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华文明的这种内在的哲学属性，使得中华文明具有了与神权文明完全不同的理性色彩。在对待扩展势力范围方面，无论是Ji.Du.Jiao、YSL.Jiao、佛Jiao还是印度Jiao，都具有一种一往无前，不计成本，吞噬一切的势头（尤其是Ji.Du.Jiao、YSL.Jiao为代表的一神教）。如果不遇到外来阻力，便基本上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而中华文明却会更加理性，不会如此地不计代价。
如果我们审视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即所谓的“汉家十八省”地区，可以说已经涵盖了农耕文明最有效率的最大区域。现代以前，人类科技还不足以显著地改变自然条件，以满足自身的需要。而如果以自然条件论，北到长城一线，东、南到海，西、西南到高原的区域是东亚地区农耕文明能够以较为有效率的方式存在的最大区域。中华文明早在秦始皇时期，便基本上已经到达了所谓的“天然疆域”。超出这一区域，统治新地区的成本其实都不足以弥补付出的成本，也就是说，是一种“亏本的买卖”（其实即使是今日，如果仅就经济方面来说，所谓“汉家十八省”以外的其它共和国省、自治区，都还需要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持。否则，将会入不敷出。当然，如果站在更高的层面来看，所谓“汉家十八省”以外的地区，对于共和国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而具有理性色彩的中华文明，对于这种“亏本的买卖”具有内在的抵触。而这，便是中华文明长期局限于其“天然疆域”之内的原因。即使如汉武帝、唐太宗这样的神武帝王，能够将统治地区短时间地扩展到周边地区，也总是昙花一现，很快便又回到“天然疆域”之内。
而远在“天然疆域”之外的东南亚南海地区，直到现代以前，长期以来都被中原王朝忽视，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但是又由于东南亚南海地区与中华文明这个：巨无霸“在地缘上的接近，虽然缺乏官方方面的行动（唯一较为著名的官方行动，应该就是”郑和下西洋“了），但是在民间，中华文明对于东南亚南海地区的影响，无疑却又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
上面所述，都是工业文明到来以前的情况，而工业文明的出现，赋予了人类前所未有地改变自然条件、利用自然条件的能力。使得文明的扩展可以轻易地越过“天然疆域”的限制，从而使得东南亚南海地区之于中华文明，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

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前期实际上也是采用的日、韩及对岸的模式，利用美国建立的国际经济体系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客观地说，的确也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占了美国经济体系的便宜（其实质并不是占美国经济的便宜，而是利用作为美国建立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一个的国际分工，在为这一国际经济体系做出贡献的同时，获得了自己应有的收益。当然，由于利用了美国建立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国避免了自己建立及维持一个国际经济体系的许多成本。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说，美国认为中日等国占了它的便宜。）。

凡事有利便必然有弊，天上掉馅饼的事情是没有的。依/附于另一个经济体而发展，当然有许多好处（中国大陆、日、韩、对岸的快速发展，便充分证明了其优越性）。但是，这一模式，也有其弊端。第一，既然是别人的体系，那么游戏规则便是由别人来制定的；第二，既然是别人的体系，当然在这个体系中的成员便不能威胁到”大哥“的地位；第三，既然是别人的体系，便需要有被”大哥““薅/羊/毛“的觉悟。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体系的”大哥“是绝不可能让任何成员能够威胁到”大哥“的地位（不要说取代”大哥“的地位，就是试图接近”大哥“都不可以）。所以，借助别人的体系发展，是有上限的。而作为全世界唯一绵延几千年不断的文明，中华文明显然是不可能认可自己的发展是有设置上限的，借用一句网络语言，“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所以，Zhong.Mei的矛盾是结/构/性的。

又被删了，这两段是前面两段前面的
进入工业文明以后，一个经济体如果想要维持持续健康发展，已经不太可能仅局限在自己的“天然疆域”之内，关起门来发展了。正如一个经济强大的大城市，必须有广阔的腹地作为支撑一样，一个先进的经济体，也需要有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作为自己的经济腹地，以作为原材料来源地和/或制成品市场。

英法等老牌工业强国，采用的是占·有·殖·民·地这一较为原`始粗`暴的方式来确保自己的“经济腹地”。美国作为第二代的工业强国，采用的主要是经济Shen.You及间`接控`制的方式（即著名的“胡/萝/卜/·加/大/·棒”Zheng.Ce）。日、韩及对岸虽然没有自己的经济腹地，但是依··附在美国的体系之中，利用了美国经济体系（如果要说有什么经济体搭了美国的·便··车，占·了美国的便···宜，日、韩及对岸无疑才是真正的搭`便`车`者）。

打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在美国所建立的国际经济体系中，美国毫无疑问是体系的“主人”，设定、解释并执行游戏规则，当然也占有最有利可图的位置，并获取最高的利润。而美国的铁杆小弟（其实就是以前除美国外的G7成员国），是这一体系的上层，可以参加游戏规则的制订（这便是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之内（08年金融危机以前），每年的G7首脑会议基本上可以左右世界经济的走向，并受全世界瞩目的原因），当然也可以获得不错的收益。其它的欧美发达国家，基本上可以理解为这个体系中的“中产阶层”，虽然没什么太大的发言权，但是也有一份不错的收入。而前期的日本，中期的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以及后期的中国大陆，则是这一体系中的“打工仔”，靠着吃苦耐劳，也可以挣一份“辛苦钱”，当然就谈不上什么发言权了。而剩下的广大亚非拉地区，那就是这个体系的“落后地区”了，除了作为原材料、能源产地，以及商品市场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存在感。

个别特别“优秀”的“打工仔”，也有可能靠自己的奋斗进入“中产阶层”，甚至进入上层。日本便是这样一个“屌丝逆袭”的例子。当然，屌丝无论如何逆袭，都不能威胁到“主人”的地位，即使只是接近“主人”的地位，也会毫不犹豫地受到打压。这也是上个世纪末，美国打压日本的原因。

这一体系，自二战以来，一直运转的相当不错。虽然有前苏联为首的经互会体系游离于这个体系之外，但是其经济体量与美国体系相差甚远，还无从动摇这一美式体系。而到上世纪末，更是随着前苏联的解体而自然消亡。又有日本在经济体量上接近美国（日本GDP最高时达美国的七成），但是轻易地便被美国化解，让日本收获了“失去的二十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日本的发展十分不全面，是一个“偏科严重“的学生，其实根本不可能威胁美国的地位）。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随着美国赢得冷战及中国加入WTO，全世界主要经济体基本上都已加入这一美国建立的世界经济体系。作为“山巅之城”的美国达到了其迄今为止的巅峰，大有“独孤求败”的寂寞感，甚至喊出了“历史终结 “的概念。

在当时来看，对于美国及美国建立的体系来说，一切都似乎十分完美。而且，这一切似乎也丝毫没有在近期内会有变化的迹象，“美国制下的和平“应该也会像曾经的”不列颠制下的和平“那样，维持一个不算短的时期。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以外的另一个”屌丝“正在蓄势待发，处在”逆袭“的前夜。而这个”逆袭“的”屌丝“，可不是像日本那么容易对付的了。

不用说大家也知道，这个”逆袭“的”屌丝“便是中国。由于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及美国建立的体系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个” 打工仔“，竟然拥有了挑战体系‘主人”的实力。而且这个” 打工仔“与前一个”逆袭“的”屌丝“-日本-不一样，不仅经济实力强大，还有巨大的体量、悠久的历史、强大的军事力量、坚强的领导。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 打工仔“还不安分于自己” 打工仔“的位置，心心念念想着恢复”祖上“的荣光，日日夜夜埋头苦干，不声不响地具有了颠覆体系的能力。

二战后，美国还没有碰到过如此全面的挑战者。前苏联虽然军事力量强大，地域辽阔，但是经济实力（尤其是民用经济）有限，东方阵营的总人口也无法与美国体系相比。日本虽然在其巅峰期，经济力量强大，但是政治地位十分低下，人口、国土也有限，实际上并不能算美国的真正对手。至于“老欧洲“（中、西欧地区），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早已认命，不管是不列颠，法兰西，还是德意志，已经再没有当年的雄心与抱负了。

由于中国从” 打工仔“的位置上突围而出，美国建立的体系面临了无以为继的困境。在原来的设定中，这一体系中的”主人“-美国，”上层“-美国的铁杆小弟，”中产阶层“-其它欧美发达国家，是体系的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要享受高于平均的生活水平，其前提条件是大量”打工仔“与“落后地区”的存在。如果某一个“打工仔“（如日本、韩国）升入既得利益者的行列，只要不颠覆整个体系，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一个人口比所有已有“既得利益者“人口加起来还要多的”打工者“要升入“既得利益者“的行列，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是可能颠覆整个体系的事件。

显而易见，一个体系中，一部分“既得利益者“要维持大大高于平均水平的生活水平，其必要条件是有大量的系统成员的生活水平大大低于平均水平（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所以从本质上来说，美式国际经济体系是一个不平等的体系。欧美日等国“既得利益者“的高生活水平是以压低体系其它成员的生活水平为代价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京叔第一次到访美国时，当时一个美国工厂中的清洁工的工资竟然是中国大多数企业中工程师收入的十倍以上。而这种状态，显然是不合理的（难道说当时一个美国清洁工创造的价值是中国工程师的十倍以上吗？）。即使是到了今日，从事同样工作的中美工人中，美国工人的收入依然大大高于中国工人（当然，没有当年那么悬殊了）。

从理论上来说，让中国人都像欧美日等国人那样获得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生活水平是不可能。如果中国变成了“既得利益者“，从而像欧美日一样维持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生活水平，全世界是没有足够的低于平均水平的”打工仔“来供养如此巨大的“既得利益者“的（其实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有一种就是让大部分的欧美日“既得利益者“的生活水平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

当然，一个已经崛起的中国，也没有任何理由维持欧美日等国人生活水平大大高于中国人的局面，欧美日等国人的生活水平必然与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逐步趋同。既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太可能大大高于国际平均水平，那么，唯一的可能性便是欧美日等国人的生活水平向国际平均水平回归。这这样一种变化中，欧美日等现有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必然将会是相对受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指责”中国造成了世界经济的失衡“也不是完全的没有道理。的确是中国的崛起造成了现存的”美式“国际经济体系无以为继，帮助“既得利益者“获得超额利益的现存世界经济体系正在失去平衡。

仅仅由于其巨大的体量，中国的崛起（或者应该叫复兴），是一个大大不同于当年的英德之争、英美之争以及美日之争的事件。在上述的那些相争中，只是涉及权力的转移，即使是失败者，如德日英法，也仅仅是失去权力而已，但生活水平并没有真正受损（反而还有可能上升），依然可以享受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生活。

而中国的崛起（或者应该叫复兴），并不是简单地权力转移，而是世界运行模式的根本改变。一旦中国崛起（或者应该叫复兴）顺利完成，并实现对西方社会的超越，西方社会再想享受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生活，便成为了不可能。一个西方社会的清洁工，就绝不可能获得十倍于别的国家中工程师的收入。整个国际社会将变得更加扁平与平均，而这种扁平与平均便意味着欧美日国家生活水平的相对下降（其绝对生活水平并不一定下降，也许还可能上升）。
现存的”美式“国际经济体系的设定中，中国的位置只能是”打工仔“，绝不能像吸收日韩进入“既得利益者“那样吸收中国进入“既得利益者“的行列（当然，接纳一小部分特定群体的中国人是可以的，但是接纳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是不可能的。非不为也，实不能耳。）。这便是为什么奥巴马会在采访中对着镜头公开说：“如果超过10亿的中国人也过上与澳大利亚、美国人同样的生活方式，那么，全世界都将处于非常悲惨的境遇，因为地球会无法承受。”其实这段话的正确解读应该是，”如果超过10亿的中国人也过上与澳大利亚、美国人同样的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生活方式，那么，欧美日等“既得利益者“都将处于非常悲惨的境遇，因为现存的国际经济体系会无法承受。“。
显而易见的是，美国作为一个整体是不能容忍中国脱离”打工仔“的角色的（但部分美国人可能由于一己私利而做出违背美国整体地行为）。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中国是不可能接受永远做国际体系中”打工仔“的角色的。
总而言之，由于我们巨大的体量以及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高傲（中华文化也相信中华民族是特殊的人群，是不可能久居人下的），便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全盘接受美国所设立的现有国际经济体系。对于欧美日等“既得利益者“来说，的确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以，国的崛起（或者应该叫复兴）将注定不是一段平坦的道路。一路之上，都将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艰辛。理论上，留给中国的选择有两条。第一，改革现存国际经济体系。第二，建立自己的国际经济体系。

客观地说，如果能实现两国集团式的中美共治局面，至少在现阶段，对于中美，无疑都是最有利的选择。而这一种选择的实质便是维持现有体系的基本结构，中国代替以前体系中除美国以外的其它“既得利益者“，中美重组为体系的”新“既得利益者，中美共同维持现有体系的运转，共同承担责任与成本，并共享体系所带来的利益。

在这种选择中，美国可以继续维持其体系中心的地位，顺利化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挑战与风险。中国也可以以风险最小的方式完成崛起的全过程，避免了许多的不确定性。在这一体系中，中美均有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段内，维持显著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的生活水平，并在以后平稳地实现中美权力的过度。而最重要的是，这种选择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中美直接冲突，从而两败俱伤的悲剧。而且，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实现两国集团式的中美共治局面也是完全可能的。现实中，二战以后英美权力交接的过程便类似于这种模式，也从实践上证明了这种选择是可行的。

在这种选择中，美国可以继续维持其体系中心的地位，顺利化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挑战与风险。中国也可以以风险最小的方式完成崛起的全过程，避免了许多的不确定性。在这一体系中，中美均有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段内，维持显著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的生活水平，并在以后平稳地实现中美权力的过度。而最重要的是，这种选择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中美直接冲突，从而两败俱伤的悲剧。而且，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实现两国集团式的中美共治局面也是完全可能的。现实中，二战以后英美权力交接的过程便类似于这种模式，也从实践上证明了这种选择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