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华早报》3月8日采访了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针对西方渲染的“中国威胁论”，马哈蒂尔表示马来西亚有自己的判断，将独立自主地决定如何与中国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打交道。马哈蒂尔说：“中国作为我们邻国已经有2000年了，从来没有来征服我们，但是1509年欧洲人来了，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征服了马来西亚。”

姜还是老的辣，马哈蒂尔看透了西方世界数百年来包裹着一层文明的外衣，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它们高举自由、博爱、平等、民主、人权等虚假的旗帜，假冒为善，“在人前，在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

明代中后期倭寇侵犯东南沿海地区，烧杀劫掠的是日本鬼子，但幕后的主使是谁？那时候，西班牙、葡萄牙已经殖民了菲律宾、马来西亚与印尼，荷兰侵占台湾，明朝实行海禁，损害了谁的利益，断了谁的财路？

日本一直是华夏的藩属国，仰望华夏文明若大旱之望云霓，从来不敢造次。16世纪起倭寇为什么敢犯上作乱？因为从西方来了一伙凶狠狡诈的强盗。盘踞在欧洲的野心家集团起初就是依靠垄断东西方贸易积累了第一笔财富，它们那时可以殖民东南亚，但还没有实力以武力进攻中国，只好收买日本的海盗来劫掠江浙、福建等沿海地区。

16到17世纪欧洲相继发生了宗教改革与宗教战争，潜伏在欧洲的那个野心家集团先分化围猎罗马教会，再渗透、收买、操控欧洲各国的政权。欧洲宗教战争结束，阴谋家开始开始重点经营远离欧洲大陆的英国，于是人们看到英国最先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逐渐强盛起来。从此，阴谋家以英国为根据地制衡整个欧洲大陆，进而以欧洲为基地向外侵略扩张。欧洲相继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家都是野心家集团的白手套，真正的侵略者只有一个。只要用“黑金”收买了欧洲上层社会的“精英”，就窃取了这些国家的名器。

明清易代，天崩地解，西方殖民者秘密参与了。如果晋商勾结满清属实，试问，晋商为什么要背叛华夏而投靠夷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晋商被欧洲的野心家、阴谋家所收买。有一种说法，称明朝亡于朝廷党争，齐、楚、浙三党投靠魏忠贤这个阉逆，与东林党争斗不止，欧洲那个魔鬼集团最擅长走上层路线，搞秘密渗透，魏忠贤以及结党营私的士大夫们很可能被收买。

满清入主中原，野蛮战胜文明，这样折腾一下中国，野心家集团本来想乘虚而入，渗透到清廷政权内部。没想到满人崇拜汉文化，以儒学治国，迅速站稳了脚跟，野心家的阴谋没有得逞。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领满清入关，这是骗人的鬼话，他更可能是被欧洲的野心家集团收买，后来吴三桂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号，也是它们在背后捣鬼。

有买办文人为欧洲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洗白，鼓吹1840鸦片战争本质上是金融战争：清朝常年向欧洲出口茶叶、瓷器、手工业品等，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欧洲发生白银短缺的通货危机，不得已才向中国输入鸦片以缩小贸易逆差。

资本主义在崛起时贩卖过奴隶，烟草这玩意是它们发明的，为了利益可以不择手段，通过鸦片贸易来赚取巨额利润，符合它们的一贯逻辑。但侵略者向中国输入鸦片，更像是故意碰瓷，制造事端，因为那时候它们军事实力上已经足够强大，不再把中国放在眼里了。

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疆域广大，历史悠久。侵略者深知，军事上打败中国不难，要完全彻底征服中国，必须颠覆中国人的价值观与精神信仰。19世纪中叶，中国没多少基督教徒，为什么洪杨邪教能祸害大半个中国？这场叛乱以满汉民族矛盾为掩护，实则是要破坏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儒教。等到祸乱南中国的目的已经实现，再扶持曾国藩、李鸿章剿灭太平天国。

亚洲国家都遭受侵略，唯独日本崛起，不仅摆脱了被侵略的命运，还脱亚入欧，成为西方大家庭中的一员，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结合日本20世纪20年代发起的“昭和维新”来重新认识“明治维新”，才不会被“明治维新”带给日本繁荣、富强、独立这些表面现象所迷惑。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好比是一个四肢发达、精神却被深度操控的野蛮人，被野心家集团打造成侵略亚洲大陆的一枚棋子。英法美德等西方发达强国与日本的命运一样，别看它们耀武扬威，以坚船利炮侵略亚非拉国家，其实这些先进国家是最早丧失国家主权的，均是那个唯一的侵略者所雇佣的打手。不分宗主国与附庸国，只要社会“精英”阶层被收买，各国都沦为野心家集团圈占的殖民地。

既然日本“明治维新”被深度操纵，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创伤的大清发起洋务运动，不用说也被秘密渗透。国人还蒙在鼓里，洋务运动的领袖如李鸿章、张之洞之流已经被野心家集团收买秘密做了“买办”。

1894年甲午海战，中国海军全军覆没，人们在思考：同样向西方学习，为什么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打败经历洋务运动的清政府？须知，这是野心家集团在幕后“做局”：学习西方不能局限在器物这个层面，要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在制度上作根本变革。洋务运动的失败只是为戊戌变法登上历史舞台创造条件，中日甲午海战，有李鸿章这个叛国者做内应，中国海军必须失败，剧本就是这样设定好的。

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这两只老狐狸躲在幕后参与戊戌变法，不用搜集其他史料做证据，就可以判定这次变法是一场阴谋。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上结识李提摩太，可能那时就被收买。伊藤博文不遗余力吹捧张之洞：“变法不从远大始，内乱外患将至，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狼狈为奸，臭气相投，被伊藤博文这个日本大买办鼎力推荐，说明张之洞也是大奸大恶。至于张之洞与李鸿章不时拌拌嘴，闹闹矛盾，完全是在演双簧，来为它们叛国投敌打掩护。

张之洞与维新派关系极为密切，支持康有为创立强学会，赞助梁启超创办《时务报》，曾授意湖南巡抚陈宝箴向朝廷推荐杨锐和刘光第。顺便提一下这个陈宝箴，他在湖南掀起维新运动，必然向魔鬼纳了投名状。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他的孙子陈寅恪自上世纪80年代起被买办文人反复吹捧，就很好理解了。这真是一个买办世家，在利益的驱使下做叛国贼，必然要遗臭万年。孟子云：“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

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器物度数到立法改制，敌人在一步步给中国下套。如果戊戌变法的阴谋得逞，大清朝的中枢被阴谋家掌控，后来就不会再有辛亥革命发生。辛亥革命的唯一正义性在于终结满清二百多年的统治，但是这场“革命”同样被渗透，阴谋家操纵前台的棋子，走地方包围中央这条路线来围猎中国国家主权。

知晓了辛亥革命这个黑恶背景，毫无疑问，中华民国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买办政权。湖北武昌首义，因为这地方“革命”基础好，张之洞这个大买办长期经营两湖，办实业，练新军，创学堂，政、商、学、军中不知埋伏了多少颗棋子。

欧洲启蒙运动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专制主义与宗教特权主义，被认为是继文艺复兴后的又一次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野心家集团高举自由、民主、平等的旗号打击基督教，目的是消灭欧洲的贵族阶层，解构“封建”等级秩序，打掉社会的凝结核，让整个欧洲社会在利益的驱使下重新组织起来。流沙一般的群众才好操控，贪财好利的小人才好收买。

看透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本质，就会明白，1915年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只是按照同一个剧本在中国的社会舞台上再演出一次。蔡元培1916年担任北大校长，提倡“兼容并包”，鼓吹思想自由。须特别提示一下，蔡元培回国任北大校长前在法国的那一段经历，难道不是在接受秘密培训？

新文化运动由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人发起，以“反传统、反孔教”为主要任务。如果说，洋务运动的失败为戊戌变法的登场创造条件，那么袁世凯复辟称帝（自称被杨度等小人所误）与康有为尊孔读经幕后也是被操纵的，只是为新文化运动树立一个攻击的靶子。买办文人于是制造这样的舆论氛围，来标榜新文化运动的正义性：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头脑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识，必须开启民智，从思想文化上击垮“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来捍卫民主共和政体。

把良知抵押给魔鬼的买办文人们竟然嚷嚷着“开启民智”，卑鄙无耻到了极点。儒学，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数千年来把中华民族凝聚在一起，野心家处心积虑要把儒学给打倒，消解华夏民族的历史记忆。“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在鲁迅的笔下却成了“吃人的礼教”。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不相信夏朝的历史，诬陷大禹是一条虫。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胡适在1919年变得似乎保守起来，提出“整理国故”，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假装错愕，痛骂胡适背叛了新文化运动。须识破其中的阴谋诡计，打倒了儒学再去重建“国学”，名义上是救亡图存，实则是悄悄割断了中华民族绵延不息的文脉。

自明末倭寇作乱算起，那个野心家集团围猎中国，已经五百年了，大部分中国人至今浑然不觉。
历史不堪回首，多少光彩照人的历史人物，经不起推敲。叛国投敌，遗臭万年。

肯尼迪被刺杀，对美国人是很大的刺激，1972年尼克松访华，是否向毛泽东透露西方世界的某些秘密。
毛泽东在文革后期是有布局的，不让中国后来不可能翻盘。
只是猜测。

1961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问毛泽东的接班人是谁，这就是敌人派他来试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