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的精髓是“天下为公”

孔子作为一个思想家，既思考现实问题，也着眼历史和未来；所以，他在给现实社会开出药方的同时，也总结历史经验，规划出了理想世界的蓝图。
给现实开出的药方众所周知，就是以“仁、义、礼、智、勇”为核心的一系列理念，这是孔子谈论最多的内容。因为作为一个积极入世的思想家，他最关心的是现实社会，最急需解决的也是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所以，这些理念记载解释的最多，后世了解的也最多。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什么？
《礼记·礼运》记载：
孔子参加鲁国年底的祭祀，结束后来到观上游览，联想起天下国家的历史和现状，禁不住喟然长叹。跟随在侧的学生言偃问：“老师为何叹息？”孔子说：“大道通行的年代、以及夏商周英明君主当政的时期，我孔丘都未能赶上，但却十分的向往啊！
“大道通行的年代，天下是大家所共同拥有的。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担任公职，讲求诚信、和睦相处。每个人不单单亲爱自己的亲人、不单单把自己的儿子当做儿子；老年人都能安享晚年、壮年人都能发挥特长、小孩子都能健康成长；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老人以及病残者，也都能得到充足的供养；成年男人都有职业，成年女子都有夫家。大家厌恶抛弃财货的行为，但收藏起来并不是为了据为己有；干活时唯恐不卖力，但却不是为自己干活时才如此。所以，图谋划策杜绝了，盗窃乱贼等行为也不复存在，家中的大门都不用关闭了。这叫做‘大同’。
“现今，大道隐没不见，天下成为一姓家族的私有财产。每个人都只亲爱自己的亲人、都只养护自己的子女。得到财货据为己有，卖力干活也是为了自己。统治者父子相传、兄终弟及，并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把深沟高墙看做最坚固的东西，把礼、义作为纲纪和准则，用来端正君臣等级、促进父子感情、和睦兄弟情谊、协调夫妻关系；并由此订立制度、划分住处和田地；推崇勇敢和智慧，（争功夺利），有了功劳都认为是自己的。所以，阴谋险诈兴起了，叛乱和战争接踵而来。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公旦，是这个时期的杰出人物。这六个品德高尚的人，无不谨慎的遵从于‘礼’。他们用礼来表彰正义、用礼来促进诚信、用礼来揭示丑恶。他们身体力行推广仁爱，提倡不争抢的谦让行为，使民众明白了这些都是应该遵循的法则。如果有人不遵守这些法则，负责任者就会遭到罢免，民众也认为这是不详的灾祸。这叫做‘小康’。”
【原文大家可以查一下典籍，或者度搜一下】

@新的发现2021 2021-03-24 01:14:58
楼主的意图是好的。但是，天下为公确定不是孔夫子的说法。1。不符合事实。孟子说，大禹避舜之子而居阳城。这说明舜之时，是有矛盾的。不是那么完美。另外，商代女性还去打仗，这不是女有归。还有，没有见到尧舜禹发展商业的记载。孔夫子在说到大禹时，只是说大禹功大，没有说大禹时天下好的很。大禹本人跛足，重点是歪带帽子。舜跳着走路。起码这都是不值得效仿的。因而孔夫子不会强调舜和禹的时代多好。周代初期就更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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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究竟是不是孔子讲的：经典中白纸黑字写着，两千年文人墨客看着，历史上一代代人传唱着……至于争议，当然是有的。但持反对意见人，有的是局限于自己的学识、闭门造车，有的是为了哗众取宠、博取眼球或利益。另外，你说“天下为公”是汉代人加给孔子的伟大贡献，难道汉代有比孔子更伟大的思想家？
其次，时代完美，指的是“观念、制度、行为”的完美，并不是说这个时代没有矛盾、没有杀人放火，只是这些负面的东西很少、可以忽略不计罢了。这就像说一个人身体好，并不是说这个人根本就没有不舒服过、一点毛病都没有、从来就没吃过药一样。
第三，“禹行”、“舜趋”:
禹治水时伤了脚，瘸着走了几次；舜从粮仓上跳下来，震了腿，蹦跳了几下……但他们病好了以后，当然还是正常的走路。这是小孩子都能明白的道理。后人惦记这些经典时刻，模仿的人很多，这怎么就变成了禹和舜一直就是这样走路的呀？即便是一个人腿脚天生有残疾，那也是属于“末”的“形”，是不应该加以嘲讽的。
第四，孔子所讲的“大同”，只在尧舜时期（加上禹），也不过存在了一百多年；所讲的“小康”，也只在夏初、商初和周初、三朝加起来，总共存在了二百年左右。每个朝代都不是铁板一块，一朝天子一朝臣，何况历经数百年的大朝代。有一句话叫：“千百年来，世界永恒不变的就是变。”
第五，
“天下为公”属于上层建筑，“发展商业”，属于经济基础，好像扯不上直接的关系。另外，史籍上没有记载的东西，并不一定就不存在。至于“商代女性还去打仗”、“孔子身高”这些具体的事情，和上层建筑，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礼记》有言：“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周朝建立之初，礼仪，不强制平民百姓实行（平民百姓以体力劳动为主，如果严守礼仪，势必加重负担）；刑法，不制定惩治大夫的条款（地位崇高的大夫，知书明理，本来就不应该犯罪；如果真的犯罪了，刑法中虽然没有惩治他们的条款，但朝廷的“八议”是饶不过他们的。）
及至春秋乱世，平民地位日益低下，权益甚至生命都得不到丝毫的保障，以至于：礼仪，被贵族所垄断；刑罚，却成了平民的“专利”。
礼仪教人“辞让”向善，平民百姓无权涉及，无疑就失去了“明善恶、辨是非”的机会。而当他们犯罪以后，残酷的刑罚却毫不留情的等待着他们。这，显然是很不公平的。
“不教而杀谓之虐。”孔子开坛讲学，理所当然的就包含了被贵族所垄断的“礼仪”。平民百姓明白了“道义”，拉近了与贵族之间的距离，“四端”具备，再也不是“糊涂的愚民”了。
《论语·为政》篇，载明了孔子的观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意思是：“用政令去约束、用刑罚去惩戒，民众即使侥幸避免了犯罪，但却不会拥有羞耻之心；用美德来引导、用礼仪来规范，民众不但拥有了羞耻之心，而且能够达到善良的境界。”
历史上，法家主张强推政令、重刑惩戒，这样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犯罪的发生，但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源清才能流洁。如果统治者提高自身修养、以德治国、成为榜样和表率，那么，民众自然而然的就会潜移默化，进而“明辞让、辨是非”了。
总的来说，法家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让贵族也“唯刑法是瞻”，看似官民“平等”了，但却无形中拉低了为政者的素质；儒家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教育平民也“习于礼、进于德”，使社会自然而然形成醇厚之风，则升高了民众的品格。

@五月十九日注册 2021-03-24 20:05:46
原来楼主是果酱粉啊，天下为公不是孙先生的口号座右铭吗？蒋秃头也崇尚儒学儒教，鲁迅先生说：“翻阅两千年的中国文明史，只看到两个大字：吃人”，诚哉斯言！鉴于近日，国学之风又起，害人无数，有必要再次将孔子的糟粕思想进行梳理，以示国人。
一、等级观念：孔子推崇君权、父权、夫权，提倡愚忠、愚孝、愚节。在孔子的观念里，君臣父子夫妻，各有其位，等级森严，不容僭越，绝无平等之必要，更无平等之可能。导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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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仅仅知道“天下为公”是孙先生的口号和座右铭，那就太令人失望了，我想你还不至于如此吧？
其它言论我会一一答复。

《论语·颜渊》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论语·八佾》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以上两条为什么把“君”放在前面？为什么把“父”放在前面？你思考过吗？
社会公平有秩序，国家才会治理好。可良好的秩序来自哪里？来自于上层统治者的以身作则。所谓“职位越高、责任越大”。国君作为一国的最高统治者，责无旁贷的首先要成为榜样和楷模，之后上行而下效。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
反观人伦：也是先有父母对子女的养育，然后才会有子女对父母的孝顺。这一天然之理，任何时候都是不会颠倒过来的。
你不会觉得应该把它颠倒过来吧？

所以这句话的翻译应该是：“国君像个国君，大臣才会像个大臣；父亲像个父亲，儿子才会像个儿子。”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正确的断句应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意思是：“民众赞成的，让官吏顺着去实施；民众不赞成的，让官吏明白不赞成的原因。”
此章反映的是孔子“大畏民志”、“因民之利而利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务民之义”等民本思想。它是对以君主为代表的统治者“为政原则”的规定，即：施政要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
正如你所说，此章还有如上那一种通行的断句方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断句，与笔者断句标点的位置不同，导致文意也大相径庭。因为它的文意，反映的是统治者的“愚民理念”，与孔子的“民本思想”是背道而驰的。所以，笔者认为是不正确的。
观看本书前文，《为政第二》孔子论述治国原则时，曾经明确指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让平民百姓学习并掌握“礼仪”、修养成与贵族同等的美德，就可以拥有羞耻之心、进而达到善良的境界。这是一种开启民智的行为，与“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是完全相反、格格不入的。再参以儒家其它民本思想，可以肯定的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断句方法，是完全错误的。
北宋学者程颐曾经说：“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
这段解释，前半部之含义，符合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断句方法；后半部之含义，又认同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断句方法。大略一看，同一段话，竟然表达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意思来。但仔细阅读，从“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可以看出：程颐对于孔子的本心，把握的还是相当准确的。
一些“朝四暮三”之徒，正是基于与法家同样的目的，假借“圣人之言”，开脱自己“反人民”的责任，以便为自己谋取更多的私利。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不言自明。
民本思想和愚民理念，一定要区分清楚，容不得丝毫马虎。
最后强调一点：常人的思维可以含混不清，但思想家的思维是绝对不能含混不清的，否则，他就不是思想家了。

论语·为政》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论语·述而》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论语·里仁》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原指统治阶级，小人原指平明百姓，可到孔子时，逐渐改变了这一观念，即：君子代表品德高尚的人，小人代表品德低劣的人（但也存在着两者的混用）。
品德高尚与品德低劣之间当然还有品德一般的大多数人，怎么就是两元思维呢？

“述而不作。”

孔子认为，创作是圣人才能够做到的。他不敢以圣人自居，只敢和商代贤明大夫老彭一样，虔诚的传述圣人之道。
在世卿世禄的春秋时代，高等教育之权，掌握在少数人即贵族的手中，广大黎民百姓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让自己的子弟接受高等教育。这种千百年来，高等教育被贵族所垄断的局面，最终被孔子所打破。
孔子开坛讲学，明确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大学的目的，是为了显明崇高的美德，进而更新人民的观念，使他们都达到最为善良的境界。孔子不分阶级、有教无类的将高等教育推广到民间，平民子弟从此也有了开阔眼界追求真理的机会，这对于民众素质的提高、平等思想的萌发，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促进。
此后，各地讲学之风相继兴起，形成诸多不同的门派，并且都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人才辈出，诸子百家争相从政，动摇了承继已久的贵族世袭制度。中国社会以及政治面貌，逐渐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孔子把教育普及到了民间，迈开了艰难的第一步。
第一步想要顺利，假借先圣先贤，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并且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如果一个无位无名之辈、开口就妄自尊大、指手画脚的口出狂言：“我是你们的老师，你们应该听我的。你们应该怎样怎样？这样做才是对？那样做就是错？”你以为会有人听吗？
艰难的第一步迈出后，第二步就好走了。战国时的诸子百家，都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谈论古人，是不能脱离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