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选择落在了拉格伦身上，他是菲茨罗伊·萨默塞特勋爵，曾担任威灵顿在半岛战争时期的军事秘书，他的军事生涯虽然平淡无奇，但却是无懈可击的。尽管他最出名的行政职务是在被任命为军械部长之前曾在英国驻巴黎大使馆供职，但他是一位可靠的战术家，正如许多报纸所指出的那样，他所有的战争专业知识都是从威灵顿那一边学来的。还有其他的属性。他以英勇著称，在滑铁卢战役中失去了右臂，这一事件已变为军事传说。在他的手臂在没有任何麻醉剂的情况下被截肢后，他要求将它归还，以便他可以取回他妻子给他的一枚戒指。据哈定说，在2月8日致纽卡斯尔的一封信中，他也享受到了“作为一名必须与法国军队合作的军官最理想的品质”。他的脾气和举止是温和的，他会得到外国人的尊重和我们自己军队的信任。”这一切都是真的。拉格伦是忠诚的，谦逊的，但也有钢铁般的意志.他的另一个优点是：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然而，当他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除了康德罗伯特以外，他没有办法像称呼坎特·罗伯特那样称呼法国指挥官坎罗伯特。和同时代的其他军官一样，他很难适应法国人是他的盟友这一事实，经常把他们称为“敌人”。)很简单，尽管他年事已高，在军队里还没有其他将军有类似的地位和声望，他被认为是“最适合干这份工作的人”。当哈定第一次提出任命时，纽卡斯尔对拉格伦缺乏战地指挥官的经验表示怀疑，但这些怀疑显然是短暂的。2月21日，在他第一次被接洽两周后，拉格伦被内阁任命为“马耳他东部军队的指挥官”，并开始认真筹建他指挥的军队。因为人们认为即将到来的战役将是短暂而激烈的，或许类似于一场小规模的殖民战争，所以拉格伦被允许继续担任军械总司令。英吉利海峡对岸也有不少对任命勒鲁瓦·德·圣·阿尔诺为法国远征军指挥官的争议。他太年轻了，不可能在拿破仑一世手下服役，他第一次是在在阿尔及利亚外籍军团服役，在那里他赢得了一流士兵的声誉。他还支持拿破仑三世1851年的政变，并因此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但他是一个病夫，慢慢地死于胃溃疡，人们仍然怀疑，他的一切都是归功于政治偏袒，而其他竞争者，如阿尔及利亚老军人弗朗索瓦·坎罗伯特(Fran Ois Canrobert)和皮埃尔·博斯奎特(Pierre Bosquet)，则分别执掌第一师和第二师。正如阿道夫·泰尔斯所表达的，法国政界的感觉是，拿破仑偏爱那些帮助他夺权的或在阿尔及利亚赢得与外国军团或祖阿夫斯战斗的声誉的军人：“再没有比这更可怜的了。除了瓦兰特(战争部长)，他是一个有荣誉和爱国精神的人，除了欧洲排名第一的工程师外，没有一个人是我愿意雇佣的职员。这一伙人既没有感觉，也没有诚实。”就连英国人也不为所动。虽然法军总司令英语说得很好，这也是他被任命德一个原因。但克拉伦登告诉斯特拉特福德，他对圣·阿诺尔没有任何信心，“他是个惯于吹牛的江湖骗子，拿破仑，我绝不会派这样一个人去指挥远在他乡的法国军队。”

另外，英国也在为即将到来的冲突做准备，这样做将改变现代战争的报道。2月初，德莱恩在他位于印刷大厦广场的办公室会见了威廉·霍华德·罗素，他是一位结实有力的爱尔兰人，因报道爱尔兰政治而成名。尽管德兰有几名军官根据合同向他提供消息，但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安排，他的经纪人莫布里·莫里斯(Mowbray Morris)已经告诉他，如果我们提供的是来自其他报刊的报道，不管报道多么真实，《泰晤士报》会让读者失望的。为了弥补不足，他决定，当军队离开时，威廉·霍华德·罗素将陪同他们。起初，这位爱尔兰人不愿意去做一件也许仍然是愚蠢的事，但戴兰说服他相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将在夏末之前回到伦敦。罗素被说服下，立即作出安排，在警卫旅前往马耳他，前往战争所在地途中，陪同他们一起前往那里。事实证明，他直到两年后才回来，他的家喻户晓就像战争中的任何一位军事指挥官一样。当准备工作在公众版面上热情洋溢地发表时，战争仍未成定局。2月14日，克拉伦登在上议院回答克兰里卡德斯勋爵对俄罗斯现状的质疑时承认，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有人问我们是和平还是战争。这是一个很难回答清楚的问题。我们不是在打仗，因为没有宣战；我们并不是严格地与俄罗斯保持和平（笑声）。我这位高贵的朋友也许会笑，但他必须非常清楚地知道，我说我们没有同俄罗斯开战是正确的，尽管我们同那个国家的外交关系是密切的，我认为我们处于中间状态，我们对和平的渴望同以往一样真诚；但我必须说，我们维持和平的希望正在逐渐减少，我们正朝着战争的方向漂去。”很快就会有一个更直接的答案。1854年2月27日，克拉伦登向西摩发出了一份正式命令，通过西摩告知尼塞洛德伯爵，俄军在4月底之前撤离，“拒绝或沉默视同于宣战。”只允许6天的宽限期。同一天，杜鲁恩·德·卢瓦通过他的大使德·卡斯特巴亚克发出了类似的最后通牒。这一次不可能再回头了。

第八章
“我们美丽的禁卫军”
“我的战友们，在上天的帮助下，
你们这些白云母，血魔，吃饱了吧！愿人们听到复仇和抵抗的呐喊，而刀剑、火焰和饥荒具有杀人的力量。”---军队外科医生：詹姆斯·威廉·格雷夫斯(James William Graves)，《土耳其呼吁
致自由之友》1854年4月
官方信使布莱克伍德上尉于2月13日抵达圣彼得堡，尼古拉一世拒绝接受英国和法国的最后通牒。第二天，当西摩向尼塞洛德递交英国官方文件时，这位大臣平静地向他保证，沙皇绝不会向英国或法国宣战。有可能他仍然无法使自己相信阿伯丁会发动战争，来阻止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只涉及土耳其的区域问题。他也有可能希望大国不愿意破坏自1815年以来的长期和平。如果欧洲盟国被牵扯进来，他主要担心的是奥地利，它在瓦拉几亚边境增援了军队。帕斯凯维奇继续警告说，奥地利人构成了真正的威胁，但沙皇更加乐观。尽管绍尔曾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打破圣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僵局，尽管维也纳是最后一轮和谈的核心，但他相信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永远不会对他开战。一方面，这是神圣联盟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希望奥地利皇帝仍然对俄罗斯在1849年的支持表示感激。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奥地利没有必要因为土耳其在欧洲的归属而与俄罗斯对抗。为了推进他们自己的领土野心，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袖手旁观，等待事态的结果。但沙皇的主要问题在于，他没有读懂从巴黎和伦敦传来的的信号。他原以为拿破仑三世是敌对的，因此他突然驳回了法国皇帝的和平提议。尽管如此，他仍然错误地判断了英国，英国公谊会(或称贵格会)的一个代表团来到圣彼得堡，或许也印证了他的印象。在伯明翰的玉米商人、和平主义者约瑟夫·斯泰奇的带领下，贵格会很有希望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尼古拉本人不仅对他们的活动感兴趣，而且他的兄弟兼前任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1814年对伦敦进行国事访问时，也对他们的工作表示了极大的钦佩。陪同斯泰奇的还有另外两位主要的贵格会成员，一位是来自布里斯托尔的商人罗伯特·查尔顿，另一位是达灵顿铁路开发商亨利·皮斯。他们于1月20日离开伦敦，途经根特、杜塞尔多夫、柏林、科尼斯堡和里加，不到两周就抵达圣彼得堡。他们的任务很简单：试图说服沙皇选择和平。1月26日，皮斯从柏林写信给他的侄女，承认希望渺茫，但在欧洲濒临崩溃的情况下，该党作为和平主义者，有责任竭尽全力说服他：“至于我们的回报，亲爱的，我能说什么呢，这太可怕了，我不期望看到成果。也许最高当局允许皇帝受到这样的警告，我毫不怀疑基督教社会朋友的做法是正确的，应该保持这种反对战争的意见，相对而言，如果流血事件是这样发生的，那么如何进行制止已经无关紧要了。”

他们抵达圣彼得堡时，贵格会员就感到很不舒服，他们被视为伦敦最后一刻重要的和平代表。也许明智的，他们没有与英国大使馆联系，因为他们担心会给这种信念带来实质性内容，并通过俄罗斯的教友信徒派与尼塞洛德进行谈判。一个星期后，他们的努力获得了回报，当他们在冬宫受到尼古拉的接见，“一幅强壮的体格，一个挺不错的面容，一个相当有能力说出西伯利亚的词，虽然绝不可能真正善意的放松。”事实上，这是纯粹的闹剧。在听完他们的话，沙皇说他赞成和平之后，尼古拉与三名男士握手，然后他们被带到皇后面前。“我看见皇帝眼里含着泪水！”她气喘吁吁的致敬说。皮斯说得对，会面时间很短。任务没有见效，也没有结果，但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姿态，在冬季穿越欧洲进行如此困难和不舒服的旅程，表现出相当大的毅力。在国内，他们的努力在媒体上受到了讽刺，潘趣称他们为“圣彼得堡的鸽派，”但即使是越来越愤世嫉俗的西摩也准备给他们带来自己的疑虑。“陛下非常友好地接受了他们，赞扬了他们进行漫长而痛苦的旅程的热情，并向他们保证没有人比他自己更注重和平！”四天后，布莱克伍德上尉带着他的最后通牒抵达圣彼得堡，贵友派开始了他们的归途。西摩也着手开始撤离。尼塞洛德问他什么时候要归还护照，2月21日，在销毁了英国驻俄大使离开俄罗斯首都的密码本后，英国大使最后离开了俄罗斯首都。他仍在抗议英国正被拖入一场不必要的战争：“长期以来，我一直觉得自己在与一股对我来说过于强大的洪流作斗争，而当我发现自己无法落实女王陛下政府的观点时，我更加痛苦，因为我一直坚信，如果那些我在不同程度上有权利的人的帮助下，我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我甚至不能说是不冷不热的支持者。我看到一个非常危险的政策，他们认为我及时的警告是夸大其词或荒谬的。”不过，那时英法两国都处于战争状态。在内阁决定向马耳他增派军队之后，远征军的第一批兵团在公众狂热的场面中为远征做好了准备。2月14日，科尔德斯特里姆第一禁卫军团离开特拉法加广场的圣乔治兵营前往滑铁卢站，前往奇切斯特，在南安普敦等候军舰。他们将在h.J.w.本廷克准将的指挥下组建第一近卫旅，看到这些熟悉的穿红色衣服的士兵离开这里前往后来被称为“战争之地”的地方，给观看的伦敦人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们的步兵团、第三掷弹兵团和第一苏格兰掷弹卫队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第二天，《泰晤士报》报道说，笛子和鼓声的刺激几乎让观看的人群难以承受：“甚至公共汽车和出租车的乘客也加入了这些活动，这一事件引起的兴奋之情如此之大，以致于一段时间内道路完全堵塞，

在滑铁卢大桥，人们完全被随军人员的洪流所淹没，他们在告别的问候中被大家不断阻断。人们精神极度亢奋，游行的人们在军乐《The Girl I Left Behind Me》声中兴高采烈地走着。”

一周后，“寒流号”在去马耳他的路上，随后苏格兰人的燧发枪团（维多利亚女王称之为美丽的近卫军）和第二营的步枪旅加入了队伍。突然之间，英吉利海峡港口交通繁忙起来，军舰开始执行漫长的任务，将英国仓促集结的远征军转移到东地中海。最后，部队将由五个步兵师(包括轻装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以及包括七个野战炮兵连在内的支援部队组成。调动这么大的军队不是件容易的事，政府迅速采取行动，从贸易中征用了许多船只，包括“喜马拉雅号”、“杰森号”、“金羊毛”和“里彭号”等现代轮船。《泰晤士报》在2月14日称，这些船只确保了20000人可以在没有压力或不便的情况下从南安普敦运送到君士坦丁堡，时间比俄国人行军3000英里要短，但正如士兵们自己发现的那样，船只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的路途的舒适与否。像“亚洲号”这样的小型帆船(重达710吨)如果载着一个步兵连或一支骑兵部队就很幸运了，而从半岛和东方航线出发的现代轮船喜马拉雅号则可以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把整个军团运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即使如此，部队中士亨利·弗兰克斯少校在爱尔兰昆士镇(Cobh)的第五龙骑兵开始行动时发现，情况不是这么简单，还有等级的问题。弗兰克斯写到：“军官们占据了客厅和头等舱；非任职军官都被允许乘坐二等舱；至于二等舱，嗯，恐怕我不得不承认，住宿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条件。大约有一半的人被认为每晚都要站着，其余的人则被窝在不同的地方，但他们似乎很满足，也没有抱怨，因为必须考虑到，我们都是新的海上航行和战争行动的人。英国已经和睦相处了大约四十年，因此我们愉快地忍受了许多事情，而这些事情在今天是永远也不能再忍受了。”马匹的条件也很差。虽然弗兰克斯记得他所的团在这次航行中只损失了一匹马，但其他团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第11骠骑兵团在遭遇风暴后，被迫射杀受伤的马匹，而且事实证明，很难将这些马从不是作为特种部队运输工具建造的船只上装载和卸下。一些较慢的船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到达土耳其，船上的条件对于人和动物来说都是可怕的。在部署过程中，骑兵师损失了150多匹马，对于一支部队来说，这是一个致命损失的数字，而这支部队和其他军队一样，很难在这次战役中恢复自己的实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拉格伦的远征军不得不派一支军队支持侧翼，并祈祷上天，这一点在未来几个月里将变得非常明显。然而，在那个时候，英国人民极其自信，就像在国家紧急情况下经常发生的那样，军队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士兵们突然成了非常重要的人物。不仅仅是在伦敦，人们聚集在一起，向即将离去的军人告别。在曼彻斯特，蒂莫西·高文注意到，当他的第七团(皇家炮兵)离开兵营前往土耳其服役时，“军人可以通过人们的手臂从人们的头顶上过去”。

浸信会牧师的儿子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但他也被看似不可阻挡的战争热情浪潮所席卷：“40年来，我们一直享有和平。军人在公众的心目中已经堕落了，他们被看作是无用而昂贵的装饰品。但是突然间，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每一次看到女王军队的军服，人们都会感受到热情。我们的最高荣誉，至高无上的荣誉，现在岌岌可危，整个国家的脉搏为她当兵的儿子们剧烈跳动。”这种荣誉感不仅仅是一种空泛的概念。英国享受着世界领先工业国家的辉煌。它日益壮大的帝国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自信和决心，就像四年前外交大臣帕默斯顿(Parmerston)所提醒的那样，半文明的政府，如中国、葡萄牙、西班牙美洲，都需要每八或十年就会严厉教训他们一次，以保持秩序。尽管“沙文主义”一词还没有流行起来，但它概括了人们的民族情绪；这种欢快情绪很普遍，英国人民认为即将到来的战争是一场道德上的十字军东征。尽管他们忘记了战争的残酷现实，对遏制俄罗斯领土野心的必要性知之甚少，但他们对1854年2月27日《泰晤士报》如此激烈地表达的情绪作出了回应：“我们没有必要确切地调查这种热情的性质，或询问群众中的每一个人，甚至在场的许多绅士是否理解这个问题，这都不关我们的事。这是一种高尚而公正的感觉，这是英格兰约束自己去帮助一个弱小的邻居对抗强者的暴力，而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她实际上迟迟没有履行她的诺言，现在不得不弥补失去的时间。事实上，这是人民的争吵，而且是正义的争吵。在此之前，人们是否已经破坏了他们的事业。现在所有意见已经达成一致，只有与俄罗斯决一死战才能解决问题。但是有没有人了解英格兰，并且怀疑结果呢？首都的人民并不是暴民，也不是首都人民违背国家的意志。用这种方式说话的是全国人民，从兵营到远洋汽船，再从那里到战争所在地，每一个被选定服役的兵团，在心灵上和精神上都要与他们同行。这个国家，即使不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最强大的国家，因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坚定、最有活力和最坚韧的人民。它从不说出它执行不了什么，也从来不做无意义的事情。这一次，我们鼓励这些优秀的人去战斗，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不会回来的，他们一定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尽最大的努力为崇高的事业奋斗，直到最后一寸土地和最后一滴血。英国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决定，从这个决定出发，她永远不会退缩。年复一年，如果需要的话，她会派出新的舰队和新的军队；并且像她以前所做的那样，单枪匹马地战斗，如果那样的话，那也是必要的。为了文明世界的荣誉，我们相信她不会再次陷入这种困境；但即使是这样，她也不会因为一场她认为天堂还是她朋友的战争而退缩。”战争热也在俄罗斯爆发。在离开圣彼得堡前不久，西摩报道说，一位英国旅行者在这个国家发现，“农民们对战争大为恼火，沉默寡言，他自己也相信，大多数俄罗斯人是被邪恶的牧师和流浪的僧侣诱使相信，他们的宗教正处于危险之中，土耳其人正在四面八方地屠杀希腊人。”中产阶级也沉浸在爱国热情之中。在莫斯科，州长萨格勒夫斯基伯爵为战争筹集了60万卢布，全国各地都有关于神秘的幻象和预言的报道，这预示着俄国的一场伟大的战争胜利的预兆。更为平淡的是，俄罗斯北方舰队开始准备在波罗的海展开预期攻击，西摩最后一次发往伦敦的情报，俄国人计划在喀琅施塔得附近凿沉船只，从海上阻止英国舰队。

皇家海军也在行动，尽管它的动员受到了同样长期的人力短缺的阻碍，这也困扰着陆军。这对海军来说尤其如此，这是完成格雷厄姆对芬兰湾进行海上封锁的计划所必需的。西摩从圣彼得堡报道告说，俄罗斯北方舰队正处于备战状态，格雷厄姆担心它很快就会进入北海攻击英国航运，甚至攻击英国海岸。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皇家海军将很难采取行动，因为大部分舰队已派往地中海。在无奈之下，一支由六艘螺旋动力的三层战列舰和六艘蒸汽护卫舰组成的舰队仓促地集结在一起，与各种较小的船只一道；海军中将查尔斯·纳皮尔爵士担任指挥，他已经警告海军部，一旦冰雪融化，就会受到来自波罗的海的俄军威胁。其中一艘军舰“坎伯兰号”(HMS Cumberland)刚刚从北美驻地服役三年回来，在没有征求船长或船员意见的情况下，格雷厄姆命令它加入纳皮尔的舰队，该舰队于3月10日从斯皮尔海德启航前往基尔港。“坎伯兰号”的高级船员随后分散在纳皮尔的船只上，并为人员严重不足的部队提供了急需的经验。为了解决拿破仑战争后几年产生的海军招募问题，格雷厄姆引入了海员登记簿，它应该包含所有有能力在海军服役的英国航海人员的姓名。当它在1839年第一次出现时，它包含了175000个名字，但到1852年，它已经下降到150000个名字；即使在那个时候，只有大约二十五分之一的人曾经在白旗（皇家海军）服役过。因此，在1853年夏天之前，出现了一股活跃的浪潮，并且推出了一些影响深远的改革措施。根据《枢密院令》和《连续服役法》的规定，海员的服务期限规定为10年，增加了工资，实行了养恤金和带薪假，并改善了船上条件。从长远来看，这些改革将为海军带来好处，但对纳皮尔来说没有什么立竿见影的帮助。当他的船离开英国水域时，他们只是在一小群受过训练的人的努力下减轻了重量，而剩下的则是由海岸警卫队、前渔民或船坞索具工组成的杂七杂八的集合，他们的最好时期已经过去了。例如，在“尼罗河”号战列舰上，在第一个主礼拜日，当人们摘下帽子祈祷时，暴露出了不成比例的大量秃头和灰白头发。“帝王号”上的情况也一样糟糕，在850人的船队中，只有8名精干的水手。纳皮尔指出，“帝王号”的处境非常悲惨，她不应该被派到海上去。船上几乎没有一个人懂得规则。问题是如此严峻，早期的媒体集团已经消失，以至于当纳皮尔于3月16日抵达基尔湾时，他被迫从瑞典和丹麦征召海员，以确保他的船只能够全面运作。纳皮尔是一个高大威严的苏格兰人，满脸胡须，仪表堂堂，他是当时最著名的海军指挥官之一，他的职业生涯似乎受到结识纳尔逊后的祝福。他当然不是一个普通的维多利亚海军军官。尽管他在皇家海军的服役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如出一辙，他是拿破仑战争的老兵，曾在“冥想者”号上指挥过“泰晤士河号”护卫舰。但在1811年，他还是一个有点特立独行的人，在波罗的海对他寄予厚望。在与美国的短暂战争中，他卷入了一场非正统的两栖战争。

他参加了英军1814年在切萨皮克湾地区对华盛顿和巴尔的摩的非正规两栖攻击，当时英国军队烧毁了白宫和国会大厦，他在战后和平时期名声鹊起。他的名字出现在皇家海军完全熟悉的水域，在圣文森特角附近，但他是以卡洛斯庞萨的假名下参加的战斗。当时，英国卷入了一场猫捉老鼠的外交游戏，而她的老盟友葡萄牙则陷入了一场混乱的内战。在1820年的一段动荡时期之后，葡萄牙王室首先被驱逐出境，然后在约翰六世的统治下恢复为君主立宪制，国家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他于1826年去世，他的两个儿子展开了全面战争，堂·佩德罗得到了贵族和自由主义当权者的支持，他想让他刚出生的女儿玛丽亚·德·格洛丽亚(Maria De Gloria)登上王位，而堂·米格尔则得到了军队和教会的支持。当米格尔于1828年夺取政权后，英国正式奉行中立政策，但帕默斯顿对越来越专制的政策感到不满。他还担心法国可能会趁机闯入这一涉及英国战略利益的贸易领域，当包括纳皮尔在内的一些英国海军军官为佩德罗的事业而辞去他们的职务时，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纳皮尔指挥了一个解放军团，在1833年7月在圣文森特角附近击败了塞舌尔的主力舰队，然后他开始占领瓦伦西亚和里斯本。七年后，当皇家海军占领贝鲁特和阿卡，并在第二次土耳其-埃及战争中命令奥斯曼帝国交出舰队时，他又行动起来了，哈夫宁又恢复了他的使命，在卡洛斯蓬扎岛的冒险和攻陷瓦伦西亚的行动中都离不开他的参与。

不久之前，在欢送他赴任的晚宴时，他的老朋友帕默斯顿提醒在场的人，当他们要赢得一场战争时，面前摆着一位英勇的指挥官，他已经“挽救了葡萄牙的自由。”这个推论是显而易见的：任何有能力对抗葡萄牙暴政的人，都轻易地击败沙皇和他的北方港口军队。帕默斯顿说，在瓦伦西亚被围困期间，英国使节威廉·罗素勋爵访问了纳皮尔的总部，亲自了解了事态的发展：
“威廉·罗素勋爵告诉我，他们遇到了一个穿着很随便的人(大笑)，后面跟着一个肩上扛着两支火枪的家伙。(再次大笑）他们先把他当作《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人物(大笑)，但这些人会被证明自己的英勇，除了我右边那个英勇的海军将军，还有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在他后面(笑声)。“嗯，纳皮尔，”罗素勋爵问。“你在这里干嘛？”“啊，”我那勇敢的朋友说，“我正等着占领瓦伦扎西亚呢！”“但是，”威廉勋爵说，“瓦伦西亚是一座坚固的城镇，你必须知道，我们士兵都知道坚固的城镇是如何被攻占的。你必须开辟战壕，你必须接近城堡，你必须建立一个炮兵阵地；而所有这一切需要大量的时间，必须按照规则来做啊。”我勇敢的朋友说：“我没有时间。(欢声笑语)我这里有几件蓝色夹克和几把我船上的枪，我打算带一封信去那座城市。”(笑声)所以他就这么做了。他写信给总督，告诉他最好投降。总督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欢呼声和笑声)，因此他投降了。”在改良俱乐部的那个快乐的夜晚，人们对黑查利能够在波罗的海重展功绩抱有很高的期望。在饮酒和爱国热情的推动下，在场的人感到欣慰的是，在俄罗斯威胁面前，这位似乎是代表英国决心的人物的出现，令他们感到欣慰。其他人则不那么确定。“我急于把纳皮尔置于重压之下，”格雷厄姆3月8日对克拉伦登说。

“他太喜欢在岸上招摇过市，喜欢晚餐和演讲，我们现在必须认真地工作。”就连纳皮尔的船长也对此表示怀疑。像他父亲一样，亨利·拜恩·马丁注定要当海军上将，但1854年，他有点不情愿地在纳皮尔的舰队服役，他对他的司令官的看法并不特别认同：“我选择查尔斯·纳皮尔爵士指挥波罗的海舰队是一件令人瞩目的事情，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公众似乎都持怀疑态度。他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表现出指挥舰队的能力，据说他缺乏指挥能力和胆量这两项最重要的素质。他作为一名幸运而成功的海盗而声名狼藉，但我怀疑俄罗斯人是否会被一个名字吓到。”拜恩·马丁在一个方面是对的。就像许多军队指挥官的情况一样，纳皮尔最好的岁月确实已经过去了(他是68岁的人)，但年龄并没有使他的能力萎缩。早在1853年夏天，当俄国军队入侵公国时，他就警告阿伯丁注意俄国北方舰队造成的危险。考虑到这一点，他决定将自己的船只部署在哥本哈根以南的科格湾(K Ge Bay)，在那里，如果俄罗斯出兵，他将能够守卫通往北海的出口。与此同时，他派出由海军少将詹姆斯·普拉姆里奇指挥的海军中队，侦察靠近芬兰湾的海上路线，这一咄咄逼人的部署似乎证明改革良俱乐部的成员们对他所表现出的纷杂的自信是有道理的。他的下一步行动将取决于尼科拉对克拉伦登最后通牒的答复，克拉伦登最后通牒已经规定俄国军队必须在6天内撤出公国。3月28日，在最后通牒到期两天后，英国和法国向俄罗斯宣战。

四十年前，两个不太可能结盟的国家展开生死相搏，现在他们在旨在破坏1815年和平协议的第一次欧洲战争中并肩作战。在纳皮尔舰队离开本国水域后不久，由海军中将萨尔·瓦尔·德斯切内斯指挥的九艘军舰、六艘护卫舰和九艘蒸汽船组成的法国舰队出发前往波罗的海地区。与此同时，法国的第一批军队开始在马赛起航：他们最终将组成四个步兵团和两个骑兵旅。至少纳皮尔确信，一旦发生军事行动，他的职责将是什么。对军队的作用，不能有任何的信心。越来越明显的是，俄罗斯不会让步，拉格伦忙于处理来自英国和法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情报和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的情报。这些似乎表明，俄国人已决定把他们的春季攻势集中在多布鲁贾，这里是巴尔干山脉和黑海西部海岸之间的沼泽地带。虽然塞里斯特里亚和舒拉这两座重兵把守的城镇，以及古罗马的图拉真长城阻挡了他们的道路，但俄国最高统帅部认为，军队的集中将使俄国军队能够越过土耳其边界，在英法两国进行干预之前夺取君士坦丁堡。在3月底，两支俄军在加拉茨和图尔恰越过多瑙河，开始围攻西里斯特里亚。面对俄罗斯的猛攻和土耳其被入侵的可能性，拉格伦不得不考虑适当的反制，但首先，一切都取决于伯戈因和阿登特的调查结果。最初，两名工程师认为军事援助应限于保护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并在加里波利展开行动，保卫马尔马拉海的陆地的咽喉和通往君士但丁堡的海上航道，但他们对其他区域的行动不感兴趣。事实上，法国人已经在坎罗伯特将军和博斯奎特将军的指挥下，分两次向加利波利派遣了15000人的军队，而且可以预见的是，他们已经征用了最好的住所。同样，他们很快就建立了一个体面的餐厅供军官们使用。从海上看加里波利，那里呈现出一幅令人愉悦的景象，它的房屋沿着山坡的曲线分布，与蔚蓝的天空相映成趣，但这只是一种幻觉。抵达后不久，威廉·霍华德··罗素(William Howard Rusell)在给《泰晤士报》的第一份报道中称，“这是一个“糟糕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虽然风景如画，但令人非常不舒服。”当第一批法国士兵登陆时，他们发现了一座迷宫般的嘈杂的棚屋，比他们在北非遇到的任何东西都要糟糕。即使是外籍军团的两个团的老兵，在五月中旬到达时，也对他们的条件感到震惊。在最初的法国战争计划中，他们并没有打算在远征军中扮演任何角色，圣·阿尔诺认为军团的责任是驻守阿尔及利亚，但拿破仑却不这么认为。他相信他们的存在可能会鼓励俄罗斯军队中的波兰军官逃亡，他也许是对的。确实有一批人跨过了盟军的防线，很好地为他们的新主子服务。他们当中有一位是塔鲁丁团的乔达西维奇上尉，他继续用他的英文名字霍达塞维奇写了一篇关于这次战役的通俗报道。他的努力也得到了很好的回报，他向盟国提供了有关俄国防御的情报，作为回报，他被任命为参谋，并每天支付9.6法郎的报酬。未来的弗朗索瓦·阿切·巴赞元帅参加此次远征，他带着她的新婚妻子索莱达和她的钢琴一起去了加利波利。她并不是唯一一位参战的军人妻子，法国和英国的军队都有大量的军人妻子陪伴，以及各种阵营的追随者，但她是被公众接受的第一人。

那年夏天晚些时候，当内伊元帅的儿子因霍乱而垂死时，索莱达·巴赞带他到她的乐队驻地，用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奏鸣曲来对他弥留的最后几个小时进行慰抚。为这位名门望族的不幸后裔所做的临终抚慰，通过讣告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批从马耳他出发的英军将于4月中旬抵达。纽卡斯尔对法国将领的任命作出了反应，任命了一名对应的英国军官，拥有相应的权利来指挥加利波利的军队；这将是斯特拉特福特的责任。这个职位落到了陆军少将乔治·布朗爵士身上，他是半岛上的另一位退伍老兵，他在全军都以坚持自己的士兵穿着正确的制服而闻名。作为一个脾气暴躁、脾气暴躁的苏格兰人，他对法国人的评价也很低，由于缺乏机智，他已经被任命为拉格伦的二把手。哈丁格指责布朗没有判断力，脾气差、缺乏管理技巧和远见，无法成功地与一个潜在的敏感盟友打交道。经过一段不愉快的旅程，布朗长途穿越法国到马赛，然后乘船前往马耳他。他和他的步兵和工程兵先遣队于4月初抵达加利波利，开始为英军主力的到达做准备。拉格伦说，他们的旅程是英国向土耳其运送军队时将面临的问题的又一个例子，尽管大多数高级指挥官没有经过漫长的航程，但他们仍然有一次穿越法国的陆路旅行，“非常疲劳”，他们都遵循一条类似的路线，横渡大海到马耳他，然后从那里到达加利波利。拉格伦选拔工作人员和高级部门的官员也被证明是漫长和费时的。此外，这是一种可能会任人唯亲的做法，而且正如在军事行动中经常发生的那样，高级官员们沉溺于争夺职位，这是维多利亚时代军队的一句格言：“战争费用、死亡和疾病是迅速晋升的最佳手段。”在这方面有一个例子很有代表性，乔治王子--即剑桥公爵，是国王乔治三世的孙子和维多利亚女王的表弟，(有传言说，曾经有人认为他是候选的女王的丈夫，尽管年轻的女王觉得他很丑，他的皮肤状况也很糟糕)。1852年，他被认为是惠灵顿的潜在继承者，成为总司令，这一建议被阿尔伯特否决，他声称他的亲属“不会在公众事务中发挥任何作用”，但尽管令人失望，这位35岁的军人还是决心利用即将到来的冲突来推进他的职业生涯。他在2月11日的日记透露，他整天都在骑兵卫队忙活，，希望能够被征召前往土耳其，似乎唯一的标准是他的说服能力，而不是任何已知的军事能力。然而，两天后，女王在白金汉宫看见了他，觉得他“状态很好”，他的表弟告诉她，如果不给他在拉格伦军队的任命，这将是对他的皇室名字的一种耻辱。“我们同意他的意见，并承诺尽我们所能，”女王承诺，就在当天晚上，她在晚餐时把这件事告诉了阿伯丁。尽管人们对派遣一位王室成员到前线作战是否明智表示怀疑，但首相还是告诉纽卡斯尔，只要剑桥公爵不担任拉格伦的副职，他对剑桥公爵的任何任命都将负责。2月15日，剑桥公爵被任命为第一师的总指挥。其他人也同样忙于推进他们的任职。

骑兵师的指挥权被授予卢坎伯爵中将，他很快与哈丁格联系，请求他给予他晋升。再一次，家庭地位和影响力超过了任何军事能力，因为卢坎自1837年退伍以来一直拿着一半工资。在这段时间里，他与他在梅奥郡的爱尔兰物业上的租客发生了冲突，他对他们实行了野蛮的驱逐。诚然，作为一名年轻人，他服过役，曾指挥过第17骑兵团，但他的地位一切都归功于他的家人曾向陆军部付过25000英镑军役费。在他的指挥下，这个团是有优势的，但也是有代价的。卢坎是一位不甘心忍受愚笨的人：尽管第17枪骑兵因其聪明的出击而受到威灵顿的赞扬，但它是通过卢坎的大发脾气和精明计算赢得胜利的。有一件事促使了卢坎的任命。他是了解俄国军队方面的专家，1828年在对土耳其的战争中，他被调任为参谋，他熟悉巴尔干半岛的地形。由于英国军队只拥有该地区最基本的地图，卢坎的经验可能是无价的，在作出任命时，这当然是有价值的。虽然卢坎只要求一个旅，他得到了骑兵师，其轻旅将是英国驱逐部队的眼睛和耳朵。考虑到军队高级指挥官缺乏经验，这一任命有些道理。卢坎也许很傲慢，脾气暴躁，十七年来他都没有穿制服，但至少他知道西里斯特利亚和多瑙河平原的情况。不幸的是，还有另一位竞争者，他的姐夫詹姆斯·亨利·布鲁德内尔，即卡迪根伯爵，英国军队中最保守的人之一。他因种种错误的理由而名誉扫地。1833年，作为他对一位军官进行报复行动的结果，他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并解除了他对第15骠骑兵军的指挥权。两年后，家族的影响和40，000英镑的付款，使他获得了第11骠骑兵军的指挥权，但早期的屈辱并没有教会卡迪根任何克制。虽然他的新团以漂亮的外表而闻名，尤其是男式樱桃色紧身军裤，但它的华丽来自于一个无情的政权。鞭笞司空见惯，军官们被要求遵守严格的标准，或者被调到其他兵团，而在1840年，卡迪根在决斗中打伤了哈维·塔克特中尉，这超出了法律的范围。卡迪根选择在上议院与他平起平坐的情况下接受审判，当他于1841年2月被宣告无罪时，公众丑闻一直伴随他。甚至在他被指控之前，他就迫害另一名军官约翰·雷诺兹上尉。雷诺兹上尉在一次团餐中为一位客人点了一瓶莫泽尔葡萄酒。在正常情况下，这只会被认为是一种轻微的违反礼仪的行为，哈丁根下令提供香槟服务，但雷诺兹被认为是一个局外人，不应得到绅士的服务。

原因呢？他曾在印度军队服役，在那里，他被认为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中产阶级职业军官。(事实上，他和他的堂兄理查德·雷诺兹-卡迪根嘲笑的另一个目标-来自一个富有的地主家庭。随着黑瓶子事件(雷诺兹被指控指使波特，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和卡迪根发现，每当他出现在伦敦公共关系布莱顿的公共场合，这一争吵就成了公众所知的事情(雷诺兹曾被指控订购波特酒，这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尽管卡迪根拒绝雷诺兹调往皇家军事学院的新岗位，桑德赫斯特和这一事件只有在拉格伦的干预下才得以解决，这是他在日记中记录的许多“令人不快的事项”之一。即使如此，这也不是卡迪根恶名的全部。1844年，他被指控与威廉·帕吉特勋爵的妻子有染，但事实证明，后者对他采取的法律行动没有成功，但出庭只是增加了伯爵的名声。
对于任何一位英国高级军官来说，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够糟糕的了，有足够的理由应该阻止这种情况；不幸的是，拉格伦还有一次可以阻止的机会，但这一点也被忽视了。卡迪根与卢坎最小的妹妹结婚，两人与1844年分道扬镳，两个男人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们竟然在同一个部门服务，更不用说一个人听命于另一个人了，但社会地位才是最重要的。哈丁格没有征求拉格伦的意见，他知道拉格伦是布鲁登尔斯家族的朋友，于是他就把轻骑兵旅交给了头脑急躁的轻骑兵军官。这一消息没有赢得全军的认可；事实上，它在下级军官中引起了惊愕，“两个大傻瓜无法从英国军队中被掏出来，”第四轻龙骑兵上尉亨利·门罗（HenryPortal)指出。与这一具有潜在爆炸性的任命相比，剩下的职位充满了歧义。布朗被授予轻型师的指挥，伯戈因被任命为总工程师，其他师的职位交给与拿破仑作战的军官：乔治·德莱西·埃文斯爵士(第二代)、理查德·英格兰爵士(第三代)和乔治·卡斯卡特爵士(第四代)。为了组成拉格伦的班子，温文尔雅的詹姆斯·埃斯特考特爵士成为副官，而另一位没有经验的军官-德·罗斯勋爵担任军需官。虽然这些高级军官都是公认的老人，但也有相当多的优秀步兵准将，包括威廉·艾尔、科林·坎贝尔和J.L.彭恩伐策，他们都表现了带领着他们的士兵战斗的冲劲和勇气。其余的骑兵部队、重装旅的指挥权交给了詹姆斯·斯卡利特，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在骑兵中以马术精湛而闻名，尽管带兵的熟练程度还有待商榷。1854年4月5日，正式宣战一周后，哈丁格下令拉格伦前往战场，他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君士坦丁堡的安全。虽然总司令承认，伦敦和加利波利之间的距离意味着拉格伦将被允许行使自己的判断和酌处权，但他仍然明确表示，他将接受政府的总体指挥：“陛下非常高兴地任命阁下为她的军队的一支分遣队的指挥官，并受聘于某一特定的任务，我必须希望您能尽早接受这支部队的指挥权，并执行从女皇陛下的大臣们那里得到的指示。”他的助手包括四名副官，所有这些人都是亲戚关系(伯格什少将，普莱特上尉)。

奈杰尔·金斯科特上尉和萨默塞特·卡尔索普中尉)。拉格伦于4月10日晚启程前往巴黎。陪同他的是剑桥公爵，几百名祝福的人聚集在一起，为他举行了令人振奋的告别仪式。1808年，一支英国远征军在蒙德戈湾登陆，开始在葡萄牙对抗拿破仑的军队，这是英国军队自那以后第一次与一个欧洲强国作战。正如《泰晤士报》记载的那样，拉格伦将享受“有史以来离开这片海岸的最优秀军队”的指挥。

第九章
不稳定的合作伙伴
“我对总司令感到不安。让圣·阿尔诺领导拉格伦，他绝不干！马尔伯勒和尤金成功地合作了，其他伟大的将军也成功地合作了，为什么无名之辈却做不到呢？”
---克拉伦登伯爵致考利勋爵

1854年2月27日
战争初期，英国和法国在共同的行动上就遇到困难。近代历史是原因之一。滑铁卢仍然让许多法国军官耿耿于怀，而拉格伦和他的高级指挥官们发现，要适应一个昔日的敌人现在是盟友的想法并不容易。对皇家海军来说，情况更糟。自1815年以来，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准备与法国的进一步战争，他们认为法国是他们在欧洲的主要对手。缺乏先例是另一个因素。当威灵顿与拿破仑作战时，他喜欢与同盟伙伴共享过最松散的合作区域，宁愿进行非正式的协商，也不愿达成硬性的协议。即便如此，他对自己在半岛上的盟友一点也不尊重，并同意他弟弟理查德的评价，即他“宁愿接受一条最喜欢的狗的保护，也不会去信任整个西班牙军队，”他的士兵们也同样不以为然。51英尺高的二等兵惠勒写到：“葡萄牙人是最迷信，最肮脏，最可怜的一群魔鬼。”“在没有看到他们的情况之前，很难想象欧洲有这样一个低劣的民族。”

鉴于这种令人不安的背景，建立可靠的工作关系至关重要。然而，民族自豪感和威望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在英国享有海上霸权的同时，她派遣了规模较小的陆军部队。两栖作战的性质显然使英国在海上拥有霸权，但在陆地上，法国享有霸权，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全面指挥。意识到这一差异，拿破仑三世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应该任命一名法国军官为盟军最高指挥官，土耳其人应由法国直接控制。这对英国人来说是令人不快的，但是，纽卡斯尔却回避了这个问题，而是敦促拉格伦把两支军队尽可能地分开行动，而且时间越长越好。他的初步命令是在黑海和马尔马拉海之间的一条战线上保护君士坦丁堡，并在作出必要的部署的同时，他奉命“指挥”圣·阿尔诺和奥马尔帕夏，以防止他们行动阻碍自己。至于法国人，圣·阿诺尔对他的地位的重要性感到怀疑，“让我们为国家利益着想，”拿破仑在圣·阿尔诺离开马赛之前告诉他，“我们不会被任何人愚弄的。”不幸的是，正式协议对解决这一混乱局面收效甚微。3月12日，英国、法国和土耳其签署了一项三方条约，同意向位于欧洲和亚洲的奥斯曼帝国提供军事援助，以抵御俄罗斯的侵略，但总体指挥问题留待“共同磋商”，第四条承认这三支军队仍将各自由其自己国家的指挥官负责。4月10日，《伦敦公约》批准了该协议，但也没有澄清这一问题。随着战役的进行，未能建立一个全面的指挥和控制的严密的系统被证明在三国之间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拉格伦于4月11日抵达巴黎，在那里，他和剑桥公爵分别会见了考利和法国国防部长让·瓦朗特元帅。然后，乘坐皇家马车前往杜伊勒里宫面见拿破仑三世。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拉格伦和他的工作人员受到了盛情款待。他们与皇帝共进晚餐，参观了歌剧院，并视察了法国军队在战神广场上的阅兵。他们甚至受到热情的人群欢呼“万岁！”这一事件非比寻常，以至于法国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但很少或根本没有谈到共同战略的演变。事实上，当拉格伦见到圣·阿尔诺时，这个问题被礼貌地忽略了，法国元帅大部分时间都在讨论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潜在缺陷。(在离开伦敦之前，克拉伦登曾告诉拉格伦，土耳其军队因可憎的行径而被削弱了。)这次会面以非常友好的方式结束，拉格伦从巴黎发来的信件留下了一种不安的印象，即两人都宁愿回避这个话题，也不愿在战争正式开始前正面面对这个话题。对于平易近人、彬彬有礼的拉格伦来说，这是一段令人愉快的插曲。他喜欢了解法国军队，特别是骑兵，因为他自己不是骑士，他发现法国骑兵很有战斗力，装备精良，他似乎很喜欢拿破仑的陪伴，这两个人是在皇帝流亡伦敦期间相识的。考利也被证明是有用的，因为他从不信任拿破仑三世和他的军事野心的老保皇派那里听到了流言蜚语。他还透露，拿破仑的同父异母兄弟莫尔尼公爵涉嫌与俄国人串通，并向他们展示盟军的战争计划。关于这一点，他已于3月6日写信给克拉伦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赞成我们的军队独立，否则我们将被流氓所出卖。”

在某种程度上，英国人的立场上存在有一定程度的偏见，圣·阿尔诺被英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认为是一名政治暴发户，他在可疑的集团中呆了太长时间，但考利可以看出，俄罗斯人在法国媒体上宣传这样的观点：在东方的战争只会保护英国的势力范围的利益。在导致战争的整个谈判过程中，英国大使警告克拉伦登，法国与俄罗斯的单独达成协议并非不可能。“我不得不担心，这些做法对皇帝及其政府产生了一定影响，”他在1月19日写道。“不是因为他们赞同这些作家的观点，而是因为他们看到后者所采用的观点已经对公众产生了影响，而且在东方的战争将是绝对不受欢迎的。”因为威灵顿的侄子考利对同盟国力量的怀疑也许是不可否认的，但他在两国之间的协约中最重要的一点上是正确的。拿破仑从一开始就向英国大使明确表示，法国应被视为高级合作伙伴。在与拉格伦的私下谈话中，考利提醒他，他已经就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写信给克拉伦顿登了。就法国人对指挥问题的态度而言，没有任何问题得到解决，也不太可能得到解决。正如考利所写的那样：“阁下自然会问这是怎么回事，我只能回答说，这是由于法国政府和法国人性格的天然缺陷所造成的。每个部门之间没有统一的行动，没有协调一致，没有意见交流。每个部门都是自己行动，不考虑他人，每个部长都嫉妒干涉他认为自己的特权，因为他决心利用这些特权。因此，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门在同一业务中，一切都是混乱的。然后，法国人的虚荣心，君士坦丁堡的军事和海军职位的竞争，以及双方都不喜欢在平民的领导下进行战争，这些都开始发挥作用了。简而言之，如果爵爷大人像我有时看到的那样，在幕后看到的话，你会惊讶地发现，在与法国政府的复杂问题中，任何工作都是完全没有进展的。”

这些悲观的预言只会使拉格伦对和以前的敌人的合作关系更加不安。他推测，也许只要两军在战场上团结起来，就能找到一种合作的方式。毕竟，纽卡斯托只是告诉他，他只需要征求法国人的意见，当然不必听从法国人的命令。
4月18日上午，拉格伦乘坐火车前往索恩河畔的沙隆，当他被迫乘内河轮船前往里昂时，法国铁路系统的缺点很快暴露出来了。正常情况下，他会用同样的方法继续去阿维尼翁，但是罗纳河很低，他和他的工作人员不得不乘坐马车来完成他们穿越法国的漫长而痛苦的旅程。当他们最终在4月20日晚抵达马赛时，地中海的一场大风使他的航行推迟了48个小时。直到一周后，他才抵达加里波利英国舰队基地。在那里，他发现布朗在困难的情况下尽了最大的努力。法国人先发制人，在比较舒适的土耳其地区安顿下来，给英国人留下了很小的空间，两个阵营之间也发生了很大的摩擦。拉格伦的第一命令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提醒他的部下们需要与“一位盟友合作，”几个世纪以来，英国一直反对这位盟友，但事实证明，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英国军官有一种令人遗憾的倾向：他们在加里波利的高级法国设施中表达不满，而布朗则对各级指挥官都不屑一顾。圣·阿尔诺把他描述为“一个奇怪的反复无常的家伙，而且是行动和表达不一致的人，”而领导法国第三师的拿破仑王子则是”最不讨人喜欢的皇室成员。”也有风格上的差异。法国军官认为自己在军事上有更多专业性，而他们认为英国人无可救药，尽管令人喜爱，但也只是一群吃货。与他们自己被任命和被任命的指挥官形成对比的是，大多数英国高级军官似乎对外观不感兴趣。拉格伦穿着一件简单的军大衣，剑桥公爵穿着一件花呢夹克来到这里，卢坎更喜欢一件狩猎外套而不是一件军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