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

“您的身子骨可硬朗哪，老乡！”我说道。那老汉满面红光，浑身是劲，乐呵呵地说；“谢天谢地，是硬朗啊，怎么能不呢？咱吃得饱饱的。政府一年给咱一百斤小米，我兄弟贩豆子，老婆和妹子做衣服，一家过得不赖呀。您信不信咱过年还吃上肉呢，吃得可好呢。”
我故意把共产党的一个口号反过来，说道：“您是不是吃地主肉啦？”

老汉一听，把鞭子搁在膝上，脱下手套，揩了揩嘴，把脸一沉，很不高兴地说：“您这位同志说到哪里去啦。咱不吃人肉。可是咱不敢说这一带没有人吃过地主肉。您说呢？”他转脸对着那护送人。

“怎么样？”我问道，拿出一支香烟递给老汉。

（41）

我等着老汉用火镰敲打火石燃着火绒，点燃了香烟。
“他们是怎样吃地主肉的？”

“是地主先吃老百姓的肉的。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这一带有个柿子沟村，那里有个地主叫穆世安。这人可歹毒啦！您听我说，他是个国民党。鬼子来时，他拉我们参加联防团，说是要打鬼子和八路土匪。可是他马上投降了鬼子，逼着游击队员的家属把子弟叫回家来。他说，‘要不，鬼子杀你们全家。’他保证回家的人生命安全。八路的一个区干部回来，他把人抓去杀了，却又给开追悼会。真是两面三刀啊。从这以后，没人回来了。他就抓游击队员的家属去杀，那里一百多户人家，每家都有一人被杀。他看到鬼子得势，便强迫我们几千人背石头给鬼子修碉堡。碉堡的每块石头上都染着我们的血呀。

“这狗地主把我们不当人看呀。一天晚上，一个当了民兵的贫农偷偷回村来看他媳妇三花。三花知道男人天未明就得走，立刻和他睡觉。大伙儿都知道他回家了，谁也不说，只有那村长跑去报告地主穆世安。这汉奸地主把三花的男人从炕上拖出来，五花大绑抓走了。三花苦苦哀求那地主开恩放他男人。但是她穷，又没有人放过问这案子。她跑到拘留所，浑身哆嗦，哀求道；‘让我见见我男人一面吧。’穆世安的狗腿子说：‘你到街上去，就见着了。’她一听，以为放了人，马上跑到街上，果然见着了。碉堡地上一根木杆上挂着他男人的头。这碉堡是狗地主强迫大伙儿磨破手流着血修起来的。那颗人头血淋淋的，眼睛被抠出来了。三花一看就疯了。她爬呀爬，想爬上去取那人头，被大伙儿拉住送回家了。那天夜里下了大雨，人头掉在路上。天明鸡叫后，三花出门来到街上，看到男人的头，捧回家去。她把人头抱在怀里，躺在炕上三天王夜，又是亲又是摸，好像她男人还活着一般。她凶得像一头母老虎，又像一头下了仔的母狗，谁都不能挨近她跟前。我们说什么她都不听，一直紧紧抱着那颗血淋淋的人头，一刻也不松手。”

车把式话音停了一下，戴上手套，拿起鞭子，气呼呼地接着说：“这不是把老百姓不当人吗？”他朝着骡背上猛抽了一鞭，“这不是吃老百姓的肉吗？”


护送我的干部在老汉讲到半截时跳上了车，聚精会神地听着，这时插进来说道：“你们不是也吃了地主的肉吗？”
“那个汉奸的事我记得最清楚，”干部接着说，“四百多人控诉了他。全区有二万人参加了清算他的大会。很多小脚女人不能来开会，于是人们押着汉奸先游村，让大伙儿都有报仇雪恨的机会。我忘不了那次游斗的情景。那天我参加押解犯人。快到第一个村子时，我跑在头里，汉奸刚刚过了头一所房子，就有一群人手拿钢叉、锄头、长矛、棍棒朝他捅来。一个手拿剪刀的妇女高喊：‘我恨不得吃这汉奸的肉！’干部们一看群众的来势，知道没等到这汉奸到达会场堆要被就地打死。于是规定大伙儿可以打他，但不许把他打死。

（42）

“他被押着一村串一村地走了五、六十里路，每到一处都受到群众的愤怒控诉。老乡们遵照干部的规定，不动家伙，但还是把他揍得半死。有的人拿着菜刀要求道：‘让我割他身上四两肉吧！’我们费了很大劲才拦阻了他们。

“穆世安开头还挺得住。可是到了一个村子，他当街停下来，满脸淌着血和汗，像娃娃一样哭叫：

‘我在这里为大伙儿办事八年了……难道没有一个人可怜我？请行行好给我一块手巾擦擦脸吧……脏手巾、红手巾都行。’

“我痛恨他，但他哀告的声音像一个可怜的小孩。他十分狼狈，四面张望，向人求助。他像小孩向人乞讨一块饴糖那样，一再哀求：‘给我一块布吧，什么烂布条也行。’但是人们都站在那里，对他怒目而视。后来有谁说了一声：‘给他一块骑马布吧。’逗得大家笑起来，接着又揍他。我喊道：‘别往死里打，要留活的开大会。’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拉开，但还是有一个妇女从村里一直跟到野地里，不断抓穆世安的脸。

“我们把他挨村游街示众后，在一处松林旁举行控诉大会。附近的墙上画着他的罪恶历史。一棵棵树上贴着纸，纸上写的都是被他害死的人的名字。那天早上，政府宣布要处决汉奸穆世安，参加大会的有两万人。穆世安一被押上台，就有十个人朝他冲来。一个人喊道：‘你杀了我儿子。’另一个人把他推开，说；‘别跟他废话，揍他狗日的！’众人齐呼：‘对，不用跟他多说，揍他狗日的！’人们开始往台上跑。这时，大会 站起来，摆手叫大家安静下来，说：‘要揍也得分批来，得有个秩序才行。’

“第一批就有七、八个人揍他，跑上台来的人越来越多，有拿剪刀的，有拿刀的，朝他身上乱扎。我在台下，只听人们呼喊：‘别把他打死了，我们还没轮到呢！’我被人群推呀挤的往前靠，哎呀，真是……”

那干部的话音停了一下。

（43）

“别忘了三花的事，”车把式高声说，“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您大概不认得我，我是去了。我不吃地主的肉，谁的肉我都不吃，但是我还是去了，我看得一清二楚。我忘不了三花那天的模样。她走了三十里路来参加大会，头一天半夜里走着来的。她早先是个大门不敢出的羞羞答答的小媳妇。可是那天，哎呀，变了一个人。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她上台扑向穆世安的情景。
“‘好哇，你这狗汉奸，你也有今天！’她喊道。三花一出现，群众就楞住了，因为大伙儿都知道她的苦情。人声静了下来，只听那汉奸回答说；

“‘你也看出，我活不成啦。’

“‘你对大伙儿说你是怎么害死……’说到这里，她哽住了，使劲抓自己的胸，下面的话虽然说得极轻，但是最远处的群众都听到了：‘是怎么害死抗日战士——我的男人的。’

“不是我杀他的。’

“不是你是谁？”三花厉声问道，“是谁？”

“是鬼子。’

“就是你！是给你害死的……’

“这时三花解下腰上系的皮带，在众人面前抽打那汉奸。那个喊叫声啊，她打一下，大伙儿就叫‘打得好！打得好！’我也跟着人喊起来。看着三花报仇，真叫人解恨啊……她几下就把穆世安打趴在地上了……哈，我忘不了……”

车把式摇摇头说：“忘不了啊。 我可不吃地主的肉，但是三花有仇要报啊。”

老汉跳下了车，赶着骡子走。
“控诉会后来怎么了？”我问那干部。

“三花打过后，又有一些人跑上台来用棍子打他。他躺在地上装死。大会开了三、四小时，只有四十人轮得到打穆世安。这时 叫停一停，向大家说：‘谁受过这汉奸害的站起来！’，五百人站了起来。这时要维持秩序很难了。大伙儿争先恐后往台上挤。干部们没办法，只好把穆世安拉出去枪毙了。他的家属把尸体领回去，用席子裹着。群众知道了，从他家里把尸体抢出来，揭开席子，继续用棍子打他。一个男孩儿用梭标在他尸体上连戳了十八下，边戳边喊：‘你砍了我爹十八刀，我也戳你十八枪。’

“最后，人们把他的脑袋揪了下来，一连几天有很多人来看。有人指着他的脑袋说：‘你从前当司令好不威风，许多人要来见你。现在你死了，还是有那么多人来看你。”

干部说完后，舌头发出啧声。

（44）

“真残酷啊！”他说。
“残酷？”车把式说，他原先走在后面，这时走到我们旁边。

“穆世安害死了一百多条人命，现在杀了他一个，这有啥残酷？我自己是不愿杀人的。不过你怎么能怪咱那些老乡呢？咱只杀了他一人，他家的人都和我们一样活着。这也叫残酷？不说是什么世道！”

他不作声了，阴沉沉地只管瞅着他那两头骡子。我们继续赶路，谁也不说话了。天快黑了，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寒风彻骨，我跳下车来走着，想暖暖身子。我看到右前方有个村庄，便说：

“太冷了， 咱们别急急往前赶了， 不如在这村住一宿吧。老汉，您那牲口大概乏了，让它们也歇歇脚。”

（46）

我们在村里找着地方借宿。被平原上的朔风吹了一天，冻得够呛，进了这土屋感到又温暖又舒服。泥地上散发着粪便的臭味，房东宏大娘一手往灶里加柴禾，一手拉风箱，锅台上发出烧焦小米的酸味儿。我同老大娘拉家常。开头她不大愿意谈。她一个儿子在抗战中被打死了，一个儿子参加了八路军打国民党，老伴儿参加了反抗地主的暴动。说着说着，她不再拘束了，把肚里的苦水倒出来了。
“您说这是什么世道！鬼子在这儿时，我老伴儿交不起租子，硬叫那狗腿子陆华斋打了二百板，屁股都打烂了。您以为这回他老实了吧？没那事儿！八路军一来，他就要参加斗地主。我说；‘记住你的屁股，下一回你的脑袋也保不住啦。’这倔老头儿！您以为他听我的啊，才不呢！我们两口子吵了一宿，他发起火来，把我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媳妇儿为他好，他反倒揍媳妇儿，您说有这样的道理吗？”

“您不让他自由嘛……”那干部说了一句。

“啥自由不自由！小伙子，别给我来这一套。我知道你们你年轻人咋想的。鬼子在这儿时，我大儿子叫地主给打死了。打完仗后，二儿子要为他哥报仇，他带来几个干部……我一看就知道他想干啥，心里凉了半截。‘给我滚开，你这不孝儿子！你哥死了还不够，现在你也要去找死，扔下老娘不叫她活！’那小子冲着我乐。做娘的反倒叫自己儿子笑话了。他干脆拔腿就走，参军去了。”

“大娘，您不明白，”干部劝解道，“咱要和平，可蒋介石他要进攻解放区，他要杀咱大家呀。”

“蒋介石这王八蛋。太欺负咱老百姓啦。”大娘放下柴禾，站起身来，老眼被烟蒸得直眨巴，“你们咋不干掉他过太平日子？这仗啥时打完啊！”

“快啦……您放心好了。”

“快？到底多快啊？别尽哄我。这日子真难熬呀。”

“大娘，别唠叨啦，大家烦死了，人家这位外国客人也会见怪的。 “

“我不信人家外国人像你说的那样。”大娘顶了一句。

我从中调解了双方的争论。大家吃完小米饭后，房东大娘到隔壁屋里喂她的毛驴去了。车把式、干部和我三人挤着睡在炕上。

半夜里我醒了，睁着眼睛躺着，身旁的车把式鼾声雷动。我望着他，又联想到三花的遭遇，以及房东大娘和干部的谈话。中国人民的悲惨生活，使我越想心里越沉重。车把式又鼾声大作，我终于推了他一把。他呼呼几声，醒了，用手揉揉脸。他“唉唉”哼了几声，翻身接着睡，鼾声又起。

（47）

第二章 穿越大平原
第八节 旅伴

春天到来时，黄河与运河涨水，洪水浇灌了大片的低洼地整个华北平原就像是个一望无际的大花园，麦浪滚滚，绿树丛丛，千百万人民生息在这片大地上。
田野里展现了一幅动人的农村生活的图景，到处都可以看到身穿蓝布褂子的农民在勤奋劳作。夏天，太阳一个劲地曝晒，海上又没有风吹来，村舍泥抹的屋顶干裂了，第一场雨下来，就滴滴嗒嗒漏水。夏天骄阳当午时，其热难耐，人们部呆在自家土屋里．周围一片寂静。秋天，高梁红熟了，地里人又多起来，收割了庄稼，打谷场上喧闹欢乐。进入隆冬，寒冷的平原上不见人影满目荒凉，一片寂静。高高矮矮的树梢，在严冬白茫茫的天空下，像一根根灰色的电线杆。田野里只有几只野兔奔跑着，在无人行走的雪地里寻找安身之处。

（48）

我一站一站地穿越这个荒凉的平原，朝着西南方向，直奔晋冀鲁豫边区总部所在地邯郸。晚上投宿农民家里，访问地方官员，第二天换一部大车继续赶路。第三天，我来到边区政府的一个地方办事处，有一部美国军用的中型卡车等在这里载我去邯郸。我喜出望外，因为几天来坐着骡车，慢慢腾腾，一天只能走二十英里路，弄得我焦急难耐。

可是这部中卡已经破旧不堪。美国人开着它从印度经过缅甸来到中国；蒋介石的军队接收后把它开到华北；如今，它在作战中被缴获，落入共产党人之手。

这部车子真可谓历经战火，万里跋涉之后，遍体鳞伤。挡泥板已经撞坏，都快拖到地上了。车篷早已没了，后面的横木横七竖八地乱晃着，乘客要是不小心，眼珠就会被捅出来。为了开动这部老爷车，配备了整整四个人：司机、机械师以及两个助手。那两个助手像马车夫那样，袖手坐在驾驶室两旁延伸出来的车板上。

（49）

一百多个老乡跑出来看我这个“洋鬼子”坐“汽车”。这是难得的瞧热闹的机会，大家看得十分带劲儿。当那位机械师摇车把，摇了五分钟还发动不起来时，老乡们大声起哄，好像是说：“干嘛不找一头骡子来拉呢？”
司机感到面子上难看，便从方向盘后的宝座上跳下来，戴上手套，从机械师手里夺过摇把，熟练地摇了几下，马达轰然发动起来了。周围的群众喝采叫好。那司机脱下手套，回到驾驶座上，踩下离合器踏板，挂上挡，神气十足地向群众招招手，松开离合器踏板。车子往前一冲，但走了一丈多路就熄了火。这样又折腾了几次，我们的车子才算开出村，走上了公路。这条路是日本人修的，虽然有很深的车辙，但路面冻得硬实，我们的车子很快加速到每小时二十英里。读者可能会说车速太慢，但连日来我已经习惯于每天走二十英里，现在这个车速就像是飞似的了。

“真快啊，太好啦！”我听到一个清晰的北京口音在说。

说话的人是一位年轻的政工干部，他和我一样也是前往刘伯承将军总部去的。他身穿大褂，头戴呢帽，这种装束在这一带农村地区显得很不协调。事实上，他告诉我，这顶呢帽有时给他惹来不少麻烦。老乡们看他这身打扮很像乡间的劣绅或国民党统治的城市里来的骗子，常常耻笑他，骂他“汉奸”。但这人很固执，把这呢帽当宝贝一般坚持戴着。
为了遮挡风沙，他戴着一副风镜，还用一条大围巾兜住他那顶宝贝帽子，把面部和颈项包起来，活像本世纪初期美国驾驶汽车的人。

（50）

我这位旅伴七年前是国立北京大学的学生。一九四〇年，他跟着一百多个青年同伴潜逃到游击区来。一路上，白天在麦地里藏身，夜间偷偷穿越田野，好容易来到太行山。当他第一次看到穿中国军装的人时，不禁高兴得热泪盈眶。但紧接着日本人进山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几乎全部房屋被烧毁、牲畜被宰光，粮食被抢空。生活变得极端困苦，他常常产生跑回北平去的念头。他总算熬过来了，如今被派下乡从事政治工作。
我和他攀谈一阵后，便问他结婚了没有。他双手一甩，苦笑一下，急促地说：“哪有条件呢？哪有时间谈恋爱呢？我们不断转移，没有自己的房间，没有地方和女朋友幽会，没有时间找爱人，没有机会接吻。”接吻一词他是用英语说的，还用舌头拖长尾声，好像对一种外国佳肴回味无穷似的。

“这里的生活苦哇，”他沉思地说，“我们没有精力谈情说爱。最糟糕的是没有漂亮的姑娘。你找不到漂亮的女人干革命工作的。”他的话音带有一点情绪。他讥讽地说：“到处是小脚女人。”


他向我坦白说他从来没有同女人谈过恋爱。他同我说话时声音很小、很快，老是弓着背，不停地用谦卑的眼光觑着我。
“将来恢复和平时，”他说，“我要去北平……”他没往下说。他的眼神流露看孤独哀伤，但又严酷得可怕，像一匹负伤野兽的眼睛似的，使我不忍心看他。他耷拉着眼皮，强作笑容，忽然脆口说出几个字：

“月光……情人……接吻！”

这几个字他是用英语说的，似乎他是在很久以前看电影时听过的， 当时偷偷记在心里，现在随着惆怅的思念脱口而出了完全是一派知识分子的孤独情调！我不客气地如此断定，同时心里想，在这一带落后的农衬里，还有多少这种学生出身的人，渴念同城里的窈窕淑女悠闲地谈情说爱。

我们的车子颠簸着走了不知多少时候。我的旅伴一会儿哼一支歌曲，一会儿长时间沉默，进入梦境。

（51）

下午我们到了邯郸，这是座落在现已不通车的平汉铁路线上的一个有四万人口的城市，也是我离开国民党统治区以来所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城市。但是邯郸只有一半的生气。市长解释说：“美制”的飞机炸毁了发电厂，使得城里的电灯不亮了。
市长担心其他设施统统会被炸毁，所以把棉纺厂、铁工厂及其他一些小工厂连同五百工人迁移到山里比较安全的地方去了。与工业转移的同时，边区总部也进了山，所以我的旅行尚未完结。留守在城里招呼过往人员以及像我这类客人的，是一位姓蔡的交际处官员，待人很热情。


“你好！我好。谢谢你！欢迎你光临邯郸。”他见了我，没等我开口，就一口气用英语说了这一串。
这位蔡同志同我那位同车的旅伴一样和善，但他忙的不亦乐乎，毫无感到孤独的样子。他已婚，妻子年轻漂亮，他称妻子为“我的爱人”。他有个五岁的儿子，这孩子跟着妈妈学扭秧歌，又学唱反蒋歌曲。蔡同志夫妇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游击区相识和结婚的。他们的小孩生下没几天，日军就大举进攻他们所属的游击队。两口子都逃走了，走前把孩子托付给一个相熟的老乡，两年后才能回来接孩子。

我后来了解，有很多的八路军干部把自己的小孩藏在老乡家里，但日后并非所有的人都有幸能骨肉团聚。有时老乡惨遭敌人杀害了，有时逃往他乡了，孩子便从此下落不明。有的孩子只肯喊抚养他们长大的老乡为“爹”，而不认前来接他们的亲生父母。也有些老乡需要养子的劳动力，不愿交还这种孩子。最后，有的干部觉得拖儿带女干革命是个累赘，干脆把孩子送给老乡。


李根注：关于孩子送老乡，参见电影《小花》

（52）

邯郸是铁路线上的重镇，又是平原的粮食和山区土特产的集散中心，城市有一定规模，因而有一些生活服务设施，于是我经过长途跋涉后第一次洗了个澡。

当我和市长从澡堂回招待所时，有个穿军装的人从一个房间里跑出来，十分激动地向我们打招呼。他指着我们右边那个房间，压低声音说：“法国人！”市长听了大吃一惊。他挨近我，用右手的食指在左手心里写了一个“法”宇。接着他诡秘地指着自己的嘴，摆了摆手指，示意：“不要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匆匆走进我房间，带着歉意向我解释道，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一位法国籍代表刚从南方来到这里，如果知道我是去刘伯承总部的，恐怕他也会要求一同去，那就难办了，因为总部所在地要保密，只有“十分可靠的外国朋友”才让去。

这个事件过后不久，蔡同志拿着两个玻璃瓶来到我房间里，瓶里装着像是血一样的液体。

他解释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一位叫哈里森的美国医生两天前在这附近的地方死去。这一瓶是他死前吐出来的，那一瓶是他死后吐出来的。”


蔡同志举着两个瓶子叫我看，他的表情十分严肃。事情有些蹊跷，市长暗示，哈里森之死恐怕是一宗谋杀案。
后来我查阅了哈里森的日记，才弄清真相。不久前他押运一车皮的物资前来开封，打算送往解放区。国民党官员故意把他这个车皮调到黄泛区一条偏僻的支线上去。货车厢里不能烤火，也没有吃的，那里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求助无门。整整一个礼拜时间，他蜷缩在货车厢里，又冻又饿，可又不敢离开他所押运的物资。朋友们听到他所处的因境，终于说服国民党官员把他这个车皮拉到开封。这时哈里森患了病，身体己很虚弱，但他决心完成自己的任务，于是把这批物资用渡船运过黄河，送到了共产党地区。由于挨凉受饿过度，他倒毙在那里。

押运物资来解放区的许多“联总”人员都遇到蒋介石官员的这类捉弄，但哈里森是我所听到的被用这种手段整死的唯一的人。我在邯郸住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乘一辆烧木炭的日本卡车离开这里。同车的有一个女青年，她的八路军制服像一只麻袋似的套在她身上。她的名字叫任琪，英语讲得很不错。同车的还有一个带着好几百万元的押款员，他把这些钱放在一个松松垮垮的白布袋里。这一带治安情况较好，用不着担心会遇到土匪或强盗。即使碰上了，个把盗匪也无法背着这么一大袋钞票跑掉。

（53）

我们的车子很快驶出了平原，进入太行山麓，开始嘎嘎作响地缓慢爬坡，车后面拖着烧木炭产生的青烟。这一带傍山梯田里种的冬麦苗露出了冰冷的地面。石子铺的公路，有时笼罩在峭壁的阴影里。一堆堆残雪湿漉漉的，产生一股寒气。但是人们一见那生气盎然的青翠麦苗，寒气不觉为之一消。

一路上我们遇到一队队满载山货下平原去的骡车。在山间隘道错车，减绥了我们的车速，也给那些赶车的老乡造成麻烦。牲口听到我们汽车马达的轰隆声，一受惊就乱了套。有一回，我们的车与迎面而来的一辆骡车相错，双方的轮子勾住了。我们的司机不顾任琪的劝说，还一味往前开，结果把人家的骡车弄翻了，骡子也被拽倒在地。两位知识分子——任琪和我那位北平大学生朋友——尖锐批评汽车司机，这样做不对，会使政府脱离群众。但那位无产阶级司机却直咕哝。


我们继续前进，这位司机的某些古怪动作增添了旅途的乐趣。他不时把车挂到低档，扳下手闸，然后跳出驾驶座，从地上撮起一摔雪，跟着汽车跑几步，把雪撒入车首边上的一个水箱里。这是为了把燃烧水炭产生的热度冷却呢，还是想往散热器里注水，直到今天我还没弄清楚。

我们的车子一路上吞着雪冒着烟，开进了武安，这是位于山麓高地上的城镇，再往西就是壁立的大山了。城中心有一座天主教堂，教堂的尖顶和附近一座古代宝塔的塔顶耸立在全城房屋之上，好像互相争夺这一带居民的侍奉似的。我们的汽车对天主教堂和佛寺都不屑一顾，却驶离大路，开进一个基督教堂的院子里。从前这院里一定是收拾得很整洁的，现在到处是破汽车和机件，还停放着四、五十辆大车。骡、马和人横七竖八躺在满地的草料和粪便之中。

（54）

我们的木炭车马力不足，前面的坡爬不上去，于是我们换乘一辆吉普车。车上要坐五个人，还安装上全部行李。任琪挤在后座两个行李卷中间，我坐在一个行李卷上，她拽住我的大衣，使我不致掉下车去。
任琪有一段极不平凡的经历，后来我逐渐与她相熟，对她颇为钦佩。在刘伯承总部期间，她一度当我的译员，我常常问起她的身世，这里不妨介绍一二。

她本是邯郸城里人，父亲是一个地主。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她刚十五岁，在北平念初中。她不愿在日本人统治下读书，而当时蒋介石的教育部长号召所有大中学生撤到内地去，那里可以免费上学，于是她回到家里，带着弟弟妹妹逃离日占区。她在华中流浪了好几个月，尽管教育部许了愿，但她一再发现，没有钱还是上不了学。后来她坐船离开汉口前往重庆，逆长江而上，全程九百英里。船上挤满伤兵和难民，也有一些逃难的富人。但只有任琪一个人不嫌肮脏而主动照料路上的伤兵。有几个记者赞许她这种见义勇为精神，给她作了推荐，她才进入南开中学。
据她介绍，南开是个“贵族”学校，她在那里为那些有钱有势的少爷小组看不起，很难找到朋友。学校中缺乏自由空气，三青团特务看到谁读进步书报，抡起棍挥手枪就打人，任琪对此非常气愤。她听到关于共产党、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延安的情况，十分向往，便在抗战第四年投奔延安。到延安后，她学习英文，现在英语讲得不错，只是慢一些。她在那里结识了一位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年轻工程师。此人已经娶了英国老婆，并且生了孩子，但是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他抛下了妻子，奔回中国，参加了共产党。任琪很同情这位工程师，对他一见钟情。

抗战结束后，工程师随部队开往东北。任琪想跟着去，从西北跋山涉水一路走到内蒙古，企图穿过长城去关外。但是蒋军封锁得紧，她过不去，于是又辗转几个月，回到家乡邯郸。当她历尽千辛万苦，风尘仆仆，身穿破军装，踏进家门时，她母亲惊喜交集，喃喃半天才进出一句话，“儿呀，你也该找个婆家啦！”

（55）

那时邯郸已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任琪动员她妈把地分给贫农。妈妈听了不对味，回答说：“穷人有穷人的命，我怎么可以违抗天意？”但是任琪非常坚决，一连劝说两夜，做娘的流了不少泪，最后屈服了，把大部分土地分给无地农民。
任琪已经二十六岁了，她决心参加反蒋战争。她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很显然她是迫切要求入党的。她希望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当一个女英雄。她从来没有与男人接过吻，她觉得这很没意思，不懂得为什么外国人总是喜欢这一套。她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影片里的女人花了很多时间梳装打扮，还坐在一种古怪的机器里不断摇晃她们的屁股。她觉得这些美国女子太无聊、太愚蠢。她常问我：“她们怎么能这样胡闹？”她很喜欢读小说，特别是关于战争和英雄人物题材的。我问她对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书有何感想，她说她不喜欢女主角安娜（她弄混了，误以为是安娜·卡列尼娜），因为她太“软弱”。

任琪现在到总部去，希望找到办法去东北寻她的情人。所以，尽管她满嘴豪言壮语，对美国妇女表示鄙夷，可是她自己不也是害了相思病吗？我们相处三个星期后就分手了，她骑着一头毛驴，直奔一千英里外的哈尔滨去了。我祝她一路顺风，希望她安全通过封锁线，找到她的情人。

（56）

现在言归正传。我们的吉普车越往前走，石子路越崎岖不平。后来根本没有路了，车子开进一条于涸河床，七弯八拐，来到一个树木稀疏的山谷里。这一带的村子都有石墙，像碉堡一样，外表比山下平原衬庄的土坯房屋深沉一些。
傍晚时我们到达冶陶。这是晋冀鲁豫军区总部所在地。刘伯承将军这时不在家，上鲁西视察部队去了。

军区副政委薄一波将军带着他的能讲英语的秘书李棣华先生来迎接我。寒喧几句后，他问我对解放区有何观感。我对他说，一路上不许我拍照，这位我很恼火。他请我原谅。
“地方干部不懂得新闻记者的任务。你放心好了，在我们解放区，你要照什么都可以。我们没有什么秘密。我们欢迎任何记者来解放区参观。你要看什么都可以，看到任何东西部可以写。”

我对这种痛快表示有些半信半疑，但是后来共产党真的让我看了很多东西，并且向我介绍他们自己的情况，好的坏的都讲，很使我出乎意料。我发现只要通过军区或政委的渠道办事，就可以享有意想不到的自由去参观并调查边区的任何东西。只有当我脱离共产党的渠道，落到非党人士，即所谓进步学生——特别是能说英语的沙文主义学生——手里的时候，才会遇到麻烦。

不过暂时还没有碰到这种倒霉事。我被安排在一所石屋的一间干净的房间里住，自己睡一个炕，室里生着一盆炭火，有一个从阎锡山部队里俘虏过来的战土当我的勤务兵。室里还有一面镜子、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以及一幅杜鲁门的画像。

（57）

第三章 一支军队的创建

第九节 中国的一位政治委员


凡是在大战期间居住巴黎的人，都记得星形广场附近的几个街区如何被用绳子圈起来，圈内的房屋全部被盟军司令部征用了。整个区域四面用带刺的铁丝网围了起来，警卫森严，没有特许证件，任何人也不准通行。而当我来到只有二干人口的冶陶这个小山村时，几乎看不出任何迹像，表明指挥三十万正规军和一百万游击队的首脑机关就设在这个小小的石头城内。这让我感到很惊奇。除了架在一处房屋顶上的无线电天线之外，你根本看不出这座小村镇就是司令部的驻地。因为村镇里没有设任何禁区，各军事机关的大门外，也不见有人站岗放哨。
也许是冶陶地处偏僻山区的缘故，所以司令部的官员们具有别处所没有的安全感吧。且不管原因何在，将军们和行政大员们倒确是如同普通土兵和农民一样，随意在街上走动，根本不需护卫。虽然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开各种会议忙得不可开交，然而在闲暇时，也可看到他们坐在石头城墙上，俯瞰山乡池水，与老乡们促膝闲谈。正是这些身着粗布军服、不拘礼仪的人们，也正是在这太行山区，指挥过八年的抗日战争。正是他们创建了晋冀鲁豫边区，这是当前与蒋介石军队进行战斗的一个主要战场。我意识到，在今后的几个星期内，可能就在这里决定战争的胜负。我决心尽量多了解一些这里的情况。

（58）

使我感兴趣而又迷惑不解的是，孤处穷山僻野之中的小股游击队，在毫无外来援助的情况下，怎样能在敌后坚持八年的抗日战争并得以生存，而且经过八年抗战之后，更加壮大起来，以致能够与美国训练和装备的蒋介石军队争夺天下。中国的国民党人，甚至美国的某些国会议员，一再说什么共产党从来未打过日本。如果真是这样，八年之间，他们未曾与民族敌人作战，那么当时他们是如伺得以生存，而现在又如何有能力与蒋介石较量呢？
我想要探询其中的究竟，这并非仅仅是出于一个记者的好奇之心。同时，我自己也很想了解共产党是如何在敌后生存的。一九三七年八月，北平失陷之后，我曾偷越日军防线，经历一段相当冒险的旅程，来到当时正在华北集结待命的蒋介石军队的驻地。一九三七年整个夏季，我跟着蒋介石军队一路后撤，退出华北平原，越过了山西的崇山峻岭。在通过山西的一次可怕的败退中，我目睹了蒋介石军队濒临彻底崩溃的惨景——士兵们弃械而散，军官们置部下于不顾，利用一切能抢到手的交通工具，向后方逃窜。当时看来，中国似乎已经抵挡不住了，整个华北似乎都已放弃给敌人了。蒋介石军队已被全部逐出华北，那里的一切有组织的抵抗似乎都已堰旗熄鼓。然而，正当我跟随着蒋军逃离华北之际，共产党人已开始插入敌后。当时我还曾以为，中国军队是不可能在敌后活动的。

共产党人究竟是怎样生存下来的呢？

我觉得，这不仅是绝好的新闻报道题材，而且必有一番可歌可泣的人类业绩。从这里也可以找到为什么共产主义今天能够在中国获得如此巨大胜利的答案。从华北人民在敌后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人们可以得到许多启示，预料谁将赢得中国这场战争的胜利，是共产党人呢还是蒋介石。我还认为，从这几年的历史中，可以吸取许多教训：政治和军事的，以及人情上的和哲学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