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热爱新中国(转载)
楼主：怀旧隐士
时间：2019-03-29 08:56:54
《知识分子热爱新中国》
作者：碧薇萍
第一卷 知识分子热爱新中国
1、海外学子纷纷回国（1）
在旧中国，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留学海外或旅居海外，其中有许多优秀人才。新中国的成立，使他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唤起对祖国的憧憬与向往。他们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急切地希望回到祖国，想为建设新中国出力。不少人经过千难万险，摆脱种种阻挠和迫害，才回到祖国怀抱。
他们当中，有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如钱学森）、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经济学家等等。他们成为新中国许多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为发展祖国科学事业、文化事业、经济建设和国家建设，为培养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著名画家徐悲鸿当年曾致信好友陈西滢，表述他对新中国的看法，劝说在国外的陈西滢能够早日归来。
这封信很有代表性，特引录如下：“解放以来，不通音问已及一年。弟因曾无违反人民之迹，得留职至今。去年曾被派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原想得晤足下及在欧友好，未能进入巴黎，在捷京会后即归，不及两月。”“兄等须早计，留外终非久法。弟素来不喜欢政治，惟觉此时之政治，事事为人民着想，与以前及各民主国家不同。一切问题尽量协商，至人人同意为止。故开会时决无争执，营私舞弊之事绝迹。弟想今后五年必能使中国改观，入富强康乐之途。兄等倘不早计，尔时必惆怅无已。”
“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
第一个回到新中国的彭桓武教授，是中国原子弹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当他从爱尔兰启程时说，“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的五年间，各行各业的华侨华人归国者近十八万人。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二十三位科技专家中，有二十一位是从海外留学归国的。
正是钱学森、陈宗基、王淦昌、钱伟长、钱三强、华罗庚等科学家奋战在新中国的各条战线上，缓解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科技人才短缺的艰难局面，奠定了新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展示国力的最初基础。
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诚恳邀请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共领导人非常清楚地看到，知识分子不仅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更重要的是在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大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发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指示，强调：“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在解放战争开始后不久，毛泽东曾亲笔复信正在苏联留学的蔡和森、张太雷、赵世炎烈士的儿子蔡博、张芝明、赵小炎和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等，勉励道：“希望你们一天一天成长，壮健，愉快，进步；并望你们团结一切留苏的中国青年朋友，大家努力学习，将来回国服务。”
1950年8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讲话，阐述了知识分子在恢复经济和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他说：为了在满目疮痍的旧中国的破烂摊子上进行建设，“现有的专家不是太多而是不够”，“现在愈接触各种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一年以后，1951年8月，他又在有各部门负责人和很多知识分子参加的会议上再次指出：现在，“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这是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一个困难，也是中国的一个特点。”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毛泽东、周恩来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就注意同大批留学生、高级知识分子建立并保持广泛的联系，在密切交往中逐步加深理解和增进友谊。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分管知识分子工作的周恩来开始积极争取中国在西方的留学生回国工作。
1948年，周恩来在西柏坡听取从美国回来的中共党员杨刚的工作汇报。1949年夏，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安排赴美留学的中共党员徐鸣又专程回国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在美国开展这项工作的情况。周恩来指出：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
紧接着，1949年12月6日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分别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设立留学生回国招待所，全权负责接待回国的留学生。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诚恳邀请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到1955年底，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已有1500多人。周恩来并不满足于此，他指示争取留学生归国工作组的同志们要再接再厉，争取更多的留学生回国。1956年2月22日，他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闭幕后，迅速审阅批准了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的争取留学生归国工作组《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在批语中明确指出：现在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几千留学生，“他们大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具有专门知识，不少人已经是科学家和高级技术人员”，“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很大的后备力量，必须大力争取他们回国参加建设”。
2、海外学子纷纷回国（2）
中国留学生为国为民觅知求学，学成后冲破重重阻力回国，报效国家
在旧社会，中国许多知识分子认识到封建统治者的腐败，痛感国家贫穷落后，叹息自己报国无门。他们同国内各阶层人士一样，对推翻封建统治、建设繁荣富强新中国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懂得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振兴和崛起的领导核心和希望所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国民参政员黄炎培。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同其他5位国民参政员褚辅成、冷鹬、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应中共中央的邀请访问延安。在短短的95个小时的访问中，黄炎培为延安的进步向上、军民团结、清廉公正的精神风貌所打动，耳目为之一新；中共领袖人物的政治理想和道德作风，更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感叹“百闻不如一见”。他以自己半个世纪历尽沧桑、见多识广的政治眼光作出判断：只有中国共产党作为独立力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才会给中国革命和今后的国家建设带来光明的前景。访问结束回到重庆的黄炎培，为了将长期遭到歪曲宣传的延安的真实情况告诉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不辞辛苦写出《延安归来》一书，冒险出版发行，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喜讯，给那些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带来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希望，并在海外掀起了一场为建设新中国服务的留学生回国高潮。
1950年1月，中国留德学生会向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请求协助返国服务。7月1日，他们在致中华全国学联的信中表示：“我们对于新中国的一切寄予无限的热忱与关怀。”
3月1日，中国留美学生回国服务委员会在给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的信中说：“盼望你们不断地指示或协助，使学有专长，决心为人民服务的同学一批一批地回到祖国的怀抱，为建设新中国去工作！”
3月25日，中国留日同学总会在致全国学联的信中说：“我们得知祖国已经迈上建设之途”，“使我们深深感到留日同学们的责任之重大以及祖国对我们所期待之盛。由是，已从大学、专科学校毕业的同学与侨胞联合起来共同成立了留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并着手组织归国促进委员会，以期将取集团行动，突破一切障碍与困难，归回祖国怀抱。”
8月10日，奥地利中国学生会在给全国学联的信中说：“我们一方面为灿烂的祖国前途欢欣鼓舞，另一方面我们也积极地在把握时间，充实自己，提早回国为人民服务。”
12月7日，中国留英学生总会文书翁世功在致全国学联的信中说：“祖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已建立了许多光荣显著的事业”，新中国“多方面建设正在积极的进行中，全国人民都正兴奋地拿出自己的力量建设幸福的新社会，这正是我们应当回去的时候了”。
但是，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回国服务的正义行动，却受到西方国家的阻挠和刁难，最为突出的是美国政府。他们对于打算回国的科学技术人员，特别是研究航空工程和原子能的专家，百般阻挠。但是，一批批中国留学生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团结斗争，硬是冲破重重困难，抛弃了一切优厚的物质条件，回到了新中国。
1950年2月，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归国途中在香港发表了《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他在信中以激情的语言说：“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但也许有朋友说：'我年纪还轻，不妨在此稍待。'但我说：'这也不必。'朋友们，我们都在有为之年，如果我们迟早要回去，何不早回去，把我们的精力都用之于有用之所呢？总之，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为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1951年9月，21名中国留美学生乘船返国，当船抵檀香山时，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强迫学理工和医学的吴铱、刘安华等9位留学生乘小船返美，而不准其回国。以后，几经波折，他们才于10月再次离开美国，于11月回到祖国。
研究导弹的著名专家钱学森本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决心放弃优越的工作条件、优裕的生活环境，回国投身祖国的建设事业，却遭到美国政府以种种蛮横手段强行阻挠。1955年春，毛泽东针对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声言要对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大规模报复”的核讹诈演说，询问周恩来：“在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我们的人才如何？”周恩来如数家珍地回答：“我们有这方面的人才优势，钱三强与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夫人同在一起工作过，杨承宗和彭桓武是从法国、英国回来的著名放射物理学家，另一位在美国'火箭之父'冯·卡门博士门下工作过的导弹专家钱学森教授，我们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争取他早日归国。”
1955年6月，周恩来在得知钱学森通过秘密渠道急切请求中国政府帮助他回国的消息后，立刻指示在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以中国政府将采取提前释放11名美国战俘的重大行动，要求美国政府取消对钱学森等归国的无理限制。在王炳南的大力推动下，8月5日，钱学森终于接到了美国移民局的通知，被允许离开美国。同年10月钱学森回国。当时周恩来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长期没有积极结果，但是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一件事情，会谈也是值得的，是有价值的。”
当时，紧随美国政府的英国政府，也对中国学生的回国进行阻挠和刁难。
留英、留美中国学生回国都要取道香港，英国政府命令香港当局在香港签证问题上进行多方阻挠，以致在香港办签证竟要花两三个月时间，使归国留学生们难以承受长时间滞留香港的费用。但是，英国政府此举终究无法阻止中国留学生报效祖国的热情。
李四光是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对地质力学理论和中国地质构造的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1948年，他作为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到伦敦出席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后留居英国。新中国成立那一年，周恩来嘱咐郭沫若借出国的机会，带信给李四光，希望他早日归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年底，李四光冲破重重阻力，从英国取道瑞典、意大利秘密回国，于1950年5月回到北京。李四光的夫人许淑彬回忆道：“到了北京，许多新旧朋友都来迎接。有的老朋友告诉仲揆（李四光的字），解放后不久人民政府就曾考虑召开第一次全国地质会议，但周总理指示要等仲揆回国后再开。谁知一直等了5个月还不见仲揆回来。于是有人造谣说：李某人是不会回来的，他去台湾了。周总理听了这话后说：我相信他不会去台湾，现在还没有回来，一定是给什么困难耽误了，我们一定等他回来再开会。仲揆听到总理这样信任他，极为感动，就决定听从党和政府的安排，留在北京工作。”李四光住进北京饭店的第二天，周恩来到住处去看他，一见面就说：“你终于回来了，欢迎，欢迎！祖国需要你呀！”
不久，李四光便接受周恩来的要求，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领导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全面发展。1952年8月，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部长。
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8月到1950年底，有近400名中国留美学生、200多名中国留英学生（占留英学生总数的2/3），回到祖国参加建设。到1955年11月，由海外回国的留学生多达1536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就有1041人。到50年代末，回国人数增至2500名。
作者：碧薇萍
第一卷 知识分子热爱新中国
1、海外学子纷纷回国（1）
在旧中国，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留学海外或旅居海外，其中有许多优秀人才。新中国的成立，使他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唤起对祖国的憧憬与向往。他们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急切地希望回到祖国，想为建设新中国出力。不少人经过千难万险，摆脱种种阻挠和迫害，才回到祖国怀抱。
他们当中，有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如钱学森）、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经济学家等等。他们成为新中国许多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为发展祖国科学事业、文化事业、经济建设和国家建设，为培养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著名画家徐悲鸿当年曾致信好友陈西滢，表述他对新中国的看法，劝说在国外的陈西滢能够早日归来。
这封信很有代表性，特引录如下：“解放以来，不通音问已及一年。弟因曾无违反人民之迹，得留职至今。去年曾被派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原想得晤足下及在欧友好，未能进入巴黎，在捷京会后即归，不及两月。”“兄等须早计，留外终非久法。弟素来不喜欢政治，惟觉此时之政治，事事为人民着想，与以前及各民主国家不同。一切问题尽量协商，至人人同意为止。故开会时决无争执，营私舞弊之事绝迹。弟想今后五年必能使中国改观，入富强康乐之途。兄等倘不早计，尔时必惆怅无已。”
“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
第一个回到新中国的彭桓武教授，是中国原子弹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当他从爱尔兰启程时说，“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的五年间，各行各业的华侨华人归国者近十八万人。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二十三位科技专家中，有二十一位是从海外留学归国的。
正是钱学森、陈宗基、王淦昌、钱伟长、钱三强、华罗庚等科学家奋战在新中国的各条战线上，缓解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科技人才短缺的艰难局面，奠定了新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展示国力的最初基础。
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诚恳邀请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共领导人非常清楚地看到，知识分子不仅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更重要的是在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大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发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指示，强调：“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在解放战争开始后不久，毛泽东曾亲笔复信正在苏联留学的蔡和森、张太雷、赵世炎烈士的儿子蔡博、张芝明、赵小炎和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等，勉励道：“希望你们一天一天成长，壮健，愉快，进步；并望你们团结一切留苏的中国青年朋友，大家努力学习，将来回国服务。”
1950年8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讲话，阐述了知识分子在恢复经济和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他说：为了在满目疮痍的旧中国的破烂摊子上进行建设，“现有的专家不是太多而是不够”，“现在愈接触各种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一年以后，1951年8月，他又在有各部门负责人和很多知识分子参加的会议上再次指出：现在，“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这是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一个困难，也是中国的一个特点。”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毛泽东、周恩来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就注意同大批留学生、高级知识分子建立并保持广泛的联系，在密切交往中逐步加深理解和增进友谊。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分管知识分子工作的周恩来开始积极争取中国在西方的留学生回国工作。
1948年，周恩来在西柏坡听取从美国回来的中共党员杨刚的工作汇报。1949年夏，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安排赴美留学的中共党员徐鸣又专程回国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在美国开展这项工作的情况。周恩来指出：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
紧接着，1949年12月6日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分别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设立留学生回国招待所，全权负责接待回国的留学生。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诚恳邀请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到1955年底，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已有1500多人。周恩来并不满足于此，他指示争取留学生归国工作组的同志们要再接再厉，争取更多的留学生回国。1956年2月22日，他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闭幕后，迅速审阅批准了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的争取留学生归国工作组《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在批语中明确指出：现在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几千留学生，“他们大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具有专门知识，不少人已经是科学家和高级技术人员”，“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很大的后备力量，必须大力争取他们回国参加建设”。
2、海外学子纷纷回国（2）
中国留学生为国为民觅知求学，学成后冲破重重阻力回国，报效国家
在旧社会，中国许多知识分子认识到封建统治者的腐败，痛感国家贫穷落后，叹息自己报国无门。他们同国内各阶层人士一样，对推翻封建统治、建设繁荣富强新中国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懂得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振兴和崛起的领导核心和希望所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国民参政员黄炎培。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同其他5位国民参政员褚辅成、冷鹬、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应中共中央的邀请访问延安。在短短的95个小时的访问中，黄炎培为延安的进步向上、军民团结、清廉公正的精神风貌所打动，耳目为之一新；中共领袖人物的政治理想和道德作风，更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感叹“百闻不如一见”。他以自己半个世纪历尽沧桑、见多识广的政治眼光作出判断：只有中国共产党作为独立力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才会给中国革命和今后的国家建设带来光明的前景。访问结束回到重庆的黄炎培，为了将长期遭到歪曲宣传的延安的真实情况告诉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不辞辛苦写出《延安归来》一书，冒险出版发行，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喜讯，给那些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带来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希望，并在海外掀起了一场为建设新中国服务的留学生回国高潮。
1950年1月，中国留德学生会向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请求协助返国服务。7月1日，他们在致中华全国学联的信中表示：“我们对于新中国的一切寄予无限的热忱与关怀。”
3月1日，中国留美学生回国服务委员会在给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的信中说：“盼望你们不断地指示或协助，使学有专长，决心为人民服务的同学一批一批地回到祖国的怀抱，为建设新中国去工作！”
3月25日，中国留日同学总会在致全国学联的信中说：“我们得知祖国已经迈上建设之途”，“使我们深深感到留日同学们的责任之重大以及祖国对我们所期待之盛。由是，已从大学、专科学校毕业的同学与侨胞联合起来共同成立了留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并着手组织归国促进委员会，以期将取集团行动，突破一切障碍与困难，归回祖国怀抱。”
8月10日，奥地利中国学生会在给全国学联的信中说：“我们一方面为灿烂的祖国前途欢欣鼓舞，另一方面我们也积极地在把握时间，充实自己，提早回国为人民服务。”
12月7日，中国留英学生总会文书翁世功在致全国学联的信中说：“祖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已建立了许多光荣显著的事业”，新中国“多方面建设正在积极的进行中，全国人民都正兴奋地拿出自己的力量建设幸福的新社会，这正是我们应当回去的时候了”。
但是，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回国服务的正义行动，却受到西方国家的阻挠和刁难，最为突出的是美国政府。他们对于打算回国的科学技术人员，特别是研究航空工程和原子能的专家，百般阻挠。但是，一批批中国留学生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团结斗争，硬是冲破重重困难，抛弃了一切优厚的物质条件，回到了新中国。
1950年2月，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归国途中在香港发表了《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他在信中以激情的语言说：“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但也许有朋友说：'我年纪还轻，不妨在此稍待。'但我说：'这也不必。'朋友们，我们都在有为之年，如果我们迟早要回去，何不早回去，把我们的精力都用之于有用之所呢？总之，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为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1951年9月，21名中国留美学生乘船返国，当船抵檀香山时，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强迫学理工和医学的吴铱、刘安华等9位留学生乘小船返美，而不准其回国。以后，几经波折，他们才于10月再次离开美国，于11月回到祖国。
研究导弹的著名专家钱学森本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决心放弃优越的工作条件、优裕的生活环境，回国投身祖国的建设事业，却遭到美国政府以种种蛮横手段强行阻挠。1955年春，毛泽东针对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声言要对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大规模报复”的核讹诈演说，询问周恩来：“在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我们的人才如何？”周恩来如数家珍地回答：“我们有这方面的人才优势，钱三强与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夫人同在一起工作过，杨承宗和彭桓武是从法国、英国回来的著名放射物理学家，另一位在美国'火箭之父'冯·卡门博士门下工作过的导弹专家钱学森教授，我们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争取他早日归国。”
1955年6月，周恩来在得知钱学森通过秘密渠道急切请求中国政府帮助他回国的消息后，立刻指示在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以中国政府将采取提前释放11名美国战俘的重大行动，要求美国政府取消对钱学森等归国的无理限制。在王炳南的大力推动下，8月5日，钱学森终于接到了美国移民局的通知，被允许离开美国。同年10月钱学森回国。当时周恩来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长期没有积极结果，但是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一件事情，会谈也是值得的，是有价值的。”
当时，紧随美国政府的英国政府，也对中国学生的回国进行阻挠和刁难。
留英、留美中国学生回国都要取道香港，英国政府命令香港当局在香港签证问题上进行多方阻挠，以致在香港办签证竟要花两三个月时间，使归国留学生们难以承受长时间滞留香港的费用。但是，英国政府此举终究无法阻止中国留学生报效祖国的热情。
李四光是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对地质力学理论和中国地质构造的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1948年，他作为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到伦敦出席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后留居英国。新中国成立那一年，周恩来嘱咐郭沫若借出国的机会，带信给李四光，希望他早日归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年底，李四光冲破重重阻力，从英国取道瑞典、意大利秘密回国，于1950年5月回到北京。李四光的夫人许淑彬回忆道：“到了北京，许多新旧朋友都来迎接。有的老朋友告诉仲揆（李四光的字），解放后不久人民政府就曾考虑召开第一次全国地质会议，但周总理指示要等仲揆回国后再开。谁知一直等了5个月还不见仲揆回来。于是有人造谣说：李某人是不会回来的，他去台湾了。周总理听了这话后说：我相信他不会去台湾，现在还没有回来，一定是给什么困难耽误了，我们一定等他回来再开会。仲揆听到总理这样信任他，极为感动，就决定听从党和政府的安排，留在北京工作。”李四光住进北京饭店的第二天，周恩来到住处去看他，一见面就说：“你终于回来了，欢迎，欢迎！祖国需要你呀！”
不久，李四光便接受周恩来的要求，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领导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全面发展。1952年8月，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部长。
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8月到1950年底，有近400名中国留美学生、200多名中国留英学生（占留英学生总数的2/3），回到祖国参加建设。到1955年11月，由海外回国的留学生多达1536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就有1041人。到50年代末，回国人数增至2500名。
楼主：怀旧隐士
时间：2019-03-29 08:56:54
3、海外学子纷纷回国（3）
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从海外归来的留学生成为新中国科教事业的中坚
新中国诞生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急需大批经济、科技和文教等建设人才。1536位从海外回国的留学生，成为新中国的无价之宝。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在当选的172位学部委员（不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61位）中，有156位留过学，占了90％。1957年5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增聘学部委员18位（不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3位），有留学经历的上升到91％。许多人带回了海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成为祖国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的奠基人和领导者。
李四光在地质部任职期间，多次对地质工作作出指示。他指出：地质部是党的地质调查研究工作部，是地下情况的侦察部。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从1955年开始，地质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战略性的石油普查工作。李四光运用他所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找到了第一个高产大油田--大庆油田。以后，我国又根据李四光的地质学理论，先后找到并建成了胜利、大港、华北等大型陆上油田；接下来，我国又在渤海、黄河入海口周边和南海发现大型石油矿区，建立了大规模的海上油田。我国已探明的石油资源储量已接近美国，成为世界主要产油国之一。李四光为中国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
华罗庚是中国杰出的数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数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50年3月回国后，他担任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从事多复变函数论中四类典型域的调和分析研究。他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数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开拓者，是1956年首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3位获得者之一。
他一生为我们留下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和专著，有的成为具有不朽价值的经典文献。他的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布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王方法”。除了纯粹的数学研究，华罗庚在数学的应用上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创造性地让数学从书斋里走出来，为国民经济服务，积极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是我国最早把数学理论研究与生产实践密切结合并在经济建设中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
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期间的文艺晚会上，华罗庚幸运地坐在毛泽东身旁。毛泽东亲切地对他说：“华罗庚同志，你也是苦出身，希望你为我们培养出些好学生来！”遵照毛泽东的嘱托，从此以后，华罗庚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十分注意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热心指导青年人成长进步。
在华罗庚的培养和悉心指导下，成长起来一大批像越民义、万哲先、陆启铿、龚升、王元、许孔时、陈景润、吴方、魏道政、严士健、潘承洞等为中国科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数学家。中国数学学派在国际数学领域影响也越来越大。
由于华罗庚在科学研究上的卓越成就，他先后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被授予法国南锡大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荣誉博士。他的名字载入了国际著名科学家的史册。
1950年8月，“两弹”元勋邓稼先在治学严谨的美国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9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10月，邓稼先出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从此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我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事业。
此后的8年间，邓稼先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邓稼先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随即，他又同于敏等科学家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成功研制氢弹，并在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癌扩散病故。他在临终前感慨道：“我选择了核武器，就意味着选择了牺牲和付出。可是，我对自己的选择终生无悔。假如生命终结之后能够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著名无机化学家、材料学专家和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首批资深院士严东生，1949年春获美国伊利诺大学博士学位后，于1950年夏回国。20世纪50年代，他解决了我国包头铁矿石中的氟化物在冶炼中对各类耐火材料的侵蚀问题，提出了选择合适材料的建议，并为发展高温氧化物特种陶瓷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与实验基础；60年代，他针对我国稀土元素蕴藏量丰富的特点，指导科研人员对稀土氧化物与其他高温氧化物体系，进行了大量基础研究；70年代，他开展了耐高温、耐腐蚀、耐磨损涂层的研究和指导工作，阐明了涂层在高温条件下的物理化学变化及其与热应力的关系等问题；80年代，他进行高温结构陶瓷，快离子异体以及无机复合材料等新领域的研究。
他先后担任中国化学会和硅酸盐学会的理事长、宇航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对中国冶金、航空、航天等工业以及国防新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被国际无机材料界公认为最有影响的学术领导人之一。
著名航天技术专家任新民，在美国密执安大学获工程力学科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担任航天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宇航学会理事长，是中国科学院首批资深院士，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半个世纪以来，他坚持深入科研生产第一线，领导和组织了我国多级火箭发动机以及试验通信卫星的研究、设计和研制，解决了大量技术关键问题。他领导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曾担任试验卫星通信、实用卫星通信、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发射外国卫星等6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与此同时，他还培养了一批具有先进水平的科技队伍，为发展我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9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重大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任新民位列其中。
著名电子学家罗沛霖1948年就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两年后获博士学位。1950年回国后，他负责筹建我国第一个现代化无线电原件厂--国营华北无线电器材厂，任总工程师兼第一副厂长。1958年，他参与指导和组织中国第一部超远程雷达的研制工作；70年代初期，他组织和指导国产计算机系列化的联合设计和研制工作。
他先后担任中国计量与测试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电子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2000年的中国电子”研究委员会副主席和电子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首批资深院士，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和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获授2000年中国工程科技奖。
回顾60年来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我们深感，中国科技事业辉煌成就的取得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中共领导人对科技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深谋远虑，二是广大科学家的不懈奋斗和艰苦努力。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和推动大批留学生回国的重大决策，为新中国建设和科技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人才基础，也为中国的民族振兴和经济发展注入了不竭的动力。
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从海外归来的留学生成为新中国科教事业的中坚
新中国诞生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急需大批经济、科技和文教等建设人才。1536位从海外回国的留学生，成为新中国的无价之宝。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在当选的172位学部委员（不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61位）中，有156位留过学，占了90％。1957年5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增聘学部委员18位（不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3位），有留学经历的上升到91％。许多人带回了海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成为祖国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的奠基人和领导者。
李四光在地质部任职期间，多次对地质工作作出指示。他指出：地质部是党的地质调查研究工作部，是地下情况的侦察部。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从1955年开始，地质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战略性的石油普查工作。李四光运用他所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找到了第一个高产大油田--大庆油田。以后，我国又根据李四光的地质学理论，先后找到并建成了胜利、大港、华北等大型陆上油田；接下来，我国又在渤海、黄河入海口周边和南海发现大型石油矿区，建立了大规模的海上油田。我国已探明的石油资源储量已接近美国，成为世界主要产油国之一。李四光为中国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
华罗庚是中国杰出的数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数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50年3月回国后，他担任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从事多复变函数论中四类典型域的调和分析研究。他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数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开拓者，是1956年首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3位获得者之一。
他一生为我们留下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和专著，有的成为具有不朽价值的经典文献。他的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布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王方法”。除了纯粹的数学研究，华罗庚在数学的应用上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创造性地让数学从书斋里走出来，为国民经济服务，积极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是我国最早把数学理论研究与生产实践密切结合并在经济建设中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
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期间的文艺晚会上，华罗庚幸运地坐在毛泽东身旁。毛泽东亲切地对他说：“华罗庚同志，你也是苦出身，希望你为我们培养出些好学生来！”遵照毛泽东的嘱托，从此以后，华罗庚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十分注意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热心指导青年人成长进步。
在华罗庚的培养和悉心指导下，成长起来一大批像越民义、万哲先、陆启铿、龚升、王元、许孔时、陈景润、吴方、魏道政、严士健、潘承洞等为中国科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数学家。中国数学学派在国际数学领域影响也越来越大。
由于华罗庚在科学研究上的卓越成就，他先后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被授予法国南锡大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荣誉博士。他的名字载入了国际著名科学家的史册。
1950年8月，“两弹”元勋邓稼先在治学严谨的美国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9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10月，邓稼先出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从此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我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事业。
此后的8年间，邓稼先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邓稼先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随即，他又同于敏等科学家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成功研制氢弹，并在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癌扩散病故。他在临终前感慨道：“我选择了核武器，就意味着选择了牺牲和付出。可是，我对自己的选择终生无悔。假如生命终结之后能够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著名无机化学家、材料学专家和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首批资深院士严东生，1949年春获美国伊利诺大学博士学位后，于1950年夏回国。20世纪50年代，他解决了我国包头铁矿石中的氟化物在冶炼中对各类耐火材料的侵蚀问题，提出了选择合适材料的建议，并为发展高温氧化物特种陶瓷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与实验基础；60年代，他针对我国稀土元素蕴藏量丰富的特点，指导科研人员对稀土氧化物与其他高温氧化物体系，进行了大量基础研究；70年代，他开展了耐高温、耐腐蚀、耐磨损涂层的研究和指导工作，阐明了涂层在高温条件下的物理化学变化及其与热应力的关系等问题；80年代，他进行高温结构陶瓷，快离子异体以及无机复合材料等新领域的研究。
他先后担任中国化学会和硅酸盐学会的理事长、宇航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对中国冶金、航空、航天等工业以及国防新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被国际无机材料界公认为最有影响的学术领导人之一。
著名航天技术专家任新民，在美国密执安大学获工程力学科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担任航天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宇航学会理事长，是中国科学院首批资深院士，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半个世纪以来，他坚持深入科研生产第一线，领导和组织了我国多级火箭发动机以及试验通信卫星的研究、设计和研制，解决了大量技术关键问题。他领导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曾担任试验卫星通信、实用卫星通信、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发射外国卫星等6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与此同时，他还培养了一批具有先进水平的科技队伍，为发展我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9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重大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任新民位列其中。
著名电子学家罗沛霖1948年就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两年后获博士学位。1950年回国后，他负责筹建我国第一个现代化无线电原件厂--国营华北无线电器材厂，任总工程师兼第一副厂长。1958年，他参与指导和组织中国第一部超远程雷达的研制工作；70年代初期，他组织和指导国产计算机系列化的联合设计和研制工作。
他先后担任中国计量与测试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电子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2000年的中国电子”研究委员会副主席和电子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首批资深院士，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和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获授2000年中国工程科技奖。
回顾60年来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我们深感，中国科技事业辉煌成就的取得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中共领导人对科技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深谋远虑，二是广大科学家的不懈奋斗和艰苦努力。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和推动大批留学生回国的重大决策，为新中国建设和科技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人才基础，也为中国的民族振兴和经济发展注入了不竭的动力。
楼主：怀旧隐士
时间：2019-03-29 08:56:54
4、数学家华罗庚回国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金坛县，父亲拥有一间小商店。初中毕业后，华罗庚曾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就读，因无钱交学费而中途退学。此后，他帮助父亲打理小商店，开始了顽强自学，用5年时间学完了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1928年，华罗庚18岁，得病留下一条瘸腿的后遗症。1929年，19岁的华罗庚受雇为金坛中学庶务员，并开始在上海《科学》等杂志上发表论文。20岁时，华罗庚以一篇论文轰动数学界，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慧眼识珠，请华罗庚到清华大学工作。华罗庚一开始在图书馆担任馆员，1931年开始在数学系担任助理。他自学了英、法、德文，在国外杂志上发表了3篇论文后，被破格任用为助教。1934年9月被提升为讲师。1936年华罗庚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两年间发表15篇论文，其中一篇关于高斯的论文给他在世界上赢得了声誉。1937年，他回到清华大学担任正教授。日本入侵中国，清华大学搬迁到昆明，以其他几所大学合并成西南联合大学，华罗庚随往。
1946年9月，华罗庚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作访问学者，并于1948年被美国伊利诺依大学聘为正教授。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华罗庚毅然决定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奔向祖国的怀抱。归途中，他写了一封致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号召留美学生回国。
华罗庚回国后，担任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1958年，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数学系主任。他以身残之躯，靠着顽强自学，终于从一个只有初中毕业文凭的青年成长为一代数学大师。他一生硕果累累，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等方面的研究者和创始人，其著作《堆垒素数论》更成为20世纪数学论著的经典。在的培养和悉心指导下，成长起来一大批像王元、陈景润、潘承洞等著名数学家。中国数学学派在国际数学领域影响也越来越大。
由于华罗庚在科学研究上的卓越成就，他先后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被多家国外知名大学授予荣誉博士。他为中国和世界数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被列为“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美国著名数学史家贝特曼称：“华罗庚是中国的爱因斯坦，足够成为全世界所有著名科学院的院士”。{1}
注释
{1} 《华罗庚》百度百科名片
http://baike.baidu.com/view/6351.htm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金坛县，父亲拥有一间小商店。初中毕业后，华罗庚曾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就读，因无钱交学费而中途退学。此后，他帮助父亲打理小商店，开始了顽强自学，用5年时间学完了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1928年，华罗庚18岁，得病留下一条瘸腿的后遗症。1929年，19岁的华罗庚受雇为金坛中学庶务员，并开始在上海《科学》等杂志上发表论文。20岁时，华罗庚以一篇论文轰动数学界，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慧眼识珠，请华罗庚到清华大学工作。华罗庚一开始在图书馆担任馆员，1931年开始在数学系担任助理。他自学了英、法、德文，在国外杂志上发表了3篇论文后，被破格任用为助教。1934年9月被提升为讲师。1936年华罗庚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两年间发表15篇论文，其中一篇关于高斯的论文给他在世界上赢得了声誉。1937年，他回到清华大学担任正教授。日本入侵中国，清华大学搬迁到昆明，以其他几所大学合并成西南联合大学，华罗庚随往。
1946年9月，华罗庚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作访问学者，并于1948年被美国伊利诺依大学聘为正教授。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华罗庚毅然决定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奔向祖国的怀抱。归途中，他写了一封致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号召留美学生回国。
华罗庚回国后，担任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1958年，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数学系主任。他以身残之躯，靠着顽强自学，终于从一个只有初中毕业文凭的青年成长为一代数学大师。他一生硕果累累，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等方面的研究者和创始人，其著作《堆垒素数论》更成为20世纪数学论著的经典。在的培养和悉心指导下，成长起来一大批像王元、陈景润、潘承洞等著名数学家。中国数学学派在国际数学领域影响也越来越大。
由于华罗庚在科学研究上的卓越成就，他先后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被多家国外知名大学授予荣誉博士。他为中国和世界数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被列为“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美国著名数学史家贝特曼称：“华罗庚是中国的爱因斯坦，足够成为全世界所有著名科学院的院士”。{1}
注释
{1} 《华罗庚》百度百科名片
http://baike.baidu.com/view/6351.htm
楼主：怀旧隐士
时间：2019-03-29 08:56:54
6、邓稼先生平
早年经历
1924年6月25日（农历五月十九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城外的邓家大屋，也叫铁砚山房的祖居内。父亲邓以蛰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母亲王淑蠲女士，操持家务。邓稼先出生8个月以后，随母亲和两个姐姐来到北平（即北京）；清代的大书法家邓石如（1743-1805年）是邓稼先的六世祖；邓以蛰四个子女，邓稼先排行第三，大姐邓仲先（姐夫：郑华炽，物理学家）、二姐邓茂先、弟邓槜先。
他出生后不久，全家迁往北平，邓稼先父亲邓以蛰任清华大学及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与杨振宁父亲杨武之是多年之交。两家祖籍都是安徽，在清华园里又成为邻居。邓稼先和杨振宁从小结下了深厚友情，后来，二人先后进了北平崇德中学。
求学报国
欢乐的少年时光并不长久，邓稼先生活在国难深重的年代，七·七事变以后，端着长枪和刺刀的日本侵略军进入了北平城。不久北大和清华都撤向南方，校园里空荡荡的。邓稼先的父亲身患肺病，喀血不止，全家滞留下来。七·七事变以后的十个月间，日寇铁蹄踩踏了从北到南的大片国土。亡国恨，民族仇，都结在邓稼先心头。
1941年，邓稼先进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成立于抗战极端困难时期，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而成，条件简陋，生活清苦。尽管如此，联大却有非常良好的学术空气，先后培养出了不少优秀人才，邓稼先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以良好的成绩圆满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业
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邓稼先图册(20张)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毅然回国
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回国后，邓稼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58年8月奉命带领几个大学毕业生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1958年8月调到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随后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
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是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许德珩的长女），1956年，邓稼先加入中国共产党。
奇迹诞生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和人造卫星。
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道他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10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鞠躬尽瘁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
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细胞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同志离开人世。
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
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
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事迹。 他是最具有农民朴实气质的科学家。
他主要从事核物理、理论物理、中子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统计物理和流体力学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他自1958年开始组织领导开展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从而迈开了中国独立研究设计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试验工作。
1979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全身大出血去世；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专程从外地赶回北京参加邓稼先的追悼会，他说：“邓稼先同志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典范，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骄傲。”
稼先逝世，我极悲痛！——邓稼先的岳父、全国政协副主席、90高龄的许德珩老人也在他送的大幅挽幛上悼念邓稼先；在地球的另一面，远隔万里重洋的昔日好友杨振宁教授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也给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教授发来了唁电。
早年经历
1924年6月25日（农历五月十九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城外的邓家大屋，也叫铁砚山房的祖居内。父亲邓以蛰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母亲王淑蠲女士，操持家务。邓稼先出生8个月以后，随母亲和两个姐姐来到北平（即北京）；清代的大书法家邓石如（1743-1805年）是邓稼先的六世祖；邓以蛰四个子女，邓稼先排行第三，大姐邓仲先（姐夫：郑华炽，物理学家）、二姐邓茂先、弟邓槜先。
他出生后不久，全家迁往北平，邓稼先父亲邓以蛰任清华大学及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与杨振宁父亲杨武之是多年之交。两家祖籍都是安徽，在清华园里又成为邻居。邓稼先和杨振宁从小结下了深厚友情，后来，二人先后进了北平崇德中学。
求学报国
欢乐的少年时光并不长久，邓稼先生活在国难深重的年代，七·七事变以后，端着长枪和刺刀的日本侵略军进入了北平城。不久北大和清华都撤向南方，校园里空荡荡的。邓稼先的父亲身患肺病，喀血不止，全家滞留下来。七·七事变以后的十个月间，日寇铁蹄踩踏了从北到南的大片国土。亡国恨，民族仇，都结在邓稼先心头。
1941年，邓稼先进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成立于抗战极端困难时期，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而成，条件简陋，生活清苦。尽管如此，联大却有非常良好的学术空气，先后培养出了不少优秀人才，邓稼先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以良好的成绩圆满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业
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邓稼先图册(20张)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毅然回国
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回国后，邓稼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58年8月奉命带领几个大学毕业生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1958年8月调到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随后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
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是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许德珩的长女），1956年，邓稼先加入中国共产党。
奇迹诞生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和人造卫星。
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道他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10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鞠躬尽瘁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
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细胞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同志离开人世。
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
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
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事迹。 他是最具有农民朴实气质的科学家。
他主要从事核物理、理论物理、中子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统计物理和流体力学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他自1958年开始组织领导开展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从而迈开了中国独立研究设计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试验工作。
1979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全身大出血去世；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专程从外地赶回北京参加邓稼先的追悼会，他说：“邓稼先同志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典范，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骄傲。”
稼先逝世，我极悲痛！——邓稼先的岳父、全国政协副主席、90高龄的许德珩老人也在他送的大幅挽幛上悼念邓稼先；在地球的另一面，远隔万里重洋的昔日好友杨振宁教授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也给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教授发来了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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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邓稼先年表
1924年6月25日（农历五月十九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
1929年 邓稼先9月入北平武定侯小学，至3年级。
1932年 邓稼先入北平四存小学四年级，至毕业。
1935年 邓稼先11岁，入北平志成中学，读一年级。
1936年 邓稼先12岁，插班考入北平崇德中学初中二年级，读至高一（因抗日战争，崇德中学在1939年停办）。这三年，他在英文、数学、物理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崇德中学，与高他两班的杨振宁成为好友。
1937年 邓稼先13岁，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搬迁至云南昆明。因父亲患重病，邓稼先一家滞留沦陷后的北京。
1939年 邓稼先15岁，9月，邓稼先再入北平志成中学，读高中二年级。
1940年 邓稼先5月，为避迫害，未读完高二，途径上海、香港和越南的海防、老街，到达昆明。7月-9月，在昆明升学补习班学习。9月，入四川江津国立第九中学，读高中三年级至毕业。
1941年 邓稼先17岁，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号：A-4795。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的最高学府。邓稼先在此学习四年，终生受益。杨振宁也在联大读物理系及研究生，比他高三班，两人相交甚厚。在西南联大，邓稼先经好友杨德新同学介绍加入了“民青”（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积极参加学生运动。
1945年邓稼先 21岁 8月，邓稼先大学毕业，正当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投降之时。9月，在昆明文正中学执教数学。
1946年 邓稼先22岁 1月，在昆明培文中学任数学教员。6月，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是年，许鹿希考入北京大学，在给一年级物理课助教时，两人初识。
1947年 邓稼先23岁 通过赴美研究生考试
1948年 邓稼先24岁 在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物理系读研究生。
1950年 邓稼先26岁 8月20日获得该校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氘核的光致蜕变》（The Photodisintegration of the deuteron）。8月29日，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返国。9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工作。
1951年 邓稼先27岁 加入九三学社。
1952年 28岁 晋升为近代物理所副研究员。
1953年 邓稼先29岁 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许德珩教授的长女）。
1954年 邓稼先30岁 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的副学术秘书。是年，女儿典典（邓志典）出生。
1956年 邓稼先31岁 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儿子平平（邓志平）出生。 是年，与何祚庥、徐建铭、于敏等人合作，在《物理学报》上相继发表了《β衰变的角关联》、《辐射损失对加速器中自由振动的影响》、《轻原子核的变形》等论文。为我国核理论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
1958年 33岁 8月，回国后还被人称为〝娃娃博士〞，后调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任理论部主任，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从此，邓稼先隐姓埋名工作28年，直到去世。
1959年 35岁 邓稼先根据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三个方面作为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主攻方向。选对主攻方向，是邓稼先为我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做出的最重要贡献。
1962年 38岁 9月11日，由罗瑞卿审定，二机部向中央打了一个：“两年规划”的报告，此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此时，邓稼先和其同事拿出了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为中国核武器研究奠定了基础。
1963年 39岁 2月，在华北某地参与并指导了核试验前的轰炸模拟试验。9月，接聂荣臻元帅命令，邓稼先、于敏率领九院理论部研究原子弹的原班人马，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
1964年 40岁 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 43岁 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1971年 47岁 由于“文化大革命”侵袭九院，许多建立过大功的科学家蒙冤被整，邓稼先和于敏、胡思得等人也被集中到青海基地遭受批斗。正在此时，杨振宁自美国经巴黎飞抵上海，首次回大陆探亲访问。他开列了在北京要见的人名单，第一个人就是邓稼先，周恩来总理批示要邓稼先回京会见，救出了邓稼先，也解救了一批中国宝贵的科学家；依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邓稼先连夜写信告诉杨振宁：“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全部都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成的，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此信派专人乘民航航班送到上海，在1971年8月16日饯行的晚宴上送到杨振宁手中。
1972年 48岁 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
1979年 55岁 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是年，在一次试验中，身体受辐射影响，但仍坚持工作。
1980年 56岁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原称学部委员）。
1982年 58岁 获全国自然科学一等奖。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84年 60岁 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是年，地下核试验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邓稼先高兴地写下：“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核力动地摇。二十年来勇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
邓稼先同志1985年 61岁 因直肠癌于7月30日住院。 是年，因“原子弹的突破和武器化”和“氢弹的突破及武器化”，两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1986年 62岁 4月2日，由邓稼先和于敏署名，包含九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多位科学家心血的建议书完成，上交中央。写出上交中央的建议书，使我国核武器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5月，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5月，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7月17日，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7月29日，卒于北京。
8月3日，在北京八宝山举行追悼会；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将军亲致悼词；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参加追悼会，胡耀邦、邓小平等送花圈悼念。
1989年 逝世三周年，因“核武器的重大突破”，再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1999年9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按姓氏笔画排序）。
2008年11月18日 当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评选的中国十大传播科技优秀人物：袁隆平、钱学森、华罗庚、茅以升、叶至善、邓稼先、钱三强、竺可桢、李四光、王选。
2009年9月14日 他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1924年6月25日（农历五月十九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
1929年 邓稼先9月入北平武定侯小学，至3年级。
1932年 邓稼先入北平四存小学四年级，至毕业。
1935年 邓稼先11岁，入北平志成中学，读一年级。
1936年 邓稼先12岁，插班考入北平崇德中学初中二年级，读至高一（因抗日战争，崇德中学在1939年停办）。这三年，他在英文、数学、物理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崇德中学，与高他两班的杨振宁成为好友。
1937年 邓稼先13岁，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搬迁至云南昆明。因父亲患重病，邓稼先一家滞留沦陷后的北京。
1939年 邓稼先15岁，9月，邓稼先再入北平志成中学，读高中二年级。
1940年 邓稼先5月，为避迫害，未读完高二，途径上海、香港和越南的海防、老街，到达昆明。7月-9月，在昆明升学补习班学习。9月，入四川江津国立第九中学，读高中三年级至毕业。
1941年 邓稼先17岁，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号：A-4795。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的最高学府。邓稼先在此学习四年，终生受益。杨振宁也在联大读物理系及研究生，比他高三班，两人相交甚厚。在西南联大，邓稼先经好友杨德新同学介绍加入了“民青”（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积极参加学生运动。
1945年邓稼先 21岁 8月，邓稼先大学毕业，正当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投降之时。9月，在昆明文正中学执教数学。
1946年 邓稼先22岁 1月，在昆明培文中学任数学教员。6月，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是年，许鹿希考入北京大学，在给一年级物理课助教时，两人初识。
1947年 邓稼先23岁 通过赴美研究生考试
1948年 邓稼先24岁 在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物理系读研究生。
1950年 邓稼先26岁 8月20日获得该校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氘核的光致蜕变》（The Photodisintegration of the deuteron）。8月29日，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返国。9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工作。
1951年 邓稼先27岁 加入九三学社。
1952年 28岁 晋升为近代物理所副研究员。
1953年 邓稼先29岁 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许德珩教授的长女）。
1954年 邓稼先30岁 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的副学术秘书。是年，女儿典典（邓志典）出生。
1956年 邓稼先31岁 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儿子平平（邓志平）出生。 是年，与何祚庥、徐建铭、于敏等人合作，在《物理学报》上相继发表了《β衰变的角关联》、《辐射损失对加速器中自由振动的影响》、《轻原子核的变形》等论文。为我国核理论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
1958年 33岁 8月，回国后还被人称为〝娃娃博士〞，后调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任理论部主任，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从此，邓稼先隐姓埋名工作28年，直到去世。
1959年 35岁 邓稼先根据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三个方面作为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主攻方向。选对主攻方向，是邓稼先为我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做出的最重要贡献。
1962年 38岁 9月11日，由罗瑞卿审定，二机部向中央打了一个：“两年规划”的报告，此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此时，邓稼先和其同事拿出了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为中国核武器研究奠定了基础。
1963年 39岁 2月，在华北某地参与并指导了核试验前的轰炸模拟试验。9月，接聂荣臻元帅命令，邓稼先、于敏率领九院理论部研究原子弹的原班人马，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
1964年 40岁 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 43岁 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1971年 47岁 由于“文化大革命”侵袭九院，许多建立过大功的科学家蒙冤被整，邓稼先和于敏、胡思得等人也被集中到青海基地遭受批斗。正在此时，杨振宁自美国经巴黎飞抵上海，首次回大陆探亲访问。他开列了在北京要见的人名单，第一个人就是邓稼先，周恩来总理批示要邓稼先回京会见，救出了邓稼先，也解救了一批中国宝贵的科学家；依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邓稼先连夜写信告诉杨振宁：“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全部都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成的，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此信派专人乘民航航班送到上海，在1971年8月16日饯行的晚宴上送到杨振宁手中。
1972年 48岁 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
1979年 55岁 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是年，在一次试验中，身体受辐射影响，但仍坚持工作。
1980年 56岁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原称学部委员）。
1982年 58岁 获全国自然科学一等奖。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84年 60岁 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是年，地下核试验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邓稼先高兴地写下：“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核力动地摇。二十年来勇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
邓稼先同志1985年 61岁 因直肠癌于7月30日住院。 是年，因“原子弹的突破和武器化”和“氢弹的突破及武器化”，两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1986年 62岁 4月2日，由邓稼先和于敏署名，包含九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多位科学家心血的建议书完成，上交中央。写出上交中央的建议书，使我国核武器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5月，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5月，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7月17日，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7月29日，卒于北京。
8月3日，在北京八宝山举行追悼会；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将军亲致悼词；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参加追悼会，胡耀邦、邓小平等送花圈悼念。
1989年 逝世三周年，因“核武器的重大突破”，再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1999年9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按姓氏笔画排序）。
2008年11月18日 当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评选的中国十大传播科技优秀人物：袁隆平、钱学森、华罗庚、茅以升、叶至善、邓稼先、钱三强、竺可桢、李四光、王选。
2009年9月14日 他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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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比一千颗太阳还亮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
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破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1985年，邓稼先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
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
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
两弹元勋
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研制成“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卫星），西方人总感到不可思议。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说：“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看后激动得流出了泪水。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1948年，邓稼先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在普渡大学当研究员，仅用一年多的时 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有人劝他留在美国，但邓稼先婉言谢绝了。1950年10月，他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和二百多为位专家学者一起回到国内。一到北京，他就同他的老师王淦昌教授以及彭桓武教授投入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开设了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的崭新局面。1956年，邓稼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中央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弹。当邓稼先得知自己将要参加原子弹的设计工作时，心潮起伏，兴奋难眠，这是一项多么光荣而又神圣的职业！但同时他又感到任务艰巨，担子十分沉重。
从此，邓稼先怀着以最快速度把事业搞上去的决心，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到任务中去；首先，他带着一批刚跨出校们的大学生，日夜挑砖拾瓦搞试验场地建设，硬是在乱坟里碾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邓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为了当好原子弹设计先行工作的“龙头”，他带领大家刻苦学习理论，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学研究。邓稼先向大家推荐了一揽子的书籍和资料，他认为这些都是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奥秘的向导。
由于都是外文书，并且只有一份，邓稼先只好组织大家阅读，一人念，大家译，连夜印刷。
为了解开原子弹的科学之迷，在北京近郊，科学家们决心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研制出我国的“争气弹”。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
为了让同他一起工作的年轻人也得到休息，得到工作之余的稍许娱乐，他总是抽空与年轻人玩十分钟的的木马游戏。有一次，王淦昌教授看见了他们在玩这种游戏，老教授又好气又好笑，斥责说：“这是什么玩法，你还做儿戏呀。” 邓稼先笑说：“这叫互相跨越！” 互相跨越，这是一种多么亲密的同志关系啊！正是靠着这种关系，邓稼先和同事们一起克服了一个个科学难关，使我国的“两弹研制”以惊人速度发展。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横空出世……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威震山河……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癌症不幸逝世，享年62岁。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被称做“两弹”元勋的这位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比一千颗太阳还亮
1964年10月，浩瀚的戈壁滩上空升起了一团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两年之后，第一颗氢弹又放出炫目的光芒。这曾使全世界为之震惊。人们都知道奥本海默是美国的“原子弹之父”，萨哈罗夫是前苏联的“氢弹之父”，然而，中国的“两弹”元勋是谁？
原子弹氢弹第一次爆炸(6张)
1986年6月，中国各大报纸均在首要位置介绍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名字鲜为人知 功绩举世瞩目“两弹”元勋──邓稼先
1986年6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1986年7月，国务院授予邓稼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和奖章。
核工业部为表彰邓稼先20多年来为发展我国核武器做出的重大贡献，为使他那不计名利、甘当无名英雄和艰苦奋斗、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号召广大科技人员向他学习。
邓稼先可歌可泣的优秀事迹，他那伟大的抱负和精忠报国的感人精神深深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外国有一本书，题为《比一千颗太阳还亮》。
邓稼先献身的事业，亮过一千颗太阳！他从34岁接到命令研制中国的“大炮仗”以来，告别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儿女，隐姓埋名进入戈壁滩。20多年来，他和他的同事们没有任何人在报刊上占过巴掌大的版面。他们都把自己的姓名和对祖国、对人民的深爱埋在祖国最荒凉最偏僻的地方。人们常常忘记他们，只有当“大炮仗”的冲击波冲击各国地震监测站，引起世界一次又一次瞩目的时候，人们才想起他们的存在……
1986年7月29日，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奉献毕生精力的元勋邓稼先病逝于北京。
他的朋友们怀着无比悲痛、崇敬的心情献给他一支挽歌──《怀念邓稼先院长》：天府杨柳塞上烟，问君此去几时还？……实验场上惊雷动，江河源头捷报传。……不知邓老今何在？忠魂长眠长江畔。
“踏遍戈壁共草原．三十五年前。连克千重关，群力奋战君当先。捷音频年传，蔑视核讹诈，华夏创新篇。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哀君早辞世，功勋泽人间。”这是张爱萍将军为悼念著名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邓稼先博士而写的一首词，也是对他一生的高度概括。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
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破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1985年，邓稼先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
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
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
两弹元勋
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研制成“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卫星），西方人总感到不可思议。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说：“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看后激动得流出了泪水。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1948年，邓稼先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在普渡大学当研究员，仅用一年多的时 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有人劝他留在美国，但邓稼先婉言谢绝了。1950年10月，他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和二百多为位专家学者一起回到国内。一到北京，他就同他的老师王淦昌教授以及彭桓武教授投入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开设了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的崭新局面。1956年，邓稼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中央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弹。当邓稼先得知自己将要参加原子弹的设计工作时，心潮起伏，兴奋难眠，这是一项多么光荣而又神圣的职业！但同时他又感到任务艰巨，担子十分沉重。
从此，邓稼先怀着以最快速度把事业搞上去的决心，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到任务中去；首先，他带着一批刚跨出校们的大学生，日夜挑砖拾瓦搞试验场地建设，硬是在乱坟里碾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邓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为了当好原子弹设计先行工作的“龙头”，他带领大家刻苦学习理论，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学研究。邓稼先向大家推荐了一揽子的书籍和资料，他认为这些都是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奥秘的向导。
由于都是外文书，并且只有一份，邓稼先只好组织大家阅读，一人念，大家译，连夜印刷。
为了解开原子弹的科学之迷，在北京近郊，科学家们决心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研制出我国的“争气弹”。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
为了让同他一起工作的年轻人也得到休息，得到工作之余的稍许娱乐，他总是抽空与年轻人玩十分钟的的木马游戏。有一次，王淦昌教授看见了他们在玩这种游戏，老教授又好气又好笑，斥责说：“这是什么玩法，你还做儿戏呀。” 邓稼先笑说：“这叫互相跨越！” 互相跨越，这是一种多么亲密的同志关系啊！正是靠着这种关系，邓稼先和同事们一起克服了一个个科学难关，使我国的“两弹研制”以惊人速度发展。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横空出世……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威震山河……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癌症不幸逝世，享年62岁。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被称做“两弹”元勋的这位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比一千颗太阳还亮
1964年10月，浩瀚的戈壁滩上空升起了一团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两年之后，第一颗氢弹又放出炫目的光芒。这曾使全世界为之震惊。人们都知道奥本海默是美国的“原子弹之父”，萨哈罗夫是前苏联的“氢弹之父”，然而，中国的“两弹”元勋是谁？
原子弹氢弹第一次爆炸(6张)
1986年6月，中国各大报纸均在首要位置介绍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名字鲜为人知 功绩举世瞩目“两弹”元勋──邓稼先
1986年6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1986年7月，国务院授予邓稼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和奖章。
核工业部为表彰邓稼先20多年来为发展我国核武器做出的重大贡献，为使他那不计名利、甘当无名英雄和艰苦奋斗、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号召广大科技人员向他学习。
邓稼先可歌可泣的优秀事迹，他那伟大的抱负和精忠报国的感人精神深深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外国有一本书，题为《比一千颗太阳还亮》。
邓稼先献身的事业，亮过一千颗太阳！他从34岁接到命令研制中国的“大炮仗”以来，告别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儿女，隐姓埋名进入戈壁滩。20多年来，他和他的同事们没有任何人在报刊上占过巴掌大的版面。他们都把自己的姓名和对祖国、对人民的深爱埋在祖国最荒凉最偏僻的地方。人们常常忘记他们，只有当“大炮仗”的冲击波冲击各国地震监测站，引起世界一次又一次瞩目的时候，人们才想起他们的存在……
1986年7月29日，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奉献毕生精力的元勋邓稼先病逝于北京。
他的朋友们怀着无比悲痛、崇敬的心情献给他一支挽歌──《怀念邓稼先院长》：天府杨柳塞上烟，问君此去几时还？……实验场上惊雷动，江河源头捷报传。……不知邓老今何在？忠魂长眠长江畔。
“踏遍戈壁共草原．三十五年前。连克千重关，群力奋战君当先。捷音频年传，蔑视核讹诈，华夏创新篇。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哀君早辞世，功勋泽人间。”这是张爱萍将军为悼念著名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邓稼先博士而写的一首词，也是对他一生的高度概括。
楼主：怀旧隐士
时间：2019-03-29 08:56:54
9、邓稼先夫人采访录
“我们所追求的是另一种东西”
1992年在拍摄杨振宁的电视传记片时，为了表现杨振宁与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亲如兄弟的真挚情谊，记者决定采访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
4月初，记者在京几经周折才与刚出差回来的许鹿希通上了电话。十分激动地说明来意和希望采访她的打算，想不到，她非常果断地回答说，她不接受这个采访。担心她挂断电话，记者加紧说明我们上海电视台拍摄科学家传记系列片的初衷和诚意，以及已获得了杨振宁本人的认可等等。记者说了半小时，她始终只反复那句冰冷的回答：“我不懂你为什么要采访我，我又不是搞原子弹的。”如此，记者只好说:“那明天我当面来说明吧！”可能是因为我一味的韧性坚持，最后她终于答应见面。
次日一早，记者先顺道访问了北京31中。31中的前身，就是历史上的崇德中学，是邓稼先和杨振宁的母校。
一位老教师听到我要去采访许鹿希，马上提醒说:“可能难有结果！”她的理由是，邓稼先逝世后，母校想为他立个雕像，可家属坚决不同意。因为这之前有不少大学生看了邓稼先的经历后说:“这是个傻子，太傻了！要是留在国外，不是能赚大钱吗？也不会这么早死了！”31中开展邓稼先事迹的宣传教育活动，十几岁的娃娃们竟说:“像他这样，值得吗？”
杨振宁“救出”邓稼先 在北太平庄一个简陋的大院里，许鹿希向记者介绍说，邓稼先和杨振宁同是安徽籍人，各自的父亲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两家曾一度同住清华西院宿舍。
邓比杨小两岁。两人中学就是同学，大学又一起住校，关系很亲密。1947年，邓稼先考上了赴美研究生，须由自己联系学校。杨振宁那时在读的芝加哥大学学费较贵，他就帮邓稼先联系了离芝加哥市较近的普渡大学。杨和邓学的都是理论核物理，邓稼先做博士论文时，从俩人的讨论中受益很大。所以他们之间的友情自然真挚，推心置腹。 1950年8月29日，邓稼先获得博士后当即回国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美国报纸登出了中国研究人员的名单，尽管是英文译音，但杨振宁一看就认定其中一人是邓稼先。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中国时定的一份要见的亲友的名单中，第一个就是邓稼先。
许鹿希的语气突然转而沉重。她说，那时“四人帮”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很多忠实可靠、功劳很大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务。当时有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他们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对科学什么都不了解的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预备性小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其实，那只是因为仪器放歪而未测到中子。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周总理命令把邓稼先召回北京，于是，那边的事情就走漏出来了，于敏、陈能宽、胡思得等一批人也就得救了。从此之后，“221”就再没有打死过一个人。许鹿希感叹道：“杨振宁与邓稼先的会见无意中救了中国一大批人。我为此非常感激他！”
特殊的照片 许鹿希极其痛惜地说，邓稼先去世时患的是直肠癌，照理，当时直肠癌已经不是绝症了，但邓稼先因长期从事这个工作，骨髓里全有了放射性，所以一做化疗，白血球和血小板跌得很低，全身大出血,难以挽救。
许鹿希说:在中国的核试验中也有事故。到事故现场去，邓稼先总是冲在前头。有一次空投预试，氢弹从飞机上丢下来，降落伞没有打开，直接掉在地上摔碎了。因为没有准确的定点，一百多个防化兵去找都没有找到。邓稼先就亲自去了。结果核弹被他找到了。当他用双手捧起碎弹片时，自己也就受到了最严重的放射性侵害。
许鹿希说她保存着一张特殊的照片，那是邓稼先寻得了那颗未爆核弹时拍下的。平时的邓稼先从来不拍工作照，可能是他在找到这核弹以后，已意识到了这事对自己的身体将有严重后果，就一反平素习惯，与同去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一起拍了这张照片作纪念。
“片子里不能出现许鹿希！” 两个月后，记者带了摄制组去北京实地拍摄。给许鹿希打电话请求她讲一段话，说说杨振宁与邓稼先的事情。想不到，许鹿希又断然拒绝:“这绝对不行！”
第二天去许鹿希家，记者又试着说服她接受拍摄采访，不料她马上板起了面孔：“我已经说过了，绝对不行！我接受拍摄采访只有一次，是在《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电影片子里稍微讲了几句，那是中央军委下了命令我才说的。我们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希望你们能理解。”“对邓稼先,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有些人的方式就很不妥当，譬如人家要把邓稼先搞原子弹的事拍成他与我许鹿希的爱情故事，他们感兴趣的是我们为什么在一起？是怎么谈的恋爱？我不愿理睬这些专门搞花絮的俗气的人。稼先是个很庄严的知识分子形象，不能被歪曲成儿女私情。”
许鹿希说，报社、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她不知推了多少了。曾经有个记者去采访，说着说着她就和他吵起来了，因为那人事先就有个固定的想法，一定要把邓稼先塑造成像前苏联电影《播火记》中的人一样，“他邓稼先出门一定要有车队、有保镖，家里要有洋房草坪，否则怎么能代表我国的成就呢？”她回答说:“你一定要这样写，那你就去写吧，但那是不真实的，而且你不能用邓稼先的名字。我不能容忍吹捧。吹捧是会把人吹死的。邓稼先尽管做了些事，但如说过了头，也把别人抹煞了。现在九院还有一批非常好的人，还在默默地干，邓稼先不过是个代表。我是非常佩服他们的，隐姓埋名，尽管现在条件好一点了，但是总的说还是很艰苦的。要是没有这批人，我们怎么同别人对抗呀！”
“我们所追求的是另一种东西”
1992年在拍摄杨振宁的电视传记片时，为了表现杨振宁与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亲如兄弟的真挚情谊，记者决定采访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
4月初，记者在京几经周折才与刚出差回来的许鹿希通上了电话。十分激动地说明来意和希望采访她的打算，想不到，她非常果断地回答说，她不接受这个采访。担心她挂断电话，记者加紧说明我们上海电视台拍摄科学家传记系列片的初衷和诚意，以及已获得了杨振宁本人的认可等等。记者说了半小时，她始终只反复那句冰冷的回答：“我不懂你为什么要采访我，我又不是搞原子弹的。”如此，记者只好说:“那明天我当面来说明吧！”可能是因为我一味的韧性坚持，最后她终于答应见面。
次日一早，记者先顺道访问了北京31中。31中的前身，就是历史上的崇德中学，是邓稼先和杨振宁的母校。
一位老教师听到我要去采访许鹿希，马上提醒说:“可能难有结果！”她的理由是，邓稼先逝世后，母校想为他立个雕像，可家属坚决不同意。因为这之前有不少大学生看了邓稼先的经历后说:“这是个傻子，太傻了！要是留在国外，不是能赚大钱吗？也不会这么早死了！”31中开展邓稼先事迹的宣传教育活动，十几岁的娃娃们竟说:“像他这样，值得吗？”
杨振宁“救出”邓稼先 在北太平庄一个简陋的大院里，许鹿希向记者介绍说，邓稼先和杨振宁同是安徽籍人，各自的父亲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两家曾一度同住清华西院宿舍。
邓比杨小两岁。两人中学就是同学，大学又一起住校，关系很亲密。1947年，邓稼先考上了赴美研究生，须由自己联系学校。杨振宁那时在读的芝加哥大学学费较贵，他就帮邓稼先联系了离芝加哥市较近的普渡大学。杨和邓学的都是理论核物理，邓稼先做博士论文时，从俩人的讨论中受益很大。所以他们之间的友情自然真挚，推心置腹。 1950年8月29日，邓稼先获得博士后当即回国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美国报纸登出了中国研究人员的名单，尽管是英文译音，但杨振宁一看就认定其中一人是邓稼先。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中国时定的一份要见的亲友的名单中，第一个就是邓稼先。
许鹿希的语气突然转而沉重。她说，那时“四人帮”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很多忠实可靠、功劳很大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务。当时有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他们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对科学什么都不了解的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预备性小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其实，那只是因为仪器放歪而未测到中子。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周总理命令把邓稼先召回北京，于是，那边的事情就走漏出来了，于敏、陈能宽、胡思得等一批人也就得救了。从此之后，“221”就再没有打死过一个人。许鹿希感叹道：“杨振宁与邓稼先的会见无意中救了中国一大批人。我为此非常感激他！”
特殊的照片 许鹿希极其痛惜地说，邓稼先去世时患的是直肠癌，照理，当时直肠癌已经不是绝症了，但邓稼先因长期从事这个工作，骨髓里全有了放射性，所以一做化疗，白血球和血小板跌得很低，全身大出血,难以挽救。
许鹿希说:在中国的核试验中也有事故。到事故现场去，邓稼先总是冲在前头。有一次空投预试，氢弹从飞机上丢下来，降落伞没有打开，直接掉在地上摔碎了。因为没有准确的定点，一百多个防化兵去找都没有找到。邓稼先就亲自去了。结果核弹被他找到了。当他用双手捧起碎弹片时，自己也就受到了最严重的放射性侵害。
许鹿希说她保存着一张特殊的照片，那是邓稼先寻得了那颗未爆核弹时拍下的。平时的邓稼先从来不拍工作照，可能是他在找到这核弹以后，已意识到了这事对自己的身体将有严重后果，就一反平素习惯，与同去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一起拍了这张照片作纪念。
“片子里不能出现许鹿希！” 两个月后，记者带了摄制组去北京实地拍摄。给许鹿希打电话请求她讲一段话，说说杨振宁与邓稼先的事情。想不到，许鹿希又断然拒绝:“这绝对不行！”
第二天去许鹿希家，记者又试着说服她接受拍摄采访，不料她马上板起了面孔：“我已经说过了，绝对不行！我接受拍摄采访只有一次，是在《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电影片子里稍微讲了几句，那是中央军委下了命令我才说的。我们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希望你们能理解。”“对邓稼先,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有些人的方式就很不妥当，譬如人家要把邓稼先搞原子弹的事拍成他与我许鹿希的爱情故事，他们感兴趣的是我们为什么在一起？是怎么谈的恋爱？我不愿理睬这些专门搞花絮的俗气的人。稼先是个很庄严的知识分子形象，不能被歪曲成儿女私情。”
许鹿希说，报社、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她不知推了多少了。曾经有个记者去采访，说着说着她就和他吵起来了，因为那人事先就有个固定的想法，一定要把邓稼先塑造成像前苏联电影《播火记》中的人一样，“他邓稼先出门一定要有车队、有保镖，家里要有洋房草坪，否则怎么能代表我国的成就呢？”她回答说:“你一定要这样写，那你就去写吧，但那是不真实的，而且你不能用邓稼先的名字。我不能容忍吹捧。吹捧是会把人吹死的。邓稼先尽管做了些事，但如说过了头，也把别人抹煞了。现在九院还有一批非常好的人，还在默默地干，邓稼先不过是个代表。我是非常佩服他们的，隐姓埋名，尽管现在条件好一点了，但是总的说还是很艰苦的。要是没有这批人，我们怎么同别人对抗呀！”
楼主：怀旧隐士
时间：2019-03-29 08:56:54
10、邓稼先和杨振宁
邓稼先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博士，是儿时的伙伴，极要好的同学。
杨振宁和邓稼先有着深厚的友谊，让我们读一读北京医科大学许鹿希教授撰写的《怀念稼先》中的第八节《半个世纪的友谊》的一段吧！
“文革”初期，氢弹爆炸了，但核武器的研制并没有到头。可在那个乌烟瘴气的年代，就连稼先他们核武器研究院也未能幸免。林彪、“四人帮”组织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稼先等十几位理论部的负责人。稼先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时只要说一句违心的话，就会给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他顽强地顶着，处境很危险。正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似乎苍天有眼，1971年杨振宁先生从纽约经巴黎飞抵上海。下飞机后，开列了他要见的人的名单，名单上第一个就是邓稼先。这张名单很快传到中央，稼先立刻被召回北京会客。不久，在周总理亲自干预下，基地里暗无天日的局面结束了。
杨振宁先生当然不知道他们的这次会晤对稼先来讲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但是我们全家人从心底深深地感激他。
杨先生与稼先从小就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两家的祖籍都是安徽，在清华园两家人又住隔壁。邓父邓以蜇和杨父杨武之是多年深交的老友。杨振宁教授的弟弟杨振平与稼先也很要好。少年时代的稼先与少年杨振宁总在一起打墙球，弹玻璃球，甚至还比赛爬树。上中学稼先和杨振宁都同在北平崇德中学，杨振宁比稼先高两级，后来他们两人又是西南联大的校友。解放前夕，稼先和杨氏兄弟又都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稼先就与他们分开了，不过他们的友情却一直保持着。
自1971年以后，杨先生多次回来访问、讲学。稼先与他总少不了叙旧聊天。有一次杨先生到我们家，他说想和稼先一起骑车去颐和园。为安全起见，这样的要求我们着实不敢答应他。还有一次，我们一道去北海仿膳，大家边吃边谈笑着，杨先生对稼先说：“这回你可以吃饱了，想当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你可是常常饿肚子的呀！”可不是嘛，稼先留学的时候，生活很艰苦，开始没有奖学金，吃饭不敢按饭量吃，只能按钱吃。有一段，他和洪朝生（现在科学院低温物理中心工作）合住在一位美国老太太的阁楼里，有一次他俩去吃饭，两份牛排端上后，稼先看了看，对洪朝生说：“我这块小，你那块大。”洪朝生就把自己那份给了稼先。……回想起这些往事，杨先生与稼先都笑了。
后来，杨先生多次送书给稼先，有《杨振宁论文选集》，有《读书教学四十年》等，都写着“稼先”或“稼先弟”存念。稼先60寿辰时，杨先生特意送他一副国际象棋。稼先住院后，杨先生到医院看他，并且为他找特效药。最后一次，杨先生送给稼先一大束鲜花，这鲜花象征着两人永存的友谊，正像杨先生给我的唁电中所说的：“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最后，我想以杨振宁先生的一句话作为我这篇怀念文章的结束语：
“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人生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
稼先没有虚度此生！
1987年10月23日，杨振宁在宋健、周光召等陪同下来到八宝山公墓，祭奠与他有着半个世纪深情厚谊的挚友邓稼先。
深秋的北京，瑟瑟秋风给人们带来寒意。八宝山公墓在安放骨灰的灵堂外面庭院里搭起了一个灵堂，邓稼先的巨幅遗像前摆着杨振宁送的花篮，缎带上写着“邓稼先千古杨振宁敬挽”。
杨振宁眼含热泪面对邓稼先的遗像肃立默哀，鞠躬悼念。
祭奠仪式结束后，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女士按照邓稼先生前嘱托，向杨振宁赠送一套安徽出产的石刻文房用具，上面写着“振宁、致礼存念稼先敬留”。许鹿希女士深情地说，这套文房用具象征着邓稼先和杨振宁的乡情和友谊。
邓稼先是杨振宁的中学、大学同学，他为中国的核事业做出如此重大的贡献，然而，过去中国并没有在报刊重点宣传、表彰他。1986年6月，邓稼先病重期间，杨振宁去医院探望他。后来，杨振宁又向中央领导同志谈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早就应该把对中国、对国际有贡献的科学家介绍出来。
杨振宁非常敬重邓稼先，他说：“邓稼先是中国的帅才，他能得到中国领导人的绝对信任，也能得到群众的绝对信任，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他又说：“中国高层人士选定他当领导者来研究原子弹，这位人士是很有眼光的人。我认识邓稼先，又认识美国的奥本海默和泰勒。这三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邓稼先随和、腼腆，又没有行政工作的经验。当初美国的格罗夫斯将军也聘任了没有行政经验的奥本海默当主持人，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稼先的个性完全不同，是另外一种帅才。我收集了许多邓稼先的材料，我期待有一天有人能写篇有关邓稼先的传记，我希望传记能把他对中国的贡献详细表达出来。”
邓稼先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博士，是儿时的伙伴，极要好的同学。
杨振宁和邓稼先有着深厚的友谊，让我们读一读北京医科大学许鹿希教授撰写的《怀念稼先》中的第八节《半个世纪的友谊》的一段吧！
“文革”初期，氢弹爆炸了，但核武器的研制并没有到头。可在那个乌烟瘴气的年代，就连稼先他们核武器研究院也未能幸免。林彪、“四人帮”组织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稼先等十几位理论部的负责人。稼先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时只要说一句违心的话，就会给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他顽强地顶着，处境很危险。正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似乎苍天有眼，1971年杨振宁先生从纽约经巴黎飞抵上海。下飞机后，开列了他要见的人的名单，名单上第一个就是邓稼先。这张名单很快传到中央，稼先立刻被召回北京会客。不久，在周总理亲自干预下，基地里暗无天日的局面结束了。
杨振宁先生当然不知道他们的这次会晤对稼先来讲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但是我们全家人从心底深深地感激他。
杨先生与稼先从小就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两家的祖籍都是安徽，在清华园两家人又住隔壁。邓父邓以蜇和杨父杨武之是多年深交的老友。杨振宁教授的弟弟杨振平与稼先也很要好。少年时代的稼先与少年杨振宁总在一起打墙球，弹玻璃球，甚至还比赛爬树。上中学稼先和杨振宁都同在北平崇德中学，杨振宁比稼先高两级，后来他们两人又是西南联大的校友。解放前夕，稼先和杨氏兄弟又都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稼先就与他们分开了，不过他们的友情却一直保持着。
自1971年以后，杨先生多次回来访问、讲学。稼先与他总少不了叙旧聊天。有一次杨先生到我们家，他说想和稼先一起骑车去颐和园。为安全起见，这样的要求我们着实不敢答应他。还有一次，我们一道去北海仿膳，大家边吃边谈笑着，杨先生对稼先说：“这回你可以吃饱了，想当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你可是常常饿肚子的呀！”可不是嘛，稼先留学的时候，生活很艰苦，开始没有奖学金，吃饭不敢按饭量吃，只能按钱吃。有一段，他和洪朝生（现在科学院低温物理中心工作）合住在一位美国老太太的阁楼里，有一次他俩去吃饭，两份牛排端上后，稼先看了看，对洪朝生说：“我这块小，你那块大。”洪朝生就把自己那份给了稼先。……回想起这些往事，杨先生与稼先都笑了。
后来，杨先生多次送书给稼先，有《杨振宁论文选集》，有《读书教学四十年》等，都写着“稼先”或“稼先弟”存念。稼先60寿辰时，杨先生特意送他一副国际象棋。稼先住院后，杨先生到医院看他，并且为他找特效药。最后一次，杨先生送给稼先一大束鲜花，这鲜花象征着两人永存的友谊，正像杨先生给我的唁电中所说的：“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最后，我想以杨振宁先生的一句话作为我这篇怀念文章的结束语：
“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人生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
稼先没有虚度此生！
1987年10月23日，杨振宁在宋健、周光召等陪同下来到八宝山公墓，祭奠与他有着半个世纪深情厚谊的挚友邓稼先。
深秋的北京，瑟瑟秋风给人们带来寒意。八宝山公墓在安放骨灰的灵堂外面庭院里搭起了一个灵堂，邓稼先的巨幅遗像前摆着杨振宁送的花篮，缎带上写着“邓稼先千古杨振宁敬挽”。
杨振宁眼含热泪面对邓稼先的遗像肃立默哀，鞠躬悼念。
祭奠仪式结束后，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女士按照邓稼先生前嘱托，向杨振宁赠送一套安徽出产的石刻文房用具，上面写着“振宁、致礼存念稼先敬留”。许鹿希女士深情地说，这套文房用具象征着邓稼先和杨振宁的乡情和友谊。
邓稼先是杨振宁的中学、大学同学，他为中国的核事业做出如此重大的贡献，然而，过去中国并没有在报刊重点宣传、表彰他。1986年6月，邓稼先病重期间，杨振宁去医院探望他。后来，杨振宁又向中央领导同志谈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早就应该把对中国、对国际有贡献的科学家介绍出来。
杨振宁非常敬重邓稼先，他说：“邓稼先是中国的帅才，他能得到中国领导人的绝对信任，也能得到群众的绝对信任，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他又说：“中国高层人士选定他当领导者来研究原子弹，这位人士是很有眼光的人。我认识邓稼先，又认识美国的奥本海默和泰勒。这三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邓稼先随和、腼腆，又没有行政工作的经验。当初美国的格罗夫斯将军也聘任了没有行政经验的奥本海默当主持人，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稼先的个性完全不同，是另外一种帅才。我收集了许多邓稼先的材料，我期待有一天有人能写篇有关邓稼先的传记，我希望传记能把他对中国的贡献详细表达出来。”
楼主：怀旧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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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国原子弹氢弹之父
邓稼先是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主攻手，多年来，他为我国的国防事业默默地工作着，不计名利，堪称典范。
学成归国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北京，他的父亲邓以蜇从事艺术美学研究，执教于清华大学哲学系。邓稼先从小就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家庭的熏陶为他以后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坚实 基础。
邓稼先儿童时期由于家与杨振宁家相邻，所以两个年龄相近的孩子经常在一起玩耍，情同手足。杨振宁早两年进入中学，他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是个老师和同学都喜欢的“机灵鬼”，邓稼先同样很聪明，但性格较为沉稳，待人忠实厚道，真诚可靠。这两个朋友在一起，互相珍视对方的优点，并看做自己性格的补充。在课余时间，两个人常常形影不离，或是趴在地上玩弹球，或是在墙边以手代拍，模仿壁球游戏，或是在一起谈天说地。两个好朋友当时或许并没有想到，他们一生研究的课题都是探索微观物理世界的奥秘，而且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杨振宁荣获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而邓稼先则成为了中国原子弹、氢弹之父。
1941年，邓稼先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在这里他步入了神圣的物理世界之门，从此开始了在物理世界的遨游。从西南联大毕业后，邓稼先到北京大学当了助教。194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留美研究生，到美国进行深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核物理成为世界性的热门学科。邓稼先意识到，掌握好这个学科是到达科学前沿的必经之道，所以他选择了粒子物理方面的研究作博士论文。
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之后，邓稼先的心情再也平静不下来了，他决定学成后归国报效祖国。1950年8月20日，邓稼先仅用两年的时间便获得了博士学位。1950年8月29日，他毅然冲破美国的重重阻挠，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踏上了归国的 路程。
回国后，邓稼先参加了正在进行的创建中国近代物理所工作。他在祖国的怀抱中迅速地成长，被聘为年轻的研究员，并在1956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担当重任
1958年的一天，邓稼先意外地得到一张京剧戏票，送票的同志悄声告诉他钱三强所长要和他聊一聊，邓稼先想不到，这一聊竟会决定他三分之二的生命路程，一副历史的重担压在了他还显稚嫩的肩膀上：他被选为研究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主攻手。此后，邓稼先的名字从公开出版物上消失了，群众性的场合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许多亲朋好友都无法寻觅他的踪迹，甚至连他的妻子也不清楚他的具体去向，只知道他在执行一项异常重要的任务。
除邓稼先外，上级还从几所名牌大学里调来20多个应届毕业生，共同组织研究队伍，他们在邓稼先的带领下，开始了艰难的工作。
当时正值全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饥荒遍及全国，邓稼先他们也不例外，有时连饭也不能保证，夜晚还得加班加点工作，肚子饿了，他们就用酱油充饥。生活上的苦还好克服，苦在科技攻关上。
因为没有世界一流的科学家直接参加，也没有国际专家指点，有的只是青年人的朝气蓬勃、执著追求。没有充足的资料，邓稼先就费尽心机地搞到了三本俄文原版书，柯朗特的《超音速与冲击波》，泽尔多维奇的《爆震物理》和戴维森的《中子输出原理》，然而这支队伍中除了邓稼先之外都没有学过核物理，幸好都有俄文基础，因此不得不采取边读边译边讨论的方式。
大家围着长桌，逐章逐节地读，读一句，译一句，为译得准确，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译文的句式，直到弄清楚原文的意思为止。邓稼先除了带领大家读书译书外，还要讲课、备课，为同事们指出正确的研究途径。他睡觉睡得很少，常常是讲完课，站在黑板前就打起瞌睡来。
如此这般，像吃烤苞米，一粒一粒地嚼，吃过寒冬，到了春节，他们终于消化了这些书。在他们的心里，也多出了几双慧眼，隐约辨识出了通往核武器库秘宫的通道。
接下来的却是最为困难的数据计算，当时的计算机是每秒仅百次的乌拉尔，还得用手摇，算个除法，得分几步走，要是算个开方，还要查巴罗表。八个小时算，八个小时捉摸方案，一个月才能算出一个结果。大冷天里，手冻肿了，击键不便，肚子饿了，难转摇把，不得不趁做工间操时，跑到附近的邮电所里抱煤炉取暖。
由于只有一台手摇式计算机和一台电动计算机，不得不三班倒，上机轮空的，邓稼先就让他们用计算尺和算盘辅助计算。可是，忙了大半年，九次运算得到的结果与顾问给出的数据却大相径庭。
邓稼先纳闷了，究竟是计算方法失误，还是运算不到家？他苦苦地思索着，食不甘味，夜难成眠，像个疲惫至极的向导，明明把队伍带到了目的地，却又怀疑是不是找错了地方。
后来，他们找到了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周光召教授，请他帮忙。周光召教授历经数日，潜心验证，最后对他们九次计算的结果做出了肯定的论证。邓稼先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翌日，他郑重地签署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总体设计方案。
1964年10月16日15时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在场的科学家们都听到了那天崩地裂般威猛的轰鸣，只望见那无坚不摧的冲击波奔雷似的卷动沙浪，掀起了漫天尘雾。作为效应物的坚固建筑着火了，坍塌了，炮艇被冲走，列车被推翻，斗石遍地，蘑菇红云不断爆裂，隆隆升腾，如同怒耸而起的巨人，投影30公里。百米高的铁塔早气化了，蜷缩了，只剩下变细了的几条钢轨，弯曲在化为玻璃体的砾石滩上，这是毁灭，也是新生，是战争的演示，也是最有音响效果的和平宣言。
作为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主攻手，邓稼先为我国的国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功绩将记载史册
邓稼先是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主攻手，多年来，他为我国的国防事业默默地工作着，不计名利，堪称典范。
学成归国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北京，他的父亲邓以蜇从事艺术美学研究，执教于清华大学哲学系。邓稼先从小就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家庭的熏陶为他以后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坚实 基础。
邓稼先儿童时期由于家与杨振宁家相邻，所以两个年龄相近的孩子经常在一起玩耍，情同手足。杨振宁早两年进入中学，他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是个老师和同学都喜欢的“机灵鬼”，邓稼先同样很聪明，但性格较为沉稳，待人忠实厚道，真诚可靠。这两个朋友在一起，互相珍视对方的优点，并看做自己性格的补充。在课余时间，两个人常常形影不离，或是趴在地上玩弹球，或是在墙边以手代拍，模仿壁球游戏，或是在一起谈天说地。两个好朋友当时或许并没有想到，他们一生研究的课题都是探索微观物理世界的奥秘，而且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杨振宁荣获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而邓稼先则成为了中国原子弹、氢弹之父。
1941年，邓稼先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在这里他步入了神圣的物理世界之门，从此开始了在物理世界的遨游。从西南联大毕业后，邓稼先到北京大学当了助教。194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留美研究生，到美国进行深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核物理成为世界性的热门学科。邓稼先意识到，掌握好这个学科是到达科学前沿的必经之道，所以他选择了粒子物理方面的研究作博士论文。
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之后，邓稼先的心情再也平静不下来了，他决定学成后归国报效祖国。1950年8月20日，邓稼先仅用两年的时间便获得了博士学位。1950年8月29日，他毅然冲破美国的重重阻挠，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踏上了归国的 路程。
回国后，邓稼先参加了正在进行的创建中国近代物理所工作。他在祖国的怀抱中迅速地成长，被聘为年轻的研究员，并在1956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担当重任
1958年的一天，邓稼先意外地得到一张京剧戏票，送票的同志悄声告诉他钱三强所长要和他聊一聊，邓稼先想不到，这一聊竟会决定他三分之二的生命路程，一副历史的重担压在了他还显稚嫩的肩膀上：他被选为研究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主攻手。此后，邓稼先的名字从公开出版物上消失了，群众性的场合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许多亲朋好友都无法寻觅他的踪迹，甚至连他的妻子也不清楚他的具体去向，只知道他在执行一项异常重要的任务。
除邓稼先外，上级还从几所名牌大学里调来20多个应届毕业生，共同组织研究队伍，他们在邓稼先的带领下，开始了艰难的工作。
当时正值全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饥荒遍及全国，邓稼先他们也不例外，有时连饭也不能保证，夜晚还得加班加点工作，肚子饿了，他们就用酱油充饥。生活上的苦还好克服，苦在科技攻关上。
因为没有世界一流的科学家直接参加，也没有国际专家指点，有的只是青年人的朝气蓬勃、执著追求。没有充足的资料，邓稼先就费尽心机地搞到了三本俄文原版书，柯朗特的《超音速与冲击波》，泽尔多维奇的《爆震物理》和戴维森的《中子输出原理》，然而这支队伍中除了邓稼先之外都没有学过核物理，幸好都有俄文基础，因此不得不采取边读边译边讨论的方式。
大家围着长桌，逐章逐节地读，读一句，译一句，为译得准确，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译文的句式，直到弄清楚原文的意思为止。邓稼先除了带领大家读书译书外，还要讲课、备课，为同事们指出正确的研究途径。他睡觉睡得很少，常常是讲完课，站在黑板前就打起瞌睡来。
如此这般，像吃烤苞米，一粒一粒地嚼，吃过寒冬，到了春节，他们终于消化了这些书。在他们的心里，也多出了几双慧眼，隐约辨识出了通往核武器库秘宫的通道。
接下来的却是最为困难的数据计算，当时的计算机是每秒仅百次的乌拉尔，还得用手摇，算个除法，得分几步走，要是算个开方，还要查巴罗表。八个小时算，八个小时捉摸方案，一个月才能算出一个结果。大冷天里，手冻肿了，击键不便，肚子饿了，难转摇把，不得不趁做工间操时，跑到附近的邮电所里抱煤炉取暖。
由于只有一台手摇式计算机和一台电动计算机，不得不三班倒，上机轮空的，邓稼先就让他们用计算尺和算盘辅助计算。可是，忙了大半年，九次运算得到的结果与顾问给出的数据却大相径庭。
邓稼先纳闷了，究竟是计算方法失误，还是运算不到家？他苦苦地思索着，食不甘味，夜难成眠，像个疲惫至极的向导，明明把队伍带到了目的地，却又怀疑是不是找错了地方。
后来，他们找到了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周光召教授，请他帮忙。周光召教授历经数日，潜心验证，最后对他们九次计算的结果做出了肯定的论证。邓稼先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翌日，他郑重地签署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总体设计方案。
1964年10月16日15时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在场的科学家们都听到了那天崩地裂般威猛的轰鸣，只望见那无坚不摧的冲击波奔雷似的卷动沙浪，掀起了漫天尘雾。作为效应物的坚固建筑着火了，坍塌了，炮艇被冲走，列车被推翻，斗石遍地，蘑菇红云不断爆裂，隆隆升腾，如同怒耸而起的巨人，投影30公里。百米高的铁塔早气化了，蜷缩了，只剩下变细了的几条钢轨，弯曲在化为玻璃体的砾石滩上，这是毁灭，也是新生，是战争的演示，也是最有音响效果的和平宣言。
作为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主攻手，邓稼先为我国的国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功绩将记载史册
楼主：怀旧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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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一封公开信与朱光亚归国
应解放军报社之约，我们于近期采访了1950年朱光亚组织起草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52位签名者中的姚明玉、陈秀霞两位同志。
现已90多岁高龄的签名者、老科学家侯祥麟，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材料，使我们得以了解到这封公开信及朱光亚归国的点滴情况。
1945年秋天，美国军方曾透露出美国可以接受中国人学习制造原子弹的意思。蒋介石下令由军政部长陈诚和俞大维一起负责，秘密筹划这一重大的国防科学技术计划。
陈诚和俞大维约见了吴大猷、华罗庚、曾昭抡，由他们分别在物理、数学、化学三门学科各选两名青年学者作为助手，前往美国考察学习。
数月之后，物理方面，吴大猷选了助教朱光亚和大二学生李政道；数学方面，华罗庚选了孙本旺（到美国之后又选了徐贤修）；化学方面，曾昭抡选了唐敖庆和王瑞駪。
五人中，李政道最年少，才19岁，朱光亚次之，21岁。两个人都聪慧超常，且年纪相若，常在一起切磋，交谊至深。
1946年9月，在华罗庚带领下几个人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与先行而来的曾昭抡会合。由于美国对这一高新技术领域的技术封锁，所以，曾昭抡跟他们一见面，就连连摇头：“嗨，在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是没门了，你们就各奔前程吧。”
曾昭抡将他这些日子和美国人交涉联络的情况大致讲了一下，几个人一听也觉得十分无奈。大家都看到，美国根本不可能帮助中国搞什么原子弹。此外，由于国民党政府忙于打内战，腐败成风，政治局面和经济形势混乱不堪，筹建国防科研机构的原定目标早就注定了是水月镜花。
朱光亚选择留在老师吴大猷教授的母校密歇根大学，一边作为吴大猷先生的助手做理论物理课题，一边在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进行实验核物理的学习和研究。
在密歇根大学，朱光亚学习勤奋刻苦，各科成绩全是A,连续4年获得奖学金。1947年开始，在世界著名物理期刊《物理评论》上连续发表论文，在核物理这个新兴学科前沿留下了他的足迹，使他在中国留学生中名气很大。
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旅美学者有两大组织，一个是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一个是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朱光亚是这两大组织的积极分子。
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旅美留学生们为之欢欣鼓舞，集会庆祝。这时候，是回国参加祖国建设，还是滞留美国，或者是去台湾，成了每一个中国留学生日思夜想的重要问题，也是当时留学生之间交流的中心话题。朱光亚和许多进步师生一样，积极鼓动大家回国效劳。
从目前查到的文字记录看，1949年11月、12月间，朱光亚与曹锡华等人，在密歇根大学所在的安城，多次以留美科协的名义组织召开中国留学生座谈会。分别以“新中国与科学工作者”、“赶快组织起来回国去”等为主题，介绍国内情况，讨论科学工作者在建设新中国中的作用，动员大家“祖国迫切地需要我们！希望大家放弃个人利害，相互鼓励，相互督促，赶快组织起来回国去。”
他们还用《打倒列强》歌曲的曲调，自编了《赶快回国歌》，每次聚会都要齐唱“不要迟疑，不要犹豫，回国去，回国去。祖国建设需要你，组织起来回国去，快回去，快回去。”而朱光亚自己则早就决定回国，已经做好了回国前的各项准备。
从1949年年底开始，作为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中西部地区分会主席的朱光亚牵头组织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并送给美国各地区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联合署名。
到第二年2月下旬，有52名已经决定近期回国的留学人员签了自己的名字。其中既有从事自然科学的，也有从事社会科学的（如1949年年底回国，后来在外交部工作的陈秀霞同志），并且分布在美国各地，如著名科学家侯祥麟先生当时就是在美国东海岸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
这也看出，朱光亚同志当时在留学生中具有较大影响。这封公开信于1950年2月27日寄往纽约的留美学生通讯社，刊登在3月18日出版的《留美学生通讯》第三卷第八期上,在当时海外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50年2月底，《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寄往留美学生通讯社后，朱光亚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提供的救济金，踏上了归国路程。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罗布泊上空火球闪过，沉雷怒吼，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在大漠上空升腾。在这样的时刻，朱光亚等人从试验现场撤离时，因为情急之中司机驾车走错了路，因而没按时赶到设在山包之上的观测区。
当朱光亚在途中转过身，一眼看到正在向上升腾的蘑菇云时，一向刚强内敛的这位主要组织领导者一时百感交集，不禁潸然泪下。从18年前漂洋过海去异国寻梦，到今天自己亲手参与造出了原子弹，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怎不令人唏嘘感慨！ （梁东元伍献军）
(解放军报)
应解放军报社之约，我们于近期采访了1950年朱光亚组织起草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52位签名者中的姚明玉、陈秀霞两位同志。
现已90多岁高龄的签名者、老科学家侯祥麟，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材料，使我们得以了解到这封公开信及朱光亚归国的点滴情况。
1945年秋天，美国军方曾透露出美国可以接受中国人学习制造原子弹的意思。蒋介石下令由军政部长陈诚和俞大维一起负责，秘密筹划这一重大的国防科学技术计划。
陈诚和俞大维约见了吴大猷、华罗庚、曾昭抡，由他们分别在物理、数学、化学三门学科各选两名青年学者作为助手，前往美国考察学习。
数月之后，物理方面，吴大猷选了助教朱光亚和大二学生李政道；数学方面，华罗庚选了孙本旺（到美国之后又选了徐贤修）；化学方面，曾昭抡选了唐敖庆和王瑞駪。
五人中，李政道最年少，才19岁，朱光亚次之，21岁。两个人都聪慧超常，且年纪相若，常在一起切磋，交谊至深。
1946年9月，在华罗庚带领下几个人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与先行而来的曾昭抡会合。由于美国对这一高新技术领域的技术封锁，所以，曾昭抡跟他们一见面，就连连摇头：“嗨，在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是没门了，你们就各奔前程吧。”
曾昭抡将他这些日子和美国人交涉联络的情况大致讲了一下，几个人一听也觉得十分无奈。大家都看到，美国根本不可能帮助中国搞什么原子弹。此外，由于国民党政府忙于打内战，腐败成风，政治局面和经济形势混乱不堪，筹建国防科研机构的原定目标早就注定了是水月镜花。
朱光亚选择留在老师吴大猷教授的母校密歇根大学，一边作为吴大猷先生的助手做理论物理课题，一边在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进行实验核物理的学习和研究。
在密歇根大学，朱光亚学习勤奋刻苦，各科成绩全是A,连续4年获得奖学金。1947年开始，在世界著名物理期刊《物理评论》上连续发表论文，在核物理这个新兴学科前沿留下了他的足迹，使他在中国留学生中名气很大。
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旅美学者有两大组织，一个是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一个是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朱光亚是这两大组织的积极分子。
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旅美留学生们为之欢欣鼓舞，集会庆祝。这时候，是回国参加祖国建设，还是滞留美国，或者是去台湾，成了每一个中国留学生日思夜想的重要问题，也是当时留学生之间交流的中心话题。朱光亚和许多进步师生一样，积极鼓动大家回国效劳。
从目前查到的文字记录看，1949年11月、12月间，朱光亚与曹锡华等人，在密歇根大学所在的安城，多次以留美科协的名义组织召开中国留学生座谈会。分别以“新中国与科学工作者”、“赶快组织起来回国去”等为主题，介绍国内情况，讨论科学工作者在建设新中国中的作用，动员大家“祖国迫切地需要我们！希望大家放弃个人利害，相互鼓励，相互督促，赶快组织起来回国去。”
他们还用《打倒列强》歌曲的曲调，自编了《赶快回国歌》，每次聚会都要齐唱“不要迟疑，不要犹豫，回国去，回国去。祖国建设需要你，组织起来回国去，快回去，快回去。”而朱光亚自己则早就决定回国，已经做好了回国前的各项准备。
从1949年年底开始，作为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中西部地区分会主席的朱光亚牵头组织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并送给美国各地区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联合署名。
到第二年2月下旬，有52名已经决定近期回国的留学人员签了自己的名字。其中既有从事自然科学的，也有从事社会科学的（如1949年年底回国，后来在外交部工作的陈秀霞同志），并且分布在美国各地，如著名科学家侯祥麟先生当时就是在美国东海岸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
这也看出，朱光亚同志当时在留学生中具有较大影响。这封公开信于1950年2月27日寄往纽约的留美学生通讯社，刊登在3月18日出版的《留美学生通讯》第三卷第八期上,在当时海外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50年2月底，《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寄往留美学生通讯社后，朱光亚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提供的救济金，踏上了归国路程。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罗布泊上空火球闪过，沉雷怒吼，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在大漠上空升腾。在这样的时刻，朱光亚等人从试验现场撤离时，因为情急之中司机驾车走错了路，因而没按时赶到设在山包之上的观测区。
当朱光亚在途中转过身，一眼看到正在向上升腾的蘑菇云时，一向刚强内敛的这位主要组织领导者一时百感交集，不禁潸然泪下。从18年前漂洋过海去异国寻梦，到今天自己亲手参与造出了原子弹，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怎不令人唏嘘感慨！ （梁东元伍献军）
(解放军报)
楼主：怀旧隐士
时间：2019-03-29 08:56:54
14、朱光亚的爱国公开信
朱光亚在美国密执安大学求学之时，大洋彼岸的中国正遭受无情的战争的蹂躏，战火纷飞，硝烟弥漫。
当时密执安大学的中国学子十分关注国内形势，在思想上形成了两派。朱光亚在担任中国学生的学生会主席时，常常组织一些活动，大家围坐在草坪上传阅《华侨日报》，宣读家信，传递国内消息。那时在芝加哥有假期营地，中国学生有时参加夏令营、冬令营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他向大家宣传国内形势，激励大家的爱国情怀，呼唤同学们努力学好科学知识报效国家。在美国东部工作的华罗庚也抽暇来看望中国学生，亲自参加他们的活动，并叮嘱大家“注意安全”。
这时朱光亚结识了攻读化学硕士学位的许慧君女士。聪慧、稳重的 许慧君出身名门，父亲许崇清是著名教育家，多年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母亲廖六薇是民主革命先驱廖仲恺的侄女；外公廖仲舒是中国驻日本公使，与廖仲恺是同胞兄弟。共同的情操与追求，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使他们相互倾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光亚呼吁、鼓动大家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认为只有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祖国，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才能实现。
1950年2月他拒绝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的旅费，告别女友取道香港回国。在途中的轮船上，他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
“同学们：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人民政府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召唤我们，北京电台也发出了号召同学回国的呼声。人民政府在欢迎和招待回国的留学生。同学们，祖国的父老们对我们寄托了无限的希望，我们还有什么犹豫呢？还有什么可以迟疑的呢？我们还在这里彷徨什么？同学们，我们都是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20 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
“从现在起，四万万五千万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将在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反帝国主义的大旗帜下，团结一心，合力建设一个新兴的中国，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一个以工人农民也就是人民大众的幸福为前提的新中国。要完成这个工作，前面是有不少的艰辛，但是我们有充分的信念，我们是在朝着充满光明前途的大道上迈进，这个建设新中国的责任是要我们分担的。同学们，祖国在召唤我们了，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是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着我们！”
这封信不久登在《留美学生通讯》1950年3月18日第三卷第八期上。后来密执安大学的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回到了新中国。
许慧君于朱光亚回国一年后，取得化学硕士学位回到了祖国。
朱光亚在美国密执安大学求学之时，大洋彼岸的中国正遭受无情的战争的蹂躏，战火纷飞，硝烟弥漫。
当时密执安大学的中国学子十分关注国内形势，在思想上形成了两派。朱光亚在担任中国学生的学生会主席时，常常组织一些活动，大家围坐在草坪上传阅《华侨日报》，宣读家信，传递国内消息。那时在芝加哥有假期营地，中国学生有时参加夏令营、冬令营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他向大家宣传国内形势，激励大家的爱国情怀，呼唤同学们努力学好科学知识报效国家。在美国东部工作的华罗庚也抽暇来看望中国学生，亲自参加他们的活动，并叮嘱大家“注意安全”。
这时朱光亚结识了攻读化学硕士学位的许慧君女士。聪慧、稳重的 许慧君出身名门，父亲许崇清是著名教育家，多年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母亲廖六薇是民主革命先驱廖仲恺的侄女；外公廖仲舒是中国驻日本公使，与廖仲恺是同胞兄弟。共同的情操与追求，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使他们相互倾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光亚呼吁、鼓动大家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认为只有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祖国，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才能实现。
1950年2月他拒绝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的旅费，告别女友取道香港回国。在途中的轮船上，他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
“同学们：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人民政府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召唤我们，北京电台也发出了号召同学回国的呼声。人民政府在欢迎和招待回国的留学生。同学们，祖国的父老们对我们寄托了无限的希望，我们还有什么犹豫呢？还有什么可以迟疑的呢？我们还在这里彷徨什么？同学们，我们都是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20 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
“从现在起，四万万五千万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将在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反帝国主义的大旗帜下，团结一心，合力建设一个新兴的中国，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一个以工人农民也就是人民大众的幸福为前提的新中国。要完成这个工作，前面是有不少的艰辛，但是我们有充分的信念，我们是在朝着充满光明前途的大道上迈进，这个建设新中国的责任是要我们分担的。同学们，祖国在召唤我们了，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是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着我们！”
这封信不久登在《留美学生通讯》1950年3月18日第三卷第八期上。后来密执安大学的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回到了新中国。
许慧君于朱光亚回国一年后，取得化学硕士学位回到了祖国。
楼主：怀旧隐士
时间：2019-03-29 08:56:54
15、朱光亚青少年时代
幼年时的朱光亚，跟随父母从宜昌经沙市迁回汉口。1931年后在汉口第一小学、圣保罗中学学习。1938年，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刚刚初中毕业的朱光亚和两个哥哥被迫转移到四川。先后就读于合川崇敬中学、江北清华中学、重庆南开中学。1941年重庆南开中学毕业。 在南开中学的一年半，朱光亚受益于数学、物理、化学老师的教育、培养，开始对自然科学有了美好的憧憬；特别是魏荣爵老师（现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讲授的物理学，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1 年他考入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物理系。讲授大学一年级普通物理学的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赵广增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赵教授深入浅出的讲课和介绍学科前沿的课外辅导，使朱光亚受到物理学科新发展的熏陶。
1942年夏天，当时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重庆招收大学二年级插班生。在朱光亚几位南开校友的关心和帮助下，他报名应试，顺利地转学西南联大。从大学二年级起他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荪、饶毓泰、吴有训、朱物华、吴大猷等教授。众多名师的栽培，使朱光亚学业有了较坚实的基础。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他从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原子弹之梦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两地投掷两枚原子弹，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的投降，同时也唤起了中国人制造原子弹的梦想。抗战胜利后不久，重庆国民政府邀请数学教授华罗庚、物理学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抡赴重庆商讨发展原子武器事宜。
3位教授拟订了计划，遴选优秀青年学者赴美考察。吴大猷挑选了朱光亚、李政道；华罗庚推举了孙本旺，到美国后又推举了徐贤修；曾昭抡推荐了唐敖庆、王瑞酰。 吴大猷先去了英国出席学术会议，后来抵达美国。
朱光亚于1946年8月和李政道、唐敖庆等一起，随同华罗庚从上海乘船赴美。吴大猷的夫人阮冠世女士与之同行。
到达美国后，华罗庚师徒赴普林斯顿大学与先期到达的曾昭抡会面。曾昭抡告诉他们，美国有关原子弹的各个科研机构均不准许外国人进入。残酷的现实使朱光亚醒悟：美国任何时候也不会帮助中国发展尖端科学技术；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旧中国不可能搞出原子武器。
正是如此，热衷于打内战的蒋介石政府无心资助原子能事业。旧中国科学工作者制造原子弹的美梦，终于成为泡影。
求学密执安大学
师生们考察的热望破灭后，他们决定自谋出路，分别进入美国的研究机构或大学，学习研究前沿科学技术。朱光亚不改初衷，1946年9月，他随吴大猷进入密执安大学，从事核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在这里，他一边作为吴大猷的助手做理论和计算研究，一边在研究生院学习核物理实验技术，攻读博士学位。
朱光亚遇到了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相识的学长张文裕、王承书。在选择导师时，张文裕、王承书建议他选择不是很有名气、却很有实验经验的青年物理学家M.L.Wiedenbeck。朱光亚的学习成绩始终全部是A，连续4年获奖学金，很快取得了优秀的研究成果。
1947年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了《符合测量方法（Ⅰ）β能谱》、《符合测量方法（Ⅱ）内变换》两篇论文，1948年、1949年又相继发表了《铕的转换电子与β射线的符合（计数）》、《HF181的辐射》两篇论文。这些前沿课题的研究成果使他在发展迅速的核物理领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1949年6月朱光亚完成了《用β射线谱仪和符合测量方法研究Au198和Hf181的衰变机制》博士论文，顺利通过论文答辩，25岁获物理学博士学位。
1950年春，他从美国回到祖国北京，投入到新生共和国创业的热潮之中。
幼年时的朱光亚，跟随父母从宜昌经沙市迁回汉口。1931年后在汉口第一小学、圣保罗中学学习。1938年，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刚刚初中毕业的朱光亚和两个哥哥被迫转移到四川。先后就读于合川崇敬中学、江北清华中学、重庆南开中学。1941年重庆南开中学毕业。 在南开中学的一年半，朱光亚受益于数学、物理、化学老师的教育、培养，开始对自然科学有了美好的憧憬；特别是魏荣爵老师（现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讲授的物理学，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1 年他考入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物理系。讲授大学一年级普通物理学的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赵广增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赵教授深入浅出的讲课和介绍学科前沿的课外辅导，使朱光亚受到物理学科新发展的熏陶。
1942年夏天，当时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重庆招收大学二年级插班生。在朱光亚几位南开校友的关心和帮助下，他报名应试，顺利地转学西南联大。从大学二年级起他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荪、饶毓泰、吴有训、朱物华、吴大猷等教授。众多名师的栽培，使朱光亚学业有了较坚实的基础。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他从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原子弹之梦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两地投掷两枚原子弹，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的投降，同时也唤起了中国人制造原子弹的梦想。抗战胜利后不久，重庆国民政府邀请数学教授华罗庚、物理学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抡赴重庆商讨发展原子武器事宜。
3位教授拟订了计划，遴选优秀青年学者赴美考察。吴大猷挑选了朱光亚、李政道；华罗庚推举了孙本旺，到美国后又推举了徐贤修；曾昭抡推荐了唐敖庆、王瑞酰。 吴大猷先去了英国出席学术会议，后来抵达美国。
朱光亚于1946年8月和李政道、唐敖庆等一起，随同华罗庚从上海乘船赴美。吴大猷的夫人阮冠世女士与之同行。
到达美国后，华罗庚师徒赴普林斯顿大学与先期到达的曾昭抡会面。曾昭抡告诉他们，美国有关原子弹的各个科研机构均不准许外国人进入。残酷的现实使朱光亚醒悟：美国任何时候也不会帮助中国发展尖端科学技术；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旧中国不可能搞出原子武器。
正是如此，热衷于打内战的蒋介石政府无心资助原子能事业。旧中国科学工作者制造原子弹的美梦，终于成为泡影。
求学密执安大学
师生们考察的热望破灭后，他们决定自谋出路，分别进入美国的研究机构或大学，学习研究前沿科学技术。朱光亚不改初衷，1946年9月，他随吴大猷进入密执安大学，从事核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在这里，他一边作为吴大猷的助手做理论和计算研究，一边在研究生院学习核物理实验技术，攻读博士学位。
朱光亚遇到了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相识的学长张文裕、王承书。在选择导师时，张文裕、王承书建议他选择不是很有名气、却很有实验经验的青年物理学家M.L.Wiedenbeck。朱光亚的学习成绩始终全部是A，连续4年获奖学金，很快取得了优秀的研究成果。
1947年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了《符合测量方法（Ⅰ）β能谱》、《符合测量方法（Ⅱ）内变换》两篇论文，1948年、1949年又相继发表了《铕的转换电子与β射线的符合（计数）》、《HF181的辐射》两篇论文。这些前沿课题的研究成果使他在发展迅速的核物理领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1949年6月朱光亚完成了《用β射线谱仪和符合测量方法研究Au198和Hf181的衰变机制》博士论文，顺利通过论文答辩，25岁获物理学博士学位。
1950年春，他从美国回到祖国北京，投入到新生共和国创业的热潮之中。
楼主：怀旧隐士
时间：2019-03-29 08:56:54
16、赤子情深（1）
当时密执安大学的中国学子十分关注国内形势，在思想上形成了两派。朱光亚在担任中国学生的学生会主席时，常常组织一些活动，大家围坐在草坪上传阅《华侨日报》，宣读家信，传递国内消息。
那时在芝加哥有假期营地，中国学生有时参加夏令营、冬令营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他向大家宣传国内形势，激励大家的爱国情怀，呼唤同学们努力学好科学知识报效国家。
在美国东部工作的华罗庚也抽暇来看望中国学生，亲自参加他们的活动，并叮嘱大家“注意安全”。这时朱光亚结识了攻读化学硕士学位的许慧君女士。
聪慧、稳重的许慧君出身名门，父亲许崇清是著名教育家，多年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母亲廖六薇是民主革命先驱廖仲恺的侄女；外公廖仲舒是中国驻日本公使，与廖仲恺是同胞兄弟。
共同的情操与追求，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使他们相互倾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光亚呼吁、鼓动大家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认为只有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祖国，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才能实现。
1950年2月他拒绝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的旅费，告别女友取道香港回国。在途中的轮船上，他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
“同学们：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人民政府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召唤我们，北京电台也发出了号召同学回国的呼声。人民政府在欢迎和招待回国的留学生。同学们，祖国的父老们对我们寄托了无限的希望，我们还有什么犹豫呢？还有什么可以迟疑的呢？我们还在这里彷徨什么？同学们，我们都是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20 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
“从现在起，四万万五千万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将在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反帝国主义的大旗帜下，团结一心，合力建设一个新兴的中国，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一个以工人农民也就是人民大众的幸福为前提的新中国。要完成这个工作，前面是有不少的艰辛，但是我们有充分的信念，我们是在朝着充满光明前途的大道上迈进，这个建设新中国的责任是要我们分担的。同学们，祖国在召唤我们了，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是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着我们！”
这封信不久登在《留美学生通讯》1950年3月18日第三卷第八期上。后来密执安大学的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回到了新中国。许慧君于朱光亚回国一年后，取得化学硕士学位回到了祖国。
1950年3月朱光亚回到祖国，与家人团聚。看着父母今非昔比的容貌，他很想尽尽孝心。然而一份加急电报改变了他的初衷，4天后他就奔赴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这位25岁的副教授满腔热情地投入了教学第一线，为培养新中国的建设人才勤奋工作。
在完成繁重教学任务的同时，他没有忘记原子弹。1951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撰写的《原子能和原子武器》，书中介绍了原子能发展、原子弹研制、氢弹秘密等内容，是我国系统介绍核武器的早期著作之一。 1950年10月，朱光亚与许慧君喜结良缘。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绘制了一幅梅花国画相赠，并与廖承志一起出席了他们简朴的婚礼。
1952年春，朝鲜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停战谈判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大事之一。国家从高等院校中选派了一批政治可靠、有较高英语水平和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教师，作为我谈判代表团的翻译。北京大学选派了朱光亚和钱学熙两人。
他们于1952年4月从北京出发，跨过鸭绿江，坐着敞篷卡车沿着崎岖山路，冒着枪林弹雨，经过两天一夜的紧张奔波到达朝鲜开城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团所在地。
朱光亚等人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每天晚上都拉着防空帘在微弱的灯光下忙碌，一听到警报就马上收好文件钻防空洞。这时美国一直在研究使用原子武器，谈判桌前美方代表经常挥舞着核大棒。为了不让对方有空子可钻，谈判双方彼此练出了耐力与坐功。朱光亚在这种情况下养成了开会时长时间耐心地听别人发言的习惯，从不轻易表态，一旦讲话，就能令人折服。
朝鲜战场上残酷的战争场面、敌我双方武器装备的差距、美国的 ，使朱光亚认识到现在再也不是小米加步枪的时代了。年轻的共和国要想真正独立，不受人欺侮，中华民族要想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拥有自己强大的现代化国防。
培养核事业人才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年底，刚从朝鲜战场归来的朱光亚被直接调到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任教授，参与组建物理系，后来又担任了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代理系主任。
在主讲力学、热学、原子物理学等大课的同时，朱光亚十分重视学科建设。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几年之内便使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跻身于全国高校物理系的先进行列，培养了大批物理学人才，如陈佳洱、宋家树、王世绩院士等都是朱光亚教过的学生。
当时密执安大学的中国学子十分关注国内形势，在思想上形成了两派。朱光亚在担任中国学生的学生会主席时，常常组织一些活动，大家围坐在草坪上传阅《华侨日报》，宣读家信，传递国内消息。
那时在芝加哥有假期营地，中国学生有时参加夏令营、冬令营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他向大家宣传国内形势，激励大家的爱国情怀，呼唤同学们努力学好科学知识报效国家。
在美国东部工作的华罗庚也抽暇来看望中国学生，亲自参加他们的活动，并叮嘱大家“注意安全”。这时朱光亚结识了攻读化学硕士学位的许慧君女士。
聪慧、稳重的许慧君出身名门，父亲许崇清是著名教育家，多年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母亲廖六薇是民主革命先驱廖仲恺的侄女；外公廖仲舒是中国驻日本公使，与廖仲恺是同胞兄弟。
共同的情操与追求，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使他们相互倾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光亚呼吁、鼓动大家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认为只有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祖国，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才能实现。
1950年2月他拒绝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的旅费，告别女友取道香港回国。在途中的轮船上，他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
“同学们：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人民政府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召唤我们，北京电台也发出了号召同学回国的呼声。人民政府在欢迎和招待回国的留学生。同学们，祖国的父老们对我们寄托了无限的希望，我们还有什么犹豫呢？还有什么可以迟疑的呢？我们还在这里彷徨什么？同学们，我们都是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20 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
“从现在起，四万万五千万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将在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反帝国主义的大旗帜下，团结一心，合力建设一个新兴的中国，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一个以工人农民也就是人民大众的幸福为前提的新中国。要完成这个工作，前面是有不少的艰辛，但是我们有充分的信念，我们是在朝着充满光明前途的大道上迈进，这个建设新中国的责任是要我们分担的。同学们，祖国在召唤我们了，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是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着我们！”
这封信不久登在《留美学生通讯》1950年3月18日第三卷第八期上。后来密执安大学的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回到了新中国。许慧君于朱光亚回国一年后，取得化学硕士学位回到了祖国。
1950年3月朱光亚回到祖国，与家人团聚。看着父母今非昔比的容貌，他很想尽尽孝心。然而一份加急电报改变了他的初衷，4天后他就奔赴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这位25岁的副教授满腔热情地投入了教学第一线，为培养新中国的建设人才勤奋工作。
在完成繁重教学任务的同时，他没有忘记原子弹。1951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撰写的《原子能和原子武器》，书中介绍了原子能发展、原子弹研制、氢弹秘密等内容，是我国系统介绍核武器的早期著作之一。 1950年10月，朱光亚与许慧君喜结良缘。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绘制了一幅梅花国画相赠，并与廖承志一起出席了他们简朴的婚礼。
1952年春，朝鲜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停战谈判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大事之一。国家从高等院校中选派了一批政治可靠、有较高英语水平和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教师，作为我谈判代表团的翻译。北京大学选派了朱光亚和钱学熙两人。
他们于1952年4月从北京出发，跨过鸭绿江，坐着敞篷卡车沿着崎岖山路，冒着枪林弹雨，经过两天一夜的紧张奔波到达朝鲜开城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团所在地。
朱光亚等人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每天晚上都拉着防空帘在微弱的灯光下忙碌，一听到警报就马上收好文件钻防空洞。这时美国一直在研究使用原子武器，谈判桌前美方代表经常挥舞着核大棒。为了不让对方有空子可钻，谈判双方彼此练出了耐力与坐功。朱光亚在这种情况下养成了开会时长时间耐心地听别人发言的习惯，从不轻易表态，一旦讲话，就能令人折服。
朝鲜战场上残酷的战争场面、敌我双方武器装备的差距、美国的 ，使朱光亚认识到现在再也不是小米加步枪的时代了。年轻的共和国要想真正独立，不受人欺侮，中华民族要想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拥有自己强大的现代化国防。
培养核事业人才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年底，刚从朝鲜战场归来的朱光亚被直接调到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任教授，参与组建物理系，后来又担任了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代理系主任。
在主讲力学、热学、原子物理学等大课的同时，朱光亚十分重视学科建设。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几年之内便使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跻身于全国高校物理系的先进行列，培养了大批物理学人才，如陈佳洱、宋家树、王世绩院士等都是朱光亚教过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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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赤子情深（2）
1955年，党中央作出发展原子能工业的战略决策。5月，朱光亚奉调与胡济民、虞福春等筹建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当时由二机部领导，后改名技术物理系），担负起尽快为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事业培养专门人才的重任，这是国家加快发展原子能事业的五项措施之一。
1956年夏，核物理专业培养出第一批毕业生。1956年9月，朱光亚调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子物理研究室副主任，在钱三强的领导下，与何泽慧等一起带领年轻人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并参与了前苏联援建的核反应堆建设和启动工作，发表了《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物理参数的测定》等论文。他还领导设计、建成了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堆物理试验，跨出我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在此期间，他还兼任研究所的学术秘书，表现出不平凡的科学造诣和较强的科研组织领导能力，深受钱三强所长的赞赏。
1956年，新中国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这年，朱光亚参与筹建近代物理研究室（1957年划归北京大学），担负起为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这批毕业生在六七十年代，都已成为中国核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两年后，朱光亚被调到核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任室副主任，参与由原苏联援建的研究反应堆的建设和启动工作，并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发表了《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物理参数的测定》等研究论文。随后，他领导设计、建成了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堆物理实验，跨出了中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被迫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事业。朱光亚这位物理学博士被任命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年轻的朱光亚以全部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了庄严的事业之中。当时他年仅35岁。
核武器研制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科学研究工程，朱光亚对这项研究在科学技术方面负全面责任。他亲自参加领导与指导了研制任务的分解、确定应该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选择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设立课题并制定重要攻关课题的实施方案等。
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刻，朱光亚出任4个技术委员会之一的中子点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主任委员彭桓武、委员何泽慧等一起指导了几种不同点火中子源的研制与选择，并协同冷试验委员会研究确定点火中子综合可靠性的检验方法等关键课题的攻关。
由于他善于在综合各方面（理论、实验、工程及当时的实际条件）的情况和意见基础上作出正确的科学判断，使这些课题都能在较短时间内顺利解决。他主持起草的《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当时中国原子弹研制科技工作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对我国在当时科学、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很快完成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
朱光亚主持起草的《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提出了将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第一个装置先以地面塔爆方式，然后以空投航弹方式进行的方案，不但提前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能安排较多的测试项目，用来监视原子弹动作的正常与否，检验设计的正确性。这个大纲在第一颗原子弹研究及试验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艰苦奋斗，研究原子弹
1959年6月，前苏联来信拒绝按协定提供中国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中共中央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来”。二机部制定“八年规划”，提出“3年突破、5年掌握、8年适当储备”的目标。部长宋任穷请钱三强挑选一位负责原子弹产品的“科学技术领导人”。钱三强深信，“中字辈”的朱光亚能够很好地挑起这副重担。7月朱光亚调入核武器研究所。
1960年3月，35岁的他被任命为副所长，担任科学技术方面的总负责人，协助李觉所长、吴际霖副所长等抓科研组织领导工作。研制原子弹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科学工程，涉及理论、试验、设计、生产等各个方面，需要多学科、多专业的密切配合。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10年，科技与工业基础仍然十分薄弱，有关专业人才也很少，加上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国家难以投入足够的资金。与此同时，国外对与原子弹有关的技术资料严加保密，对重要的原材料、元器件和仪器设备实行封锁禁运。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在短期内突破原子弹技术极不容易。在二机部领导下，朱光亚与李觉、吴际霖等同志一起，带领大家制定规划，选调人才，组建机构，建立设施，逐步开展了研究工作。
当初最大的困难是缺少资料，只有1958年宋任穷、刘杰、钱三强、吴际霖等领导在听取前苏联专家讲授原子弹教学模型课时记下来的一份支离破碎的提纲式记录。朱光亚按照吴际霖的提议，与邓稼先、李嘉尧一起将这些记录整理成了一份较为完整的参考资料。
以此为线索，朱光亚组织科研人员一边学习、了解基本原理，开展自己的理论研究，一边开展科研实验的准备工作，亲自审定大量的技术任务书。 朱光亚还敏锐地发现，从四面八方调来的青年组成的科研队伍，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思想、作风上尚不能适应国家重大科研工程任务的要求。
于是，他协助李觉建立了一套科学的规范化的科研管理程序，使科研人员一开始就养成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作风和科学求实的精神。后来，周恩来总理在一次重要会议上，特意表扬了朱光亚这种严谨细致的科学精神和工作作风。这种精神和作风在核武器研制队伍中一直延续下来，对我国较高的核试验成功率以及核武器技术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由于朱光亚精通业务技术又善于组织管理，他不仅能与比自己年长的著名专家、研究室主任和谐合作，取得科技工作上的共识，共同深入一线指导工作，而且能与党政领导干部密切沟通共事，使得整个研究队伍就像一台精密机器一样，各项工作都有效协同地运转了起来。
楼主：怀旧隐士
时间：2019-03-29 08:56:54
18、赤子情深（3）
1960年8月，苏联政府撤回专家，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走上了完全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根据科研工作的需要，朱光亚与九局领导商议，向二机部提出调集专家和科技骨干的建议。经中央批准，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等著名科学家奉调担任核武器研究所的技术领导，还选调陈能宽、周光召等一批科技骨干，与早先调来的科学家一起形成了研究工作的核心力量。随后，他又与李觉、吴际霖一起组织调整了研究所的科研机构，全面开展理论物理、爆轰物理、中子物理和放射化学、自动控制等研究探索工作。
20世纪60年代中期，朱光亚就认识到将核试验转入地下，无论从减少放射性污染的角度，还是从更深入地研究核武器爆炸过程规律的角度，都是很有必要的。
1970年，朱光亚从原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他的工作面越来越宽。他在继续负责核武器技术研究与发展的同时，还参与组织了中国第一座核电站一一秦山30万千瓦核电站的筹建、核燃料加工技术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
1982年，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合并为国防科工委，朱光亚先后出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担负起了全面领导和组织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的重任。他主持的由军内外200多名专家参加的“2000 年中国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获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
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国务院高技术协调指导小组成员，朱光亚还参与了中国跟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重要计划——“863”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并负责其中两个研究领域的指导工作。他指出：高技术的跟踪和发展研究工作，在注意密切追踪国际先进水平、新技术成果和最新的发展方向的同时，必须有创新精神：必须重视高技术发展战略的深化和动态研究，不断地调整研究方向和任务。这些要求和做法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使有限资金用于重要、必需的研究工作中去。
1980年，朱光亚被选举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他还先后当选为中国核学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三届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推举为中国科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在5年任期中，他尽心尽力，为进一步建设与发展中国科协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最大的科技群众团体做了大量工作。
20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核力量的战略地位还没有变，仍然是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要实现这一有益于世界和平的崇高目标，道路是艰难曲折的，还需作坚持不懈的努力。
20世纪80年代末，朱光亚开始参与有关军控问题的研究与对外学术交流。他在和杜祥琬等人合写的《浅谈军备控制中的物理学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军备控制物理学作为物理学应用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支。他为能亲自参与这一关系祖国安全和人民幸福的研究工作而感到欣慰。
1994年3月，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选举朱光亚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履行政协职能的工作中，他深知肩负的责任重大。作为科学家代表之一，他呼吁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进一步尊重科学，为科技工作者宣传科学、普及科学知识、揭露伪劣商品和虚假广告提供法律保障，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进一步得到弘扬。他身体力行，努力为创造一个尊重科学、尊重科技工作者的良好社会环境而奋斗。
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成立，朱光亚被推选为第一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并当选为第一任中国工程院院长。两年来，他带领中国工程院全体院士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咨询、建议、协同、交流的职能，努力实践，并注意总结与提高，不断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好的经验，积极进取，中国工程技术事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殆精竭虑。
经过艰苦紧张的探索研究，1962年，原子弹的理论设计、爆轰试验、中子源研制等均取得了重大进展，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建设以及核材料生产等问题也在按计划进行。然而，由于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对原子弹研制项目是否“下马”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争论。
9月，二机部刘杰部长与李觉、吴际霖、朱光亚等研究后，向中央上报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提出两年内进行我国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的“两年规划”。为进一步分析研究其可行性，根据领导和专家集体讨论的意见，由朱光亚主持拟制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及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这两份文件在科学总结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了技术上最关键的问题，提出了必须完成的基本建设项目和条件，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的方案，第一步先做地面爆炸试验，第二步再做空中爆炸试验。整个安排有条不紊，环环相扣。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些分析和部署是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对当时很快突破原子弹技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两份至关重要的文件，被誉为“两个纲领性文件”。
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对“两年规划”作出重要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12月4日，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二次会议，研究落实“两年规划”。在刘杰部长、钱三强副部长汇报有关情况后，38岁的朱光亚作了补充汇报。他清晰的表述、敏锐的思路、对技术工作全面透彻的理解、回答提问的准确，给与会领导留下深刻印象，受到周总理的亲切称赞。散会时，总理拉着他的手说：“请你回去告诉研究所的同志们，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很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你们要不懈地努力！”
后来，李觉回忆说：朱光亚在高层决策岗位发挥了特殊作用。每次向中央专委、周总理汇报，都要他参加。那些重大的、向中央报告的文稿，研究规划、计划，都出自他手。
1960年8月，苏联政府撤回专家，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走上了完全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根据科研工作的需要，朱光亚与九局领导商议，向二机部提出调集专家和科技骨干的建议。经中央批准，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等著名科学家奉调担任核武器研究所的技术领导，还选调陈能宽、周光召等一批科技骨干，与早先调来的科学家一起形成了研究工作的核心力量。随后，他又与李觉、吴际霖一起组织调整了研究所的科研机构，全面开展理论物理、爆轰物理、中子物理和放射化学、自动控制等研究探索工作。
20世纪60年代中期，朱光亚就认识到将核试验转入地下，无论从减少放射性污染的角度，还是从更深入地研究核武器爆炸过程规律的角度，都是很有必要的。
1970年，朱光亚从原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他的工作面越来越宽。他在继续负责核武器技术研究与发展的同时，还参与组织了中国第一座核电站一一秦山30万千瓦核电站的筹建、核燃料加工技术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
1982年，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合并为国防科工委，朱光亚先后出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担负起了全面领导和组织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的重任。他主持的由军内外200多名专家参加的“2000 年中国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获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
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国务院高技术协调指导小组成员，朱光亚还参与了中国跟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重要计划——“863”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并负责其中两个研究领域的指导工作。他指出：高技术的跟踪和发展研究工作，在注意密切追踪国际先进水平、新技术成果和最新的发展方向的同时，必须有创新精神：必须重视高技术发展战略的深化和动态研究，不断地调整研究方向和任务。这些要求和做法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使有限资金用于重要、必需的研究工作中去。
1980年，朱光亚被选举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他还先后当选为中国核学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三届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推举为中国科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在5年任期中，他尽心尽力，为进一步建设与发展中国科协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最大的科技群众团体做了大量工作。
20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核力量的战略地位还没有变，仍然是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要实现这一有益于世界和平的崇高目标，道路是艰难曲折的，还需作坚持不懈的努力。
20世纪80年代末，朱光亚开始参与有关军控问题的研究与对外学术交流。他在和杜祥琬等人合写的《浅谈军备控制中的物理学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军备控制物理学作为物理学应用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支。他为能亲自参与这一关系祖国安全和人民幸福的研究工作而感到欣慰。
1994年3月，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选举朱光亚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履行政协职能的工作中，他深知肩负的责任重大。作为科学家代表之一，他呼吁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进一步尊重科学，为科技工作者宣传科学、普及科学知识、揭露伪劣商品和虚假广告提供法律保障，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进一步得到弘扬。他身体力行，努力为创造一个尊重科学、尊重科技工作者的良好社会环境而奋斗。
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成立，朱光亚被推选为第一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并当选为第一任中国工程院院长。两年来，他带领中国工程院全体院士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咨询、建议、协同、交流的职能，努力实践，并注意总结与提高，不断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好的经验，积极进取，中国工程技术事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殆精竭虑。
经过艰苦紧张的探索研究，1962年，原子弹的理论设计、爆轰试验、中子源研制等均取得了重大进展，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建设以及核材料生产等问题也在按计划进行。然而，由于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对原子弹研制项目是否“下马”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争论。
9月，二机部刘杰部长与李觉、吴际霖、朱光亚等研究后，向中央上报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提出两年内进行我国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的“两年规划”。为进一步分析研究其可行性，根据领导和专家集体讨论的意见，由朱光亚主持拟制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及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这两份文件在科学总结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了技术上最关键的问题，提出了必须完成的基本建设项目和条件，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的方案，第一步先做地面爆炸试验，第二步再做空中爆炸试验。整个安排有条不紊，环环相扣。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些分析和部署是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对当时很快突破原子弹技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两份至关重要的文件，被誉为“两个纲领性文件”。
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对“两年规划”作出重要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12月4日，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二次会议，研究落实“两年规划”。在刘杰部长、钱三强副部长汇报有关情况后，38岁的朱光亚作了补充汇报。他清晰的表述、敏锐的思路、对技术工作全面透彻的理解、回答提问的准确，给与会领导留下深刻印象，受到周总理的亲切称赞。散会时，总理拉着他的手说：“请你回去告诉研究所的同志们，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很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你们要不懈地努力！”
后来，李觉回忆说：朱光亚在高层决策岗位发挥了特殊作用。每次向中央专委、周总理汇报，都要他参加。那些重大的、向中央报告的文稿，研究规划、计划，都出自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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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两年规划”经中央批准后，在中央专委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下，“两个纲领性文件”立即转化成了核武器研究所与二机部、国家有关部委和省市协同攻关的实际行动。 为了加强对原子弹研制工作的技术指导，核武器研究所设立了产品设计、中子点火、冷试验、场外试验4个技术委员会，朱光亚兼任中子点火委员会副主任，与主任彭桓武一起指导青年科技人员开展中子源的攻关研究。
1963年3月，朱光亚参与组织确定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报二机部批准后，千军万马即将奔赴青海草原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大会战。4月2日，二机部领导和朱光亚等78位科学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邓小平总书记对核武器研究所的代表说：“你们的计划，毛主席、党中央已经批准。路线、方针、政策已经确定，现在就是你们去执行。你们大胆地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错了是我们书记处的。”给核武器研究人员以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朱光亚与李觉、吴际霖等组织在北京的科研、生产人员以及经中央专委批准增调的技术骨干迅速汇集到西北基地，全面开展理论、试验、设计、生产等各方面工作，形成了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总攻局面。
1963年5月，按照张爱萍、钱三强的要求，朱光亚主持起草了《第一期试验大纲草案》（即原子弹装置核爆炸试验大纲），指出核爆炸试验的任务是由低到高逐步过技术关。建议先做地面爆炸试验，再做空投爆炸试验，并详细提出了试验测试的主要项目、技术保障、测试场地总布局、试验规模等内容。
8月，朱光亚与刘杰等领导参加了青海研制基地冷试验专题研讨会，为综合验证理论设计和一系列单项试验成果，决定尽快实施关键性的全球聚合爆轰试验。计划制订后，朱光亚几乎每天都要了解各方面工作的进展情况，并具体指挥。在他和李觉、吴际霖、王淦昌、陈能宽、邓稼先、周光召等的组织领导下，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努力，解决了大量理论、技术和生产问题，于11月20日成功进行了缩比尺寸全球聚合爆轰试验。朱光亚亲自撰写试验总结，认为这项试验完成后，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技术只剩下等待足够的核材料和临界实验了。
1964年2月，二机部决定在核武器研究所基础上成立核武器研究院，李觉任院长，吴际霖、郭英会、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等9人任副院长。朱光亚仍然协助李觉、吴际霖统管科技工作。3月朱光亚组织制订研究院《1964年科研工作计划纲要》，详细布置了原子弹研制和试验工作计划。
1964年4月11日，中央专委会第八次会议决定首次核爆炸试验采用塔爆方式，并要求于9月10日前做好准备，做到“保响、保测、保安全，一次成功”。4月18日至5月4日，朱光亚与李觉、吴际霖等一起从青海研制基地赴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实地勘察空运、陆运和试验现场保障条件的各个工作细节，提出了周密的技术措施。
在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的基础上，6月6日，朱光亚在青海基地与其他同志一起组织进行了全尺寸全球聚合爆轰试验，这是原子弹装置核爆炸前的一次综合预演。试验取得完全成功，预示着原子弹装置核爆炸已经成功在望。在现场视察指导工作的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即兴赋诗一首：“贺第一颗原子弹冷试验成功——赠朱光亚和九院全体同志：祁连雪峰耸入云，草原儿女多奇能。炼丹修道沥肝胆，应时而出惊世闻。” 6月12日，朱光亚组织起草完成了《596装置国家试验大纲》，对核装置运输、总装与质量检验、引控系统调试、测试项目等各个环节提出了要求，第一次核爆炸试验开始全面转入现场实施阶段。7月，核武器研究院组成了以李觉、朱光亚为首的第九作业队，并由吴际霖、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陈能宽、邓稼先等专家组成技术领导核心，负责处理现场出现的问题。8月20日，首次核试验用的试验装置以及备品备件全部加工、装配、验收完毕，陆续运往试验场。8月23日，在核试验基地成立了由张爱萍等30余人组成的中共首次试验委员会，朱光亚等13人任常委。下设12个部，他兼任试验部副部长和第九作业队副队长。9月，中央专委会提出两种方案，一是早试，二是择机待试。毛泽东指示：原子弹是吓唬人的，既然是吓唬人的，就早试。
10月8日成立国家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张爱萍任主任委员，朱光亚等9人任副主任委员。朱光亚等在现场亲自指导技术人员严格按规程进行原子弹装置装配与检验。14日晚，经张爱萍、刘西尧、张震寰、张蕴钰、李觉、朱光亚等签字后，第一颗原子弹装置被吊上铁塔……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威力为2.3万吨梯恩梯当量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试验结果表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从理论、结构、设计、制造到引爆控制系统、测试技术等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平时颇有酒量的朱光亚开怀畅饮，加之连日劳累，他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喝醉了。
第一次空投原子弹和“两弹”结合试验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核装置与运载工具结合、形成有实战威力的核武器的任务，摆上了重要的位置。美国人说中国在5年内解决不了运载的问题，西方记者也说中国人“有弹无枪”。
其实，核武器研究所早在研制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装置时，就已经充分考虑到机载核航弹的问题。朱光亚主持制定的核武器研究所1960年科学研究计划中，安排了航弹气动外形、弹体结构和引爆控制系统的研究和设计项目。1962年，朱光亚参与起草的“两年规划”和由他主持制定的“两个纲领性文件”中，也对核航弹作出了安排。朱光亚与郭永怀、龙文光等一起组织科技人员与航空部、电子部、国防部五院（航天部）等部门协作，开展核航弹的研制工作。
到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时，航弹气动外形、结构和总体布局以及引爆控制系统设计都已确定，运载航弹的飞机也已改装完成。随后，他们又在首次核试验的基础上，对核装置的理论模型和结构做了设计改进，最终完成了首颗核航弹的研制。
1965年5月14日，在罗布泊成功进行了核航弹空投爆炸试验。这标志着中国开始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为了表彰和鼓励从事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人员，5月30日，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参加首次原子弹爆炸和核航弹空爆试验研制人员和有关部门代表，朱光亚作为科学家和部门代表之一受到了亲切接见。
原子弹与导弹结合（“两弹”结合）而成的核导弹，是比核航弹更为先进的核武器。核弹头与核航弹相比，在体积和重量上要大幅度地减小，所要经受的飞行环境条件则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工作难度更大。早在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攻关时期，朱光亚与核武器研究所其他领导就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部署了原子弹配导弹的前期探索研究工作。
1963年开始进行核弹头核装置理论研究和引爆控制系统预研。1964年春，根据中央专委关于今后工作的指示精神，朱光亚与李觉、吴际霖等组织制定了核弹头研制工作计划，并根据聂荣臻副总理的指示，提出了导弹核弹头协作任务的主要设计、试验项目及工艺、定型等进度计划。1964 年4月完成核装置理论设计方案后，迅速转入了工程设计阶段，开展了起爆元件和大型爆轰试验，并进行了核装置结构设计和工艺试验。同时，引爆控制系统的研制也很快取得了成果。
1965 年6月，朱光亚与其他同志一起，根据研制工作进展情况，组织讨论修订了研制工作计划。经过一系列地面环境试验后，为鉴定核弹头在实际飞行环境下的性能，中央批准进行导弹核武器飞行核爆炸试验（两弹结合试验）。周恩来总理对此极为重视和关怀，多次强调：“在本土进行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在世界上是个创举。我们要以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确保质量，确保绝对安全。”
为了贯彻总理的指示精神，朱光亚等组织领导了一系列安全模拟试验和分析论证，在正式试验之前，又与七机部合作进行了一发安全自毁系统飞行试验和两发引爆控制系统飞行试验，努力保证做到“万无一失”。
1966年10月27日9时，在聂荣臻副总理亲自指挥下，进行了我国第一次导弹核武器发射爆炸试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核航弹、导弹核武器的成功，我国仅用了两年时间就顺利完成原子弹研制的“三级跳”计划，快速实现了原子弹的武器化。有人评论说，朱光亚等科学家是把物理成果转化成工程成果、把科学技术转变成战斗力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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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64年5月和1965年1月，毛泽东两次谈到核武器，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后，周恩来总理传达毛主席指示：“要连续作战，再接再厉，一鼓作气，拿下氢弹。”1963年9月完成首颗原子弹理论设计后，邓稼先、周光召等领导的理论部就在朱光亚、彭桓武安排下开始组织力量进行氢弹理论的探索。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核武器研究院再次调整机构和人员，全面展开氢弹理论研究。
由于刘杰、钱三强早在1960年就已安排原子能所组织力量对氢弹有关问题进行预先研究，1965年元月，二机部决定将黄祖洽、于敏带领的这部分力量从原子能所调到核武器研究院。2月，二机部上报由朱光亚起草的《关于加快核武器发展问题的报告》。在朱光亚和彭桓武的指导下，组织制定了加速突破氢弹技术的科研工作大纲，并把目标设定为先进的能配导弹的热核弹头。
朱光亚鼓励科研人员破除论资排辈思想，发扬学术民主，大胆设想，提出各种新的概念和设计思想。经过充分讨论、研究、补充完善，最后综合归纳出两种攻关途径。又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忘我工作，基本明确了攻关的技术路线。在此基础上，1965年8月，朱光亚组织起草了《关于突破氢弹技术关键问题上的工作安排》，对必须重点解决的理论方案和热核材料制备两个关键问题，尤其是氢弹原理的突破，作了统筹安排部署。在他的支持下，彭桓武、邓稼先领导理论部组织力量对氢弹原理进行“多路探索”。
1965年底，于敏带领的部分科技人员探索到一种新的制造氢弹的理论方案，朱光亚多次与彭桓武、邓稼先等组织专家反复论证，逐步完善了这个方案。同年12月，他参与组织了核武器研究院两年科研与生产规划会议，提出突破氢弹原理按两手准备，以新理论方案为主，组织全院理论、实验、设计、生产等各方面力量集中攻关。在此基础上，他代二机部起草了上报中央专委的《关于核武器科研生产两年规划的请示》，并列席由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会议，汇报有关技术关键问题。
在抓理论设计的同时，他还亲自部署并指导了热核材料的研制工作。经过各部门的大力协同和艰苦努力，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这是中国掌握氢弹技术的重要标志。新原理简便、先进、可行。朱光亚马上组织有关人员分析这次试验的数据，全面展开第一颗全当量氢弹试验的准备工作。
1967年初，氢弹正式试验的理论方案完成后，氢弹装置结构设计、制造等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这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混乱时期，许多科学家、技术人员靠边站，这令朱光亚既困惑又有苦难言，科研管理如履薄冰。经过夜以继日的苦斗，1967年6月5日，氢弹装置终于加工完毕，8日运抵试验基地，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先于法国1年时间成为世界上拥有氢弹的第四个国家，发展速度是核大国中最快的。
地下核试验
早在1963年，正当中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关键时刻，美、苏、英三国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美国人露骨地说：“我们能够合作来阻止中国获得核能力。”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在二机部刘杰部长等同志的领导下，朱光亚组织调研分析，亲自起草了《停止核试验是一个大骗局》的报告。
报告系统分析了世界几个核大国核武器研发与核试验方面的做法和发展过程，指出，他们核试验的停与否，最主要的是根据其核武器发展的需要来决定的。美、苏已进行了大量的核试验，取得了大量数据，他们目前停止部分核试验对其核武器发展并无重大影响，可以通过地下核试验继续发展核武器，而中国则即将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因此，美、苏、英签订部分禁试条约的目的，就是妄图把中国核武器事业扼杀在摇篮里。报告建议，我们不但不能禁试，而且要抓紧时机，尽快研制成功我国的核武器，同时，报告还指出，我们也应该尽快掌握地下核试验技术，因为地下核试验有利于保密和减少放射性污染，还可以取得地面试验难以得到的许多测试数据和资料。
根据朱光亚等人的建议，1963年9月中央专委会决定，在抓第一颗原子弹的同时，把地下核试验作为设计项目。但是，由于忙于原子弹的武器化及氢弹技术攻关，地下核试验准备工作拖延了一段时间。1967年10月底至11月中旬，在国防科委领导下，朱光亚、王淦昌、程开甲、邓稼先等讨论了首次地下核试验的目的、试验项目、工程要求等，地下核试验准备工作全面展开。核武器研究院与核试验基地密切配合，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工作，攻克了大量技术难关。
1969年8月10日，周总理主持地下核试验准备情况汇报会，朱光亚副院长代表核武器研究院汇报了试验目的、试验装置准备及加工情况。中央专委和周总理要求9月15日前准备完毕。9月19日，中央专委批准朱光亚等7人组成首次地下核试验领导小组。9月23日，朱光亚、王淦昌、程开甲、彭桓武等在现场指挥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是我国首次进行地下平洞核试验。
1970年6月，朱光亚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仍然负责指导核武器与核试验的研究和发展工作。为了尽快使地下核试验技术过关，在动荡艰难的“文化大革命”岁月里，朱光亚与有关同志一起，兢兢业业，想方设法排除干扰，认真落实周总理和中央专委的指示精神，经常组织技术人员研究方案，解决关键问题。
1975年10月和1976年10月，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二次、第三次地下平洞核试验，1978年10月，又成功组织首次地下竖井核试验。随着我国地下核试验技术日趋成熟，1986年3月中国政府庄严宣布：“我国已多年未进行大气层核试验，今后也将不再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
1964年5月和1965年1月，毛泽东两次谈到核武器，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后，周恩来总理传达毛主席指示：“要连续作战，再接再厉，一鼓作气，拿下氢弹。”1963年9月完成首颗原子弹理论设计后，邓稼先、周光召等领导的理论部就在朱光亚、彭桓武安排下开始组织力量进行氢弹理论的探索。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核武器研究院再次调整机构和人员，全面展开氢弹理论研究。
由于刘杰、钱三强早在1960年就已安排原子能所组织力量对氢弹有关问题进行预先研究，1965年元月，二机部决定将黄祖洽、于敏带领的这部分力量从原子能所调到核武器研究院。2月，二机部上报由朱光亚起草的《关于加快核武器发展问题的报告》。在朱光亚和彭桓武的指导下，组织制定了加速突破氢弹技术的科研工作大纲，并把目标设定为先进的能配导弹的热核弹头。
朱光亚鼓励科研人员破除论资排辈思想，发扬学术民主，大胆设想，提出各种新的概念和设计思想。经过充分讨论、研究、补充完善，最后综合归纳出两种攻关途径。又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忘我工作，基本明确了攻关的技术路线。在此基础上，1965年8月，朱光亚组织起草了《关于突破氢弹技术关键问题上的工作安排》，对必须重点解决的理论方案和热核材料制备两个关键问题，尤其是氢弹原理的突破，作了统筹安排部署。在他的支持下，彭桓武、邓稼先领导理论部组织力量对氢弹原理进行“多路探索”。
1965年底，于敏带领的部分科技人员探索到一种新的制造氢弹的理论方案，朱光亚多次与彭桓武、邓稼先等组织专家反复论证，逐步完善了这个方案。同年12月，他参与组织了核武器研究院两年科研与生产规划会议，提出突破氢弹原理按两手准备，以新理论方案为主，组织全院理论、实验、设计、生产等各方面力量集中攻关。在此基础上，他代二机部起草了上报中央专委的《关于核武器科研生产两年规划的请示》，并列席由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会议，汇报有关技术关键问题。
在抓理论设计的同时，他还亲自部署并指导了热核材料的研制工作。经过各部门的大力协同和艰苦努力，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这是中国掌握氢弹技术的重要标志。新原理简便、先进、可行。朱光亚马上组织有关人员分析这次试验的数据，全面展开第一颗全当量氢弹试验的准备工作。
1967年初，氢弹正式试验的理论方案完成后，氢弹装置结构设计、制造等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这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混乱时期，许多科学家、技术人员靠边站，这令朱光亚既困惑又有苦难言，科研管理如履薄冰。经过夜以继日的苦斗，1967年6月5日，氢弹装置终于加工完毕，8日运抵试验基地，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先于法国1年时间成为世界上拥有氢弹的第四个国家，发展速度是核大国中最快的。
地下核试验
早在1963年，正当中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关键时刻，美、苏、英三国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美国人露骨地说：“我们能够合作来阻止中国获得核能力。”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在二机部刘杰部长等同志的领导下，朱光亚组织调研分析，亲自起草了《停止核试验是一个大骗局》的报告。
报告系统分析了世界几个核大国核武器研发与核试验方面的做法和发展过程，指出，他们核试验的停与否，最主要的是根据其核武器发展的需要来决定的。美、苏已进行了大量的核试验，取得了大量数据，他们目前停止部分核试验对其核武器发展并无重大影响，可以通过地下核试验继续发展核武器，而中国则即将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因此，美、苏、英签订部分禁试条约的目的，就是妄图把中国核武器事业扼杀在摇篮里。报告建议，我们不但不能禁试，而且要抓紧时机，尽快研制成功我国的核武器，同时，报告还指出，我们也应该尽快掌握地下核试验技术，因为地下核试验有利于保密和减少放射性污染，还可以取得地面试验难以得到的许多测试数据和资料。
根据朱光亚等人的建议，1963年9月中央专委会决定，在抓第一颗原子弹的同时，把地下核试验作为设计项目。但是，由于忙于原子弹的武器化及氢弹技术攻关，地下核试验准备工作拖延了一段时间。1967年10月底至11月中旬，在国防科委领导下，朱光亚、王淦昌、程开甲、邓稼先等讨论了首次地下核试验的目的、试验项目、工程要求等，地下核试验准备工作全面展开。核武器研究院与核试验基地密切配合，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工作，攻克了大量技术难关。
1969年8月10日，周总理主持地下核试验准备情况汇报会，朱光亚副院长代表核武器研究院汇报了试验目的、试验装置准备及加工情况。中央专委和周总理要求9月15日前准备完毕。9月19日，中央专委批准朱光亚等7人组成首次地下核试验领导小组。9月23日，朱光亚、王淦昌、程开甲、彭桓武等在现场指挥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是我国首次进行地下平洞核试验。
1970年6月，朱光亚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仍然负责指导核武器与核试验的研究和发展工作。为了尽快使地下核试验技术过关，在动荡艰难的“文化大革命”岁月里，朱光亚与有关同志一起，兢兢业业，想方设法排除干扰，认真落实周总理和中央专委的指示精神，经常组织技术人员研究方案，解决关键问题。
1975年10月和1976年10月，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二次、第三次地下平洞核试验，1978年10月，又成功组织首次地下竖井核试验。随着我国地下核试验技术日趋成熟，1986年3月中国政府庄严宣布：“我国已多年未进行大气层核试验，今后也将不再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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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组织领导“863”计划
“86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是朱光亚贯彻“军民结合”方针、参与组织领导的又一项国家重要工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兴起，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朱光亚敏锐注意到激光技术、电子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将会产生的深刻影响。他参与组织指导了激光技术、核技术、电子技术、新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技术、计算机技术等一系列高技术研究发展座谈会，并建议在国防科技研究项目计划中作出部署安排。1983年，美国提出SDI（星球大战）计划，苏联、西欧、日本等国也相继提出了高技术发展计划，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国内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纷纷召开研讨会研究对策。
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家墀、陈芳允4位著名科学家联名上书邓小平和党中央，提出“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重要建议。
3月5日，邓小平批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随后，国务院组织全国20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进行了充分的专题研究，制订出我国第一个“军民结合”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朱光亚作为国务院高技术计划协调指导小组的成员和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著名科学家，亲自参与组织和指导了专家论证工作以及《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的起草。
核军备控制研究和交流
20世纪80年代，朱光亚注意到随着我国改革深入和开放扩大，世界形势特别是军控形势直接影响着我国尖端武器技术的发展。他提出，我们不能两眼不看世界风云，只顾埋头搞武器研究。从此，朱光亚开始倡导并组织核军备控制研究，认为这是维护世界战略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工作之一。他指出：军备控制不仅是政治外交方面的问题，还涉及许多科学技术问题，我们要从科学和技术上支持国家外事工作。他多次召集有关同志研究工作，讨论如何扩大研究队伍和深化研究，提出要在工作实践中发现人才，搞一个干实事的小组。在他亲自动员和领导下，成立了由核技术、军事、外交等领域专家组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组织，广泛深入地开展军控研究和交流工作。他提出了明确的工作方针和研究方向，还亲自参加许多具体工作，使我国核军控研究开展得有声有色，取得了丰富成果，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我国国防科技发展和外交斗争。
1991年10月，朱光亚率中国科学家小组赴美，与美国科学院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委员会（CISAC）进行双边学术交流。这是他自1950年从密执安大学归国之后时隔41年第一次踏上美国国土。交流会上，他亲自向美国同行介绍我国军备控制研究的成果，宣传我国的立场和观点，取得良好效果。他为能够参与军备控制研究这一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工作感到欣慰。
开创中国工程院事业
1994年，作为我国工程技术界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的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在6月初举行的中国工程院成立暨首届院士大会上，朱光亚又一次众望所归，以全票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在身兼多项重要领导职务的情况下，他以一贯的务实作风，领导了中国工程院开创基业的繁重工作。在任内的4年时间中，他主持开展了3次院士增选，使院士人数由成立时的首批96人扩大到448人。
为了确保增选工作健康、顺利，每次增选开始前，他都要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由主席团审议制定一系列既针对现实情况又体现长远发展需要的操作办法，并在每轮评审、选举院士会议上亲自向全体院士作出说明，以便就如何全面理解、准确把握、严格坚持院士的标准条件取得共识，共同遵循。中国工程院成立时，学部设置中没有涵盖医药卫生领域，朱光亚就任院长后，接到的第一份文件谈的就是有关方面和一批院士呼吁在中国工程院成立医药卫生学部的问题。
经中国工程院主席团第一次会议研究，他亲自到卫生部约请部长陈敏章和有关专家商讨酝酿，回来后又经主席团研究，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在中国工程院增设医药卫生学部的请示。经国务院批准和以吴阶平为组长的领导小组的认真筹备工作，于1995年1月底遴选出该学部首批30名院士，正式组建了医药卫生学部。
在全体院士的共同努力下，学部在全国医药卫生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中国工程院成立时工作千头万绪，院士人数不多，学科专业涵盖不够广泛，但以朱光亚为首的主席团和院领导仍丝毫没有放松中国工程院为国家提供咨询建议的重要使命，不仅接受有关方面委托做好咨询，还发动各学部和广大院士围绕“九五”计划或科技、经济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主动咨询，很多意见被采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编辑本段教育事业
1991年5月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光亚众望所归，被选为中国科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继李四光、周培源、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之后，成为这个全国性统一的科技工作者群众组织的主要领导人。
在每年一度代表常务委员会向全国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他反复阐述要从党的群众工作和国家科技工作两个方面，全面理解和把握科协工作在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中的地位，对科协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大形势面前坚持团体性质和正确方向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十分珍视老一辈科学家在旧中国艰难环境和条件下开创的民主办会的宝贵经验，提出要处理好科协机关逐级负责的运行机制与科协团体民主办会、搞好服务的关系，把二者统一到建好“科技工作者之家”上来，使民主办会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进一步发扬。
“86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是朱光亚贯彻“军民结合”方针、参与组织领导的又一项国家重要工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兴起，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朱光亚敏锐注意到激光技术、电子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将会产生的深刻影响。他参与组织指导了激光技术、核技术、电子技术、新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技术、计算机技术等一系列高技术研究发展座谈会，并建议在国防科技研究项目计划中作出部署安排。1983年，美国提出SDI（星球大战）计划，苏联、西欧、日本等国也相继提出了高技术发展计划，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国内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纷纷召开研讨会研究对策。
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家墀、陈芳允4位著名科学家联名上书邓小平和党中央，提出“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重要建议。
3月5日，邓小平批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随后，国务院组织全国20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进行了充分的专题研究，制订出我国第一个“军民结合”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朱光亚作为国务院高技术计划协调指导小组的成员和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著名科学家，亲自参与组织和指导了专家论证工作以及《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的起草。
核军备控制研究和交流
20世纪80年代，朱光亚注意到随着我国改革深入和开放扩大，世界形势特别是军控形势直接影响着我国尖端武器技术的发展。他提出，我们不能两眼不看世界风云，只顾埋头搞武器研究。从此，朱光亚开始倡导并组织核军备控制研究，认为这是维护世界战略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工作之一。他指出：军备控制不仅是政治外交方面的问题，还涉及许多科学技术问题，我们要从科学和技术上支持国家外事工作。他多次召集有关同志研究工作，讨论如何扩大研究队伍和深化研究，提出要在工作实践中发现人才，搞一个干实事的小组。在他亲自动员和领导下，成立了由核技术、军事、外交等领域专家组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组织，广泛深入地开展军控研究和交流工作。他提出了明确的工作方针和研究方向，还亲自参加许多具体工作，使我国核军控研究开展得有声有色，取得了丰富成果，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我国国防科技发展和外交斗争。
1991年10月，朱光亚率中国科学家小组赴美，与美国科学院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委员会（CISAC）进行双边学术交流。这是他自1950年从密执安大学归国之后时隔41年第一次踏上美国国土。交流会上，他亲自向美国同行介绍我国军备控制研究的成果，宣传我国的立场和观点，取得良好效果。他为能够参与军备控制研究这一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工作感到欣慰。
开创中国工程院事业
1994年，作为我国工程技术界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的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在6月初举行的中国工程院成立暨首届院士大会上，朱光亚又一次众望所归，以全票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在身兼多项重要领导职务的情况下，他以一贯的务实作风，领导了中国工程院开创基业的繁重工作。在任内的4年时间中，他主持开展了3次院士增选，使院士人数由成立时的首批96人扩大到448人。
为了确保增选工作健康、顺利，每次增选开始前，他都要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由主席团审议制定一系列既针对现实情况又体现长远发展需要的操作办法，并在每轮评审、选举院士会议上亲自向全体院士作出说明，以便就如何全面理解、准确把握、严格坚持院士的标准条件取得共识，共同遵循。中国工程院成立时，学部设置中没有涵盖医药卫生领域，朱光亚就任院长后，接到的第一份文件谈的就是有关方面和一批院士呼吁在中国工程院成立医药卫生学部的问题。
经中国工程院主席团第一次会议研究，他亲自到卫生部约请部长陈敏章和有关专家商讨酝酿，回来后又经主席团研究，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在中国工程院增设医药卫生学部的请示。经国务院批准和以吴阶平为组长的领导小组的认真筹备工作，于1995年1月底遴选出该学部首批30名院士，正式组建了医药卫生学部。
在全体院士的共同努力下，学部在全国医药卫生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中国工程院成立时工作千头万绪，院士人数不多，学科专业涵盖不够广泛，但以朱光亚为首的主席团和院领导仍丝毫没有放松中国工程院为国家提供咨询建议的重要使命，不仅接受有关方面委托做好咨询，还发动各学部和广大院士围绕“九五”计划或科技、经济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主动咨询，很多意见被采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编辑本段教育事业
1991年5月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光亚众望所归，被选为中国科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继李四光、周培源、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之后，成为这个全国性统一的科技工作者群众组织的主要领导人。
在每年一度代表常务委员会向全国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他反复阐述要从党的群众工作和国家科技工作两个方面，全面理解和把握科协工作在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中的地位，对科协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大形势面前坚持团体性质和正确方向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十分珍视老一辈科学家在旧中国艰难环境和条件下开创的民主办会的宝贵经验，提出要处理好科协机关逐级负责的运行机制与科协团体民主办会、搞好服务的关系，把二者统一到建好“科技工作者之家”上来，使民主办会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进一步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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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朱光亚简历
朱光亚，男，1924年12月25日生，汉族，湖北武汉人，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4月参加工作，1970年6月入伍，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研究生毕业。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科学家，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原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党组书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于2011年2月26日10时30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生平年表
1924年12月25日出生于宜昌
1938年至1941年在重庆南开中学学习。
1941年至1942年在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学习。 1942年至1945年在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习。
1945年至1946年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助教。
1946年至1950年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研究生，并获博士学位。
1950年至1952年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
1952年至1953年任朝鲜停战谈判志愿军代表团外文秘书。
1953年至1955年任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教授。
1955年至1957年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物理研究室副主任。
1957年至1959年任二机部四〇一所（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二室副主任、研究员。
1959年至1964年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
1964年至1970年任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
1970年至1982年任国防科委副主任。
1982年至1985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1985年至1991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工委党委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
1991年任中国科协主席，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工委党委常委。
1994年3月补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94年6月至1998年5月任中国工程院院长，1994年6月当选中国工程院主席团执行主席、院士、党组书记。
1995年至1999年1月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95年5月任北京理工大学董事会名誉董事长。
1995年10月起任中国国际科学和平促进会会长。
1996年5月被推举为中国科协名誉主席。
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99年1月 任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
2004年12月，国际编号1038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
2011年2月26日10时30分因病北京逝世，享年87岁。
2011年3月2日在京火化
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至十四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五大代表；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学术成果
《符合测量方法：（Ⅱ）内变换》、《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物理参数的测定》等论文。60年代，他负责并组织领导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究、设计、制造与试验研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发展及军备控制问题研究等工作，为中国垓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7年从事核反应堆的研究工作，领导设计、建成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了堆物理试验，跨出了中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他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负责并领导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1962年主持编写的《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对争取在两年内实现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目标起了重要作用。参与组织领导中国历次原子弹、氢弹的试验，为“两弹”技术突破及其武器化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70年代以来参与组织秦山核电站筹建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开发研究，80年代后参与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工作。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编辑本段荣誉评价
40多年来，朱光亚始终处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科技决策的高层。在核武器技术发展的每一个重要关键时刻，都凝聚了他的智慧和决心。无论是发展方向的抉择和决策，还是核武器研制和核试验关键技术问题的决策，他都起到了主导作用，为中国特色核武器事业的持续快速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1999年9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召开的表彰大会上，朱光亚与其他22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是我国科技界的至高荣誉。
朱光亚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至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他是第三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历任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主任，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先后当选为中国核学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名誉主席；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主席团名誉主席。1980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
他多次荣获国家大奖和有关奖励。1985年，《原子弹的突破和武器化》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88 年，《我国核武器大气层核试验的总体设计和组织实施》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996年11月，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由他主持的由军内外200多名专家参加撰写的《2000年中国国防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获全军科技进步奖
高尚情怀
1996年朱光亚将获得的何梁何利奖100万元港币全部捐赠给中国工程科技奖助基金会，用以奖励中国优秀工程科技专家。1999年9月9日又把4万余元稿费捐赠给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
他在把金钱捐赠出去的同时，对子女则注意知识传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高考恢复，耽误学业的三个子女的文化课补习中，数学、物理由他指导，化学则由妻子负责。他辅导孩子时主要传授思考问题的方法，让他们学会举一反三，并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提出选择专业的建议。
业余爱好
朱光亚喜欢音乐，少年时代曾参加学校合唱团，青年时代在密执安大学合唱团唱过男高音，担任乐队指挥。如今家中收藏许多欧洲古典音乐名曲的光盘、录音带、唱片，并喜欢欣赏音乐会。他还喜欢读中外名著，有许多藏书。还喜欢打乒乓球，对于有中国队参加的国际体育赛事，如世乒赛、女排五连冠大赛，他尽量不放过直播机会。
编辑本段总理看望
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9年6日上午冒着细雨，登门看望了这位在原子弹、氢弹研制中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朱光亚，男，1924年12月25日生，汉族，湖北武汉人，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4月参加工作，1970年6月入伍，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研究生毕业。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科学家，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原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党组书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于2011年2月26日10时30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生平年表
1924年12月25日出生于宜昌
1938年至1941年在重庆南开中学学习。
1941年至1942年在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学习。 1942年至1945年在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习。
1945年至1946年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助教。
1946年至1950年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研究生，并获博士学位。
1950年至1952年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
1952年至1953年任朝鲜停战谈判志愿军代表团外文秘书。
1953年至1955年任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教授。
1955年至1957年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物理研究室副主任。
1957年至1959年任二机部四〇一所（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二室副主任、研究员。
1959年至1964年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
1964年至1970年任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
1970年至1982年任国防科委副主任。
1982年至1985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1985年至1991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工委党委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
1991年任中国科协主席，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工委党委常委。
1994年3月补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94年6月至1998年5月任中国工程院院长，1994年6月当选中国工程院主席团执行主席、院士、党组书记。
1995年至1999年1月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95年5月任北京理工大学董事会名誉董事长。
1995年10月起任中国国际科学和平促进会会长。
1996年5月被推举为中国科协名誉主席。
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99年1月 任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
2004年12月，国际编号1038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
2011年2月26日10时30分因病北京逝世，享年87岁。
2011年3月2日在京火化
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至十四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五大代表；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学术成果
《符合测量方法：（Ⅱ）内变换》、《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物理参数的测定》等论文。60年代，他负责并组织领导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究、设计、制造与试验研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发展及军备控制问题研究等工作，为中国垓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7年从事核反应堆的研究工作，领导设计、建成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了堆物理试验，跨出了中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他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负责并领导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1962年主持编写的《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对争取在两年内实现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目标起了重要作用。参与组织领导中国历次原子弹、氢弹的试验，为“两弹”技术突破及其武器化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70年代以来参与组织秦山核电站筹建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开发研究，80年代后参与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工作。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编辑本段荣誉评价
40多年来，朱光亚始终处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科技决策的高层。在核武器技术发展的每一个重要关键时刻，都凝聚了他的智慧和决心。无论是发展方向的抉择和决策，还是核武器研制和核试验关键技术问题的决策，他都起到了主导作用，为中国特色核武器事业的持续快速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1999年9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召开的表彰大会上，朱光亚与其他22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是我国科技界的至高荣誉。
朱光亚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至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他是第三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历任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主任，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先后当选为中国核学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名誉主席；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主席团名誉主席。1980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
他多次荣获国家大奖和有关奖励。1985年，《原子弹的突破和武器化》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88 年，《我国核武器大气层核试验的总体设计和组织实施》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996年11月，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由他主持的由军内外200多名专家参加撰写的《2000年中国国防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获全军科技进步奖
高尚情怀
1996年朱光亚将获得的何梁何利奖100万元港币全部捐赠给中国工程科技奖助基金会，用以奖励中国优秀工程科技专家。1999年9月9日又把4万余元稿费捐赠给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
他在把金钱捐赠出去的同时，对子女则注意知识传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高考恢复，耽误学业的三个子女的文化课补习中，数学、物理由他指导，化学则由妻子负责。他辅导孩子时主要传授思考问题的方法，让他们学会举一反三，并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提出选择专业的建议。
业余爱好
朱光亚喜欢音乐，少年时代曾参加学校合唱团，青年时代在密执安大学合唱团唱过男高音，担任乐队指挥。如今家中收藏许多欧洲古典音乐名曲的光盘、录音带、唱片，并喜欢欣赏音乐会。他还喜欢读中外名著，有许多藏书。还喜欢打乒乓球，对于有中国队参加的国际体育赛事，如世乒赛、女排五连冠大赛，他尽量不放过直播机会。
编辑本段总理看望
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9年6日上午冒着细雨，登门看望了这位在原子弹、氢弹研制中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楼主：怀旧隐士
时间：2019-03-29 08:56:54
23、重读《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
这段话，摘自著名科学家朱光亚55年前的一封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这封信，发表在纽约《留美学生通讯》第三卷第八期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读着这样一封激情澎湃的信，我们似乎依然能听到一个年轻科学家怦怦跳动的心音，感受到他火一样的爱国激情，感受到新中国的诞生当时在海外莘莘学子中间产生的巨大反响，感受到朱光亚及其他青年科学家们“漫卷诗书喜欲狂”的自豪和喜悦。
1950年的朱光亚，是个年仅26岁的青年科学家，共和国的召唤，让他激情难抑，他拒绝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的救济金，毅然告别女友取道香港回国。回国前夕，他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了这封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
正是在朱光亚这样一批爱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感召下，数以千计的海外学子包括许多才华横溢的科学家，纷纷放弃国外优厚的物质待遇和良好的科研条件，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怀抱，为祖国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热爱祖国，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美德。我们这样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古老民族，虽屡经战火，却生生不息、繁衍不衰，关键在于我们有着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民族精神。爱国，便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精髓，它与无数苦难相伴相生，成为我们自立于民族之林的精神基础。
正是有无数爱国志士前仆后继的不懈追求，才有我们值得骄傲的光荣历史，才有我们人民共和国的辉煌，才有我们作为扬眉吐气的中国人令世人尊重的今天。从古至今，爱国主义的薪火代代相传，成为我们抵御外侮、自立图强的巨大精神动力。
爱国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实践。半个多世纪前，以朱光亚为代表的一批爱国知识分子掀起的归国潮，向世界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新生的共和国所产生的巨大感召力。
这期间，发生过许多归国学者可歌可泣的故事。与朱光亚先后回国的钱学森，在他提出归国要求后，立即遭到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但钱学森不改初衷，在失去自由五年之后，毅然踏上归途；
老物理学家赵忠尧，冒着生命危险把国外购买的静电加速器部件等珍贵器材带回国，使我国得以在1955年就装备了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
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及夫人何泽慧，归国前还带回了约里奥·居里赠送的宝贵的放射性元素，为祖国核工业的创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为“两弹”研制作出重大贡献的邓稼先，1950年归国后的第一件事是到天安门广场瞻仰五星红旗。他一生为中国核武器研究作出重大贡献，在1986年辞世前12天，专门又一次到天安门向五星红旗行注目礼；
从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回国的物理学家程开甲，在西北核试验基地隐姓埋名一干就是20年，当有人说他不回国成就会更大时，他说：我不回国或许成就更大，但决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做的一切都和我的祖国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老一辈科学家的幸福哲学，这就是一代先贤的国家观。
50多年前，他们冲破阻力、克服困难，回来报效祖国的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篇章。没有他们的奉献和牺牲，我国的许多重大科技项目可能要推迟若干年才能完成。正是有了他们的奋斗和牺牲，我们才有了“两弹一星”这样在我们中华民族史册上光彩夺目的一页，才有了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座又一座令世人为之惊叹的丰碑。
鲁迅 先生有段名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回望历史，一代又一代被誉为“中国脊梁”的先贤圣哲，上下求索，奋发进取，甚至以生命为代价，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诸方面创造了无数奇迹，他们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骄傲。我想，朱光亚等老科学家们，他们是无愧于中国“脊梁”的。他们的求索精神，他们的爱国情怀，与他们毕生创造的自然科学成果一样，必将成为传于后世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后人学习。（陈先义）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
这段话，摘自著名科学家朱光亚55年前的一封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这封信，发表在纽约《留美学生通讯》第三卷第八期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读着这样一封激情澎湃的信，我们似乎依然能听到一个年轻科学家怦怦跳动的心音，感受到他火一样的爱国激情，感受到新中国的诞生当时在海外莘莘学子中间产生的巨大反响，感受到朱光亚及其他青年科学家们“漫卷诗书喜欲狂”的自豪和喜悦。
1950年的朱光亚，是个年仅26岁的青年科学家，共和国的召唤，让他激情难抑，他拒绝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的救济金，毅然告别女友取道香港回国。回国前夕，他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了这封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
正是在朱光亚这样一批爱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感召下，数以千计的海外学子包括许多才华横溢的科学家，纷纷放弃国外优厚的物质待遇和良好的科研条件，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怀抱，为祖国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热爱祖国，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美德。我们这样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古老民族，虽屡经战火，却生生不息、繁衍不衰，关键在于我们有着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民族精神。爱国，便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精髓，它与无数苦难相伴相生，成为我们自立于民族之林的精神基础。
正是有无数爱国志士前仆后继的不懈追求，才有我们值得骄傲的光荣历史，才有我们人民共和国的辉煌，才有我们作为扬眉吐气的中国人令世人尊重的今天。从古至今，爱国主义的薪火代代相传，成为我们抵御外侮、自立图强的巨大精神动力。
爱国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实践。半个多世纪前，以朱光亚为代表的一批爱国知识分子掀起的归国潮，向世界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新生的共和国所产生的巨大感召力。
这期间，发生过许多归国学者可歌可泣的故事。与朱光亚先后回国的钱学森，在他提出归国要求后，立即遭到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但钱学森不改初衷，在失去自由五年之后，毅然踏上归途；
老物理学家赵忠尧，冒着生命危险把国外购买的静电加速器部件等珍贵器材带回国，使我国得以在1955年就装备了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
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及夫人何泽慧，归国前还带回了约里奥·居里赠送的宝贵的放射性元素，为祖国核工业的创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为“两弹”研制作出重大贡献的邓稼先，1950年归国后的第一件事是到天安门广场瞻仰五星红旗。他一生为中国核武器研究作出重大贡献，在1986年辞世前12天，专门又一次到天安门向五星红旗行注目礼；
从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回国的物理学家程开甲，在西北核试验基地隐姓埋名一干就是20年，当有人说他不回国成就会更大时，他说：我不回国或许成就更大，但决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做的一切都和我的祖国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老一辈科学家的幸福哲学，这就是一代先贤的国家观。
50多年前，他们冲破阻力、克服困难，回来报效祖国的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篇章。没有他们的奉献和牺牲，我国的许多重大科技项目可能要推迟若干年才能完成。正是有了他们的奋斗和牺牲，我们才有了“两弹一星”这样在我们中华民族史册上光彩夺目的一页，才有了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座又一座令世人为之惊叹的丰碑。
鲁迅 先生有段名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回望历史，一代又一代被誉为“中国脊梁”的先贤圣哲，上下求索，奋发进取，甚至以生命为代价，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诸方面创造了无数奇迹，他们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骄傲。我想，朱光亚等老科学家们，他们是无愧于中国“脊梁”的。他们的求索精神，他们的爱国情怀，与他们毕生创造的自然科学成果一样，必将成为传于后世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后人学习。（陈先义）
楼主：怀旧隐士
字数：102455字
帖子分类：煮酒论史
发表时间：2019-03-03 16:41:18
更新时间：2019-03-29 08:56:54
评论数：72条评论
帖子来源：天涯 访问原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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