处他们死刑，“廷弼、化贞并论死”。

这个判决显然是不公平的，朝野上下的舆论谴责更使得东林党内阁声名狼藉。后人认为，此时的他们，已经不是“东林八君子”时代的东林党人了，那时的东林党激浊扬清，受到崇高尊敬，具有广泛影响。现在，清流久历污渠而变浊。他们一样失去了是非对错的标准，一样缺少政治才能与胸怀，一样置国家利益、辽东大局于不顾，埋头党同伐异。东林党人就这样用自己的党同伐异和失败，为阉党的上台铺平了道路。

据说熊廷弼被捕的时候，“天日辄为无光”，人们议论纷纷，认为这正是他含冤的铁证。也许是考虑舆论的压力，熊廷弼的死刑判决一直没有执行。三年以后的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魏忠贤的阉党已经把持了朝廷的大部分权力机构，杨涟、左光斗等六位党首被捕，不久都被虐杀于狱中。

尽管一直是东林党的眼中钉肉中刺，但熊廷弼却几乎与他的对手们同时共赴黄泉，关于他的最终命运，后来的耶稣会传教士写道：

“尽管这次失致并不是熊廷弼的责任，但是由于魏忠贤朋党中显赫的成员之一、寡廉鲜耻而又肆无忌惮的冯铨，以熊廷弼为死敌。冯铨将熊廷弼逮捕人狱，最后将他处死。”

但其实，最终导致熊廷弼丧命的，主要是两件事。一件来自政治斗争，我们说过，杨涟是东林党首脑中唯一欣赏和庇护过熊廷弼的人，同时，他也是东林党剩余已经不多的真正君子，以及反对阉党最激烈的英勇战士。杨涟被捕后，其死敌魏忠贤为了罗织罪名，便诬陷他之所以维护熊廷弼，是因为受了后者的贿赂，两人内外勾结，完全违背了太祖皇帝关于朋党的警告，简直是罪大恶极。

另一件则是私人恩怨，而且还真和贿赂有关。原来，熊廷弼入狱后做了件蠢事，他托人联系上了魏忠贤，表示愿意用四万两银子买下自己一条命，其死刑一直拖着没有执行，也许与此有一定关系。但后来，熊廷弼却不知道为什么又反悔了，让已经将这笔钱列为应收账款的太监头子十分恼火，咬牙切齿地发誓一定要宰了言而无信的熊蛮子。等到杨涟下狱，阉党便趁机将两人扯在一起，来了个一石二鸟。

据说，为了尽早送熊蛮子上西天，阉党的重要人物、上文中传教士提到的那位冯铨（此人据说有熊廷弼有私人恩怨），借着自己担任皇帝“经筵讲官”也就是家庭教师的机会，故意让天启看到了一本名为《辽东传》的书——它是当时民间流传的绣像小说，里面歌颂了熊廷弼镇守辽东的英雄事迹，而我们都知道，通常在这类演义里，皇帝要么是暴君要么是昏君，总之都是不怎么中看的角色。

看到自己在书中的不雅形像，再加上冯铨在旁边煽风点火解说，还添油加醋地声称该书的作者就是熊廷弼，这个本来识字就不多的木匠皇帝果然大怒，当场下令立斩这个诽谤天子的可恶家伙。

于是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农历八月，被关了三年的熊廷弼终于在劫难逃。当众斩首之后，他那颗死不瞑目的头颅被“传首九边”，也就是在大同、榆林、甘肃、宁夏（治所在今宁夏银川）、太原、辽东、宣府（治所在今河北宣化）、蓟州（治所在今天津蓟县）和固原，这九个帝国最重要的西北边镇巡回展览，以儆效尤。

熊廷弼死后也不得安生，阉党借着追缴赃款的名义——有人揭发他贪污了十七万两军费，也有人说他聚敛的家财高达百万——将其搞得家破人亡，他的长子被迫自杀，就连熊家的姻亲们也全都破产。不过另一方面，与后来的袁崇焕等人相比，熊廷弼无疑又是幸运的，因为普天下都知道他的冤情，“远近莫不嗟愤”。

于是可想而知，不断有人为熊廷弼鸣冤，认为他不仅无罪，反而大大有功，“其罪无足据，而劳有足矜也”，其中，就包括工部主事徐尔一写的一份奏章。在奏章里，作者愤怒地质问道，王化贞拥兵十三万却一败涂地，熊廷弼虽然手头只有五千人，但在大军溃败后仍保持了完整的建制，这样的表现怎么还有罪呢：

“广宁兵十三万，粮数百万，尽属化贞，廷弼止援辽兵五千人，驻右屯，距广宁四十里耳。化贞忽同三四百万辽民一时尽溃，廷弼五千人，不同溃足矣，尚望其屹然坚壁哉！廷弼罪安在？”

徐尔一接着认为，与纸上谈兵的王化贞相比，熊廷弼可以说事事都料得先机，帝国在辽东之所以一败涂地，就是因为多了王化贞这些只知党同伐异的混蛋：

“化贞仗西部，廷弼云“必不足仗”；化贞信李永芳内附，廷弼云“必不足信”。无一事不力争，无一言不奇中。廷弼罪安在？且屡疏争各镇节制不行，屡疏争原派兵马不与。徒拥虚器，抱空名，廷弼罪安在？”

徐主事的嘴相当损，他毫不留情地揭开了熊廷弼必死的内在原因——恃才傲物口无遮拦的熊蛮子是犯了众怒，他坏了官场的规矩，因而无论东林党还是阉党，两个死对头竟然在要他命这件事上达成了难得的一致：

“而今俱抹摋不论，乃其所由必死则有故矣。其才既笼盖一时，其气又陵厉一世，揭辩纷纷，致撄众怒，共起杀机，是则所由必杀其躯之道耳。”


【待续】

《十五、传首九边》（下）


就在熊廷弼被“传首九边”的这一年，努尔哈赤再次下令迁都——此前的公元1622年，他已经将后金都城由赫图阿拉迁至刚刚攻占的辽东首府辽阳，而这一回，他竟然要将首都再迁到当时还没有辽阳一半大的沈阳！

按照《清太祖实录》的记载，努尔哈赤给出的理由是：“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沈阳浑河通苏苏河，于苏苏河源头处伐木顺流而下，材木不可胜用，出游打猎山近兽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交通方便位置重要，二是打猎方便木材丰富。

后人对此的评价是，这些话的前一半，表现了一位游牧渔猎部落酋长成为后金汗国汗王的勃勃雄心；后一半，则从后金汗国汗王退回到了一个游牧渔猎部落酋长。事实上，这就是努尔哈赤。他到死也没有完成从一个部落酋长到一位政治家的转变。

不过也有人认为，从努尔哈赤迁都后的进军路线看，并没有遵循《清太祖实录》中“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的说法，而是从今天辽宁海城市牛庄一带的东昌堡渡的辽河，加之《清太祖实录》这部书是皇太极时代才编撰出来的，因而这些话是否真的是努尔哈赤所说，也就存在一定疑问了。

还有学者将迁都的原因归于努尔哈赤当时大力推行的种族歧视和屠杀，这种暴虐政策造成其占领区内到处都是反抗和暴动，鉴于辽阳一直都是明帝国在辽东最重要的大本营，后院不稳的努尔哈赤住在这里实在无法安心，于是动了挪窝的心思，但赫图阿拉是不好再回去了，广宁又离明军过近，于是交通便捷、进可攻退可守的沈阳就成了最佳选择。

早在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七月，努尔哈赤就颁布后来臭名昭著的“计丁授田”制，要求根据男人数目来分配田地和提供差役。后人认为，这项制度对于女真人是件大好事，对于汉人却是一场灾难，因为女真人大多并不务农，如今按人头分地便可平白获得大片土地，与此同时，许多汉人的土地被无偿吞并，获得土地的女真人又大量掳掠汉人当奴隶来为自己耕种，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按照《满文老档》的记载，为了惩罚不给女真人种地的汉人，努尔哈赤曾于公元1624年下令，“应以无谷之人为仇敌”，对于那些不愿意定居耕田的汉人们，女真人可以格杀勿论。

研究者写道，此后，努尔哈赤还针对辽东汉人推行了“强令剃发”、“强行迁居”、“强征差役”、“清查粮食”等政策，导致辽东汉人由逃亡而反抗，由反抗而袭击，由袭击而暴动。一时间暴动此起彼伏，几乎遍及辽东各地。而为了监视随时可能揭竿而起的汉人，努尔哈赤又颁布了“按丁编庄”旨意，命令强行将汉人与女真人一起混居，严禁汉人拥有武器，可想而知，此举自然导致汉人财产被抢占、妻女被凌辱，进一步恶化了本就沸腾的局势。

按照《满文老档》等女真史料记载，当时辽东汉人与女真人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努尔哈赤不得不亲自告诫部下们，“注意尼堪粮物放毒”也就是吃汉人的食物时一定要小心，“行走要提高警惕，注意不要陷入那罗网中”，他甚至认为，即使汉人养的活猪也不可靠，要求一定要放养观察几天后才能宰杀食用，以免汉人事先给猪喂了毒药。很显然，老汗王已经寝食难安，刨除交通、资源等其他原因，与汉人聚居的辽阳相比，沈阳当时只是个中型城市，汉族人口要少得多，显然更方便管理。

按照《满文老档》的记载，“三月初三，汗向沈阳迁移，在辰刻从东京城（即辽阳）出发。给他的父祖坟墓供杭细绸（一种江南出产的精致丝绸），在二衙门杀牛五头，烧了纸钱，随后向沈阳去”。第二天，努尔哈赤进入沈阳，“初四，在河水桥边，浑台吉与汗相遇，叩头谒见。在沈阳的渡口，瓦尔喀、噶尔达、福喀纳向汗叩头谒见，在未刻入城”。

一系列迹象显示，这次迁都进行得十分仓促，事先并没有进行充分的准备，以至于努尔哈赤连个像样的住处都没有，所有的宫室都必须新建，这些宫殿直到十一年后的公元1636年，后金第二代汗王皇太极时期才算最后建成，它们便是保存至今的沈阳故宫。

没有证据表明，在迁都沈阳前后，努尔哈赤的民族政策有过明显的变化。按照《满文老档》等女真自己的史料记载，晚年的老汗王似乎更热衷于杀人，他认为，后金之所以没有成为女真人的乐土，都是因为明朝旧官吏、读书人和地主士绅们煽动的结果。于是，努尔哈赤命令他的将军们，要求他们在汉族人口占据绝大多数的辽东严查细访，只要抓住上述几种人，就一律处死。当然，这样的排查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也有不少汉人因与女真人合作而得到豁免，前面提到的范文程就是其中之一，此是后话。

这些激烈的民族矛盾，当时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也注意到了，他们记下了自己听到的关于辽东百姓反抗鞑靼占领的一次辉煌胜利，尽管事后证明，这场胜利其实只是一个美丽的谣传，当地百姓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皇帝的军队靠当地民众的力量，把鞑靼人赶出辽东。民众被鞑靼人的暴行激怒，王师一到便打开城门，反抗守军，让王师进入，收复辽东的首府。鞑靼王陷于内乱，不能立即收复失地。中国的形势开始好转和改善，鞑靼人看来完全被遏制。”

有学者认为，至少在努尔哈赤时代，后金所赖以生存的，除了赤裸裸的战争暴力和烧杀抢掠之外，其他的成就尤其是文化方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一时期的后金汗国，根本就是一个庞大的军事抢劫集团。比如明清史专家孟森对努尔哈赤的评价就不高，认为此人在政治上乏善可陈，于民于社会甚少功德建树，其长处更多表现在战争与军事才能上。

亦有学者感叹道，与其花时间讨论努尔哈赤及其八旗制度究竟为历史贡献了什么，实在不如深入考究一下，为什么大明帝国——一个发育得如此成熟、如此富庶、如此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饶、自我感觉又如此之好的国家，怎么就会被一个人口还不到自己的百分之一，文化发展刚刚离开渔猎时代、起家于穷乡僻壤的半原始部落，搞得如此之狼狈，最后竟至万劫不复？

相比已经“传首九边”的熊廷弼，对辽东乱局负有更大责任的王化贞，此时竟然还在全须全尾地活着，直让人感叹命运的不公。此前，他之所以能够活下来，主要是因为东林党同僚们的袒护，而在东林党倒台、其党首纷纷被杀的情况下，王化贞仍然毫发无伤，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了。但其实，就像奇迹多是人为创造出来的那样，王化贞也不例外，他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按照《明史纪事本末补遗》等史料推测，在老师和同僚们垮台之时，急于保命的王化贞与阉党做了一个交易。尽管熊廷弼也打算贿赂魏忠贤并最后因此丧命，但王化贞的性质无疑要恶劣得多：他做的事并非贿赂，而是背叛。身为东林党的重要成员和首相叶向高的得意门生，王化贞肯定了解大量党内秘辛，他很可能以这些情报为筹码，甚至不惜根据需要炮制黑材料，从而让阉党放过了自己一命。正因为这样，在熊廷弼的人头在“九边”巡展时，王化贞反而过得优哉游哉。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辽东前巡抚竟然比主子魏忠贤还多活了四五年时间，一直到阉党垮台多年后的崇祯五年，也就是公元1632年，急于寻找替罪羊的皇帝在挨个梳理以往在辽东干过的大员时，意外发现了这条漏网之鱼。在朝野上下滔天般的口水里，崇祯终于顺应民意地宣布，将这厮当众处死“以平公论”。

续命多时的王化贞就此了账。当然客观来看，要说他在辽东一无是处，其实也有些片面，他唯一的功绩，恐怕就是重用和提拔了一个下级军官，使得此人后来有机会大展才能，搅得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后金汗王都不得安生，成为女真人如蛆附骨挥之不去的噩梦。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毛文龙。

佛祖基督三位一体

袁黑袁粉两极相通

在补充完善前面的内容，后面的暂时没功夫写，再议

《十六、生死冤家》（上）



熊廷弼、王化贞率军护送难民撤回关内，原本大后方的山海关突然成了抵御后金的前线，那里驻扎了大批明军，当时在华的欧洲传教士写道：“在所有坚固要塞中，位于秦皇岛的山海关是最知名的，那里有大量驻军防御鞑靼入侵。”

事实上，尽管主力已后退到山海关内，但当时关外仍有明军存在，前沿阵地在宁远卫，也就是今天辽宁葫芦岛的兴城市，距离山海关大约一百多公里。而宁远以西的一大片土地，合计五城七十二堡之多，竟然并不在后金控制之内。原来，熊廷弼火速撤退后，对他一向忌惮、搞不懂对手这次什么路数的努尔哈赤感到莫名其妙，狐疑不已的后金汗王考虑再三，最终也没敢越雷池一步，因而明军放弃的城池暂时成了无主之地。

趁此机会，一个叫哈喇慎的蒙古部落立即抢占了这片土地。该部落现在一般译为“喀喇沁”，历史相当悠久，蒙元时就已存在，不过它的领主变更极其频繁，到明朝时成为蒙古首领昆都力哈（达延汗之孙、俺答汗之弟，史书又称‘老把都’）的属民，明末游牧于辽西的赤峰一带。哈喇慎人随即宣称，自己并非占领军，而是在帮助明廷守卫边疆，显然不无奇货可居之意。

尽管关外大片国土已经沦陷，但仍有少数明军将领在敌后坚持抗战，并给努尔哈赤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对此，当时在华的欧洲传教士写道：

“抗拒鞑靼人最有力的要数英勇盖世的大将毛文龙，他率领庞大的船队，占领鸭绿江口，近朝鲜的岛子，扰乱敌人后方，屡次获捷，鞑靼人不得不全力对付这个敌人。”

众所周知，毛文龙与袁崇焕，是一对生死冤家。后人评价道，袁崇焕被崇祯杀死时，诛杀毛文龙是其重要罪名之一，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袁崇焕罪有应得，单凭杀死毛文龙这一条，袁崇焕就死得不冤。再后来，乾隆宣布袁崇焕其实是被皇太极的反间计所杀，人们又为袁感到痛惜，于是为了替他遮掩，再努力把毛文龙骂得狗血淋头一无是处。①

对此，今天的人们不能不叹息，乖戾而无体面可言的政治文化传统，造就了乖戾而无体面可言的历史学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其实，毛文龙既没有当初人们说的那么好，也没有后来大家说的那么坏，只是对于大明帝国和后金汗国来说，他们的存在与否都非常重要。②他的死对头袁崇焕亦然，此后的数年中，两人都将在命运之轮的推动下，无可奈何地走向自己血腥的宿命。

关于毛文龙，传教士写道：“这位名将出生在与澳门相邻的广东省。”但其实，他于公元1576年出生在浙江钱塘，而其祖籍则是山西太平（今襄汾县）。毛家本是在杭州做生意的晋商，后与当地望族沈家联姻，生下了毛文龙。九岁时他的父亲病故，毛文龙便随母亲投奔了舅舅沈光祚，后者是当时著名文人，而且官运亨通做到了顺天府尹即北京市长这样的高位，人称“京兆公”——京兆尹是汉朝首都的地方长官。

显而易见，沈光祚肯定想把小外甥培养成自己一样的书生，将来走科举做官的正道。可惜的是，毛文龙从小对孔孟经典提不起精神，反而是兵书战策让他十分感兴趣。但即使来华不久的西方传教士也明白，从军在明朝是一项颇为耻辱的职业，因而读书不成又不想让家族蒙羞的毛文龙只能长期待业，有人甚至传说他曾做过算命先生，姑且存疑。

直到公元1605年，三十岁的毛文龙才终于下定了从军的决心，在舅舅沈光祚举荐下，加入了李成梁的辽东部队。明末清初文学家毛奇龄曾为毛文龙写了一篇墓志铭，其中提到墓主人“尝密走关宁，觇其山川形势，捬髀咨嗟”，也就是对辽东的地形私下做了勘察，显得颇有远见。不过，鉴于墓志多根据死者亲属的要求写作，而作者毛奇龄本人据说也与毛文龙沾亲带故，姑且再次存疑。

此后，按照《明季北略》的记载，“兵巡道白某考武举，文龙列名第六”，即取得武举考试第六名的成绩。既然有了功名，他随即被提拔为百户（从六品的初级军官，相当于连长），又升千户（正五品的下级军官，相当于营长），1608年终于升为守备（不定品的中级军官，低于都司），升迁得并不慢。

还有一说认为，毛文龙过继给了他在辽东的叔叔，继承了后者的百户军职，从此由行伍起家，逐步升迁。

在守备的位置上他一干就是十余年，始终默默无闻。直到萨尔浒大败的公元1619年，熊廷弼入主辽东，毛文龙才崭露头角。在给朝廷的一份奏章中，熊经略透露了他安排毛守备执行的一项秘密任务：“密遣守备毛文龙等安置诸毒，以待其来。”即在八旗兵可能经过的地方下毒，布置陷阱诱敌。该任务的结果不详，但显然熊廷弼对毛文龙的表现相当满意，因为后者不久便得到提升，“熊公甫拔之都司（不定品的中级军官，高于守备低于游击）”。

同样在萨尔浒大败的这一年，一名来自广东的举子考上了进士，尽管名次不高——三甲第四十名，这位名叫袁崇焕的书生比毛文龙小八岁，他不久便被任命为福建邵武的知县。在邵武眼中，自己的新县令举止颇为离奇，他身在武夷山麓却十分关注遥远的塞外战事，遇到退伍的老兵便拉住侃大山了解情况，还宣称边关才是发挥自己才华的最佳场所——“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以边才自许”。暂且不表。

辽东方面，熊廷弼一年后在党争中下野，继任经略袁应泰命毛文龙在山海关督造火药，不久提升为游击（不定品的中高级军官，高于都司低于参将）。很快，趁着熊廷弼去职的机会，努尔哈赤发动了蓄谋已久的辽沈之战，随着沈阳和辽阳相继沦陷，贺世贤等明军将领战死，滥好人般的袁应泰总司令也在城破后自杀。

舆论的一片谴责声中，理亏的东林党内阁不得不让赋闲的熊廷弼出山再任经略，与巡抚王世贞组成了辽东新一届领导班子，这两人彼此间势同水火，不过对毛文龙都颇为欣赏。

虽然熊廷弼在名义上是辽东最高军事首长，但得到内阁大力支持的王世贞却实际掌握着明军绝大多数兵力，毛文龙的部队也在其中。不久，想法常常天马行空的王世贞策划了一项极为大胆的行动——招募敢死队员进入敌人后方捣乱。毛文龙积极报名参加，遂被巡抚任命为敢死队长，并实授游击（此前他的游击官职仅是加衔，没有相应权力）。


（待续）

《十六、生死冤家》（中）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秋，这支二百人左右的队伍开始行动，除毛文龙外，他们中留下名字的还有陈忠、丁文礼、苏其民、时可达、尚学礼、王承鸾、王辅、徐景柏、尤景和、张盘等人。敢死队的目标十分明确，那就是沿着辽东半岛的东岸——即黄海西部海域——向北一路扫荡，重点并非沿海各个城市，而是距离大陆有一定距离的岛屿。

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这支队伍的规模实在小得可怜，且人员成分相当庞杂——时人称之为“乌合之众”——因而攻坚能力极其有限，并不适合与八旗兵硬碰硬，只能采取突袭，而后金对岛屿的守卫要比城池松很多；二是包括毛文龙在内，许多队员都是生长于水乡的南方人，相比平原的骑兵对决，他们对海边的撑船掌舵更为擅长，正适合打了就跑、灵活机动的游击战。

于是，黄海沿岸岛屿上猝不及防的后金守军们倒了大霉。按照明人江旭奇《皇明通纪集要》——《皇明通纪》全名皇明资治通纪，是明人陈建私人所著史书，上起洪武下至正德，《皇明通纪集要》是后人为其写的续作之一——记载，长山岛、广鹿岛、石城岛、鹿岛等多处岛屿被毛文龙奇袭攻占，守将们纷纷被擒。其中一些岛屿拥有稀缺资源，比如广鹿岛就以淡水丰富著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这支小部队如入无人之境，竟然长驱直入两千多华里，足见不擅水战的八旗兵之狼狈不堪与无可奈何。故事的高潮发生在天启元年（1621年）农历七月二十日，趁着后金守军主力出城的机会，毛文龙的敢死队突然袭击了辽东重地、地处鸭绿江与黄海交汇处的镇江城（今辽宁丹东市）。

这座 上的城市位置十分重要，前辽东经略熊廷弼曾在奏章中写道，它向南可以保护四卫（即金、复、海、盖四个卫所，在今天大连一带），向东则可照顾朝鲜。熊廷弼要求朝廷投入起码两万军队和至少七八名将领，一半驻守镇江，一半则放在对岸的朝鲜义州，这样便可控制鸭绿江的出海口，形成互为支援的犄角之势。

顾虑唇亡齿寒的朝鲜当局也提出了类似的请求，于是明廷派出一万七千余兵力驻扎这里。但后来随着熊廷弼的去职，努尔哈赤马上发动进攻，猝不及防之下，镇江也和辽阳、沈阳等其他辽东城市一起，被八旗兵占领。

控制镇江后，努尔哈赤在此驻兵一千，并勒令当地居民按照满洲人的习俗剃发，即将两鬓及头顶前半部的头发全部剃光，余下的编成发辫。此举立即激起镇江人的强烈反弹，他们杀死了前来传令的使者，许多人渡过鸭绿江逃亡到朝鲜境内。努尔哈赤大怒，派李永芳与另一名将领率兵镇压，宣称汉人要么留头要么留发，没有其他选择。

经过一番杀戮，天启元年（1621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李永芳等人将一千名俘虏带回后金当时的首都辽阳，其中包括拒绝从命而被杀害者的家属，其余的镇江居民则不得不同意剃发，但屈辱的怒火在他们心中熊熊燃烧。不久之后，毛文龙的敢死队悄悄来到了镇江附近，他们驻扎在对岸朝鲜的弥串堡，开始秘密联系镇江人民。

经过侦察，毛文龙得知敌军主力正出城执行“抄杀”即烧杀抢掠的任务，他与自己的主要幕僚——一位名叫王一宁的生员，他本是辽东当局派往朝鲜借兵的使者，回程时正好遇到毛文龙的敢死队，遂加入进来——商量后认为，镇江只有一千守军，现在主力不在，城内一定空虚，我们正可攻其不备。

于是，明军兵分两路，一百人截住出城的后金军的归路，另一百人则在镇江城外数里处登陆，于城下偷偷潜伏起来。七月二十日清晨，在城中汉将、中军官陈良策的内应下，明军一举攻入镇江并迅速占领了城市。此役，守军有六十余人被杀，四百余人被俘，驻守这里的后金显贵佟养正来不及逃走，当场被擒。

被俘后，佟养正与长子、侄子被毛文龙向明廷献俘，一起处死于北京。此人出生在辽东赫赫有名的佟氏家族，本名佟养真，据说雍正时为避胤禛名讳才被清朝史书改名。他的次子叫佟盛年（后改名佟图赖），其女后来成为顺治的妃子，并生下一个名为玄烨的儿子，即，佟养正原来是康熙皇帝的外曾祖父。

佟氏与爱新觉罗家族有着极深的渊源，努尔哈赤的第一位正妻即褚英、代善两大贝勒的生母，便是来自佟氏，而后金汗王本人早年也曾自称佟努尔哈赤，显然已把自己算做佟家的一员，人们因此猜测他有可能是佟氏招赘的上门女婿。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佟氏——清朝称为“佟佳氏”——是满族八大姓之一，分支众多，其来源和成员相当复杂，既有比较纯粹的女真人（包括锡伯等其他通古斯民族），也有明朝时汉化的女真人，还有明末清初女真化的汉人，由于时间久远，许多分支已查不清楚，导致后来众说纷纭。

佟养真的生平并不清晰，《清史稿》、《满汉名臣传》等资料说，他这一支是做生意的女真人，由开原迁徙到抚顺定居，明末已成辽东巨富。努尔哈赤崛起时，曾得到佟养真之弟（亦说堂弟）佟养性暗中资助，后者因此被明廷逮捕入狱。

后来佟养性越狱投奔了努尔哈赤，在攻陷抚顺的战斗中，他暗中组织城内的佟氏家族成立第五纵队，发挥了重要作用。佟养性深受努尔哈赤器重，并与李永芳一样成为爱新觉罗家族的女婿，其兄佟养真也来投奔，同样获得重用。

而后人《清史探微》等文则认为，该家族本来就是汉人，降金后为了攀附满洲，才想方设法伪造了自己的祖先，并与女真望族佟佳氏认了同宗。据说佟养真家世代从军，他本人甚至做到了副总兵的高位，在抚顺之战后投降了努尔哈赤。除养正、养性兄弟外，佟家来降的还有佟养甲等人，他们都受到了优待。此后，佟养真参加了攻取辽阳的战争，因功获得世袭游击职务，并成为镇江守将，没想到却踏上了不归路。

得知镇江光复，周围占领区内的民众趁机起事，他们四处鼓噪大造声势，宣称明朝大军已经杀过来了，搞得数量本来就有限的守军们惶惶不安，躲在城堡里不敢出来。见此情形，各地汉民纷纷暴动，将后金派来的守将即“守堡”统统捆了献给毛文龙，有的“守堡”见势不妙，干脆自己打开城门投降。后金史书《满文老档》对此也做了证实：

“汤站堡人执汤站堡守堡以献，险山堡人亦执险山堡以献，毛文龙执永奠守堡以去，长奠守堡自愿往投。”

很快，镇江及其周围地区都被明军掌握，据说对他们“牛酒迎劳”夹道欢迎的当地民众，“不下数十万余”之多。《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写道：“镇江既复，宽、叆一带城堡相继降，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而春风得意的后金则遭受当头棒喝，一时“四卫震动，人心响应”。

在那个万马齐喑的时候，这份及时的捷报无疑给举国上下打了一针强心剂，朝野顿时沸腾了，一位在场的大臣记下了人们欣喜若狂的情形：“报闻之日，缙绅庆于朝，庶民庆于野……此一捷也，真为空谷之音，闻之而喜可知也。”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则在《国榷》中写道，饱受一系列败仗打击的人们大受鼓舞，认为从此有了胜利的希望，“自文龙之捷，朝议恢复有机”。

如同在华传教士称之为“英勇盖世的大将”，故事的主人公毛文龙自然被狂喜的民众捧为大英雄。朝廷也顺应民意，宣布将其官职从游击越过参将，直接提升为副将即副总兵，这意味着他从此进入了帝国高级将领的行列，同时，皇帝还象征性地赐予他二百两白银的奖金。


（待续）

《十六、生死冤家》（下）



但明朝民众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镇江被光复六天后，后金讨伐军终于杀来——七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派四贝勒皇太极与开国五大臣之一的何和礼（他本是建州董鄂部首领，因娶努尔哈赤之女，又被称为‘董鄂额驸’）率三千人马前去镇压，第二天汗王怕儿子有失，又派侄子阿敏与亲信达尔汉带两千人驰援，五千八旗兵杀气腾腾地扑向镇江城。《满文老档》写道：

“命四贝勒、栋鄂额驸率兵三千，往剿镇江一带之叛民，并谕曰：‘其首恶者杀之，余众编户携归。’谕毕遣之。是夜思之，惟恐有不妥，二十七日，又遣阿敏贝勒、达尔汉侍卫率兵二千往援。”

寡不敌众的毛文龙不得不率部队渡江逃到朝鲜，后金军随即血洗镇江，按照努尔哈赤的命令，参加起事的民众皆被屠戮，没参加的则被清查编户。最后，皇太极、阿敏等带着一万两千俘虏和大量牲畜回到辽阳，努尔哈赤将这些人畜都赏给八旗官兵。做为损失最惨重的家庭，佟养真家分得最多，共两百个人、两百头牛和一百头驴。第二年，八旗兵再次来到镇江抓获大量俘虏，从此这片沿海再无居民，人们要么逃亡朝鲜，要么迁徙内地。

如同往常一样，镇江屠杀马上成为明朝官员们党同伐异的武器，其中弹劾最力的是一个谁也想不到的人，他竟然是毛文龙的老长官、以往多次党争的受害者——辽东经略熊廷弼。在给天启皇帝的奏章中，熊廷弼宣称，毛文龙是引发这场大屠杀的祸首，正是由于这厮贪功擅自行动，才使得努尔哈赤对镇江汉人恨之入骨，将他们几乎杀光。

前面说过，再任经略后，熊廷弼曾向朝廷提出一项“三方并进”的计划，将明军分成三部分，一路与后金隔辽河对峙；一路从天津、山东走海路偷袭辽东半岛，伺机收复辽阳；自己亲率一路驻扎山海关统一协调，最后三路齐动，将腹背受敌的努尔哈赤一举击溃。

熊廷弼认为，在三路人马还没有调动完的情况下，毛文龙的提前行动使得敌人从此有了准备，起码今后再也没有可能再从海路偷袭了。为了增强表达效果，书生出身的经略大人用了一系列排比句，试图证明毛文龙打乱了本帅的全盘安排，导致“三方并进”功败垂成，镇江百姓遭受劫难，还有脸说什么大捷，大祸倒差不多：

“文龙发之太早，致使奴恨辽人，焚戮几尽。灰东山之心，厚南卫之毒，寒朝鲜之胆，夺西河之气，乱三方并进之本谋，误专遣联络之成算，目为奇捷，乃奇祸耳。”

熊廷弼的支持者纷纷附议，强烈要求查办毛文龙，这位镇江大捷的英雄转瞬间跌入谷底，似乎离被捕不远了——“党熊者必欲诎其功，文龙几逮矣”。但是，朝中也并非没有毛文龙的支持者，刚刚回朝接替方从哲首相位置的叶向高亲自出马，对熊廷弼的责难逐条驳斥，他指出：

第一，我们花费了那么多人力财力，努尔哈赤毫发无伤，而毛文龙那么丁点兵力却杀了几十敌人，即使没有功劳，难道还有罪吗？第二，所谓的“三方并进”其实是画饼充饥，到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有什么乱不乱的？第三，至于镇江人民因此遭受屠杀，那么此前辽东百姓被杀的难道还少吗，莫不成全要算在毛文龙头上？

“臣窃谓国家费数千万金钱，招十余万士卒，未尝损奴酋之分毫，而文龙以二百人，擒斩数十，功虽难言，罪于何有？以为乱三方布置之局，则此局何时而定？以为贻辽人杀戮之祸，则前此辽人杀戮已不胜其惨，岂尽由文龙故。”

在帝国首相的强力干预下，弹劾案最后不了了之，“异论稍息”。很显然，辩论双方都存在着逻辑上的漏洞，皆有强词夺理的嫌疑。此事具体的是非曲直暂且不论，后人也许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一向对毛文龙欣赏有加的熊廷弼突然转变了态度？人们研究后发现，熊廷弼针对的也许并非毛文龙，而是毛的顶头上司、一向与经略大人对着干的巡抚王化贞。

原来，收到毛文龙的捷报后，本来只管民不管兵的巡抚根本没有按规矩与最高军事主官经略商量，而是越级直接报给了朝廷，此举无疑有独自邀功的目的，也违反了帝国官场的惯例。对此，当时在朝的一位兵部大员一语中的：“镇江之捷，巡抚迳自报闻，不与经略衙门知会，遂生异议。”

当此危急关头，帝国官员们仍不忘党同伐异，即使精干如熊廷弼者也不能免俗，时任兵部左侍郎即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的王在晋——此人既非王化贞的东林党，亦非熊廷弼的楚党，反而与名声最差的阉党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联——不由得发出无可奈何的慨叹：

“熊（廷弼）毕竟以此衔之，王（化贞）亦不少逊。嗟乎！国家事大，可以一字而生嫌隙哉！”

毛文龙逃到朝鲜的年底，努尔哈赤再次派出二贝勒阿敏，率领五千人马跨境追杀。趁严冬鸭绿江面结冻的机会，八旗兵进入朝鲜展开追捕，在已经决定于明清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国王光海君默许下，李朝军队及地方官员不仅未予阻止，甚至暗中配合后金进剿。

按照《满文老档》的说法，明军建立的前进基地被彻底摧毁，有一千五百人被杀，其中就包括镇江暴动的主角陈良策，而他的妻女则不幸被俘获成为女真人的奴隶，主将毛文龙仅带几个随从逃走。明方史料则写道，战斗进行得极其激烈，双方“一日七战，杀伤相当”，最后八旗兵因损失惨重而不得不撤退。

毛文龙率残部退到鸭绿江出海口东部的一个岛屿，此地原名“椴岛”，朝鲜人把“椴”读做“pí”音，以讹传讹就成了皮岛，由于在鸭绿江以东，故又称东江岛。它正好位于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以及莱州湾之间，虽然面积不大（东西十五里，南北十里）而且相当荒凉，但交通十分便捷，向北渡海八十里即可杀入后金，而缺乏水军的八旗兵根本没法打过来。明军遂在此舔舐伤口休养生息，招募各地难民或从军或屯田，暂且不表。

朝廷方面，在邵武任职三载后的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知县袁崇焕按制度进京接受吏部的定期考核，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个贵人——御史侯恂。谈话后，侯对袁大加赞赏，随即向皇帝上奏，强烈要求破格任命：“见在朝觐邵武县知县袁崇焕英风伟略，不妨破格留用”。

从史书来看，侯御史是一个挺能折腾的人，尤其喜欢提拔郁郁不得志或默默无闻的人才，除袁崇焕外，他还曾举荐了一位军官，此人便是明末著名悍将左良玉。侯恂的一个儿子也非常出名，即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经典剧目《桃花扇》的男主角，据说这位恩主之子后来颇得已成天下豪强的左良玉照顾。

在侯恂推荐下，袁崇焕被提升为兵部职方司的主事。职方司主管武官的“叙功、核过、赏罚、抚恤及军旅之检阅、考验等事”，主事在郎中（司长）和员外郎（副司长）之下，大致相当于司长助理，为正六品，相比正七品的知县显然已属破格。

不久后，努尔哈赤攻陷巡抚王化贞驻守的广宁，举国震惊。就在满朝文武慌恐不安的关头，兵部职方司的职员们突然发现，自己的袁主事失踪了！众人议论纷纷，询问袁家也说不知道上哪去了。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袁崇焕才又在朝中出现，面对众人的疑问，他终于揭开了谜底——原来此人竟私自前往山海关考察去了。

在详细阐述了关内关外的敌我形势后，袁崇焕自信满满地宣称，只要有足够的兵马粮草，我一个人就能守住山海关！《明史》中记录了这个故事：

“广宁师溃，廷议扼山海关，崇焕即单骑出阅关内外。部中失袁主事，讶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已，还朝，具言关上形势，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

在那个人人畏后金如虎的时候，袁崇焕的举动无疑鹤立鸡群。既然没人敢去，那你就去吧！于是，朝廷宣布，袁崇焕因“饶有才略”，提升为兵备佥事，前往山海关协助辽东战区防御。

明朝在军事要地设立兵备道，属于军事监察官，长官称兵备副使或兵备佥事，级别相当于按察副使即省政法委副书记，为从四品官员。由正七品到正六品再到从四品，袁崇焕的仕途不可谓不顺利。

差不多与此同时，副总兵毛文龙也获得明廷提升，当上了平辽总兵官，并挂征虏前将军印，不久又加正二品的都督佥事官衔，赐尚方宝剑，终于成为雄踞一方的军区司令，他的司令部就设在皮岛即东江。

就这样，两个生死冤家的生命轨迹，在血与火的辽东战场交汇了。


（本节完）

《十七、阁老督师》（上）


熊廷弼因放弃关外被撤职逮捕后，接替他的正是前面提到的兵部侍郎王在晋，后者官升一级，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即国防部长、中纪委副书记的头衔（都是兼任，并非实际职务），“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当上了这几个防区的总司令。

如同当时许多官员一样，王在晋也是位业余历史学家。此人后来写了一部《三朝辽事实录》，叙述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的辽东战事，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辛，是研究明末清初历史的重要资料，在乾隆时在所难免地成为禁书。

王的上司、兵部尚书张鹤鸣对他寄予厚望，夸赞“王在晋铁骨赤心，雄才远略，识见如照烛观火，肩重如迎刃理丝”。张尚书是东林党要员，在任期间与前辽东经略熊廷弼冲突不断，“事多龃龉”，而对同为东林党的前巡抚王化贞则十分偏向，史载“鹤鸣主之，所奏请无不从，令无受廷弼节度”。后人认为，辽东经、抚不和，主管兵部的张鹤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他与东林同僚们无所不用其极的党同伐异，才导致“疆事大坏”。

毛文龙与东林党的关系颇为复杂，有人说他很可能暗中加入了东林党，也有人对此颇不以为然，因为毛文龙与阉党的关系也不算太差，在遭受言官弹劾时还曾受到过魏忠贤的袒护。后来，袁崇焕在处死毛文龙时，宣称后者“拜魏忠贤为父”以及“交结近侍”，做为自己杀人的合法理由之一。更可能的是，毛文龙对两党都不得罪，而两党在边事上要倚重他的力量甚多，因而也不为己甚，有时还不得不刻意维护。

此时的毛文龙，已被普通民众目为大明帝国之中流砥柱，也被用笔虽精妙无比但人品其实下三滥的大书法家董其昌赞为“奇侠绝伦”，董甚至宣称，如果有三个毛文龙这样的人才，帝国便可活捉努尔哈赤，光复辽东失地，将李永芳、佟养性等叛徒统统宰了祭旗：“使今有三文龙，奴可掳，辽可复，永芳、养性可坐缚而衅之鼓下矣！”

据说这位皮岛总兵当年微末之时，有人曾给他相过面，结论是贵不可言，将来一定能在边疆建立霍去病、班超一样的功勋：“他日当立功万里外，霍嫖姚、班定远之流也。”现在果然梦想成真。史载毛文龙面貌威武，“铁面银牙，髯虬而熊虎威”，颇符合当时对男人的审美标准。

从流传下来的画像来看，毛文龙后来的死对头袁崇焕的模样则没有那么刚猛，而是显得颇为文雅，与大明的其他文官们并无明显区别。不过，史书记载这位广东人外柔内刚，“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并且，他有个颇得现代年轻人好感的爱好，那就是喜欢旅游，曾自夸两脚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余生平有山水之癖，即一丘一壑，俱低徊不忍去。故十四公车，强半在外，足迹几遍宇内。”现在，他来到了遥远的充满了野性的白山黑水之间，也算得偿所愿。

和毛文龙、袁崇焕同年上任的，还有袁可立。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身为左通政（主管朝廷公文、传达政令的通政使司的长官，相当于中央办公厅主任，正四品）的他受命“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即担任登莱巡抚，成为莱州湾的最高地方长官。袁可立曾是天启的家庭教师，颇受小皇帝尊敬，因此即使在后来阉党把持朝政之时，与东林党过从甚密的他仍能利用自己的私人影响，在国防建设方面发挥一定作用。

登莱离皮岛很近，前者可以说是后者的大后方，因此朝廷命令东江总兵归登莱巡抚节制，“凡一应兵马钱粮、征收调遣、防剿功罪尽归经理”。从史料记载来看，袁可立对毛文龙颇为器重，几乎有求必应，因而后来一直有人指责道，毛文龙越来越无法无天，与袁可立的姑息纵容不无关系。

但也有人认为，袁可立其实是从大局出发而刻意忍让，正是他第一个认识到毛文龙的不可替代性，因而才委曲求全，甚至不惜饱受言官攻击，而袁也是唯一能制约毛的人，日后袁可立去职，飞扬跋扈的毛文龙再无人能管，遂成各方公害。

出任兵备佥事后，袁崇焕向新经略王在晋报到，当时山海关与后金之间的大片地域被蒙古哈剌慎部趁机进占，袁只能在关内办公。不久以后，蒙古人与明廷达成赎买协议，让出一部分土地，袁崇焕奉命移驻中前所（在今辽宁绥中县城西44公里外的京沈铁路北侧），负责管理前屯卫（治所在今辽宁省绥中县前卫公社）——“卫”、“所”都源自明初军事组织制度，一府设所，数府设卫。

接到命令后，袁崇焕一刻也没有耽误立即出发，他连夜赶路，穿行在荆棘遍布、虎豹横行的荒野，终于在凌晨赶到了目的地，令一向散漫惯了的官兵们大为惊叹，史载“崇焕即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王在晋对他的态度相当满意，上奏要求将袁崇焕“题补监军道兵备副使”，即一旦兵备副使出缺将优先提升。到达前屯卫后，袁崇焕开始在当地及更前方的宁远修筑防御工事，构建拱卫山海关的外围阵地。

天启三年（1623年）农历九月，明廷再次接到毛文龙上报的大捷文书，皮岛总兵声称，自己率军深入敌后势如破竹，连战连胜收获甚多，“先后共斩首级七百二十六颗，生擒活夷十四名，夷妇五名”。尽管毛总兵说得有凭有据，咬定“俱有札付符验，一并验确”，但辽东当局仍将信将疑，遂派一名官员前往查证，此人正是关外兵备道佥事袁崇焕。

于是，人生若只如初见......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