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伊楚尘 来自：UC浏览器 时间：2014-03-29 10:42:18
很喜欢京华烟云的文章，对少数民族历史的独到解说。可就是好多好文都更着更着就没了下文，好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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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写这些既没压力也没动力，全看心情，没兴趣了就停了


作者：@sadclown 时间：2014-03-30 03:15:05
好贴 标记下

作者：@无事莫撩拨 来自：UC浏览器 时间：2014-03-30 03:35:25
太好了，终于楼主又开新帖，有幸拜读

作者：sadclown 来自：iPhone客户端 时间：2014-03-30 16:50:45
感谢Lz ！期待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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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支持

《五、荒腔走板不学好》（上）


有这么个段子：

列宁唱：

“叫一声约瑟夫孤的好兄弟，有件事朕同你细说端的：

打冬宫咱还要从长计议，切不可闹意气误了战机。

冬宫内到处有许多裸体，全都是大理石雕刻成的。”

斯大林唱：

“三日前本将军已传话下去，打冬宫不准毁坏文物古迹。

开枪不能朝着壁上的裸体，那都是尼古拉留给咱们无产阶级的！”

以上据说出自川剧革命现代戏《列宁在十月》，在网络上流传甚广，还曾被孙海英在电影《美丽的大脚》中精彩演绎了一翻。但究其根源，却是一部名为《落花时节》的中篇小说，该文曾发表在1987年的《十月》杂志上并获奖，作者是身兼作家和川剧演员的何洁（与那个超女同名，其前夫也很有名——诗人流沙河）。在这篇半自传体小说中，作者写道：

“那些年除了演样板戏，也演过一些新编的现代戏。印象最深刻的是《列宁在十月》。
“此戏据说无剧本，全凭着旧戏曲的八大韵去“踩水”（即兴创作）。大剧团不敢演，怕犯错误，只有些班子小、胆子大的县川剧团才敢演它。演列宁的崔正红习惯了在台上走正步，举手投足依然是旧戏中的大臣风范。花脸刘盛财演斯大林，在台上老是用手死劲捻松香粘的八字胡。我同其它演员串角，端端正正站在二位革命导师旁聆听教诲。”

这种一本正经地不着调，当年在满洲人崛起的过程中也发生过。后来的研究者发现，根据朝鲜官方史书《李朝实录》留下的记载，以明朝忠顺臣仆面目出现的努尔哈赤曾给明朝的藩属李朝去过一封很有意思的信，里面有：“我屡次学好，保守九百五十于里边疆”之语。

这里的“于”大概是个白字，而“学好”则更加有趣——即使到今天，中国东北的长辈责骂不务正业的晚辈时，最常使用的一个词汇仍然是“不学好”。人们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大概是，努尔哈赤本人虽然能说汉语，但却识不来几个汉字，帮助这位酋长写汉文文书的，是一位来自江浙一带的破落汉人，从他起草的公文来看，言语不仅多是大白话，而且还常常错别字连篇，放在今天大概连小学也毕不了业。

后来，当努尔哈赤终于一统女真各部，不仅人口地盘大大膨胀，公文水平显然也提升了档次，传教士写道：

“他用鞑靼文写 给中国皇帝，虽然用的是蛮书，内容却不粗野。信是由一个西藏和尚——他们称之为喇嘛——递交，在信中他向中国皇帝宣称，因他受到伤害，所以向附近几省的长官报仇。但是，如他的申诉能得到接纳，并给予满意答复，那么他会交出他攻占的城池，撤出他的军队。”

这里的“鞑靼文”，指的应该是女真文，也就是后来的满文。说到这种文字，就不得不提到努尔哈赤早期的一位重要谋士——额尔徳尼，不要误会，他名字前面没有班禅两个字，并非那位著名大活佛。

“额尔徳尼”在满语中是“珍宝”的意思，此人是海西女真哈达部人，生年不详，大概在万历二十六年即公元1598年投靠努尔哈赤，当时正是哈达部灭亡的前夕，额尔徳尼很可能是另攀高枝去了。

额尔徳尼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这样的专业人才实在太稀缺了，加之又是女真人，因而很快就获得了努尔哈赤的重用，成为后者的主要秘书，“记典例司文书”。额尔徳尼被女真人尊称为“巴克什”，蒙语意为“老师”也就是文化人的意思，这个词的另一种翻译大概更为人所知，那就是清朝史料里经常见到的“笔贴式”——天聪五年即公元1631年，清太宗皇太极下令：“文臣称巴克什者，俱停止，称为笔帖式。”

一年之后的公元1599年，努尔哈赤叫来额尔徳尼，前者交给后者一项重要任务——让他和另外几位巴克什好好琢磨一下，怎么才能为女真人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字。

其实在十二世纪初期，刚刚成立的金帝国曾经为女真人创建过自己的文字，而且还创造了两遍——公元1119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时期以契丹大字和汉字为基础创造的女真大字，以及公元1138年，金熙宗完颜亶时期参照契丹字创制的女真小字，但随着女真人逐渐汉化，这两种文字到后来已经鲜有人使用。

到了努尔哈赤之时，女真文已几近消亡，人们之间的文字交流，要么用汉文要么用蒙文，更多情况下是用蒙文来写下女真语——它俩同属阿尔泰语系，比基于汉语的汉文更便于记录发音。不仅如此，就像努尔哈赤曾经指出的那样，满蒙两个民族“言虽殊，而服发亦相类”，生活习惯都非常近似，相当多的词汇是可以通用的。

前面说过，努尔哈赤的直系祖先猛哥帖木儿就用了一个蒙古名字，不仅如此，这个家族也一直以取蒙古名为时尚，比如努尔哈赤的儿子阿巴海（意为“兄长般尊贵”，他还有一个更为人所知的名字——皇太极）、德格类（意为‘紧身上衣’）、侄子济尔哈朗（意为‘幸福’）和阿敏（意为‘生命’），统统如此。就连努尔哈赤自己，也曾对朝鲜使者自吹道：“我是蒙古遗种。”很显然，蒙古文化在女真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不过对于大多数女真人来说，他们既不识汉字，也不识蒙古字，写了也白写。随着努尔哈赤政权的日渐庞大，有越来越多是事务需要处理，光靠口口相传显然既不现实，也经常耽误事儿，但通晓蒙文的人实在太少，识字的汉人俘虏倒是为数众多，可女真人对他们并不信任，往往只任用那些已经女真化的汉人。这些汉人包括战俘、逃兵以及逃难者，他们使用满族姓名，遵从部落习俗，在生活方式、语言、习俗和体格等方面，都更接近于女真人，而与其同胞相去甚远。

由于失去了汉族特征，包括汉人姓名，人们很难在早期满族人中识别出这些境外居民。比如说，除了额尔徳尼之外，努尔哈赤还有一位重要的秘书名叫达海，此人能说流利的汉语和满语，负责为努尔哈赤处理同明朝、朝鲜的所有往来文书。尽管清朝史书记载他是满洲正蓝旗人，但西方学者研究后认为，有证据表明，达海其实是汉人移民的后裔，不过融入女真起码已经三代以上，早已经被同化。此说姑且存疑。

清朝史料记载，与额尔徳尼一起创建女真文的，还有一个叫噶盖的女真人，至于精通汉语和朝语的达海，很可能因为他不熟悉蒙语，因而这次被排除在外。与额尔徳尼的“巴克什”不同，噶盖的头衔叫“扎尔固齐”，这是一个古老的蒙古官名，意为“断事官”。

至于这个官职的级别，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时，汗国高级官员就那么几个，包括四个贝勒，五个大臣，十个札尔固齐，还有八个固山额真，札尔固齐的地位甚至还在固山额真——也就是八旗都统——之上。


（待续）

《五、荒腔走板不学好》（下）


按照《清史稿》的说法，满文是在努尔哈赤的亲切关怀与认真指导下才搞出来的，期间伟大领袖还亲自参与了讨论，并做出重要指示：

“太祖起兵之十六年，岁己亥二月辛亥朔，召巴克什额尔德尼、扎尔固齐噶盖使制国书。额尔德尼、噶盖辞以夙习蒙古文字，未易更制。”这俩家伙大概想偷懒，表示咱们直接用蒙古文就得了，没必要自创武功。

“上曰：‘汉人诵汉文，未习汉字者皆知之；蒙古人诵蒙古文，未习蒙古字者皆知之。我国语必译为蒙古语，始成文可诵；则未习蒙古语者，不能知也。奈何以我国语制字为难，而以习他国语为易耶？’”

一听这没出息的话，努尔哈赤可不乐意了，想学蒙古字，就必须先学蒙古语，难道说按照我们自己的语言来创造文字，比从头开始学习别人的语言还难吗？你们到底什么立场？

“额尔德尼、噶盖请更制之法，上曰：‘是不难。但以蒙古字协我国语音，联属为句，因文以见义可矣。’于是制国书，行于国中。满洲有文字自此始。”

巴克什和扎尔固齐吓坏了，赶紧表示，您说咋着就咋着吧，您一句顶一万句！努尔哈赤于是满意地发出最高指示，你们这俩笨蛋读书读死啦，哪有那么复杂，用他们蒙古字母来拼写咱们女真语，能做到一读就明白啥意思，不就得了嘛！为了启迪这俩不开窍的家伙，汗王还特意举了些例子，比如“写阿字，下合一玛字，此非阿玛乎”——我们知道，“阿玛”在女真语中是“父亲”的意思。

两人回去赶紧按照最高指示加班加点，就这样，一种新的女真文字诞生了。这种文字被称为“老满文”，以区别于后来在其基础上改进的“新满文”，它是一种字母文字，由上至下竖着书写，每列字按从左至右的顺序排列，字母则主要仿造蒙文创建。

满文的诞生具有重要意义，它从此称为后金以及清朝的官方法定文字，而在中国所有少数民族中，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满文古籍文献都属于最多的一种，保存了大量元史资料，无论是历史价值还是文化价值，都具有无法估量的意义。

不过，这两位满洲“仓颉”的结局都很不好。就在参与创建女真文字的同年即公元1599年，噶盖参加了灭亡额尔徳尼的故土——哈达部的战争，俘虏了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一年后，这位不甘心亡国的贝勒想谋杀努尔哈赤，结果消息败露，孟格布禄被杀，噶盖也因为知情不报的罪名，被努尔哈赤一同处死。鉴于噶盖参与时间太短，期间还要分出时间领兵打仗，因此人们猜测，老满文很可能是额尔徳尼一个人独自创造出来的。

后金天命八年也就是公元1623年，圣眷正隆的额尔德尼突然获罪，罪名是他和老婆囤积并隐藏珍宝，尤其是私下接受朝鲜使者的礼金。此举当然属于贪污受贿，不过处理起来通常因人而异，大到杀头抄家，小到毫不追究，额尔徳尼很倒霉遇到了大的，被盛怒的努尔哈赤下令处死。后人推测，这位巴克什很可能卷入了努尔哈赤儿子们争夺储位的阴谋之中，引起老汗王的强烈反感，于是找个借口干掉。

因为老满文存在许多不足，比如字母数量少没法拼写一些复杂的词汇，一字多音尤其是清浊辅音不分，语法不规范，字体不统一等等，让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很不满意，认为“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易于通晓。至于人名、地名，必至错误”，也就是说许多情况下，老满文只能根据上下文猜测写的是什么，一旦涉及到具体的人名地名就容易出错。

后来，按照皇太极的命令，达海又在公元1632年对老满文进行了改进，主要是添了圈点以区别发音，增加一些特定字母来拼写外来词，规范了连读等发音规则，统一字体和书写形式等等。这种改进后的满文称为“新满文”，一直沿用至今，乾隆以前清廷的重要公文比如奏章等，大多用新满文书写或满汉双文书写，单独使用汉文的极少。

关于努尔哈赤的这些早期谋士们，汉文史料记载甚略，其事迹大多存于满文史料里，比如著名的《满文老档》。顾名思义，这部书是以满文（先用老满文并夹杂少量蒙文书写，后改用新满文）编撰，它成书于皇太极时期，记录了自努尔哈赤起兵建国之前的公元1607年，直到清太宗崇德元年即公元1636年，一共27年的历史。不过，由于该书在乾隆年间已破旧不堪，乾隆下令重新修订过一遍，因而许多人怀疑一些史料可能遭到了篡改，姑且存疑。

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说努尔哈赤写给明朝皇帝的那封信，该文很可能就是著名的《告天七大恨》。万历四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616年，在统一了除叶赫之外的所有女真各部之后，努尔哈赤正式在赫图阿拉建国，称“覆育列国英名汗”，国号则采用了祖先曾用过的“大金”，由于他的年号为“天命”，后人往往俗称他为“天命汗”，他的政权则被叫做“后金”。

不知为什么，明帝国似乎对此毫无反应，更没有派出一兵一卒讨伐。两年后的公元1618年，按中国传统算法已经到了花甲之年的努尔哈赤，终于不再掩饰自己的勃勃雄心，他于农历四月十三日，在赫图阿拉隆重推出著名的《告天七大恨》，正式向大明帝国宣战。这“七大恨”的具体内容，在各种史料中颇有差异，通常的说法包括：

一、自己的父祖无辜被明军所杀；

二、明朝偏袒叶赫、哈达，欺压自己；

三、自己杀死了越界叛逃者，明朝却要求赔偿；

四、明朝出兵保护叶赫，妨碍了女真的统一大业；

五、仗着明朝撑腰，叶赫背信弃义，多次许配“叶赫老女”；

六、自己已经开垦好几块土地，却被明军强迫放弃；

七、明朝访问建州的官员作威作福。

对这些理由，后人评价道，这是一篇将重大原则立场和鸡毛蒜皮小事杂糅在一起的、很可爱的政治文告，很像我国民间那些招呼乡亲们拿起锄头去打冤家、吃大户的传单揭帖。这份文告语言质朴而富有煽动性，对于唤起那些满腹委屈的底层群众同仇敌忾，其作用想必不小，却也表明了努尔哈赤和他那些凶猛的战士们在政治上的识见程度。

那么明朝方面的反应呢？传教士写道：

“中国的万历帝收到这封信，他虽然聪慧过人，富有经验，但年迈体衰，未能像以往那样进行处理，而是轻率地对待。因为他认为这件事不值得他本人当时在朝内解决，便交给大臣和大将去处置。这些人一向傲慢自大，以为向藩王作答有失体面。一个蛮夷之王竟敢向皇帝申诉他受的伤害，这使他们十分不满。”

也就是说，明廷压根就没搭理努尔哈赤这个茬儿。传教士继续写道：

“鞑靼王看到自己的正当请求得不到答复，变怨恨为愤怒，发誓要用二十万中国人命来祭祖。鞑靼人的风俗是，当任何一个有身份的人去世时，要把许多准备在阴间侍候他的奴婢、女人、马匹，连同弓矢，都投入殉葬的火里。但在他们征服中国后，他们已抛弃这种野蛮风俗，因为受到中国人的谴责和改正。”

但事实上，传教士所谓“万历皇帝轻率地对待这件事”，以及“鞑靼王看到自己的正当请求得不到答复”的说法，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明朝根本就来不及做出反应，因为发表“七大恨”的第二天，努尔哈赤就率领凶猛的女真大军，直扑向大明帝国的辽东重镇抚顺。

就像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那样，又一场改朝换代的战争开始了。


（待续）

@衣带汉风 127楼 2014-04-02 10:00:00
更新太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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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不为也，乃不能为也

写着玩而已，又不是专业干这个的，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来搞，哪里顾得许多

《六、主子奴才》（上）


对于努尔哈赤向明朝宣战后的行动，西方人的记载既混乱又不准确，比如传教士卫匡国写道：

“他发了这个迷信誓言，率领复仇之师，用五万大军包围了辽东的主要城市辽阳。”

但其实，努尔哈赤攻打辽阳已经是三年之后的事情了。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十七世纪，辽阳一直是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时也是大明帝国辽东省长——巡抚的治所。辽东巡抚除了管理地方政务外，还要协助军区司令即辽东总兵处理一些军事方面的事情，具体包括“训练军马、整饬边防、提督粮储”等等，对此，《明史》写道：“巡抚辽东地方赞理军务一员，正统元年设，旧驻辽阳”。

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起兵造反时，距离省会辽阳其实相当远，他迫切需要解决的并非遥不可及的辽东首府，而是两个卡着他脖子的明军重镇，一个是抚顺，另一个是清河，因为这两个地方不拔掉，后金军根本没法向关内方向扩展。

抚顺位于浑河岸边，当年曾是明朝与女真“互市”也就是开展贸易交换的市场。这个城市的占领相当顺利，因为许多女真人都去抚顺做过生意，对那里极其熟悉，不仅如此，抚顺防务司令——游击李永芳和女真酋长们也都是老相识。

于是在宣布“七大恨”向明朝宣战的第二天，即天命三年（同时也是万历四十六年以及公元1618年）农历四月十四日，努尔哈赤通知尚蒙在鼓里的李永芳，说将有一支女真人的大商队要来抚顺做生意。次日，女真先头部队果然伪装成商队混进了城，他们与随后赶到的后金大军里应外合，没费什么力气就拿下了抚顺。

守将李永芳见大势已去，很干脆地放下武器投降，随即获得努尔哈赤重用，从而成了明末清初第一个名符其实的汉奸——此前女真地区虽然有不少汉人，但他们要么是商人要么是战俘要么是逃难者，像这样主动投降的明朝官员，李却是头一号，当真是名虽永芳，遗臭万年。为了笼络这位开叛降先河的明将，努尔哈赤甚至将自己的孙女（七子阿巴泰之女）嫁给了他，可谓下了“千金买马骨”的血本。

抚顺陷落的消息传来，辽东震动，总兵张承胤连忙率兵万余从广宁（今辽宁锦州的北镇市）过来紧急驰援，两军在抚顺附近展开激战。最后明军大败，主将张承胤以及副总兵颇廷相、参将蒲世芳等多名高级将领被杀。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一些满文资料的记载，当时阵斩张承胤的，竟然是满文的发明者、有着“巴克什”头衔的后金头号笔杆子额尔徳尼，这样文武全才的英雄显然并不是中原独有。

后金至此大获全胜，不仅攻陷了抚顺、东州等城池，还劫掠了周边大小屯堡五百余座，俘虏人畜三十万之多，从这个计量单位来看，女真奴隶主大概是把俘获的奴隶当牲畜一同对待的。而事实也差不了太多，尤其是到了这个时候，令后人众说纷纭的奴隶主贵族共和制度——“八旗”已经初步成型。

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八旗”这种制度的雏形，很可能来自于女真这个渔猎民族获取生活资料的组织方式，比如他们通常每十来个人组成一个小队进行群体围猎，猎物按照大家的表现集体分配。这样的小组称为“牛录”，众人选取出来组长称为“牛录额真”，而当大规模围猎时，多个牛录组成一个甲喇，总指挥就称为“甲喇额真”——在女真语里，“额真”是“主子”的意思。

到了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也就是他与利玛窦都进京“朝贡”的那一年，努尔哈赤将“牛录”与“甲喇”的编制固化下来，每三百人组成一个牛录，相当于一个营，每五个牛录也就是一千五百人组成一个甲喇，相当于一个团。不仅如此，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他还在甲喇之上新增了更大规模的组织，五个甲喇也就是七千五百人组成一个相当于师的编制，称为“固山”，汉语是“旗”的意思——为了区分它们，努尔哈赤用不同颜色的旗帜来做标识，当时一共编成了四个固山，也就是黄、白、红、蓝四旗。

万历四十三年即公元1615年，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大部分女真，领地和人口急剧膨胀，他于是又扩编了四个“固山”即旗，分别是镶红、镶黄、镶蓝、镶白，前三个的旗帜镶红边，后一个的旗帜镶白边，原有的黄、白、红、蓝四旗则在前面加了个“正”字，改称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八旗至此终于成型。按照满员计算，八旗一共有7,500×8＝6,0000人，大致相当于一个集团军的兵力。

创建的时候，八旗的首领也就是“固山额真”军政一把抓，努尔哈赤任命自己的几个儿子、侄子和孙子出任各固山额真，由于地位尊贵，人们通常称他们为旗主贝勒。这些旗主与其说是汗王的臣子，不如说是政治伙伴，不仅世袭，还可以与后金汗王一起处理国政，具有极大的权力，他们与少数宗室贵族及议政大臣组成一个委员会，这就是后来所谓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后金汗王或清朝皇帝只是这个委员会的 。

后来到了努尔哈赤的孙子顺治时期，为了加强君主集权，他下令将八旗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固山额真改为由皇帝任命的都统，管理具体的军政事务，而旗主则缩水为一个没有多大政治权力的荣誉职位。到了顺治的孙子雍正时候，皇权进一步强化，按照清史专家孟森的说法，胤禛将下五旗旗员与旗主的臣属关系彻底废除，仅保留他们对属下包衣的直接控制权，旗主头衔只剩下一个空壳。即使都统，也不再具有实际权力，基本上成了授予满洲贵族的高级军衔。

后人认为，努尔哈赤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将行围渔猎的牛录制度，催生为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再用八旗制度，将行围渔猎的女真社会组织成大型军事抢劫集团。从而使女真人被转型、组织成了一个完全军事化的社会集团，或者叫完全社会化的军事集团。八旗制度成为后金的国体，女真人由此才能被称之为旗人，旗人与旗主之间有君臣之义、主仆之别。这就是为什么直到满清入关后的二百七十多年间，“主子”、“奴才”之声不绝于耳的原因。


（待续）

@万里卷 131楼 2014-04-04 05:51:40
回复第130楼(作者: @京华烟云AMIP 于 2014-04-03 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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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李永芳结局也不怎么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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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会再说他，此人似乎利用自己的身份，保全了许多汉人的性命，引起了媳妇爷爷的猜疑

《六、主子奴才》（下）


研究者认为，八旗制度中大体有外八旗、包衣和旗下家奴之分。外八旗主要是入关之前的自由人即所谓的“旗份佐领”阶层，他们是整个制度的骨干成员和统治阶级，上至天潢贵胄、豪门世家，下至普通的八旗子弟，中间虽然存在着许多爵职等级，但都同属于这个阶层。至于民间所谓“满蒙八旗是外八旗，汉军八旗是内八旗”的说法，在制度上应该是不正确的。

包衣是满语“包衣阿哈”的简称，意为“家奴”，其中男的又称“包衣捏儿麻”，女的又叫“包衣赫赫”。他们多为服侍皇室、王公的家庭奴仆和在庄园壮丁，民间俗称“内八旗”，这些人既有从前女真酋长的世袭家奴，又有后来被女真人掠夺来的人口及战俘。
旗下家奴则是外八旗以及富裕包衣的家仆，他们地位最低，没有独立户籍，隶属于主家名下，所以又被称作“户下人”或“八旗户下家人”。包衣与旗下家奴虽然都是奴才而且多是汉人，但前者属于八旗，可认为是国家奴隶，而后者则属于主子，也就是私人奴隶。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二者的区分是在清军入关以后尤其是顺治末期才建立的，而在入关之前，他们往往被统称为“包衣”。

阎崇年先生曾热情讴歌八旗制度的诞生，认为努尔哈赤以八旗为纽带，将全社会的军事、政治、经济、行政、司法和宗族统制起来，联结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生气蓬勃的社会机体，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的一个创造，是清朝基本的社会制度，也是清朝定鼎燕京、入主中原、统一华夏、稳定政权的一个关键。

但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者不以为然地指出，八旗制度没什么稀奇。从现代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角度考察，这种制度粗糙简陋，很像是原始军事共产主义和氏族贵族共和制的混合体，世界许多民族发展的早期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与那些古代英雄们一样，努尔哈赤和他的八旗制度中，有太多游牧渔猎部落共同或相通的原始氏族色彩，八旗制度事实上就是一个原始渔猎部落和战争杂交后生下的怪胎，其中所具有的一点点贵族共和制的光辉，根本就无法敌过深植于其天性中的凶残基因。

也许每个研究者都有各自的道理，谁是谁非这里不做评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努尔哈赤建立并完善八旗制度，其初衷无疑是为了战争的需要，而从这一点来看，做为战争机器的“八旗”，尤其在其创始阶段，的确展示出了极为恐怖的力量。

攻陷抚顺这一年的五月，后金军又拿下了抚顺与铁岭之间的大小城堡十一座，到了七月，这些凶猛的女真战士竟然攻陷天险鸦鹘关——此关在辽宁抚顺市新宾县西南苇子峪的崇山峻岭间，是明朝成化年间为了防范建州女真入侵和保护朝鲜使臣进贡而设，关门设障三道，故又称“三道关”，这个关口之外，便是当年李成梁放弃的辽东六堡，由此可见这位老将是多么的不明智——直扑位于今天本溪北部的辽东重镇清河，这座城池四面环山地势险峻，扼守着通往辽阳和沈阳的大道，位置极其重要。

但是，努尔哈赤亲率两万后金军攻打清河城的时候，却遇到了大麻烦，这除了当地守军实力不弱外，据载参将邹储贤和游击张旆领兵五千在此镇守，加上居民等人数超过一万，还因为明军拥有中国当时非常先进的武器——火枪，也就是欧式火绳枪。对此，传教士记载道：

“此城有很多兵马驻守，他们装备有火枪。鞑靼人则只有刀和弓弩，及出奇的射击技艺。不过，他们害怕子弹，决定采用策略，不让那种陌生的武器像敌人希望的那样给他们造成伤亡。”

汉文和满文史料证实，后金军在清河确曾遭遇到顽强抵抗。攻城的后金军遭到火枪手的密集射击，损失惨重，据载明朝守军起码有上千名火枪手参加了战斗。朝鲜史料说“虏兵八进八退，死伤极多”，明朝史料《筹辽硕画》也说“死者环城而僵者数以千计”，也就是说后金起码损失了几千人。而明军伤亡也不小，副指挥官张旆等多人战死。

不过后金军很快发现了明军的弱点——当时的火绳枪弹都是滑膛枪，发射圆形铅弹，不仅射程短准确性差，穿透力也有限，而中国东北正好盛产松、杨、桦、栎等高大厚实的木材，努尔哈赤便想了个主意。传教士写道：

“于是鞑靼王命令第一队人携带坚硬厚木板作盾牌，犹如一堵木墙保护他们，另一队准备登城的人带着云梯继进，马队殿后。这样他们从四面攻城，用木墙阻住敌人火枪射击，接着用云梯，在敌人能够重新射击之前，登上城墙，进入城内人行动迅速快捷（他们在这方面超过所有民族，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本领），顷刻间就能按计划进攻或撤退。”

这些记载也与中朝史料对得上，后者声称敌军用“板屋车挖城”。双方激战一天，明军渐渐不支，至于清河城最后的陷落，一说后金军终于在板屋车的掩护下将城墙挖了个缺口，遂一拥而入，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后金军耗尽了明军的枪弹，最后“迭尸上城”，也就是把尸体堆成台子爬上城，死了多少人由此可见一斑。

期间，李永芳曾出马向明军指挥官邹储贤劝降，希望他以自己为榜样择木而栖，但却挨了一顿臭骂后悻悻而回。按照中朝史料记载，城中军民自邹储贤参将以下，一万多人全部战死无一投降。而传教士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

“中国人虽掌握火枪用法，但对近身战斗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鞑靼人的快速使守军惊惶失措，守军被敌人的突入吓坏，立刻寻路逃跑，但被鞑靼骑兵飞速追上，大部分在这个大城失守时被杀。”

此战之惨烈给予一旁观战的邻居极大的震撼，在给李朝皇帝的报告中，时任朝中边境地方长官即满浦佥使的一位朝鲜官员，曾引用女真人的话写道：“虏中言，守城之善莫如清河。”而明朝史料《筹辽硕画》则说，尽管取得了胜利，但损失巨大的女真人根本没有兴奋的感觉，他们离开的时候都是愁容满面，难掩悲伤——“多长哭而去”。

按照传教士的说法，后金军随后狂风般席卷辽东，兵锋甚至接近了明帝国的京师，只是因为担心孤军深入被包了饺子，才不得不停下来：

“鞑靼人像洪水般席卷许多不太著名的城镇，其中有广宁大城，同时很快蹂躏整个辽东大地，然后进入北京省。他们到达距皇城七里格之地，不敢前进，害怕被敌人围困，因为听说有大量兵马去救援受难的君王。”

这里就多是谣言了，传教士有可能将努尔哈赤的进攻与他的儿子皇太极十二年后那场著名的远征给搞混了，皇太极确曾逼近北京城下，并与袁崇焕等勤王人马展开激战，而努尔哈赤当年攻陷清河后则是见好就收，并没有继续进军，广宁城的失陷要到六年以后才会发生。

“鞑靼人所经之地，都给人心造成很大的恐慌，兵士和百姓抛弃家室，留下空城给鞑靼人占领。人们知道鞑靼王的作风，凡进行抵抗，就予以烧杀破坏，但投降的只进行抢劫，饶居民不死，并善待他们。”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确有一些事实依据，史载抚顺等地陷落后，京师震动人心惶惶，纷纷谣传女真人已经潜入北京，皇帝下令严加防范，就连紫禁城也仔细排查出入宦官，以严防后金奸细混进来，此事也得到了当时在京的传教士的证实。而后半部分，即努尔哈赤的民族政策，其实并不像上面说的那么简单，具体我们到后面再说。

“鞑靼王用这种方法虏获大量财物，凯旋返回辽东。因他的巫师劝他说，老城墙立着不吉祥，所以他把墙推倒，围着辽东另筑新城墙，把它修葺一新，在那里自立为中国皇帝。”

对照中朝史书，我们似乎能够证实，努尔哈赤这些人真地在一路搞拆迁。比如撤离抚顺时，后金军确实毁坏了城墙才班师，而在付出极大代价攻陷清河以后，努尔哈赤不但下令将清河城墙全部搞掉，而且还拆了清河到抚顺之间的两座城池，又将当地民房烧的一干二净，从而造成了一片宽达五六十里的无人区，使得明军在这里再无立足之地。

“尽管他没有占领中国什么地方，只得到辽东以东的地区，他仍企图吞并全中国，并在他统治的第三年，即1618年，他建元“天命”，这是汉文称号。”很显然，西方传教士将一些事件发生的顺序给搞颠倒了。

如果按照明朝、朝鲜以及清朝自己史书的记载，“天命”这个年号，努尔哈赤很显然是在攻掠抚顺、清河之前就开始使用了。但也有学者认为，在公元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并使用崇德年号之前，后金汗国其实是以汗号纪年的，也就是说并不用什么年号，所谓努尔哈赤“建元天命”，只是清朝史官附会汉制搞出来的伪命题。


（待续）

《七、家长，里短》（上）



当年，在与利玛窦等传教士同时来北京的女真朝贡使团里，很可能包括一个名叫舒尔哈齐的人。前面说过，这个名字是“小野猪皮”的意思，他是野猪皮先生努尔哈赤同母所生的大弟弟。按照曾出使建州女真的朝鲜使团的说法，此人“体胖壮大，面白而方，耳穿银环，肤色与其兄一样”。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舒尔哈齐都是兄长努尔哈赤的左右手，或者说是建州女真的第二号人物。如果翻看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舒尔哈齐所扮演的角色，与成吉思汗崛起阶段的哈撒尔十分类似。

哈萨尔（Hasar）是铁木真的同母大弟弟，又译做哈斯尔、合撒儿、合撒尔等等，据说这个词在蒙语中是“猛兽”的意思，一说为“天狗”之意。而哈萨尔也确实人如其名，据说他力气极大，能徒手将一个人如木棍般折为两段，并且箭术极其精湛，因而又被人称为“哈布图”，大概是“神箭手”之意。

蒙古早期史料记载，这位猛兽般的弟弟是铁木真征战四方的主要助手，其战功仅在铁木真本人之下，尤其是是在消灭蒙古草原强大的克烈部的战争中，哈萨尔更是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当时，哈萨尔以与兄长不和为理由，投奔了克烈部首脑王罕（铁木真的义父，曾在公元1203年大败自己的这位义子），在取得对方信任后，与哥哥里应外合，发动突然袭击，一举击溃了王罕，并导致这位高原王者在逃亡过程中被乃蛮人所杀。

克烈人从此融入了蒙古人之中，他们此前的族源含混不清，有人说来自突厥人，也有人说本来就是蒙古人，但是起码到了元朝，克烈人已经被当做了蒙古人，位列“蒙古七十二种”之一。蒙古帝国的许多要人都出自克烈部，其中就包括郭靖大侠的安达拖雷的老婆唆鲁禾帖尼，她是王罕的侄女，生下了蒙哥、忽必烈、阿里不哥和旭烈兀四位帝王，被后人尊为“四帝之母”。

而更让许多人想不到的是，克烈人，以及杀死王罕的乃蛮人，竟然都是基督徒！他们信仰基督教的一个非主流派别——景教，即聂斯脱利派，由于教义纠纷，该派于公元431年被逐出罗马帝国控制的正统基督教会，随即向波斯、印度以及远东地区发展，大约在隋唐时传入中国。景教的故事后面还要提到，这里暂且不表。

攻灭克烈两年之后，在攻打乃蛮的战争中，哈萨尔又替哥哥指挥中军，风头一时无两。就这样，在哈萨尔等精兵强将的协助下，铁木真终于一统蒙古草原，称“成吉思汗”建“大蒙古国”，他随即投桃报李大赏群臣，弟弟哈萨尔也被赐予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四千户的封地。

在统一女真的战争中，舒尔哈齐的表现与当年哈萨尔大致相仿。史载舒尔哈齐在战斗中勇敢无畏，被人们称为“达尔汉巴图鲁”——这是个蒙语词组，“达尔汗”本意是“铁匠”，后来引申为“勤劳”；“巴图鲁”则来源于“巴特尔”，又写做“拔都”，是“勇敢”或“勇士”的意思，叫这个名字的蒙古人相当多，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成吉思汗的孙子、金帐汗国的建立者拔都汗。“达尔汉巴图鲁”，合起来就是“劳苦功高的英雄”。

著名的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城（在今天的抚顺新宾县）自称“女直聪睿贝勒”，建立了自己政权的雏形。舒尔哈齐也自称贝勒，做为女真二把手，他麾下有四十多名将领，统率着五千多人马，相当于当时女真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左右。因而在当时明朝给予女真人的公文中，舒尔哈齐常常与努尔哈赤并列称呼，显然帝国当局认为或故意认为，这兄弟二人是平级的。

不仅如此，舒尔哈齐曾多次代表建州去北京朝贡，与朝廷官员多有交往，他的一个女儿还成为了李成梁之子李如柏的妾室。帝国政府及其辽东当局对这位女真酋长也颇为尊敬，每次都赐予兄弟二人同样的礼物，使者见面时也对他俩行同样的礼节。而按照后来的一些说法，这位很受朝廷优待的女真二号人物很可能有亲明的倾向，对于兄长处心积虑削弱挖帝国墙角的阴谋，并不积极甚至还很反感。

按照朝鲜外交使团的说法，并列女真贝勒后，舒尔哈齐似乎有意与兄长较劲，哥哥杀猪宽待使者，弟弟就屠牛进行招待；哥哥对使者给予赏赐，弟弟也要馈赠。不仅如此，舒尔哈齐还对朝鲜使者说了，下次来使若赠其礼品，当与为其兄努尔哈赤所备之礼品相同。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不甘心居人之下的舒尔哈齐，心里头大概已经有什么想法了，虽然也有人认为，这是明朝故意调拨离间的结果。

到了万历二十七年即公元1599年，在消灭哈达部的战争中，舒尔哈齐的部队明显出工不出力，遭到努尔哈赤斥责，兄弟二人大吵一架，双方的矛盾终于公开化。到了万历三十五年即公元1607年，建州女真进攻乌拉部，由于后者与舒尔哈齐有着姻亲关系，因而小野猪皮贝勒在战争中按兵不动，导致此战功败垂成。

努尔哈赤大怒，坚持要处死弟弟的两名主要助手，而舒尔哈齐寸步不让，宣称杀他俩就等于杀我，两人剑拔弩张。最后哥哥虽然做出让步，以罚款免职代替了处死，但从此以后再也不委任弟弟任何差事，而女真人的财富都是靠战争抢掠来积累的，不能打仗无疑是断了财源，因而舒尔哈齐的部下们对他怨声载道，进而离心离德。受此冷遇，心高气傲的女真二号人物当然愤愤难平，甚至自称“生不如死”。

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小野猪皮遂暗地策划离开哥哥独立发展，他带着三个儿子和一些部下偷偷跑到今天铁岭东南的黑扯木，打算自立门户，此地与明军重镇铁岭及自己的姻亲乌拉部都很近，与二者成互相支援的犄角之势。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刚刚行动，努尔哈赤就迅速做出了反应，立即派兵包围黑扯木，将弟弟一帮人统统抓了起来。

显然，“郑伯克段于鄢”决不是偶然发生的，哥哥事先早已布好了眼线和陷阱，就等着弟弟自绝于广大人民群众了，而对这一时刻，努尔哈赤实在已经等了太久。



（待续）

《七、家长，里短》（下）


如果舒尔哈齐事先知道哈萨尔当年的遭遇，不知道他是否会引以为鉴并提高警惕。据说，成吉思汗对自己这位劳苦功高但又有些桀骜不驯的弟弟十分忌惮，终于发展到想要除掉后者。只是在他们的母亲诃额仑太后的干涉下，铁木真才不得不罢手，但仍将弟弟的部属大幅削减至1400人，此事最后还导致这位极具传奇色彩的老太后抑郁而终。

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大举西征，从此掀起了席卷欧亚的黄色狂飙，而在此之前哈萨尔就已经死去，许多人猜测他很可能是被自己兄长谋杀的，毒死他的凶手据说是一位堪与诃额仑太后媲美的蒙古女中豪杰——其嫂子也就是成吉思汗的老婆孛儿贴，她为世界之王生育了四个横扫欧亚的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

与同病相怜的哈萨尔类似，万历三十九年即公元1611年，在被捕两年多以后的农历八月十九日即公历9月25日，女真人曾经的二贝勒舒尔哈齐在一团迷雾中神秘地死去，对于他的死，清朝的各种史料似乎都十分忌讳，因而涉及极少，比如《满文老档》中便只有寥寥数语：

“弟贝勒仍不满其兄聪睿恭敬汗之待遇，不屑天赐之安乐生活，遂于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卒。”

据说，舒尔哈齐临死前受到了残酷虐待，他就像任我行那样，被囚禁在一间漆黑暗室之中，身体用铁锁锁住，屋子里家徒四壁，仅有两个孔穴给他送食物，很难想像这两年多时间是怎么度过的。

在此期间，他经历了自己所有部众被兄长吞并，按照《满文老档》的说法，努尔哈赤“尽夺赐弟贝勒之国人、僚友以及诸物”，他的两个儿子阿尔通阿和扎萨克图被伯父杀死，另一个儿子阿敏也差点儿丢了性命。万念俱灰之下，也许死亡对“生不如死”的舒尔哈齐来说，真的是一种解脱吧。

相比残酷对待侄子的野猪皮先生，成吉思汗简直可以说是天使。哈萨尔的后裔都受到了善待，其次子移相哥是位像自己父亲一样的神箭手，在成吉思汗举办的一场射箭大赛上，他竟然在335步（起码百米以上）的距离射中靶心，使得伯父大加赞赏，甚至专门为其立了一块石碑以纪念此事，该碑至今保存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埃尔米塔什博物院。移相哥碑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因为它是现存最早的蒙文石刻，上面刻着成吉思汗时代根据回鹘文（也称畏兀儿文）而创造的老蒙文。

等到忽必烈称帝，齐王便成为哈萨尔家族的世袭爵位，一直到元朝灭亡。再往后，哈萨尔的七世孙阿克萨噶勒代有两个儿子，长子阿鲁克特穆尔成为蒙古科尔沁部的始祖，而次子乌鲁克特穆尔则成为蒙古和硕特部的始祖。后面还要提到这两个蒙古部族，暂且留个话头。

不过，也许是终于认识到先辈的恩怨不应传给后人，也许是因为这个侄子打仗实在是有一套，努尔哈赤最后还是重用了阿敏。公元1616年在赫图阿拉建立政权后，后金汗王宣布，自己的三个儿子代善、莽古尔泰、阿巴海（即皇太极）和侄子阿敏一起被授予“和硕贝勒”的头衔，哥儿四个从此号称“四大贝勒”，而阿敏——前面说过这个名字来自蒙语，意为“生命”——由于岁数较大，排位仅次于最年长的大贝勒代善，因而被人们尊称为“二贝勒”。

其实，女真原本的大贝勒，并不是身为努尔哈赤次子的代善，而是努尔哈赤的嫡长子兼法定继承人——爱新觉罗.褚英，与叔叔舒尔哈齐很像，这位王子作战也极其勇猛，曾被自己的父亲赐予“洪巴图鲁”的名号——“洪”可能是汉语“皇”的转音，意为“大”，“洪巴图鲁”即“大英雄”——更又被早早确定为汗位继承人，有权代父执掌后金国政，也就是处理汗国的日常事务。

由于战功赫赫，褚英还被父亲授予“阿尔哈图土门”的荣誉称号，“土门”也写做“图们”（就是 那条大江的名字），女真语意为“万”，又引申为“万户”，“阿尔哈图”则是“谋略”的意思，合起来为“足智多谋的万户”，写成文言就成了“广略贝勒”（这也是他的弟弟皇太极即位后追尊兄长的正式封号）。很显然，这应该是一位有勇有谋的青年将军，而由于其特殊身份，人们通常又尊称他为“广略太子”。

不过，褚英执掌后金国政不久，努尔哈赤就接到汗国几乎所有高层的联合投诉，投诉者中既包括褚英的弟弟代善、莽古尔泰、阿巴海（即皇太极）和堂弟阿敏这几位贝勒，也有号称与汗王“信用恩养，同甘共苦”的“开国五大臣”，即费英东、额亦都、何和里、安费扬古和扈尔汉。

相比几个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宗室贵族，也许五大臣的投诉更令努尔哈赤重视，他们都是追随努尔哈赤多年的老弟兄，相当于刘邦的樊哙、曹参，亦或成吉思汗的木华黎、速不台，对汗国政事具有极重的发言权。相传，努尔哈赤曾与老哥五个结拜为兄弟，当后来他们陆续去世后，汗王曾哭着表示：“朕所与并肩友好诸大臣，何不遗一人以送朕老耶！”

据满文史料记载，投诉者们声称褚英太子犯有如下恶劣罪行

第一，在四贝勒与五大臣间挑拨离间，造成彼此不和；

第二，勒索弟弟们的财物和马匹；

第三，尤其恶劣的是，他竟敢扬言：“我即位后，将诛杀与我为恶的诸弟、诸大臣。”

这位广略太子很可能是个严厉的人，试图将自己的权威强加于众人，因而把贵族共和制下一向习惯于“有事好商量”的大佬们搞得很不爽，他的弟弟们更是不服父亲早早确定继承人，因为游牧渔猎民族从来都是强者为王，从来不鸟预定储君这一套。就这样，双方联合起来，共同向汗王发难。

眼见大伙集体反对，努尔哈赤不得不做出表态，把褚英狠狠训斥了一顿。按照《清史稿》的说法，遭到父亲的批评后，褚英“意不自得”也就是很不爽，他于是“焚表告天自诉”，向老天倾诉委屈。但没想到，他的这一举动马上被政敌们定义为“诅咒”，至于是诅咒汗王还是诅咒诸贝勒大臣就不重要了。褚英于是再次被告发，面对着沸腾的民意，努尔哈赤终于宣布，将众叛亲离的长子“幽禁”起来。

万历四十三年即公元1615年农历闰八月，在同样被监禁了两年之后，褚英像自己的叔叔舒尔哈齐一样神秘地死去。关于褚英的死因，各种史书包括女真人自己的史料，记载都极其晦涩，而即使留下来的只言片语，后人认为也很可能经过了乾隆时期的大规模有组织的篡改。比如《清史稿》只说他“乙卯闰八月，死于禁所，年三十六”，而《满文老档》则压根没提此事。而明朝人则传说，褚英是因为劝谏父亲不要背弃有情有义的大明帝国，才被残暴的父亲处死的，因为就在褚英死后的次年，努尔哈赤就在赫图阿拉称汗，正式建立了后金政权。
不过幸运的是，现代又发现了《满文老档》更早的版本，这就是人们所称的《老满文原档》或《旧满洲档》，里面对褚英之死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载：
“聪睿恭敬汗以其长子阿尔哈图图们，心术不善，不认己错，深恐日后败坏治生之道，故令将其囚居于高墙内。经过二年多之深思，虑及长子若生存，必会败坏国家。倘怜惜一子，则将危及众子侄、诸大臣和国民。遂于乙卯年聪睿恭敬汗五十七岁，长子三十六岁，八月二十二日，始下决断，处死长子。”
很显然，努尔哈赤是在“众子侄、诸大臣”施加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处死自己的长子兼继承人的。尽管按照朝鲜李朝人的说法，“奴酋为人猜厉威暴，虽其妻子及素亲者，少有所忤，即加杀害，是以人莫不畏惧”——这里的“奴酋”就是努尔哈赤，明人和朝鲜人很无聊地将其名字翻译为“奴儿哈齐”——他似乎是个天生残暴的冷血坏胚，脑海里大概从没什么亲情的概念，但其实，长子之死还是给这位汗王的心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伤痕，以至于他在多年以后，仍念念不忘地召集家族成员宣誓，要求后代们：“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令刑伤，以开杀戮之端！”
不过这时候，努尔哈赤根本没有时间来消化悲伤，因为他已经收到确切消息，明朝大军就要杀过来了！
决定后金命运的萨尔浒大战，即将开始。

《七、家长，里短》（下）


如果舒尔哈齐事先知道哈萨尔当年的遭遇，不知道他是否会引以为鉴并提高警惕。据说，成吉思汗对自己这位劳苦功高但又有些桀骜不驯的弟弟十分忌惮，终于发展到想要除掉后者。只是在他们的母亲诃额仑太后的干涉下，铁木真才不得不罢手，但仍将弟弟的部属大幅削减至1400人，此事最后还导致这位极具传奇色彩的老太后抑郁而终。

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大举西征，从此掀起了席卷欧亚的黄色狂飙，而在此之前哈萨尔就已经死去，许多人猜测他很可能是被自己兄长谋杀的，毒死他的凶手据说是一位堪与诃额仑太后媲美的蒙古女中豪杰——其嫂子也就是成吉思汗的老婆孛儿贴，她为世界之王生育了四个横扫欧亚的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

与同病相怜的哈萨尔类似，万历三十九年即公元1611年，在被捕两年多以后的农历八月十九日即公历9月25日，女真人曾经的二贝勒舒尔哈齐在一团迷雾中神秘地死去，对于他的死，清朝的各种史料似乎都十分忌讳，因而涉及极少，比如《满文老档》中便只有寥寥数语：

“弟贝勒仍不满其兄聪睿恭敬汗之待遇，不屑天赐之安乐生活，遂于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卒。”

据说，舒尔哈齐临死前受到了残酷虐待，他就像任我行那样，被囚禁在一间漆黑暗室之中，身体用铁锁锁住，屋子里家徒四壁，仅有两个孔穴给他送食物，很难想像这两年多时间是怎么度过的。

在此期间，他经历了自己所有部众被兄长吞并，按照《满文老档》的说法，努尔哈赤“尽夺赐弟贝勒之国人、僚友以及诸物”，他的两个儿子阿尔通阿和扎萨克图被伯父杀死，另一个儿子阿敏也差点儿丢了性命。万念俱灰之下，也许死亡对“生不如死”的舒尔哈齐来说，真的是一种解脱吧。

相比残酷对待侄子的野猪皮先生，成吉思汗简直可以说是天使。哈萨尔的后裔都受到了善待，其次子移相哥是位像自己父亲一样的神箭手，在成吉思汗举办的一场射箭大赛上，他竟然在335步（起码百米以上）的距离射中靶心，使得伯父大加赞赏，甚至专门为其立了一块石碑以纪念此事，该碑至今保存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埃尔米塔什博物院。移相哥碑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因为它是现存最早的蒙文石刻，上面刻着成吉思汗时代根据回鹘文（也称畏兀儿文）而创造的老蒙文。

等到忽必烈称帝，齐王便成为哈萨尔家族的世袭爵位，一直到元朝灭亡。再往后，哈萨尔的七世孙阿克萨噶勒代有两个儿子，长子阿鲁克特穆尔成为蒙古科尔沁部的始祖，而次子乌鲁克特穆尔则成为蒙古和硕特部的始祖。后面还要提到这两个蒙古部族，暂且留个话头。

不过，也许是终于认识到先辈的恩怨不应传给后人，也许是因为这个侄子打仗实在是有一套，努尔哈赤最后还是重用了阿敏。公元1616年在赫图阿拉建立政权后，后金汗王宣布，自己的三个儿子代善、莽古尔泰、阿巴海（即皇太极）和侄子阿敏一起被授予“和硕贝勒”的头衔，哥儿四个从此号称“四大贝勒”，而阿敏——前面说过这个名字来自蒙语，意为“生命”——由于岁数较大，排位仅次于最年长的大贝勒代善，因而被人们尊称为“二贝勒”。

其实，女真原本的大贝勒，并不是身为努尔哈赤次子的代善，而是努尔哈赤的嫡长子兼法定继承人——爱新觉罗.褚英，与叔叔舒尔哈齐很像，这位王子作战也极其勇猛，曾被自己的父亲赐予“洪巴图鲁”的名号——“洪”可能是汉语“皇”的转音，意为“大”，“洪巴图鲁”即“大英雄”——更又被早早确定为汗位继承人，有权代父执掌后金国政，也就是处理汗国的日常事务。

由于战功赫赫，褚英还被父亲授予“阿尔哈图土门”的荣誉称号，“土门”也写做“图们”（就是 那条大江的名字），女真语意为“万”，又引申为“万户”，“阿尔哈图”则是“谋略”的意思，合起来为“足智多谋的万户”，写成文言就成了“广略贝勒”（这也是他的弟弟皇太极即位后追尊兄长的正式封号）。很显然，这应该是一位有勇有谋的青年将军，而由于其特殊身份，人们通常又尊称他为“广略太子”。

不过，褚英执掌后金国政不久，努尔哈赤就接到汗国几乎所有高层的联合投诉，投诉者中既包括褚英的弟弟代善、莽古尔泰、阿巴海（即皇太极）和堂弟阿敏这几位贝勒，也有号称与汗王“信用恩养，同甘共苦”的“开国五大臣”，即费英东、额亦都、何和里、安费扬古和扈尔汉。

相比几个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宗室贵族，也许五大臣的投诉更令努尔哈赤重视，他们都是追随努尔哈赤多年的老弟兄，相当于刘邦的樊哙、曹参，亦或成吉思汗的木华黎、速不台，对汗国政事具有极重的发言权。相传，努尔哈赤曾与老哥五个结拜为兄弟，当后来他们陆续去世后，汗王曾哭着表示：“朕所与并肩友好诸大臣，何不遗一人以送朕老耶！”

据满文史料记载，投诉者们声称褚英太子犯有如下恶劣罪行

第一，在四贝勒与五大臣间挑拨离间，造成彼此不和；

第二，勒索弟弟们的财物和马匹；

第三，尤其恶劣的是，他竟敢扬言：“我即位后，将诛杀与我为恶的诸弟、诸大臣。”

这位广略太子很可能是个严厉的人，试图将自己的权威强加于众人，因而把贵族共和制下一向习惯于“有事好商量”的大佬们搞得很不爽，他的弟弟们更是不服父亲早早确定继承人，因为游牧渔猎民族从来都是强者为王，从来不鸟预定储君这一套。就这样，双方联合起来，共同向汗王发难。

眼见大伙集体反对，努尔哈赤不得不做出表态，把褚英狠狠训斥了一顿。按照《清史稿》的说法，遭到父亲的批评后，褚英“意不自得”也就是很不爽，他于是“焚表告天自诉”，向老天倾诉委屈。但没想到，他的这一举动马上被政敌们定义为“诅咒”，至于是诅咒汗王还是诅咒诸贝勒大臣就不重要了。褚英于是再次被告发，面对着沸腾的民意，努尔哈赤终于宣布，将众叛亲离的长子“幽禁”起来。

万历四十三年即公元1615年农历闰八月，在同样被监禁了两年之后，褚英像自己的叔叔舒尔哈齐一样神秘地死去。关于褚英的死因，各种史书包括女真人自己的史料，记载都极其晦涩，而即使留下来的只言片语，后人认为也很可能经过了乾隆时期的大规模有组织的篡改。

比如《清史稿》只说他“乙卯闰八月，死于禁所，年三十六”，而《满文老档》则压根没提此事。而明朝人则传说，褚英是因为劝谏父亲不要背弃有情有义的大明帝国，才被残暴的父亲处死的，因为就在褚英死后的次年，努尔哈赤就在赫图阿拉称汗，正式建立了后金政权。

不过幸运的是，现代又发现了《满文老档》更早的版本，这就是人们所称的《老满文原档》或《旧满洲档》，里面对褚英之死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载：

“聪睿恭敬汗以其长子阿尔哈图图们，心术不善，不认己错，深恐日后败坏治生之道，故令将其囚居于高墙内。经过二年多之深思，虑及长子若生存，必会败坏国家。倘怜惜一子，则将危及众子侄、诸大臣和国民。遂于乙卯年聪睿恭敬汗五十七岁，长子三十六岁，八月二十二日，始下决断，处死长子。”

很显然，努尔哈赤是在“众子侄、诸大臣”施加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处死自己的长子兼继承人的。尽管按照朝鲜李朝人的说法，“奴酋为人猜厉威暴，虽其妻子及素亲者，少有所忤，即加杀害，是以人莫不畏惧”——这里的“奴酋”就是努尔哈赤，明人和朝鲜人很无聊地将其名字翻译为“奴儿哈齐”——他似乎是个天生残暴的冷血坏胚，脑海里大概从没什么亲情的概念，但其实，长子之死还是给这位汗王的心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伤痕，以至于他在多年以后，仍念念不忘地召集家族成员宣誓，要求后代们：“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令刑伤，以开杀戮之端！”

不过这时候，努尔哈赤根本没有时间来消化悲伤，因为他已经收到确切消息，明朝大军就要杀过来了！

决定后金命运的萨尔浒大战，即将开始。


（待续）

《八、凭他几路来》（上）


抚顺清河大败的消息，给了混混沌沌的帝国朝廷极大的震动，已怠工数十年的万历皇帝难得地积极了一回，传教士写道：

“这时候，中国人很想把敌人从他们国内驱逐出去。首先，他们选择极优秀、重要的人担任统帅和长官，并且征调一支六十万人的精兵。”

很显然，“六十万”这个数据无疑是大大地夸张了，后人仔细查对相关史料后认为，参战的明军大概有八万多人，他们包括：

“九边”中的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镇，每个派出了六千左右骑兵，宣府、大同、山西三个军区，各派一万骑兵，合计约五万五千人；四川、广东、山东、陕西、北直隶（即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省，包括今天的京津地区、河北大部分以及河南的一部分）、南直隶（即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省，包括今天的江苏、安徽和上海）几个省，每个派出了五千到七千步骑兵不等，加起来大约两万人；浙江派出了“善战步兵”四千人。

以上八万人马都是明朝正规军，为了达到数量优势，帝国还临时征调了湖南湘西等地的几家少数民族土司部队，每家派兵二三千不等，一共大概七千人左右。除了他们之外，参战的还有明朝的盟友叶赫部派来的一万海西女真人，以及越境过来支的友军——朝鲜李朝的部队，传教士写道：“高丽国王也派出一万二千人去援助中国皇帝。”

也就是说，明方总兵力大约十一万左右。其中“九边”来的五万多部队基本都是骑兵，但自从隆庆朝与蒙古贸易正常化以后，“九边”很少有大的战事，承平日久之下，这些军队的战斗力很值得怀疑。不过，当年为了与呼啸如风的蒙古骑兵对抗，这些明军普遍装备了火器，人称“跳荡铁骑”，他们一手握着刀枪剑戟，一手拿着火铳火枪，骑着马窜来窜去，能打就打，打不过就跑。此外，为了便于防御，九边部队普遍设有战车营，营中装备了许多火炮，尽管骑兵与战车混编后机动性下降，但抗击打能力却大大增强。

明朝地方部队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浙江派来的四千人马，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战斗力极强，因为他们源自当年那支令倭寇闻风丧胆的百战雄师——戚家军，这支军队主要从浙江义乌憨厚强壮的矿工和农民中挑选兵源，纪律严明训练刻苦。浙兵不仅跟随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立下了卓越功勋，而且在后来的抗日援朝战争中也表现卓越。比如在光复平壤的惨烈巷战中，他们便承担了主攻任务，戚继光的老部下吴惟忠“中炮伤胸，犹奋呼督战”，率先攻克城市制高点牡丹峰，随后收复汉城时，千余浙兵先头部队竟吓得几万日军不敢出战，威名远播海外。

为了讨伐努尔哈赤，明廷特地抽调这支不败精锐前来助阵，他们的主将正是戚家军最后的传人——戚继光的侄子戚金，他已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曾担任过江南吴淞总兵，后因病辞职回家。这次见边关紧张，老将军遂主动请缨，率领数千浙兵出关远征，归老上级刘綎统辖——戚金当年曾长期在刘綎手下东征西讨，还做过刘的副手，双方合作想必默契。

明军中另一支值得一提的地方武装，是一只擅长山地作战的特种部队——来自川东南石柱土司辖区（今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白杆兵，这些土著部队的武器由结实的白蜡木做成，故称“白杆”，杆头装有类似钩镰枪的带钩矛头，杆尾则配有铁环，几条白杆的钩环如果首尾相连，便又转眼就组装成了一套翻山攀岩的无敌神器。

更令人惊奇的是，这支山地部队的统帅，竟然是一位女中豪杰！此女就是明末大名鼎鼎的秦良玉，很可能除了先秦时代的妇好之外，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货真价实的女将军，也是唯一一位在正史中不住在《后妃传》或《列女传》，而是像男性王侯将相一样拥有自己的正规住房——《明史》卷二百七十 列传第一百五十八——的女子。

秦良玉是石柱土司——宣抚使马千乘的夫人，她据说是个野蛮女友，“为人饶胆智，善骑射”，显然但与此同时，此女又有温婉的一面，“兼通词翰，仪度娴雅”，当真上的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在著名的“万历三大征”中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之战里，她率领的白杆兵势如破竹，“为南川路战功第一”。丈夫死后，秦良玉代行土司权力，继续为明帝国东征西讨战功赫赫，时人赞曰“女将掌兵，一时无两”。要消灭努尔哈赤，自然少不得这位女中豪杰的参与。

不过可惜的是，由于时间仓促，一直到大战爆发，无论戚家军还是白杆兵都没有完全到位，除了少量先头部队赶到以外，大多数人包括他们的主将戚金和秦良玉，还都在星夜兼程向着关外战场狂奔的漫漫长路上。

奉命节制戚金与秦良玉等地方部队的，是素有名将之称的刘綎。据说他武力卓绝，可以单手托起一张放满酒菜的八仙桌，还能把一百二十斤重的大刀耍得“轮转如飞”，因而得了个“刘大刀”的绰号。刘綎出身于官二代，其父是同样有名将之称的刘显——他曾是戚继光、俞大猷的抗倭战友，但相比两位或站队错误导致身败名裂或天生霉运因而仕途坎坷的同事，刘显要会来事的多，最后的官位也要高出不少，一直做到了左军府都督、太子太保。

清人编撰的《明史》里，称赞刘綎“于诸将中最骁勇”，还说他“平缅寇，平罗雄，平朝鲜倭，平播酋，平倮，大小数百战，威名震海内”，此言尽管有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嫌疑——因为他最后死于努尔哈赤之手，既然失败者都这么牛，那么胜利者当然更牛了——不过刘綎确实是打过许多仗的，尤其是在万历三大征的抗日援朝和平定杨应龙战争中，他都立下不少战功，史载“綎功为多”。


（待续）

《八、凭你几路来》（下）



和刘綎一起出征的，是同样被誉为猛将的山海关总兵杜松，明史形容他“有胆智，勇健绝伦”。如同刘綎有个好爸爸一样，杜松也有个好哥哥，此人就是明末长期镇守西北的杜桐，他行伍出身，“自偏裨至大帅”，一生中累计了数量惊人的一千八百件“首功”，让所有人都跪了。

杜松是位骑兵专家，从小跟着哥哥从军，成名于陕西。虽然有个当大官的哥哥，但他却只有骄气没有娇气，上阵总是身先士卒，甚至因为打仗不要命，而被蒙古人送了个“杜太师”的绰号——“守陕西与胡骑大小百余战，无不克捷，敌人畏之，呼为杜太师而不名”。有可能，“太师”是当时蒙古人所知的最大官吧，当年瓦剌时期耀武扬威的脱欢、也先父子，头衔也不过是“太师”。

要是清人对他们的记载靠谱的话，尽管这两人无疑都是武林高手，单打独斗少有人敌，但如果按现代人的标准来看，无论“刘大刀”还是“杜太师”，精神状态方面似乎都不怎么正常。史载刘綎骄横无比，与人一言不合便老拳相向，甚至多次殴打地方官员，因屡教不改而被朝廷扣罚工资即“夺俸”，一直闹到被罢官的地步，但他仍然我行我素，“性骄恣如故”。如果按照现代人的观点，自卑感和自大狂是精神病患者最常表现出的两种情绪。

刘綎不仅自大，还极其自恋。他极爱讲排场，据说为此专门组建了一支娘子军仪仗队，二十多名队员都是他的姬妾，她们不仅长的漂亮，而且还会舞刀弄枪跑马射箭。每当刘綎出巡的时候，美女们便骑马跑在前面开路，后面有四个大力士托举着那口重达一百二十斤的著名大刀，最后才轮到刘将军本人隆重出场。

比起刘綎来，杜松也不遑多让。此公气量极小脾气却极大，曾经因为与别人闹意见感到受了委屈，非要出家当和尚不可，显然是想摆谱等上面出面来请自己。而朝廷的反应也很有意思，几位大佬商量后决定听之任之，杜松等了许久却见没人搭理，才不得不从庙里悻悻回家。

又比如一次打了败仗后，杜松吵着嚷着寻死寻活，竟然把铠甲兵器一把火烧光泄愤，然后又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里逃避现实，装作公事军务根本都不存在，“松益惭愤，数欲自经，尽焚其铠胄器仗，置一切疆事弗问”。此事闹得沸沸扬扬，以至于惊动了帝国兵部，帝国当局忍无可忍之下罢免了这位惹事的将军，但到了后来因战事吃紧，又不得不重新起用他。正因为如此，这位蒙古人眼中威风凛凛的“杜太师”，在努尔哈赤嘴里却成了十三不靠的“杜疯子”。

除了这两位极难侍候的大爷之外，一起来的还有位真正的公子哥儿——李成梁的二儿子即李如松的弟弟、辽东总兵李如柏。尽管父亲和大哥的名声如雷贯耳，但李二公子的本事更大，他竟然震动了皇帝本人！原来，李如柏年轻时靠家庭关系在京师锦衣卫混了个千户职位，有一次他请客吃饭，席间感到缺少娱乐项目，便下令家人们搞来一门大炮，当场放了一炮。

这一声巨响可不得了，“炮声彻大内”，把躲在宫里发霉的万历吓了一哆嗦，查明原因后，这位树懒般的皇帝难得龙颜震怒一回，立即下令把李如柏免职，如果不是他老爸的面子大，小李恐怕掉脑袋都有可能。

李二爷不得不回家从军。在老爹的照顾下，他的仕途反而更加顺利，一路高升做到了蓟镇副总兵。尽管号称“出塞有功”，但在明朝言官们的眼中，这位蛮横霸道的公子哥儿决不是啥好东西，贪污嫖赌样样俱全，正所谓“如柏贪淫，跋扈尤甚”。后来老爹虽然退休，但李如柏还有大哥如松罩着，仍旧飞黄腾达，官衔甚至升到了正一品的右都督。

不过，到了万历二十六年即公元1598年，随着名将李如松在一场与蒙古人的遭遇战中离奇阵亡，李如柏也失去了靠山。朝廷以养病为理由，让他在家闲居了二十多年，直到辽东总兵张承荫在抚顺之战阵亡，当政者才终于想起了这位将门之后，于是启用李如柏继任总兵，前往辽东。到任后，如同当年他破罐子破摔的老爹一样，这位新总兵纵情享乐，按照后来的说法就是“如柏暨诸弟放情酒色，亦无复少年英锐”，看到敌人溜得比兔子还快——“如柏中情怯，惟左次避敌而已”。

在此要多说一句的是，李成梁与努尔哈赤这两个家族一向关系极好，李如柏至还娶了舒尔哈齐的女儿为妾，以至于东北民间当时流传着“奴酋女婿作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的歌谣。后来明军在萨尔浒大败后，双方如此敏感的亲戚关系，遂成为言官们指控李如柏的重要罪状之一。

明军的第四位总兵名叫马林，与前三人一样，他不出意料地也是个官二代，其父是号称“威名震边陲，为一时将帅冠”的马芳，官至正一品左都督。马芳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幼年时被蒙古人掳走为奴，大小与这些草原勇士混在一起，练就了一身骑射的好身手，就连著名的俺答汗对马芳的本领也赞叹不已，不仅赐予“良弓矢，善马”，还对他充分信任，让其“随侍左右”。

但马芳却始终心念故乡，后来趁着陪俺答汗狩猎的机会，终于深夜盗马逃走，加入了明军。由于他熟知敌人的习性战法，因而混得如鱼得水，多次击败蒙古人，让自己的老主人俺答汗后悔得捶胸顿足。据说吃亏多次之后，蒙古人再也不来他的防区捣乱，还给予其后来杜松那样的待遇——送了他一个“马太师”的绰号。在后来的多部文艺作品里，这位马将军都成为主角，包括京韵大鼓《香莲帕》、川剧《鱼鳞阵》以及京剧《困城》等等，绝对是明朝的巴顿将军。

靠着老爸的威名和人脉，马林在军中一路顺风，与粗鲁蛮横的前三位总兵不同，马林颇有文艺气息，“雅好文学，能诗，工书，交游多名士”，与文官集团应该相处的不错，因而很少遭到后者的弹劾。不过，文青身上的两大弱点，优柔寡断和眼高于顶，马林也统统具备，而这些弱点尤其是第一个，在后面的萨尔浒大战中暴露无遗，决定了明军同时决定了马林本人的命运。

就这样，按照清人的描述，明朝讨伐军的几位主将，构成了一个奇怪的F4组合：一个自大兼自恋狂，一个间歇性狂躁症患者，一个得过且过的腐败官僚，以及一个当断不断的文艺老青年。四人的共同特点是都出身于军人世家，这也是老祖宗朱元璋当年定下的规矩——明朝军官多是世袭的，一个人如果进入军旅，其后代就很少有机会跳出这个圈子了。


（竟然遇到字数限制，只好分两次发了。到今天浏览量已超过10万，也是没想到。）

《八、凭你几路来》（完）


F4组合的领导，则是一位奇葩中的奇葩——兵部左侍郎也就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带着“经略”头衔的杨镐。身为皇帝钦差兼明军总司令，拥有尚方宝剑的他权力极大，可以对总兵以下官员先斩后奏。在当年抗日援朝战争中，此人曾以右佥都御史也就是中央纪委助理书记的身份担任明军总司令，他不仅把那场战争打得莫名其妙，最后还因为莫名其妙的“一报一不报”——瞒报蔚山战败以及谎报军功——而被当局免职回家。

十多年后，杨镐又复出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辽东省长即巡抚，后来退休。努尔哈赤起兵造反，很可能因为朝中既有军事经验又熟悉辽东的大臣实在少得可怜，帝国再也找不出更加合适的统帅人选了，于是病急乱投医，只好把杨镐返聘回来，期待老头子能够力挽狂澜。

万历四十六年即公元1619年夏天，这位经略大人回到阔别已久的辽东，他立刻搞了个下马威，祭出尚方宝剑，将清河之战中逃跑的两员明将斩首示众，“申明纪律，征四方兵”，初步稳定了局势。这年冬天，帝国从各处抽调的讨伐人马陆续抵达辽东，到了第二年正月，经略杨镐与蓟辽总督汪可受、辽东巡抚周永春等几位主要地方官员商议后，终于拿出了一份作战方案：

马林总兵出开原，走铁岭一线，从北面向赫图阿拉进军，明军总兵力约两万，再加上明朝盟友叶赫部的一万海西女真兵。

杜松总兵出抚顺，沿浑河北岸走苏克素浒河谷，从西面向赫图阿拉进军，明军总兵力约三万。

刘綎总兵出宽甸，从东南面当年李成梁废弃辽左六堡方向进军，明军总兵力约一万，再加上明帝国藩属李朝派来助战的一万两三千朝鲜兵。

李如柏总兵则从鸦鹘关出兵，走清河一线从南面向赫图阿拉进军，明军总兵力约两万。这里的鸦鹘关并非当年那座曾被后金攻陷的天险，而是明军在它失守后，于旧关西南25公里今本溪市金斗峪附近新建的一座关城，仍命名为“鸦鹘”。

按照经略杨镐的计划，明朝十一万大军，号称四十七万，他们将于农历二月十一日誓师，二十一日分头出塞，预定于三月二日在赫图阿拉以西四十余里的二道关会师，然后各路人马齐头并进，对努尔哈赤的老巢发起总攻。

不过有意思的是，讨伐大军尚未出发，努尔哈赤却提前得到了敌人的行动计划，但泄密者并不是什么间谍或叛徒，而是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大人物——明军总司令杨镐自己。

原来，这位老先生竟然派了一个后金逃兵带信给努尔哈赤，信中宣称TIAN CHAO四十七万大军已准备停当，将于万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正式出兵讨伐你，看你丫怕也不怕！


待续，请继续期待下篇《九、我只一路去》

《九、我只一路去》（上）


决定后金命运的萨尔浒大战，于万历四十七年农历二月底正式爆发，战斗的结果大家都清楚，大明讨伐军几乎全部覆没——伤亡四万五千八百余人，三百一十名大小官员死于此役，不仅如此，还损失马、骡、骆驼等二万八千余匹，以及枪炮等大小火器二万余件。

对于这场惨败，当时正在明帝国的西方传教士写道：

“这支大军在1619年3月与敌军交锋，鞑靼人决心以大无畏的勇气迎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情况和胜负难定，最后明朝军队完全被击溃，几员大将和五万士兵被杀。”

其实，真正的战斗并没有经历“相当长的时间”，而是只过了区区前后五天，四路讨伐军便烟消云散。而在战斗开始前，明军的前景似乎是那么美好。

当时，女真人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前面我们说过，努尔哈赤的八旗制度当时已经组建完成，但就算是八个旗都编制满员（7500人），后金军一共也只有六万人。而各路明军和盟军加起来，虽然没有他们自己所宣传的四十七万那么多，但十一二万肯定是有的，如果加上当地散兵游勇，总兵力可能在十四万上下，也就是己方最起码有着二比一以上的数量优势。

因此，明军对此战可谓势在必得。出征之前，鉴于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原则，总司令杨镐还搞了个“擒奴赏格”，也就是招募赏金杀手干掉努尔哈赤等后金首脑们的价目表，随即上报兵部，兵部又上报皇帝，最后经过万历批准，将这个赏格昭告天下，真可谓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主要内容包括：

擒斩努尔哈赤者，赏银一万两，升省军区司令也就是都指挥使（正二品）；

擒斩后金各大贝勒者，赏银两千两，升卫戍区司令也就是指挥使（正三品）；
不仅如此，李永芳等明军叛将如果能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把努尔哈赤捆了献上，统统可以免死。

为了激励自己的盟友叶赫部，杨镐宣布，如果叶赫两位贝勒金台石、布扬古能够擒斩努尔哈赤，将把帝国赐予建州女真的敕书也就是贸易特许经营证都转给他们，而且还把努尔哈赤的龙虎将军头衔也转授给他们——这是一个正二品的武散官，而且已经是散官将军的最高阶，虽然没啥权力，但却代表着崇高的地位，史载女真人中除了现霸主努尔哈赤之外，只有前霸主王杲获得过这一荣誉。

说完了打老虎的赏金，经略大人也没有放过苍蝇，他宣布，若擒斩其余努尔哈赤的主要亲属比如伯叔弟侄，及其中军、前锋、领兵大头目、亲信领兵中外用事小头目等，一律重赏并且封授世职。

也许因为信心爆棚，杨镐才特地派人通知努尔哈赤，将自己的出征日期等重要信息和盘托出，要对方洗好脖子等死，这无疑是一种示威。大多数人认为，此举是杨镐最大的败笔之一，导致敌人事先做好了准备，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明军总司令对后金汗施展的心理战，好让后者未战先怯。

不过，努尔哈赤显然没有被这些豪言吓倒，面对着明军的数量优势，他的应对策略可以说旗帜鲜明，这就是那句赫赫有名的话：“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具体就是集中兵力形成局部优势，逐个消灭各路明军。

因为明军虽然人多，但却兵分四路，每路少则一万多则三万，而后金兵虽然只有六万，但如果集中起来，却超过了任何一路敌人。此外，后金八旗多是机动力强的骑兵，而明军则是步骑混编，其中还间杂着以车辆为主要运输工具，行动范围极其有限的炮兵，这就导致各路人马的进军速度参差不齐，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存在着很大的空当。后人考证道，这些部队仓促集结在四个地点，而这些地点散布在一个长达四百里的扇面上，各点之间山高水长、地形极其复杂，彼此很难相互呼应支援。

尽管努尔哈赤压根儿不知道庄子是何许人也，但如果他知道两千年前那位哲人说的“以无厚入有间”，则“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肯定会大有知己之感。确实，机动灵活的八旗铁骑集中起来，就如同一柄薄薄的利刃将压力都聚在刀口，从而产生摧枯拉朽的力量，在各路明军的硕大缝隙中“恢恢乎”纵横驰骋，这就是古人所谓的“游刃有余”吧。

对于这一策略，后来的史书多说是汗王努尔哈赤自己想出的主意，但早期的满文史料却透露说，原来是那位文武双全的“巴克什”——满文创造者额尔徳尼提出的建议，另外一些汉文史料则认为，这其实是对明军作战方式极其了解的叛将李永芳献的方案。当然了，也许这几个人不谋而合，那也说不定。

从刚出征开始，不祥的气息就笼罩着明朝讨伐大军。后人写道，在出征仪式上，象征大将之威的屠牛刀根本没有开刃，使本来应该挥刀就能斩断的、用来祭天的牛脖子竟然再三再四地割不断；驰马试槊是这种典礼中必有的古老节目，意在宣扬武威鼓舞士气，谁知，一位将军跨上骏马，刚刚挥舞起来，那槊头就在已经朽烂的槊杆上折断坠地。

而且天公也不作美，明军其实是在极为恶劣的天气中出发的。尽管各路主将纷纷表示反对，但生怕耽搁时间引起朝廷怪罪的杨镐仍然只勉强延后了四天，便下令在农历二月二十五日出兵出兵。来自天南海北的明军将士们不得不顶风冒雪，怨声载道地朝着根本不熟悉的前方，步履蹒跚地走进茫茫风雪。

后金军的第一次打击，降临到了倒霉的杜松头上。农历二月二十九日夜，“杜太师”率领号称八万的三万人马从抚顺出发，在冰天雪地中一天行军上百里，终于抵达了浑河岸边。喝高了的杜总兵趁着酒劲，下令马上渡河，结果明军在寒冷刺骨的河水中损失惨重，淹死了好多人，而主将仍酒兴未消，他见大军一片混乱，便不耐烦地只带领渡过河的一部分人马，径自向前方的界凡山杀去。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杜松竟然随身带着许多脚镣手铐等刑具，原来这些东西都是给努尔哈赤预备的，这位明军勇将一路上到处嚷嚷要活捉后金汗王，谁也不许和他抢：“吾必生致之，勿令诸将分功也！”

第二天下午，正进攻界凡山后金军阵地的杜松，突然发现自己与大部队之间的空隙已经被后金军强势插入。原来，努尔哈赤下令留下两旗人马隔断两部分敌人的联系，随即亲率剩下的六旗，猛攻浑河岸边萨尔浒山（在辽宁抚顺市东大伙房水库东南岸）下的明军大营。由于渡河时火药受潮，加之风雪大作，明军携带的火器无法发射，只能以冷兵器仓促还击，陷入一片混乱。

4.5万后金军对两万左右明军，前者有着超过二比一的数量优势，而且熟悉地形。战至入夜时分，萨尔浒大营的喊杀声逐渐平息下来，这意味着明军主力已经全部覆没。来不及打扫战场，这六个旗的后金骑兵连夜火速回师，努尔哈赤随即集中所有的八个旗人马一起围攻界凡山的杜松。

在女真人飞蝗般的箭雨中，这支很可能只有数千人的明军拼死奋战，但面对着数量起码是自己四五倍甚至十多倍的敌人，终究寡不敌众。杜松独木难支，激战一夜后终于倒下，据说最后给予他致命一击的，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三子爱新觉罗.赖幕布。

这三万明军，至此烟消云散，杜太师战前“吾必生致之，勿令诸将分功也”的豪言壮语，也终成笑谈。据说他出师时，大帐前的牙旗突然莫名其妙地“一折为三”，人们对此忧心忡忡，继而议论纷纷，后来果然一语成谶，岂天意哉！



（待续）

作者：@winma_ra 时间：2014-04-18 15:52:52
这段其实已经被写过无数遍了，但还是老老实实的追着帖子。
京华的帖子质量还是很有保障的，值得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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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奖，这是老题材，估计也写不出新花样，只好在一些细节上希望有所提升


作者：@lb0326 时间：2014-04-22 09:18:09
我的故乡就是辽宁抚顺。那是森林之城，人世间宁静的天堂。
清朝的崛起是在辽宁抚顺，建都新宾县赫图阿拉老城，巧的是清朝最后的终点也在这里。辽宁抚顺将军桥直往北有个战犯管理所，有个身份尊贵的客人，叫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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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是辽宁东部最重要的地方，当年的煤炭之都，历史沉淀也很丰富。

《九、我只一路去》（下）



第二个遭受后金军攻击的，则是北路的马林总兵。其实，马林本来有机会免于杜松的命运，西路军战败的消息传来时，他们已抵达萨尔浒东北的尚间崖，与战场只有一线之隔。有部将建议不如马上进军，杀疲惫的后金军一个措手不及，要不就火速撤离，这样起码能全身而退。但马林却犹豫不决，考虑再三，最后竟然决定就地防守，而且还命令将本来数量上就居劣势的两万部队分为三处，各阵地组成互为支撑的品字形防御姿态。

按照清人的说法，消灭杜松后，后金军竟然没有遭受多少损失，于是八个旗的六万大军将马林团团包围。大贝勒代善率八旗主力围攻防守最为严密的尚间崖阵地，而努尔哈赤亲率数千精锐，带着四贝勒皇太极，突击明军斡浑鄂谟湖（在今天的大伙房水库淹没区，距离萨尔浒不算远）阵地——那里本来驻扎着杜松的辎重营，杜松战死后，遂与马林合兵一处，战斗力最为薄弱。

在努尔哈赤的亲自猛攻之下，斡浑鄂谟湖的明朝辎重兵果然大溃，参将龚念遂为首的五千余明军败亡，马林原本布置好的品字形犄角之势已失去形状。努尔哈赤率领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和四贝勒皇太极，以八个旗三倍于敌的兵力优势，蜂拥扑向马林驻守的尚间崖。此时马林唯一的指望，就是正在赶来增援的盟军叶赫部，如果金台吉、布杨古两贝勒能及时赶到，大家内外夹攻，也许还能反败为胜。

可马林的指望终成一空。明军虽然“发鸟枪，放巨炮”，但后金军不顾伤亡，拼死冲入阵地，展开疯狂的肉搏战，使得明军的火器完全失去了用处，往往“火未及用，刃已加颈”。身处血腥地狱的马林总兵不知所措，他文艺青年的细胞无法承受修罗场的残酷，精神崩溃之下，竟然带着几千亲兵，逃之夭夭。

群龙无首的明军顿时大乱，最终彻底崩溃，数十位将领战死，其中就包括马林的两个儿子——马燃和马熠。史载此战惨烈之极，“死者弥山谷，血流尚间崖下，水为之赤”。收到马林大败的消息时，叶赫部队正赶到中固城（今辽宁省开原县中固村），他们已经无力独自对抗敌军，遂“大惊而遁”。

取胜后的后金军马不停蹄，猛攻明军的最后一处阵地斐芬山。这里的明军首长潘宗颜其实并非武将，他的头衔为开原兵备佥事，属于监察系统的文官。不过与出身武将但爱好文艺的马林相反，潘宗颜虽是文人却十分热衷于军事，以“知兵”著称。其实早在战前，他就看出自己的主将马林不靠谱，便告诉总司令杨镐：“林庸懦，不堪当一面，乞易他将，以林为后继，不然必败。”当然，这个建议不出预料地被杨镐拒绝。

形势的发展果然不出潘大人所料，马林总兵逃之夭夭，明军大部队溃败，只剩下他这支驻守斐芬山的孤军。不过，据说经验老到的努尔哈赤到现场后只瞧了一眼，就断言道：“潘宗颜这小子不简单！搞不好咱们要有大麻烦！”因为他看到，明军阵地的布置极为合理，坚固的战车顶在最前面，鸟枪火炮则在两边侍候着，加之居高临下，极难攻取。

果然，战争开始后，面对着超过自己十几倍的敌人，明军怀着必死的觉悟毫无惧色。潘宗颜始终都战斗在第一线，只见他“奋呼冲击，胆气弥厉”，指挥着部下释放出一道道火舌，用滚烫的铅弹朝着敌人脑袋招呼。

经过半日激战，在让后金军付出惨重代价之后，这支寡不敌众的明军小部队终于彻底丧失了战斗力，潘宗颜身负重伤后阵亡，死时“骨糜肢烂，惨不忍睹”，随他一起战死的还有二十多位军官。两万人的北路军至此全部覆没。

收到西、北两路大败的消息，失魂丧魄的杨镐赶紧下令，要刘綎的东路军和李如柏的南路军立刻撤退。此时，磨磨蹭蹭的李如柏刚刚走出鸦鹘关，距离目标赫图阿拉还有很远的距离。收到杨镐的撤军令并得知杜松、马林全军覆灭的消息，李如柏大惊。他的副手贺世贤建议，刘綎肯定已经身陷敌境，我们应该火速进军与其会合，这样明军与朝鲜部队加起来就有四五万之多，疲惫的后金军根本没有力气一口吞下，大家都可以全身而退。

但毫无战斗意志的李如柏仍然下令立即撤军，就这样，孤军深入的刘綎已经在劫难逃。
其实，如果不是与总司令杨镐有矛盾，刘綎也许不会遭此厄运——当年抗日援朝时，两个人就结下了梁子，此次大军出征，杨镐很可能出于公报私仇的目的，故意将刘綎派到了最艰苦的东路，史载他“所分道独险远，重冈叠岭，马不成列”。

根据一份李朝史料的记载，配合刘綎作战的朝鲜友军指挥官——都元帅姜弘立曾不解地问他：“然则东路兵甚孤，老爷何不请兵？”也许面对外国友人不必太多忌讳，刘綎坦率地答道：“杨爷与俺自不相好，必要致死。俺亦受国厚恩，以死自许。”

显然，刘綎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决心，在他看来，天时地利都不在明军这一边，自己所能做的，只有聊尽人事而已。面对朝鲜战友的疑问，他说出了心里话：“兵家胜筹，惟在得天时、得地利、顺人心而已。天气尚寒，不可谓得天时也，道路泥泞，不可谓得地利也，俺不得主柄，奈何？”听到这些话，姜弘立大概会若有所思，这也很可能是他后来出工不出力，直至未败先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刘綎带领的人马是各路中实力最弱的，明军数量只有一万多，而且还多是从四川、湖广（即湖南、湖北）、浙江、福建等南方各省临时抽调来的地方部队，组成了一支名符其实的杂牌军。其实杂牌军倒也没什么，本来要调拨刘綎指挥的戚家军后裔浙兵以及擅长山地作战的白杆兵，也都是地地道道的地方部队，尤其是对于白杆兵等四川武装，久在四川的刘綎一直偏爱有加，史载“綎镇蜀久，好用蜀兵”。

但可惜的是，一直到战争爆发，无论白杆兵还是浙兵，其主力都尚未到来，无可奈何的刘綎不能再等，只好下令部队出发，“久待未至，遂行”。

（待续）

《九、我只一路去》（完）



这位能使一百二十斤大刀的猛将果然侵略如火，在四路中最为艰难的进军路线上，顶风冒雪跋涉向前，一路上攻克后金军多处营垒，并粉碎了敌人骑兵的阻击，于三月三日逼近到距离赫图阿拉只有七十里之处，也就是说，他已经深入敌境达三百里。

就在此时，刘綎突然遇到一位信使，来人自称是杜松派来的，说杜总兵已经到达赫图阿拉，请刘总兵火速进军，一起发动总攻。在验证了信使的身份之后，刘綎下令马上向赫图阿拉全力挺进，就这样，明军逐渐深入了前方的阿布达里冈（今辽宁桓仁县老道沟岭）。

突然间伏兵四起，原来后金早就在这里设好了埋伏，而那个信使也是假扮的，杜松早已全军覆灭，但由于通信工具的匮乏加之进军路线实在太偏僻，刘綎对此毫不知情。努尔哈赤的布置是，自己率两万人马镇守赫图阿拉，以防范尚全须全尾的李如柏可能的进攻，而八旗的其余四万人马，则由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率领，在阿布达里冈守株待兔，预定皇太极率军从山顶向下攻击，而代善和莽古尔泰则由山腰进攻敌人侧翼。有人会问，二贝勒阿敏哪儿去了？且看下面。

猝不及防的明军顿时大乱，刘綎败退到瓦尔喀什山（在辽宁桓仁县西北五十公里）组织防御，就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一支打着杜松旗号的明军。惊喜不已的刘綎赶忙上去迎接，但没想到对方却突然翻脸，二话不说举起了杀人刀——原来这是一群披着羊皮的狼，乔装改扮发起了偷袭，为首者正是后金二贝勒阿敏。

最后，刘綎及其残余部队被占尽优势的敌人团团包围。史料记载道，这位猛将死得及其壮烈，在头部重伤被砍去半边脸颊的情况下，他强忍剧痛，挥舞着那把著名的大刀左冲右突，从巳时（上午9到11点）一直杀到酉时（下午5到7点），身中数十箭的刘綎终于支撑不住倒下。在流干最后一滴血之前，他已经亲手将数十名敌人强拉上了黄泉路……

刘綎死后，一直拖在后面磨磨蹭蹭的朝鲜军，在指挥官都元帅姜弘立的率领下，向包围自己的后金军投降，随即受到优待。这场战争中，除了少数几位将领死战殒身外，朝鲜军可以说基本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明军总司令杨镐事先规划的四路合击战术，到这时全盘落空，而且还偷鸡不成蚀把米——除了南路李如柏基本没受损失外，其余西北东三路全军覆没。不仅如此，东西两路主将战死沙场，北路的马林也仅以身免，尤其是“威名震海内”的刘綎之死，给了明帝国满朝文武极大的震撼，导致他们从此患上了恐金症，史载“綎死，举朝大悚，边事日难为矣”！

明金双方的战略态势也完全易位，后金从此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而原本掌握主动权的明帝国则节节败退，直至丧失山海关外全部土地。一百五十七年之后，努尔哈赤的子孙乾隆皇帝在萨尔浒古战场上，树立了一块名为《萨尔浒之战书事碑》的石碑，上面刻有他亲自撰写的碑文，以及一首缅怀先祖英雄伟迹的诗歌——说实话，这首诗写得真是不怎么样：

“铁背山头歼杜松，

手麾黄钺振军锋。

于今四海无争战，

留得艰难缔造踪。”


待续，请继续期待下篇《十、万历四十八年》

《十、万历四十八年》（上）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农历七月二十一日，紫禁城弘德殿，明神宗朱翊钧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享年五十八岁。在后来清人编撰的《明史》里，这位以酒色财气著称于世的明朝皇帝，被大大地埋汰了一翻：

“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

也就是说，历史上昏君所有能干的勾当，明神宗几乎都干了一遍。末了，清人还下了一个十分明确的结论——这个万历皇帝，就是导致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

同年八月初一，一直夹着尾巴做人的皇太子朱常洛，终于登上了皇帝宝座，后人通常称他为泰昌皇帝，尽管“泰昌”这个看上去十分吉祥的年号，他其实从未真正用过哪怕一天。

此时，距离萨尔浒大战已经一年有余。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东北两座重要城市开原和铁岭都已陷入敌手，从萨尔浒侥幸逃生的开原总兵马林这次终于在劫难逃，于城池陷落后被杀。九泉之下，不知马总兵见到自己那两位在萨尔浒英勇战死的儿子，会不会心中有愧？

唯一从萨尔浒全身而退的南路明军主将李如柏，此时也正在京师听候处理，这倒不是因为他打了败仗——他压根就没打什么仗——而是由于明军在撤退的过程中，偶遇的二十几个后金哨兵突然使坏，他们偷偷爬上山岗，突然吹起进攻的号角，“作大军追击状”，惊弓之鸟的明军大乱，为了逃命自相践踏，“奔走相蹴死者千余人”。面对言官们雪片般的“交章论劾”，护短的万历仍很照顾李成梁家族，仅仅下旨让李如柏进京等待调查结果。

开原和铁岭陷落后，明军总司令杨镐终于被免职逮捕。后人通常认为，对于四路明军的惨败，杨镐负有最大的责任，正是因为他不明智的分兵进击策略，才导致本来在整体上占有数量优势的明军，却被后金军利用时间差，在局部战场形成优势而各个击破。

此举当时便遭到不少明军将领的反对，比如马林就认为，应该准备妥当后集中兵力攻击——“王师当出万全，宜并兵一路，鼓行而前，执取罪人，倾其巢穴。”而除了尸位素餐的李如柏之外，另两路主将刘綎、杜松也表达了与杜松类似的意见，可惜杨镐统统置之不理。

当时朝中对杨镐的布置也有许多不同意见，比如时任巡按江西御史的张铨，就干脆上书说杨镐就是个窝囊废，让他挂帅准保坏事，万历皇帝是“不识将才”，对杨司令四路出击的做法更是嗤之以鼻。这位张御史是前兵部尚书张五典的儿子，写过一部四十万字的《皇明国史纪闻》，是研究明朝的重要史料，后来被收入《四库全书》，据说他的女儿还嫁给了女将秦良玉的儿子，但也有人认为这是谣传。

对杨镐的能力，许多人都与张铨的看法一致，比如民国时的历史通俗小说作家蔡东藩，在他那部著名的《明史通俗演义》里，就对无能的杨司令痛心疾首地批评道：

“不才何事令专征，

二十万军一旦倾。

从此辽东无静日，

庸臣误国罪非轻。”

但后来也有人认为，杨镐虽然能力不足，但他分兵并进也许有着不得已的苦衷，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朝廷财政紧张，迫使他不得不速战速决。当时各路人马集结辽东，军费开支猛增到三百万两，兵部尚书告诉皇帝，国库剩下的那三瓜俩枣根本不足以发动这场大规模战争，那意思是问皇帝是不是能自掏腰包凑出一部分军费来。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万历极其抠门小气，当此危难之际，仍然拒绝动用数额极其庞大的内帑也就是自己的私房钱，大臣们好说歹说，他只勉强挤出十万两银子。内阁没办法，最后只好按照户部尚书的建议，加派“辽饷”即以辽东军费名义向全国所有老百姓加征赋税，具体标准是每亩土地加征银九厘。为此，明廷还特设户部侍郎一人，兼右佥都御使，出督辽饷，即以财政部副部长兼中纪委书记助理的身份，专门监督管理全国的加税事宜。

在任何时代，加税都不是闹着玩的事情，极可能激起百姓的强烈反对甚至引发大规模群体事件，此事持续时间越短，造成的破坏也就越小。因而朝廷从内阁到兵部，都以“师久饷匮”的理由，纷纷催促杨镐尽快进军，恨不得马上就烫平努尔哈赤，好把加税这个阴燃的火药桶熄灭。

但令政策制定者没想到的是，终明一朝，“辽饷”不仅没有取消，而且还越征越多，甚至成为引发明末农民战争的重要诱因之一。对于这些“辽饷”，还是前面说过的那位张铨御史，曾在给万历的奏章中做过一个极其形像的比喻：

整个明帝国就像一个人，辽东是他的肩背，而内地则是他的腹心。肩背患病了，依靠腹心的血脉滋灌还可以应付，但如果腹心先溃烂，那这个人就彻底完蛋了，正所谓“竭天下之血以救辽东，辽东未必能救，而天下必先已危”！

张铨建议道，最现实的方案，是皇帝掏出私人腰包来武装军队，而不是盘剥天下百姓：“为今之计，应当联络人心以固根本，不可剥民无已，一再加赋，扰乱天下，驱民致乱。

如同许多言官一样，张御史的嘴相当损，他愤怒地质问皇帝，为啥一提让您自掏腰包，您就装没听见一声不吱，而有人刚刚提出加税，您就马上答应，我真不明白您是咋想的：“内庭库积如山，廷臣屡次请发内库银供辽东兵饷之用，陛下概置之不理，而对于加派之议，则朝奏夕可？为臣实在不得其解。”不出所料，这份奏章送上后如泥牛入海，万历压根就懒得理他。

在沉重的财政压力下，据说为了让杨镐尽快进军，内阁和兵部甚至每天都发一面红旗给他——这可不是奖励，而是催促的意思，其作用大致与当年发给岳飞的十二面金牌类似。从运筹学的角度来看，分散进场一般情况下要比集中进场快得多，这也是现代大规模体育场都设置多个入口的原因，而在每路带宽受限的情况下，多路并行处理也确实应该比单路串行处理要快。

很可能基于类似的理由，为了尽快把手头这十几万人马都散出去，免得他们天天光吃饭不干活，杨经略才想出了个齐头并进的方案。只不过，经济学家或数学家考虑问题的方式，往往和刀头舔血的军人们大相径庭，“凭尔几路来”遇到“我只一路去”，本想大赚一把的杨镐最后只能大折其本。在那个既没有移动通信又没有卫星定位的遥远年代，想协调那么多马蹄子和脚底板走路的进度，真是谈何容易啊！

有意思的是，当时正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竟然将明军在萨尔浒的大败，看成是上帝降下的天谴，他们写道：

“在这一年，万历帝身边几个官员要求放逐当时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教士；但皇帝——他心里喜欢基督教，特别对早期把基督教传入中国的人有好感——长期对他们的要求置之不顾。不过，后来在基督教的死敌、一个姓沈的大官的强烈要求下，皇帝下旨驱逐传教的神父出境。”


（待续）

作者：@fanrenge2000 来自：UC浏览器 时间：2014-05-01 00:14:31
楼主请继续更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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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看满语词典，有些词汇还没搞清楚，完了再续


作者：@忧郁的老国王 来自：手机版 时间：2014-05-02 01:28:23
楼主大大 把第二次金川战争补完行不 明亡清兴早就被写滥了 俺都买了本酥油茶支持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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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挑战一下也好，谢谢支持

《十、万历四十八年》（下）


查阅史料我们得知，这位姓沈的大官，名字十分难写，左“氵”右“隺”，大多数字库里都没有，为此我们还是用一个形近字“漼”来代替吧。他时任南京礼部侍郎，后来甚至做到了帝国首相也就是内阁首辅的高位，不过，此人在历史上声名狼藉，因为他与魏忠贤关系十分密切，被认为是最早的阉党头目之一。

沈漼宣称，基督教是与儒家对立的歪理邪说，“其说浸淫”。他还提醒皇帝，基督教很可能动摇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基础，因为这种宣扬平等的外来宗教对百姓很有吸引力，能够“诳诱愚民”，甚至“士大夫亦有信向之者”，如果不采取行动，基督教就会让我们国将不国，即所谓“志将移国”。为此，沈漼还专门编写了一本反基督教的小册子并出版发行，名为《破邪集》。

按照传教士们的说法，对基督教徒的迫害首先从沈漼所掌控的地方开始，因为身为南京礼部侍郎的他是南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沈漼的指使下，传教士和信徒们纷纷遭受厄运，而且他还游说动了皇帝，对基督教在帝国的传播实施全面禁令：

“其中几个神父被入教的官员秘密藏在各省，有的神父却被捕，装在大笼内送往澳门，他们日夜囚在笼里，大受苦楚；被逐出中国的传教士一心为着上帝，以经受苦难为乐。更不幸的是，万历帝禁止百姓信仰基督教。”

很显然，无论教士还是教徒，此时的处境就很不乐观，他们中的一个写道：

“然而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教徒——他们已离开异教的可怖荒野，被领入基督的幸福田园——为坚贞信仰作出光辉榜样；有关这次光荣历难的情况，将留在别处详谈。我在这里只略为涉及，为赞美上帝的神恩。”

无巧不巧的是，正好此时明军在萨尔浒大败的消息传来，传教士顿时像打了鸡血，认为上帝的惩罚来了——他们立即下了结论，鞑靼王就是上帝的鞭子，是神用来惩罚这些反基督的异教徒的，直至摧毁这个死不悔改的庞大帝国：

“当中国践踏和平的基督教，准备消灭所有的基督徒时，上帝就掀起了反对中国的激烈战争，让鞑靼人来动摇中华帝国的根基，后来发展到毁灭了明朝王室和国家。象过去惯常的那样，上帝给予传教事业有力的援助，基督教经过这场迫害变得更加昌盛、伟大，教堂的形象更加光辉，而庞大的中国却完全土崩瓦解了。”

很显然，这种“神定一切”的西洋腔调，并不符合我们中国自古以来“人定胜天”的哲学，也不会被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事实上，尽管利玛窦等人已经付出了许多努力，但总体来看，传教士们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仍缺乏足够的了解，而即使对于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的记载也不无谬误。比如传教士写道，萨尔浒之战后努尔哈赤趁胜追击，不仅攻克了两座城市，甚至还杀到了北京脚下：

“鞑靼人一如既往，迅速扩大战果，当天就攻占两城，予以焚毁。接着，他们横扫大片土地，直抵北京皇城；但不敢用兵围城，因为他们知道，除了拥有无数的大炮外，城内还有八万士兵驻守。”

事实上，后金军尽管确实“横扫大片土地”，但他们离北京还远得很，连山海关的边儿还没有摸到。不过，明军的惨败确实给了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极大的震撼，这从当时传教士的记载中也可见一斑，尽管其中不无夸张和谣言的成分：

“中国人承认，城内惊恐不安，皇帝想离城去南方。若不是一些将官提出，他的逃跑会鼓励得胜者，给全国带来不幸和骚乱，并会拱手把国土送人，那么他真会逃走了。他们还说，城内如此混乱若鞑靼人来攻，必定能攻占它。”

另一方面，传教士也从侧面证实了后金军掠夺人口财产，刻意制造无人区的残酷行为：
“敌人急于劫掠，因此他们四处扩散，破坏和抢夺城乡，残酷地杀害和消灭大群中国人，把这些地方变成一片废墟，没有留下驻军，而是满载无数财物，胜利返回辽东，那是他们最初的立足地。”

虽然萨尔浒之战并不是明朝开国以来最大的惨败——土木堡之役的损失肯定在它之上，连皇帝本人都被俘虏——但这场惨败无疑给了一向自诩为“明君”的万历致命的打击，张居正时期的花团锦簇，以及当年“三大征”的光荣，一切都已成过眼云烟，这位沉浸在酒色财气中无法自拔的没落天子，终于心有不甘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而雪上加霜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万历皇帝驾崩没多久，其继承人便随他而去，传教士写道：

“这些事发生后，中国著名的万历帝去世了，由他的儿子泰昌继位，泰昌开始征集一支新军抗击鞑靼人，但他只统治四个月后也去世了。”

知道明朝历史的人们都清楚，这位泰昌皇帝是个十足的倒霉蛋，所谓的“明宫三大案”，即梃击、红丸、移宫，统统和他有关。所谓“梃击”，是说在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五月，一个名叫张差的男人，突然出现在了当时还是太子的泰昌寝宫，手持棍子到处乱打——“梃”，就是棍子的文言说法。

没人说得清楚，这家伙是怎么混过层层警卫到了那里，太子的支持者们一口咬定，此事是万历宠爱的郑贵妃所策划的阴谋，为的就是谋杀太子，好让她亲生的福王继承皇位；而贵妃娘娘则一把鼻涕一把泪，赌咒发誓说此事与自己毫无关系。最后，这一事件以万历居中和稀泥而不了了之，当事人张差被定义为疯子后凌迟处死，而为了安抚不依不饶的满朝文武，皇帝不得不再次明确了太子的继承人地位。

所谓“红丸”，说的就是泰昌之死，而他的后妈郑贵妃——此时已成了郑太妃——也同样脱不开干系。据说太子继位后，很可能是出于讨好的目的，郑悄悄进献了几名美女，压抑了好多年的新皇帝于是彻夜纵欲，很快便熬成药渣重病缠身。就在这时候，郑太妃介绍来的一名医生献上了一枚红色的丸药，结果吃了两丸以后，皇帝便一命呜呼。这事的调查结果仍然是和稀泥，竟然宣称当时在场的“众臣皆有罪”，最后以内阁首辅等几名大臣或辞职或流放做为交待。

其实，“泰昌”虽然是这位倒霉天子选定的年号，但这一年号却没用过哪怕一天，因为按照惯例，先帝驾崩后的第二年才正式改元，而新皇帝只在位了一个月，根本没有熬过新年。最后大伙照例和稀泥了事，把公元公元1620年并称为万历四十八年兼泰昌元年。

可怜的泰昌连死后都不得安宁，他的一个姓李的宠妃，在魏忠贤——当时他还叫李进忠——等太监的支持下，率人封锁了乾清宫（这里是明朝皇帝的寝宫），把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天启皇帝掌握手中，要求朝廷册封自己为皇太后。最后，杨涟、刘一燝等大臣强行闯入紫禁城，夺回了太子，又把李妃赶出乾清宫移居仁寿殿，这便是著名的“移宫”案。

公元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或泰昌元年的农历九月，在几个月内接连死了两个皇帝之后，十五岁的皇太子朱由校又登上了帝位，次年改元天启。我们也许很奇怪，萨尔浒之败后，大明朝廷来回折腾鸡飞狗跳，可以说既没有精力也没有兵力去关怀辽东，怎么努尔哈赤却没趁机搞点儿动静出来呢？

事实上，努尔哈赤并不是不想搞，万历四十八年或称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趁着新老皇帝交接的当口，这位后金汗王大举起兵，目标是帝国在辽东数一数二的重镇——沈阳，只不过，这次他罕见地铩羽而归。

率领明军击退努尔哈赤的，是位名叫熊廷弼的男人，但其身份却是文官而非武将，哦对了，他还是个标准的愤青。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