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沿海地区，“层级化”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以东莞为例，随着出口加工的扩大，东莞吸纳了大量外地人。 到后来，外地人成了东莞的绝大多数，从事各种加工生产和城市服务工作。 这时候，本地人都在做什么？ 大致分为三种情况：1、头脑灵活、知识文化程度不很高的人，往往会开厂或者商业当老板；2、有一定知识的人成为体制内的中高层，而知识文化程度较低、头脑一般的则做中下层，对整个社会进行“管控”；3、地点较好、还有自己的土地的，盖房子当“地主”，通过出租房子获得较高的收入。 从这些人群的分布可以看出，相当一部分本地人轻轻松松地就过上了好生活，实际上成了社会的寄生阶层。 问题在于，一个城市中不仅有商业机会和繁花似锦，还需要大量的人员从事脏、累、收入低的后勤工作，为城市的运转提供系统保障。 随着沿海地区的繁荣，这些工作基本上都由外地人承担。 于是，这些地方就形成了“本地人”和“外地人”的两方面，本地人依靠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可以比较轻松就赚到钱；而外地人则需要努力工作，有特殊的能力或者机会才能够生存下来。 而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由于“条块分割”的形态比较明显，所以社会则形成另外的状况。 比如，由于本地人数较多，而且很多都是国营单位职工，因此社会主要形成两个阶层。 即使外地人涌入，也分属于这两个阶层。 其中，少数人较为有钱或者相当有钱，比如权贵、外资及其代表、生意人等；大多数则基本上保持温饱状态。 随着层级化的趋势明显，网上相互之间的“地域攻击”日益激烈。 比如，人们攻击主要的“人口输出大省”到外地打工的人“没素质”，攻击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的人“势利、歧视”。 而人口相对较少、出省打工的人相对较少的西北、西南等省份基本上被人遗忘。 而这种地域攻击的关键在于，社会已经被分割成为不同的层级，不同层级的人们已经难以沟通。

“条块分割”是各种社会“分隔”现象的背后原因。 市场经济的重点是“做大蛋糕”，而条块分割的重点是“切割蛋糕”。 什么是“做大蛋糕”？ 当一个地区来了很多有知识、有技术的人、或者只是年轻人，一般当地人都会比较欢迎。 当然，本地人也会出现很多不适应的地方，比如生活习惯不同，或者外地人缺乏文化素养。 但是，本地人为什么能够容忍，能够适应这些外地人，并且欢迎这些人？ 因为，利益是人们的关系主导，决定社会中不同人群相互喜欢或者相互讨厌。如果内地到沿海的人们都像外资一样，带着大笔资金或者先进技术，给当地创造就业岗位，本地人必然非常高兴。 如果一个地区涌入大量外地人，即使外地人没有带来资金，但是能够支持本地企业发展壮大、在全球范围内竞争，并且带动本地就业，本地人也会非常高兴。而这就是在自由市场竞争中，通过人们齐心协力，共同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一起“并肩战斗”、共同“做大蛋糕”。 通过这样的方式，人们能够克服相互之间的成见，尽可能以“大局”为重。 而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已经达到“饱和状态”，新加入的人群不是给本地人创造更大的价值，而是让本地人变得没工作、更穷困，本地人必然对外地人非常讨厌。 比如，在19世纪修铁路的时候，劳资矛盾极为尖锐突出。 当时，爱尔兰等族裔的劳工群体准备联合中国劳工，共同罢工、要求提高薪资。 没想到，中国劳工根本不理其他族裔的劳工群体，仍然拿着很少的工资拼命干活。 结果，这些劳工群体的利益受损，无法和资本家讨价还价。 所以，这些劳工群体开始攻击中国劳工群体，甚至屠杀中国劳工。 后来，劳工组织操纵的国会提出“排华法案”，禁止中国劳工入境。 这就是中国劳工打破劳工团结的规则，不和其它族裔的劳工“并肩战斗”。 在利益争夺的时候，不是“朋友”就是“敌人”。 既然中国劳工不支持其它劳工组织，就是支持资本家，就是其它劳工组织的“敌人”。 所以，明确地说，并不是美国人在排华，而是美国的劳工阶层在排斥中国的劳工；不是民族矛盾问题，而是阶级矛盾问题，劳工和劳工之间的阶级矛盾。 在利益矛盾激化的时候，也就是“分蛋糕”到关键时候，激烈冲突不可避免。 同样道理，进入21世纪，中国以血汗工厂和廉价奴工抢占世界市场的时候，同样抢占的是美国劳动者的饭碗。 这时候，美国资本家很高兴，很喜欢中国、喜欢在中国设厂和采购，因为可以通过降低成本而提高利润。 但是，美国劳工组织非常愤怒，对中国非常憎恨，因为中国经济增长，是以美国劳工失去饭碗为代价，美国劳工的“蛋糕”没有了。

“条块分割”的特点就是加剧矛盾冲突。 沿海地区即使表面上实施市场经济，但实际上同样是“条块分割”的格局。 能够做大的企业，直接依附于系统，或者帮助系统加强出口、赚取外汇。 而且，随着各种政策的逐渐深化，离体制系统越近的企业，其收益就越明显。 在第二个10年的末期，这种形势就已经非常明显。 尤其在朱发现证券市场具有巨大的“圈钱”作用后，从压制股市改为支持股市，让股市经历了一次巨大的上涨。 在这个时候，很多私人的科技型公司因为被盗版的问题，已经开始纷纷衰亡。但是，股市中利用“高科技”、“互联网”圈钱的企业非常多，以“深科技”为代表的股票，只要和科技、互联网沾边，就能够创造一个个股价飙升的神话。 而这种模式，就是并没有真正创造出财富，但是通过分配既有的社会财富-“切割蛋糕”，体制的相关利益群体获得新的收入来源。 从历史上也可以看出，“条块分割”就是在确定了“蛋糕”规模之后，实施“切割蛋糕”的方法。人们都在想着“分蛋糕”，而不是“做大蛋糕”。在“分蛋糕”的时候，人们就会开始出现争端。 因为，在“条块分割”的系统下，人们的大致利益格局已经基本上固化。如果一个人在“条块分割”中获得利益，往往意味着另外一个人或者很多人的利益就要受到损失。 所以，“条块分割 ”的结果就是不同人群之间的隔阂， 或者说，人们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因为共同相处而建立协作关系。反而，人们因为相互之间接近，而看到对方的问题，所以相互之间更加讨厌。 更重要的是，很多外地人不是带来钱的，而是来赚钱的-也就是“分蛋糕”，有的人还通过不正当手段赚钱，因此必然导致本地人的反感。 在这样的情况下，沿海地区的人认为，来沿海地区打工的人们，来抢饭碗、抢社会公共资源、并且给社会带来不安全感。 而外地人则认为，自己到了沿海地区之后，拼命打工干活，把自己的青春都献给了沿海地区。 最后，自己的收入仅够租房子、吃饭，基本上没有剩余，沿海地区对自己剥削太狠。 同时，外地人认为本地人具有明显的歧视，不认可自己的价值。 所以，“地域攻击”只是人们看不到问题的实质，所以为表面现象而争吵。 这种争吵反映出整个社会的分离隔阂，这种分离隔阂意味着社会越来越“碎片化”。

当人们之间越是相互隔离，就越希望“上层”帮自己解决问题。从人们的角度来说，刚刚经历了1980年代的思想开放，对体制具有很高的戒心。 尤其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社会表现出高度的互助氛围。 只不过，这种氛围被tank碾垮，但是在心理上仍然有合作的意向。 在这样的情况下，体制很难直接控制社会的利益分配。而要实现这样的分配，必须将过去的社会系统打散，重新建立新的利益系统。 朱实施的大规模政策和动作，都是为了体制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 在第二个10年，“条块分割”并没有在利益上起到明显的作用。 但是，通过利益区划，开始从社会的角度进行隔离。 当人们争吵不休的时候，就会越来越觉得其他人不好。 这时候，就越觉得“上层”是好的，希望上层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这就是典型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逻辑。 而这是“条块分割”所希望看到的情况，因为平民之间争斗的越厉害，社会“碎片化”程度越深，人们就越希望依靠体制、依靠“上层”。 只有这样，“上层”才能够真正达到坐享其成的作用。比如，在21世纪之前，私人出去吃饭，如果没有报销的需要，并没有索要发票的概念。 而进入21世纪之后的几年，很多人出去吃饭的时候，都问饭店索要发票。有的人并不能报销，但是仍然坚持索要发票。 因为，人们觉得饭店利润太高，所以通过索要发票的方式，让饭店多缴税、多给“社会做贡献”。 这种状态就反映出社会之间的相互隔离状态，然后人们认为“国家”是好的。 这就像广为流传的寓言故事：两个松鼠发现一个蛋糕后，因为分蛋糕不均，相互争吵、相互敌视，所以找狐狸来分蛋糕。狐狸走过来说：“为了表示公平，让我来给你们分”。说完就把蛋糕分开了。狐狸故意把蛋糕一半多一半少，说：“怎么样？”其中一个松鼠说：“不行，他的那一半多！”狐狸把多的一半咬了一大口，另外一个松鼠说：“不行，他的那一半又多了”。 狐狸又把多的一半咬了一大口，又引起第一个松鼠的不满。 结果，就在两个松鼠相互不满的过程中，狐狸左边一口，右边一口，把蛋糕就吃完了。 而松鼠和狐狸的故事，就是社会民众和体制系统的故事。 而随着“条块分割”的深入，社会中的不同经济体同样需要依附传销系统。 因为，不依附系统的企业，系统可以通过行政力量和税收力量，让其无法生存下去。 在这的情况下，半奴隶半封建社会中，依靠“地域”和“阶级阶层”对人进行划分的状况，在社会中重新占到主要方面。

总的来说，“条块分割”的结果是，大致的利益格局已经明确。总的来说，在“条块分割”中，依靠传销系统、支持传销系统的人们，可以轻松地赚到大钱。 具体划分，不同的人群根据自身的利益特点，形成的相应的利益集团。 所以人们站在不同的利益基础上，相互指责、相互敌视。 比如，高速公路收费成为社会上民众普遍抱怨的一个情况，很多人忽悠取消高速公路收费。 但是，这些呼吁已经很多年了，高速公路的收费取消了吗？ 并没有。 为什么？ 因为高速公路代表着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需要靠高速公路收费而生存。 这里不仅仅系统的上层，还有系统的中下层人员。很多在高速公路上收费亭的收费员，工作非常简单，而一年可以赚到10万以上。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能够希望高速公路取消收费吗？ 如果取消高速公路收费，他们就直接意味着没有饭碗，生存不下去的问题。 所以，整个高速公路系统都要誓死捍卫自己的利益，以保住自己的工作岗位和家人的生活支柱。 而在社会中，这些利益集团在主导着整个社会的运作，他们要工作、要生活的好，就要支持相应的“条块分割”系统。 他们根本不关心，别人的利益是否受损。 就像有的中国专家说，食盐价格上涨不是问题，因为人们总是能够吃得起盐。而每个利益集团都是这样的想法，稍微涨点价，人们总是能够消费得起。而自己必须支持这样的涨价，否则自己就没有饭碗。 当然，利益集团在执行收费措施的时候，也会遇到 种种阻力。 这时候，财大气粗的利益集团就可以通过雇佣额外的人手，执行自身的政策。 比如，街头摆摊的小商小贩严重威胁到高价商铺的利益，而高价商铺如果不行，又要威胁到房地产商、炒房者、地方税收等等问题。 所以，城市组建装备精良的“城管”来打击小商小贩，维护利益集团的利益。 而每次出现城管爆出打砸抢、伤害人的新闻，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如果有关部门就会迫于压力进行追查，最后发现行凶者都是“临时工”。

什么叫做系统、理性思维？ 可以这样认为，理性思维主要关注负面信息。 从人生的基本生存角度，负面信息远远比正面信息强大。 任何一个具有理性思维的人，首先思考的是负面信息，已经相关负面信息的影响。 假设，一个人既有权、又有钱、又聪明、又英俊等等，综合条件世界上无人能敌，而且无数女人崇拜他。 这时候，他似乎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综合条件，也就是集所有正面条件于一身，也是世界上大多数男人们的理想。 但是，这时候有个负面信息出现，他被确诊不治之症，只能再活3天。 这时候，对于他来说，是所有正面信息有价值，还是活下去有价值？ 如果让他选择： 1、放弃所有的正面条件，成为一个普通人，再活30年；2、拥有所有最优秀的条件，只能活3天。 他会选择哪个？ 相信有一定理性的人，都会选择1。 又比如，人们爬北京香山的时候，不需要进行太多的准备，不用太考虑负面信息；但是，如果去爬珠穆朗玛峰，存在各种的艰难险阻，就需要提前全面思考和评估所有的负面信息。 如果按照爬香山的标准去爬珠峰，准备爬的时候很高兴，结果就是去送命。 所以，理性思维的重点，是积极搜集和思考“负面信息”，并且根据负面信息进行相应的分析和判断。 同样道理，在经济管理中，人们的重点也是关注负面信息，并且应对负面信息。 对于负面信息思考透彻、善于应对的人，是市场经济中的主导者。 比如，著名投机者索罗斯就是发现国家经济的关键负面信息，并且根据负面信息判断经济的健康程度。 如果发现经济系统已经病入膏肓，就进行投资决策，通过资金的调集和运用，对错误的经济系统进行打击。 另外，郭士纳本来是个并不知名的富人，但是他在IBM即将倒闭 的时候挺身而出，挽救IBM，成为世界企业史的重要案例。

缺乏理性思维的人，可以认为是无价值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对他人有价值的人，都是对负面信息进行过充分思考，并且积极寻找相应对策的人 。比如，世界上的知名医生，都是对尖端疾病领域有着独特思考和解决方案的医生。 只有这样的医生，人们才觉得动大手术的时候可以 信赖，有钱人才愿意花钱找这些医生做手术。 而且，这样的医生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都能够获得相应的地位和待遇。与之相对比，一个人如果不思考负面信息，不想着应对问题、解决问题、不应对艰难困苦，这样的人对其他人、对社会有什么价值？ 当我高烧40°去看病的时候，医生一直和我说，我要“阳光心态”，要看到我的光明的一面，不要太专注于高烧这个“阴暗面”。 这时候，我会觉得这个医生高明，还是觉得这个医生是神经病？ 不过，大多数中国人缺乏理性思维，因此对这个浅显的道理似乎都不懂。 所以，专注于思考负面信息的人，在中国并不受欢迎。 因为，人们普遍处于“要钱不要命”的状态，所以人们对于负面信息关心，也不喜欢。 比如，当一个人提出一个负面的问题，并且对此进行评论的时候，其他人不是对负面问题有所警觉，并且进行相应的思考和准备。 人们往往借此抨击这个人，认为这个人“杞人忧天”。 如果这个人经常提出来负面问题，就很容易被打上“烙印”。 人们会说这个人“太消极”、“不看积极因素，只看阴暗面”，“缺乏阳光心态”。 尤其关于“阳光心态”，很多人说一个人的心理想的，决定他看到了的。 当人们想的是阳光雨露，看到的就是生命的美好；想的是阴暗的内容，看到的就是处处黑暗。 所以，人们培养“阳光心态”就应该保持心理的“阳光”，因此也能够看到世界的阳光。 问题在于，只要心理想着“阳光”，世界上就没有阴暗了吗？ 这和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什么区别？ 阿Q在一个个“精神胜利”后，似乎觉得自己很威武地走上刑场。但是，他的“精神胜利”成为人们的笑柄。 就像大多数中国人，不看看自身的条件，都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发财”；大学生们刚毕业的时候，就想着要买房、买车。 这些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眼光心态”，都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 当然，这些阿Q们是传销的重要支柱，如果大家都会一些理性思考，多思考点负面信息，传销就不可能生存下去。

理性思维可以这样认为：针对关键的负面信息，进行相应的原因、经过、现状和结果思考，降低负面信息造成的损失。 理性思维是工业文化的基础，社会民众的理性思维水平决定国家的工业化程度。 从作用上，理性思维通过评估负面信息、尤其是潜在的风险，并且加以防范，减少负面事件发生的概率，降低负面事件造成的损失。 比如，我发高烧40°去看医生，医生就会对我进行相应的“问诊”。 首先，他会量我的体温和其它初步身体检查，了解我的综合身体状况，也就是现状； 他还会了解我发烧多长时间，如何发烧，然后可能还要开一些化验项目，以确认我发烧的原因。 然后，他再根据可能的结果，进行相应的医疗处理，比如开药、打针、输液等等。 通过这样的方式，减少误诊的概率，并且减少我因为误诊而丧命的概率。 这就是理性思维在医院治疗过程中的反映，能够切实减少死亡的概率。 同样道理，当建筑师、工程师等专业人员设计建造桥梁、高楼、水坝、公路铁路等工程的时候，也会充分进行理性思维，防止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 而工业化的实质，就是增加工业产品的性能和质量，使其能够负载更大的强度，减少高强度下的风险。 比如，在农业时代，人们走路、骑马或者坐马车，行驶速度很慢，所以对车、路、桥等相应设备要求低，人们手工即可完成。 到了工业时代，汽车要高速奔跑，所以对汽车本身、路桥等设施要求高，需要各类的工程师进行技术测算。 同样道理，工程师在建造大型水坝的时候，会系统计算水坝的耐受力，应对相应的水压。 而且，水坝运行必须有严格的操作规范，以防止出现垮坝现象。 在高性能、高强度、高速度等特点的工业环境下，工业设计和工程计算非常必要，因为一不小心就会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所以，做事需要慎之又慎，才能够保障质量，减少相应的损失。 而且，一旦发现问题，就需要立即进行排查，防止意外发生。当意外发生时，还需要及时进行故障鉴定，并且在其它类似工业化产品上消除类似故障。 而这种基础的理性思维，在工业社会很常见。 决策者也必需遵守这些基础理性，尊重和遵循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的意见。

小农文化思维是什么样子？ 如果在建设这些道路、桥梁、水坝的时候，让小农们进行决策和施工会产生什么结果？ 他们会聘请工程师进行测算、遵照工程师的意见进行实施吗？ 显然不会。 小农思维的人们往往认为“大工业”的重点在于“大”，也就是规模大。 因此，小农们在“赶英超美”的时候，也在追求“大”和“多”，丝毫不关心工业设计思想。 而且，小农们也没有相关工业文化的风险意识，也就无法形成和训练理性思维。 所以，小农们在不知道可能的后果的情况下，开始了“大干快上”的进程。 在毛时代，中国“大炼钢铁”，弄“土法炼钢”。 人们弄起一个个“小高炉”，把森林砍了用来“炼钢”。然后，人们把家里的锅盆等钢铁成品都砸掉去“炼钢”，结果炼出来的都是一堆堆氧化铁的垃圾，连真正的铁都谈不上。 这时候，有人提醒过，这么做的结果是什么吗？ 肯定有专业人士进行过警告。 不过，当时敢于提醒的这些风险的专业人士，基本上都要被达成右派，然后提醒的声音也发不出来。 同样，当时弄了数千座所谓的大中水坝，根本没有进行过工程论证，也没有严格的操作方法。 结果，这些劣质水坝造成经常性垮坝，导致大量损失。 其中，黄万里一直在反对上三门峡水库，但是违反了毛的意思，被打成右派。 而三门峡水库很快淤积，造成严重的生命灾难和生态灾难，最后只得被放弃。 而三门峡水库废弃虽然有名，但是灾难还不够级别。 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更是劣质水坝加上毫无管理。 板桥水库一夜之间垮坝，造成不计其数的人员死亡。 有的数字说是24万人死亡（打捞尸体10万多具，续因缺粮、感染、传染引起的死亡14万），成为全球科技灾难第一名。 由原水利部长钱正英亲自作序的《中国历史大洪水》（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一书披露，在这次被称为“75?8”大水的灾难中，河南省有29个县市、1700万亩农田被淹，其中1100万人受灾，超过2.6万人死难，倒塌房屋596万间，冲走耕畜30.23万头，猪72万头，纵贯中国南北的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8天，影响运输48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 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由于垮坝的突然性，造成倒塌房屋将近600万间，所以死亡人数估计远远不止24万。 （相关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ce98ce010003xs.html）

在经济问题上，不同的思维也具有不同的特点。 经济的分析和工程分析的差异并不太大，都需要具有具备基本的理性思维。 只不过，经济分析需要的涉及的内容更宽泛一些，对负面信息需要进行思考的维度更多一些。 比如，从最微观的个人经济，个人发展与收入的关系，理性思维能够通过人们的行为表现出来。 在人们听“成功学”的时候，讲“成功学”的人们经常和人们强调，要时刻想着“我能”，比如说“我能成功”，也就是“我能发财”！ 这时候，小农思维的人们听了之后，往往容易热血沸腾。 因为，小农们压抑很久了，一直生活艰难，生活非常迷茫。 小农们急需一个方法，让自己鼓起勇气去追求“成功”。 这时候，小农们不会思考，如果自己不成功怎么办。 这也就是小农们从“点”出发，进行“单线思维”的模式。 而具有工业化思维的人则思考：发财是个小概率事件，大多数人很难发财，我“为什么（凭什么）发财”？ 而在一个行业中，一个专业人士能够评估出，自己在行业内的状况，是属于高级、中级、还是初级。 另外，在全球化的环境下，还需要自我评估，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级别。 因为，世界范围内的最高收入，就代表这个专业人生的最大空间。 这就是工业化思维，根据相应的行业标准，界定出自己的级别，并且评估自身的发展状态和发展空间。 这时候，工业思维的人就需要踏踏实实静下心来，开始自身的成长和发展，提升自己的价值空间。 问题在于，当很多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比，比如中国和欧美日韩等国的工作环境，就会发现自己面对的问题。 在这些发达或者快速发展的国家，工程技术人员只要有一定思想，在持续地进行学习和工作，总能够找到有利于自己成长的环境。 自己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也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并且获得相应的待遇。 但是在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往往没有技术研发、技术提升的环境，因为中国企业只想着做低级产品，不进行研发投入、不进行设备的持续改进和升级、不注重技术管理等等。 所以，工程师在中国的企业中，大多数没有提升的机会，发展空间基本上被堵住。 从这个角度，具有工业思维的工程技术人员，就能够意识到中国的问题，认识到“目标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传销系统本质。 因为，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不具备基本的工业基础、不进行大量研发。 而没有大量研发和自身技术进步的推动，所谓的经济发展只是“空中楼阁”。

如果按照工业思维的方法进行思考，中国社会经济模式就“昭然若揭”。工业思维需要培养熏陶，需要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进行理性的技术化思考。 尤其在关键问题上，个人的思考必须冷酷地像机器，必须像精密机器一样运转。 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进行理性思考，或者将理性思考贯彻到底。 这种理性思考就是要事先对可能的负面后果进行评估，以明确自身的面临的处境和相应的决策。 比如，工程技术领域是极为严谨的行业，必须一丝不苟地进行工作、学习和生活。 即使个人的发展规划，也需要一丝不苟地计划。 其中，最重要的计划，就是自己有多大的能力，肩负多大的责任，相应地赚多少钱。 个人必须脚踏实地、不能好高骛远。 为什么不能好高骛远？ 因为如果按照理性思维，从原因-经过-结果进行顺序推理思考，就会发现关键的问题。 传销系统的主要特点，就是“好高骛远”。 通过“激励”一群实力达不到的人，追求过高的目标，让这些人做“炮灰”，然后传销系统从中获利。 比如，在大跃进期间，钱学森专门写文章说，根据光合作用等测算，粮食亩产可以达到几万斤到十几万斤，理论数量可以达到几十万斤。在这样的数字激励下，不少农村开始上报亩产上万斤、几万斤、最高甚至达到十几万斤。 既然亩产这么高，国家就让这些农村按照上报的亩产几万斤的水平，以相应的比例交公粮。本来这些农村以为“吹牛不上税”，结果竟然要“上税”。农村干部就对农民家里翻箱倒柜进行搜刮，以应对交公粮的数量，后来这些农村的农民大批饿死。同样道理，“大炼钢铁”和“农民公社”的时候，大量粮食烂在地里不让农民收，也就是丰产之后颗粒无收，结果这些农村的农民也大量饿死。可以说，不论“大跃进”、“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看上去都是非常美好的目标，但是结果都是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然后生产出垃圾货、破烂货。欧美的房子平均寿命可以达到100年，好的房子可以达到200年，教堂普遍耸立200年不成问题。 而这些房子主要是木结构，即使破旧后拆掉，也大部分可以实现降解。 而中国的房子很多都是30、40年、甚至更短。 从工业思维角度，只要将原因和过程进行理性思考，并且冷静地判断未来的结果，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远大理想”的结果并不是美好的未来，而是走向灾难、甚至自我毁灭。

当然，并不是所有工程技术人员都是工业思维。中国人学知识技术，都只是将这些知识技术当做“工具”，而不是学习这些知识技术所反映的思维方式。 所以，即使很多工程技术人员的专业思考较多、工作能力较强，但是人们的专业思考仍然和自己的人生观不相关。 所以，很多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也是小农思维，只从“点”出发，进行“单线思维”。 当这些人学习和工作的适合，不考虑自身的综合技术和能力，而想着通过自己的知识技术发财。 当然，很多人都会振振有词说：“难道我追求更好的生活有错吗？我就不能比别人赚得更多吗？”当然，不论个人怎么想、怎么做，都是个人的自由。 但是，如果以工业思维进行判断，这样的“赚钱目标”还没有实现的时候，往往看上去很美，就像“天上掉馅饼”；但是真的实现了，却发现实际上是“陷阱”。比如，有一些中国人在国外工作生活，受到中国公司的理由，偷了他们所在公司的技术，卖给中国的公司，并且因此获利。这些人偷技术卖了之后，好像得到钱了。 但真正的结果是什么？ 在工程和技术领域，竞争对手之间实际上都相当透明，各自对不同的竞争对手具有较为清晰的了解，也就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如果一个中国公司突然在技术上“突飞猛进”，必然是进行技术偷窃。 而且，每个公司的技术发展模式不同，技术优势和特点也不同，不同技术实际上都贴着公司的“标签”。 而被偷窃技术的公司很快就能发现，是自己公司的技术被盗。 然后，只需要查一下公司里有几个中国技术人员，并且了解这些技术人员的行为，以及他们的经济变化状况，就可以基本上确定谁偷的。 然后，这些技术人员就要坐牢，出狱后也不会有人再雇佣他们，一辈子就毁掉了。所以，赚钱并不是结果，赚钱之后的结果才是真正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不论钱学森偷盗美国的尖端技术，后来成为美国等自由世界的敌人，还是李文和案，都让美国尖端实验室几乎对中国科学家关闭；而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偷盗公司技术，导致各大公司对于中国人存在更多戒心。 也就是说，这些中国人的小农思想和行为非常大损害了中国人在国外的形象，减少了中国人接触高级技术的几率，对绝大多数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发展造成事实上很大的伤害。不过，大多数受害的中国人并没有强烈谴责这些“害群之马”，没有形成自身的中国人自律，而是似乎都“事不关己”。 这样的结果是，中国人即使在国外，发展 空间也越来越小。

工业文化还具有系统思维的特点。 工业思维还通过系统思维，将理性思维进行整合，形成涵盖时间和空间维度的整体思考方式， 所谓时间，就是将时间纳入思考维多，达到足够的时间长度；空间就是将各种事物的理性思维进行排列和组合。 而时间和空间的结合，就形成工业思维的重要模式。 比如，不少中国工厂喜欢买德国的大型设备，因为德国机器有口皆碑。 有的用户使用德国设备后发现，德国设备有一定的质量保障期。 假设某种设备的质保期是10年，在这10年中，德国设备坚固可靠，连小故障都很少，往往进行正常的保养维护即可。 不过，10年保质期过了之后，整个设备就到处出毛病，很多重要零部件都坏了。 如果拿去修，费用将非常昂贵，还不如再买新的设备。 由于德国设备的耐用、可靠，虽然价格高昂，比国产设备高两三倍、甚至更多；但是人们为了买设备放心、减少机器维修时间，保障设备的运转和不延误生产，很多人还是购买德国产品。 从德国产品的设计和生产的角度，这样既考虑到单个零件寿命、又涉及到整个系统寿命的思维模式就是典型的工业思维。 而且这些机械和电子零件结合起来，能够达到10年的质保期；等保质期过了之后，又几乎达到同步报废的程度。 其中，保障单个零件的寿命（时间）不难，或者保障整个系统的运转（空间）也不难，难的是整个系统的寿命（时间+空间）得到保障。 而从利润的角度：1、德国人的系统质量得到时间验证，被大量客户所认可，因此能够卖出高价，获得销售收入；2、保质期过后，尽可能所有零件同时报废，这样的系统能够减少总体成本。高价销售-相对低成本=可观的利润。德国设备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反映出高利润工业的主要特点。通过10、20、甚至100年的时间，印证大型设备、建筑工程等工业产品的可靠性。 而高售价、高利润品牌的建立，则需要多代10年、20年产品质量印证后，实现客户口碑的积累。

从工业产业链的角度，系统思维的意义更加明显。 在工业领域，像汽车、大型设备这样的大型工业产品是高利润的产品，是发达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 大型工业产品是大量零部件的系统集成，其中可以分为整备企业和零部件企业。 整备企业负责设备整体的设计性能和可靠性，并且以相对低价进行销售。比如，奔驰汽车可以卖到10万美元以上，看上去价格相当高昂。 但是，如果另外一个汽车企业采购同样零部件，并且进行设计和组装。其中整体成本比奔驰汽车还贵，而且整备质量和奔驰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同时，一个大型设备需要众多零部件，比如一辆汽车需要超过20000个零部件，起到明显作用的零部件上千种。如果其中一个电动门窗的驱动马达坏掉，都可能直接影响到客户对设备的质量感觉。 这些众多的零部件的质量则依靠众多供应商的质量。在这上千种的零部件中，任何一个零部件供应商如果属于“小农思维”，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产品质量，都会显著影响整个设备的价值感官。 比如，一个非核心部件，比如电动门窗的马达，可能才几美元，但是坏掉后造成的顾客感官损失是几百、上千美元；而如果核心部件质量不过关，可能造成高速上车毁人亡的后果，对于车厂的损失是几十亿到上千亿美元。所以，一个高价值汽车的生产，不仅仅需要汽车厂严谨冷酷的工业思维，更需要所有相关零部件企业严谨冷酷的工业思维。 只有这样，少数大型汽车企业才能和众多相关零部件企业才能形成良好的生产合作关系，也就是进行产业链整合，做出高质量的整备集成系统。另外，所有零部件企业的技术和质量进步必须相对同步，这样才能够保障系统质量和效率。这种大型工业整备系统的整合、产业链中大量零部件企业进行系统支持，才能够创造出高价值、高利润的工业系统。从产业链角度，这样的系统由少数大企业和大量中小企业组成。其中，少数大企业直接在国际上进行竞争，是整个产业链的“脊梁“。 同时，大量小企业形成相应的系统，支持这些大企业。其中，小企业创造出来最大的就业机会，并且成为服务业的主要基础。

具备工业系统思维后，就会意识到时间的意义。 在工业系统集成过程中，具备工业思维的人就会理解，任何一个进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 当然，即使长期艰苦努力，往往也只是缓慢地减小和对手的差距。而整个社会系统长期形成的差距，则在中期内难以弥补。 比如，将两万个零部件整合起来，做成一辆汽车，这本身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在整合的过程中，还得兼顾外观、动力、操控、燃油效率、安全、可靠等等重要标准。另外，在整合的过程中，还需要和全球的竞争对手进行对比，不能输给竞争对手。任何一个错误的决策，或者科技的迟滞，都可能导致汽车滞销、降价，然后企业亏钱。 所以，汽车厂在进行汽车开发的时候，必须数年的开发周期，才能够完成一款新车的开发和生产。 而且，新车的开发必须零部件企业相应的新部件支持，否则根本达不到“新款”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下，欧美日韩汽车工业的竞争，是整个产业链的竞争，是以5-10年为一个产品开发的小周期、20-30年为一个大周期进行的竞争。假设，韩国现代汽车开发新一代轿车的时候，要求使用寿命能够比上一代增加1年。这个要求不仅适用于现代汽车本身，还要求所有的零部件企业都得达到相应的标准。 因为，一个关键零部件企业达不到这样的标准，就意味着这样的目标失败。从1980年代开始，韩国现代汽车开始出口海外，和欧美日汽车形成竞争关系；到了2010年代，现代汽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仍然在追赶着欧美日汽车，其整备质量与欧美日汽车仍然具有一定的差距。而日本车以德国车为追赶对象，从1980年代末也推出雷克萨斯和阿库拉等豪华车品牌，希望能够抢占奔驰宝马奥迪等德国车的市场份额。 但是，20多年过去了，虽然日本豪华车在北美的销量较大，其品牌与奔驰宝马奥迪相比，差距仍然非常明显。 德国车不论从售价还是服务，价格都比日本豪华车高得多，但是大量人群仍然选择德国车。 这就是，生产一个可靠的大型设备或者汽车，不仅需要大型设备生产商的时间积累，而且需要零部件生产商的时间积累，也就是整个产业链的时间积累。所以，汽车产业的竞争，根本并不是具体汽车厂的竞争、而是汽车厂主导的汽车产业链竞争，基础上不同社会系统的竞争。

产业链竞争决定社会民众的收入。工业的产业链系统是现代经济的基础，一方面决定农业和矿业产出，另一方面是服务业的基础。 瑞士拥有世界上相对最高端的工业，也就有非常高的平均收入。 德国的高价产品卖到世界，也让德国工程技术人员获得很高的收入。另外，当德国设备出问题的时候，用户经常需要高价请德国工程师或者技师修机器，包来回机票和食宿，每天1000-2000多美元，包括旅途时间。这种工程师和技师的高价格，不仅仅让工程技术人员具有生活上的优越感，还有心理上的优越感。 而美国汽车厂的装配技术工人，学历高中毕业，小时工资可以达到80美元。只有在先进、发达、完善的工业系统中，工程技术人员才能够拥有较高的技术，并且获得较高的收入。 另外，大规模的工业系统带动各种知识和技术服务业的发展。 世界上主要有两大ERP系统服务商，一个是德国的SAP，一个是美国Oracle。 这两大服务商能够发展起来，都以德国与美国的强大工业系统为基础。同样道理，IBM，微软，google等企业的发展，也主要依赖于美国的发达工业系统，然后再扩张到整个世界。 当一个社会的产业链经济整体发展起来之后，民众通过相互协作，创造出优质的产品，自然就变得普遍富裕。 在普遍富裕的基础上，就会出现一些特殊的人。 这些人正好碰到产业发展和升级的机遇，在别人错过机遇的时候，他们抓住机遇、贡献社会，成为富豪或者超级富豪。比如，比尔 盖茨就是抓住计算机行业的发展机遇，而且利用IBM、王安电脑、苹果、网景等等公司的战略错误，最后造就了微软公司和比尔 盖茨这个蝉联十几年的世界第一首富。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产业经济基础、产业升级浪潮、PC行业的发展、主要竞争对手的错误、个人的综合能力等等方面，都是必要的成功条件。其中任何一个条件缺失，微软都不可能发展，比尔 盖茨不可能成为世界首富。

因此，个人的发展和成功，都需要依托于社会。 如果具有工业化思维的人，稍微观察社会，并且对社会进行思考，就会理解社会对于个人发展的决定作用。尤其是人们想赚钱过上“好日子”的时候，社会具有更直接的意义。 我们曾经讨论过，如果比尔 盖茨在中国会是什么样。 经过大家共同的讨论，会发现比尔 盖茨在中国会很惨。 在中国，比尔 盖茨不可能成为富豪，甚至不可能发展成功的企业。 因为，中国的软件企业都是盗版，比尔盖茨做了软件也收不到钱。他最多只是依靠自己的计算机技术，当个计算机高手，多赚点钱。 当然，由于他连大学都没毕业，没有大学文凭，去应聘都不会要他。 所以，他有可能去中关村的天桥上摆摊，给人的手机贴膜。 不过，即使天桥上摆摊也都有各自的势力范围，所以他很可能第一天就被人打跑了，连贴膜的生计都维持不下去。 其实，人们的设想，还不算是他最惨的情况。 在我看来，真正问题在于，他为人过于偏执，也就是“偏激”。 而且，他的偏执非常明显，他的母亲还带他看过心理医生。 这在中国完全就是“问题少年”，再加上网络成瘾，还两次破坏过企业的软件系统。企业系统崩溃后，会让家长赔很多钱。 家长对其严厉批评后 ，他还屡教不改。 所以家长又愤怒、又伤心，决定去找中国治疗“网络成瘾”的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对其进行鉴定后，认为他属于重度“网络成瘾”，必须住院进行治疗。 在医院，医生使用电击疗法，再辅助以大量的药物，比尔盖茨终于安静了。 当然，比尔 盖茨的智商从130直接降到80，这个问题人们倒是不太关心。人们只关心他是不是老实，是不是危害到社会。 另外，比尔 盖茨从此对电脑极为恐惧，见到电脑屏幕、或者电脑形状的东西离开浑身发抖。 所以，比尔 盖茨也不可能去中关村的天桥上从事贴膜生意，而是天天老老实实在家呆着。 虽然这个推理比较“偏激”，看上去像是笑话，但是很多孩子的潜质被社会抹煞，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美国能够出现比尔盖茨，而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即使很多人有比尔 盖茨的潜质，也到后来成为失败者。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知识精英阶层是社会的“脊梁”，肩负着对于社会的责任。 当英国对北美殖民地增税的时候，殖民地的知识精英阶层冒着砍头的危险，领导民众抗击英军。 当时，“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成为殖民地抗英的主要驱动力。如果这个口号放在中国，民众肯定觉得没意义，不为其所打动。 但是，为什么这句口号能够在殖民地起到如此大的反响？ 从信仰层面，当时美国是非常保守的基督教社会，民众坚持对于《圣经》教义的遵循。 而《独立宣言》和“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又是来源于基督信仰的世俗表达。 而人们可以为了基督信仰，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所以很容易受到这样口号的鼓舞。 需要说明的是，现代的理性思维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圣经》的探索和分析解释。 因此，《圣经》和基督教会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础，为现代经济提供文化基础支持。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人们通过“圣经学习（Bible Study）”，培养理性思维。 比如，英国对殖民地随意征税的问题，就是理性思维的一个重要体现。 殖民地精英阶层首先是知识阶层，又是富人阶层。 他们就要思考，如果在英国最初随意加税的时候，自己不进行抵制，结果是什么？ 那英国就会“得寸进尺”，先征少量的税进行试探，如果殖民地民众顺从了，就开始持续进行征税。 随着征税越来越多，殖民地也会越来越穷。 也就是殖民地民众辛苦劳作之后，都被英国“寄生虫”拿走，那殖民地民众不是和奴工一样？ 人们辛苦劳作还有什么意思？ 所以，要“防微杜渐”，从开始就要保卫自己的财产。 为什么开始就要“防微杜渐”？ 因为，最初征税的时候，殖民地的民众最为愤慨，大家同仇敌忾的意志最为坚决。 更重要是，征税是个力量“此消彼长”过程，从最初就抗击英国征税，英国最软弱，殖民地最强大。因为，这时候英军和殖民地军队打仗，所有军费都得英国本土出，而英国本土又无法支撑长期的战争支出。 如果征税已经很长时间，英国变得更加有钱，殖民地变得更穷，英国就更容易获胜。 所以，要开始抵制无端征税，就要从最初开始。 这也是理性分析“不自由、毋宁死”的意义，其实就是宁死不做奴工。如果进行划分，这样的思维就属于工业思维，也是美国后来工业强大的文化基础。 从美国政治的角度，美国的“保守主义”和“新保守主义”都是这样的“防微杜渐”思维，而“保守主义”都是紧密与《圣经》相结合，也是这个原因。

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就是“轻佻”，这是小农思维的一个主要表现。 而传销系统早就看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所以“两手硬”这招非常见效。 毛将中国的知识分子称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比喻比较合适，不过更确切的表述是“小农知识分子”。因为，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表面上似乎很有知识，但实际上仍然是小农思维。这些知识分子和小农一样，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只考虑眼前，只从自己的“点”出发，只具有“单线思维”，缺乏基本的工业文化熏陶。 这样的结果是，缺乏对于社会和事情的深入分析和思考，就像孩子一样“意气用事”。当蒋对知识分子尊敬有加的时候，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得寸进尺。因为这些知识分子知道，蒋不会把他们怎么样。当蒋撤离台湾的时候，胡适之紧急制定计划，要拯救北平的知识分子。 当时，形势已经相当危急，蒋介石给胡适派了一架飞机，但是胡适坚持要两架。 没想到，飞机降落在台北，胡适在机场迎接，机舱门打开后，只下来三个人，胡适极为沉痛。相信胡适和自己儿子胡思杜说的：“gcd来了，没面包没自由”，和其他知识分子也说过。 但是，连胡适自己的儿子都不听他的，其他人更是很难听他说。当时，gcd通过吴晗喊话，让胡适留在大陆。而吴晗当时的口气已经是“我党……”,许诺胡适北京图书馆长等职。而当tg进北京的时候，大多数知识分子“喜迎”tg，想着能够通过迎合tg而“分杯羹”。 为什么以胡思杜、吴晗等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期盼tg 的到来，都投向tg的怀抱？ 很简单，“要钱不要命”。 他们觉得跟着得势的一方，就能够捞到更大的好处。 这些人不进行系统、理性思考，也就无法形成对社会的正确认识。所以，毛能够通过不同方式的宣传，将这些知识分子玩弄于股掌之间。一方面，大唱美国赞歌，崇拜美国的自由民主；一方面，又给知识分子们许诺各种利益好处。 所以，大多数知识分子相信gcd，抛弃了蒋介石，留在大陆，等着gcd给自己“论功行赏”。

正因为毛看透了知识分子的特点，所以能够有效地调动知识分子为自己服务。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记述：1957年，有人问（毛） ：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 回答说：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 一个近乎悬念的寻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提问者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 从周海婴的陈述可以看出，即使到了1957年，知识分子们还处于愚昧当中，还像孩子一样问这样的愚蠢问题。 而毛的回答才是真正的真实，也是理性的回答。因为毛很清楚，如果让知识分子自由发言，传销系统就不可能维持下去。 但是，小农思维的知识分子们，却看不到这个系统的可怕之处。 所以，在毛掌控权力后，主要在文化开始了两个工作：1、让知识分子们给tg“歌功颂德”，老舍、丁玲这些人都写了相应的作品，成为支持传销系统的重要著作；2、展开知识分子之间的互斗，通过一些知识分子打倒另外一些知识分子，然后再把这些曾经打倒过别人的知识分子打倒。 吴晗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先按照毛的意思，给其他知识分子罗织罪名，写文章批判毛需要打倒的人；没想到自己后来也被打倒。 在自己被打倒后，还想通过“认罪悔改”求得宽恕，结果没想到还是被弄死。 这样的结果是，达到毛将知识分子“名声上批臭，精神上斗垮”的目的。如果吴晗这些知识分子少点小农思维，稍微进行一些理性思考、系统思考，考虑一下“为虎作伥”的后果，也不会在最初帮助毛批斗别人，再让其他人把自己斗垮。 但是，这些知识分子一方面想着为传销系统服务，获得利益；另一方面又恐惧自己成为被整的一部分，所以传销系统让他么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样的结果是，利益没有得到，个人还身败名裂，耻辱地灭亡，在历史上成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案例。 当这些知识分子趋炎附势，为了利益和出于恐惧，依照毛的意思相互斗争的时候，既给民众造成知识分子“自私、软弱”等印象，又增强了毛在民众中的权威感。 而这种增强的权威感让毛在一次次斗争中，获得了重大的支持，最后毛在残酷的“内爆”中活了下来。

在一个社会中，知识分子不赚钱，民众才有钱赚；如果知识分子想着赚钱，民众就没钱赚。 1990年代开始，传销系统仍然沿用“老套路”，只不过采取了新招数。 除了“刘灯塔”（波晓）等很少的人之外，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支持学生。 如果对于自己有眼前的利益，人们就支持，于是场面似乎非常热闹。 比如，如果实现耀邦所说的制度，这些人能够趁机依靠自己的“知识分子”形象，获得更多的利益。 但是，当学生们被tank压之后，“知识分子”们立刻退缩，人们又一哄而散。 知识分子们又转而支持传销系统。 这种决策非常具体、明确，对个人具有充分的利益优势。 不过，传销系统基于自身的脆弱，已经不敢再进行50年代“相互斗争”的手段。 系统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对支持自己的知识分子们进行“收买”。 既然知识分子们想的就是眼前利益，也就是想的钱，就给知识分子们一定的好处，让知识分子们为自己服务。 而三工提出的“三个代表”就是系统经过思考后，进行的关键政策转向。 从社会角度，知识分子是“脊梁”，支撑起整个社会。 如果知识分子能够进行理性思考，从工业思维的角度认识社会，就会有不同的态度。 比如，1980年代末的事件不仅仅是简单的事情，而是影响到中国根本道路的关键转折点。 从此之后，中国不可能走上建立完整工业系统，通过社会进步和科技进步推动工业发展，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和民众富裕。而且，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系统打破所有人性底线之后，必然导致整个社会走向灾难。在这样的社会中生存，即使眼前赚了一些钱、获得一些好处，结果也是必然走向灭亡。 而知识分子阶层本来应该是形成相互支持的网络，对抗这样的结果，以自我牺牲来支持社会，使整个社会不至于沉沦。从微观角度，每个知识分子应该明确自身的社会责任，学知识不是要自己赚钱，而是要支持中下层民众赚钱。但是，当知识分子们忽视自身的社会责任，只想着自己赚钱。 这时候，知识分子们的小农思维完全暴露出来，带动整个社会加速转向小农文化。

一旦社会中小农文化开始确立，整个系统的运转就变得非常容易。 从观察的角度，工业思维盯着社会，盯着别人，然后进行自己的相应决策；而小农思维则想着自己、想着钱，然后进行决策。 如果知识分子们坚持分析社会、揭示社会状况，以此对社会进行监督，那传销系统就很难行动，很多政策也执行不下去。但是，如果知识分子们只想着自己赚钱，就等于帮了传销系统。 比如，当工人经历下岗大潮的时候，如果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反对这样的决策，“下岗”就执行不下去。下岗工人也自然会团结在知识分子周围，一方面要求传销系统给政策，一方面共同寻找出路。如果这样的方式得到实施，中国社会就是另外一种情况。 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支持系统抛弃工人。刘欢作为大学讲师，唱出“人生豪迈，只不过重头再来”。 刘欢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思维，不是自身主动替工人着想，承担起为工人争取利益的社会责任；而是拿着钱帮助传销系统“唱歌”，通过典型的传销式语言，以精神鸦片灌输的方式，让工人来承受系统造成的后果。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基本上成为体制的支持者，从不同角度帮助体制压榨整个社会。 在这样的情况下，知识分子们都在想着自己能够赚多少钱，而不再关心整个社会，甚至支持传销系统的各种行为。 连知识分子都不关心社会的时候，普通社会民众自然更无法理解社会状况，都只是想着自己能够赚到钱。 而人们在赚钱的时候，看不到传销系统开始重新通过“条块分割”的设计，开始对社会进行全面、深入的榨取过程。这就像“螳螂扑蝉、黄雀在后”，黄雀也没想到后面有人拿着弹弓在瞄准着它。而在社会中，不论知识分子还是普遍民众，在以“单线思维”想着自己赚钱的时候，也看不到传销系统已经通过“条块分割”的方式，开始抄人们的“后路”。 不论人们怎么赚钱，传销系统已经具备了条件，随时准备把人们赚的钱弄到自己兜里。 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小农思维，实际上支持了传销系统的壮大，对整个中国社会和经济造成深远的影响。

“计算机从娃娃抓起”，小农思维也一样。 如果仅仅靠年纪较大的一代，认识到问题的实质，即使传销系统想赎买，经常也会费比较大的周折。 而如果将这些资源用在“培育下一代”上，就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年，邓摸着一个娃娃的头说“计算机从娃娃抓起”，据说这个“娃娃”后来不到20岁拿到博士学位。这个方式同样可以用在对孩子的小农思维培育上，让孩子从小就以小农的思维方式生存。而这种方式相对也比较简单，主要从学校开始抓起。 首先，学校将孩子束缚在课本中，用繁重的作业压住孩子，让孩子的知识面越窄越好。不再提“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口号，而是要让孩子考上好学校、获得好收入。而且，即使仅仅过去几年、十几年的重大事件，很多“好学生”们都不知道。 其次，强化赚钱的概念，将孩子们的注意力都转到赚钱上。 从邓南巡之后，“下海”大潮席卷全国。 当时，大学生也开始躁动起来，大家不再想着学习和思考，而都想着自己能够找到机会赚钱。 而且，很多有一定水平的大学老师觉得职业过于清贫，所以也选择离职，到沿海地区工作赚钱。而留在学校的大多数是羡慕赚钱的，而不是甘于清贫、对学术孜孜以求的老师。更重要的是，大学里对于老师和学生的思想控制越来越严，老师难以再系统地给学生们讲解社会现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们只能自己想像社会，而不是以正确的方式提前思考社会。 第三，培养孩子“热爱祖国”的态度，并且将传销系统等同于祖国。 对于外国反对传销系统的行为，让大学生们等同于外国反对中国，因此产生对外国的反感、甚至仇视。 另外，这些孩子的家长都是在“新中国”的环境中成长，也就是主要受到小农文化的熏陶。 而且，这些家长从小就开始经历穷困、饥饿等艰苦生活，因此对于物欲、赚钱有更加强烈的欲望。 所以，家长从小就要孩子能够学习好，能够赚更多的钱。 因此，不论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培养孩子追求赚钱的“理想”。

当赚钱成为理想的时候，一切又回到传销系统的轨道。 当孩子们越是想着获得眼前利益，也就越可以为了利益而做任何事情。 于是，随着这些孩子的成长，他们成为支持传销系统的主力，他们被称为“80后”。 当然，他们并不完全是80后，75年之后出生的人群基本上已经开始走向全面小农化。 很多人已经遗忘1980年代发生的事情，或者从来不知道 1980年代。因此 ，当他们成长起来的时候，传销系统再次“强大”起来。比如，不论美国炸大使馆，还是南海撞机，大多数年轻人义愤填膺，而且很多学生坐上学校提供的公共汽车，在学校的组织下上街抗议美国。 当时，我问一些人：他们为什么去上街？其中有的人说对美国很生气，有的说就是去玩玩。 当克林顿访华到北大讲演的时候，学校组织学生对克林顿提问，全都是指责美国的话题。 其中，著名的女生马楠则指出“象中国现在的繁荣发展正是我国人民自由的选择，主动贡献他们的力量的结果。”这位抨击美国人权的“反美北大女生”马楠，毕业后选择到“人权纪录极端恶劣”的美国留学，最终嫁给美国人而取得了美国移民身份。而且，当记者后来采访提问批评美国的学生，问他们对美国是什么印象的时候，他们嘻嘻哈哈说，对美国的印象不错。但是，他们在克林顿演讲中的“表演”，则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就是新一代小农思维的知识分子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服从“组织安排”，说组织需要说的话，做组织需要做的事。 他们只需要考虑自己，精明地计算自己的利弊得失，而不考虑社会，不考虑自己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而在这些人对自己利益的精明计算下，传销系统变得越来越强大。在十几年后，中国处处都是相互坑害、相互“下毒”的情况，人们抨击整个社会“没有底线”。 但是，人们不意识到，这个“种子”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在中国的大学“发芽”，到了2010年代只是“开花结果”而已。除了少数家庭条件特殊、或者本身性格特异的人之外，从1990年代中期之后上大学的人们已经基本上不可信。 因为，小农思维从他们上学的过程中已经被灌输到意识中，并且通过生活变成潜意识。

社会话语权实际上掌握在知识分子手里，知识分子的意见是“社会文化主流”。在1950年的，当知识分子们对tg和毛“歌功颂德”的时候，毛的力量就变得空前强大，毛也敢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当知识分子们相互斗争的时候，进一步削弱自身的力量，支持传销系统和毛的力量。 同样道理，在199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们都想着钱的时候，社会文化再次支持传销系统，支持“条块分割”的政策。 如果按照工业思维，推动中国发展进步需要大量而长期教育投入、农业投入、研发投入……，这些投入在相当一段时间都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 如果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不论在什么环境下，坚持呼吁进行这些投入，传销系统也无法建立“条块分割”系统。 但是，这些巨大长期投入对于传销系统不可接受，而对于希望赚钱过上“好日子”的知识分子们同样不可接受。 所以，当工人下岗、农民被迫到沿海打工的时候，知识分子觉得这个情况“理所应当”，而且还支持下岗工人们“从头再来”。 同样道理，每当传销系统宣布一项政策，知识分子们都在为这样的政策“歌功颂德”，而不是真正分析政策的问题，以及相应的严重后果。而工人、农民本身缺乏知识文化，所以被蒙在鼓里，不知道这些政策对自己有什么影响。 在知识分子的支持下，传销系统的“条块分割”政策建立的非常顺利，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系统化。 其中，知识分子也能够从“条块分割”中获得自己的利益，所以形成了传销系统和知识分子“皆大欢喜”的局面。 在这样的环境下，反对传销系统和“条块分割”的人，都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既没有经济利益，还要受到社会的压制。 不仅“偏激”的人不被认可，何女士写了几本很温和的经济著作，就直接被排挤出局，受到威胁后被迫出国。 何女士对于经济社会的分析和担忧，基本成为工业思维的“绝唱”。 自此之后，人们只谈论经济，从经济的角度谈经济，不再从社会的角度分析经济，或者从经济的角度分析社会。再到后来，人们已经不关心个人的思考和主张，而是完全用钱来衡量。如果一个人没钱，在社会中就难以生存。像GDP、“人口红利”等词汇，都是知识分子们觉得欢欣鼓舞的内容。 因为GDP增长意味着自己的收入可以提升，“人口红利”意味着自己可以当寄生虫，很容易地从别人身上赚钱。

当知识分子们为了自己赚钱而想办法的时候，社会文化开始完全扭曲。 当人们把注意力放在个人赚钱和“好日子”上，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迅速蔓延。 人们为了赚钱，更愿意付出努力和劳动，也就是更具“敬业精神”。 当然，人们不会注意到，工业思维的“敬业”和小农思维的“敬业”有着关键的区别。 工业思维追求的是可持续地赚钱，就是在工作的时候高效率，而业余时间则进行学习、娱乐（另外一种学习方式）、锻炼、进行家庭和社会建设活动等等；而小农思维的人们赚钱，只想着赚钱，只看到钱而看不到命，所以小农们过度工作，透支自己的知识和身体。 人们更不关注的是，自己的行为其实是体制操纵的结果；当人们努力工作赚钱后，体制在人们的背后通过印钞、发股票、卖房子、收税等等，随时从人们身上获利。 结果，人们越努力工作，身体损耗越大、知识损耗越大，而体制获利越多。 随着政策的深化，不同“条块”的部委和垄断央企也越来越有钱，能够深入操控社会。 比如，郎咸平成功挑起MBO的话题，强调私人侵吞“国有资产”，以此强调私营企业的“恶”，让民众感觉到“义愤填膺”。 当这样的社会舆论基本形成后，郎咸平开始强调“大政府、大国企”，并且强调“严刑峻法”。 通过这样的舆论和社会文化引导，无数人觉得私营企业坏，国家好。 于是，国企和政府-也就是“条块分割”-获得了广泛的“民意”，更加名正言顺地进行扩张，挤占社会经济空间。 私营企业没有任何的话语权 ，只能做被宰的肥猪和羔羊。 当文化导向形成后，随着民众个体面临的经济状况越差，个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就越激烈，人们就越希望“国家出面”解决问题。 当国家名正言顺的“解决问题”的时候，其实造成民众生活越艰难，而民众就越想着依赖国家。 通过文化、经济和社会的“互动”，“条块分割”系统越来越有钱，操控越来越大的经济份额，因此也就有了500家族、天价吊灯、拉菲茅台、美美和玛莎拉蒂…… 即使这样，很多人还在为“大政府、大国企”辩护，认为必须要依靠国家。

本来，经济问题很简单，只要稍微从社会的角度分析，所有事情昭然若揭。 潘兴华本人是农民，一直在从事农业劳作，按道理最应当具有小农思维。 但是，当他看到人们为了短期获利，而毁坏土地的时候，就想着能够呼吁土地轮种，保持土地肥力。 在他遭受打压后，他开始在网上呼吁，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和支持。 随着他的坚持和他面对的压力越来越大，他发现问题出在整个系统。 他进而发现，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也是类似的系统，所以他还评论很多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 而且，他的分析和评论相当靠谱，比大多数所谓的经济学家都靠谱。这就是因为关注点不同，所以个人的认识就完全不同。 很多人劝他要“灵活”，但是这些人很难意识到，正是潘兴华基于对社会的认识而形成的固执，让他变得与众不同。 同样道理，如果一个人真的关注哪怕一点点社会现实，关注自然环境或者社会环境问题，就会看到问题背后的原因。 必然，如果私营企业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少交一些税，员工收入自然会增加。 在过去十几年，外企的薪资待遇变化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反映出“条块分割”后的结果。 1990年代中期的北京，初中毕业进入外企工作的操作工，一个月都能够赚到2000多元。 按照当时的标准，是非常令人羡慕的职业。 但十几年之后，外企工资基本没有上涨。 因为其它各方面成本在“条块分割”的推动下，持续上升，所以外企自然就会通过削减员工工资来保障成本。 同样道理，1990年代末的时候，软件编程人员拿着高薪，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梦想着做比尔 盖茨；但是，十多年后，人们都称自己是IT民工、码农。 这也是在“条块分割”的系统下，无形资产不受到保护，it企业生存越来越艰难的结果。 而且，随着人们的认识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问题，开始被迫思考，并且认清楚社会。 但是，绝大多数民众因为小农思维已经进入潜意识，“单线思维”无法改变，越到困难的时候越“要钱不要命”。 而绝大多数人支持着传销系统的强大，让传销系统的“条块分割”政策得以实施和发展状大。

总之，第二个10年的“条块分割”系统重建，对于第三个10年的方向起到关键的支持作用。 另外，第二个10年的政策并不是没有后遗症，其中关键的一个后遗症是国企倒闭后的庞大呆坏账。 而金额庞大的呆坏账差点压垮了传销系统，也决定了第三个10年的发展方向。 （待续）

作者：涅磐╉小剑　回复日期：2012-05-13 22:51:13　 回复

看到了楼主的回复 惊喜之情无以言表 感谢楼主不辞辛劳的分享研究成果 您的贴子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现在也能试着分析问题脉络 期望逐渐达到能独立思考的层次

小弟的简历让人啼笑皆非:
高中时后进班 买了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读了本科
大学时候和大多数一样游乐了几年
第一次出校门去广东找第一份工 笔记本被骗走 手机被偷 买手机竟是玩具
紧接着被亲戚带进传销
现在于家乡务农
由一个对世界充满憧憬的青涩男生到现在只为着能找到一点存在感的极端悲观者 只用了短短几年 一路走来不堪回首 其中滋味自不必说
10年末结束传销生涯 没有一个下线 也是在传销的时候喜欢看经济方面的评论和报道 每当看到精彩的的分析之后我都会惊叹他们的这种经天纬地 丈古量今的学识 于是尽量的翻找来看 可结果是我的判断能力并没有提高 甚至是他们说的对错我都无从分析 更无从说得见真相 只是觉得在信息时代生活有心算无心 我们的生活行为比木偶还木偶
看了楼主的帖子之后我经常会想我之所以会走到现在的境地的原因 经历过传销让我更明白传销式的统治能带来什么样的未来 在家呆了一年多 家人的态度让我万念俱灰 甚至有过厌倦生命的想法 为什么我只是想得到哪怕一丁点的承认都很困难 所以大部分时间足不出户 不是怕冷嘲热讽 是想反思出这一切是为什么 我还能重新拾回做人的尊严么 现在农村对钱的崇拜程度全面超出了我的想象 只要谁买了车不论以前他是流氓还是无赖 在很多人眼里他就是成功者 有钱就是硬道理!这些让我痛心以至于晚上经常睡不着 让我感到深深的绝望 看不到一点希望 甚至连揭竿起义的念头都没有 因为思想的铁箍牢牢的套住了我们 我见过很多的和我一样刚毕业甚至没毕业进入传销的人 他们的情况或许会和我相差不多 直到读了楼主的文章才渐渐知晓了发展的始末 慢慢看清了本质
上大学时 一个初中毕业不上的同学 零八年存了四万块钱的大蒜 8分钱一斤 结果第二年 每斤一块五 净赚五十万以上 这些暴富的例子经常在身边发生 以至于身边的人都说上学没用 10年左右我家乡农村开始了期货热 不论知不知道什么是期货 仍然很多人参与 开户成风 这其中也包括我 谁谁赚多少钱会传的家喻户晓 当然赔钱跑路的不在少数但是大多数只看到好的一面 我身边的人大都是这种心理 这些都是我无力改变的 我甚至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才二十五岁 可我却是如此的悲观 我经常想是因为我缺乏面对生活煎熬和挫折时而奋起的精神力量 在不断地自责中 我眼神呆滞 表情僵硬 想积累起一点的自信都会被我不断的自责冲散 曾经的理想现在想来会让人觉得是个笑话 我想应该到做困兽之斗的时候了 我实在不想做个精神病患者
现在越来越喜欢历史 不只是因为朝代的荣辱兴替 更吸引我的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还有事实的真相 自从看了楼主的帖子后我渐渐的有所改变 不但解开了困惑我很久的问题 也让我对人生有了新的定位 常听乡下人说黄鼠狼专挑病秧子下手 我惊讶于黄鼠狼的洞察力 更不想做病秧子 我应该做的是独立思考 多学知识 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 与黑暗宣战
小弟第一次说出自己经历 有重负突释 一吐为快的感觉 语无伦次处请包涵 请楼主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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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你的回复，我也激动，希望你能够一点点成长！ 我前几个月讲了几十万字的关于“个人成长”的内容。 等整理出来，一点点再贴出来。 希望对你个人成长还能有更多的帮助。

第三个10年的演变：

“外资依赖”是第三个10年的核心特征。 在第二个10年，“出口导向”并不足以支持系统生存，所以系统进一步转向“外资依赖”。 随着“外资依赖”逐步形成，中国进入“砸锅卖铁”实现“经济增长”的阶段，也可以叫做“卖血经济”。 在这样的指导原则下，自然资源遭到毁灭性破坏，社会人力资源遭到毁灭性破坏。 未来的结果，必然是前所未有的人口大减损。

在第二个10年，最惹人注目的事件之一是工人下岗潮。 系统为了保持自己的生存，宁愿国营企业完全碎解，也不能让国企员工们进行自由组合。 首先，国营企业碎解是历史的必然。 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工业进入完全的停滞状态。 在“大干快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下，中国从苏联引进了“完整的工业体系”。 所谓“引进”的是机器设备，建成工厂，然后人们进厂当操作工。 然后，整个工业进入停滞，就依靠这些工厂生产的产品而实现社会运转。随着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有能力的管理者和技术专家基本被清除干净。剩下的人再也没有研发能力，建设整个系统。 而且，随着66年后大学基本瘫痪，人们退回到蒙昧时期。 人们连操作简单的器具都不会，更别说 研发和生产各种大型设备。 这些从苏联引进的设备就一直在运转，只有折旧破损，没有改造升级。 到了1970年代末，世界汽车工业已经实现了质的飞跃，而中国仍然生产一成不变地生产着“解放车”。 进入1990年代，这些用了差不多40年的设备再也不可能坚持下去，所以都得进行淘汰。 因为中国企业只能依靠机器设备生存，所以设备淘汰后，企业自然就倒闭。 而大多数工人是依靠机器设备生存的操作工，没有了机器设备就没有了他们的岗位。 所以，当大量设备遭到淘汰、企业倒闭的时候，这些工人就大量下岗。

下岗潮背后是企业倒闭潮。 企业倒闭潮不仅制造了下岗潮，而且制造了大量呆坏账。 2003年11月26日，据国际债信权威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宣布中国银行业实质上已经算破产，因为其不良坏帐比例在44～45%，坏帐总数高达3.5万亿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1999年已从银行剥离的1.4万亿坏帐），仅从1999到 2002年，四大国有银行体系就新增了1.7万亿坏帐。 这段文字里，“标普”评级的数据意味着什么？ 如果按照2012年第一季度，中国的货币总量将近89万亿的规模，这些呆坏账只有不到4%，属于非常低的水平。 但是，如果退回到1999年，当时的货币总量m2则只有11.99万亿，也就是不到12万亿。银行坏账已经国家从银行剥离1.4万亿，放置到国家的“资产管理公司”，而这个坏账占到整个货币总量的12%。 所谓资产管理公司，就是国家替银行接坏账的公司。 假设账面上有1万亿资产，实际上卖1000亿可能也没人要。 除此之外，银行还有1.8万亿的坏账，如果两项加总，在1999年，银行总共有3万多亿的坏账，超过到货币总量的四分之一。 这意味着，银行实际上已经破产，而且整个国家经济已经破产。到2003年，M2总量猛增到22.12万亿，比1999年猛增将近1倍。 也就是说，这时候朱修改金融法律的手段见效，传销系统可以通过大规模印钞度过“破产难关”。 即使这样，银行 坏账还在迅猛增加，3年增加1.7万亿坏账。 需要说明的是，不论1999年还是2002年，中国的坏账指的是已经明确收不回来的钱，还不包括呆账。 “呆账”就是大家都知道已经收不回来，但是还没有当成坏账处理。 如果把呆账也计算成坏账，中国的银行银行系统不知道有多少坏账。 而这些坏账都来自于国营企业，大量倒闭关门的国营企业。 因为，在传销系统下，所有金融资源都向体制内机构倾斜，银行一般只给国营企业贷款。 从这个坏账的数字可以看出，当时的国企已经大部分倒闭。 而沈阳铁西区的状况，和呆坏账的比例基本吻合。

企业倒闭潮和呆坏账，对于传销系统产生致命的影响。 呆坏账对于货币具有摧毁性的效果，进而对于经济具有摧毁性效果。 我在“11大经济难题”的分析中也论述过，呆坏账意味着投资“沉没”。 当一个社会中，大多数的投资都变成呆坏账，也就意味着资金都“死了”。 当这些国企倒闭后，社会失去了大量的生产能力。 生产能力需要恢复，才能够保障国内的经济供应。 但是，恢复生产能力就需要新的投资，新的投资就意味着新的资源消耗。 比如，社会总货币量是10亿元，投入1亿元建设一个汽车厂，但是这个汽车厂建成后，很快就因为产品不对路而倒闭了。 这时候，社会还需要汽车，就意味着另外要建汽车厂。 但是，本来应该有的1亿元浪费了，就没有新增投资来建汽车厂了。 这时候，社会有两个选择：1、不建新的汽车厂，社会中还是10亿元的货币，但是没有没有汽车了；2、建新的汽车厂，就需要加大投资。 那资金从哪里来？ 印钞票。 这就意味着，10亿元的钞票变成11亿元，而新建汽车厂的资金也增到了1.1亿元，也就是整个社会资金总量变成了11.1亿元。 这也意味着，为了建这个汽车厂，人们手中的货币都要贬值11%。 而中国的国企在1980年代投资建了大量的电器产品生产线等等，加上大量的原有设备投入，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基本上都变成了废品，这些投资“打了水漂”，银行中的坏账也堆积如山。面对这样的情况 ，国家基本被逼上了绝路。 因为，如果大量发钞，就意味着再次的通货膨胀。 如果不大量发钞，就意味着经济垮台。 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多地方的机关和事业单位都 发不出来工资，急需大量发钞。 所以，当时的政策是，进行较大规模的“印钞放水”，同时继续控制地方经济。 通过这的方式，既能够让通胀不过于高涨，又能够通过发钞支持社会资金链的运转。 而这样有一个主要问题，由于发钞的数量不够，新企业投资无法实施，所以社会产品供应开始出现大量短缺。这种产品大量短缺意味着，一方面很多产品的产能过剩，生产线闲置；另一方面人们真正需要的产品无法供应，人们生活水平停滞或者下降。 这样的情况就是西方所说的“经济危机”或者叫做“经济萧条”，再一次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传销系统逼近“死角”。

当经济深入到中微观层面，问题就表现得非常清楚。 在1990年代中后期，长虹是中国最耀眼的企业之一。 从1980年代末开始，长虹彩电通过一系列的“价格战”，一路“高歌猛进”，到1990年代中后期成为中国彩电市场的老大。 当时，中国彩电市场基本上成为“寡头市场”，由长虹、康佳、TCL等少数中国彩电企业所掌控。 本来主导中国市场的日本彩电品牌，主要只有索尼还占有高端小众市场，而这个市场的利润则极为丰厚。 需要注意的是，长虹爆发的背后，是无数其它各省市建立的生产线被淘汰。 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各省都纷纷引进彩电、冰箱、洗衣机等等生产线，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这些生产线基本上已经被长虹和广东等少数家电企业所淘汰。 而到了1998年后，长虹也因为囤积彩管，误判消费形势，导致严重的亏损，开始进入下降轨道。 再到后来，长虹投入巨资进行背投彩电的生产，并且在初期形成一定销量。 但是，这时候液晶彩电开始发展，后来淘汰掉显像管和背投彩电。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论初期的彩电生产线、长虹康佳TCL、各大显像管生产企业、背投彩电等等生产设备，都被淘汰。 这些企业的投资无法收回，也无力进行再生产。 这时候，有的人会说，再做液晶生产线，继续进行生产！ 但是，为什么中国彩电企业没有这么做？ 原因很简单。 外汇。 需要说明的是，不论什么企业建立的生产线，基本上都以“引进”为主。 “引进”就是需要从外国进行购买，也就意味着需要外汇，需要大量的外汇。 可以说，即使长虹等彩电企业号称“国产”，其生产线的全部或者关键部分也通过进口实现。 不仅如此，“国产彩电”的关键零部件也都是进口，进口就需要外汇。 本来，传销系统想着，还能够重复50年代的老路，通过一次引进“生产线”，实现“本土化”生产，就能继续维持几十年。 没想到，当国门打开，民众能够接触到西方科技的时候，过去的路子就行不通了。 当一部分企业引入黑白电视机生产线的时候，没想到很快有其它省市引入彩电生产线，淘汰掉这些黑白电视；当大部分省市引入彩电生产线之后，TCL、长虹、康佳等企业引入29寸“大屏幕”生产线，淘汰掉“小屏幕”；开始大量购买进口显像管，后来国内显像管厂大量引进生产线，实现显像管的“自主生产”了，没想到液晶面板开始淘汰显像管。在1950年代，传销系统通过“引进”之后的计划经济-也就是奴隶制度，迫使人们被迫生活在停滞的年代。 但是，从国门打开后，就再也不可能再关闭，所以中国企业遭遇快速淘汰的过程。而“在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背后，是大量的外汇购买落后技术，然后被西方更先进的技术淘汰。然后，中国企业再花大笔的外汇，购买西方即将被淘汰的技术。

到了1990年代，传销系统已经承受不住外汇消耗。 仅以彩电为例，在1998年前，一台29寸的索尼彩电约为8000元，也就是1000美元，这对于中国来说就像是在抢钱。 传销系统很希望国内企业通过竞争，也做大屏幕彩电，对索尼彩电形成“进口替代”。 所以，传销系统支持这些企业，给这些企业外汇，让这些企业引进生产线，而引进生产线需要花大量外汇。 问题在于，传销系统的小农们没有经历过现代商业竞争，不知道什么叫做消费的“升级换代”。 当中国企业引进大屏幕彩电和彩管生产线、开始替代进口大屏幕电视，需要一大笔外汇进行进口。 这时候，外资开始生产液晶屏电视，又开始高价卖液晶电视，中国人赚液晶电视的外汇。 这还只是电视行业，就消耗了中国巨额的外汇。 其它家电行业，包括后来迅猛发展的空调行业，同样需要大量外汇，来支持其“引进-落后”的循环。 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产品出现，消耗中国的外汇。 进入1990年代后期，PC机在中国大城市开始第一波普及潮，之后越来越多的新电子产品涌入中国。 而像PC这样的电子产品，中国连“进口替代”都谈不上，芯片、内存、显卡关键硬件必须进口，软件通过盗版降低成本。 当各种产品像“潮水”一样涌进中国大陆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外汇像潮水一样涌出去。 而这仅仅是居民生活的一个部分，更大的“重头”在工业生产领域。 比如，中国的汽车、拖拉机等运输工具几十年没有进步，到了1990年代已经到了不得不全部淘汰的程度。 不论工业机械还是农业机械，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进口一辆小汽车需要数千美元，载重汽车则需要数万美元以上。 这种“全部淘汰”意味着，整个中国需要一次彻底的“升级更新”。在整个社会经济中，不论工业交通还是农业交通工具，其需求量远远超过对索尼高端彩电的需求量。 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论是单位金额，还是单位价格，其需要的资金都远远超过家电行业，也就需要海量的外汇。

在外汇支撑不住的情况下，传销系统开始被迫进一步“转型”。 不论“进口替代”还是“出口导向”，都行希望能够达到外汇平衡。 但“进口替代”的结果是，不仅引进即将报废的生产线，还需要购买关键元器件，以及最新的进口产品，外汇一点都不少花。 同时，虽然“出口导向”的思维已经形成，但是“出口创汇”的能力跟不上进口的速度。 在1990年代，朱将人民币汇率降到1:8左右，以增加中国产品的廉价出口竞争力。 更重要的是，广东等沿海地区的出口能力逐渐建立起来，出口数量开始显著增加。 问题在于，出口数量和质量之间，存在关键的落差。 在开始赚钱的适合，中国为国外出口加工一条牛仔裤，可能赚4、5美元甚至更多。 但是，购买一台电脑就是1000美元以上，即使只买cpu也需要200、300美元。 一台电脑可以换200条牛仔裤，cpu可以换50、60条牛仔裤。 中国的“出口导向”再多，也架不住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对于外国高科技产品的需求。 所以，外汇根本不够用，即使当时国家再强调“出口创汇”，也没有任何解决办法。 这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外汇短缺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没有外汇的情况下，中国经济陷入新一轮危机。 即使国企倒闭潮、大量工人下岗，也只能延缓危机的发生，而不能真正解决危机。 因此，进入1990年代中后期，大量城市陷入困境中，社会消费急剧减少。 需要说明的是，当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往往会反映在农业上。 由于无数下岗职工大量减少肉食摄入，所以粮食立刻开始变得明显过剩。 而且，由于社会经济普遍很差，种粮的农民感觉到还不如种粮，粮食生产增加，粮食库存日益沉重。 当工业生产不足、农业生产过剩、社会民众没有工作、社会矛盾激化、外汇严重短缺等等各种因素开始作用，传销系统就必须进行新的转型。 从这个角度，中国经济自身已经达到最大的承受能力，无法进一步支持传销系统的运转。如果没有新的收入来源，传销系统必然进入一个新的“内爆”阶段。 而在中国对国外打开大门之后，传销系统再也经不住新的“内爆”。因此，传销系统迫不及待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新的“增长点”必然来自于国外。 其中，最重要的是解决外汇问题，如果外汇问题解决了，一切就“盘活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传销系统转向“外资依赖”。 从1990年代末开始，朱以“不惜一切代价”的态度，要谈判进入WTO，或者叫做“流血入世”。 如果从国家和民众利益角度考虑，中国是否加入WTO并不重要。 因为，WTO只不过是双边贸易谈判，目的是希望从贸易中获得最大的好处。 “入世”本身就是做买卖，亏本的生意没人做，赚钱的生意打破头。 但是，朱在“入世”谈判中做了完全有害于国家和民众利益的让步，让中国“入世”完全亏本。 为什么朱这样做？ 原因很简单，就像我在“拆机器、卖零件”里说的，为了传销系统的利益，可以卖掉整个国家。 这种方法和毛将斯太林当做“伟大的父亲”、把大量土地割让给苏联、支持外蒙古独立、支持日本拥有尖阁列岛（钓鱼岛）、三工继续割让大量土地给俄国等方法一样，都是为了传销系统生存而做的“努力”。 当然，“入世”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扩大中国的出口，卖点衣服鞋能赚多少钱？ 随便就能被进口的生产线和高价产品全面吞噬。 “入世”的更重要目的是，树立中国已经融入世界经济的形象，然后吸引“外资”。 而外资才是真正的中国经济“增量”，是传销系统的“大救星”。 比如，像摩托罗拉这样的美国公司对中国投资，动辄几亿美元，到后来增加到几十亿美元。 一个5亿美元的大规模投资下来，等于中国加工出口上亿条牛仔裤。 所以，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又发生了重大的转向。 “出口导向”的宣传也开始逐渐淡化，传销系统转而开始开始大力引进外资，希望用“市场换技术”的方式，吸引外资进入中国。 从这个角度，中国经济的“外资依赖”已经形成，所有中国经济都开始围绕吸引外资而展开。

“外资依赖”对于中国经济的推动效果极为显著。 以“市场换技术”的口号吸引外资的好处在于，一方面不再需要花费大量的外资引进落后生产线；另一方面还能够吸引大量的外资进入中国。 在大量外资进入中国之前，中国基本上无法建立新的工业系统，所以经济开始停转。 打个比方，伊朗具有丰富的石油储备，一直依靠石油开采和销售过着比较好的日子。 但是，伊朗自己连开采原油、石油化工的设备都生产不了，必须依靠外国的设备，否则无法开采石油；另外，即使有了原油开采和石化设备，伊朗人也操作不了，需要外国人进行操作。 一旦国际对其采取禁运措施，伊朗就陷入“捧着金碗要饭”的困境。 中国面临的技术局面，和伊朗类似，只不过中国没有丰富的资源，相对操作能力较强。 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带着生产线和资金进入中国，中国的问题开始解决了。 中国传销系统规定，外资进入中国需要建立合资企业。外资拿着技术设备进入中国，而且还会拿一部分资金进入中国，和外管局换成人民币；而系统出土地、出厂房、出廉价人力资源。 然后，外资进行生产管理、营销推广， 而系统能够什么都不用做就“分一杯羹”。这样的好处是，中国不需要为“技术引进”再花大价钱，“外汇”需求大幅减少，工业设备生产能力大幅提高。 而工业设备生产能力提高后，中国经济的 生产和消费也开始运转起来。 另外，外管局拿到美元、外商拿到人民币后，外商可以在中国购买廉价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而系统就有了更多的钱购买需要的消费品。 这样就形成“一举两得”的局面：系统的外汇危机逐渐解决，外资也开始扩大在中国市场的份额。

随着“外资依赖”模式形成，中国开始了新的经济发展方向。 “出口导向”和“外资依赖”不是同样的经济模式。 “出口导向”以贸易为主，也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双方不需要考虑对方的信用，只需要看看钱是否真钱，货的质量和数量对版，就可以进行交易。 但是，如果涉及到“投资”，就需要对被投资国进行全面的了解和分析。 而且，“投资”规模越大，企业需要进行的各种调查研究就更全面详尽。 而系统经过多年的传销操作，对于吸引企业辕轻驾熟。 系统深知，要通过钱来吸引企业，要让企业了解一些“阴暗面”-比如市场的混乱无序，这种“阴暗面”经常更容易吸引企业，企业想着能够“浑水摸鱼”赚大钱。 另外，“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系统通过“大市场”的前景来吸引企业。 也就是说，系统通过“市场换技术、市场换资金”的方式诱惑外资后，知道外资需要看到“实际效果”。所以，传销系统开始给外资以“超国民”待遇，不论税收、政府采购、其它政策等等，都向进入中国的外资“倾斜”。 所以，中国一直口头上 喊着“振兴民族工业”，但实际上却把几乎所有的优质资源向外资倾斜。 就是因为传销系统很清楚，“民族工业”并不能支持自己的发展，而外资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更重要的是，如果民族工业真的发展起来，直接就会威胁到传销系统的生存；但是，不论外资的规模多大，都不会想着威胁传销系统。 而且，传销系统给外资的待遇和收入越好，外资会越支持传销系统。 所以 ，当大众汽车、摩托罗拉、宝洁等企业在中国依靠“倾斜政策”赚取大量利润后，也引发各大公司对于中国市场的“垂涎”。 同时，传销系统对于进口产品进行高关税和高非关税壁垒，大幅减少“进口产品”的需求。 比如，奥迪首先通过投资的方式进入中国，中国就进行大量的采购。 奔驰宝马进入中国较晚，其市场份额、品牌地位、利润状况和奥迪相距甚远。 随着中国市场的开发，企业们都认为，中国“市场”是未来的方向，13亿人口的市场不可限量。 如果不尽快进入中国，在中国当地实现生产，市场很容易被其它竞争对手抢去。 于是，在“大市场”前景和竞争压力下，越来越多的大企业进入中国。 当然，这些企业在积极对中国投资，参与中国市场竞争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他们给传销系统带来大量的免费技术和资金。 他们对中国的投资越多，中国传销系统的实力就越强大，市场采购也越迅猛，迫使他们进行更大规模的投资。

在“外资依赖”中，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的作用更加显著。 需要说明的是，吸引外资并不仅仅要吸引“产业投资”，更要吸引“国际游资”。 可以说，“国际游资”是吸引投资更重要的部分，更强有力地支持了传销系统的扩张。 在吸引外资的条件中，有一个重大的要求，就是要进行“包装”。尤其是对于“国际游资”，这种包装意义更加重大。 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人自食其力，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不需要所谓的形象包装。 比如，爱因斯坦的“标签”是乱糟糟的头发，而他什么发型对他个人成交来说，毫无影响。但是，如果一个银行家穿着睡袍、留着乱糟糟的头发去见客户，就完全失去身份。 因此，银行家们出门之前，都要把自己打扮的非常光鲜，只有光鲜的外表才能够吸引潜在的投资者。 总的来说，越是没有内涵的行业，就越需要强调外表形象，比如传销、房地产中介等等。而中国要想吸引外资，就要进行“包装”，也就是让自己表面变得“光鲜”。 至于内里怎么样，一般人也看不到、不关注。 而产业投资往往更注重对于内部经济机理的分析，虽然形象很重要，但是重要性相对较弱。 而对于“国际游资”，吸引资金时的“形象”就等于一切。 所以，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开始起到重大作用，让中国显得非常“光鲜”。 在这样的情况下，广东这种不太注重包装、外资沟通能力相对缺乏、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地区，就变得不适合“外资依赖”的目的。 于是，系统开始加大对于上海的投资，以上海带动江浙，成为“吸引外资”的主要窗口。 因此，系统对其进行大量的投资，使其起到“窗口（window-dressing）”的作用。 按照中国的菜名，就是“盖浇饭”中将漂亮的菜都放在上面。 其中，江苏苏州、浙江昆山等地的“招商引资”力度最强，“窗口”的意义也非常显著。 在这些“窗口”的基础上，这些地区开始大力吸引“外资”对房地产业进行投资。 上海市长在2005年上海房价下跌的时候，拍着胸脯对参加投资招商会的商人们说，他们投资房地产保证赚钱。 所以，国际游资大量进入中国，在中国进行房地产开发和商业楼宇买卖。 而这些游资在更大的程度上，支持了传销系统的运转和强大。

随着“外资”投入的迅猛增加，系统终于渡过危机，重新开始变得强大。 以内需和外资主导的不同经济体，从表现上具有关键差异。 美国是以内需为主导的国家，而中国以“外资”为主导。 美国经济强调“消费拉动”，想方设法以各种手段支持美国的居民消费；而中国经济一直在强调“投资拉动”，想方设法以各种手段支持系统的投资。 美国的资本进入中国，支持中国的“投资拉动”，生产出产品卖到美国，支持美国的居民消费。 不论美国对中国的“投资（资本项目）”，还是美国人购买中国产品的“消费（贸易项目）”，都意味着大量资金涌入中国。 这些资金涌入中国，一方面支持了中国对于外资的需求，让中国可以进行更大规模的生产，另一方面支持了美国人的消费需求。 通过这样的方式，中国人变得越来越有钱，美国人的消费越来越旺盛，同时促进了两国之间的经济增长。 中国通过10年巨额的资本项目顺差和贸易项目顺差的“双顺差”，从1999年12月的1456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12月的19460亿美元，增长幅度超过12倍。 在外资大量进入的情况下，传销系统开始形成“良性循环”。 随着外商投资的外汇增加，让系统能购买更多的工业产品和设备等物品，社会经济开始“盘活”，经济开始复苏。 经济复苏又让中国的生产能力增加，中国可以加大对于沿海地区的建设，支持中国的“出口导向”，将中国产品卖到全世界，进而增加更多的贸易外汇。 这些贸易外汇回到国内换成人民币，一方面进一步扩大生产，一方面扩大基础设施建设，进而推高房价。 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更高的房价进而吸引更多的“外资”，进一步增加系统从国外购买工业产品和设备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中国的开发能力和出口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实现了数年的快速增长，而且中国货卖到了全世界，挤垮了不少国家的中低端产业。

如果没有“外向型经济”，中国基本要回到原始社会。 不论“出口导向”还是“外资依赖”，都意味着中国进入“外向型经济”阶段。 外资进入之前，中国基本上处于原始状态，人们除了使用几十年前从苏联引进的老旧汽车和机械之外，还是处于人拉肩扛的状态。 而且，这些老旧设备数量也非常少，远远不够基本的经济运行。即使进入1990年代，大多数城市的公交车仍然非常破旧，而且公交车数量很少。 公交车的状况反映出，中国缺乏基本的生产能力。 所以，从工业角度，传销系统也被迫进行“改革开放”。 因为再不“改革开放”，中国几乎所有的设备都要淘汰，中国人自己又不会造机器设备，所以要完全回到原始社会。 North Korea就是从工业社会退回原始社会的典型例子。 在1980年代的时候，在苏联的支持下，NKorea的社会主义农业机械化已经非常齐全。 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NKorea的机械化就戛然而止，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论农用机械还是平壤公交车，都在折旧和淘汰。 很快，农业又回到手工时代，而大多数的人们也是“交通基本靠走”，也就是原始社会状态。 在这样的情况下，NKorea已经没有经济可言，主要经济来源就是问中国和国际要援助。 另外，NKorea还印刷美元现钞，种毒品倾销到中国等。对内实施货币“改革”，用很少的新货币兑换旧货币。实在不行了，就直接把中国海域的中国渔船拉到NKorea海域，扣押渔船和人员，索要赎金。当然，NKorea的作为并不稀奇，只是向1930年代的红军学习而已。 当时，红军“长征”的时候，也专门给底下的部队小册子，让部队如何对富人绑票，并且拿到较高的赎金。 到了陕北之后，tg 进行轰轰烈烈的大生产，种鸦片卖钱。 后来，也印刷金圆券购买国统区的物资，并且加速金圆券成废纸。朝鲜战争后，旧版人民币也因为严重通胀成为废纸，然后用新人民币对旧版人民币 。 而如果中国不进行“改革开放”，也要回到朝鲜这种状态，并且再回到当年的状态。 不过，中国太大了，总不能全国人都种鸦片、都印美钞、都去到其它国家和水域绑票。 所以，只能够通过相互斗争“内爆”的形式，进行自我消耗

“外向型经济”的结果是，中国对于资源的挖掘能力大幅提高。外商和外资进入后，首先带来的是沿海地区的出口加工企业的大规模发展和扩张，尤其以港资和台资为主，还有韩资、日资企业等。 这些企业有设备、有资金、有“管理”，还带来了“市场”。“市场”指的是海外的订单，让传销系统获得外汇。“管理”的意思是，能够以最高效的方式，榨取打工仔、打工妹的劳动。很多打工仔、打工妹在这些地区的血汗工厂做奴工，在恶劣的工厂环境中，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一个月休息1-2天。等这些企业赚了钱，就需要当地建设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 这时候，西方大企业开始进入，在中国进行投资，或者部分股权收购中国企业，或者与中国合资办厂。 载重汽车、工程机械等大型设备生产线、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基本来自于外资企业。 不被外资企业进行股权收购的，就要被市场所淘汰，因为技术差距太大。 有了这些大型设备，就可以大规模进行铁路、公路、港口、市政、房地产等基础设施建设。 当公路开始向内地延伸的时候，也意味着内地的资源开发可以更加方便快捷。 而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钢材、水泥、建材等产品生产，大量外资或者从国外购买的设备，通过已经建成的公路运输，又支持了这些企业的快速扩张。当出口加工等轻工企业、大型设备等重工企业、钢材水泥建材等资源企业、各种建筑工地获得快速发展之后，水电油气等基本资源又变得稀缺。 于是，大量水厂、电厂、炼化厂等设施需要上马，而外资企业生产的水处理设备、发电设备、炼化设备等各种基本资源利用型设备又开始大规模生产和配套。 可以说，在出口创汇、外资投入、跨国公司技术投入、管理投入等等投入的基础上，中国的生产和资源开发能力进入现代社会。 在“改革开放”初期，系统提出要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过了一段时间也不提了。 因为，当小农们真正开始了解世界的时候，才知道中国和世界相比，不论人们的思想知识技术，还是社会系统能力，都处于原始社会状态。 随着中国外资的大规模引进，确实依靠外资实现了“工业现代化”，但是“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等内容都实现不了。

“外向型经济”的结果是，中国社会从地域上差距变得更加巨大。 由于整个经济向沿海地区“倾斜”，所以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显著。 沿海地区是主要的出口加工生产基地，主要的外资企业集中地。 因此，沿海地区聚集了主要的出口生产加工系统，主要的重工业系统，主要的港口公路、市政等基础设施，还有大量的电厂和石油炼化企业等等。 而且，沿海地区汇集了中国的主要资金，所以很多当地民众变得有钱。 而沿海的有钱人进行买房买车、大量购物、外出旅游等等经济活动，显得经济更加活跃。 沿海经济活跃度高又吸引外国人和内地人到沿海工作和生活，进而增加沿海经济活跃度。 总的来说，内地有钱人或者有能力的人，流向沿海地区的比例更大。 随着内地人越来越流向沿海地区，内地越来越失去经济活力。 另外，主要工业系统集中在沿海，就意味着资源供应主要来自内地。 在这样的形势下，1990年代朱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开始起到主要作用。 因为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人们变得越来越有钱，而且内地资金大量外流到沿海，也让内地对于沿海的“发达”也非常眼红。 但是，由于内地的人才大量流失，或者基本没有人才，所以内地不能够依靠知识和技术赚钱。 所以，内地只能通过出卖自然资源赚钱，比如出卖资源矿产。 问题在于，任何资源矿产的开发，都会对当地自然环境造成污染或者严重污染。 山西是中国的产煤大省，而山西的煤污染极为严重，而且全省六分之一面积的地下都被挖空。贵州、山东等地开发金属矿产，造成当地的严重污染。 云南砍掉原始森林，开始种上巨桉树，提供造纸原料。 生长迅速的巨桉树对土壤肥力严重损害，造成了很的地方的荒山秃岭。 另外，在国家的能源规划上，通过西部发电供给东部，实现全国“一盘棋”的经济格局。 西南部水电的代表是三峡工程，不仅对中上游的重庆造成严重的气候灾害，也对中下游的河流湖泊造成严重的生态波动。 西北部火电厂进行煤矿的“坑口发电”，给东部输送清洁高效的电力能源。 而西北部一些“西电东送”的地区，一方面经历煤矿开采的污染，另一方面经历火力发电和废渣污染。另外，山西作为产煤、发电大省，基本上每周都经历断电。 在冬天或者夏天的用电高峰期，甚至可以经常断电，有时一周可以达到2、3次。 所以，沿海地区的先进、富裕、发达和内地的落后、穷困、污染破坏，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

随着外资进入，“条块分割”更有效地刺激经济，也造成更强的“城乡差距”、“沿海内地差距”和“个人贫富差距”。 在1990年代中期，广东等沿海地区的医疗“市场化”，因此医药费已经非常高，看一个感冒就可以花100、200元。 随着朱实施“医疗市场化”，广东等沿海地区的“经验”开始大范围向其它地方推广 。在国家对城市居民实施“免费医疗”时期，医疗费用很低。 即使农村人到城市医院看病花钱，也费用也相对较低。 因为，国家已经负责了医院的基础设施建设，所以城市医院只收农民人工费和医药费。 当然，由于中国日益回归原始社会，因此绝大多数医院也都缺乏医疗设备，医院也越来越原始化。 即使“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国家越来越缺钱，即使知道国际上有先进的设备，国家也没钱购买。 而随着“医疗市场化”的全面推广，国家不再负责医院的建设。不仅如此，国家还要从医院运营中收取各种税费，也就是从中牟利。这样的“市场化”结果，反而导致医院的“大发展”。 医院按照广东的“经验”，贷款进行新大楼建设，并且大量购置进口新设备，并且对患者进行高收费。 在这样的情况下，外资产品获得大量的“市场”，获得丰厚的利润。 传销系统不仅卸掉包袱，还能够从医院获得大量的收入。 而且，传销系统可以通过药物审批，对药厂、医疗设备企业进行大量收费和税收，获得丰厚的收入。 医院可以通过对患者的高收费，偿还各种贷款，并且支持体制内中高层的庞大医疗费用。 就这样，依靠医院的庞大产业链形成了，其中受益最大头是传销系统，其次是药厂和医疗设备厂，再次是医院，而患者则需要付出高昂的费用。 由于医疗系统的传承关系，医院主要集中在大医院和沿海地区。 当然，“条块分割”的作用在于垄断，通过垄断保障医院的利益，进而保障整个传销系统的利益。 在“医疗市场化”过程中，王永庆曾经希望在大陆建立高质量、低利润、价格适中的非盈利医院连锁体系。 本来王永庆计划开设数十家医院，让自己钱能够以慈善方式运营，造福整个社会，也让自己在历史慈善上留名。 没想到，王永庆开了第一家医院后，不论从服务、技术、管理上，对整个医疗系统造成强大的冲击。 为了防止王永庆对于整个医疗产业链的作用，再也不让王永庆开更多的医院。

医院、学校等系统对于加大“城乡”、“沿海”、“贫富”差距，具有显著的效果。 在前30年，医院主要集中在北京等大城市，为传销系统中的“上线”服务。“改革开放”后，沿海一些地区的医院也开始建立，开始为外国人和沿海经济服务。 这意味着，中国主要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同时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则基本上没有高质量的医院，也就不可能有高质量的医生。 所以，有钱人得病之后，大量涌入大量城市看病。 有的人得重病之后，一家人陪同看病，少则一两个月，多则数个月。 每个病人到城市看病，综合各种费用，少则上万元，多则十几万、几十万元。 而且，随着内地环境日益恶化，越来越多的人到大城市看病，给大城市带来巨大的经济收入。 同样道理，中国的大学也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形成重要的地方经济来源。 从1990年代的“大学产业化”之后，大学生不仅需要交付高昂的学费，而且大学生活费也大幅上涨。 最初，大学生上大学不用交宿舍费等各种费用，而且学校食堂有费用补贴。 “产业化”之后，各个大学开始进行巨资贷款，进行大规模建设，招收更多的大学生。 大学生进入大学则需要缴纳公寓费以及各种学杂费，替大学的巨资建设买单。 这些大学生毕业后，往往都已经花掉家里很多钱。他们不可能再回到贫困落后的中小城市和农村，而是选择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找工作。很多“穷二代”、“农二代”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成为生活在大城市边缘的“蚁族”。 但是，他们仍然坚持呆在大城市，也不回本地老家。 因为，虽然大城市生活艰难，但是能够感受到大城市的变化，看到大城市的“先进”。如果他们回到家乡，大学学习的知识基本上没用，而且还得天天感受小城市和农场的破败、萧条和污染。 所以，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大学生们在读书的时候，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形成“抽血”作用。毕业之后不回中小城市和农村，造成这些地区的年前人才长期流失。 所以，不论医疗还是大学，都形成加剧差距的重要手段，让不同地区的经济差距、社会差距更大。

在“条块分割”的作用下，中国的“城乡差距”日益加大。 不论“外向型经济”还是“内需”，不论沿海还是内地，传销系统都要获得利益，这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而“条块分割”同样按照行政区划进行，也就是央企和各部委、省市、地市、县镇的“层级”进行一层层“收割”。 由于沿海经济的迅猛增长，也开始带动内地的经济。 内地虽然没有沿海地区的钱多，但是通过为沿海地区提供能源和原材料，也能从经济链条中获得一定的利益。 而内地的各央企和党政机关，一方面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从地方经济增长中获得主要的利益份额。 比如，地方党政通过大力招商引资，或者吸引外资入驻，或者大规模进行资源开采。通过这样的方式，地方上也开始变得有钱。 同时，金融机构向房地产倾斜，通过“大产权房”的界限，以房贷推动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 如果不界定“大产权房”和“小产权房”的区别，那各大城市周边的农村的农民们都可以自己盖房子进行销售。 因为，只要有土地，随便找个建筑公司和监理公司，从某个地方找一套图纸，就可以开工建房子、买房子。 如果这样的话，房价很难上涨，因为农民随时可以盖出天量的房子。 如果房价没有上涨，地方财政也没有收入。 而通过“大产权房”的概念，金融机构对其进行贷款支持，让其价格走出“独立行情”。 “大产权房”的情况和中国大陆的股市一样，能够上市的股票虽然都是纯垃圾，但是就能够炒出高价。 而如果没有股市支持，纯垃圾的企业早就已经破产倒闭，股票也不可能存在。 随着“大产权房”的价格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人从银行贷款，或者进行炒房，或者做“房奴”买房。 随着房价上涨，地方开始大量卖地，并且征收大量房地产相关税收。 从房价构成来说，土地拍卖价格和各种税费占到整个房价的大头，这些钱都进了地方传销系统的“口袋”。 同时，由于系统压制周边农民们的地价和房价，所以形成极大的价差。 传销系统通过低价对农民土地进行征收，然后高价进行土地拍卖。 而，巨大的价差就意味着尖锐的利益矛盾，也就形成激烈的矛盾冲突。 因为利益差异过于巨大，因此强拆事件屡屡发生。 其实，如果做个大致调查就会发现，除了北京这样的少数地区给一些拆迁户优厚的补偿外，都对拆迁户进行很少补偿，并进行强拆。 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地方，早期进行房地产开发时强拆，也成为拆迁的主要方式。 就这样，通过强拆+卖地+“大产权房”贷款，传销系统有效地保持了“大产权房”的高价和被征地土地房屋的低价。

从根本来说，只有农民的穷困，才有中国城市的发达。而传销系统通过强拆强征和“条块分割”，将大多数农民排除在利益之外。在房地产上，房地产商在传销系统的授意和支持下，通过强拆的方式低价从农民手里拿到土地，然后再高价卖出土地上密集的房子。 大量被强拆户对于地方的做法深恶痛绝，因此持续上访，希望省里、国家能够解决。 这就回到中国的历史，中下层贪官越多、越凶狠，草民就越希望出来“清官”、希望“皇帝圣明”。 实际上，这种低价强拆是支持系统生存的关键手段。 因为，只有强拆，才能剥夺农民的利益，支持城市的扩张；同时让农民对城市具有畏惧心理，觉得城市“高高在上”。如果拆迁价格高，传销系统就不可能提供大量的免费土地来招商引资，就不可能吸引大量“外资”进入中国。 没有大量外资，中国的传销系统已经瓦解。 所以，只有通过强拆或者威胁强拆的方式，传销系统才能保障自身利益，获得发展壮大。 同样道理，传销系统还持续压制粮食价格，让种粮保持在基本上无利可图的状态下。因为，如果粮价高，农民获利丰厚，必然会保卫自己的土地，强拆成本和难度也会显著增大，大量低成本企业也不可能进入大陆。 而低粮价让农民觉得种粮食无利可图，觉得土地不值钱，所以占用耕地也顺利得多。 而且，在粮价高的情况下，农民们更愿意在家种地，而不是去“血汗工厂”没日没夜地做奴工。 毕竟种田的农忙时间较短，而到“血汗工厂”做奴工是成年累月。 如果粮价高，农民收入较高，做奴工的生活成本更高，农民做奴工要求的工资也以几何级数增长。所以，强拆可以通过暴力从精神上摧垮农民，而低粮价可以通过经济手段从精神上摧垮农民。 两者相结合，让农民对土地毫无珍惜的概念，随时希望离开土地生活。 所以，农民们羡慕城市生活，如果能够给点钱、再弄个城市户口，很多农民会非常乐意“国家”把地征走。另外，当农民不珍惜土地的时候，也不会在意工厂的污染问题。 所以，各种工厂在生产过程中，可以随意排放污染物。 即使污染了土壤、水源和粮食，随便给农民一些补偿就可以解决。 而且，农村赚钱很少，生活成本却并不低。 在系统“条块分割”的形势下，农村的电费比城市贵很多，山西作为发电省和电力输出省，电费比北京还贵。 另外，北京的生活日用品比山西太原还便宜，到了底下的县镇，则充斥着假冒伪劣。 考虑到水电油气等央企收费、教育医疗、各个部委的政策，尤其是“腐败成本”，大城市比中小城市好得多、中小城市比农村好得多。 也就是说，根据传销系统的不同级别，级别越往下的地区，直接掠夺更加明显、更加激烈。 而这些对于农民、土地、环境的掠夺，支持了大城市的发展和扩张。

农村的穷困也加剧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当农场和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农民对城市的崇拜也有增无减。 当然，农民们的崇拜也是有基础的，因为农村越来越破败。一些农民有钱之后，也会把钱存到银行吃利息，或者到城市买房住，过上“城市人的生活”。 也就是不论农民有钱没钱，都觉得城市生活好，有钱人再到城市买房“发展”。 不论山西县城的煤老板到太原、北京大量买房，还是温州为代表的小县城商人到杭州、上海和全国各地炒房，都是农民发财致富后，进一步将财富向大城市集中。 山西很多煤老板可以买上百万的豪华汽车、可以在太原北京卖几十套房子，但是在本地连房子都没有。 因为一出矿难的话，直接就可以离开本地，毫无牵挂。 也就是将赚的钱带走，将破坏和污染留在当地。当技术都在沿海、资金都在沿海和大中城市，人们自然也会大量流向沿海和大中城市。 所以，在1990年代到2005年左右，“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期，珠三角和长三角吸引了大量的内地人口。 当时，由于“外向型经济“还没有完全发育，所以内地大城市相对比较“沉寂”。 表现在楼市上，就是广东和长三角的房价首先上涨。 大致从2005年之后，“外向型经济”壮大，尤其是“国际游资”开始大规模进入，给传销系统创造了发展空间。 这个时候开始，以北京和资源省的省会城市为代表的地区，因为有了大量的资金，开始了“加速增长”的过程。 而且，北京的房价开始大幅上涨，人口开始加速暴增，人口数量差距和上海相比急剧减小。当这些地区的经济开始“加剧增长”，意味着城市对于农村的“抽血”日益严重。等内地大城市开始依靠体制，尤其是沿海波及效应，开始经济增长的时候，这些城市对于农村的劳动力形成了“枯竭式虹吸”作用。当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时，大量农村人口虽然羡慕沿海地区的经济，但是因为离家太远，因此只有一部分青壮年外出打工。等到了内地大城市扩张加快的时候，农村的青壮年基本上被抽干，基本上都已经到城市里打工。而且，城市的繁华景象，对于青壮年有着绝对吸引力，大多数人直接为了这种吸引力到沿海或者城市。 即使有青壮年留在农村家里，也被人们看不起，所以不论情况如何，都要到城市打工。 留在农村主要是老弱病残，丧失了大部分劳动力的人们。 在农村种田的，基本上是50、60岁以上的老人。 这些老人自己种点田够口粮，如果有剩余，再稍微卖点换现金。 所以，在2005年之后，“城市化”和“人口红利”的概念开始变得非常火爆，人们一说就是经济和房价将随着这两个因素而持续提升。 但是，人们不去农村做实际调查，不看看农村已经基本没有壮劳力，老弱病残又不可能到城市。 所以，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完成。 总之，农民们不论在土地、资金还是人工等方面，都为传销系统的“外向型经济”和“条块分割”做出了基本的贡献。

当“外向型经济”形成后，中国资源不知不觉中就不够用了。 当“出口导向”的时候，中国的粮食和资源还能够自给自足。 毕竟“出口导向”时期，出口的数量较少，而且大部分属于轻工产品。 不过，随着“外资依赖”形成，中国开始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公路和其它基础设施建设，而且汽车机械等重工业也得到迅猛扩张。 之后，中国的资源就完全不够用，无法支持中国的经济增长。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开始从资源和农产品出口国，变成绝对的进口国，进而变成世界第一大资源和农产品进口国。 其中，中国大量进口中东和俄罗斯的石油、澳洲和巴西的铁矿石、美国和巴西的大豆。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一方面大量出口加工产品，并且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开发和建设，另一方面需要进口越来越多的石油、矿产、粮食等大宗产品。 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大宗产品价格逐渐攀升。 尤其到了2006年之后，以股市大幅上涨为代表，中国的产品出口和内部工业建设开始进入高峰阶段。 同时，中国需求的增加导致世界大宗资源和农产品完全失衡，大宗产品价格也开始的温和上涨，逐渐进入迅猛上涨阶段。 尤其是石油价格的不断攀升，导致西方种粮成本显著加大，导致粮食价格大幅上涨。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个阶段，中国的粮食供应开始出现缺口。 在2000年代初期的时候，中国因为经济停滞、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因此粮食消耗显著减少，因此还有沉重的库存。 在加入WTO之后，尤其是招商引资日益活跃，大量肥沃的农田被侵占，而且经济也日益活跃，粮食消耗量增大，粮食开始慢慢不够吃。 但是在这个时候，粮食的缺口仍然很小。 因为，随着经济的增长，大量外资进入中国，开始向农民销售高产的种子、化肥、农药、激素等产品。 这些产品的推广普及，让农民在较少的土地上，都能够生产出较多的农产品。2005年后，胡温免去农业税，还给农民发一定的种粮补贴，也部分刺激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稳定了当时的粮食供应。 而且，由于2000年代初期的沉重库存，即使粮食出现缺口，也可以通过库存消耗进行化解。 不过，在2007年，因为养猪的税费过高、同时饲料等养猪成本增加，导致农民失去养猪积极性，进而引发猪肉价格暴涨。 这种价格暴涨，虽然不表示中国已经缺粮，但是说明系统对于农民的压榨，引发的弄产品供求改变，进而形成价格的重大改变。 而这个重大改变，成为后来经济变化的一种预兆。

从根本来说，只有农民的穷困，才有中国城市的发达。而传销系统通过强拆强征和“条块分割”，将大多数农民排除在利益之外。在房地产上，房地产商在传销系统的授意和支持下，通过强拆的方式低价从农民手里拿到土地，然后再高价卖出土地上密集的房子。 大量被强拆户对于地方的做法深恶痛绝，因此持续上访，希望省里、国家能够解决。 这就回到中国的历史，中下层贪官越多、越凶狠，草民就越希望出来“清官”、希望“皇帝圣明”。 实际上，这种低价强拆是支持系统生存的关键手段。 因为，只有强拆，才能剥夺农民的利益，支持城市的扩张；同时让农民对城市具有畏惧心理，觉得城市“高高在上”。如果拆迁价格高，传销系统就不可能提供大量的免费土地来招商引资，就不可能吸引大量“外资”进入中国。 没有大量外资，中国的传销系统已经瓦解。 所以，只有通过强拆或者威胁强拆的方式，传销系统才能保障自身利益，获得发展壮大。 同样道理，传销系统还持续压制粮食价格，让种粮保持在基本上无利可图的状态下。因为，如果粮价高，农民获利丰厚，必然会保卫自己的土地，强拆成本和难度也会显著增大，大量低成本企业也不可能进入大陆。 而低粮价让农民觉得种粮食无利可图，觉得土地不值钱，所以占用耕地也顺利得多。 而且，在粮价高的情况下，农民们更愿意在家种地，而不是去“血汗工厂”没日没夜地做奴工。 毕竟种田的农忙时间较短，而到“血汗工厂”做奴工是成年累月。 如果粮价高，农民收入较高，做奴工的生活成本更高，农民做奴工要求的工资也以几何级数增长。所以，强拆可以通过暴力从精神上摧垮农民，而低粮价可以通过经济手段从精神上摧垮农民。 两者相结合，让农民对土地毫无珍惜的概念，随时希望离开土地生活。 所以，农民们羡慕城市生活，如果能够给点钱、再弄个城市户口，很多农民会非常乐意“国家”把地征走。另外，当农民不珍惜土地的时候，也不会在意工厂的污染问题。 所以，各种工厂在生产过程中，可以随意排放污染物。 即使污染了土壤、水源和粮食，随便给农民一些补偿就可以解决。 而且，农村赚钱很少，生活成本却并不低。 在系统“条块分割”的形势下，农村的电费比城市贵很多，山西作为发电省和电力输出省，电费比北京还贵。 另外，北京的生活日用品比山西太原还便宜，到了底下的县镇，则充斥着假冒伪劣。 考虑到水电油气等央企收费、教育医疗、各个部委的政策，尤其是“腐败成本”，大城市比中小城市好得多、中小城市比农村好得多。 也就是说，根据传销系统的不同级别，级别越往下的地区，直接掠夺更加明显、更加激烈。 而这些对于农民、土地、环境的掠夺，支持了大城市的发展和扩张。

农村的穷困也加剧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当农场和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农民对城市的崇拜也有增无减。 当然，农民们的崇拜也是有基础的，因为农村越来越破败。一些农民有钱之后，也会把钱存到银行吃利息，或者到城市买房住，过上“城市人的生活”。 也就是不论农民有钱没钱，都觉得城市生活好，有钱人再到城市买房“发展”。 不论山西县城的煤老板到太原、北京大量买房，还是温州为代表的小县城商人到杭州、上海和全国各地炒房，都是农民发财致富后，进一步将财富向大城市集中。 山西很多煤老板可以买上百万的豪华汽车、可以在太原北京卖几十套房子，但是在本地连房子都没有。 因为一出矿难的话，直接就可以离开本地，毫无牵挂。 也就是将赚的钱带走，将破坏和污染留在当地。当技术都在沿海、资金都在沿海和大中城市，人们自然也会大量流向沿海和大中城市。 所以，在1990年代到2005年左右，“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期，珠三角和长三角吸引了大量的内地人口。 当时，由于“外向型经济“还没有完全发育，所以内地大城市相对比较“沉寂”。 表现在楼市上，就是广东和长三角的房价首先上涨。 大致从2005年之后，“外向型经济”壮大，尤其是“国际游资”开始大规模进入，给传销系统创造了发展空间。 这个时候开始，以北京和资源省的省会城市为代表的地区，因为有了大量的资金，开始了“加速增长”的过程。 而且，北京的房价开始大幅上涨，人口开始加速暴增，人口数量差距和上海相比急剧减小。当这些地区的经济开始“加剧增长”，意味着城市对于农村的“抽血”日益严重。等内地大城市开始依靠体制，尤其是沿海波及效应，开始经济增长的时候，这些城市对于农村的劳动力形成了“枯竭式虹吸”作用。当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时，大量农村人口虽然羡慕沿海地区的经济，但是因为离家太远，因此只有一部分青壮年外出打工。等到了内地大城市扩张加快的时候，农村的青壮年基本上被抽干，基本上都已经到城市里打工。而且，城市的繁华景象，对于青壮年有着绝对吸引力，大多数人直接为了这种吸引力到沿海或者城市。 即使有青壮年留在农村家里，也被人们看不起，所以不论情况如何，都要到城市打工。 留在农村主要是老弱病残，丧失了大部分劳动力的人们。 在农村种田的，基本上是50、60岁以上的老人。 这些老人自己种点田够口粮，如果有剩余，再稍微卖点换现金。 所以，在2005年之后，“城市化”和“人口红利”的概念开始变得非常火爆，人们一说就是经济和房价将随着这两个因素而持续提升。 但是，人们不去农村做实际调查，不看看农村已经基本没有壮劳力，老弱病残又不可能到城市。 所以，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完成。 总之，农民们不论在土地、资金还是人工等方面，都为传销系统的“外向型经济”和“条块分割”做出了基本的贡献。

当“外向型经济”形成后，中国资源不知不觉中就不够用了。 当“出口导向”的时候，中国的粮食和资源还能够自给自足。 毕竟“出口导向”时期，出口的数量较少，而且大部分属于轻工产品。 不过，随着“外资依赖”形成，中国开始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公路和其它基础设施建设，而且汽车机械等重工业也得到迅猛扩张。 之后，中国的资源就完全不够用，无法支持中国的经济增长。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开始从资源和农产品出口国，变成绝对的进口国，进而变成世界第一大资源和农产品进口国。 其中，中国大量进口中东和俄罗斯的石油、澳洲和巴西的铁矿石、美国和巴西的大豆。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一方面大量出口加工产品，并且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开发和建设，另一方面需要进口越来越多的石油、矿产、粮食等大宗产品。 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大宗产品价格逐渐攀升。 尤其到了2006年之后，以股市大幅上涨为代表，中国的产品出口和内部工业建设开始进入高峰阶段。 同时，中国需求的增加导致世界大宗资源和农产品完全失衡，大宗产品价格也开始的温和上涨，逐渐进入迅猛上涨阶段。 尤其是石油价格的不断攀升，导致西方种粮成本显著加大，导致粮食价格大幅上涨。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个阶段，中国的粮食供应开始出现缺口。 在2000年代初期的时候，中国因为经济停滞、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因此粮食消耗显著减少，因此还有沉重的库存。 在加入WTO之后，尤其是招商引资日益活跃，大量肥沃的农田被侵占，而且经济也日益活跃，粮食消耗量增大，粮食开始慢慢不够吃。 但是在这个时候，粮食的缺口仍然很小。 因为，随着经济的增长，大量外资进入中国，开始向农民销售高产的种子、化肥、农药、激素等产品。 这些产品的推广普及，让农民在较少的土地上，都能够生产出较多的农产品。2005年后，胡温免去农业税，还给农民发一定的种粮补贴，也部分刺激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稳定了当时的粮食供应。 而且，由于2000年代初期的沉重库存，即使粮食出现缺口，也可以通过库存消耗进行化解。 不过，在2007年，因为养猪的税费过高、同时饲料等养猪成本增加，导致农民失去养猪积极性，进而引发猪肉价格暴涨。 这种价格暴涨，虽然不表示中国已经缺粮，但是说明系统对于农民的压榨，引发的弄产品供求改变，进而形成价格的重大改变。 而这个重大改变，成为后来经济变化的一种预兆。

随着“外资依赖”的深入，“出口导向”终于被压垮。 2006-2007年，中国“招商引资”进入“大丰收”阶段。 在外资的推动下，中国产品生产能力达到巅峰状态，大量的出口产品挤满了港口码头、公路。 这些产品大量出口到全世界，尤其是美国和欧洲。 同时，中国内地建设也如火如荼，而且私人轿车也急剧增加，引发石油价格持续上涨。 在太平洋对岸，美国人一方面大量进口和购买中国产品，另一方面消耗着越来越昂贵的油价 。 终于有一天，美国人承受不了，再也没钱借贷消费了，结果“次贷危机”波及到世界经济。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出口直接跌入“冰窖”。 中国大量的出口企业因为没有订单而倒闭。实力稍微强一些的企业也在苦熬。 在危机初期，全球各国政府恐慌性进行大规模刺激政策，中国、美国、欧洲都以不同方式试图挽救经济。其中，中国进行号称“4万亿”的超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这样的计划受到国际的普遍赞赏。 结果，经过3年多的印刷钞票，中国货币总量增加了40多万亿，总量是“4万亿”的十倍。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房地产和铁公基等建设“如火如荼”，吸引了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建筑工程市场。 同时，全球范围超大规模的挽救措施，让世界经济开始复苏，中国出口也一度回暖。 当然，这时候的“回暖”和2006、2007年的“如日中天”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对于活下来的出口企业，明显感觉到经济复苏，订单开始增加。 虽然利润越来越薄，但是因为订单比较满，所以企业觉得还能够接受。 更主要的问题在于，一方面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让出口变得越来越无利可图；另一方面，工人对于工资要求明显提高，让已经极为微薄的利润无法承受，出口加工企业老板难以接受。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企业老板只能小幅提高员工薪酬待遇，同时大量打出广告招收员工。 但是，由于工资太低，招工人招不满，因此出口企业老板减少接受订单的规模。 老板们总觉得，只要订单比自己的生产能力多，就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没想到，美国出口一直处于反复，而欧洲危机也在加温，结果到2011年底-2012年初，外贸订单急剧减少，引发更多出口企业倒闭。剩下的大多数企业也重新苦熬，希望自己能够挺过2011-2012年的萧条期。 而这个萧条期比2008年的形势还明显恶化，而且除了面临继续恶化的局面外，已经看不到希望。 即使有些订单因为季节因素而稍有回暖，但是基本都是中短期订单、散单，而长期订单、大单基本上消失。 这样2010-2011年比2006-2007年差、2012比2008年的“冰窖期”甚至更差，也就是一波比一波更差的情况，意味着中国的“出口导向”已经基本终结。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