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提醒他的《泰晤士报》的读者，这仅仅是对时尚的不同态度的简单写照：“法国人穿着他们的制服，而每个人都知道，没有一个真正的英国士兵会高兴他没有便服。他必须有一顶醒目的帽子，一件猎装夹克，一件晨衣，一件晚礼服，一盒诸如此类的花式衬衫，各种图案和形象的，而高卢人没有这些衣服，就会不过得很好。”然而，罗素也指出，法军各营虽然行进缓慢，但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人携带大量的行李，他们的仆人还跟随英军的编队。例如，剑桥公爵有他自己的法国厨师陪同，一些骑兵军官带着他们的猎人和猎犬，就好像他们在进行一次奇异的异国运动探险一样。幸运的是，士兵们被训练得很友好，在旅级和单位级都有很好的合作。尽管英法两国士兵在语言上有不同，但他们很快就会相互访问对方的营地，比较各自的制服和设装备，并提供彼此的娱乐方式，随时可以买到廉价的酒类。就像罗素所说，“当拉基酒和葡萄酒完成他们的工作时，可以看出，英语和法语相互帮助，以保持沟通。弗兰克的军团到达后不久，一名叫约翰尼.马丁的爱尔兰人，“一个体格很好的年轻人，他也喜欢喝点威士忌，尽他所能地巩固了这份新的协议：“碰巧，约翰尼走出了他自己的营地，发现自己在法国炮兵营里，离我们的防线只有一百码左右的距离。虽然不会说法语，但他连说带比划使那些人知道是怎么回事，热心肠的法国人把他带到食堂，很快就给他准备了一些午餐，或者他所说的那种被大量法国白兰地冲掉的东西，约翰尼获得了应有的照料。”

结果是一名醉醺醺的龙骑兵，在跌跌撞撞地回到自己的营地后，勉强躲过了一顿鞭打，但这一事件表明了不同国籍官兵之间的兄弟情谊，而且是在战争的头几天里发生的。
更严重的是在装备和设备方面的差异。凭借最近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经验，法国人带着足够的帐篷、建筑设备、运输工具和包括10所野战医院在内的充足医疗设备。但英国就不是这样了，他们依靠的是一个主要由平民管理并由财政部控制的军需供应部门。该委员会的委员是詹姆斯·菲尔德，一位在战争爆发时退休的公务员，负责为拉格伦的军队提供给养的工作。在半岛战争期间，威灵顿曾将他的后勤工作建立在骡队的基础上，通过遍布葡萄牙的弹药仓库网为军队提供补给。然而，这是一个昂贵的过程，并已在1815年后被解散，不断削减的国防开支，使菲尔德和他的幕僚被迫从头开始。结果，英国军队的补给措施被证明存在严重缺陷，甚至连通常态度温和的埃斯特库尔也是如此。他开始抱怨供需委员会缺乏任何明显的组织。这主要是因为它必须制定一个新的制度，但也应归咎于缺乏目标。当军队出发前往加里波利时，曾设想在多瑙河流域发动一场短而尖锐的殖民式战役，据认为，这场战役将在冬季来临之前结束。即使塞瓦斯托波尔必须受到攻击，也可以迅速而有效地完成。这一错误将使英国军队付出昂贵的代价。4月28日抵达加里波利后，拉格伦前往君士坦丁堡，在英国大使馆逗留了几天。斯特拉特福德让他免费使用他在疗养中心的宿舍，但这位英军总指挥更愿意在靠近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斯库台，他的军队驻地附近居住。在那里，他和他的工作人员搬进了一座简陋的木屋，房子矗立在海滩前，“在这里，所有的君士坦丁堡的污秽都是由风或水流驱动的”。拉格伦在同一封信中告诉他的女儿夏洛特，那种恶臭令人难以忍受。不到一周，他的一名助手就报告说，他的上司因腹泻而感到“不舒服”。英国最高统帅部遭受这样的虐待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旧的骑兵兵营从外面看起来很舒适，但外表却是有欺骗性的。在里面，英国士兵和他们的家人被迫忍受难以想象的肮脏。“那个脏啊！泥土！老鼠！跳蚤！”发怒的范妮杜伯里(Fanny Duberly)写道，她是第八骠骑兵军需官的年轻妻子，她的信件和日记是这场战役最生动的描述之一。在镇子里，她发现情况更糟：“到处都是黑乎乎的皮包骨头的乞丐四处游走。”

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反感，古典文化总能使人感受到过去的记忆，但只是存在于尘封的教科书。“星期五(4月28日)，我们到达了马塔潘角，来到了塞克勒。”安东尼·斯特林上尉说，他退休后来到科林坎贝尔高地旅中担任少校。他们的旅程并不顺利，他们的轮船“汤宁”号的桨轮坏了，他们遭受了被“特伦特号”轮船拖进港口的痛苦。虽然“疲劳死了”，但他还是被派往斯坦布尔，而且对该旅在斯库台的基地非常满意：“没有什么比我们营地的景色更美丽的了[斯特林在4月29日写道]。一个崭新而美丽的兵营(方圆230码处)覆盖着一座靠近大海的小山；从这座小山出发，一条倾斜起伏、长满青草的斜坡通向一条小溪，小溪汇入马尔马拉海。沿着海岸往下走约半英里，在小溪的另一边，地面又上升起了，视野被绿色的高地所包围，近卫营就驻扎在这个高地上。在他们的帐篷后面，遥远的小亚细亚的奥林匹斯山上有一片雪域，形成了一段银白色的景色。右边是大海，有一两座岛屿；斯坦布尔，五彩缤纷，光彩夺目，就像“天方夜谭”。左边是一座长长的土耳其公墓，在塞普莱斯的一片小树林里，右边是白色的穆斯林墓碑，混杂在黄褐色的树干之中。营地沿着靠近大海的这片空地延伸。”在附近安营扎寨的是轻型师的各个团，在整个五月里，他们定期地与留守的英军会合。第93高地连的到来，他们的风笛和短裙引起了特别的轰动。土耳其人认为他们属于拉格伦的后宫。但是英法两军的汇合很快就带来了问题。居士坦丁堡的尖塔和圆顶，异国的景象和气味，狭窄的小巷和异国情调，既是一种魅力，也是一种诱惑。在像“掷弹兵”休·安尼斯·雷这样的门外汉背后，他们发现“街道非常肮脏，难以形容”，但即使如此，这些诱惑对太多的人来说也是太过强烈了。他们很快就发现了后街酒的吧和肉汤，整个月醉酒和性病的发病率都有了令人沮丧的增长。仅在一天晚上，一支人数为14000人的部队就有2400人被报告醉酒和无行为能力。因此，拉格伦急于采取行动，这是不足为奇的，但为了这样做，他不得不与他的盟友达成，协议。第一次会谈几乎没有希望。圣·阿尔诺刚到君士坦丁堡，就开始默许土耳其军队由他指挥。5月11日，他通知拉格伦，告诉他素丹同意了这件事，这是完全错误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两天后在君士坦丁堡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在整个会谈过程中，拉格伦和斯特拉特福德争论说，每个盟国都同意在各自的指挥下行动，他们对圣·阿尔诺提出的将包括巴什-巴祖克骑兵在内的各个土耳其部队都在法国的控制之下的提议不予接受。事情还没有结束。圣阿诺德继续游说土耳其宫廷。罗斯报告了他的会见，他自4月13日起担任英国与法国的联络官，而拉格伦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不得不寻求素丹的支持。

斯特拉特福德发出警告，说圣·阿尔诺将于5月23日会见素丹，拉格伦确保他也在场。尽管没有定论，拉格伦还是重复了纽卡斯尔的套路，说他只需要咨询一下，并提醒他的盟友，他是听命于自己的政府的，圣·阿尔诺拒绝让这件事发生。在这方面，斯特拉特福德证明是个好朋友，因为克拉伦登已经告诉他，他要尽一切努力确保英国远征军在土耳其的安全：“如果女王陛下的政府要向土耳其提供有效的援助，并开展积极的行动，我们就绝对有必要知道我们可以依靠什么，我们不应成为因愚蠢和狂热而失败的旁观者或参与者。”尽管克拉伦登传达的信息主要针对土耳其人，但他仍然对在行动区指挥联盟的海军和海军感到不满，他已经告诉斯特拉特福德，在战争结束之前，命令土耳其人不要采取任何过激行动。另一方面，他必须避免让法国人嫉妒英国的威望，即使这意味着只要有可能就奉承他们：“这样他们就会满意地相信，他们与我们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他们的虚荣心不会要求他们扮演次要的角色。”6月29日，大埃奇尔回答说，他很清楚这一情况，但他仍然认为最好阻止法国在土耳其宫廷据上风的努力：“我们塞纳河的朋友们决心不仅要在与土耳其人的所有联合交易中占有最大份额，而且要土耳其人优先向他们提供服务。”不仅盟军之间有潜在的问题，而且英国的指挥结构也不尽如人意。理论上，邓达斯和拉格伦分别指挥海军和陆军，并被认为是协同行动，但实际情况却大不不同。这两个人都是贵族出身，但邓达斯在1808年娶了他的表妹珍妮特·邓达斯，她是阿姆斯伯里勋爵的女儿，并取了她的姓；他的第二任妻子是埃米莉·莫尔顿夫人，她是海军上将菲茨·哈丁格勋爵的嫂嫂，多年来一直是海军大臣，但两人对战争的态度截然不同。拉格伦是个绥靖主义者，但必要时他可以很强硬。邓达斯虽然在个人交往中脾气暴躁，但被认为是过于谨慎。他已经明确表示，他不准备让他的舰队在塞瓦斯托波尔的炮火面前冒险，尽管格雷厄姆继续坚持发起攻击。6月13日，他再次写信给里昂，提醒他，必须首先摧毁俄罗斯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是我们的决策和最终努力的方向，我相信你永远不会忽视它。每一项准备工作都应该悄悄地进行，这是在克里米亚登陆行动所必需的；这样，如果在有机会出现的任何时候，都要采取一切必须的手段。”对于这种想法，邓达斯就不那么确定了，这对英国的战事来说是个不祥的预兆，它导致了与里昂之间的严重分歧，而里昂则倾向于采取一种更具攻击性的方式。这对英国人来说似乎很紧张，邓达斯并不喜欢拉格伦。在英国军队开始向土耳其开进时，这种紧张关系就开始显现出来了。

海军既负责具体战事，又负责在战区内进行部队的调动。例如，拉格伦不得不向有关海军军官爱德华.鲍克瑟海军少将申请使用“卡拉道克”号蒸汽护卫舰，海军和陆军在人员和设备的运输问题上经常发生冲突。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不必要的烦恼和糟糕的感觉。拉格伦尽了最大努力来平息事态，但就连他也很容易感到沮丧，明显地对鲍克瑟学究式地遵守规定大发雷霆：“我无能为力，没办法能很好的安排他。”邓达斯之所以与斯特拉特福德闹翻，也仅仅是因为英国海军司令对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政治指导不满。分歧从相对较小的问题，如土耳其煤炭的供应，到更重要的问题，海军部和外交部分享信息的问题，不一而足。6月，越来越暴躁的邓达斯向伦敦发回报告，声称他最大的敌人不是俄罗斯人，而是英国大使。这些指责被重复了一遍，很快就在伦敦一成了家喻户晓的事，愤怒的斯特拉特福德被迫向克拉伦登提出抗议：“我不能不表达邓达斯上将最近对我的信件中某些部分所表达的痛苦的感叹之情。总体来说，语气，有时是语言，让我觉得我是在和一个对手通信，而不是和一个同事通信。事情不应该这样，公共服务的利益受到这种感情放纵的威胁。”克拉伦登很有同情心。然而，他尽可能巧妙和坚定地提醒斯特拉特福特，尽管邓达斯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但他也有自己的优点。也许斯特拉特福德应该更加细致入微地对待他，让他觉得他得到了大使的完全信任：“他[邓达斯]认为你没有平等地对待他，你的命令是以一种使他憎恨的口吻向他发出的。我完全可以肯定，这不是你的本意，我曾多次请格雷厄姆爵士评估这件事，但同时，我也不能说我本人愿意象你写的一些信件中的那些用词风格来对待我。”克拉伦登温和地训斥了他一下，在信的结尾处提醒斯特拉特福德，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因为邓达斯在年底将被里昂所取代。作为一条狡猾的狐狸，斯特拉特福特已经和他认为是高级军官的里昂建立了自己的沟通渠道，早在3月13日就写信给他说：“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与您交流思想。”在短期内，这些意见分歧意味着，虽然盟军海军和陆军部队进行协商，但往往很难就如何更好地援助多瑙河沿岸的土耳其部队达成共识。5月18日，在黑海小港口瓦尔纳，奥马尔·帕夏举行了一次会议，同意开始将英法军队调往那里，以支援多瑙河下游土耳其人的侧翼。这位土耳其指挥官给拉格伦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拉格伦对他的军事专业精神和能力表示很满意。

然而，当拉格伦和圣·阿尔诺返回君士坦丁堡时，法军指挥官突然改变了在瓦尔纳作出的决定，认为他的部队还没有准备好与敌人交锋。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可能是对的。尽管法国在加里波利的部署相对轻松，圣·阿尔诺仍然缺乏骑兵和炮兵，如果土耳其人能得到足够的支持的话，骑兵和炮兵是必不可少的。英军也仍在归集包括骑兵师在内的大部分部队的过程中，并被效率低下的军需官拖了后腿。尽管如此，圣·阿尔诺的犹豫不决也是因为他害怕失败，而在这个时候，只有一场辉煌的胜利才会让他的同胞们感到满意。6月4日清晨，他到斯库台拜访拉格伦，告诉他他改变了主意。只有坎·罗伯特的第一师会向瓦尔纳挺进，而其余的法国军队则部署在巴尔干山脉后面的防御线上。如果英国效仿，他们将能够保护法国左翼，并通过这样做，来保持盟国的团结，“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援助和救助土耳其人”。拉格伦礼貌而坚定地表示反对。他向奥马尔许下诺言，并打算信守诺言。此外，英国军队已经开始调动，并已制定计划，将派遣来的部队直接运往瓦尔纳。拉格伦决定遵守诺言，向公国和土耳其人提供直接援助，他拒绝被圣·阿尔诺的新主张所左右。后来，当他看了圣·阿尔诺准备的文件，拉格兰能够更充分地了解法国指挥官担心。“这很重要，”他写道，“不要与俄国人交战，除非有一切可能的成功机会，以及取得伟大成果的确定性。”

第二天，圣·阿尔诺的高级助手特罗楚上校返回斯库台，以增强他的主人的决心，并通知英军，博斯奎特将军的第二师已经向北进军。拉格伦又一次下定了决心，却彬彬有礼。法国人可以为所欲为，但他打算坚持原来的计划，在瓦尔纳部署他的部队。五天后，罗斯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带来了一些重要的消息：圣·阿尔诺同意恢复原来的意图，把盟军的主力部队部署在保加利亚境内。拉格伦赢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不稳定的伙伴关系为进一步接触敌人做好了准备。纽卡斯尔在一封祝贺拉格伦信中谨慎地写道：“采取联合行动，既是为了维护与法国盟友的和谐合作，也是为了确保你们即将参与的行动的有效进行，这是至关重要的。”当俄国军队开始他们的战役时，并没有这样的阻碍他们，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困难。俄国军队不仅在漫长的交通线上行动，而且被帕斯凯维奇对西部边境安全的担忧所困扰。结果，在西里斯特里亚的进展并没有像尼古拉所期望的那样充满攻击性，而埃尔德陆军元帅不断受到沙皇的批评。尽管帕斯凯维奇对奥地利或普鲁士袭击俄罗斯本土的恐惧被夸大了，但他并不是对这一威胁不敏感。

西里斯特里亚被围困一周后，奥地利和普鲁士签署了防御联盟，这一举动导致帕斯凯维奇警告说，“如果我们发现整个欧洲都在反对我们，那么我们就不会在多瑙河上作战。”尼古拉的反应也许是可以预见的。由于他无法使自己相信奥地利人会介入，他命令帕斯凯维奇加倍努力：在西里斯特里亚取得胜利将是阻止他昔日的盟友参加战争的最好办法：“如果奥地利人背信弃义地攻击我们，你只需要用4个军团和龙骑兵来对付他们，对他们来说就足够了！一个字也不要再多说，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不幸的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西里斯特里亚的要塞被重兵把守，其内部由精心建造的半圈堡垒和土木工事把守着。到了4月底，战地指挥官戈尔恰科夫终于设法把他的攻城炮兵安置在西南高地上，12000名士兵组成的奥斯曼军队被包围了。戈尔察科夫希望通过轰炸西里斯特里亚的防御工事能击垮城中的反抗，并让主力部队进攻该城市中心，但这是徒劳的希望。事实证明，用炮火击溃土木工事不仅很困难，而且重要的是有纪律严明的埃及和阿尔巴尼亚军队驻守要塞。在保护阿布德-梅吉德要塞的关键-阿拉伯塔比亚工程中，他们由两名经验丰富的英国军官指挥，他们是巴特勒上尉，锡兰步枪队的查尔斯·纳斯梅斯，他通过为《泰晤士报》撰写报告来增加他的孟买炮兵军官的薪水。逐渐形成了炮兵轰击下，步兵冲锋的这样一种模式，尽管俄军尽了最大努力，奥斯曼军队还是不肯让步。“晚上，我们的[俄国]士兵通常在战壕上工作，土耳其人扑向他们阻止他们；然后你就应该看到和听到步枪的声音了。我在营地呆的第一个晚上，这种可怕的声音吵醒了我，吓了我一跳，我以为发生了袭击，我很快就给我的马套上了马鞍；但是那些已经在营地呆了一段时间的人告诉我要保持冷静；这种大炮和步枪的射击是很正常的，他们开玩笑地叫它“安拉”。”观察者是一个年轻的上尉，他是俄罗斯贵族列夫·托尔斯泰伯爵，他曾在高加索地区的俄罗斯军队服役。后来，他在巴尔干半岛和克里米亚的战争经历为他在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战斗场景提供了原材料，但在当时他的信件中，对他的家人来说，几乎没有人暗示他正在见证一场重要的事件。(在一封信中，他把炮火描述为真正美丽的景象，尤其是在夜间。)不过，对盟军来说，这是一场至关重要的战斗。如果西里斯特里亚沦陷，法英军队将被迫在完全准备好前采取行动；但如果他们能坚持下去，就会给他们宝贵的喘息之机。一切都取决于驻军的耐力和他们的指挥官奥马尔的力量，他不准备动用自己的预备队来加强围困。这是一场赌博，但那时俄罗斯人也在冒着一切风险。他们失去了对黑海的控制，面对着两个强大盟友不断加强的敌人。此外，越来越清楚的是，他们在保加利亚的军队正在遭受补给和再补给问题的困扰，而奥德萨的海军基地如果遭到英军摧毁，后果就更加严重。

就在盟军同意重新部署到瓦尔纳几天后，俄罗斯遭受了挫折。6月10日，帕斯凯维奇和一组参谋人员在观察对阿拉伯-塔比亚的轰炸时也遭到炮火袭击。一枚土耳其炮弹在他们附近爆炸，尽管当时似乎没有造成任何损害，但俄罗斯指挥官称他受伤了，将不得不退出战场。他是否真的受伤是值得怀疑的。也许他只是屈服于紧张的情绪。但是，考虑到元帅过去的服务贡献，尼古拉批准帕斯凯维奇从战场上退了下来，他的名誉完好无损，他的指挥权交给了迈克尔·戈尔察科夫亲王，托尔斯泰已经在战壕里见过他了。“他是个有点滑稽的人，个子很高，双手放在身后，头上戴着帽子，戴着眼镜，说话像只土耳其公鸡。”在他的指挥下，俄国军队团结起来，准备对要塞发动最后的进攻。尽管有勇气和忍耐，但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无法永远坚持下去，失去控制权，他们的困境是绝望的。即使是平淡无奇的巴特勒，他每天都写日记，直到头部受伤而死，他也对激烈的战斗表示厌恶，其中大部分是近距离的战斗。在目睹了土耳其军队惨遭屠杀后，他看到他们的战友们进行了一次可怕的报复：大批市民出来砍下[俄国人]的头颅作为战利品，他们希望得到奖赏；但野蛮人却不允许他们进门。鉴于战斗的性质，由于俄国人的快速进攻和增援部队不太可能及时抵达，几乎没有人会给奥斯曼守备军任何抵抗的机会。然而，事实证明，对西里斯特里亚的围困为两支军队未来的战斗提供了残酷的预兆。

第十章
开战
“我认为没有和平的和平已经结束了。现在，在黑海和波罗的海深处，在要塞那张咧着嘴露齿而笑的旁边，燃烧着血红色的战争之花，和一颗烈火的心。”
莫德·阿尔弗雷德·丁尼生 1854年
1854年，英国在对俄战争中，由皇家海军首开第一枪。虽然少数英国军官在西里斯特里亚和小亚细亚的奥斯曼军队服役，但盟军愤怒的第一枪是英法联合舰队开出的，该舰队由6艘英国和3艘法国军舰组成，于4月22日轰炸了俄罗斯的奥德萨港。这不是两国海军历史上最伟大的行动之一，但它结束了近四个月的挫折。自从进入黑海实施封锁以来，里昂一直渴望与俄国舰队交战，但他们将军舰撤出塞瓦斯托波尔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曾有一些海军活动，包括一艘英国护卫舰俘获了一艘俄国商船，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例行巡逻的问题。对于好战的里昂来说，这是一段不必要的克制时期，因为他无法捕捉到令人头痛的俄国“弗拉基米尔号”，这艘军舰曾在小亚细亚海岸袭击土耳其船只，且斩获颇多。敖德萨结束了这一切。正式宣战后，英国蒸汽护卫舰“愤怒号”抵达敖德萨，接回英国领事和其他英国臣民。虽然悬挂了一面休战旗，尽管这种外交休战在战争中是一种传统，但俄罗斯岸上的炮兵还是向“愤怒号”和她那艘试图在白旗下驶入港口的船的快艇开火。这种对外交惯例的破坏为盟军舰队提供了第一次海军攻击的理由。凌晨5点30分，两艘英国战舰(参孙号、泰格号)和两艘法国军舰(沃班号和笛卡尔号)沿着一个连续的圆圈尾随着，他们在进入港口的射程时开炮射击，并做好了安全的防御。俄国人瞄得很准的一炮击中“沃班号”，使其不得不退却。但这次攻击使“愤怒号”、“可怕号”、“复仇号”和“莫戈达号”联合起来，枪炮对准了一个目标，一名英国海军军官将其与英吉利海峡的布莱顿的目标相提并论。12小时后，防波堤上的帝国弹药库爆炸了，几艘俄国军舰被击沉，敖德萨的防御工事大部分被摧毁。这是一项把新旧联系在一起的行动。在英国战舰中，有一艘航行护卫舰“阿雷图萨号”，是纳尔逊海军时代的老军舰，而这注定是英国战舰最后一次纯粹的帆船作战。皇家海军的新型快艇也得到了很好的利用，它们完成了舰队的主要攻击，并射出24磅重的炸弹进行攻击。

这些炮弹是从金属管发射的，是海军的第一批导弹，是摧毁敖德萨弹药库的主要利器。现代螺旋战舰和火箭艇的部署及时地宣告了盟国海军在黑海的实力。它也给格雷厄姆给俄国人留下“早期印象”的命令提供了急需的实质内容。在吸了第一滴血之后，里昂航行到了塞瓦斯托波尔，他相信他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攻击塞瓦斯托波尔。他告诉格雷厄姆：“我们不能成功打击的想法是痛苦的，但俄罗斯人拒绝被诱惑出港口。”在任何情况下，这个港口是如此重兵保卫，邓达斯和哈莫林都不准备让他们的船只在这个阶段冒险，他们认为对重兵驻防的地点进攻将是一个徒劳无功的。一些关于盟军黑海舰队所面临的危险的想法出现在5月12日，当时装备有16门大炮的英国“老虎”号舰船在浓雾中搁浅在敖德萨。在俄罗斯野战炮火的猛烈轰击下，船员们被迫投降，他们作为冲突中的第一批战俘被带上岸。他们的命运并没有遭到不幸。船上的军官受到“当地良好社会”的款待，而水手们却受到俄国同行的热烈欢迎，原因很简单，他们有钱，而俄国人却没有钱。然而，这一切太美好了，但无法持久。一个月后，“老虎”号的船员交换了一群俄罗斯囚犯。在英国，人们对皇家海军寄予厚望，不仅仅是在黑海。纳皮尔的波罗的海舰队离开朴茨茅斯时，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都在现场观看，女王随后通知他的兄弟欧内斯特说，这将是“壮丽的，除非其重量使那片浅海无法承接。”一家持强硬政策的媒体提醒英国人民去关注“更大的胜利。”如何实现这些目标还不太确定。纳皮尔曾吹嘘说，他将“请俄国人玩纳尔逊在波罗的海的老把戏，”这指的是1801年的远征，在与拿破仑的战争中，那次远征确保了武装中立联盟的解体。然而，在吹嘘时，纳皮尔似乎忘记了纳尔逊的目标只是部分成功。尽管他赢得了哥本哈根战役，但随后的拖延阻止了皇家海军在冬季冰期到来之前到达雷瓦尔和喀琅施塔得。尽管如此，纳皮尔并不是一个让历史教训对他影响太大的官员。实际上，除了他承诺在夏末前到达喀琅施塔得之外，他似乎对如何在波罗的海进行海战知之甚少。

除了执行格雷厄姆的一般命令，封锁芬兰湾，并调查攻击位于芬兰海湾的斯韦博尔格(赫尔辛基外的一个岛屿)、博马松德(阿兰群岛)、雷瓦尔(爱沙尼亚)和喀琅施塔特得的俄罗斯防御工事的可能性之外。宣战后，纽卡斯尔发来的命令已经明确表示，战术问题将由纳皮尔自行决定。“我必须请你首先指示他(纳皮尔)严格封锁芬兰湾，同时要特别注意阿兰群岛的布防状况，并确定在博马松德驻军的确切兵力及其意图；但你要特别嘱咐他，他的主要任务必须阻止俄国舰队通过他的封锁线，因为他首先清楚地确定，他没有留下任何俄国船只可以通过“海峡”(丹麦和瑞典之间的通道)或“带”(西兰岛和富南岛之间的通道)。”
为了理解格雷厄姆的想法，纳皮尔采纳了纳尔逊时代的一位老军人的建议，海军上将托马斯·拜亚姆·马丁爵士警告他说，斯韦堡和喀琅施塔得的要塞得到了严密的保护，而且很难诱使俄国舰队进入深水区域交战。和他的儿子亨利一样，年长的拜亚姆·马丁认为纳皮尔根本不了解对他所面临的问题，以至于他向海军部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并担心“纳皮尔一点也不放松，反而非常紧张。”当时，老拜亚姆·马丁的警告被忽视(但没有忘记)，主要是因为格雷厄姆相信纳皮尔不仅会阻止俄罗斯的入侵，而且他这样做也会鼓励瑞典加入法英联盟。这是格雷厄姆心中最关心的事情-“我亲爱的北方海上反俄同盟计划”，他相信，在波罗的海取得一场令人震惊的海军胜利就能实现这一目标。如果瑞典提供军队和补给，以加强纳皮尔对俄罗斯防御工事的攻击，对他们的回报可能是恢复对芬兰人的霸权。这肯定会让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海军野心付诸东流，这正是英国最关心的。但瑞典国王奥斯卡一世并不支持。就像他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邻国一样，他与俄罗斯的关系很好，也不准备答应英国或法国的要求，对俄罗斯发起攻击。通过他的妻子，他与拿破仑三世有血缘关系，但即使是这种家庭联系也无法说服他。像奥地利的弗朗茨·约瑟夫一样，奥斯卡决定对冲他的赌注，等待事件的结果。这是明智的预防措施。自从抵达波罗的海，对纳皮尔和他的高级军官来说，英国舰队中毫无准备的状态已经变得令人痛苦地显而易见。在正常情况下，皇家海军要用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来训练一艘战舰上的船员，使其恢复到作战状态。但现在情况下，这种时间表是不现实的。

不仅大部分船员都是新手，而且年纪较大的人也无法完成最重要的任务，如操作桅顶。对指挥“皇家公主号”的克拉伦斯·帕吉特勋爵来说，人力问题似乎是无法克服的，在不久的将来，任何类型的进攻行动都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每天都在针对目标练习，伴随枪炮声和工匠的锤子声，船上大约有一百人，我们在嘈杂的混乱中挣扎了两个星期，但是我们还是找不到人，人啊！。我写信给海军部，说如果他们不派200名海岸警卫队来协助我，我就会被我们遇到的第一艘俄罗斯护卫舰俘虏。这真的吓坏了老爷们，他们最终达成了这个人数，他们中的许多人令人钦佩，但是，唉！有些已经被证明是筋疲力尽和非常无用的人。”这并不是说佩吉特没有社会或政治关系。他是安格尔西侯爵的长子，曾担任军械委员会秘书。他也被认为是一名专业和有能力的海军军官；然而，他也很难说服他在海军部的上级，当波罗的海舰队最终对俄罗斯人采取行动时，船员力量的不足和缺乏训练可能会使它付出高昂的代价。当那可能还只是猜测的时候，佩吉特是个好指挥官，他把精力集中在训练他的船员射击和提高“皇家公主”号的战斗力上。这两种做法都不是特别容易的：海军部关于保存弹药的禁令，限制了实际的射击训练，以及缺乏信号员，使海上基地的保养成为一项危险的工作。已经发生了很多次碰撞，这并不是给持观望态度的瑞典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最好例子。而且有几个船长(当然不是帕吉特)，因为他们的船甲板上弄得乱七八糟，所以避免开枪。4月12日，当海军少将詹姆斯·普拉姆里奇从芬兰湾侦察归来时，似乎取得了突破。从其靠近的地方，他看到了俄罗斯舰队的斯韦博格中队在港口外面牢牢地卡在冰面上的引人注目的景象。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真是天赐良机。普拉姆里奇的蒸汽护卫舰有能力破冰，让纳皮尔的战舰在近距离攻击他们。然而，当纳皮尔五天后抵达时，他决定不立即采取行动。尽管发动突然袭击(俄罗斯战舰)是有好处的，俄国舰队将毫无还手之力，但对英国舰队构成威胁的危险也并不少。俄国人不仅摧毁了所有的灯塔和其他导航设备，而且为了加强防御，纳皮尔中队不得不在斯韦博格海岸炮兵的射程内行驶。这种近距离攻击需要不仅仅是精确的测距，而且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海军规则，即必须在尽可能近的距离上和敌舰交战。

如果纳皮尔决定采取行动，他就会接受纳尔逊的名言：“如果船长把他的船放在敌人旁边，那他就不会犯大错”。然而，他担心搁浅，当地导航员的缺席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他还注意到格雷厄姆的话，他宁愿谨慎行事，也不愿采取鲁莽的冒险行动，因为“这种鲁莽行为可能会酿成一场大灾难。”“我非常担忧坚固的城墙，我不喜欢连成螺旋线状的战舰来对付它们。因为公众可能是有影响力的，你不能冒险在一个不可能的计划中损失一支舰队。我相信喀琅施塔得和斯韦博格在海上几乎是坚不可摧的。特别是斯韦博格。”格雷厄姆确信，如果黑海的俄罗斯军力被瓦解，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摧毁塞瓦斯托波尔，相比之下，格雷厄姆对于攻击俄罗斯波罗的海海军基地的态度令人好奇地保持缄默。原因之一当然是担心在芬兰湾的浅水中搁浅，纳皮尔有两艘载有水文测量船，但他们缺乏当地导航员所能提供的全部技能。另一个原因是格雷厄姆一直担心纳皮尔可能会以戏剧性的姿态在波罗的海重复他的葡萄牙冒险经历，甚至他的“夺占喀朗施塔特得”也是对1833年关于夺取里斯本的吹嘘的重复。在这点上他没必要担心。纳皮尔决定不攻击冰封的俄罗斯舰队，而是带着他的舰队去斯德哥尔摩南部的埃尔夫斯纳巴本，对奥斯卡国王进行礼节性拜访。即使是头脑严谨的帕吉特也准备给他的总司令一点激励，让他免去不少疑虑：“毫无疑问，总司令掌握了一些积极的消息，这使他放弃了攻击俄国舰队的想法，考虑到我们的素质，也许很幸运的是，新闻界没有了解这场战役第一次、也是意义重大的开始所带来的后果。”就像格雷厄姆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一样，帕吉特也没有理由对负面报道感到震惊。在离开斯皮特黑德之前，纳皮尔曾同意向《泰晤士报》提供有关他的战绩的消息。结果，在整个夏季的几个月里，德莱恩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英国海军成功封锁俄罗斯海岸的平淡无奇的报道。诚然，这些行动就是拦截和搜查商船，偶尔对布托尼亚湾的布拉赫斯塔德港(Brahestad)和乌利博格港(Uleabg)等守卫简陋的小港口发动突袭，但至少他们提醒公众，皇家海军正在向俄罗斯开战。虽然攻击渔业定居点是一回事，但这些小规模的冲突并不是勇敢的行为，公众的情绪也开始发生变化。

由于缺乏决心，阿伯丁内阁遭到攻击，而且就像在任何战争中所发生的那样，当人们要求采取行动时，政客们开始向军队的首长们施加压力。反过来，他们感到有义务向海军或陆战上的指挥官们发出这种不满的信号。海军部部长在5月2日的电文中提醒纳皮尔说，大人们对他的毫无作为感到有些恼怒。5月20日，纳皮尔被激怒了，因为他的船员缺乏经验和恶劣的天气影响，他的行动受到了限制。此外，他争辩说，大人们似乎给了他相反的建议：“大人们在5月2日的信中，谈到我4月19日信中的一段，似乎认为我走得太慢了；当我经过带湾时，大人们觉得我开得太快了。我完全知道，蒸汽对海军的行动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蒸汽对雾没有影响，也没有防止两次碰撞，也没有防止第三次碰撞，这两次碰撞肯定使半打的船只瘫痪了。大人们会在我的最后一封信中注意到，雾把我关在了埃尔夫斯纳本，雾几乎是造成我损失的一部分的原因。因此，我有责任谨慎行事，对这支舰队的行动作出判断。”如果海军部认为纳皮尔会不动声色地接受批评，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首先，他是一个苏格兰人，拥有这个带刺的种族所有的有的优点和缺点，受到祝福或诅咒。黑色的肤色，使他拥有“黑查利”的绰号，他体格健壮，爱争论，动不动就动怒，而且明显倾向于咄咄逼人的性格。对他来说，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妥协是魔鬼的杰作。在战争时期，这些特征对他有很大的帮助：他是苏格兰人的骄傲，是苏格兰武士的缩影，骄傲，好斗，激励着他的部下。本质上则不那么吸引人。纳皮尔可能会显得粗鲁和自负，总是热衷于把自己和他的行为放在一个好的角度，但又常常自我怀疑。在威士忌的刺激下，他养成了一种性格分裂的性格，他喜欢喝威士忌。对于纳皮尔来说，不可能有任何折中的办法，拒绝对他的高级职位，甚至对他的外表做出任何让步，在第一次看见他时可能会令人彻底不安，尤其是对一名瑞典海军军官而言：“他穿着一件蓝色长袍，长裤和大鞋子，戴着一顶有金色条纹的平民帽子，一条五颜六色的大手帕挂在他的外衣口袋里。他的动作和外表都很简单。他的脸洗没洗干净，嘴唇和脸的下部有一些黄色的斑点，可能是早餐时的鸡蛋留下的。我们握了握手，他向我打招呼说：“你说英语吗，他？”接着问了我两个问题，当他用生锈的、语无伦次的声音说着苏格兰话的时候，我当然一个字也听不懂。纳皮尔不修边幅的步态和拒绝穿海军制服的行为是出名的，

但瑞典海军军官的即兴描述掩盖了纳皮尔在波罗的海忍受着内心骚动。他从他的旗舰“威灵顿公爵”号上指挥着一支强大的舰队，尽管缺乏经验，但许多伟大的东西都是预料之中的，但他也知道，如果他使舰队被摧毁，他将反过来被一个忘恩负义的政府所牺牲。他以前所有的海战经验提醒他，对俄罗斯港口的攻击是充满危险的，如果他设法封锁这些港口并阻止俄罗斯舰队突入波罗的海，他就会取得某种程度上的成功。另一方面，公众要求对俄国人采取果断行动的压力越来越大，而纳皮尔舰队在芬兰湾的存在似乎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随着本月底天气的好转和德舍纳舰队的到来，纳皮尔将他的战斗舰队向东穿越波罗的海来到芬兰湾。在那里，他们可以看到喀琅施塔特的居民，他们的帆和地平线上的烟迹成了仲夏的奇景，但俄国人冒着海上作战的危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没有必要。喀琅施塔特在海上几乎是坚不可摧的，它的防御由于芬兰应征士兵的加入而增强了，新的炮艇正在匆忙建造，以提供近距离的保护。西摩在离开圣彼得堡之前曾报告说，俄国人正在研制一种新型的海底武器--“地狱机器”，据认为这种武器可以被电引爆。在离开朴茨茅斯之前，纳皮尔对情报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但他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六月初，一位住在赫尔辛福斯的瑞典居民带着惊人的信息来到了英国舰队，他得知“在斯韦博格的入口处被放置装有炸药的水箱，目的是将船只炸向空中。铁链也被延伸到通道上。”西摩的信息是正确的：“俄国人确实制造了基本的海底地雷，以保卫通往他们主要港口的通道，包括克朗施塔特。”纳皮尔在6月26日开始侦察时，就明显地意识到格雷厄姆是对的，在未成熟或未确信能确定重大成功的基础上，将（他）的头和城墙相撞是疯狂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