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de with devil，and will be devoured by devil。

垃圾的奥巴马，垃圾的民主党，很快就要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待会儿更新

人本主义的美国，如果不经历严厉的大萧条，天理不容。

前两个10年的铺垫 – 第三个10年的前提

价格是社会的经济状况的核心指标。 一个持续创造财富的经济体，必然是工资上涨幅度比物价上涨幅度快。 反之，毁灭财富的经济体必然是物价上涨幅度大于工资上涨。 如果理解了这个问题，基本上可以明确一个社会的实际状况。

每次物价大幅上涨-也就是通货膨胀，都会导致一些人变穷。 我从09年底开始分析经济，就一直在分析通胀问题，而且强调10年开始大规模通胀。 当时，很多有房有车的“中产阶级”都在说，菜价肉价等上涨对他们影响不大，所以对于经济不是大问题。 但是这些高学历的“中产阶级”并不去思考，他们不代表整个经济。 物价大幅上涨的结果，就是绝大多数人都要受到影响，进而再对这些“中产阶级”的生活产生影响。 但是，即使和“中产阶级”们说这些问题，他们似乎都不当回事。 由于他们只看眼前，连前20年的历史都不学习和思考。 所以，他们无法理解通胀意味着什么，无法意识到通胀对于他们的后续影响。 而在后30年的前两个10年，都出现过剧烈的物价上涨。 在每次物价上涨之前，社会民众似乎生活变好了，希望过上更好的日子。 但是突然之间，涨价打乱了人们的期望，让人们的生活突然又出现重大变化，主要是突然变穷。 在第一个10年，突出的体现是工业品大涨价，让农民穷下去。 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不少农民通过提高农业技术和辛勤劳动，成了当时标志富裕的“万元户”。 而当时一个工程师一个月才赚100多元，需要工作5-8年，而且不吃不喝，才能攒“万元”。 经过工业品大涨价之后，富裕的农民很快变得相对不富裕。 而工业品大涨价刺激了城市经济和乡镇企业发展，也让当时人满为患的城市开始享受农业增长的好处。 所以，第一个10年的物价大涨，等于让农民从新开始变穷。 到了第二个10年，在邓“南巡”后，实际上掌控经济的朱则进行“物价闯关”，也就是让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 与此同时，内地的工资开始停滞，也就意味着内地的民众开始变穷。 当然，系统不会真正让下线获得好处，所以朱制定政策，重新开征农业税，并且重新实施粮食收购的控制，让农民的生活进一步下降。

物价上涨关乎物资资源消耗。 每次物价的变动，都是对物质资源进行重新分配。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都从自己的收入和物价作对比，感觉到自己是富裕还是贫穷。 关于收入和物价的分析，我在《货币-经济的血液》中说到过。 简单地说，就是“剩下的就是赚了的”。 打个比方，在过去20年，如果一个人在日本工作和生活。 他的收入不变，那他在变得越来越“富裕”。因为，日本的物价在持续下降，导致他的收入能够买到更多的产品。 也就是，他的收入能够让他消耗更多的产品，所以他变得越来越富裕。 为什么日本的物价持续下跌？ 原因也很简单，日本国内的物资供应量远远超过货币增加的数量，也就是物资多、货币少，所以价格持续下跌。 同样道理，物价上涨则因为货币比物资增加的速度快。 而社会通过这种方式，直接让一部分人变穷，减少物质资源消耗。也就是让人们的收入消耗越来越少的产品。 当农民成了“万元户”，希望消耗城市工业品的时候，国家通过工业品暴涨来让农民重新变穷。 因为，中国农民的特点就是逆来顺受，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农民变穷，减少工业品物质消耗，也很简单容易。 到了第二个10年，粮价暴涨的结果就是，内地的城市开始快速变穷。 变穷意味着什么？ 就是人均拥有的资源减少，人们被迫减少消费。 这个并不是仅仅反映在工资上，而且反映在物价上，甚至反映在物质资源本身。 当物价上涨，人们的收入没有增加的时候，人们就被迫削减开支。 比如，很多人国营企业的人到了80年代，已经经常能够吃到肉。 但是，经过90年代的大涨价，以及大量工人下岗，让无数下岗工人连肉都吃不上。 到了晚上，很多人去菜市场捡剩菜，作为家里的副食。 通过这样的方式，物价和消费达成新的平衡，社会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问题在于，当工人们大量减少食品消费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去了哪里？ 答案也很简单，都到了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消费开始大量增长。

从地区的角度，90年代的大涨价对于系统具有关键的意义。 中国的特点是，北方和内地关心政治和文化，东南沿海关心经济。 这种文化和历史传承有关，和经济特点的关联更大。 一方面，北方和内地主要依靠内部经济生存，而东南沿海可以依靠对外贸易生存。 另一方面，北方一些地区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工业和教育系统，工业化、城市化的程度高。 这种工业和教育系统虽然被传销系统肢解，但是人们可以很快恢复过来。 比如，虽然很多工厂是苏联的陈旧设备，但是在这些工厂的运转中，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工业协作体系，包括技术工人、工程师、产销系统等等功能。 如果这些工厂的整个系统能够完整保留，并且实施轻工业产品出口或者加工，和沿海农民们建立起来的作坊式经济进行国际化竞争，能够占据更大的优势。 但是，内地的“主人翁”们已经习惯了80年代开放的思维，喜欢“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因为，这些人更加关心社会，关心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 就像90年代的北京“的哥”，说起话来感觉也像中央领导人。 他们思想开放，对中央的各种事情一清二楚。 他们成为网络还没有流行之前的重要信息中介，甚至可以被称为非正式的社会教育者。如果让北方经济发展起来，不论是国营企业的工人，还是体制外的的哥，随时都会从根基上瓦解传销系统。 与之相对比，沿海地区的人们主要关心赚钱，不关心政治和社会。而且，沿海地区的人们为了赚钱，还会支持传销系统。 所以，通过物价大幅上涨，让内地民众开始吃不上饭，瓦解整个北方和内地的工业基础。 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人们再次为了饭碗而“努力”，无暇再关注传销系统的问题。 结果，这样的政策非常成功，整个内地的工业基础被打散，社会全面贫困，再也没有力量和系统抗衡。 更重要的是，沿海作为系统新的受益者、又是支持拥护者，一方面获得系统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反过来支持系统，让传销系统再一次获得生存的机会。 从这个时候开始，经济再一次和传销合流，占据社会主要“阵地”。 传销系统又发现新的“导向”，就是宣传发财、消费等方向，社会文化导向也开始了关键改变。

从物价上涨的角度，中国社会变化的脉络非常清晰： 在第一个10年的物价大涨，让从事农业的农民重新变穷，也就等于传销系统的“最下线”又回到过去的状态。 只不过，农民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够吃饱肚子，而不像以前那样连肚子都吃不饱。 从整体上，农民基本上满足，而且由于农村户口政策，农民也不会有太多的反应。 因为，农民既没有发言能力，又缺乏反抗能力，所以只能“逆来顺受”。 但是，物价大涨也引发了城市居民的不满，学生也因此获得了广泛的“民意”支持。 第二个10年的物价大涨，则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从当时的角度，物价大涨主要导致了内地经济和沿海经济的“冰火两重天”。内地经济-尤其是已经成型的工业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内地进入全面贫困状态。 同时，朱在后来开始粮食收购的管控，以及农业税的开征，导致农民的社会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 在这个基础上，导致后来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与此同时，沿海地区的小农式作坊经济获得高速成长，支持了出口“创汇”。 而在当时，朱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为第三个 10年的经济增长，奠定了主要基础条件。 这些政策包括：金融系统的法律改革让央行受政府管辖，所以政府可以随意发钞印钱；“房地产立国”将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试图通过房地产带动经济增长；通过大力打击走私和私企，扶持垄断性央企，加强传销系统对整个经济的全面控制；进行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养老社会化等措施，实施国家全面“甩包袱”的措施；鼓励股市圈钱，通过引诱民众炒股“赚钱”，让民众用自己的资金给系统“输血”；加大“铁公基”的投资，让中国的收费公路占到世界的绝大部分，强化封建收益；进行西部大开发，全面开采西北的资源和环境；另外，开始在北京上海等城市，进行大规模的标志性建筑的建设，并且进行三峡建设、限制火电行业的正常发展等等政策。这些特定的行业开始获得特别的“照顾”，因此也具备了聚集巨大财富的条件，为第三个10年的经济增长奠定了主要条件。

1990年代，系统开始了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改变。 这个改变就是中国和国际经济的改变。 在前30年，传销系统为了保证组织的“纯洁性”，进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但是，系统还需要引进外国工业，来生产出工业产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经过korea war，毛完全倒向苏联，因此也相应地接受苏联的工业体系。 从国际贸易的角度，中国引进苏联工业的目标是“进口替代”战略。 说白了，就是中国的外汇不够，但是又想使用外国的产品，就用国产产品“替代”进口产品，减少外汇使用。 这种“进口替代”战略其实就是后来中国“山寨产品”的起源。 当他 ，在封闭的计划经济内，中国民众没有其它产品可用，只能使用这些劣质的“山寨”产品。 当然，中国还需要出口一些农产品和资源产品，换取宝贵的外汇，供“上上线”们消费。 而即使进入80年代，中国在对外贸易上也一直采取“进口替代”的模式。 不过，因为“改革开放”，民众突然发现外国的东西太多、太好，都想购买外国产品。 于是，中国引进大量生产线，包括电视机、洗衣机、冰箱、手表等等生产线。然后，通过生产这些“进口替代”的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但是，由于引进数量过多，而且各种电子元器件都需要从国外进口，导致外汇极为紧张。 外汇和外贸方面的原因，也成为1980年代末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这样的情况下，系统被迫开始进行改变，从“进口替代”变成“出口导向”战略。 “出口导向”就是想方设法进行出口，更多地换取外汇，支持中国对于外国产品和外国生产线的需求。 可以说，“出口导向”战略是传销系统的一个重大改变，从最初的完全封闭状态向开放状态改变。 而一旦开始这个转变，中国和世界的联系已经形成，再也回不到封闭状态。 因为，传销系统的核心是思想控制，而这种控制是必须建立在“更好的生活”基础上的。 如果传销系统不能承诺更好的生活，立刻就会崩解。 而当人们看到了国外的好处，再想让中国人回到过去，已经不可能了。 所以，在1990年代前两年，系统曾经还想退回到过去。但是，越想往回退，系统就越危险。 而后来邓“南巡”，才化解了系统的危机。

每一个社会行为，都需要相应理论的支持。 这样才容易让大家“统一思想”，并且进行“协调行动”。 1990年后，很多产品传销系统进入中国，但是并没有“普及”开来。 而这些产品传销在第三个10年实现大发展，关键就在于“成功学”理论在前期进行的铺垫，让人们在基础上“统一思想”，传销产品的推广就变得容易了很多。 而大传销系统在中国的建立，以马列主义理论为基础，苏联经济模式理论为导向，以纳粹的思想宣传理论为支持而实现。 可以说，只有这些理论的指导，传销系统才能够得到有效运作。 在当时，中国的的“出口导向”战略也不例外，而与“出口导向”相匹配的理论，就是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理论”。 所谓“比较优势”的理论基础是，如果英国生产羊毛的成本高，而澳洲生产羊毛的成本低；同时，英国利用羊毛生产毛呢的成本低，而澳洲相应成本高；那么“比较优势”就是澳洲应该主要养羊生产羊毛，而英国应该主要进行毛呢生产。 当时，中国的国际贸易理论将这样的“比较优势”强调为，中国的资源和人工的比较优势，就是中国的廉价资源优势。 必然，美国人生产一辆汽车需要10000美元，而美国人生产一条牛仔裤需要20美元；中国人生产一辆汽车需要30000美元（其实中国人生产不出来），而中国人生产一条牛仔裤需要10美元。 那么，中国人就应该生产牛仔裤，而美国人生产汽车。 这样，中国人就能拿生产牛仔裤的钱，去买美国人的汽车。 而在这种理论支持下，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是廉价。 也就是廉价的人和资源，做廉价的产品进行出口，然后换回来昂贵的产品。 在这样的思维导向下，朱实施人民币的大贬值，另外农业税迫使大量农民到沿海当奴工，让中国的“比较优势”更加显著，推动沿海地区的生产和出口。 而中国廉价产品的出口大量增加，刺激了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让沿海地区变得非常“有钱”。

不过，在“比较优势”理论问题上，传销系统也进行了关键的知识“改造”。 在1980年代，日本的“经济奇迹”是当时在中国广为传播的经验。 我在初高中的时候，对于日本“奇迹”的了解是：1、日本教育强国：在二战后日本本土基本上被美国夷为废墟，日本进入极为困难的生活中。 当时，日本人很多人住在简陋的窝棚里，但是给小学盖起来坚固、宽敞、明亮的校舍；很多人都在忍饥挨饿，但是上学的孩子们有大米饭团吃、有新衣服穿；另外，日本中小学教师的收入待遇非常高，在当时的工作收入中数一数二。 2、科技立国：日本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专利技术和专有技术，并且进行继续研发，支持了日本科技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人开始了发明创造的过程，并且占领世界市场。 在我初中的时候，日本的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照相机、手表、游戏机、汽车等产品开始像潮水一样涌入中国，让人们开始形成品牌认知。 所以，不论对日本的发展历史认识，还是对于日本产品的认识，都不是中国廉价劳动力类型的“比较优势”，而是想法设法像日本那样发明创造的“竞争优势”。 当然，当1990年代的“比较优势”理论占主流之后，日本经验开始销声匿迹。 为什么？ 其实很简单。 日本的“崛起”首先是投入小学教育，是个全体成年人饿肚子都进行投入，而且是长期投入的过程。 传销系统怎么可能对孩子进行投入？ 如果都给孩子投入了，“上上线”的利益从哪里来？ 怎么能够引导人们的“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 而且，从1994年开始，中国按照教育产业化的模式，大学开始大量扩招，而且是扩招“自费生”。 再往后，基本上都是自费生，一年缴纳数千元的费用。 如果还宣扬日本的免费上学、免费就餐、学生补助，不是自己扇自己耳光吗？ 另外，利用廉价奴工的“比较优势”理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支持中国出口，以“多快好省”的方式实现“出口导向”，为国家赚取外汇。

从“出口导向”开始，中国经济中的就开始转向国际经济。 如果说中国的“进口替代”还是从国内民众的角度出发，考虑到民众的生活需求的话；“出口导向”已经开始脱离国内民众，让经济和民众生活脱节。 甚至可以说，越是按照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进行“出口导向”，就越需要民众的生活贫困。 因为，只有民众生活贫困，才能给廉价出口加工厂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 所以，不论北方和内地工业系统倒闭，导致大量工人下岗，还是农业税让农民难以生存下去，都导致大量工程师和中高级技术工人（来自工业区）以及低级劳工（来自农村）涌向沿海地区。 这时候有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会抛弃民生而发展经济？ 其实，只要认识到传销系统的特点，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开始转向国际经济。 传销系统要想维持，不能依靠现有的经济，否则就会发生“内爆”。 这种情况不论在前30年和第一个10年都在反复发生。 如果再进行一次这样的状况，整个系统就要垮掉了。 所以，系统要维持，就必须实施其生存之道：扩张。 只有扩张，系统才能够生存。 这个大家也清楚，只要能够弄到“下线”，传销就能维持下去。 而“出口导向”就是，当传销系统将眼光转向更加广阔的“世界市场”，开始了自己新的国际化扩张道路。 找到这条道路，就又给系统一个生存发展的机会。 而这个“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就是整个中国越穷，被迫参与到“出口导向”的人越多，其增长潜力就越大。问题在于，由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等问题，美国经常准备动用贸易制裁条款，每年都让系统非常紧张。 为什么每年都紧张？ 因为，早期出口额并不非常大，而内地经济已经开始垮掉。 如果因为美国制裁而导致出口大幅受挫，系统可能随时崩解。 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开始了积极的谈判，希望中国能够加入“关贸总协定”，也就是后来的WTO（世贸组织）。 而为了“入世”，朱做出了巨大的、无数的让步，也就是让其他国家占更多的便宜。

随着“出口导向”的深入，中国进入“小散乱”赚钱的时代。 除了上海、广州等少数大城市，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基本上没有经历过“工业文化”时代。 如果按照社会经济粗略进行划分，可以从低到高分成：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和服务业文化。其中，工业文化是现代文明的关键支持，也是更高级的服务业文化的基础。 当经济发展后，很多中国人都在说“现代服务业”。 但是，其中绝大多数人都不理解什么是工业文化，就无法理解“现代服务业”是什么意思。 比如，瑞士是世界上高端现代服务业的典型，其（广义）旅游业和金融业在世界颇具影响力。 而这与瑞士的高端制造业密不可分，如果没有瑞士高端制造业的基础，也不可能形成瑞士的高端服务业。 与之相对比，在中国沿海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这些地方开办了无数的乡镇企业。 从工业文化角度，中国这些乡镇企业仍然是典型的农业思维，就是小农们弄个作坊式的工厂，就开始“创业”赚钱了。 而且，由于国际上对中国廉价产品的巨大需求，以及内地大量技术人员和普通奴工的大量涌入，让这些地方的小农式工厂获得了快速的成长。 但是，不论这些地方的企业规模到了多大、赚了多少钱 ，都没有进入工业文化的阶段，仍然是小农意识主导的“作坊”。 进入21世纪后，很多“作坊式”的老板在暴富之后，号称要进军“世界500强”、做“百年老店”。 而且，在cctv 2 的《对话》栏目中，多次出现中国这些小农老板和国际大企业老板进行“对话”的场面，看着这些中国老板充满期待、激动和骄傲的脸，然后再对照他们进入“世界500强”的豪言壮语，我经常就觉得这些老板们可笑。 我生长在工业区-苏联援建的结果，基本上没有创新，只有生产、检修和抢修。 随着时间的推移，设备逐渐折旧老化、过时淘汰。 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工厂，都有完整的管理队伍、工程师队伍、科研所、技术工人队伍、配套车间和相应的工程师和工人队伍，都是完整的运作体系。 在这样的工厂当厂长，如果让别人佩服、愿意跟着一起努力工作的话，必须具有很强的超前的市场观念和意识，滔滔不绝讲一天而且还吸引人、能够知人善任、而且精通专业知识。 而这样的要求，还只是中国的苏联式工厂的要求，还不是在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 要想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和发展，需要更强有力的领导创新能力。 中国有几个这样的企业老板？ 只要看看2000左右，有名的中国老板的简历，即使大学毕业，也大都从小在农村长大，根本不懂现代化企业为何物。 这样的老板和西方企业打交道，只有被玩的份儿。

不过，在系统的操控下，人们还是对“出口导向”充满期待。 这种情况的发生其实也很容易，只需要简单的舆论引导就行。 因为，从内地国营企业的情况来说，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国营企业必然倒闭。 因为，按照“城乡剪刀差”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企业，看上去根本没有竞争力。 当时，很多内地的企业领导到沿海考察，感觉到沿海的活力，都觉得内地企业没有希望。 当然，人们还是归结为体制，认为体制不改，内地的工业就不可能活下去。 问题在于，人们走马观花地“考察”，往往会看别人好的地方，羡慕别人的经济发展，而忽略掉自身的优势。 所以，人们觉得国营企业必然倒掉的时候，国营企业的倒掉似乎就变得理所当然。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并没有太多的想法。 人们不去思考，系统会不会对自己的失败负责，而只是对自己的前途悲观失望。 然后，很多内地企业的工程师、技术人员纷纷流向沿海地区。 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我所知道的一些30出头的年轻工程师，从内地国营企业每个月挣300-500多元（有时候还欠薪、然后就不发了），到了广州的外资企业收入直接达到5000-6000元。 而且，外资企业还给个人办户口到广州，安排家庭住房，承诺安排妻子就业。 当然，这些人的妻子往往也是大学生、工程师，就业也不是问题。 而随着这些国营工厂的骨干工程师和技术工人逐渐离开后，整个企业就像被抽了“脊柱”，一步步开始散掉。 而在沿海工作的人越多，越刺激国营工厂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离开，国营企业就散的越快。本来，很多国营工厂训练有素的职工队伍，只需要重新整理和组合。这些人如果重新建立企业，只要花不多的钱购买先进设备，就可以很快建立高质量的生产企业。因为，这些人都是精通技术和业务，在向外购买机器设备时，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买到外国机器，而且让厂家培训员工修理机器。 不用像刚从洗脚上田的农民老板们，花很多钱买了机器后，自己还不会修理。 这种情况，就像孙立人组织训练的新一军，只需要配备先进的美式武器，就可以以少敌多打垮日本精锐部队。 但是，在当时的内地，没有人有这样的能力建立起这样的企业，保留住国营企业的系统。 因为，这个不仅仅是经营意识、组织能力、筹钱能力，更重要的是冲破体制各种阻碍的问题。 经过5-10年的时间，当这些骨干人员离开后，其他工人也没用了，即使在前期坚持下来的企业，后来也逐渐垮了。 国家就像扔掉旧鞋一样，废弃以前的“高福利、低工资”的承诺，让剩下的工人们自生自灭。

随着“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确立，西方经济文化和中国经济文化出现了关键的差异。 当沿海地区的小农们占据地利，建立起一个个作坊式加工厂，雇佣血汗奴工进行生产的时候，他们想的都是钱。 工业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人员组织与社会关系。 尤其是在大型的工厂，都会形成关系紧密的社区。 这种紧密的关系，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同样发生的西方。 不论福特还是IBM的老沃森，在雇佣员工时，都会考虑到家庭因素，HP的文化也是“尊重”。 这些长期生存的、以生产产品为主、信誉卓著的企业，都要营造出类似家庭的氛围。 因为，工厂是相互紧密协作的组织，而且在应对紧急事件时，需要对各自的情况非常了解，大家才能够做出正确、协调、高效的协作行动。 当企业面对困难的时候，人们才可能共同献计献策、共度难关。 就像IBM快倒闭的时候，很多企业骨干虽然有机会跳槽，但是他们没有走。 在郭士纳上台后，他们都在献计献策，而且努力工作，让IBM度过难关。 他们的这种态度，和老沃森从最初就培养的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而在传销系统下，中国沿海地区的私人老板则无法理解这种文化。 他们主要考虑的是钱，也就是眼前的利润最大化。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 ，他们主要的关注点在于两方面： 首先，他们感谢传销系统。 如果没有系统的“改革开放”，也就不会有好机会给他们，他们也雇佣不了大量的奴工给他们赚钱。 其次，他们巴结外商，因为在他们看来，外商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尽可能满足外商的需求。 当他们关心着钱、感激着系统、巴结着外商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再去关心给他们打工，真正给他们创造利润的人。 而这种自私而冷酷的文化，反映在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 尤其是这些人有了钱之后，可以到处花天酒地、买名车豪宅、花大价钱拜佛做法事，但是对于工人们极为苛刻。 虽然江浙地区的商业文化较为发达，总的来说稍微好一些，但也脱离不了冷酷自私的文化。 而且，这种文化在地方传销系统和血汗工厂老板的“榜样”带领下，渗透在沿海地区的方方面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私冷酷弥漫到整个社会层面。 我仔细考虑过日本的发展史，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日本人的民族性。 二战前，日本还有很多侨民去了南美、北美、东南亚等地，很多在美国的也入了美国籍。 但是，二战后到其它国家、并且入其它国籍的日本人少得多。 日本人在国外留学、生活之后，大都要回到日本“报效祖国”。 我在思考，为什么日本有能力的人都回国？ 与之相对比，中国人则有能力都出国？ 仔细想想也比较明白，当一个日本人从小都是白上学、白吃饭、住着最好的房子。 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通过努力学习，靠着优异的成绩进入日本一流大学。 而且，有机会通过依靠自己的发挥，推动日本的经济发展。 这是什么样的感觉！ 所以，不论从个人的发展，还是感情，高能力的人们首要选择，自然是留在日本做一番事情。更重要的是，日本政界以世袭为主，企业界的层级特点也非常明显。 根据社会的规律，大多数最优秀的人才，来自于不错、或者很好的家庭。 所以，这些人在社会中都有自己的位置，在社会中占据一个份额。这些人也不会轻易离开日本，放弃自己在社会中的份额。 就像索尼的两个创始人：井深大的父亲是工程师，二战之前的工程师。 而井深大从小也是发明家，还善于鼓动人，而盛田昭夫出身于商人家庭。 这样的两个凑到一起，开始了他们以社会为起点、以全球化扩张为目标的sony。 这种情况就是，日本通过在贫困的时候，大力给孩子进行投资，让孩子过得衣食无忧。 这些孩子看着周围成年人的状况，以及自己的饭菜，从小就会形成和国家与社会的感情。 而且，这些人又有社会地位，更容易施展自己的想法和未来。 而这些人建立企业之后，又会将周围的能力强的人们整合起来，推动日本的发展。 就像丰田“精益管理”一样，其中一个重要原则是，“依靠每个人”。 就是调动所有丰田管理中的积极性，将员工有效的力量发挥出来。

与之相对比，中国有一些知识和能力的人，但是大多数都想离开中国。 2010年，张磊（音）捐给耶鲁大学8,888,888美元,在中国激起强烈反响。 张磊在中国中部长大，曾是高考状元。他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国际金融，后来到耶鲁读MBA，并获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 为什么他捐钱给仅仅读书几年的耶鲁，而不捐钱到“生养”自己的中国？ 很多人为此义愤填膺，觉得张磊忘恩负义。 也有很多人支持张磊，其中有人说“捐给国内的大学去给那些叫兽发奖金啊！捐给他们他们就不会拿着学生的论文去骗人吗？ 捐出去了别人是拿这笔钱真实的做研究，中国只能拿钱瞎搞，这一代的叫兽都很垃圾！！”不过，从 个人角度，看看张磊和妻子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以及在美国的经历，就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捐钱给耶鲁，而不是捐钱到中国。 最简单一点，他们觉得中国的办事机构不把他们当中国人，基本上是横眉冷对+多种刁难。 当他们交了国家“培养费”之后，收钱的人狠狠地说，他们和国家没关系了。 而到了后来，人们上学需要交很多钱、看病经常需要交很多钱、买房需要付出极为高昂的代价…… 这样的结果是，人们如果没有钱，就寸步难行。 所以，逼着人们只关注钱、只想着自己。 因为，连自己都顾不上，还怎么照顾别人？ 当这些人如果有了能力，能够出国、并且留在国外，基本上不会再回中国 。或者有的人通过从跨国公司派遣的方式回到中国，在中国赚钱。 这种完全是冷酷的利益关系，和日本人推动本土产业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关系。

所以，随着1990年代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中国为进入第三个10年做好了铺垫。 而且，中国社会文化和人们心理的重大改变也决定了，如果将来中国出现大的变故，尤其是负面的大变故，绝大多数在国外的中国人，很可能会采取“事不关己”的方式。 或者说，中国人基本上已经处于“众叛亲离”的社会环境氛围中。

作者：法天地道　回复日期：2012-05-03 18:15:44　 回复

为什么奥黑民主党被钉历史耻辱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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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炳

第三个10年 - 社会文化基础

工业文化和农业文化的关键不同在于“眼界”。 在市场竞争中，文化思维的差异表现得非常明显。 小农老板代表的农业文化注重“点”，只注意眼前、现在，是典型的“小格子”、“井鼃”思维； 同时，大企业代表的工业文化注重“面”，全盘思考、系统设置。 这种思维的差异，在中国市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中国手机市场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国际手机巨头都集中在中高端市场进行竞争。 这时候，中国本土手机企业看到了“机会”，也就是“市场空白”。 于是中国企业纷纷出击，力图占领市场赚钱。 因为中国手机企业没有自主研发机构、没有生产和检测措施，只是将手机研发外包给国外的电子设计机构，自己也没有外观设计部门，然后在中国的一些企业委托加工，也没有系统的检测程序。 这样的产品生产出来，有的抄袭国际手机巨头的美观的手机外观，有的自己设计丑陋的外观，而且不论功能、性能、质量，都非常不稳定。 所以，中国手机企业只能占领中低端市场，“填补国内市场空白”。 只要想想就能理解，中高端市场谁会买国产的破烂货？ 虽然本土手机厂商发动舆论攻势，号召人们支持“国产”。 但是，消费者在拿自己的钱消费，傻瓜才会为了所谓的支持“国产”而损害自己的消费者利益。 打个比方，本来一个人的衣着打扮还有点审美品位，结果拿出一个非常丑陋的廉价国产手机，整个人的形象就完了。 顺便说一下，这里有个逻辑问题，并不是外国品牌手机就没有丑陋的，而是基本上所有国产手机都丑陋，或者直接模仿抄袭外国品牌。 另外，手机是重要的商业通讯工具，为了购买质量低劣、三天两头出问题的“国货”，让现有的生意变得困难、可能的生意泡汤，傻子也不会这么做吧？ 还有，就像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非常兴奋地谈论他们在某个中国本土汽车厂参观的见闻，说这个厂多么有希望，以后换车就买这个汽车厂的。 结果，另外一个人说了一句，“XXXX（这个本土品牌），修车排队”。 两个人直接沉默了，后来换车还是进口品牌。 我的一个朋友，没钱的时候先买了个本土牌子练手。 有钱后，换上海大众产的帕萨特做公司商务用途。 还完之后，说这个帕萨特（德国1990年代的技术）驾驶起来，和国产车就不是一个东西，国产车就不能算是汽车，哪儿都不对。

当然，中国的小农老板们认识不到这个问题。 中国的小农企业老板们都是在“洗脚上田”后，从简单的加工袜子和鞋等产品起家。 这些人似乎开始了“工业化”，但是连工业的门都没摸着。 他们赚了一些钱以后，开始进行产业“升级”，想做更加高价值的产品。 但是，当他们开始做的时候，才发现原来真正的工业生产和作坊加工完全不同。 比如，在真正的工业中，设计、研发、生产、质量检测、营销、售后服务等等产业价值链环节，一个都不能少。 而且，由于产品越来越精密复杂，所以需要大量的企业相互合作。不论苹果手机，还是日本汽车业的发展，不是一个厂的发展，也不是像小农老板们那样自己赚钱就行了。 他们带动的是整个产业价值链，让大量协作机构和他们做配套，大家一起赚钱。 另外，中国的小农企业老板们，不知道研发到底怎么回事、不懂美学、不懂心理、不懂社会…… 所以，小农们只能从自己懂得东西入手，把握住自己懂的东西。 而他们主要能够理解的，就是价格战、渠道铺货等简单、直观的内容。 而这些简单直观的东西，加上他们的审美品位，只能满足低端市场的需求。当然，小农老板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当他们大量销售手机的时候，为自己一款手机动辄数亿元的利润而狂喜。 在他们看来，只要赚了钱就是“成功”，“成者为王”了。 小农老板们根本无法理解国际手机巨头在想什么、做什么，他们也没兴趣理解。 而Nokia、三星这些国际手机巨头通过开始的运作，了解中国市场环境，整合好各种市场资源。 等他们在整体“布局”完成后，开始系统地占领市场。 而且，通过中国本土手机厂商的前期拓展，国际手机巨头看到中低端市场有利可图。 他们不用自己再浪费巨大的市场推广费用和失败的风险。 所以，国际手机厂商直接开始利用国内手机市场的推广方式，甚至直接借用中国手机已经建立好的渠道，来占领中低端市场份额，获得最丰厚的利润。 最后，中国本土手机的小农老板们给国际手机厂商做“嫁衣”，开始还赚点钱，后来则全部赔进去。 不仅如此，很多企业通过发行股票集资，还把股民投入的很多钱再亏进去。 这就是在具体的操作上，“大工业”文化和“小农”文化的差异。 差异不在资金、机器设备上，而是在思想文化上。

小农文化思维是难以进行“升级”的。 郎咸平看到中国企业普遍越来越差的时候，将迈克尔 波特的产业价值链理论模型进行抄袭篡改，弄出了所谓的“6+1”模型。 他大力宣扬“6+1”，想忽悠老板给他管理咨询的业务，他能够从中大赚一笔。 但是，他的推广并没有太大效果，最后无疾而终。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中国老板并不傻，虽然他们做不了“6+1”。 但是，他们知道自己做不了“6+1”，所以也不会让郎来“操刀”给自己做。 因为，中国的小农老板们也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能够赚钱，并不是自己“竞争”的结果。 而是给国外企业巨头打工，当“国际民工”的结果。 因为，国际大品牌懒得做这个“费力不讨好”的初级加工，把这个工作交给中国老板，也就是从手指头缝里“漏”点利润给中国加工企业。 而如果想进行“产业升级”，其实就完全是不同的运营模式。按照产业价值链模式，“升级”就需要完全不同的人进行操作，在不同的产业链环节获得利润。 一旦这样的模式形成，小农加工厂的老板们还是捞不到好处，还是干最累的活、赚最低的利润。 比如，Nike是生产运动鞋的，世界第一运动品牌。 但是，Nike自己并不组装加工鞋，没有自己的组装工厂。 Nike一方面生产鞋的核心材料，比如鞋的气垫；另一方面生产消费者和销售收入，吸引大量消费者买自己的产品。 而只要看看Nike的历史就知道，Nike没有一天进行过运动鞋的组装加工。 Nike一直就聚焦于开发专业市场，以此带动产业研发，然后再进行普及型推广，同时把生产外包到海外。 而Nike做的这些事情，是小农企业老板们无法想像的工作。 即使Nike的成长历史摆在那里，小农老板们都难以理解Nike的成长模式。 因为，他们没有在工业系统中生活过，无法想像整个工业系统的运作模式。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小农企业老板阶层的“兴起”，反映出中国社会文化的关键转变。 从1980年代到200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氛围从“大工业”文化向“小农文化”转变。 在1980年代，社会思想逐渐开放，人们开始培养多种爱好。 比如，围棋开始兴盛，很多人都在学围棋。 无数年轻人拿起吉他，开始学弹唱。 在北京也开始形成摇滚的文化基础，并且形成比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从1990年开始，社会思想逐渐变得封闭，“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也逐渐变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随着日益强调物质，人们也越来越对文化不感兴趣。 在1980年代，家长因为工作顾不上孩子，很多孩子靠自己的兴趣，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 而2000年之后，家长们越来越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全面插手孩子的所有生活。 家长们出于功利的角度，让孩子学围棋、学音乐、学舞蹈、学画画。 因为从家长来说，孩子学什么在于“有没有用”，孩子的兴趣爱好已经被放到最次要的角度。 从教育思想方面，为什么应该从支持孩子兴趣爱好的角度，支持孩子进行学习，而不是以功利的角度要求孩子学习？ 因为从孩子的角度，只有出于兴趣爱好，孩子才能够充分调动自身的积极性，让整个学习过程处于高度活跃状态。 孩子才能够“学进去”，学习成效快。 而且，很多孩子根据兴趣学习，并没有掌握具体的技能。 尤其是一些“爱好广泛”的孩子，往往是什么都会，什么都不精。 从很多家长的角度，按照兴趣学习的孩子，和功利性学习的孩子相比，具有明显的劣势。 比如，让孩子自己学习、自己玩的话，孩子总在想、学习一些“没用”的。 学了半天，也学不出来什么。 而如果按照功利性学习的方式，孩子学了之后，起码能够掌握一到两项“技能”。 等孩子大学毕业后，除了学习成绩好之外，掌握一两项“技能”的孩子容易找到工作，能够通过工作赚钱。 与之相对比，很多以兴趣为导向学习的人，到了大学毕业之后，往往还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因为，这些人往往没有“一技之长”，所以找工作的难度似乎大很多。

可以说，不同的学习导向反应文化差异。 总的来说，根据兴趣爱好学习的孩子，其作用主要在于思维训练，眼界开阔、身体强壮、或者情感抒发等等；而根据功利学习的孩子，主要目的是学习具体技能，学习技能的目的在于获得具体的利益。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有的人读我的经济分析内容，喜欢我“长篇大论”的风格。 在阅读过程中，他们希望帮助自身思考，了解整个经济进程，并且做出自己的判断。而另外一些人读的时候，就是想看到表面现象和结论，给自己一些心理支持，以此让自己在市场中赚钱。 对于这些人来说，我的分析内容就有点太“长”、“琐碎”，有时候太多的“理论”。 另外，在我的分析中，很多的具体结论散布在不起眼的地方，只有系统阅读和思考，才能将这些分散在不同地方的具体结论汇总，支持总体的结论。 而这些只想着赚钱的读者，可能用很长时间进行，都找不到我的结论在哪里，更别说将这些分散的具体结论进行系统思考和汇总。 而这种出于爱好的学习和功利性学习，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工业文化和农业文化的差异。 这样的差异结果是什么？ 以兴趣为导向进行学习的人，也就是以工业文化思维为导向的人，对于技能主导的学习不感兴趣。 这些人在学习过程中，并不直接考虑具体利益，并且对具体利益表示蔑视。 同时，以技能为导向学习的人，则觉得这些兴趣学习的人不够“刻苦”、太不切合实际。 而这种思维的差异，在中国的后30年过程中，表现得非常好明显。 1980年代的时候，大学生们都以“国家兴亡”为己任，也不懂太多的技能。 所以，这些人就开始谈民主自由，还要实践民主自由。 对于小农文化的人来说，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要民主自由有什么用？ 还是吃饱饭最重要，吃饱饭才是第一要务。 所以，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社会要求大学生要“脚踏实地”，要有“一技之长”。

随着小农文化重新占据主流，“知识无用论”重新在中国泛滥。 这种“知识无用论”并不是真的知识无用论，而是知识与技术挂钩的问题。 如果一种知识能够带给人特定的技能，让人们短时间内赚到钱，人们就会觉得这种知识有用。 如果不能，人们觉得就是无用的知识。 比如，“爱好广泛”这种情况，往往不会变成 “一技之长”，所以人们就不觉得有用，反而觉得“浪费时间”。 当然，“爱好广泛”的人，普遍具有更加开阔的视野，能够理解各种文化要素的差异，这种特点人们并不关注。 人们往往不会关注，爱好广泛的结果，是个人具有更加突出的“大局观”。 这些人可能无法在社会中做“螺丝钉”，但是适合做领导者。 尤其是在多重竞争的国际市场上，这类人起的作用就更加重要。 当然，具有“大局观”的人并不很多，因此更需要开发和培养。 当一个社会注重于培养“爱好广泛”的人的适合，可以看做以工业文化主导的社会。 比如，王世杰校长就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大力倡导发展文科。 他认为，学理工科的学生应该加强文学艺术修养，这样才能成为均衡成长的“个体”。 昨天，他首先吸引文科方面的优秀老师，形成浓厚的文化环境，进而影响理工科学生。 在他的教学指导下，武汉大学很快成为民国期间最优秀的大学之一。 而民国时期培养的很多大学生，也表现出“多才多艺”的特点。 1949年后，中国大学进行“院系重组”，将文艺类与理工类分离。 理工科学生与文科分离后，缺乏社会思想的熏陶，容易形成“工具人”思维。 尤其具有是“螺丝钉”精神，而不是具有大局观。 这样的情况，就是小农文化重组改造大学，瓦解大学里以工业文化为主导氛围。 在1980年代，很多学生重新开始思考社会、追求“形而上”的思想内容，大学也逐渐恢复。 但是，这种情况像是“昙花一现”，思想和技术很快就重新被分割，人们再次被以技术的方式进行驯化。 在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小农文化的人走上传销系统内的领导岗位，以及大量刚洗脚上田不久的农民通过开办作坊式工厂赚了钱，再加上大学生也被小农思想灌输，整个社会迅速从工业文化导向变成小农文化主导。 社会引导人们不要再关心社会等“虚”的内容，而要把眼光放在自己的“小日子”上。

真正的问题在于，小农们很难理解“大工业”文化。 毛拿下江山后，站在城楼上踌躇满志。他希望城楼的周围建起高高的工厂烟囱，他认为烟囱林立就是“大发展”了。 当时，梁思成建议保留北京老城，然后在其它地方再建新城区。 这样形成不同区块相互分别、相互联系，也就是分区组合模式。 但是，毛对这个建议不屑一顾，决意要炸掉北京城墙。 而炸掉北京城之后，北京就可以做的“规模大、功能全”。 而直到现在，北京都在往外“摊大饼”，“面多加水、水多和面”，一环一环往外扩张。 这种认为城市就是“大”，而且要把污染工业放到城市的思维，就是小农们对于工业的认识。 同样道理，刚刚洗脚上田的小农们开了一些作坊式的工厂，利用传销系统逼出来的奴工干活，再给外资或者外贸当廉价劳工。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小农企业老板们，就感觉自己已经是从事工业了。 而这种人们把中国的作坊式组装加工当成“中国制造”，就是小农文化的具体表现。 可以说，小农根本弄不清楚什么是 “大工业生产”，只是按照自己看到的一点表面现象，再通过自己可怜的想像力进行加工，就形成了他们认为的“大工业”。 所以，而小农老板们觉得“大工业”，就是规模大，比如一个大玩具加工厂雇佣10万奴工，大规模地盖厂房，建立起“现代化”的办公楼。 这就是毛和其他洗脚上田的企业老板的共同特点，难以理解到底什么是“工业化”。 他们不知道，“工业化”的主要特点并非在于工厂规模多大、厂房办公楼有多少、机器设备有多先进；“工业文化”更重要是表现在人们的思想和精神的文化方面。 “工业”文化的重点在于大规模的协作，包括企业协作、社会协作等。 而且，人们通过各种跨功能、跨系统的协作方式，实现专业化生产，提高组织效率，包括家庭效率、企业效率、社会效率等。 在系统协作背景下，个人就需要培养眼界开阔、思维全面、行为系统等等特点。而刚刚“洗脚上田”不久的小农们，只能看到表面的物质，看不到内在的协作精神。

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的差异是代际差异、社会差异。 小农文化向工业文化的进化，需要一代人到数代人的培养熏陶才能完成。 小农式的加工厂老板们以为，自己弄个加工厂，做几年就能实现“工业化”。 这是他们基于自身的小农思维而形成的自我幻觉。实际上，一个小农进城后，一般需要从工人做起，生手、熟手、技术工人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开始从个体、懒散、随意、低效的生存行为方式，向协作、紧张、规范严谨、高效的专业行为方式转变。 这种文化形态不是按照从事的工作区分，而是按照工作的方式区分。 美国的农民种粮食和买粮食，也是专业行为方式，属于工业文化的范畴；而中国作坊式加工厂老板进行生产销售，其行为方式仍然是小农文化范畴。 多说一点，西方从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转变，主要通过教会的教育完成。 比如，教会在全社会的普及教育中，强化“爱邻如己（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等方面的教育。 通过教会每周、每日对全社会进行引导和规范，让人们日积月累地接受协作教育，并且一代代地重复教育，支持了整个社会的协作观念和协作能力的成长。 在整个社会进行协作教育，以较为均衡的状态进行提升的过程中，工业文化也就得到系统的培育。 而在中国，由于缺失了全社会每周一次去教会的关键环节，所以社会均衡系统基本上无法得到贯彻。 这就是水桶的“短板理论”，一个桶能装多少水是由最短的那块板子决定，不论其它板子有多长都没用。 当然，小农们无法理解这种概念，因为小农们都自己拿手捧水、弄个瓢舀水等等。 所以，中国小农文化思维的转变，往往是农民进城当工人，虽然行为上逐渐变成工人，但是思维上仍然以小农思维为主导。 而向工业文化思维转变，主要从这些工人的孩子们开始。这些孩子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长，受到工厂环境的教育和影响，能够从小就培养出一定的工业文化思维。 另外，小农家庭的孩子还可以通过上大学，在大学的环境中学习和生活，快速接受和适应工业文化，开始形成工业文化思维。 经过这种大学“速成”，有一小部分人按照正确的方式重新思考和理解社会，加上个人的聪颖和积极改变，让自己在很大程度上适应工业文化。 不过，大多数学生的适应和自我提升能力比较弱，即使学习了具体的技能，但是小农文化思维没有明显变化。

由于缺乏全社会的系统化教育，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其实是“小农化”进程。在前30年，一群从来没有经历过工业文化的人们，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掌控社会。 而进入1990年代之后，这个方式重新开始，不过这时候的“农村包围城市”，是以“城市化”、“与国际接轨”等名义展开。 在这个过程中，小农思维重新成为社会导向。 这个方式主要由两方面组成：1、上层系统： 在中国的层级社会中，能够升官发财、占据主流媒体的权贵阶层，主要是小农文化背景。 他们向民众展示他们的以金钱和权力为核心的“成功”。 然后，在宣扬他们“成功”的过程中，顺便宣扬小农思想。 2、中层和底层社会：绝大多数人从农村或者小县城到了城市，对整个城市进行“兑水”。 当少数人进入城市的时候，他们还能够受到社会文化的熏陶，开始学习工业文化的思维。 但是，当中国快速进行“城市化”的时候，大量外地人涌入大城市，其人数迅速超过城市人，结果是城市也变成高楼版的农村。 比如，如果人们从北京往北走到北五环之外，从北苑家园再向北的话，已经难以让人想像这是在北京。 除了林立的高楼之外，包括街道的状况、人们的装束、气质，更让人觉得这是在内地的三线城市。 北京经过60多年的时间，人口从几十万爆炸性增长到2000多万，结果只能是小农文化摧毁城市文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小农文化思维重新占领社会，成为社会的主要方向。 于此同时，具有工业文化思维的人逐渐被淘汰出中国“主流社会”。 其中，一部分人通过留学、或者移民的方式到了国外。 在我母亲的高中同学（北京的女中）中，大多数的孩子都出了国；她在的企业中，和她一个年龄段的高工，大多数孩子也都在国外。 不论高中同学聚会，还是同事一起聊天，基本上都在谈孩子在国外的情况，他们也经常出国探亲，或者已经办了移民。 还有一部分呆在国内没有出国，而这些人往往痛苦而孤独地生活。 虽然这些人的经济条件大都不会很差，但是他们需要的是思想的共鸣。 在人们都在谈论钱的时候，他们郁积了大量的思想和感情，经常没有地方、没有人可以去说。

小农文化的一个关键特点，就是只关注钱，也就是“要钱不要命”。 中国小农文化的“回潮”，给传销系统再次带来了强大的生命力。 因为，当小农们富起来之后，就会支持传销系统，持续给系统送钱。 随着中国的快速“小农化”，整个社会开始消除多种文化要素，取而代之的是“一切向钱看”。 因为，小农们只关心自己、只关心眼前。 人们觉得多种多样的文化要素“没用”，都没有“钱”来的实用。 钱的作用一目了然，而且直接能给人带来保障和享受。 当“小农文化”重新主导社会之后，人们重新强调“仓廪实而知礼节”。 这个意思很明白，只有生活好了才能够谈得上“文化”。 但是，小农们无法理解，只想着仓廪实的时候，反而达不到“仓廪实”的结果。 比如，小农思维的老板们进入手机市场，并且赚钱实现“仓廪实”了，这时候他们会怎么办？ 他们会实现“升级转型”吗？ 答案很明确，他们赚了钱的时候，必然想着更多的钱，顾不上所谓的文化。 他们眼里只有钱的时候，就无法看到来自其它方面的竞争。 当国际手机品牌“拦路杀出”的时候，小农式的老板发生严重亏损。 而当小农出身的老板们面临亏损，他们会怎么想？ 他们会系统反思自己面临的问题吗？ 会看到自己赔钱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吗？ 肯定不会。 并不是他们不想，而是他们的思维能力达不到。 他们从小就生活在狭隘、短视的习惯中，只能看到“一目了然”的东西。 他们看不到更深层的问题、无法理解更加宽泛的内容，所以他们无法系统思考问题。 所以，当他们陷入困难的时候，往往在希望和恐惧之间，尽可能“撑着”、“熬着”。 人们不知道如何理性思考自己面对的问题，也没有能力系统分析问题的成因。 而他们在逆境中的“坚持”，并不会给他们带来“好运气”，而是往往亏损到倒闭。所以，小农文化思维的人们一方面很难赚钱变富，另一方面，即使赚钱变富，也很快亏损、重新变穷。

另外，小农思维的人们，更难以从历史进程的角度思考问题。 我在写经济分析的时候，反复在进行历史回顾分析，尤其是与经济、文化相关的历史。 因为，每个社会的现状和中短期的未来方向，主要由过去的经济历史决定。 而中长期的未来方向，主要由文化历史决定。 分析清楚历史的格局，就能够分析清楚未来的方向。 所以，我写的分析没有“如果…就…”,只有未来“将要……”。 这种分析根据系统思考，追求社会经济的真相，所以非常简单清晰，能够比较准确地判断未来方向。 如果根据我思考的方向进行思考，就有机会通过投资赚很多钱，或者避免损失惨重、或者血本无归的风险。 但是，中国人经过第二个10多年的思想重新封闭，已经从部分的工业文化退化到全面小农文化的社会状态。 人们缺乏逻辑思考能力，缺乏追求真知的动力，想的都是钱。 不论高学历还是低学历的人们，都为了追求钱，而放弃了对个人思维的锻炼。 所以，人们往往只会“条件反射”，或者只有粗陋、浅薄的思维能力。 表现在整个社会文化中，中国很少有逻辑清晰、构思精巧、文笔流畅的文学作品，有的只是只言片语、或者通篇都是意淫。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再次进入低智商阶段，思维随意就可以被人拐走。 因为，人们不会进行系统理性的开放逻辑思考，只是进行“条件反射”式的情绪反应。 人们在情绪的引导下，很容易以错误的方式认识错误的问题，并将问题指向错误的人，进而产生更激烈的、方向错误的情绪。 而这种情绪不会让人们发现解决问题的方向，而是引导人们走向“死路”。 比如，而郎咸平能够受到广泛支持，主要就是吸引的这样人群。 郎通过强调一些表层、片面的问题，强调人们的眼前利益受到损害。 将很多人的狭隘情绪激发出来，让人们感到愤怒、悲观、绝望。 这时候，郎就可以将自己的“私货”说出来，有效地引导“民意”。 实际上，郎说的现象都是客观存在，人们不会自己用眼睛看吗？ 郎在选择材料的时候，故意强调片面的问题，人们不会思考吗？ 郎得出的核心结论“大政府、大国企”，从整体上是支持传销系统，从另外一方面进行舆论引导，人们不会分辨吗？ 结论是，人们只考虑自己“小格子”利益，所以不再会看、不会想、不会分辨。 这样的群体必然会随时被舆论“引导”，这就是小农文化的结果。

而中国的小农文化思维，从房地产市场的“大发展”就可以看出来。 房地产是整个社会经济的缩影，反映整个社会的经济模式。 我在分析文章中，从法律层面（包括土地所有权和小产权房的角度）、社会经济层面（城市成本论、印刷钞票等）、个人经济文化层面（结婚买房、投资买房）、资源环境方面（污染问题、城市缺水问题、粮食问题）等等不同方面，全面分析过中国城市的房子内在价值为0。 传销系统只不过将房地产作为一个工具，将民众的钱洗到系统里。 根据这样的分析和结论，我建议人们卖掉房子-包括自己的自住房，而且不需要再考虑房子问题，而是需要考虑生存问题。 但是，人们关心这些分析吗？ 不关心！ 人们即使看了我的分析文章，也觉得我的分析没问题，但是结论不可信。 为什么？ 因为人们只看到房价，只相信传销系统，认为传销系统不会让房价“垮”。 人们还想着很快就能买房，因为买房能够让人们在城市中“扎根”，能够结婚生子。 这就是小农思维之下，人们的普遍反映。当人们只关注房价的时候，随着房价持续上涨。 从逻辑上讲，“一环扣一环”的小农思维就体现出来，而且人们的“条件反射”式的情绪也调动起来。 房价上涨的时候，无数买不起房的人开始疯狂；房价下跌的时候，无数买了房的人疯狂。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根本不去思考，房价是个系统问题。 而房地产能够在第三个10年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力”，是前期的政策开始起作用，共同推动和发展的结果。这就像大树生长的前提是气候和土壤环境，经过前期的孕育和成长，之后才可能 “成长壮大”。 而在朱第二个10年实施“房地产立国”，以及各种政策基础上，为房价持续上涨创造条件。 而江一直掌控army权力、保障其政策方向，也就是保障了自己人的利益。 另外，中国社会全面贯彻“小农化”的思维，人们因为房价上涨而“欢欣鼓舞”，也极大地支持了第三个10年的房价上涨。 所以，要了解这个大树是否倒掉，不是看某个人的行为，而是整个社会的方向。或者说，房价暴跌的背景是整个传销系统崩解，以及支持传销系统的“中产阶级”和希望做“中产阶级”的人们。 所以，对于房价的判断不是针对房价本身，而是要思考过去20多年的系统变化。

小农们的思维有明显特点，可以称之为“单线思维”。 小农一般从自己的“点”出发，进行“线”性思考和展望。 比如，当小农们自己买了房，房价上涨了，小农们就很高兴；而没买房的人则很痛苦，甚至很愤怒。 而买房就是从自己的“点”出发，只考虑自己，不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进行思考。然后，小农们的立场形成尖锐对立，有些小农当“房奴”买了房之后，虽然嘴里说着房价太高，生活很痛苦，但实际上心底里非常高兴房价能够持续上涨。 当然，如果房价跌了的话，买房和没有买房的小农们，心态就会形成转换。 当然，房价是传销系统主导，所以从媒体舆论上支持房价上涨。 然后，买了房的小农们也要像系统的传媒那样，根据房价的过去上涨走势，相信未来也同样上涨。 这种根据经验，将过去与未来方向等同的模式，就是“单线”思维模式。 然后，他们证明自己的“单线思维”正确，就会开始找各种理由。尤其是当中国的房价已经“超美赶日”的时候，人们更要想法为中国高房价辩护。 其中，小农们强调，房价上涨有坚实的“基础”，因为中国经济“超日赶美”。 而中国经济真的超日赶美了吗？ 经济是个非常宽泛的观念，涉及到社会和个人的方方面面。 比如，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是某一个方面，个人收入水平是另外一个方面。 GNP是衡量经济总量的一种方式，GDP是另外一个方式。 这时候，到底用什么来衡量经济？ 于是，小农们又开始强调GDP，说中国GDP已经超过日本。 当然，GDP这个词并不是小农们开始知道的，而是传销系统专门让小农们知道的。 因为，即使不考虑到个人收入和物价状况，只考虑国家经济总量，衡量方式也不同。 如果衡量标准是GNP（考虑到一国的对外投资收益，并且扣除外资对于本国的投资），日本经济规模则比中国大的多，而且都是高质量的对外投资。 所以，为了让小农们高兴、支持小农们的心理，中国的传销系统强调GDP，而不是GNP。 小农们则为了支持“房价持续上涨”的理由，也同样强调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 而且，按照过去GDP的增长幅度，为了某某年中国将赶超美国。 而美国一些财经媒体也在这样宣传，所以小农们更有信心了。

从小农的“单向思维”思维角度，他们只有三个点：自己、自己的过去、自己的未来。 这三个点在小农心中，形成一道完整的“向上曲线”。小农们从心里盼望着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完成这个“上涨曲线”；同时，小农们讨厌别人说“不好”，也不相信别人说“不好”。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不好考虑别人说的“不好”，等于在心理自觉将“不好”进行回避。 所以，《庄子》说：井鼃不可语于海者，夏虫不可语冰，曲士不可语道。 和井鼃说大海、和夏虫说冬天、和投机钻营的人讲大道恒常，这些都没有任何效果。 从房地产来说，小农们的心理中，“房价曲线“只可能上涨，不可能下跌。 即使房价已经随时可能暴跌的时候，小农们都说房价“不可能跌”。 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中国政府不会让房价跌。 这时候，小农们已经完全陷入房价这个“点”，陷入自身的“单线思维 ”，已经考虑不了其它因素。 打个比方，就像某一个12岁的孩子一年长了20厘米，从1.3米长到1.5米。 这时候，家长就会很高兴，想着孩子以后每年长20-厘米，长到17岁就能超过姚明，然后就可以到NBA打球赚大钱，自己的“发财梦”就实现了！ 这时候，如果有人和他们说，孩子将来长不了很高，因为他们自身就很矮。 而且，即使孩子长得比较高，也进不了NBA打篮球。 这些人就会非常生气，认为孩子能够长高、能够去NBA打篮球。 当然，打这个孩子身高增长和打NBA赚钱的比方，人们可能觉得有点荒谬。 但是，如果换另外一种情景，小农思维的人们似乎觉得理所当然。 比如，现在家长让孩子们拼命学习，认为只有学习好才能上大学、赚大钱。 所以，人们从小就对孩子进行大量“投资”，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开始花钱，让孩子上“好学校”，或者购买“学区房”。 因为，家长们认为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所以从小就要让孩子受到好的“教育”。 同样道理，人们买房“保值增值”，认为过去10年房价翻了5倍，未来还会继续上涨。 人们希望通过买房，让自己能够成为“富人”。 可以说，不论孩子上学、买股票、买房子，小农们都是这样的“单线”思维。

小农们的“单向思维”无法理解“突变”的概念。 在小农的单线思维中，往往只能思考单一因素，无法容纳很多的人生“变量”。 所以，小农们无法想像多种因素进行交集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 其中，最让小农们无法应对的，就是“钱”和“命”之间的交互关系。 比如，当我从2010年底开始建议人们卖房，把自住房都卖掉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这样的建议“无法理解”。 不少人问我：如果把自住房卖掉的话，他们自己“住在哪里”? 似乎对于他们来说，没有自己的住房，一个人就得睡到大街上。 还有的人和我说，如果没有房子，就没法结婚。 这种“单线思维”的模式，只能考虑一个要素，结果就是“要钱不要命”。 比如，中国人的个人收入仅为美国、日本人的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而生活成本已经超过美国，开始向日本靠近。 这时候，人们还在说中国的房地产会继续升值，因为中国人“喜欢买房”。 但是，“喜欢买房”就能买、能支持房价一直上涨？ 如果回顾过去二十年的历史，不论日本还是美国，曾经都因为生活成本高昂，导致房地产市场暴跌。 也就是说，人们在选择“钱”和“命”的时候，会很自然地选择“命”。 在1990年代初期，在日本泡沫高涨的时候，无数日本人也在想着炒房赚钱。 当时，无数日本人都在强调日本地少人多，房价绝不可能降。而且，当时日本经济极为强劲，似乎超越美国已经指日可待。 而在将近20年后，中国人强调房价绝不可能跌的理由，也照搬了日本人的“人多地少”和“经济强劲”的论调。 不过，随着日元升值到顶，同时日本出口开始降低。 这也意味着，日本的个人收入开始降低，人们被迫为了生活而削减其它方面的开支，结果导致日本房地产的十多年暴跌。 即使在中间的过程中，日本的物价水平同时在降低，也控制不住房价的下跌。在泡沫比较严重的地区，地价房价的下跌幅度可以达到四分之三。 同样道理，从06年开始的2年多时间中，美国民众经历了收入基本停滞，同时物价大幅上涨的过程。 即使华尔街的投行一直想撑住局面，但是当他们撑不住的时候，“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在不少房地产泡沫严重的地区，房价跌幅超过50%。 稍微读书识字的人，而且稍微关心一点房地产方面的知识，都会知道这种发生在最近20年的日美“前车之鉴”。 但是，小农们仍然忽略日美历史，还在强调中国人的“忍耐”，所以认为房价“绝不可能跌”。 而且，我在过去两年多一直在强调，未来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价格将持续暴涨，导致房价相应暴跌。 但是，小农们想像不出来“没饭吃”和“没房住”之间的关系。 所以，小农们认为，即使中国人没饭吃，也会继续买房子。 这就是从“点”出发的“单线思维”，无法将自己的思维兼容两个因素，所以认为房价也不可能降，“绝对不会降”。

“单线思维”的小农们，无法理解世界、无法理解历史。 从1990年代开始，有人开始宣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意思是，强调了本身的 特点，才能够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 这种基于小农思维出发的口号，吸引了无数的中国人。 而这种“民族的”实际上就是小农们自我的“点”，希望通过“点”来覆盖世界的“面”。 当然，如果喊出来口号是“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结果不仅让传销组织恼怒，而且小农们也无法理解。 因为，小农们的眼界只能维持在“点”的水平，最多到“线”的程度，无论如何达不到“面”。 同样道理，对于历史的学习和思考，也是对个人思维的一种考验。 而小农们也无法有效理解历史，提升自身的思维能力。 所以，小农们只能生活在现在、生活在自我的生活轨迹中。 而对于个人来说，可以借鉴的不仅仅有美国和日本的教训，还有过去中国的教训。 这个教训是大多数60岁之上的中国人，仍然能够牢记的教训。 因为，现在“超日赶美”说法，不过是50年代“超英赶美”的重复。 只不过，日本成了世界经济第二强国，而英国经济相对小了。 而在1950年代，人们在提出“超英赶美”之后，不知道如何衡量“超英赶美”。 最后，传销系统将目标集中到“钢铁产量”，让小农们很容易理解。 让小农们觉得，当钢铁产量超过英美了，就等于整体超过英美，就过上幸福生活了。 于是，人们将家里好好的锅盆等铁器都砸烂，拿出来用作炼钢的原料，全国到处建“小高炉”，进行“大炼钢铁”。 其结果是，资源环境遭到严重毁坏、家里的钢铁器皿都被砸烂之后被练成废品，然后饿死或者饥饿相关疾病死亡超过人口的十分之一。 现在，60岁以上的人，基本上都记得当时挨饿的情景。 而50年过去之后，中国基本上还在重复过去，“赶美”的目标没有变，只不过钢产量变成GDP。 另外，还有一个变化，在1950年代，很多人并不相信这样的目标，只不过被迫参与。 而到了50年后，大量高学历的“中产阶级”都相信这个目标，主动支持这个目标的实现。 这样的现象说明什么？ 不论学历多高，具有小农思维的人都是小农思维，这是渗透在骨髓中的基本思维。 知识和技术的学习，只是支持小农思维的人们，更好地贯彻小农思维，为自己谋得好处。 更明确地说，创造各种条件，实施“要钱不要命”的基本人生目标。

小农的“单线思维”是传销的“沃土”。 在小农思维模式下，传销系统只需要强调一个事情多么好，怎么能够赚钱，就能够吸引大量的小农参与。 比如，不论社会上宣扬什么样的消费，只要把小农们的兴趣调动起来，就能够从小农们身上弄钱。 而传销系统只要造出股票赚钱的“神话”，就能够吸引小农们的注意力，就有无数小农为了赚钱而参与股市。 或者，传销系统只要创造出“炒房赚钱”的神话，而且强调结婚需要买房，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农们就开始蜂拥买房。 人们即使节衣缩食做“房奴”都觉得心里高兴，同时买不起房的小农们则梦想自己有一天也能买房。 当小农们把自己的钱投入股市的时候，只想着等着股票上涨，自己坐着就能赚钱。 而更多的小农们将钱投入基金，认为“专业人士”能够保障自己的利润。 没想到，当小农们蜂拥进入股市后，股价暴跌，让小农们傻了眼。 更大的问题在于，小农们没有想到，基金经理们将自己的钱去“托市”，专门做亏本买卖。 更重要的是，小农们的心态给股市、楼市、传销等方面的推销人员，包括所谓的股评家、楼市预言家、“成功学”讲师们，提供了广阔的表演舞台和可观的收益。 而且，小农们给传销系统更大的支持，让传销系统具有更强的操作空间，就像小农们购买基金后的情况。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能与传销系统兼容的人，都缺乏可以发言的空间。 比如，中国的“知名经济学家”在谈论中国经济的时候，都是基于传销系统设计的框架而进行思考。 而不基于传销系统、或者认为传销不对的人，都已经被销声匿迹。比如，一个湖南女学者写几本不符合传销系统的书，同时又比较出名，结果也“被出国”。 剩下的人基本上都是“大国崛起”，或者“小骂帮大忙”，因为这样才能在中国“如鱼得水”。 当然，小农思维的人们不关心什么社会，只关心赚钱。 因为，小农思维的人们就能够相信“崛起”，相信中国会越来越好。 所以，人们对于“唱衰中国”的人们，非常不感兴趣。 所以，在传销系统剔除这些“唱衰者”的时候，小农们根本漠不关心。 也就是说，不论小农们从思想认识和实际行动上，都有力地支持了传销系统。

当小农们陷入困境的时候，也很容易被“引导”。 小农们平时并不关心整个社会，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而只有到了自己利益受损的时候，才想知道社会发生了什么。 这时候，传销系统的宣传工具开始发挥作用，将矛头指向“帝国主义”。 不论1950年代时说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还是21世纪初的“帝国主义阴谋论”，都是将矛盾转移。 传销系统只要弄个离奇的故事情节，然后直指“一小撮”，小农们马上就信，这种情况在50年前和现在没有区别。 因为，小农们的生活太乏味，除了钱之外没有任何的生活内容。 所以，需要离奇的故事来刺激神经，越离奇、越不可思议，小农们越有兴趣想知道，然后越可能传播的广泛。 当然，为了让这个情节变得更加真实，郎这样具有很强海外上学背景的人来讲故事，小农们更容易相信。 另外，要讲日本是怎么在即将超过美国的时候、被“帝国主义阴谋”搞垮的，来说明中国也可能被“帝国主义阴谋”搞垮。 小农们看到“血淋淋”的日本沦落的故事，开始信以为真。 当然，小农们从“点”出发的“单线思维”，往往无法理解最基本的事实。 这个事实是，日本“赶超”美国的想法，本身就是痴人说梦。 日本是个弹丸岛国，人口1亿左右，没有自己的原创思想，而主要原创技术都来自于米国，而且主要市场也在美国；与之相对比，美国地大物博、人口3亿左右，拥有世界最强大的社会系统和大学系统，拥有世界上最强的创新能力。 而且，美国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都具有不可匹敌的基础，也就形成难以被摧垮的力量。 而从功能上，日本只不过类似美国的一个州，部分参与到美国的经济循环中。 一个州想超过整个国家，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不过，小农们只有“点”式思维能力，不会进行最基本的系统思考。 所以，郎通过多个方面“印证”，说美帝国主义的阴谋让日本衰落，小农们就都信了。 当然，小农们之所以“相信”，是因为他们觉得中国也要被“搞垮”，自己的利益也要受损。 而小农们无法理解的、或者不敢承认的是，大多数民众只是中国血汗工厂的奴工，而血汗工厂当 “国际民工”，通过给别人卖苦力赚钱。 中国在资金、技术、粮食等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别说美帝国主义“阴谋”，只要美帝不再大力支持中国，要求美国企业从中国撤资，中国就完全垮了。 另外，小农们自己支持传销系统毁掉农田、毁掉农业，然后大量进口粮食，导致中国粮食所谓的被帝国主义“控制”。 小农们自己之间毫无诚信、而且相互投毒，所以人们大量购买进口食品。 小农们只考虑自己，在生活中连小偷偷东西都不敢出来制止。 小农们被房地产和垄断国企盘剥，也不敢挺身而出，维护自己的权益。小农们甚至连话都不敢说，总希望希望有人“替”自己说话，保护自己的利益。 不过，当有人为小农们“说话”的时候，如果遭到传销系统的压制，小农们又会无情抛弃这些“说话者”。 甚至可以说，小农们不敢承认自己的无知、懦弱、卑琐，在其他人眼中毫无地位；所以选择通过相信“帝国主义阴谋论”，将自己想像的还有点地位，然后觉得自己的“崛起”失败不是因为自己不行，而是别人在使坏。

在小农文化中，拥有工业文化思维的人很难生活。 工业文化是一种思维，不仅仅要求个人的福利，而且非常关注社会。在小农文化社会中，很多拥有工业思维的人即使能力出众，也处于生活比较艰难的状态。 很多人生活条件比较好，但是心理上也不愉快。 因为，在“大工业”文化环境下，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作用。 按照《圣经》的话语，就是“万事相互效力”。 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全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 而“大工业”思维的关键就在于，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协作，克服相互之间的缺点，达成最大的“协作效益（synergy）”。 总的来说，当一个人“大局观”强的时候，具体事务和细节处理能力就会偏弱；而一个人关注细节的时候，就会在“大局观”上比较弱。 基于这样的认识，具有工业文化思维的人们则形成合作模式。 人们通过相互“包容”、相互协作，达到坚固“大局观”和具体细节的效果。 而“包容”的意思，就是人们为了实现共同的价值，相互之间忍让和妥协。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西方人在公共场合，尽可能小声说话，以免打搅别人，给别人带来不便。 人们正常讲话都是声音比较大，而小声说话则是需要时刻注意，进行适当的自我约束和压抑。 通过这样的自我约束的“协作”，人们在公共的小空间之内，就会实现最大的相互利益。 在这样的情况下，小农们就显得非常“突出”，他们可以隔着很远大声叫其他人，而不是自己走过去悄声说，这样就省了他们的力气。 而且，小农们如果“发达”了，总希望别人知道自己的情况，大声说就能够一下子让全屋子的人都听到。 更重要的是，小农们只习惯于关注自己，习惯于大声说话，根本没有为别人着想的习惯，没有压低声音的意识。尤其是当人们吵架的时候，大嗓门的往往看上去占优势。 与之类似的就是中国小区里办事放鞭炮、或者在小区里大吵大嚷，而不考虑别人的状况，是否在学习、是否有失眠的人、是否有需要安静的病人。 从更具体的角度，小农们经常会在公共空间中，放置一些自己的东西。 小农们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自己的空间更大，自己更舒服；同时让公共空间更小，给大家造成不便。 这时候，如果有人对小农提意见，说小农在公共空间中放东西对大家造成不便，小农经常还振振有词，嫌别人“多管闲事”。也就是说，当工业化思维的人们在相互忍让的时候，往往会在“相互包容”的时候，创造出来一些额外的利益空间。 对于小农来说，这种“包容”就是有机可乘，就是占便宜的机会。

涉及到具体利益的时候，工业思维的人在小农社会中更吃亏。 爱迪生企业的建立和他的一个发明有直接关系。 当时，他将这个发明卖给一个投资银行家。 本来，爱迪生准备要5000美元，但是他不好意思开口，而投资银行家给了他40000美元。 爱迪生就那这个钱，开始建立正规化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成为GE公司的基础，也成为现代“研发机构”的雏形。 这就是“相互效力”，采取诚信的态度相互交往。 假设，投资银行家只给爱迪生1000美元，爱迪生能够有钱建立实验室吗？ 如果人们都在想着从爱迪生那里榨取发明价值，甚至想着偷技术，还有今天人们熟知的爱迪生，还有美国今天的发达富强吗？ 而在中国，小农老板们就会想方设法以低价购买爱迪生的发明，别说1000美元，可能觉得500美元都多。 实在不行，小农老板们就偷技术或者仿制，中国企业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 不仅如此，小农老板会在需要工程师的时候，对工程师们非常热情，似乎“求贤若渴”。 他们和具有工业思维的工程师说的时候，就会强调“目标”，希望工程师和自己“一起干”。 工程师基于“包容”的假设，认为老板不会骗自己，于是经常会不讲条件地去做一些事情，帮助老板赚更多的钱。 因为，专业能力强的工程师，大都具备较强的工业文化思维。也就是，这些工程师大豆假定人们“相互效力”。他们觉得，考虑到自己给老板创造的价值，即使老板再“扣”，自己也能够得到一定的好待遇。 但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当工程师帮老板做出成绩，支持老板做大、赚钱之后，老板不会信守相互之间的默契，而是“独吞”工程师带来的收益。 然后，老板们稍微给工程师一点钱，好像还是施舍工程师，对工程师有很大“恩情”。 随着工程师们对社会认识越来越清醒，就不再上小农老板们的“船”。而中国小农老板们只能做简单的加工组织，随时会被竞争淘汰掉。另外在中国，如果一个老板讲诚信，而且理所当然地觉得别人也讲诚信，也就是具有工业思维文化。 那结果就是，这个老板必然经历被骗、破产。 在小农文化环境中，一个讲诚信的人就像“滔天大浪”中的一叶孤舟，随时可能被卷入“大海”。 所以，讲诚信的人必须慎之又慎，将小农文化认识透彻，才能够有效控制风险。 当然，由于小农思维的人自身就不存在诚信的意识，只要能够让自己获利，可以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 所以，能够在小农文化中发财的人，都是天生具有小农意识，唯利是图的人。 进入21世纪，“厚黑学”再次兴起，成为无数人的指导原则。 这种公然追求卑鄙、无耻手段的文化，就是在传销系统引导下，小农文化回潮的一个表现。

另外，如果一个人具有“大局观”，更难在小农社会中生存。 在全球化经济中，具有“大局观”的人只需要动动脑筋，就可以赚到钱。 所以，具有“大局观”的人，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于钱，而在于个人的思想能够得到发展、传播和实施。 在工业文化思维环境中，具有“大局观”的人只需要写点文章、讲讲课，就能够获得丰厚的收益。 就像迈克尔 波特成名后，人们都在学习他的模型，他可以依靠丰厚的版权收入生活。而在中国，小农们只想着自己家里的“一亩三分地”，无法理解“大局观”。 小农们只需要实际的“经验”，一个人“大局观”再强，小农们都想把这个人拖入经验和细节的部分，用经验和细节打败“大局观”。 在这个时候，当有人警告小农们可能的风险，小农们就会“嗤之以鼻”。当然，等风险落到小农身上时，小农们即使后悔，也没钱再支持“大局观”的人。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只有帮助传销系统、给小农们树立“远大理想”、忽悠小农的人们，才能够得到丰厚的收益。 就拿股市来说，当“股评家”们强调“价值投资”，告诉小农们股市的“价值投资”可以长期获利，甚至可以传给自己的孩子。 于是，小农们就开始疯狂了，为了这个美好的“未来”而拿出钱来进行“价值投资”。 当然，在2006、2007年“价值投资”在中国成为大家最为关注的词汇之一，人们都想着未来二、三十年都能够享受到“价值投资”的好处。 这时候，有一些人呼吁股市风险大，不要进入股市。 但是，小农们对这些“乌鸦嘴”嗤之以鼻，觉得这些人很无聊、甚至是“失败者”。 到了2008年，股市跌的一塌糊涂，小农们亏得一塌糊涂。 这时候，小农们觉得“唱衰”股市的人有价值吗？ 没有！ 小农们只是觉得这些“唱衰”的人挡了自己的“财路”，甚至市场不好就是这些人“唱衰”的。 而传销系统又弄出房地产，人们又想着给自己的孩子留下房产，或者“一铺养三代”。 这时候，有人又提醒股市的风险，而小农们又对这些提出风险的人“嗤之以鼻”。 当然，随着社会资金链断裂，商业地产正在被网络销售挤垮，很多人又开始着急了。 而这时候，小农们已经到了极限，基本上没钱了。 这些具有“大局观”的人们仍然赚不到钱。

从宏观社会经济的角度，小农们也无法理解“大局观”。 比如，当中国的GDP超越日本时，无数人为之“欢呼雀跃”。这时候，很多人就说中国经济已经超过日本，觉得中国已经“崛起”了。 但是，在工业化思维模式下，如果对中国和日本社会状况比较了解，人们就会很清楚，中国的经济100年都赶不上日本。 经济的基础是什么？ 是社会、教育、技术等。 没有这样的基础，所谓的经济就是“空中楼阁”。 日本想“赶超”美国的时候，突然之间就落后了。 为什么？ 社会经济是“马拉松”，而不是“百米赛”。 即使不考虑土地和资源的丰富性，只是说社会、教育和技术等方面，日本和美国的差距都很大。 即使日本“卯足了劲”要超过美国，但是美国对技术进行调整后，稍微开始发力，就将日本远远抛在后面。 不过，虽然日本比美国差了很多，但是其经济基础是中国无法相比的。日本在二战前就开始建造航空母舰，到了二战初期具有世界上最大的航母群。 而中国即使到了2012年，自己建造航母的可能性都为0，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建造航母的技术。 二战之后，虽然日本几乎被炸成废墟，但是很多日本的工程技术人员保留下来。 索尼创始人之一的井深大，就属于二战前培养出来的工程师。 这些工程技术人员成为二战后日本开始经济发展的骨干，支持日本的迅速发展。 而且，日本因为其历史地理原因，再加上明治维新之后的“脱亚入欧”，整个社会具有很强的协作精神。 比如，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加海啸过后，日本人在食品和水源极为短缺的情况下，自觉排队购买限额内的水和食物。 日本人的这种协作精神，让无数发评论的美国人都觉得汗颜。 在二战后，国家将主要力量投入到教育系统中，以教育支持国家的发展。 随着日本工业的重新建立和发展，日本人极为注重配套系统的建设。 比如，日本的汽车工业并不是丰田、本田、日产等几个汽车厂，而是以这些汽车厂为“龙头”的整个工业系统。 这个工业系统发展的结果是，同样是丰田、本田、日产等品牌，日本工厂比北美工厂的产品质量更高。 而高质量的汽车，除了汽车厂的设计与集成之外，还需要高质量的零部件。 而高质量的机械部件则需要高质量的加工机械和高质量的材料。 而高质量的机械加工大型设备，以及生产高质量产品的材料，需要以十年为单位进行技术研发，才能够取得成果。 而从日本的协作文化传统、教育投入、以及大规模工业系统的建设和发展，这都是中国所无法相比的。

同时，中国是什么情况？ 在19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贫困人口。这个贫困的意思是，大多数民众不论从思想知识，还是物质条件都极端贫困。 物质条件的贫困问题还不大，关键在于思想知识的贫困。 犹太人有着强悍的思想知识储备，将以色列这个沙漠半沙漠的地区变成高产农业区，而且发展出很强的高科技竞争力，这还是以色列时刻准备打仗、保持着庞大的军事储备情况下进行实施。 而中国民众在传销系统模式下，过着与现代文明完全隔绝的生活。 人们的大脑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只会喊口号、跟着“运动”，并且依赖最原始、落后的工具和方式生存。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想赶超日本，如果日本不大幅退步，可能最少都需要50-100年。 而且，要想超过日本，一切都要从基础做起。 比如，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全民教育，培养整个社会的下一代。 在成年人已经基本上没有明显提升可能的时候，就要想法依靠下一代的成长来改变。 加强农业方面的投入，使农业能够实现精工细作，提高土壤肥力，保护水源和土壤，将沙漠改造成绿洲，防止污染，保障农作物的品质。 在工业上，加强基础工业的研发投入，强化基础工业的自主技术…… 不过，如果做这些工作，有一个关键的问题。 这些工作都是花钱的项目。 而且这些项目代价昂贵，需要长时间坚持不懈的投入。 如果这样做，就意味着人们的发财梦不可能在短时间实现，人们只能希望子孙后代能够享受到自己的投入，也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当然，对于老老实实种田的农民来说，这种方式可以接受。 因为，农民们一直苦惯了，如何自己的孩子能够好起来，自己也愿意付出。 但是，这样的模式对于传销系统是不可接受的，对于进入城市的小农们也是难以接受的。 所以，传销系统通过“城市化”，将大量种田的农民驱赶到城市，并且用小农思维来强化社会的小农文化。 而进入城市的小农们看到了城市的“花花世界”，就对“扎根”在城市中、在城市中“发展”具有最强烈的欲望。 而且，中国的城市通设计和楼房设计，有效地阻隔了人们之间的相互沟通，让几乎每个人都成为“孤岛”。 这样的环境模式影响小农们的心理，让小农们更习惯于进行从“点”出发的“单线思维”模式。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不会关心别人的情况、社会的情况，只关心自己能否赚到钱，能否买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过着物质条件更加优越的生活。 而当人们追求个人的“点”的利益的时候，就会忽视农村问题、资源和环境问题、教育问题、技术发展和进步问题、社会协作和互助问题等等等等问题。

通过这样的模式，小农们在追求自己的“好日子”的时候，集体走向共同灭亡。 总之，中国的“城市化”的本质是将城市“小农化”，这个在50年代上演过，到了1990年代之后再次上演。 当大量小农文化人们充斥城市之后，城市邻里互助的氛围荡然无存。 具有“相互效力”的思维的人们，或者选择离开中国，或者被压抑在某个社会角落中。 而小农文化在城市中取代工业文化，有力地支持了传销系统，让系统得到空前的强大。 不过，人们支持传销系统的结果，必然是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惨淡。 因为小农们的“单线思维”决定了其“要钱不要命”的特点，不论小农们吃多少“堑”，都不会长智。 也就是不论小农们跟着传销系统，亏多少次钱，都无法改变小农们的“单线思维”。 小农们在亏钱后，只可能更急迫地赚钱，进行更大的投入。 所以，传销系统可以制造越来越大的“理想”，引导小农们花更多的钱，或者亏更多的钱。 在传销系统中，绝大多数人只能赚取微薄的工资，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赚一些钱。 于是，小农们就要买房、买车，把自己辛辛苦苦赚的“血汗钱”，很轻易就花出去。 其中，更少的人赚了不少钱，而这些人赚钱之后，或者炒股赔钱、或者做生意赔钱、或者买房。而且，小农们不听警告，不把钱有效地用在更重要的地方，而是有了钱之后还想赚钱，亏钱之后才追悔莫及。 到了最后，小农们基本上只剩下了房子，似乎还没有赔钱。 但是，当小农们都拼命花钱消费、买房、炒房、买车的时候，就意味着通过毁坏资源环境，而支持自己的“生活方式”。 随着资源环境的全面破坏、农业的全面破坏，人们最终将不得不面临食品价格暴涨的结果。 在食品价格暴涨之后，无数人将没有钱吃饭，结果将导致房价的暴跌，小农们最后依赖的房子也将赔钱。 最后，绝大多数小农们“竹篮打水一场空”，走向共同的灭亡之路。 而中国文化的再次小农化和小农们的集体行为，也给第三个10年的经济提供了关键的支持。 （待续）

补充：第二个10年在三个方面做了铺垫 ：

1、 利益格局：

在第二个10年，传销系统通过社会开放，找到自我挽救的出路。 但是，如果社会开放，思想也必然开放，系统中“上线”的利益就没法保障。 因此，系统进行大量的政策改变，形成了新的“条块分割”系统，形成第三个10年的社会封闭。 新的“条块分割”以另一种形式回到前30年，对整个社会利益进行固化。 与前30年不同的是，这次的“条块分割”建立在“外向型经济”基础上。 表面上看，中国似乎因为“外向型经济”而在进行“改革开放”；但实际上，整个社会内部利益已经固化。 各个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就等着坐收“经济增长”的成果。

“条块分割”指的是按照行业的“条”和地域的“块”进行利益分割。 “条”是指各个行业中以企业形式进行运转的机构。 从经济意义上，这样的企业并不是真正的企业。 因为，企业是在自由市场中，按照竞争原则提供具体产品和服务，并且获得相应收益的经济体。 而系统中的“国企”，不论是前30年的国营企业，还是第三个10年的垄断央企，都无法依靠自身的竞争力生存。 在朱当值期间，开始建立垄断央企制度，并且依靠相应的暴力来执行。 比如，朱对油品走私进行了坚决的打击，保障了两桶油后来随意涨价的能力；对当时市场灵活经营的粮食小商贩进行严厉打击，保障了粮食系统随意降低粮食收购价的能力。 如果按照自由市场原则进行竞争，这些垄断央企系统都活不下去。 所以，这些垄断企业并不是真正的企业，而是系统的经济延伸。它们依靠传销系统的力量支持，反过来再对整个社会进行深度的利益榨取，支持系统的运转。 而地域的“块”主要指的是“行政”的力量。 而“行政”的主要方式是进行各种税费缴纳，房地产作为典型的地方属性，也主要属于“块”的范畴。在前30年，普通民众并没有税费的概念， 因为当时整个系统基本上是整合的。 而从第二个10年开始，以“个人所得税”为表象的税费，也开始进行征收。 比如，有一段时间，系统号召人们吃饭、买东西的时候，对商家索要发票。 就是让商家必须在购买发票的时候，向系统缴纳相应的税收。 而且，像公路、市政房产、户口等等各个地方部门，都通过建立收费关卡，获得相应的系统利益。 而这种“条块分割”的系统，构成了中国经济的主框架。

这样的“条块分割”有一定的延续性和差异性。 在前30年，传销系统建立了“条块分割”的系统，以保持系统的运作。 其中，“条“指的是行业管辖，国家根据行业建立各个部委，每个部委都在全国各地建立相应的垂直管辖系统。 国家通过行业的管辖，主要管理钱和物，对整个经济的运转进行控制：“块”是指地方各级政府，通过地域划分，主要控制人。 而国家通过对地方官员的任免，间接管控民众。 到了第二个10年，系统开始建立新的“条块分割“系统，对社会和经济重新加强控制。 这个措施的第一步就是让大量内地国营企业关门倒闭，而不是协助国企员工自己组织起有效的企业。 同时，国家主要支持沿海地区的小作坊工厂的发展，支持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形成了内地加强控制，沿海鼓励经济的新“经济模块”。 其次，国家开始建立垄断型央企，保障对经济命脉的控制。 另外，在住房、教育、医疗、股市等“产业化”之后，也开始通过各部委的作用，控制这些新的“产业链”。 这些央企和“产业链”就形成新的“条”。 需要说明的是，“计生委”也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以谋杀胎儿或者儿童不上户口为手段，通过高额的罚款实现巨大的收益。 通过这样的方式，传销系统既保障了自身的稳定，又能够实现“经济增长”。 而且，如果社会经济重新获得“增长”，系统还能够通过对垄断企业提价，从社会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支持系统的运转。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行业和部门成为社会中获利最为丰厚的部分，极大地支持了系统的发展壮大。

货币是经济的血液。 在朱进行的各种政策中，比较隐蔽的是金融系统改革。 其中，最核心的是修改金融法律，中央银行不再独立，而直接归属国务院管理。央行是专业机构，其成员主要由具有一定专业基础的人组成。如果央行有一定的独立性，假如国务院想实施某个政策，比如说印钞放水，央行必然会经过扯皮的方式，减缓国务院政策的执行速度 。 这样的好处是，国务院很多政策难以得到实施，非系统经济还有一定的生存空间。 随着央行完全成为国务院的附庸后，国务院想印多少钞票，随时可以下令央行实施。 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发钞和放贷必须根据国务院的政策实施。 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印钞根据政策实施，让发多少就得发多少；另一方面，放贷向系统内部倾斜，首先满足各垄断央企和地方房地产的资金需求。 打个比方，癌细胞的生长依靠血液带来的营养供应，否则很快会死亡。所以，有的癌症疗法是“饥饿法”，通过切断癌细胞的血液，“饿死”癌细胞组织。而中国则通过首先向癌细胞供血，支持癌细胞的生存和成长，“饿死”其它的好细胞。 在这样的系统中，“剪刀差 ”可以再次得以实施，传销系统和非传销系统的差异变得非常明显。 比如，所谓的“大产权房”和“小产权房”，不论居住特点还是法律属性，都是同样的性质。 但是，因为系统能够通过销售“大产权房”而获得可观的利润；“小产权房”获利的只是村镇和当地农民。 因此，“大产权房”能够获得贷款，而“小产权房”得不到贷款。所以，系统就开始通过“大产权”、“小产权”的概念进行人为区隔。 在贷款的支持下，“大产权房”比“小产权房”贵1到2倍。 从这个对比可以看出，因为贷款的支持，“大产权房”的根本在于具备了金融属性。 也就是，在银行的支持下，人们可以借助银行贷款，对“大产权房”进行炒房，而“小产权房”只能自己居住。 这种“大产权房”的流通性-或者叫做金融炒作性，才是“大产权房”的溢价基础。 而这种溢价，也是新型“城乡剪刀差”的体现，基于城市的“大产权房”价格高，基于村镇的“小产权房”价格低。 即使中国未来不经历“大物理”，在贷款紧缩的情况下，“大产权房”失去金融属性，其价格也会向“小产权房”靠拢。 同样道理，所有股市的股票、系统指定的专用产品、为系统服务的吃饭洗浴等服务项目，价格都比市场贵N倍。 这些都是在金融属性下，形成的新型“剪刀差”。

“条块分割”+货币投放=私营企业窒息。 私营企业的生存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法律保障的财产私有制。 而财产私有包括两个方面：1、无形财产私有；2、有形财产私有。 美国经济能够获得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1、19世纪后半期到二战前，有形资产企业的大规模发展和扩张，以铁路公司扩张、洛克菲勒石油集团等企业为主要代表；2、二战后，无形资产企业的大规模发展和扩张，包括HP、IBM、苹果、微软、google等等。 不论哪种私营企业，要想生存发展，必须为社会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 比如，铁路是天然的垄断行业，在开始的企业家精神支持下，为整个社会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铁路的官僚作风越来越严重。 这时候，公路又得到大力发展，人们开始选择开车，而不是坐火车，铁路公司开始迅速衰落。 而不论哪种企业扩张，都离不开金融机构的支持。 铁路公司大扩张依靠股市、债券和贷款支持；摩根动用大规模产业基金收购卡耐基的美国钢铁、支持爱迪生的ge,然后这些企业实施大规模的产业整合扩张；而洛克菲勒直接创立“trust（中文翻译：托拉斯）”，实际上就是信托基金，对整个炼油和传输产业进行大规模整合。 到了无形资产时代，“天使投资”、“风险投资”、“战略投资”等等资金，支持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和扩张。 而在中国，所有资产归传销系统所有，也就是所谓的“共产共妻”。 有形资产基本上控制在系统手中，经济命脉也控制在系统手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形资产的私人企业不可能得到发展，只可能保持“小、散、乱”的格局。 因为，一旦私营企业开始做大，就要触及到“条块分割”的利益，传销系统就要对其进行打压，甚至直接将其消灭。 而中国无形产权无法得到保护，盗版随时随地发生，无形资产企业也不可能建立起来。 在20世纪末，很多软件公司建立起来，希望和西方企业竞争。 但是，没两年就机会全部倒闭，因为大家都用盗版，开发软件的企业根本赚不到钱。 而盗版最厉害的是传销系统单位，私人企业拿这些单位根本没办法。 所以，私营企业纷纷倒闭，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热了一下就悄无声息。 随后，中国企业不是仿冒西方企业的产品，就是想法找人偷窃西方企业的技术。 更重要的是，私营企业在规模很小的时候，还可以赚到钱，但是赚到钱后又无法发展。 所以，这些私营企业开始炒房、开发房地产，也就是回到支持体制经济的道路。 这样的结果是，体制经济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控制住经济命脉，就坐等银行发钱、以及私营企业送钱。 而私营经济被持续“抽血”，只可能日益衰落。

通过这样的“条块分割”，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开始形成。在这样的系统中，人们获得利益并不是依靠个人才能，而是依靠自己处于的社会位置。 所以，整个社会开始固化，社会利益阶层重新开始固定。 这种通过社会固化，进而经济固化的状态是重新回到30年前的老路。 在前三十年，“条款分割”的结果是，人们生活状态从开始就基本上已经固定。 绝大多数干部、工人、农民、技术人员等身份终身制，基本上没有改变的可能。而这些身份终身制的结果，就是相应的待遇终身制。 传销系统的教科书里说，劳动既是人的权利，又是义务。 这个意思是，劳动光荣，人们喜欢劳动。 所以 ，最底层的农民就享受着劳动的权利，不过因为身份地位问题，享受不到劳动带来的成果。 不过，社会总是在变化，所以并不能完全进行利益固化。 随着系统的“内爆”，很多干部被“下放”，已经没有了身份。 66年后，很多城市人口的子女被“上山下乡”，从城市人变成了农民。 除此之外，人们都保持着从开始就有的身份，以及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 在第二个10年，“条块分割 ”也开始形成类似的状况，不过表面上维持着“开放”的状态。 在每一个国企、每一个部委、每一个地方机构，都有相应的强大利益集团进行操控。 而这些利益集团在暴力的支持下，可以随意对社会的利益进行剥夺。 与前30年不同的是，不同领域的利益集团相互达成明显的妥协。随着这个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各方进行各自的分工协作。 一方面各自按照“势力范围”，占领自身的利益领域，同时再集中进行协调；另一方面，利益集团相互合作，共同应对任何可能危害利益集团的人或者事。 当这个格局形成之后，已经没有人能够撼动这个系统。 这就是“大机器”系统，随意可以消灭任何危害自己利益的个体。 而且，即使个人的位置再高，实际上都只是象征，并没有真正的力量，也就是所谓的“政令不出在南海”。 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各个部分通过涨价获得自身的利益。 不论税收、房地产、各种物价等等各方面关系到人们切身利益的事物，都通过涨价来解决。 不论是水电油气、油盐酱醋等等，随意就可以涨价，或者变相涨价。 比如，当国际油价下跌的时候，两桶油可以坚持不降，一天就多赚数亿元至十数亿元。 而国际油价上涨的时候，两桶油即使上涨，同样获得更多的利润。 因为价格涉及到巨大的金额，所以谁要敢于改变，相应系统内的人可能要拼命。 所以，当房价上涨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咒骂影帝。 但实际上，影帝说什么没用，解决不了实际利益问题，没人听他的。 而如果理解了“条块分割”的利益格局，中国很多经济层面的问题就可以一目了然。

任何一个系统都有自身的弱点，而其弱点已经固化于自身的形态中。 “大机器 ”是个强大的系统，而且有10数亿的人来支持，看上去不可战胜。 尤其到了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大机器看上去变得空前强大，连美国都屈服于大机器。 所以，在处理瞎子阿炳事件的时候，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的软弱妥协姿态极为明显。不过，大机器并不是表面看上去那样强大，实际上非常虚弱。 我在2010年底分析过，体制实际上已经非常虚弱。 因为，“条块分割”的利益系统有两个致命弱点：1、 必须依赖沿海经济：当系统放弃内地之后，就要依赖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 不论国内的房地产、铁公基、汽车业等投资规模多大、看上去多么“如火如荼”，如果沿海的经济不行，这些东西作为“空中楼阁”，很快就会“自由落体”。 而沿海经济又依靠全球经济，全球经济不行，沿海经济就“熄火”。 所以，世界经济2011年初的信心恢复到2011年底的摇摇欲坠，也导致“大机器”接近停摆。 2、必须依赖民众的努力：在传销系统中，“上线”都是寄生阶层，什么都不用做就要得到最大的利益。 民众越是想着赚钱、越努力工作，就能够支持大机器更加强大，“上线”们生活的就越好。同时，越努力工作的人们，创造的财富越多，体制就越认真对待，个人剩下的反而越少，下场越惨。比如，在60年大饥荒的时候，当时河南四川两个最大产粮省，饿死的农民最多。为什么？ 因为，越是这些产粮大省，系统对其“交公粮”的搜刮就越高，各级系统对储备粮、农民家进行翻箱倒柜，生怕剩下哪怕一点点粮食。 结果，粮食烂在地里不允许收割，各家又没有余粮，当“大锅饭”没有了的时候，人们就只能饿死。 在农业生产差、粮食质量差的地区，体制不关注、不用交很多公粮，饿死人的情况相对反而少。而如果民众停止工作、停止参与大机器，大机器将迅速倒塌。

2、 社会结构：

随着“条块分割”的实施，社会重新呈现“碎片化”和“层级化”的特点。 如果以“三维立体”的角度看待整个中国社会，就会发现明显的社会特点。 首先，按照平面的角度进行地域划分，整个社会表现出明显的“封建制”特点，也就是整个社会被分成各种“小格子”。 在每个地区的“小格子”中，不同的行业和行政又将社会细分为更小的“小格子”。因此，中国根据不同的地域级别，比如省、市、县、镇等，分成不同级别的“小格子”。 “小格子”的级别越低，其经济规模和容量就越低，也就是所谓的“庙小容不了大和尚”。 这样的结果是，年轻人都往大城市和沿海走，越觉得自己有能力，就越想走得远，因为这些相对大一些的“小格子”能够给人们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另外，如果从高度的角度进行层级划分，也同样发现显著的界限。 在每个“小格子”里，都有不同的级别。 在每一个层级，低级都要向高级效忠，也就是“奴隶制”。 如果低级不向高级效忠，轻则失去工作和相应的生活来源，重则家庭受到牵连。 很多人觉得自己很自由，可以在市场中独立自主，似乎不存在所谓奴隶制。 但实际上，这是个人没有碰到具体事情的时候，人们才会有的想法。 真碰到重要情况的时候，人们才会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 所以,地域上的封建制和级别上的奴隶制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系统。

“条块分割”的系统，关键在于进行社会隔离。 现代社会应当是相互依靠、紧密合作的系统。 其中的代表是企业，企业本身是合作分工的系统，通过共同协作，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和发展。比尔盖茨曾经说过，如果将微软中的二十个人抽走，微软将变得一文不值。 这是因为，企业主要围绕少数精英而发展，团结在少数精英周围，共同从市场竞争中获利。 不过，中国企业并非是合作的产物，而是“条块分割”之后实施隔离的产物。 不过，在前30年建立的国企，其特点也是相互之间的隔离，缺乏支持精英的意识。 尤其是在1980年代末，大多数工厂的工人们以为学生都在“瞎胡闹”，并没有有效支持学生。 而在上海，工人们甚至组成各种队伍，压制学生。因为，企业收益来自于体制，所以也不需要进行合作。工人们主要依靠体制的“剪刀差”进行生存，所以他们的利益基点是体制。 从他们的利益立场出发，无法理解学生们的举动，所以漠视学生，或者反对学生。工人们当时的状态，让传销系统能够生存下来。 不过，当体制决定放弃这些工厂的时候，这些工厂很快都垮掉。而如果企业独立进行市场竞争，企业内部的员工就会紧密团结，提高整体效率，并且通过市场竞争，争取自身的利益。 而从系统的角度，如果让内地的国营企业自行组织，一旦企业系统开始形成自主的力量，和系统进行对抗，对传销系统就具有毁灭的力量。 所以，系统宁愿让当时的大中型国企，也不能让其进行自我生存。 同时，系统打破自己给工人们的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承诺，让工人们上市场“自寻出路”。 而当大量工人拿着可怜的钱下岗后，工人们陷入困境。 这时候，很多有思想、有知识、有技术的人迫于生活，开始大量向沿海流动。同样道理，失去了这些骨干人才的企业，就像动物被抽掉了“脊柱”，再也无法有效组织起来。

通过“条块分割”的政策，内地社会基本被抽空。 一个大中型国营企业大约有数千人到数万人，其家属区和相关配套系统可以达到数万人到十数万人。 一个大中型国企倒闭后，相应的组织瓦解，人们都成了“散兵游勇”。 当企业散了之后，再想把人们组织起来，基本上不可能了。 而且，随着地区陷入困境，相应的人才流失后，基本上没有人能够具有组织能力。 本来，这些企业能够吸纳一定数量的技术人员，而且很多理工科大学生毕业后，愿意进入工厂工作。 这些工厂解体、或者陷入困境后，再也没有大学毕业生进入。 而且 ，当本地年轻人看不到出路，开始大量向沿海地区流失。 尤其是一些有思想、有知识、有学历的年轻人离开当地，去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学习和工作。 随着人才和年轻人的流失，社会变得越来越死气沉沉。 而拖家带口、或者能力欠缺的国企员工，只能在当地找工作，接受低收入、工作条件差、没有任何保障的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城市和沿海的差距越来越大，内地越来越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况。 在内地的农村，沉重的农业税加到农民的身上。 在1980年代末期，虽然农民生活相对较好，但是手里的现金非常少。 而农业税迫使农村年轻力壮的农民离开农村，到沿海地区“打工”，成为沿海地区的低端劳动者。 随着年轻人越走越多，农村也开始逐渐衰败。 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在于人，而当青壮年和有知识技术的人离开后，整个内地社会只剩下能力弱的，或者老幼病残。一方面把内地社会结构打散，将内地发展潜力抽空；另一方面，为沿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员供应，继续加大沿海和内地之间的经济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