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唯物辩证法对科学的巨大危害
唯物主义者宣称，唯物论和辩证法结合到一起产生的辩证唯物主义，是研究自然科学战无不胜的锐利武器。主张辩证法的人认为：形式逻辑不过是刻板的死脑筋，而辩证逻辑则能适应千变万化，具有更高级的意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三大规律自然就是辩证逻辑的规律。
所谓的“自然辩证法”就是说整个自然界都遵循了马的辩证法“规律”在发展，恩格斯专门写了《自然辩证法》，闹出了各种笑话。恩格斯反对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增原理；同意电磁波和光线在宇宙空间必然通过某种物质即以太的振动来传播。恩格斯认为数学基于物质直观，总喜欢将各种数学运动和物质运动直接对应，并认为计算机不过是不可靠的“数学演算同纯逻辑演算的滑稽的混合”。此类谬论，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不可胜数。当年德国工运领袖伯恩斯坦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交给爱因斯坦征求意见。爱因斯坦的回答是，如果不是由于恩格斯是一位有名的历史人物的话，就根本不值得出版。
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里，处处挥舞政治狼牙棒。事实上，在受马赫思想影响而诞生的狭义相对论已发表了三年之久，才出版的这本光辉著作，列宁居然还把马赫等人骂成最凶恶的敌人。以这样两部书为依据来指导自然科学，还能指望有什么好结果。
由于辩证唯物主义定义的研究对象更接近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加上强调实践的作用，必然以哲学的力量阻碍真正科学的发展。在辩证唯物主义大旗下干预和践踏科学，从二十世纪初的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开始，在中国的文革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时间跨度长达近70年，涉及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十多个国家，几乎覆盖了所有自然科学领域，被残害的科学家成千上万，是人类历史上的大悲剧；无论在规模上、延续时间上和涉及的范围上，都远远超出了以前人类历史上对自然科学的干涉和践踏的总和。且往下看：
物理学：1）热力学：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迟早将处于“热寂”状态。唯物主义主张宇宙无始无终，绝对不能接受此说，前苏联和当时中国，几乎每本热力学教科书既讲热力学第二定律，又不得不对“热寂论”进行猛烈炮轰，搞得前言不搭后语。
2）狭义相对论：爱因斯坦发表狭义相对论是受到马赫思想的启发。彭加莱是狭义相对论的前驱。马赫和彭加莱都是实证主义学者。辩证唯物主义眼看着沾不到边，恨得牙痒痒的，对他们一个劲儿的恶骂。
3）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发表后，被苏联认为是唯心主义。为此，苏联科学院院士福克专门写了一部名为《时间、空间和引力理论》的书。据说，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指引下写出来的。然而，尽管有院士威望，却响应者寥寥，以后连半点声息都没了。
4）量子力学：海森堡根据实证哲学，由测不准原理推出了不确定原理。对海森堡的批判是一定要进行的。尴尬的是，前苏联和中国的量子力学的教程里，一方面到处要引用不确定原理，却偏偏只说是测不准原理，搞挂羊头卖狗肉的买卖。脱离了原理的来历讲原理，讲的人越讲越糊涂，听的人如堕入五里云雾之中，教出来的学生到头来只能死套公式。
宇宙科学：根据广义相对论，宇宙有限。二十世纪哈勃等人的天文观察也表明，宇宙在不断膨胀中。以后，科学家又提出了宇宙大爆炸理论，并得到大量观察证实。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却说：宇宙就是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客观世界，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限的。其他的理论都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苏联从三十年代起就开始谴责相对论宇宙学，1949年后的中国沿袭了这个立场，使得宇宙学成了一个禁区，甚至把英文中的cosmology一词译成宇宙论而不是宇宙学。结果，二十世纪宇宙学蓬勃发展，却没有前苏联和中国人的份。
化学：1952年《科学通报》刊载了6篇苏联科学家批判美国科学家鲍林的“共振论”的文章，认为共振论是唯心的、反动的伪科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鲍林却因为这项工作获得了1954年诺贝尔化学奖。鲍林是量子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创始人。由于他的工作，许多重要的化学概念得到更新。由于他反对核武器和反战行动，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生物学：1）物种演化：在前苏联和当时的中国，长期以来把法国科学家居维叶提出的“灾变说”，当作是《圣经》里大洪水泛滥的诠释，予以严厉批判。然而，一系列考古表明，地球上发生过不止一次巨大灾变，例如：寒武纪的生命大爆发，6500万年前恐龙等物种的大灭绝等等。居维叶在这方面并没错。
2）基因和遗传。最大和最惨重的失误，莫过于基因和遗传领域了。1865年，奥地利的孟德尔，提出了生物遗传基因学说。20世纪初，他的学说被重新发现，美国生物学家摩尔根等对染色体的研究，使得基因学说得到飞速发展。前苏联以李森科为首的一伙人，建立起据称是高举辩证唯物主义大旗的米丘林学派，对孟德尔-摩尔根学派进行火力最猛的围剿和批判。尤其荒唐的是，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基因的载体DNA的双螺旋结构，前苏联和当时的中国的批判依然尘嚣甚上。从基因、染色体到DNA，人家一件件真凭实据都已经摊了出来，还要喋喋不休的反对，脸皮也真厚了。但是，纸包不住火，米丘林学派的旗手前苏联的首席科学家，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终于现了原形，原来不过是一个伪造实验数据的江湖骗子。与国家大事相比，一个骗子院长身败名裂毕竟是件小事。前苏联和中国的遗传学被耽误了几十年，让人何等痛心！
这期间还有一个滑稽插曲。一位名叫勒柏辛斯卡娅的女人声称发现了一种非细胞形态的“生活物质”，能够演变为细胞。眼看着非生命体可以演变为生命体了，再不需要上帝了，这是何等了不起的伟大成就！伟大的辨证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科学研究，证实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伟大！勒柏辛斯卡娅学说受到广泛宣传，写进高等学校的教学大纲中。前苏联政府号召大家学习，还授予她斯大林奖金，真是名利双收。但是，以后发现所有一切都是伪造。
斯大林断然否认，人的思维部分地可以为机械运行所代替，他断然拒绝在苏联也研制电子计算机，说这是唯心主义的荒唐想法。结果呢，1946年2月5日，出于美国军方对弹道研究的计算需要，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埃尼卡（ENIAC）问世。这个重达30吨，由18800个电子管组成三层楼高的庞然大物就是所有现代计算机的始祖。后来发展了半导体技术，采用了晶体管，体积大大缩小，现在手提电脑的运算速度，已经大大超出最初的埃尼卡的运算速度。唯物主义哲学的指导，使斯大林大大地丢了一次脸，使唯物主义声誉扫地。
几乎所有自然科学的重要领域，不是让辩证唯物主义的“死对头”占了先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硬要出头结果闹得个大败亏输。可以说，辩证唯物主义在所有前沿科学领域无不一败涂地，全军覆没。辩证唯物主义在前苏联和当时的中国被奉为官方哲学，哪位科学家还敢冒着被戴上唯心主义或资产阶级学者的帽子，去对着干？即使想对着干，也拿不到科研经费。非但如此，在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的幌子下，许多科学家不得不天天做检讨，思想受到严重禁锢。因此，包括：宇宙科学、量子化学、遗传学等许多科学领域的研究，在前苏联和当时中国都受到了严重阻碍。这些都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法大旗下对科学的粗暴干涉的严重后果。
除了除暴干涉，还有严厉的打击和镇压。在苏联受到批判的观点还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孟德尔的遗传学和摩尔根的基因说、鲍林的共振理论、玻尔等人的量子理论、维纳的控制论、弗里德曼(1888～1925)和伽莫夫(1904～1968)的宇宙学等等。受到批判或者迫害致死的著名科学家包括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物理学家约飞和朗道、火箭设计师科洛廖夫(1907～1966)、物理学家朗道、生物学家瓦维洛夫(1887～1943)，等等。包括科学院院士在内的许多持正义立场的科学家，遭到残酷的政治迫害、流放、坐牢，甚至迫害致死。
中共建国以来，用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的思想改造工作，愈演愈烈。1949年后，与轰轰烈烈的仇美运动相适应，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学技术横遭贬斥，美国的科学技术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先生1950年春在南京的一次演讲的主题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科学在衰落。其它如《美国科学为垄断势力与军国主义者服务》、《美国科学的军国主义化》等针对美国科学的政治批判文章更是连篇累牍。
苏联的科学技术被捧上了天。贝时璋说：“苏联科学是人民的科学，因为它是服务于人民的，服务于共产主义建设的。苏联科学是最先进的科学，因为它是以战无不胜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为指导思想的。”苏联的生物化学是世界第一，“苏联的地质科学是最先进的”（此为张文佑一篇文章的标题），苏联的其它学科莫能例外。
当时主管中国意识形态的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声称：“在伟大的列宁斯大林旗帜下的苏联的科学站在世界科学的最前面，……当然，我们学习苏联科学，这并不是说，英美的科学家的东西不可参考。是可以参考的。但一般说来，凡是英美科学上好的东西，苏联都把它集中起来了，所以向苏联学习是最快、最好的”。1950代初，中国科学院组织了几乎所有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去苏联考察学习。与此同时，一大批苏联学者来华传经授宝。苏联科学就这样从体制到观念全盘移植到了中国。
科学是意识形态，苏联的这个时髦的口号在当时的中国非常流行。自然科学也存在姓社姓资问题。批判量子力学是唯心主义、批判化学中的共振论和中介论是唯心主义、批判控制论是“一种反动的伪科学”、是“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思想武器，而且是实现他们的侵略计划的手段”。这些煌煌大作，都见诸中国最权威的传媒《人民日报》。
反右斗争中，大批科学家和教授被打成右派分子，即使有重大成就的科学家，也未能完全幸免，钱伟长、曾昭抡、雷天觉、袁翰青、孟昭英等9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被划为右派分子，撤销学部委员称号。1958年，北大校长马寅初因人口论遭到严厉批判。
文革期间，仅中国科学院直属单位、第七机械工业部两个研究院和17个省、市的单位，受诬陷、迫害的科学技术人员就有5.3万多人。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冶金学家叶渚沛、理论物理学家张宗燧、昆虫学家刘崇乐、植物分类学家陈焕镛、冶金陶瓷学家周仁等被迫害致死。卫生界，仅卫生部直属的14所高校的674名教授和副教授中，受诬陷、迫害的就有500多人。著名病理学家胡正详、药理学家张昌绍、胸外科专家计苏华、针灸专家陆瘦燕、中医叶熙春、李重人等被迫害致死。
最典型的是批判相对论。“相对论”进入中国后一直受到赞誉。然而，1952年，苏联掀起了批判爱因斯坦及相对论的运动，指责爱因斯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中国紧跟“老大哥”其后，在1953年1月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日丹诺夫的文章，指责爱因斯坦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攻击爱因斯坦对人权、民主、自由的赞誉，爱因斯坦被说成是个“反动分子”、“民主个人主义者”和“旧民主主义者”。
1955年4月，爱因斯坦辞世。李四光和周培源代表中国科学界发了唁电。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周培源的悼念长文。文中说：“爱因斯坦的逝世是正义人类的一大损失。他对科学的贡献是划时代的。他热爱科学和人类；他反对德国军国主义，种族主义，以及美国的帝国主义。他不知疲倦地为和平、民主及自由奋斗。中国人民深深地哀悼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和为人类的和平事业奋斗的伟大战士。”一个月后，在另外一篇纪念爱因斯坦的文章中，周培源写道：“我们还应不带任何偏见地看到爱因斯坦的弱点……他对于他所发现的原理的哲学观点却是唯心的。错误的哲学观注定会阻碍他在科学上的进步。我们应该批评爱因斯坦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从而更好地完善他的理论，以便更有效地研究现代物理学。”
1965年《中国青年报》开展了“又红又专”的讨论。一部分人以爱因斯坦为论据，认为：一个人即使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仍然可以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为了反驳这种观点，4月，中国科学院的两名人士撰文说：爱因斯坦不是一位超越了阶级和政治的科学家。事实上，正是爱因斯坦建议美国制造原子弹，使之成为美帝国主义手中一个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热爱和平国家和人民的砝码。这场辩论进行得十分激烈，以至于钱学森也受约写了一篇讨论文章，同样用“原子弹”一例，来说明爱因斯坦并未脱离资产阶级的政治。
1967年末，湖南醴陵中学的数学教师周友华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宣传他的关于“场论”的“革命性理论”。他以“京区场论小组”的名义印发了一篇题为《从物质的矛盾运动研究场的本质及其转化》的论文。该文根据毛的教导，批判了物理学中的场论，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批为“没有跳出机械唯物论的泥坑”，“完全违背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物质的矛盾运动规律”。
中科院革委会“认为周友华的文章在政治上是正确的，是应支持的‘新生事物’”。于是，一个名叫“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小组，于1968年3月在中科院正式成立。学习班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是北京航空学院的教师，毛泽东的女婿孔令华。他们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的严重错误就是目前阻碍自然科学前进的最大绊脚石之一”，因此“（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自然科学才能前进，新的自然科学理论才能建立。舍此，就不能把自然科学理论推上一个新阶段。”
6月，学习班印发了第一篇批判文章，题为《彻底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评相对论的基础光速不变原理》。相对论的“罪行”如下：“相对论是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也就是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光速不变原理“深刻地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终极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学是人类科学的极限这种反动的政治观点”，“根本违反了唯物辩证法，而且也没有得到实验的直接验证”。 为了增强说服力，此文引用了未发表过的毛泽东1937年的哲学讲稿中一段论哲学中的相对主义的话，同时又搬出了林彪的一段话来论证光速不变原理的“错误”。这篇文章被上送毛泽东、林彪、中央文革小组。
第二篇批判文章《相对论批判》(讨论稿)在1969年8月问世。该文提出了一个论据：如果按照相对论所说的那样，同时性是相对的，那么，1969年3月在中苏边界上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中，我们说苏联开第一枪，苏联说我们开第一枪，事实上究竟哪一方开第一枪，就无法作出客观判断。这个论据如此“有力”，本来一些反对批判相对论的人也不敢再为其辩护，因为：谁要替相对论辩护，谁就是替“苏修”辩护的卖国贼。
两个月后，《相对论批判》（修改稿）完成，并散发到全国各地，鼓励开展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群众运动。这篇批判文章准备在《红旗》上公开发表。因对这一批判公开发表的后果没有把握，1969年10月23日，时任中科院负责人的刘西尧奉陈伯达之命召开了一个特殊的会议，除了“学习班”的代表，受邀与会的还有竺可桢、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等。中国“原子弹之父”王淦昌也在被邀请之列，但他拒绝参加。
据《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书记载，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就是量子场论专家何祚庥。何赞成批判爱因斯坦，并声称，‘批判爱因斯坦不（应）限于相对论’，实际上‘有四大问题’须要批判。他认为，批判爱因斯坦不仅要批判相对论中的‘相对主义时空观’，还须批判‘统一场论’、‘宇宙有限论’，以及爱因斯坦否定量子力学的某些观点。”——这是记录在案的中国最早批判爱因斯坦宇宙理论的言论。钱学森婉转地说：“鉴于爱因斯坦的工作有很重要的国际影响，恐怕我们应该对此事慎行。”吴有训说：“我认为这篇文章没有经过仔细思考，如果我们发表了，将会成为一个笑柄。”竺可桢则直接批驳那个“珍宝岛论据”，指出苏联与中国同在一个地球上，同用一个参照系，因此，根本无法从相对论得出那个“无法作出客观判断”的结论。周培源说：“相对论是可以讨论的，但无法被推翻。”因此，《相对论批判》没有通过审查，该文后来只能刊登在一份名为《相对论问题讨论》的刊物上。
1970年3月，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到北京大学召开集会，要求全面开展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群众运动，甚至要求中小学生也参加进来。在他的催促下，中科院革委会派了一名军代表负责领导运动，专门成立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和刊物编辑部。三个月后，批判专集出版，名字叫《相对论问题讨论》。这份杂志的第一期出版于1970年6月，在编者按中，第一句话就是陈伯达1966年的名言：“人类的文化是从东方开始的，后来转到了西方；经过一次往返，现在又在更高的水平上回到了东方。”这期杂志上还传达了陈伯达的最新指示，要求科学家向中小学生学习，“创造出资产阶级老爷们臆想不到的奇迹，把牛顿、爱因斯坦远远抛在后面，响亮地发出无产阶级的声音。”该刊的第一期尤以上海一个中学教师的文章为甚。他说：“爱因斯坦不仅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哲学上是唯心的，在科学上也是十分荒谬的”；“光速不变原理是形而上学的谬论”；“光速不可超越是自欺欺人的谎言”。
该刊的第一期还刊登了一篇署名“上海市理科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的文章，题为“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文章说，“爱因斯坦就是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又说“相对论的组成部分是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形而上学的宇宙论（和）神秘主义的方法论。”。这个“上海理科批判组”是当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班子的一部分，主要由文汇报记者、复旦大学的物理、哲学、历史教员组成，常用“李柯”的笔名发表文章。他们动员物理系的教授翻译外文资料，为他们的批判提供靶子。当时除了爱因斯坦，批判组还把西方的许多著名科学家也放进大批判的名单，包括巴甫洛夫和居里夫人。
1971年林彪913事件后，周恩来以批判林彪的“极左”为口号，逐步恢复了科学刊物，其中最早的一本叫做《物理》杂志。1972年《物理》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关于标量—张量理论中含物质及黑体辐射的宇宙解”，作者是中国科技大学的讲师方励之。毫不夸张地说，这篇文章是中国进入相对论宇宙学研究领域的开端——而且是在文革这样极左的年代！然而在当时，它的发表却让“上海理科批判组”有了最新的攻击目标，因为该文所支持的大爆炸宇宙论直接与辩证唯物主义有关宇宙无限的教条相抵触，因而被认为是反动学说。《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书说：“方励之公开支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大爆炸宇宙学，激怒了‘上海理科批判组’和其他正统马克思主义批判者，他们组织了一场批判方励之及其支持者的运动。从1973年初至1976年秋，在全国性的报刊和学术杂志上，至少有30篇文章针对大爆炸理论或方励之的论文做了批判，其中许多批判文章出自‘上海理科批判组’。……1975年秋，方励之及其同事们得以发表一篇回应批判的文章。在这篇题为‘河外天体红移是可以认识的’的文章中，方励之认为：‘无论大爆炸理论正确与否，射电天文学等最新进展已使得宇宙学成为一门实验科学，可以通过通常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哲学讨论来研究’。”
中国媒体对于宇宙学的批判，并不因为四人帮的垮台而结束。在华国锋执政的时代，又发生了一场关于宇宙学的争论。这一次是由钱学森的讲课引起的。当时党国领导人为了表示对科学技术的重视，请科学家进中南海给他们讲课。第一讲是介绍国际科学技术的新进展，由当时的“首席科学家”钱学森担任“御前侍讲”。他介绍了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在谈到宇宙学时，他说西方现在有所谓“宇宙学”，主张宇宙有限、宇宙膨胀，是一门伪科学。这篇讲话发表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方励之见到之后致函《人民日报》再次指出宇宙学不是“伪科学”，同其他科学分支一样，它是一门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科学。方励之要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他的这封信，为宇宙学辩诬。不用说，《人民日报》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钱学森为什么要说这番话？钱学森完全知道宇宙的膨胀是有观测方面的坚实基础。1969年10月23日的审查“相对论批判”的会议上钱学森的发言说“爱因斯坦在全世界都有影响，这个事要慎重”；他在发言中还说，“辩证唯物论是人类的最高智慧，全面经验汇总到毛泽东思想”。他说，在批判相对论这个理论时，“千万不能忘记了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依靠这个。”最后，钱学森希望“相对论批判”一文能写得“更深入”，希望“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成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下苦功夫，扩大已得的成果（以）取得伟大的胜利。”这些话有一些是当时流行的套话，但并不是全是，而是反映了他对辩证唯物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崇拜；正是这种崇拜导致的迷信使他不能以实验事实来判断大爆炸宇宙论的真伪。
1979年春，为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科学界人士在北京集会。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批判爱因斯坦的闹剧的终结。
然而，即使到了今天，辩证唯物主义依旧阴魂不散，由于打着所谓的科学的旗号，许多人对其认识不清。如果不对其反科学本质进行彻底的揭露，将后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