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胡适是公知的祖师爷，请问胡适的祖师爷是谁？谁是研究胡适第一人？
2李敖的前世是谁？李敖的前世的前世又是谁？谁是研究李敖第一人？
3为什么陈菊能当市长？陈树菊却当不了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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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一）

杨就是杨朱，孟子时代，天下人不归杨，则归墨。你也许不认识杨朱，但只需要知道“一毛不拔”就行了。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分类中，杨朱属于道家，本人擅自做主把杨朱从道家分离出来，杨朱学派自立门户，自成一家。

杨朱学派认为：人之初，性本私。

从今天起，杨朱学派不用再偷偷摸摸，像个地下工作者，完全可以昂头挺胸，正大光明的招摇过市了。

研究杨朱学派第一人是马季，对，就是那个说相声的马季，马季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发表过一篇关于杨朱学派的论文——《宇宙牌香烟》。

距离我们最近的杨朱学派的掌门人是胡适，胡适是公知的祖师爷，杨朱是胡适的祖师爷。

不归杨，则归墨，不归胡，则归鲁。

儒家，法家，墨家，杨家，找到了这四家，我们就集齐了人性的善，恶，公，私。

大家都在忙着集五福，都集齐了吧？

胡适有三代，胡适是第一代，李敖是第二代，民主逗士是第三代。

胡适是岳不群。

李敖的前世是韩熙载，韩熙载的前世就是大名鼎鼎的东方朔，研究李敖第一人是马三立，李敖的外号叫“逗你玩”，李敖在“理发院”施放毒气，东方朔在大殿之上撒尿，东方朔是相声界的祖师爷。

胡三代是东方不败。

儒家是善族，墨家是善族，杨家也是善族，儒家居中，墨杨是两端，去掉一个最高分——墨家，去掉一个最低分——杨家，中国文化：儒家胜出！这就是“中庸之道”的来历。

儒家是“本职”，墨家是“兼职”，杨家是“本能”。

有网友指出，本人把诸子百家，像元素周期表一样做成一张表，是西方思维。

自然界中的元素，存在的年头比“西方”早太多了，元素是客观存在，不是西方思维，也不是东方思维，是自然思维，“道法自然”，元素周期表就是“道”，元素来自大自然，老子的“道法自然”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两千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没有弄清楚“道法自然”是什么意思。

杨朱之狗

话说杨朱家中有一个弟弟名叫杨布，有一天杨布穿着白色的衣服出门，运气不好，一出门就碰上了下大雨。于是杨布就脱掉了白色的衣服，穿上了黑色的衣服回到了家中。等到杨布回家的时候，家里的狗却朝着他开始叫起来，还扑了过来要咬杨布。杨布心里也气，自己养的狗却要来咬自己，于是杨布怒气冲冲的拿着木棒要去打这条狗。杨朱看到了，就对杨布说，你别打它了，你自己都可能会犯这种错误的，要是你自己的狗出去的时候还是白色，回来的时候却变成了黑色，你自己会不会觉得奇怪？

这个故事不知道是谁编的，估计编故事的人没有养过狗，狗是凭嗅觉辨识主人，不管你穿的是黑色的，白色的，红色的衣服。

忠诚的狗，忠心耿耿地保护主人，是狗的天性，是杨家文化的体现。

狗是“狗主人”的朋友。

狗不是“人类”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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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二）

人类的权利是怎样进行交接的，儒家，法家，墨家,杨家各有各的方式。

儒家：继承制，子承父业，兄终弟及，最好是嫡长子接班。

这就好比是农作物，望天收，谁知道嫡长子是个什么德性，反正有继承权。

法家：夺权，分外夺和内夺，马上皇帝就不用说了，开国皇帝没有一个是弱者，内部争权夺利的胜出者，个个也都不弱，比如李世民，武则天，朱棣等，法家产生的领导人个个都是强棒，但是需要社会付出巨大的成本。

动物界普遍采用的是法家的方式。

墨家：禅让制，据历史传说，只在尧舜禹时代实行过，其他朝代的禅让都是玩假的，

禅让制有两个特点：

1，没有特定的，唯一的指定接班人，比如舜，一开始并不是尧的首选。

2，天子、皇上让出大位是自愿的，主动的，而非强迫的，被逼的。

杨家：就是西方普遍采取的选举制，被民主逗士们简单的定性为“西方民主”。

韩愈：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西方选民个个都是伯乐，而千里马只有一个。

中国台湾的选民超过千万，上千万个伯乐选一匹千里马。

谁是伯乐？为什么伯乐不常有？

关令尹是伯乐，老子是千里马。

张良是伯乐，韩信是千里马。

水镜先生是伯乐，徐庶、诸葛亮是千里马。

安在天是伯乐，阿炳、黄依依是千里马。

叶利钦是伯乐，普京是千里马。

叶利钦“禅让”给普京总统职位，是公私兼顾，叶利钦：我把俄罗斯交给你了！叶利钦后面还藏着一句话：我把我自己也交给你了。

为公，叶利钦是为俄罗斯着想，为私，叶利钦是私相授受。

如果一开始普京在无人推荐的情况下，参加总统竞选，选民肯定不买账，谁会选一个特
务当总统，接受“禅让”的普京凭自己的能力干出了成绩，才赢得选民的信任，所以后
来连选连任。

儒家的继承制也是公私兼顾，是儒杨结合，继承人都是亲人，肥水不流外人田。

杨家（三）

了解杨家，我们就可以对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进行定义了，周王室是家族，是儒家，各诸侯国是家庭，是杨家，屈原爱的是楚国，属于杨家，韩非爱的是韩国，也是杨家。

田横的五百义士只忠于田横，是杨家文化。

杨家

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1980年5月，发行量超过200万册的《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充满青年人困惑的长信，并首次提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伦理命题，最后感叹：“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随即，一场持续了半年多时间的全国范围内的“潘晓讨论——人为什么要活着”就此引发，共有6万多人来信参与讨论。2012年，和潘晓有一样感觉的年轻人，依旧很多……

潘晓来信与潘晓事件

1980年5月，发行量超过200万册的《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充满青年人困惑的长信，并首次提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伦理命题，最后感叹：“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随即，一场持续了半年多时间的全国范围内的“潘晓讨论——人为什么要活着”就此引发，共有6万多人来信参与讨论。

这个事件后来被称之为“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

30年后，一个名为黄晓菊的女人再次致信中国青年报谈及了自己与80后爱子的矛盾与代沟，也由此牵扯出“潘晓”实际是当时两个青年黄晓菊和潘祎的名字拼合而成。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报》潘晓来信全文

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回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还曾把保尔关于人生意义的那段著名的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记本上的第一页。日记本记完了，我又把它抄在第二个本上。这段话曾给我多少鼓励呀。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后来我偶然看到一本过去出的小册子《为谁活着，怎样做人》。我看了又看，完全被迷住了。我开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对人生的看法：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崇高的信念，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我陶醉在一种献身的激情之中，在日记里大段大段地写着光芒四射的语言，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着英雄的样子。

可是，我也常隐隐感到一种痛苦，这就是，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而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时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捶胸顿足……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

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呢？我很矛盾。

但当时我还小，我还不能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况且过去的教育赋予了我一种奇怪的能力，这就是学会把眼睛闭上，学会说服自己，学会牢记语录，躲进自己高尚的心灵世界里。可是，后来就不行了，生活的打击向我扑来。

那年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抚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我真是当头挨了一棒，天呵，亲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那么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将会怎样呢？

我得了一场重病。病好后，借助几个好同学的力量，给街道办事处写信，得到了同情，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那时候，我仍然存在着对真善美的向往，也许家庭的不幸只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我现在已经踏上了生活，生活还是充满诱惑力的，她在向我招手。

但是，我又一次失望了。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有人说，女性是把全部的追求都投入爱情，只有在爱情里才能获得生命的支持力。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尽管我在外面受到打击，但我有爱情，爱情给了我安慰和幸福。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我躺倒了，两天两夜不吃不睡。我愤怒，我烦躁，我心里堵塞得像要爆炸一样。人生呵，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你向我展示的奥秘难道就是这样！？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

如说为了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流芳百世”“遗臭万年”者并不多；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为了几个工分打破了头，为了一点小事骂碎了街，何能侈谈为人类？如说为吃喝玩乐，可生出来光着身子，死去带着一副皮囊，不过到世上来走了一遭，也没什么意思。

有许多人劝我何必苦思冥想，说，活着就是为了活着，许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样活得挺好吗？可我不行，人生、意义，这些字眼，不时在我脑海翻腾，仿佛脖子上套着绞索，逼我立即选择。

我求助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希望从那里得到安慰和解答。我读了黑格尔、达尔文、欧文的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读了巴尔扎克、雨果、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鲁迅、曹禺、巴金等人的作品。

可是，看书并没有使我从苦恼中得到解脱。大师们像刀子一样犀利的笔把人的本性一层层地揭开，让我更深刻地洞见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我惊叹现实中的人与事竟和大师们所写的如此相像，不管我沉陷在书本里还是回到现实中来，看到的都是一个个葛郎台、涅赫留道夫式的人物。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想呀，使劲地想，苦苦地想。慢慢地，我平静了，冷漠了。

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人毕竟都是人哪！谁也逃不脱它本身的规律。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伪，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本身。

如若不然，请问所有堂皇的圣人、博识的学者、尊贵的教师、可敬的宣传家们，要是他们敢于正视自己，我敢说又有几个能逃脱为私欲而斗争这个规律呢？！过去，我曾那么狂热地相信过“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想起来又是多么可笑！

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现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几乎成了我安抚自己、平复创伤的名言。我也是人。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我是一个合理的人，就像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样。我也挣工资，我也计较奖金，我也学会了奉承，学会了说假话……做着这些时，我内心很痛苦，但一想起黑格尔的话，内心又平静了。

当然，我不甘心浑浑噩噩、吃喝玩乐了此一生。我有我的事业。我从小喜欢文学，尤其在历尽人生艰辛之后，我更想用文学的笔把这一切都写出来。可以说，我活着，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它——文学。

然而，似乎没有人能理解我。我在的那个厂的工人大部分是家庭妇女，年轻姑娘除了谈论烫发就是穿戴。我和他们很难有共同语言。他们说我清高，怪癖，问我是不是想独身。我不睬，我嫌他们俗气。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常使我有一种悲凉、孤独的感觉。当我感到孤独得可怕时，我就想马上加入到人们的谈笑中去；可一接近那些粗俗的谈笑，又觉得还不如躲进自己的孤独中。

我自己知道，我想写东西不是为了什么给人民做贡献，什么为了四化。我是为了自我，为了自我个性的需要。我不甘心社会把我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来表明我的存在。我拼命地抓住这惟一的精神支柱，就像在要把我吞没的大海里死死抓住一叶小舟。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按说，一个人有了事业，就会感到充实、快乐、有力量。可我却不是这样，好像我在受苦，在挣扎，在自己折磨自己。我处处想表现出自己是强者，可自知内里是脆弱的；我工资很低，还要买大量的书和稿纸，这使我不得不几角钱几分钱地去算计……我有时会突然想到，我干嘛非要搞什么事业，苦熬自己呢？我也是一个人，我也应该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小家庭，去做一个贤惠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再说，我真能写出什么来吗？就算是写出来了，几张纸片就能搅动生活，影响社会？我根本不相信。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

编辑同志，我在非常苦恼的情况下给你们写了这封信。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也许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

潘晓

潘晓30年后致信全文

以最舒服的方式释放自己

我是一名“50后”，应该是长辈级人物……上世纪80年代，也就是比你们现在的年龄稍大一些的时候，我与中国历史一起，经历了一次空前的社会思想变革时期。作为当时街道工厂的一名青年女工，我的痛苦与迷茫，困惑与无助，被当时代表中国青年唯一的官方杂志《中国青年》以书信体的形式发表出来，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响与共鸣，自此几乎是自发地形成了一场以青年为主，社会各界踊跃参加的“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

而今时今日，作为那次讨论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我已经是一个“80后”儿子的母亲。在他眼里，我们当时的那种真诚，那种勇气，那种全情投入早已变得遥远而不可思议。在我和他之间也同样有着人们通常感到的彼此无法共识的时代烙印与代沟。

如此，我又能对“90后”的孩子们寄语些什么呢?

想想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似乎没有谁真正意义上所谓“脱胎换骨”，无论你认为自己是怎样的“时尚”、“前卫”、“新新人类”，你终究还是传承的产物。那怎么办呢?还是让我们想“寄语”的“寄语”，该过滤的过滤，将传承的自然会传承……

下面的话题，是我与儿子常常争论不休的，不妨请“90后”一起讨论：

一、所谓“活在当下”。

他说，没必要牺牲时时的快乐，去换取明天的所谓幸福。与其以牺牲今天本来能有的快乐为代价，强努着把自己逼成明天的“精英”，不如始终听从自己的内心，做一个身心健康、和谐快乐的“凡人”。一个病态的精英和一个健康的凡人，哪个于自己于社会更有益呢?

于是我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陈词滥调”便被声称：那不是我想要的活法……

二、关于“文化”。

他说，不想让自己成为你想要的那种书呆子，“文化垃圾桶”，只想按自己生命本身的旨意、节奏活。没有读过“世界名著”，丝毫不妨碍在自己的朋友圈中成为一个受欢迎的、有价值、有影响力的人。

于是我的“知识就是力量、就是眼界、就是舞台”，显得苍白无力。

三、关于“艰苦奋斗”。

他说，“好吃懒做”自然不可取，但并非必须“艰苦奋斗”。按照自己的分寸、轻重，安排自己的奋斗方式、奋斗节奏，只要符合自己生命本身所要求的韵律才是最科学最合理的。每个人，用“什么”去换“什么”，用“多少”去换“多少”，只有自己才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

于是我的“积极进取、努力投入”，沦为不被接纳的“寄语”。
好了，就废话连篇地“寄语”这么多吧，不同时代的人，其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模式都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有一点我始终坚持的是：人类辨识自我、释放自我、展现自我，并寻求最大限度地挖掘自身的潜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社会平台，以自己最舒服的方式释放自己、利及他人的生命本质，应该是人类永远共有的追求吧!

黄晓菊

2010年7月8日于北京

潘晓在23岁迷茫很正常，现在的年轻人30岁以前是美分，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属于“成长的烦恼”，有些人的中二期时间很长。


三十以后才明白,
要来的早晚会来,
三十以后才明白,
想爱的尽管去爱,
三十以前,
学别人的模样谈恋爱,
三十以后,
看自己的老婆只好发呆,
三十以后才明白,
多少童年往事,
只不过愿打愿挨.
三十个春天看不到第三十一次花开,
三十个秋天收不到第三十一箩小麦.
嘿
三十以后才明白,
变化比计划还快,
三十以后才明白,
一切都不会太坏,
三十以前,
闯东南和西北异想天开,
三十以后,
把春夏和秋冬全关在门外,
三十以后才明白,
大江东去浪淘尽,
一代一代又一代,
更有新一代,
谁也赢不了,
和时间的比赛,
谁也输不掉,
曾经付出过的爱.
嘿
三十以后,
才明白...


30岁以前是自干美分，30岁以后是拿钱的美分，是为国家创汇的美分。

潘晓23岁的年代，“性本私”还没有形成气候，50年代至文革爆发前，是墨家时代，文革开始自1976年是法家的“酷吏时代”潘晓来信事件预示着杨朱时代即将到来。

做了妈妈的潘晓显然已经过了中二期，儒家是中庸，杨墨两家是两端，杨家本来就在极端的边缘，“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沿着杨家的路走下去，会越走越窄。

杨家（四）

宇宙牌香烟

同志，你们这个负责人在哪儿呢？不是，我跟他洽谈点儿业务。不是，你不知道。我跟大伙说得了。 同志们呐，我们是那个宇宙卷烟厂的。我们想为你们这个联欢会提供点儿赞助产品。说是这个，宇宙牌儿的香烟。您哪位抽哇？哪位抽烟呐？抽吗？哪位抽啊？您品尝品尝。哪位抽啊？哪位抽烟？我们这个宇宙牌香烟哪，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已经跨入全国先进行列了。用句形容词来说吧，那就是厂小志气大，山窝里飞出了金凤凰。说我们这个产品为啥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呢？他主要我们这个是产价廉物美啊。这可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呀，就我们这个产品，现在已经行销全国好多个大城市，括弧：包括台湾。我们还准备冲出亚洲，打入国际市场咧！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准备卖给美国、日本、英国、苏联；印度、瑞典、丹麦、缅甸；瑞士、挪威、英国、芬兰；尼泊尔，南斯拉夫、阿富汗、匈牙利、保加利亚、荷兰；埃及、也门、叙利亚、斯里兰卡、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几内亚、肯尼亚、索马里、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毛里塔尼亚、科威特、尼日利亚；圣马力诺、澳大利亚，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卢森堡、牙买加、黎巴嫩、卢旺达；法兰西、加拿大…… 。地图上有的我们全卖。人家买不买就是另外的问题儿咧。 哪位抽烟呐？哎呀，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呐，同志们呐，为啥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呢？主要的啊，是我们抓得好啊。我们有个口号，叫做用户第一、质量第一、销售量第一！怎么保住我们的销售量呢？我们就是经常换换牌子。三天两头地换咧！原来我们生产的这个叫“蜣螂虫牌”。虽然这个牌子不够响亮，可是它乡土气息很浓啊！后来我们一翻字典才知道，敢情蜣螂虫是屎壳郎呐！滚粪球儿的呀！您想这牌子能不臭了吗？臭就臭了吧，我们马上就换牌子。我们换成“蟠桃牌”的。那意思，抽我蟠桃香烟一包，可以使你长生不老哩。后来人家烟民给我们编了个顺口溜：“蟠桃，蟠桃，不使劲儿嘬它不着。这个牌子又臭咧！臭了我们还换。我们换成“美女”牌的了。美女的，就在香烟盒上画一个大姑娘，窈窕淑女，五官俊秀，衣着华丽，左手挎着个小皮包，右手夹着一根烟。这叫窈窕淑女赛天仙，不爱红装爱香烟。 这个烟名也是众口难调哇，结果这个牌子也臭咧。但是我们相信宇宙牌会保持她的青春。咋回事呢？这个牌子响亮啊：宇宙，宇宙，香烟的新秀！我们用宇宙香烟打开我们的新纪元，开创我们的新局面！ 我们跟你说吧，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呐，采取第二个措施：扩大销售量。就是为宇宙香烟大造舆论咧！做广告哇，甭管你是地铁车站，还是什么繁华街道，墙壁橱窗啊，到处都有我们宇宙香烟的广告！使宇宙香烟宣传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老少咸宜、人人必备！宇宙香烟打入您的生活，成为您生活三大要素之首！你不抽我这宇宙香烟，你就没有幸福美满的家庭！你不抽我宇宙香烟，你年轻人你就搞不上对象！你不抽我的宇宙香烟，你学生你考不上大学！没有宇宙香烟，在座的各位都过不好年。我们宇宙香烟，历史悠久，经验丰富，设备完善，技术一流，请您记住电报挂号：一推六二五；电话：不管三七二十一。 别鼓掌咧，这烟全灭咧。（咋不着了）。不着咧，这屋子倒是挺漂亮地，就是有点返潮。你说不潮，你说不潮，我这脑门子上咋有水呢？你说这个打火机，他们也不顾质量。火苗子滕滕的就是点不着一根烟呐！同志们哪，我们还有措施呢，我们最近准备生产WC系列产品咧。啥叫系列产品呢？我也莫搞清楚。反正这是时髦的词，我们和火柴一样了，生产一套一套地咧。有书法的，有风景的，有人物的，设计地非常巧、印刷非常精美，栩栩如生。这对收藏爱好者具有吸引力呀。咋回事呢？你想收藏我一套图案，就是八仙过海一套，你最少买我八盒香烟；金绫十二钗你买我十二盒；足行三十六景买我三十六盒；一百零八单将地买我一百零八盒；五百罗汉买我五百盒；我那还有百万雄师下江南呢！ 同志们那我们还准备采取有奖销售的办法咧！咋叫有奖销售呢？你存我一套图案你可以上我厂领取20寸彩色电视机一台。千载难逢，机会难得呀！请您从速购买。电视机我们是发完了为止。那位问你们厂准备多少台电视机呀？给您说实话吧，我预计今明两年呀还不会领走咧！咋回事呢？我每套都少印三张。 “我说，你外头卖去吧，外头卖去吧！”（观众） “有那位买宇宙香烟我那设个小卖部。”

《宇宙牌香烟》最早叫自私牌香烟，后来换了包装，改为“精致的利己主义”也叫“普世价值”。

有人问马季：宇宙牌香烟在泰国为什么点不着？
马季：曼谷不是经常下雨吗？屋里返潮，所以这烟就点不着。
有人又问：那埃及常年干旱，宇宙牌香烟怎么也点不着？
马季：埃及是文明古国，全国戒烟，戒烟不行就戒严，所以人家不需要宇宙牌香烟。
开罗（锣）敲不响，曼谷（鼓）擂不动。

杨家（五）

台独文化，就是杨家文化，台湾人只爱台湾人，相当于武汉人只爱武汉人，襄阳人只爱襄阳人。

墨家文化是儒+，杨家文化是儒-

台独人士说：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武汉人说，我是中国武汉人。
襄阳人说，我是中国襄阳人。

台独人士还说，我们的领导人，是选民选出来的。

造成国家分裂的原因就是台独人士的杨家文化。

洛克《论政府》：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
自由大儒看清楚了，无论是中国的杨朱学派，还是西方的普世价值，都主张“有政府”，都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只不过他们主张的政府，是由选民选出来的政府。

叶利钦私相授受，公私兼顾，普京接手的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忒修斯之船已经不存在了，从苏联解体之后就不存在了。

杨家的代表人物有：汶川发生大地震时的范跑跑，在日本的女留学生刘鑫。

在冰天雪地的南极大陆，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为了抵御严寒，企鹅们相互抱团取暖，自发的形成了内圈与外圈，每隔一段时间，内圈与外圈的企鹅位置互换。范跑跑，刘鑫，该你们俩站外圈了！有人提醒。范跑跑，刘鑫：内圈暖和，不去外圈。只听企鹅首领一声大喝：把他们俩踢出群去!两人嘴里嘟囔着：不是说党员干部站外圈吗？企鹅首领朗声说道：南极大陆是企鹅们的共同财产，所有的企鹅都是共产党员，你们俩是怎么混进革命队伍里来的？第二早晨，人们发现了两具……

杨家（六）

所谓的台湾价值就是杨朱文化，台湾人只爱台湾，没有中国概念。

台湾流行杨朱文化，胡适是始作俑者
兰花草
词：胡适
我从山中来带了兰花草
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
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
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
转眼秋天到移兰入暖房
朝朝频顾惜夜夜不相忘
但愿花开早能将夙愿偿
满庭花簇簇开得许多香
我从山中来带了兰花草
种在*校园*中希望花早开
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
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
转眼秋天到移兰入暖房
朝朝频顾惜夜夜不能忘
但愿花早开能将夙愿偿
满庭花簇簇开得许多香
我从山中来带了兰花草
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
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
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
转眼秋天到移兰入暖房
朝朝频顾惜夜夜不相忘
但愿花开早能将夙愿偿
满庭花簇簇开得许多许多香
我从山中来带了兰花草
种在*校园*中希望花早开
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
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
苞也无一个
转眼秋天到移兰入暖房
朝朝频顾惜夜夜不相忘
但愿花开早能将夙愿偿
满庭花簇簇开得许多许多香
民进党逼国民党退出校园，却把自己的黑手伸进校园，卡管案一波三折。

胡适的“兰花”终于在民进党的手中绽放了!

台湾搞的去中国化，是挥刀自宫，蔡英文哲学：刀不是用来切菜的，刀是用来自宫的，蔡英文练的是东方不败的神功，李敖满怀深情的唱了一首童安格的歌曲：《把根留住》。

所谓的选举文化，就是一次短暂的快感体验。

上一次领导人选举，口号叫：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这一次的九合一选举，口号叫：民进党不倒，台湾不会好！

所有的快乐，其本质都是否定的，而痛苦却是肯定的，在条件刺激下，大脑分泌多巴胺，人觉得快乐。

叔本华：每一次快感的产生其实就是意欲所受到的抑制得到了消除，意欲得到了解放，所以每一种快感都持续相当短暂的时间。

杨朱文化养活了台湾的大批政治家。

心动？帆动？答案是帆动，林飞帆在动，上街不上课，独派不读书。

垃圾不分蓝绿。

扫帚不到，垃圾不会自动跑掉。

蝴蝶效应：

只是非线性科学里的一个特殊阶段的特殊存在，是由线性走向混沌的一个过程。
蝴蝶效应发生作用，有条件，有窗口，有阶段。

萨拉热窝的枪声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因为当时的各种矛盾已经饱和，就是在被窝里放个屁，也可能引起世界大战。

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 ,是啊，暴风雨就要来了！

2300万只蝴蝶一起煽动翅膀，台湾也进不了联合国。

既想独立，又要和平，是“二律背反”。

祖国山河一片红，唯独台湾灯下绿。

蒋经国为了反攻大陆，启用“本省人”李登辉，引狼入室。

夷狄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
强必寇盗
弱而卑伏
不顾恩义
其天性也
——魏征

夷狄，禽兽也
畏威而不怀德
——司马光。

杨家（七）

白马非马，指鹿为马，头上长角的才是马，鹿岛鹿角队才是民主的发源地，保留天皇体制的国家，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

泰国，埃及是“军统”国家。

按美国人的标准 ，俄罗斯不是“民主国家”，普京总统是“新沙皇”。

英国可以有女王。俄罗斯不允许有“新沙皇”。

谁最拥护中国的帝制？是英国人，因为有鸦片可以卖。

谁最支持末代皇帝溥仪？是日本人，欲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洲。

杨家（九）

孟子还真是个喷子。

民贵君轻，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是杨朱学派的观念，孟子抄完墨子的论文，又来抄杨朱的论文，抄完就骂娘。

儒家的伦理是天地君亲师，三纲五常。孟子的民贵君轻，把杨家和儒家来了个乾坤大挪移，

西方的选举，竞选人真敢说，选民真敢信，这是新愚民政策。

选举的时候，竞选人什么都敢承诺，选后兑现不了之前的承诺。

选民：先过把瘾再说，选后悔之晚矣。

民贵君轻，竞选的时候竞选人是孙子，上位后是爷爷，“君贵民轻”。

蔡领导平常坐的是奥迪防蛋车，视察灾情的时候坐的是云豹防蛋车，选民骑的是电动车，单车。蔡领导随行有一大帮保镖，普通人陈情抗议，拒马伺候，谁“贵”谁“轻”？

杨家（十）

林飞帆，“帆动”，街头运动的学生们坐的是“捷运”，“理发院”是终点站，民意代表就是古代的言官，也叫意见领袖，一，没有专业背景，二，没有领导才干。靠街头运动起家，静坐，绝食，打闹，是拿手绝活，三民主义在台湾已经不存在了，台湾现在流行的是“三明治”主义。

台湾这块“民主”的试验田，孕育了只爱台湾的杨家文化，日本人把中国规划为七个国家，七个国家都要流行杨家文化，才能达到日本人的目的

杨家（十一）

邓晓芒：

“中国哲学在阐发人和物的个体生存能动性方面没有突破秦儒”

“虽然中国古代有辩证思维因素，而更少形而上学的机械性，片面性和极端性，但每个思想的辩证思维中又随时埋藏着形而上学的种子，总是导致人放弃和抹杀自己的个体生存，而听任于自然和社会给自己安排好了的命运”。

“于古希腊辩证法相比，中国古代辩证法的一个明显特点在与反对个体生存的倾向，使之消融于群体生成的整体氛围而无法突破出来，在这里极少看到对个体生活冲动和内在能动性的积极表达。到处可见的却是对个体生命的化解和放弃”。

“在无穷时间长河中生生不息，淹没个体的生命流”

邓晓芒教授在给杨朱学派寻找西方的理论撑腰。

杨家（十二）

钱理群：大学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去年有两条新闻看得我毛骨悚然。先说第一条。这是暑假以后新学年开始的一个报到，说是大学新生一报到，有些学校领导就约见学生家长，提出现在开始就要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做准备，要对学生进行职业的训练和指导，好像我们北大还有专门的组织，指导学生根据求职的需要来设计自己四年的大学生活，还要让这些学生提前和招工单位的人事部门见面，以便公关。这真的让我大吃一惊，我曾经感慨应试教育之外的教育都进不了中学教育，现在我又看到了新的危机：要求大学生按照就业的需要来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与就业无关的教育是不是也进入不了大学教育呢？

这就使我想起了暑期我在一个全国高校通识教育培训班讲我在大学讲鲁迅的情况。讲完了一位大学老师举手提问题，要我介绍一下在大学里讲鲁迅课，怎样有利于学生求职就业。我当时听了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心里却凉透了。我无意责怪这位青年教师，因为他在上课的时候别人也这么问他：你这个课和就业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我来听，没关系我不来了。这就非常可怕。当年蔡元培先生提出警告，说大学不能成为职业培训班。我想北大还不至于，然而北大也有这个趋势，今天的整个的教育是围绕着应试和就业来展开，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实。

这里涉及一个严重的，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就业和大学教育的关系问题。我曾经多次对80后的大学生讲，我非常同情你们这一代，你们中学碰到应试教育，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又面临着毕业以后可能没有工作。这在过去没有过，都集中到你们这里了。我1956年中学毕业考大学，当年大学招生人数比中学毕业人数要多，我们那一代人不存在应试问题。再早几年，我想蔡恒平他们那个时候，可能也不存在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你们恰好碰到了，两个东西都给你们遇上了，这是这一代大学生所必须面临的现实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否认就业问题给我们大学教育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挑战。正是这一严峻的现实，出现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论调，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澄清。这里我想谈谈对大学教育和就业关系的四点看法。

首先，我认为大学就业难，确实暴露了大学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比较陈旧，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要求，造成了大学生知识结构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大学应该进行教学内容、课程设置上的更新调整。这是大学教育改革必须有的一个内容。

第二，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下，大学生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原因在哪里。在我看来，一个重要方面是精神素质的问题。很多就业单位，对大学生的素质有许多批评，我觉得我们大学生应该听一听这样的批评。他们主要认为现在的大学生，一个是独立自主能力比较差，一个是缺少团队精神，不善于和他人合作，还有知识面太狭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不足。

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精神素质问题。而这种精神素质问题，就是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和中小学应试教育的后果。正是因为这样，大学教育就应该补这个课。中学的应试教育造成了你们这些毛病，这些弱点应该在大学里弥补。大学不仅仅使你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技术有技能的人，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健全发展的现代公民。如果不着眼于这一点，只是按职业知识、技能的要求来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那么，你们中的许多人就很有可能在中学成了应试机器，到大学又成了就业机器，这样来度过自己的青春时代，且不说会影响自己一生的长远发展，单就个人生命而言，也太委屈自己了。

第三个问题，我们对就业问题的看法，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我们常说未来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信息社会，这个社会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职业转换很快，很少有固定一个职业的人，因为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不断有一些新的专业、新的课题、新的职业出现。这使得每个人必须不断变换自己的职业、自己的社会角色，这是现代知识、信息社会的一个很大的特点。这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我们那个时代分配到哪里，就永远不动了，一辈子做这个事儿。现在不行，它是不断变换的。你们可以问问蔡恒平这些师兄，他们从北大毕业以后换了多少职业。他们现在的职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都不是在北大学的，但北大训练了他的基本观念、能力，他们就能不断地变换自己，适应社会发展和自我发展的变化着的需要。

具体的培训是可以通过训练班来解决的，不是在大学里来解决的。大学适当开一点这种课我也不反对，但大学主要的，我想还是我刚才所提到的两方面的发展，一个是作为人的现代公民的全面发展，一个是基本能力的培养。否则的话，眼光狭窄地把我们的大学办成一个职业培训班，那可能再度耽误大家，而且可能整个地耽误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这是我去年感到沉痛的第一条新闻。

大学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人才尖子？

第二条新闻也让我吃了一惊。说新生未入学，家长和学生就忙成一团，通过一切途径，找各种关系以求打点、照应。据说很多大学生，还没上大学，就开始打听，大学英语课，是某某老师教的？哪个给分数高？团委和学生会哪一个比较有前途？评奖学金是不是只看成绩还要在学生会混得很好？还没进学校就开始打听这些消息。据说有一个没有正式报到的新生，把学校里主要领导、团委书记、班主任都摸得清清楚楚，这真让我目瞪口呆。公关思维、搞关系思维，已经渗透到大学一年级学生中，这是不能不引起警戒的。

因为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和我们北大是有关系的。人们经常说北大是全国的尖子的集中地，北大要培养尖子，要培养精英。我自己并不一般地反对精英，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更重视非精英，更重视普通的学生。正像鲁迅所说，可能有天才，但是没有泥土就没有天才；而且，“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但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培养精英是无可厚非的。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精英，或者我们每个同学要把自己培养成为什么样的尖子？这个问题是更加重大，也许是更加严峻的。

我现在恰好对这些尖子学生非常担心——当然不是全体——但是相当一部分尖子学生，也包括北大的尖子，让我感到忧虑。在我看来，真正的精英应该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也是上次我在北大中文系演讲时所提出的，要有自我的承担，要有对自己职业的承担，要有对国家、民族、社会、人类的承担。这是我所理解和期待的精英。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我刚才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指什么呢？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坦白地说，我接触了很多这样的学生，甚至觉得这都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典型，是可以作为一种文学的典型来加以概括的。下面就是我的文学概括，并不具体指某一个人。比如说吧，一天我去上课，看到一个学生坐在第一排，他对我点头微笑很有礼貌，然后我开始讲课。在一个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对教学效果是有一些期待的，讲到哪里学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等等。因此，我很快就注意到，这个学生总能够及时地作出反应，点头、微笑，等等，就是说他听懂我的课了，我很高兴，我就注意到这个学生了。下课后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面前来，说“钱老师，今天的课讲得真好啊！”对这样的话，我是有警惕的，我也遇到很多人对我的课大加赞扬，但我总是有些怀疑，他是否真懂了，不过是吹捧而已。但是，这个学生不同，他把我讲得好在哪里，说得头头是道，讲得全在点子上，说明他都听懂了，自然也就放心，不再警惕了。而且老实说，老师讲的东西被学生听懂了，这是多大的快乐！于是我对这个学生有了一个好感。如此一次，两次，三次，我对他的好感与日俱增。到第四次他来了：“钱先生，我要到美国去留学(课程)，请你给我写推荐书。”你说我怎么办？欣然同意！但是，写完之后，这个学生不见了，再也不出现了。于是我就明白了，他以前那些点头微笑等等等等，全是投资！这就是鲁迅说的“精神的资本家”，投资收获了我的推荐信，然后就“拜拜”了，因为你对他已经没用了。

这是一个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他的一切行为，都从利益出发，而且是精心设计，但是他是高智商、高水平，他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我能批评他吗？我能发脾气吗？我发脾气显得我小气，一个学生请你帮忙有什么不可以？这个学生有这个水平啊。但是，我确实有上当受骗之感，我有苦难言。这就是今天的北大培养出来的一部分尖子学生。问题是，这样的学生，这样的“人才”，是我们的体制所欢迎的，因为他很能迎合体制的需要，而且他是高效率、高智商，可怕就在这里。那些笨拙的、只会吹牛拍马的人其实体制并不需要，对不对？就这种精致的、高水平的利己主义者，体制才需要。这样的人，正在被我们培养成接班人。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我最担心的问题。我讲这番话的意思，也不是要责备他们，这也不是这些学生本身的问题，是我们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这是我们弊端重重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结出的恶果，这是“罂粟花”，美丽而有毒，不能不引起警觉。

我今天讲这番话是希望在座的同学，你们应引以为戒，并且认真思考，自己究竟要追求什么，要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才？不要只注意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而忽略了人格的塑造。这样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问题的要害，就在于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就必然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这些人自以为很聪明，却恰恰“聪明反被聪明误”，从个人来说，其实是将自己套在“名缰利索”之中，是自我的庸俗化；而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其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是大大超过那些昏官的。

而我们的大学教育，我们北大的教育，培养出这样的“尖子人才”，就不仅是失职，那是会对未来国家、民族的发展带来不可预计的危害，从根本上说，是犯罪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者对此毫无警戒，而我们的评价、选才机制，又恰恰最容易将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选作接班人。

在我看来，这构成了中国大学教育，特别是北大这样的重点大学至今未引起注意的重大危机。我个人，退休以后，在一旁冷眼观察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北大的教育，最感忧虑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我一直没有机会提出来。因此，我要感谢今天的座谈会能让我说出自己郁结已久的焦虑。

杨家（十三）

演讲时间：1932年，胡适时任北京大学校长

文章为其演讲内容节选

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吧。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去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疲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有人说：“出去做事之后，哪有工夫去读书？即使要做学问，既没有图书馆，又没有实验室，哪能做学问？”我要对你们说：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损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至于时间，更不成问题。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十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页书，三十年可读十一万页书。

诸位，十一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一个学者了。可是，每天看三种小报也得费你一点钟的工夫；四圈麻将也得费你一点半钟的光阴。看小报呢，还是打麻将呢，还是努力做一个学者呢？全靠你们自己的选择！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你们十年之后成什么器。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困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赠与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作个防身的锦囊罢！两个典故都出自通俗小说。(《西游记》和《三国演义》)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作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第一条继续求学之路，我们可以不讨论。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人生的道路上满是陷阱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

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所用非所学，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决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试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所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此段讲社会往往不能给我们做学问的环境。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追求。

少年人初次与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力的俘虏。你在那俘虏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成社会的顺民了。此段讲理想容易幻灭，人便甘心为现实奴役。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么好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疑难。所以梁漱溟先生自认是“问题中人”而非“学术中人”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为”的求知识了。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继续保持追求学问的热心。可惜当时青年人最大的问题是养家糊口，生存都是难题，遑论其他？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撙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能时时有疑难问题来逼你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智识环境中，你也会慢慢地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葛理略(Galileo)和牛敦(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已。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答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所从事的职业往往并不能满足个人的志向，如果这份职业既轻松又赚钱，那么胡适的建议倒也不错。但当时的情况是“毕业即失业”，职业尚无，哪里能有“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作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思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J.S.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们的剩余精力有所施展。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儿，你就做六个钟头的抹桌子工夫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点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希望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穷教授叫做菲希特(Fichte)今通译“费希特”，社科院哲学所梁志学先生译有《费希特选集》(已出至第五卷)的，天天在讲堂上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菲希特死的时候(1814)，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

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初涉人世的青年都有的想法，但现实往往是劳而无获，因此理想也就丧失，心灵也就麻木了。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地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地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能够永远有这样的信心，自然也是好的。

杨家（十四）

孟子时代，不归杨，则归墨，没有儒家什么事，孟子投“选民”所好，分别喊出了墨子和杨朱的口号，一会要兼爱，一会要贵己，与儒家的正统观念严重不符，你孟子到底是哪边的？所以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儒家正统学派都不愿意搭理孟子。孔子也一样，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庙里拜的都是周公，没孔子什么事。

儒家的出场，场面真的很滑稽，一夜之间，满大街都是穿儒者衣服的人，所有的人都好奇：这是谁家府上办丧事，讲这么大排场，有知情者告知：哪跟哪啊，棺材铺的老板不知从哪儿弄了份中央文件，正在到处传达呢。庄子给国君出了个主意，您下一道命令，谁要是敢穿儒者的衣服，杀无赦！，这招果然很灵，第二天大街上就看不见穿儒者衣服的人了。

杨朱说话一贯捡稠的捞：棺材铺老板巴不得天天死人，死的人越多越好，发生什么事才能死更多的人呢，打仗啊，墨家的人就是傻，别人打仗关你屁事！不打仗怎么能死人，不死人棺材铺哪来的生意。办丧事的，卖棺材的，卖花圈的，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以儒者的名义设立“和平奖”，这不是断了棺材铺的财路吗？

杨家（十五）

近朱者赤 卫队！

近墨者黑 社会！

杨家（十六）

赤卫队是法家！

娘的眼泪似水淌
点点洒在儿的心上
满腹的话儿不知从何讲
含着眼泪叫亲娘 娘啊
娘说过那二十六年前
数九寒冬北风狂
彭霸天 丧天良
霸走田地 抢占茅房
把我的爹娘赶到那洪湖上
那天大雪纷纷下
我娘生我在船舱
没有钱 泪汪汪
撕块破被做衣裳
湖上北网呼呼地响
舱内雪花白茫茫
一床破絮像渔网
我的爹和娘 日夜把儿贴在胸口上
从此后 一条破船一张网
风里来 雨里往
日夜辛劳在洪湖上
狗湖霸 活阎王
抢走了渔船撕破了网
爹爹棍下把命丧
我娘带儿去逃荒 啊
自从来了共产党
洪湖的人民见了太阳
眼前虽然是黑夜
不久就会大天光
娘啊 生我是娘 教我是党
为革命 砍头只当风吹帽
为了党 洒尽鲜血心欢畅 啊
娘啊 儿死后
你要把儿埋在那洪湖旁
将儿的坟墓向东方
让儿常听那洪湖的浪
常见家乡红太阳
娘啊 儿死后
你要把儿埋在那大路旁
将儿的坟墓向东方
让儿看红军凯旋归
听那乡亲在歌唱
娘啊 儿死后
你要把儿埋在那高坡上
将儿的坟墓向东方
儿要看白匪消灭光 儿要看
天下的劳苦人民都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