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嚣声中，又一年。我的老家有乡谚：“细伢仔盼过年，大人盼插田。”这是我母亲从前每到年关时总要说说的。我曾经深为不解：“大人难道不盼过年吗？”妈妈说，大人不盼过年。但这有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啊。那时候我想，等我长大吧，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不过，长大似乎遥遥无期，那时候的日子过得慢。如今不一样，除夕夜一过，新年马上就来，眨眼就插田然后稻熟，秋霜逼近，除夕又回来了。我这两三年在老家陪伴母亲，她老了，不辨晨昏，倒是又让我找回了从前慢腾腾度日的感觉。这种感觉不坏。深秋时节，母亲被我的侄子接去成都，于是我有时间外出了。此刻我在北方，完全没有回老家过年的冲动。从前我妈说得对，大人不盼过年。我也不盼插田，干别的一些事情却很来劲，比如写毛笔字。从胡涂乱抹开始，慢慢地自觉不赖，然后是这样：春夏时节，看去年除夕写的对联，一脸羞惭；秋霜逼近，再看春夏天自以为不赖的临习，又一脸羞惭。周而复始，岁岁年年，这到底是在长进还是没长进呢？我不知道。新年即至，我随手写写自己偶尔有的一点心得吧，也记一些零碎事情，到下一个除夕来临，再检点这一年里我干的好事。帖子就题为《懒散集》。

己亥年初试

己亥正月

五律 老农

风轻时送爽，
稻熟渐飘香。
欲辨香何在，
旁惊鹭几行。
铜身抒老臂，
粪土植新秧。
仓禀无虞日，
犹须旧斗量。

（旧作一首）

七绝 旷野

老干风中垂劲腕，
新枝取势欲挥毫。
暮云舒卷来天外，
我自趋前不必邀。

读龚自珍己亥杂诗，自题

来路苍茫醉影斜，
半昏老眼望无涯。
千沟百壑俱澄澈，
何计枝头三两花。

己亥初月

作家旧书信中的人格

郑午然

张瑞田收藏众多当代文人书信，在他的新集《百札馆三记》中多有原件照片可供读者观摩。但既然是“当代”，一些书信作者去世不久，原件纸页还不够泛黄，古意较少，我们不观摩它又如何呢？自己直接写，投进邮筒，坐等回信不行吗？行，不过如今很少有人肯费这番工夫了，通常是既不写，也等不到回信。“手札”已经淡出我们的视野，它有过上千年往返不绝的辉煌，其独有的文化内蕴到今天已接近断层。如果我们不再能轻易收到书信，那么，就不妨观摩张瑞田《百札馆三记》里的书信照片，以慰旧怀。

“匡满同志：我已于一日顺利返回连队，仍住原来房间，现在是我一人独占了。房间几月未住人，推门一看，另是一番景象：蛛网尘封，白霉铺地，破纸堆里，跳出青蛙来迎。丁力帮我清扫，张小华帮我洗帐子，晒床板，叶勤帮晒被褥。我也花了两天打扫、清理、洗晒、归置，因此累倒，在床上躺了两天，却也体会到劳动改造世界的乐趣。如今虽然谈不上窗明几净，却也建立新秩序，可以为所欲为了……。 祝近好！顺致杨小敏、崔道怡、小周明同志好！ 光年 73、6、18”

这是1973年，诗人张光年从湖北咸宁干校寄给连队的年轻战友杨匡满一封信的节录。张瑞田对此有所阐发：“正如同张光年与杨匡满在文革期间被边缘化一样，当代许多作家在利益集团的重组过程和 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被边缘化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迫，鲜有人重复张光年对杨匡满的真诚倾诉。”老一代诗友之间的热诚，带有从前的特点，这也是书信擅长展示的特点。

“延滨同志：你代《重庆晚报》约稿的信，早已收到，忙于杂务，稽复为歉。近日忆及童年时在重庆度过的那段岁月，已是半个世纪了，但有些印象仍深留在记忆中。写了一篇记趣的短文，不知合用否？请你看看。如尚合要求，请你代为寄去。如不适用，望勿为难，寄回给我即可，以后再写。匆此即颂 编绥 唐达成 一九九七年元月二十四日”

这是二十年前的一封书信。其时唐达成已从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任上卸职，已逾八年，而儒雅性情没有多少改变，接受约稿，态度谦逊平易之极。年轻读者看不出这位书信作者曾经身处显赫高位。张瑞田写道：“以后的文学界越来越官场化了，文章也因作者的身份分三六九等，有些刊物居然也按官本位支付稿酬。”这就足见能写手札的前辈，与不擅长写手札的今人，志趣略有不同。

“雷加同志：年老多病，气候变化，常感心脏不适。书还没有去邮局寄，却又住院了，要检查一段时间。只好等出院后再寄了。反正也不急，一非“名著”，又无“巨作”，留给老友们作一纪念而已。自幼喜爱文学，特梦想写长篇小说，但一直在文艺界“打杂”，一无所有。“文革”后才又开始写点散文，新时期以来，也仍是“打杂”而已。 匆此 祝好 陈荒煤 十月十一日”

这是九十年代初的一封旧书信。陈荒煤自谓“打杂”，与其他文学界前辈一道，共同领导并勉力维护上世纪八十年代乘改革开放大潮而生的一段文学繁荣时期，那是多少人追怀不已的黄金岁月。张瑞田的阐释，令人感慨系之。

“程代熙同志：你好！贵刊创办以来，一直迎着风浪前进，高举马克思主义文艺大旗，抵制不正之风，令人十分佩服。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诗坛也是一个重灾区。至今尚未做认真的清理。而且还有人在打擦边球，这种朦胧诗选，那种朦胧诗赏析，照出不误，真怪事也。我儿子慨然写了一篇论新诗优良传统的文章，未点名批评某些人的观点。我看了一下，寄给你们审阅，看是否可用？如不行，可退还给他，提些意见，令其修改。祝编馔两安 丁力 90、8、31”

同一时期的这封旧书信，显得别具一格。它是一封荐稿信，张瑞田称之为“举才不避亲”，结果怎样？张瑞田淡淡地说：“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是否在《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杂志发表，我也没有读到这篇立场坚定的文章。时间过去了二十八年，丁力先生，程代熙先生也先后作古，我辈把朦胧诗当文学‘第一口奶’的文学青年，亦人到中年。北岛老了，顾城死了，‘八0后’的读者把朦胧诗当成了文学遗产。可是，据了解，在书店中能卖出的诗集仅仅是北岛、顾城、舒婷等人的作品了。似乎当下无诗。”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文学界，还发生过一桩趣事。老资格的阳翰笙率团访日，行前带一些馈赠日本友人的礼品，归国后将日本友人赠送的礼品带回家。这件事情被举报到文联党委，并由文联党委公函呈报周扬和夏衍。但周扬、夏衍、阳翰笙有近半个世纪的交谊，年轻时同为大名鼎鼎的“四条汉子”，因此，周扬、夏衍只在公函上圈阅，不做批示。张瑞田写道：“在物质贫乏的年代，我们对外国商品所表现出来的敏感和谦恭，一度让我们失去了尊严，即使现在，我们的心还隐隐作痛。”

《百札馆三记》谈碑帖，现当代书林往事，知人论世，保持着作者的睿见卓识。雅人深致，不亦宜乎。

（原载《文艺报》）

临习

七绝 读徐渭，步其韵而和之

不死穷年皆老翁，
已残书页任凄风。
由来率性乖时运，
却向荒丘放荡中。

七律 读蒲松龄 步《客邸晨炊》韵而作
孤鹜几曾伴落霞，
若然湖上近人家。
丐仙泥鬼寻声至，
狐女山魈入眼花。
巨献无门长落第，
奇思何日足堪嘉。
贡生七十谁羞煞，
杯酒当年不欠赊。

诸位旧雨新知谬赞。谢谢。：）

书评：为什么凝视野马？

郑午然

我们的阅读记忆里一定有过“普氏野马”的印迹。在没有网络搜索的年代里，我不止一次在哪里读到过它，模糊地将这个命名定格在记忆中，似乎新疆野马就该叫普氏野马。当年不求甚解，后来几次在友人张瑞田的闲谈中，听他说起普氏野马，我也不觉得太稀罕。野马嘛，与野猪、野狗、野雉大致应该是同一个性质上的东西吧。当然动物界并不平等，名犬名猫，与烤鸭白切鸡就不在一个级别。此外动物以珍稀为贵。四川熊猫，东北虎和豹如今贵不可言，从前可不是这样，谁都可以捕杀。至于野马，我的阅读记忆里还有两个相关的知识点，其一是我知道英国的血统纯正的皇家赛马，异常名贵；其二是传说中的汗血宝马，中亚的土库曼斯坦总统曾经作为国礼赠送给中国，送一匹漂亮公马，但谁也不可能再索要到一匹漂亮母马，用来配对养育小马驹。因此我想普氏野马即便珍稀，恐怕也远不能比人家的皇家赛马和汗血宝马吧。

浅薄源于无知。但是，求知往往需要动力。为什么张瑞田广泛阅读并掌握的关于普氏野马、亚马孙食人鱼、字迹漶漫的文人旧手札，朝鲜当代宣传画之类堪称生僻的知识，在我这里没能激起多大的兴趣，我也不掌握它呢？因为它与一般人的庸常生活不太相关。张瑞田曾经率队远赴巴西亚马孙流域探险一个多月，他必须了解食人鱼，否则就可能被咬。他多次去新疆，深入戈壁滩，也许在风沙团团来袭同时自身焦渴难耐中见过一团团形似野马的幻影。他的北京朋友和探险伙伴杨镰教授，后来就在新疆意外遇险丧生，他们对野马有着共同的迷恋，其它方面的兴趣也很广泛。而兴趣是最好的先导，张瑞田因此可以在友人们中间侃侃而谈普氏野马的来历：所谓普氏，原来出自一个俄罗斯人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姓氏。此人1837年出生在沙俄斯莫棱斯克省一个庄园主家庭，1863年进入圣彼得堡军事学院学习，掌握大量地理知识。而我们知道《中俄北京条约》就签订在这一时期。这是个敏感时期。

普氏很快率一支探险队来到新疆，进入准噶尔盆地，他们最先发现了野马。学术上的所谓“发现”，是一个特殊的概念。美洲大陆属于哥伦布的“发现”，而不是身处这片大陆的印第安人发现的；同样，新疆野马千百年来在本地先民的眼里都不陌生，却是沙俄军官普氏的发现，并且由沙俄学者波利亚科夫正式命名为“普氏野马”，为国际学术界所公认。张瑞田指出：“沙俄帝国对中国新疆的垂涎由来已久，他们对新疆野马的猎捕，是他们对猎捕全部新疆的彩排。”

普氏野马身后，铺陈着如此深厚的历史暗影，它与国力、疆土、民智，尤其是蒙昧的官僚、缺乏自然科学精神的传统等等因素密切相关。张瑞田继续考据，找到普氏的一段感言：“中国的许多九品以上官员和文人学者都能背诵几本古典著作，通晓官场礼仪和行为规范，具有文学方面的才华，并且以此自诩，但是一旦涉及真正的自然科学，他们便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朝堂之上，没有人能放下架子，对几匹新疆野马流露出丝毫兴趣。但在更遥远的欧洲，德国总督哈根贝克和贝德福大公，在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发现之后，已经准备采取行动。1890年，德国探险家格里格尔得到支持，率一支探险队来到新疆，进入准噶尔盆地卡拉麦里安营扎寨，费尽心力终于捕获到五十二匹野马幼驹，然后他们想尽办法，将幼驹运回到德国汉堡，二十八匹小野马幸存了下来。

德国人并不觊觎内陆新疆，但是对新疆野马的热情并不比普尔热瓦尔斯基稍逊，他们充满同样一种冒险精神。果然，在格里格尔率领探险队进入新疆十年之后，德国人得到了濒海的山东青岛。当然俄国人得到的疆土更多。冒险也意味着机遇。张瑞田实际上很推崇冒险精神，他描述说，普尔热瓦尔斯基一直跋涉在探险路上，曾经放言“我很难生活在文明社会里……就是给我几座金山，我也不出卖这荒野的自由。”临终之际，他仍然在路上，只是不无遗憾地说“好啦，这回我要躺下来了。”这位卓越非凡的探险家去世于1888年。

新疆野马，是一种自由奔放的精神和象征。此外，欧洲人珍视这些新疆野马，也基于一个具体的原因：他们曾经认为野马已经在全世界灭绝了。发现新疆野马，就是如此令人大喜过望。德国汉堡的动物学家们在二十八匹小野马的基础上，为繁殖和扩大这个种群而开始工作、与此同时，在准噶尔盆地，新疆野马也继续飘荡在人们的视线中。通常它们都能敏捷地避开人类的打扰。但是，数十年后，一场与它们不相干的人为饥荒来临，张瑞田描述说，人们前所未有地动用冲锋枪、机关枪，那就“不管是新疆野马，还是普氏野马，在中国大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藏羚羊也在同一时期陷入濒危境地。新疆野马则彻底消失。拯救这个种群的希望现在寄托在德国人拥有的二十八匹小野马的后代身上，这是国际动物学界达成的共识。1986年，在准噶尔盆地吉木萨尔县的野马繁殖研究中心，十八匹国外野马回到了故乡。如今它们已经超过三百匹，种群在努力恢复之中。

这就是张瑞田讲述给我们的故事。他的口头讲述更绘声绘色，甚至不比他的散文笔调稍逊，而且言词更犀利，不掩饰他的思想锋芒。在最近一次前往喀纳斯的旅程中，张瑞田远远地看到几匹在公路附近出现的野马，他写道：“看着窗外的野马，车里的人一声不发，生怕再一次惊扰这群美丽的生灵。对于它们，我们罪孽深重。”

惟有思想，才能在网络时代穿透各种文字垃圾遍布的荒野，呈现出磷火般的光芒。没有思想就没有启迪，阅读也就没有意义。而网络时代的写作，却让阅读者难以招架。我们需要自行挑拣和掂量每一篇文字，然后决定是否值得一读。这反过来也改变了一些写作者的招式。拙劣的文字提供者会故弄玄虚编造一个个噱头，浪费我们一小段阅读时间。而在貌似无穷尽的文字信息面前，真正有价值同时令人倾心的阅读，总是稀缺的。当然少数人一直在真诚地思考与写作。《野马的忧伤》，收入张瑞田多年来的部分散文，内容各有异趣，思想的独到与犀利则一如既往，表达更为老到而娴熟。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是张瑞田近期连续问世的多部作品之一，它让我们能清晰地感知一个严肃的思想者著述不止的动力之源。我的理解是，这首先要由兴趣和冒险精神驱动，从而涉猎广泛；同时要能够保持专注，凝视图片上的一匹野马，然后才可以靠近草地或公路附近的它，捕捉到它的忧伤以及它身后悠长的历史暗影。

（原载《中国艺术报》）

五律 读傅山 步《小楼寒夜》韵而作

浩气土丘间，
凛然自爬攀。
朱衣怀故国，
黄卷对空山。
强诏隆恩遇，
固辞虚位还。
昔时称大义，
今不甚相关。

顷读王安忆接受《中国艺术报》的一个访谈。访谈内容和观点，极为得当。

王安忆：生活不可能常变常新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协副主席王安忆今年带来的议案中有一份是关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她认为，要推动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她同时说这是个人的观察。王安忆说，小说不能光靠一个想法，而要找到故事发展的条件、找到对生活的理解的根据。通过访谈，让人找到了她的议案的根据。她从很早的作品就开始关注到相关的一些问题，对于人与文化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要面对的现实，她比别人观察了更久的时间，找到了更确切的根据。

记者：您之前说过国内好的小说国外看不到，外国人比较爱读的是用母语写作的小说，不要看翻译作品。

王安忆：对，这是我们和国外的差异。我们从一百多年以前就很向往现代化，现代化模板往往是欧洲、美国，我们会把欧美的生活作为一个特别想模仿的生活。这是中国人和欧美人很大的差异。中国人喜欢看翻译小说，客观上这可能是与我们小说的源头有关系，像我们小时候接受的就是西方小说，因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像鲁迅也是从西方的启蒙运动以后的那一路小说创作得到养料，是关心人生、关心社会的那一类。

在美国、在欧洲，人们不喜欢看翻译小说，我能够理解他们喜欢看的是和他们生活相通的内容。我们现在对欧美比较关心，因为觉得这是现代化的一个方向，如果你叫我去找黎巴嫩、尼泊尔的小说，我可能也不会去看，因为太隔膜了。人看小说还是喜欢自己相对熟悉的。

记者：我们能改变这种情况吗？

王安忆：你想影响西方的读者也影响不了的，这不是我们想做就能做的事情。你到了国门以外，还是得遵守他们的规则，他们很市场化，他们很慢很慢地培养了一些对中国文学关心的读者，然后很慢地培养了一些受外国读者关心的作者。其实在之前的时候，中国文学很少的一点人、一点书在国外还是受到一些好评的。但文化走出去如果给别人宣传的感觉，他们就会蛮抵触的。2016年我在美国，路过书店都要进去看看有没有中国的小说，现在基本上已经看不到了。我是听说现在有很多版权代理公司倒闭了。我觉得他们其实比我们更清楚外面的市场怎么样，你去看看各个出版社、文化公司的成绩的话，会觉得很不得了的，都是我们推出多少文化产品，很多作者会说他的文字翻译了几十种文字，但是你到国外网上去查，一本都找不到的。这就是因为国外的图书市场是非常市场化的。

记者：您的小说《我爱比尔》的女主人公是不是有一种心里没底的感觉，从事艺术创作时好像今天做这个风格明天做那个风格，她是过于功利化了吗？

王安忆：她倒不是功利化，她有她自己的追求，她一直在好好地画画，但是她又和我们很多艺术家一样感到困惑。她是一个画现代画的人，现代画这东西是非常暧昧的，她正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处境中。2000年以前，她特别想在现代画方面进步，向西方靠拢，她是画油画的，她觉得自己有很好的条件进入到西方的现代画领域里面去，但是当她进入现代画、进入全球化时，面临的问题是她凭借什么进入？当然要以她的特色，可她又不希望别人把她当作某种代表，她希望别人公平地对待自己。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她和比尔的关系。她一方面希望比尔不要把她当作一个中国女孩对待，但是她又觉得如果她不是中国女孩的话，又没什么特别的东西去吸引比尔，所以她问比尔，你觉得我是不是最好的，然后比尔回答说你是最特别的。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尖锐的回答，可能很无意，但是很尖锐地描绘了她的处境。这就是当时很多非西方的艺术家比较困难的处境，我觉得到今天也是这样。

我很不同意一句话，最民族的是最世界的，因为首先它把世界已经变成一个标准了，这标准定得就非常不自信，暴露出强烈的融入的愿望。

记者：无论通过纸媒传播还是通过改编成其它艺术形式传播，以前文学作品的种种传播方式现在都受到了新媒体的挤压，文学产生影响力的渠道是不是变得很窄？

王安忆：话应该反过来说，现在这些艺术都不太重视文学了。以前电影也罢，戏剧也罢，包括绘画，很重视文学的潮流，文学出来什么新作品，艺术家会从这些作品里面选择他们要表达的东西。文学倒也不是那么神圣，但不管怎么说，它还是一个重视精神价值的东西，它的表达方式又是语言的方式，它是可以交代、解释、分析的，肯定是比别的手段要更能让作家的精神可以传播开的。

现在文学对社会的影响确实越来越弱，但这个弱和艺术本身没有关系。它的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真正影响一个社会的是经济、法律、媒体。可能在这整个社会趋势里边，文学会越来越边缘化。相比起来，文学的效率很低，文学需要的准备太多了。文学的黄金周期过去了。

现在阅读的方式恐怕有所变化，直观的东西太多了，那么大家肯定是去找最轻松的能够享受的东西去消费。虽然我们的书的销售还是在上涨，但是我个人是觉得现在的小说是越来越不好看了。不好看有很多原因，比如大家对传统叙事的方式似乎都采取一种保持距离的态度。但是更根本的原因就是生活还是那样子，它不可能常变常新。你别看现在有很多新的技术，可是生活基本上还是差不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写作者、讲故事的人，他会觉得缺乏新鲜的材料。尤其现代派、后现代派小说就没法看了，它变成一个思想材料。小说离不开叙事，现在要找到一本好看的叙事小说很不容易，有一部好看的小说马上是电影也拍，电视也演，戏剧也排，迅速地被消耗掉。

上世纪90年代，电视剧也不像今天那么漫长，那时中国电视剧的叙事好像进入了一种新的状态。电视剧是和广告绑在一起的，所以它后来会那么长。购买电视剧的人就要求长，因为它可以放广告。我觉得现在网剧不错，它可能相对自由度大一点，太长不行的，你没有形式感。

记者：有人说语言的影响力很大，您的小说的语言有时是普通话加一点方言，而有的作家的方言写作的影响力局限在某个地域，这个分寸怎么拿捏？

王安忆：这是一个非常两难的事情，因为我们一定要服从一个现实，就是我们的书面语是北方语系的普通话。你要完全用方言写，连字都找不到，如果不说普通话都没法交流。可是方言是一个很好的资料库，有些方言是非常生动的，但这个资料库怎么使用是要考虑的。我个人觉得还是得服从书面语，但是我们现在的书面语其实已经是被普通话搞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粗糙，普通话是一种比较简单的语言。好的书面语的能量还是很大的，如果我们去看鲁迅的小说，看沈从文的小说，他们有旧学的底子，书面语用得比我们今天的书面语好得多。

我觉得各地的方言在当前的文学作品里其实都留下了一些影响。我上次看张爱玲的《小团圆》，发现一些很奇怪的地方，语言和我插队落户的安徽非常一样，后来我在想，张爱玲这家是从合肥过来的，就是说他们那种语言上的禁忌，还有使用的词汇的用意和我们现在已经约定俗成的不太一样。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应该让语言保持在一个开放的状态。

记者：您是电影《第一炉香》的编剧，您这次操作张爱玲的文本，有什么心得？

王安忆：说实在话，张爱玲的小说很好改编，无论她写得多么短，多么含蓄，它的结构特别完整，问题就是你要为它增加细节。但是困难的是我和她时代差距很远。正好去年我去香港，导演许鞍华就带着我走澳门、走香港，她的意图我也明白，她让我认识南方城市，澳门是受南欧的影响，香港又受英国的影响，文化都很特别的，去看这些城市时，就得不断地想象，寻找资料、寻找根据。

记者：您对木叶、黄德海、张定浩、项静这些上海比较新的评论家怎么看？

王安忆：他们这几个人很好，我觉得他们这一代受过比较好的教育，受过很好的文学训练，所以他们分析得非常科学，他们学过的那些分析的方法都能够用上，很有效果。像陈思和、张新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评论家，是很有才情，他们的文章可以作为独立的一篇作品来看。

五律 读秋瑾 步《感事》诗韵而作

凌空飞乳燕，
赤日负新驼。
故国浑如昔，
沉疴奈若何。
往来争渡海，
为逆尽藏戈。
玉石俱焚罢，
血流逐逝波。

刚刚读王蒙的一个演讲，讲得也很好，给我的感觉是：文学不会在这样一个纷乱的网络时代消亡，它依然有潜力，将呈现一线生机。

王蒙演讲：我的新疆故事与文学创作

李辉：非常高兴又一次来到了温州，我们也非常高兴能够请到王蒙先生这么重量级的嘉宾来讲“我的新疆故事和文学创作”。王蒙先生最早是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之后去了新疆。他的故事很精彩，跌宕起伏的故事。

他的创作我不多说了，他的很多重量级的作品都是非常有份量的。他是一个全才，他的语言天才是非常厉害，能说日语，到新疆之后说新疆语，他昨天还说在土耳其讲波斯语、英语。王蒙先生是一个全才，也是我们非常敬仰的偶像。第一讲是请白岩松讲他的乡愁，第二讲是请王蒙讲新疆故事，也是跟乡愁有关系。

王蒙：大家好，关于新疆故事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情了，有些背景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多去说它。我挑几个事说一说，再谈一谈我对文学的看法。

上个世纪1959年冬天和1960年的春天，连续有几年国家的经济状况非常困难，粮食的供应发生了问题，政策上做了一些调整，1962年情况有一些好转。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戴河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出了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而且有时是很激烈的。

那时候我经过了一段曲折，在北京师范学院任教，现在这个学院就叫首都师范大学。1963年的时候，我参加全国文联组织的反修学 时，遇到了一些省市的文联作家协会的领导，就谈到我的一个愿望，我说想离开北京，到地方上看一看、走一走。

为什么我当时有离开北京的想法呢？虽然我当时在大学里教书，状态不错，但是整个北京的工作气氛、政治气氛我很难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等等很多东西都是我觉得很难掌握的。我很尊敬大学，但是我追求的不是当一个大学的老师，我追求的是文学创作。

当时有几个地方都表示欢迎我去，我选择了新疆，我选择新疆有一个原因，觉得新疆的事情跟内地不完全一样，我比较能够找得着感觉。因为我完全相信新疆最中心的问题是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爱国主义，关于这个东西我容易掌握。当时中苏关系也非常紧张，还有保卫边疆、发展边疆，这个东西容易掌握，可是其他的我掌握不了，所以就选择到了新疆。

这些情况我不再过多地交代了。但是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中国古代，尤其在明朝以后，有一个很时兴、很流行的说法，最早是戏剧家李渔在他的小说《十二楼•思过楼》里提出来的： 叫大乱避乡、小乱避城。政治性动乱要往乡下躲，小土匪之类的动乱往城里走，这是中国人总结的乱世经验，我的选择符合了这样一个经验。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我个人在新疆安然无恙。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见到一些老朋友的时候，他们都认为发生了奇迹。因为我如果当时在北京的大学的话，起码会打折两条腿。我的处境那种情况之下不好说。所以我总结出，我在一个并不快乐的时代选择了一个当时最快乐的去处。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在新疆过了一年后形势进一步紧张，但是新疆的人对我很好。新疆自治区党委的领导都对我好，他们挖空心思想了一个主意，觉得我在乌鲁木齐待着目标太大，就让我去农村条件最好的地方去劳动锻炼。

中文是非常伟大的，“锻炼”一词，太好了，每天早上跑步也是锻炼，游泳、爬山也是锻炼，而我到了新疆，在人民公社担任副大队长，属于副股级村干部，给了我很多的机会、给了我许多新的经验。

我这里只说一个细节，我在伊犁农村住在贫下中农的家里，而且是少数民族维吾尔族，住一个四平方米小房子，有一个土炕，我躺在那就可以睡觉了。那个门是歪着的，故意留了一个口，也真是可爱，这样燕子可以飞到房间里去，所以留一个口。

我进去没有几天就来了两位燕子朋友在那里做窝，后来小燕子就出来了六七只。早上六点钟，小燕子和它们的父母就开始家庭联欢了，吵成一团。然后这个村里的农民就说，王蒙先生是一个好人，这间房子已经有七年没有燕子来做窝，但是他进来几天燕子就来做窝了。

这个说法科学不科学我实在不知道，因为我也没办法把这个经验报告给中央组织部，用一个干部住的那间房子有没有燕子做窝，来衡量他是否善良。但是我想老百姓有想法不是坏的想法，我不能说从燕子做窝这件事情说明我有多么可爱、多么忠诚或者多么伟大，但是我没糟践过这些小动物，没有威胁过这些小动物，我和这些小燕子成了朋友。

到现在我想念起这一家燕子仍然很感动。这一家燕子就陪伴我了解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陌生的民族、了解一个全新的生活的经验。

燕子这一家还给我一个深刻的教训。有一天我忽然看到有一个小燕子掉到地上了，我就把这个小燕子拿起来，再把它放到那个窝里，我往窝里一放，没过几分钟，那只小燕子就又被扔地上了，那个大燕子对我怒目而视，我这才明白，小燕子病了，不可能给它打抗菌素，病了只能把它淘汰，免得使这一个窝的燕子都会受感染、受伤害，所以这个燕子给了我一个教育。仅仅有仁爱也是不够的，还要有原则，还要防止危险，还要警惕不测，还要清洁环境，还要当机立断。

这是我说的燕子的故事，是我在新疆最快乐、最离奇的事，如果不是新疆的少数民族，没有人能理解这样一个事情。我在那里待下来了，我非常认真地实践毛泽东 的一个说法，他说知识分子要见世面，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我觉得我有一个结合的好机会了。

我首先从学 维吾尔语开始。我开始用维吾尔语来背诵语录，用维吾尔语来背诵“老三篇”。有一天我正在大声朗诵《纪念白求恩》的时候，有一个房东老太太来敲窗户，看看谁在朗诵，我说是我啊，她说还以为是广播员，讲得这么字正腔圆，这么好。

这样我也就认识了当地各种各样的人。其中有一个人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校的干部，他请我到他家里坐一坐，说多坐一会，待会儿有重要的客人来。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人，穿着大衣，因为深秋了，很冷了，东张西望进来，我印象像汽车或者火车上的那种西北的贼娃子，就是小偷。

他拿着一个瓶子，写着“药用酒精，禁止内服”。他说，今天我们三个人的任务就是喝掉这瓶酒精。我说药用酒精不能喝，他说没关系，我已经喝了三年了，党校的朋友跟我说他就是反修医院一个科的主任。

当时我们就喝起来了，喝了三巡以后他一拍桌子，说你们知道老王是什么人吗？党校的老师就说，他是一个写作的人。他非常激烈地说，他是斯大林文学奖获得者。我说“不是不是”，我当然不是。

然后内科主任说，王先生，不要害怕，不要萎缩，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就是得了，不怕。党校那个朋友一听说我得斯大林文学奖也一愣，愣了大概五到六秒钟突然就明白了，心有灵犀一点通，说没错，他就是斯大林文学奖获得者。

于是我也开始有点模糊，我是不是得了斯大林文学奖？我自己也忘了？自己不敢承认了？他们两个当时证明我是得了斯大林文学奖，我不能再否认了，再喊这两个人就闹起来了，整个党校的人就都来了，传出去以后就变成我冒充斯大林文学奖获得者。

他们再往前推一步，说老王不但是斯大林文学奖的获得者，而且他还在克里姆林宫受到了斯大林同志的接见，《真理报》刊登过，还是头版，而且他家里一直有这个照片，后来由于他老婆不懂事把这个报纸弄丢了……两个人说得跟疯了一样。

几十年来我一直不能理解，撒酒疯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我见得多了，但是能到这个程度，实在不多。一直到50多年以后，我见到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维吾尔族领导同志，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听了以后也觉得很可笑，他说他们俩喝多了酒，就当上了斯大林文学奖的评奖委员会主任了，你就算是在那一天在新疆荣获伊犁土产的斯大林文学奖啦。这不是在一个不快乐的年代，获得了最大的快乐了吗？

不要小看这个事情，当时中苏关系很坏，苏联否定斯大林中国不否定斯大林，斯大林文学奖早已没有了，苏联当时又搞了列宁文学奖，他们不说我获得了列宁文学奖，而说我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这是政治正确，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他们很有头脑。

我想在文革已经发生的情况下，没有人有这样浪漫的遭遇了。而且即使在新疆，即使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我又开始了写作。《这边风景》的写作受当时时代许多影响，但是在写到生活的时候，有人过誉地称赞它是维吾尔族的清明上河图，因为我完全和当地的农民打成一片。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就是对生活的爱，对生活的记忆和留念。全世界都用流水象征表示时间，正因为它是逝水，希望自己经历过的一些很重要、很美好或者是很不美好，但是非常思念着美好的时光，希望把这种经历留下来，这就是文学。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有所命名，这就是文学。

我常常举一个例子，我小的时候看到月亮，对月亮的感觉没法表述，它也很亮，但它跟太阳不一样。我一生看到的第一本书叫做《小学生模范作文选》，它选的第一篇文章叫《秋夜》，《秋夜》第一篇文章是“皎洁的月儿在夜空升起”，我一下子就觉得月亮离我近了。

从那个时候很长一段时间，看到天上的月亮就想起“皎洁”，那时候没有什么雾霾，所以那时月亮非常亮，看到的月亮就是“皎洁”。生活是非常可爱的，生命是短促的，但是人们仍然愿意体会这种生活，愿意记载这种生活，愿意命名这种生活。

我还喜欢一个命题，爱情和爱情诗，它们之间是怎么样一种互动的关系和互相影响的关系。当然从唯物论说你是先有爱情后有爱情诗，你没有爱情哪来的爱情诗？我们又反过来说，你如果没有爱情诗、没有爱情文学，那你的爱情剩下什么了？当然你有这种相喜悦的情感，然后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也有一些庸俗的内容，而正是爱情的文学、爱情的诗，让你一下子把爱情理想化了、审美化了、文明化了、道德化了，而且难忘，永远不忘记。

所以对于具体的一个人来说，很可能是爱情诗在前，爱情在后。因为你上小学的时候可能就读到爱情诗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5岁的时候就读到了或者8岁的时候就读到了，但是你当时并不懂，但是在你的脑子已经播种了诗意的美好的种子，有这种诗意美好的种子和没有诗意美好的种子完全不一样。

我在新疆的时候是困难时期，内地的粮食供应太困难，有人就跑到新疆去。我见过一个小伙子给内地原来的农村里的女孩子写情书，他写情书不停地在背诵当地的民歌、小曲和地方戏里表达爱情的东西，什么哥是天上一片云、妹是河里一条鱼，他就是背诵那些，来表达他的情感。

我读《阿Q正传》，遗憾不是阿Q革命不成功，是他觉悟太低，最后死都不知为何如此下场。我对阿Q遗憾的还有他对吴妈的追求的失败。因为他跟吴妈本来挺适合、挺好的，但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跪下来，说我要和你困觉，这是绍兴话，于是他就变成了性骚扰，吴妈要上吊，阿Q几年的工钱都被没收了。

相反的，他如果有一点文学的修养，他对吴妈产生了好感，他本来可以背徐志摩的诗，“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如果他不懂徐志摩，如果他知道温州的琦君呢，也会好得多，虽然我也不知道琦君有没有爱情诗，但是至少他语言会美丽得多，至少会躲开性骚扰。

所以文学不但能表达你的思想感情，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文学可以使美好更加美好，文学还可以使很多的不美好，甚至在对不美好的描绘之中表达美好。

我也读过一些女作家的爱情小说，有些女作家的爱情小说表达一种思想感情，说男人是靠不住的，男人一个好人也没有，不要信男人的话。但是恰恰在这样的描述当中，我感受到了我们的女生、我们的女作家她们多么希望有好的男人，多么希望他们既潇洒又真诚，既有才华又有担当、又负责任，她们希望有真正的能够对得起女子痴情的这样的好的男性，有幸福的生活。

文学当中表达出了人民对情感的这种向往，对于道德的这种向往，对于理想的这种向往，哪怕是有许多许多的抱怨、哭泣、诅咒、愤怒、呼冤，在这样的过程中仍然表达的是对美好生活的赤诚和追求。

所以我还有一句话，文学有它批判的功能，这是毫无疑问的，文学里会表达出人们对生活的不满意，但是归根到底作家并不是世界的审判官，宁可我认为作家是世界的期盼，世界的情人，作家对世界有很高的期盼，有很美好的期待，当他看不到、得不到的时候他才会有那么多的叹息、痛苦、失落。所以你不管有多少叹息、痛苦和失落，你要表达的仍然是一种好的期盼。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交流，你们问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听力有下降，所以你们问完了以后请李辉先生解释一下。

李辉：非常感谢王蒙先生精彩的演讲，从新疆的故事到他对情人、情诗等等的解读，现在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谢谢王蒙先生精彩的演讲！

@关大蝈蝈 2019-03-17 06:30:59
王蒙对文学的理解正好迎合这个时代的精神鸡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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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不只是鸡汤，它从来就是多样化的：清茗，甘露，苦酒，都是它可以具备的特征。即便鸡汤，设想一下，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一个全面钳制的文学荒漠化时期，那也是人们求之不得的读物。文学需要一个合适的土壤，在八十年代那样一个特殊的阶段曾经出现过，很可能，这个阶段将永远不再重现。如果钳制不能解除，那么，适量的鸡汤，或者更策略性地炮制，让鸡汤中掺入较具价值的其它成分，就无妨是这个时代的文学追求。一切因时而变。蛮干是出不了头的。这是现实。我在王蒙这个演讲中，读到了一些深沉的历史反思。王蒙很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