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火箭专家钱学森回新中国（1）
钱学森，浙江杭州人，1911.12.11生于上海，世界著名火箭专家。1959年8月加入中国党，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中国火箭之父”。
钱学森1935年赴美国留学。10年后，他成为当时一流火箭专家。由于发表了“时速为一万公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惊人火箭理论而誉满全球。这位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在“二战”期间，跟其导师冯·卡门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
的研制开发工作，在美国是一个屈指可数的稀世之才。
新中国成立后， 他一直想回国。然而，在他回国的路途中，充
满坎坷。
他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此时的美国，以麦卡锡为首对党人实行全面追查，并在全美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歇斯底里狂热。钱学森因被怀疑为党人和拒绝揭发朋友，被美国军事部门突然吊销了参加机密研究
的证书。这使他非常气愤。钱学森以此作为要求回国的理由。
然而，钱学森万万没想到，他的回国夙愿竟酿成了一场劫难！
美国海军部次长恶狠狠地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从此，美国对他的政治迫害接踵而至。移民局抄了他的家，在特米那岛上将他拘留14天，直到收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的1.5万美金巨额保释金后才释放了他。后来，海关又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他们硬说里面有机密材料。其实，在打包之前，钱学森已交他们检查过。美国检察官再次审
查了他的所有材料后，证明他是光明磊落的。
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国内，新中国震惊了！国内科技界的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极为关心，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
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
中国也扣留一批美国人
钱学森要求回国被美国无理阻拦时，中国也扣留着一批美国人，其中有违反中国法律而被中国政府依法拘禁的美国侨民，也有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军事人员。美国政府急于要回这些被
我扣押的美国人，但又不愿意与中国直接接触。
1954年4月，美英中苏法五国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联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于是就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
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
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6月5日开始与美国代表、副国务卿约翰逊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商谈。美方向中方提交了一份美国在华侨民和被中国拘禁的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名单，要求中国给他们以回国的机会。为了表示中国的诚意，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6月15日举行的中美第三次会谈中，大度地作出让步，同时也要求美国停止扣留钱
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
然而，中方的正当要求被美方无理拒绝。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为不使沟通渠道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自7月
22日起，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为了进一步表示中国对中美
会谈的诚意，中国释放了4个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

写在香烟壳上的求救信
1955年7月25日，我外交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8月1日，中美会谈由领事级升格为大使级。
王炳南亮出钱学森的信件，并争取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尽快回国。可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美国人耍赖了。尽管中美双方接触了10多次，美国代表约翰逊还是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回国的真实理
由，一点不松口。
正当周恩来总理为此非常着急的时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他拆开一看，署名“钱学森”。他禁不住心头一震，迅速地读完了这封信。信中的内
容，原来是请求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
这封信是钱学森当时摆脱特务监视，写在小香烟纸上，夹在寄给在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然后夹带给陈叔通副委员长的。对于这样一封非同寻常的海外来信，陈叔通深知它的分量，当天就送到周总理那里。“这真是太好了，据此完全可以驳倒美国政府的谎言！”周恩来总理当即作出了周密部署，叫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并对王炳南指示道：“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
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开始，王炳南率先对约翰逊说：“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维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于7月31日离开北京 ，估计8月4日即可到达香港 。我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能对我们的会谈起到积极的影
响。”
可谈到钱学森回国问题时，约翰逊还是老调重弹：“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归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命令！”于是，王炳南便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通的信件，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既然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间就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中国学者要求回国依然受到阻挠。”在事实面前，约翰逊哑口无言。
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
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梦寐以求的回国愿望终于实现了！这一天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
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1955年10月1日到达香港，1955年10月8日到达广州时。
“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的，今天，我终于回来了！”钱学森到达广州时，对接待他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代表朱兆祥同志所说的一句万分感慨的话。同他一起回国的还有他的夫人和两位幼儿。

25、火箭专家钱学森回新中国（2）

对祖国作出巨大贡献
1955年初冬，刚刚冲破美国当局阻挠回到祖国的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就这一句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不久，他便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 1958年起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1959年，加入中国党。他以其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乃至整个国防高科技事业的奠基性贡献，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写下了精彩绚丽的篇章。
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就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意见书》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不久，钱学森受命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10月8日———这正是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新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由此开始了艰难的征程。新事业起步，千头万绪。钱学森首先给刚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让这些从未见过导弹的技术人员了解最基本的专业知识。他拟定了空气动力学、发动机等有关专业的学习计划，并指导建立了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弹体结构等研究室。
酒泉发射场。钱学森和普通科技人员一样，睡帐篷、吃粗粮，组织导弹试验的测试、计算、分析、研究。在前苏联突然撤走全部专家的困难条件下，他带领着中国科学家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于1960年11月5日，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枚导弹飞行试验。

在现场的聂荣臻高兴地说：“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66年10月27日，钱学森又参与组织了我国第一枚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爆炸试验，即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核弹头在预定地点上空成功实现了核爆炸，此举震惊了世界。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又一次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作为一代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的目光总是具有前瞻性。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后不久，钱学森就组织有关专家就我国地地导弹的发展道路展开讨论，形成《我国地地导弹发展途径的意见》，提出了我国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的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地空导弹、海防导弹，以及固体发动机、固体导弹、反导系统和运载火箭等项目，也在他组织和协调下陆续上马。1965年1月，他又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程代号由此被定为“651工程”，钱学森担负“星———箭———地面系统”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遨游太空，向世界宣告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由于钱学森的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至少向前推进
了20年！

党和国家给予崇高荣誉
钱学森曾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技协会主席。1991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2007年荣获“感动中国年度人物”；1999年，**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钱学森“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中国科协将国际编号为3763号的小行星命名为“钱学森星”。
2009年10月31日8时6分，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国家为他举行了国葬。

25、火箭专家钱学森回新中国（2）

对祖国作出巨大贡献
1955年初冬，刚刚冲破美国当局阻挠回到祖国的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就这一句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不久，他便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 1958年起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1959年，加入中国党。他以其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乃至整个国防高科技事业的奠基性贡献，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写下了精彩绚丽的篇章。
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就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意见书》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不久，钱学森受命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10月8日———这正是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新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由此开始了艰难的征程。新事业起步，千头万绪。钱学森首先给刚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让这些从未见过导弹的技术人员了解最基本的专业知识。他拟定了空气动力学、发动机等有关专业的学习计划，并指导建立了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弹体结构等研究室。
酒泉发射场。钱学森和普通科技人员一样，睡帐篷、吃粗粮，组织导弹试验的测试、计算、分析、研究。在前苏联突然撤走全部专家的困难条件下，他带领着中国科学家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于1960年11月5日，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枚导弹飞行试验。

在现场的聂荣臻高兴地说：“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66年10月27日，钱学森又参与组织了我国第一枚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爆炸试验，即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核弹头在预定地点上空成功实现了核爆炸，此举震惊了世界。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又一次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作为一代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的目光总是具有前瞻性。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后不久，钱学森就组织有关专家就我国地地导弹的发展道路展开讨论，形成《我国地地导弹发展途径的意见》，提出了我国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的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地空导弹、海防导弹，以及固体发动机、固体导弹、反导系统和运载火箭等项目，也在他组织和协调下陆续上马。1965年1月，他又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程代号由此被定为“651工程”，钱学森担负“星———箭———地面系统”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遨游太空，向世界宣告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由于钱学森的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至少向前推进
了20年！

党和国家给予崇高荣誉
钱学森曾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技协会主席。1991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2007年荣获“感动中国年度人物”；1999年，**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钱学森“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中国科协将国际编号为3763号的小行星命名为“钱学森星”。
2009年10月31日8时6分，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国家为他举行了国葬。

26、爱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钱学森走了,留下了一位科学家对祖国赤诚的爱。他的一生,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98岁,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他用毕生的情感、智慧和忠诚,写就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辉煌人生。
“钱学森是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是一面旗帜。”解放军总装备部日前举行座谈会,总装首长常万全、迟万春和航空航天界、科技界人士卢锡城、王永志、杨利伟等一起缅怀钱学森。
钱学森的嘉言懿行,又出现在与会者的回忆中——

“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
这是一份感人至深的审讯记录。
美国检察官讯问钱学森:“你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
钱学森回答:“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检察官又问:“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吗?”
钱学森答:“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决定给谁就给谁。”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即使拘役的磨难和生命的威胁也不能改变钱学森报效祖国的决心。
在多年后的一次谈话中,钱学森说:“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呆了整整20年。这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的是日后回到祖国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他们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到北京后的第二天清晨,钱学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面对雄伟的天安门城楼,钱学森激动地说:“我相信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终于回来了!”
“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1955年冬,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陈赓拍案大呼:“好!就要你这句话!”钱学森说:“就这一句话,决定了我这一生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
爱国主义总是与肩负的历史使命结合在一起。钱学森把祖国的强盛、民族的兴旺,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56年2月,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和支持下,钱学森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工业的意见书》,为我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同年3月,钱学森又参与起草了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并主持起草了建立喷气和火箭技术项目的报告书,为推动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业、农业、国防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钱学森受命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任院长。
那是新中国导弹事业起步维艰的年代。钱学森给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这些人当时对什么是导弹一无所知,但后来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
1960年,在他具体领导下,我国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导弹。之后,他又亲自主持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试验工作,于1966年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
1965年,他向中央提出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于1968年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之后,钱学森又担任了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全身心投入到国防科学技术领导工作,从更高层次思考其他领域诸多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提出了许多创新的思想,为中国科学技术攀登一座座高峰作出了重要贡献。
钱学森通过自己一生的实践证明:一个知识分子,只有把自己与祖国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才能充分实现个人价值,也只有在为国家奉献、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才能赢得祖国和人民的尊敬与爱戴。正如钱学森自己所说:“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钱学森曾说:“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他一生有三个“不在意”:一是对“官”不在意,二是对“钱”不在意,三是对“名”不在意。聂荣臻元帅曾高度评价钱学森:“总是艰苦奋斗地工作,艰苦朴素地生活,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但钱学森对中国科技的发展却万分关注,直至晚年依然如一。
在领导国防科技工作期间,钱学森经常深入地处沙漠戈壁的试验基地。那里自然条件的恶劣,人民生活的艰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退出领导岗位后,他还牵挂着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思索着如何用科学改变那里的环境。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提出了发展沙产业的思想。
他说:“我国沙漠和戈壁大约16亿亩,和农田面积一样大。沙漠戈壁并不是什么也不长。”“沙产业就是在‘不毛之地’搞农业生产,而且是大农业生产。这可以说是又一项‘尖端技术’!”他还把自己两次获得的200万港元的奖励,全捐给了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会。
他关心着国家的长远发展,思考着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2005年3月29日,94岁高龄的钱学森在病房里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作了一次长谈。
他说:“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他从美国的大学教育谈到他的老师冯·卡门的教育方法,从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体会谈到中国许多著名科学家的成长经历,从“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谈到我国今后的长远发展。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一定要“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才”,“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发展”,“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2005年7月,钱学森见到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再次谈到了自己忧虑的大问题。他对总理说:“中国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此后的四年,他又三次见到温总理,每一次都要说起这个话题。2009年8月6日,在与温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中,病榻上的老人讲话已经不太清楚,但依然缓慢而认真地对温总理说:“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平生无意求虚名,惟尽百年赤子情。”钱学森离开了我们,但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在新中国科技、经济、国防建设方面的突出贡献,更有蕴涵其中的极其丰厚的精神遗产。在这些精神财富中,最首要、最核心、最闪光也最令世人铭记在心的,就是贯穿于钱学森一生的那份浓浓的爱国情怀。
(光明日报 北京11月11日电)
本报特约记者　奚启新　本报记者　齐芳

27、李四光的故事（1）
李四光（1889～1971年），我国杰出的地质学家，地质力学的创造者和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以独到的学术见解创立的地质力学，不仅圆满地解决了各种地质构造型式的形
成机制，而且成功地指导了找矿工作。
根据他的理论，我国相继发现了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大港油田等重要油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国
际上他也享有很高的声誉。
在我国湖北省武汉市的东南方，紧靠长江北岸有一个叫黄冈（今黄州市的地方，这里山川秀丽，人杰地灵，是历代州府所在地，史称黄州。
1889年10月26日，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李四光，就出生在黄冈县城北大约25公里的一个叫下张家湾的小村庄。李四光本名李仲揆（kuí），李四光这个名字，是后来李仲揆去上学的时候，需要填写报名单，李仲揆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随手就写了个“十四”这是他当时的真实年龄。
可是，他马上便发觉填错了栏目，这下可怎么办呢？聪明的李四光就在“十”字上加了几笔改成“李”字，可“李四”这个名字实在不好听，正在为难的时候，李四光抬头看见堂中上方挂着一块大匾，上写“光被四表”，他灵机一动，在“李四”后面又加上了一个“光”字。从此，李仲揆又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就叫“李四光”。
李四光童年的时候，家庭生活是非常艰辛的。一家数口仅靠父亲办私塾收缴（jiǎo）学生的一点学费来勉强维持，如果遇上灾荒年，私塾的学生少了，就有断粮断炊的危险，不得已时也只好从当地的地主家里租借。
所以，李四光的母亲也经常纺线织布，换些零用钱。特别是李四光的父亲为人耿（gěng）直，爱打抱不平，曾经因与黄冈的革命党人有来往被迫逃离家乡，去南京躲了一年多，家庭生活就更加艰难。这一切，对童年的李四光影响很大。
当他50多岁的时候，还不时想起幼年的苦难，深为自己的父母所忍受的种种苦楚而痛心。正是在这个家庭的影响下，李四光从小就养成了勤劳的习惯。他常常帮着妈妈打柴，舂（chōng）米、推磨、扫地、提水、放羊、割草等，几乎样样事情都能干。
5岁的时候，李四光开始跟一位姓陈的老先生启蒙，6岁转到父亲的私塾里，随父亲念书。李四光学习的时候，刻苦认真，勤奋用功。每天从早到晚，朗读、背诵、练字、作文忙个不停。他不贪玩，老师不在的时候，依然能独自学习，而不像别的孩子一样，爬桌子，踩凳子，闹翻了天。
李四光从小就喜欢动脑筋，问问题。有一次，他和小朋友一起捉迷藏的时候，看到村头的一块特别大的石头，他就曾产生过这样的疑问：这石头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周围没有这种石头呢？也许是个偶然的巧合。他后来果真成为著名的地质学家，还曾科学地回答过他孩童时的疑问呢。
李四光小时候喜欢自己动手制作小玩具，什么小船啦，小汽车啦，各种色彩的灯笼啦什么的。他心灵手巧，同龄的孩子都喜欢他、佩服他。特别是，他富有同情心，对左右邻里的穷苦人有
很深的感情。
有一次，天气很冷，一个小偷摸进私塾里把同学盖在被子上的棉衣偷走了，被同学捉住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狠揍了一顿，最后还被吊了起来。但是只有李四光没有动手，他只是悄声不响地拿来一条板凳，垫在小偷脚下，劝诫说以后不要再做坏事了，不
然挨这么多打，可怎么受得了呢？
1902年5月，湖北省开始兴建大、中、小各种学堂，少年有志者，都愿意来武昌上学。消息传到黄冈后，李四光也向父母提出了上学的要求。父亲很支持他，从乡亲手里借来路费；母亲也支持他，特地将自己出嫁时的嫁衣给李四光改制了一件棉袍子。李四光告别父母，第一次远离家乡，前往省城武汉求学。
1902 年冬，李四光进入武昌第二高等小学堂读书，由于该学校是寄宿制，全部食宿均由学堂供给。李四光全家都很高兴。在这里，李四光学习非常用功，他如饥似渴地吸取各种知识，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由于没有人帮助疏通关系，直到1904年7月，他才被破格选派去日本官费留学。
李四光回黄冈向父亲辞行，随即乘船去日本。但官费有限，他只好买了统舱票，以便节约开支留作它用。第一次去这么远的地方学 四光心情无比激动，特别是当船驶出上海吴淞口，眺望大海，波涛汹涌，茫茫无际；小小少年，心旷神怡，站在甲板上，久久不愿回舱。他的思绪随着海风海浪飘得很远，很远……
经过漫长的旅行，轮船终于抵达日本的横滨港，后又乘汽车来到东京，但不巧的是，临行前，亲友饯（jiàn）行，李四光多吃了些甲鱼之类的荤腥，在海上又着了点凉，所以一到东京便腹泻不止，医院诊治为痢疾，并对他隔离治疗，只得借钱治病。
这次病对他影响很大。当大夫劝他平时多吃素少吃荤时，他永远记住了这个劝告，几乎一生饮食清淡，至多吃点鱼呀蛋呀什么的。所以，有的朋友和他开玩笑说，李四光只是吃一些不会叫的东西。
在日本，李四光首先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主要学习日本国的语言和初等数理比。1907年7月毕业之后，李四光又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据说，这个学校每年仅能吸收中国留学生10名左右，而报考者竟达千余人，李四光能够考中，是极其不容易的。
在学校，李四光学习刻苦，生活依旧清贫。每月收到的官费用于必须的开支后，已所剩无几。为了省钱，他常常把生米放进暖水瓶中，加上开水，浸泡一夜，第二天，凑着咸菜一起吃下去。
除了学习、生活，李四光更关心祖国的命运。他常步入留学生会馆，听演讲，听报告，结识了许多民主革命家。他剪掉自己的辫子表示站在革命一边，拥护革命。
1905年7月，李四光终于在东京见到了他敬仰的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和宣誓仪式。
孙中山曾亲切地摸着李四光的头说，你小小年纪就参加革命，很好，一定要“努力向学，蔚（Wèi）为国用”。当时，李四光年
仅16岁。

28、李四光的故事（2）

1910年7月，李四光从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结束了7年留学日本的生活，和同学们一起返回祖国。不久，他被派到武昌县花林湖北中等工业学堂任教。从学生到教师，李四光感受到一种新鲜和责任，他对学生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当时，李四光正在北京参加留学毕业生的全国统一考试。他听到消息后，异常兴奋，立即收拾行装南下。回到武昌不久，李四光便被委托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
后来，又改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等职。然而，革命的发展并不是像他想象的一样。不久，袁世凯上台，打击和排挤革命党人。李四光发展实业、造福人民、建设新湖北的宏伟计划已成幻想，他内心郁闷，陷入彷徨之中。于是，李四光产生了再去读几年书，走科学救国的道路的想法。
1913年7 月，李四光由官派出国，赴英国伯明翰大学继续深造，年轻的李四光如愿以偿。当时，和李四光一起留学的有4个人，政府发放的路费全是金条。李四光告诉同伴：“你们慢慢收拾行李，我去银行兑换钱币。”当李四光来到银行的时候，一身破旧的衣服引起了银行职员的怀疑，非但没有换回钱币，还被怀疑偷别人的金条而被抓了起来，任他如何解释也没有结果，连饿带冻，第二天才被同伴救回。
尽管如此，青年李四光还心系父亲兄长，将自己旅费的一部分省下来交给他们，以供弟妹们上学之用。这是何等令人感动的情怀呵！李四光试图用所有的爱恋来报答14年乡村生活中父老乡亲所给予他的关怀与厚爱，就像他后来将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一样，鞠躬尽瘁而又无怨无悔！
长途跋涉，远渡重洋，李四光第二次离开祖国，终于抵达伦敦。这里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故乡，是近代产业革命的发源地。如今早已车水马龙，五光十色，大厦林立。但在李四光的眼里，这一切无异于过眼云烟，他心里更渴求的是知识和科学。
经过慎重的选择，李四光决定进入在采矿方面较为著名的伯明翰大学。他匆忙离开了伦敦，来到了英国西部重镇伯明翰城，在学校附近的一所公寓住了下来。
李四光的确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学生，即使休息时间，也下放松学习。偶尔在假日走进公园，看看名胜古迹，身边也总是少不了一叠报纸杂志，或是一卷厚厚的书籍。
在林阴里，在流水旁，他一坐下来就抄抄写写，或是思考一连串的问题。但平静的学习生活没有持续多久，1914年8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以英、法、俄为一方的协约国和以德、意、奥为一方的同盟国，为重新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展开了生死大战。一时间，生活物资日益短缺，物价开始上涨，生活极度困难，许多留学生已无法忍受，纷纷离开英国。但李四光硬是凭着顽强的毅力和从小养成的坚忍精神，节衣缩食，克服了种种困难，把学习坚持了下来。他常常利用假期，跑到矿山做临时工，赚钱维持生活，继续完成学业。在这样艰难的时候，他乐观旷达，劳逸结合，利用业余时间学会了拉小提琴，并成了终生的爱好。
功夫不负有心人，1918年5月，李四光用英文写成了一篇长达387页的论文——《中国之地质》，并提交伯明翰大学地质系。6 月，他通过了论文答辩。
由于这篇论文的提出，李四光被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硕士学位。不久，李四光接到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发来的聘书，请他回国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6 年多的英国留学生活就要结束了，尽管国内依然是军阀混战，你争我夺，李四光还是接受了邀请，带着为真理奋斗的治学精神，带着报效祖国的满腔热血，1920年5月，李四光结束了漫长的求学之路，回到北京。
此时，他已经31岁，在这年轻的生命成长中，除了幼儿时期和暂短的工作以外，他几乎都在不停的学习中忙碌着，东奔西走，上下求索。如今，对李四光来说，该是他向祖国贡献知识和学问的时候了！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李四光到地质系后，主要讲授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备课认真，一丝不苟。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特别注意基础知识和基本功的训练。
从岩石的肉眼识别，到显微镜下的鉴定以及进行全面的化学分析，他都要求学生能够掌握。他考试的方法不同于其他老师的方法，除了要进行笔头的问答以外，还发给学生几块岩石的标本，要求他们写出标本的名称、矿物成份、生成条件、与矿产的关系等等。他还极其重视书本以外的知识，经常带学生赴野外考察，边看边讲，边讲边看，要求同学们大量采集标本，回来后，归类整理，陈列在实验室供教学研究之用。
在长期的国外留学生活中，他亲身感受到中国人受尽歧视的耻辱，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曾说：“我们不能不承认人家的文化程度比我们高，艺术比我们精。人家的地方已经开辟到十分田地，我们的一块沃土，还在那里荒着。请他们来做好了，再拱手奉还给我们，世界上恐怕没有那么一回事。所以，我们一线的生机，还是在我们的民族，大家打起精神，举起锄头向前挖去。”
所以，李四光上课的时候，除了科学上的一些专有名词以外，他始终坚持用中文讲解。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一个学生叫他“Mr.李”，叫了几声，他就问那个学生叫谁？那个学生说：“叫你。”李四光说：“你可以称我老李、小李或阿猫、阿狗什么的，但是我不准你叫我‘Mr.李’。”
有一次，李四光带了七八个学生到宜昌做野外考察，在街上看见一个美国人坐人力车不给车钱，还要拿起手杖打拉车人。李四光看到后，气愤极了，就跑到美国人面前一定要他付车钱，并且不准打人。那个美国人开始愣了一下，后来一看是一个穿破西服的中国人，竟蛮不讲理地冷笑一下，准备一走了之。李四光和七八个学生操起地质锤把他拦住了。那个美国人一看事情不妙，只得乖乖地给了车钱，灰溜溜地走了。路上的行人都为此感到扬眉吐气。
1937年 7月 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芦沟桥事变”，我 29 路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8月13日，日军在上海登陆。12月13日，南京沦陷。1938 年 10 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国民党政府仓皇逃亡重庆。中央研究院也奉命随政府内迁。李四光率地质研究所南迁桂林，在这里度过了将近七个春秋。
1944年春，日军侵袭，战事吃紧。李四光和地质所同事一起，携带轻便物品，于6月27日仓猝离开桂林，经过20多天旅行，到达贵阳。一路上人挤人，水泄不通，又饿又渴，又乏又困，狼狈不堪。到了10月，日寇进犯更加凶猛，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眼看贵阳要被围困。李四光和同事们只好再次奔波，出贵阳，奔遵义，入四川，大概11月光景，终于到了重庆。
长途奔波，精疲力竭，对一个55岁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到了重庆以后，李四光夫妇的健康情况已变得十分糟糕了，再加上触景伤情，李四光又想起了朱森蒙冤离去的惨痛记忆，他的精神是极不愉快的。对时局的愤慨和生活的困苦二者交织在一起，使这位一向坚强的学者也禁不住流下了辛酸的眼泪。

29、李四光的故事（3）

1947年6月6日，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在南京决定，让李四光代表中国参加1948年8月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的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李四光感到这是个离开乌烟瘴气的国统区的好机会。他极其珍视这个机会，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准备论文，反复修改，力争代表中国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见解。这也是李四光的一贯学风。
1948年2月，李四光从上海启程，几经辗转，直到4月初，才在香港搭上一艘挪威货轮。大海里的航行是异常艰辛的。对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来说，已不再充满神奇。面对滚滚波涛，海风呼啸，李四光心中思念自己的祖国，祖国正像一艘火海里的航船，中国的人民正在忍受战争的煎熬。
经过大约两个多月的艰难航程，货船终于抵达法国南岸的大港马赛。上岸后，他改乘火车经法国首都巴黎，再横渡英吉利海峡，抵达英国伦敦。
码头上，可爱的女儿正站在那里迎接他。李四光的女儿李熙芝当时正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她早早地等候在多佛尔码头，迎接父母的到来。
1949年 9 月 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开幕。在公布的各民主党派、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和特邀人士等名单中，李四光是作为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的代表之一而列选的。
但是，正当李四光以焦急的心情准备回国时，台湾的国民党却正在策划着一个罪恶的阴谋。国民党驻英大使郑天锡接到国民党外交部的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将其扣留。一个朋友将这一切打电话告诉李四光。接到这个消息之后，李四光当机立断，拿起一个小皮包，只身从普利茅斯渡过英伦海峡来到法国。
1950年3月初，李四光秘密回到香港，随即住进他的朋友预先安排的一个僻静的住所。
1950年4月6日，李四光夫妇一大早就来到车站，6点多钟便乘上了香港至九龙的火车。不久便踏进了祖国南方的大门。这是多么令人激动和难忘的时刻啊！
1950年5月6日清晨，李四光夫妇到达北京，受到新老朋友的热烈欢迎。李四光被安排住在当时北京最高级的饭店——六国饭店。一个多星期后，又迁到北京饭店。住进北京饭店的第二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之中前来看望他们，令李四光夫妇十分激动。周总理鼓励李四光协助郭沫若院长做好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同时发挥专业特长与优势，把组织全国地质工作者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主要责任担负起来。李四光会意地连连点头，他说：“今天是中国未有的大时代，一切人都要努力，不能落伍。”正是在党和人民的关怀、重视和信任下，李四光开始了最有意义的工作。
1950年8月17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这是解放后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团结的大会。大会结束的时候，选举李四光为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他肩上的担子又加重了。
50年代初，李四光承担的另一重大的任务就是，把全国的地质工作者组织起来，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连年的劳累使李四光的健康状况有所下降，他时常带病坚持工作，万不得已才去医院住院治疗。
但是，1957 年 11 月，李四光的肾病加重，小便带血，背部生疔（dīng），住进了北京医院。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手术刀口基本上愈合了，但创痛还没有完全消除李四光就急于出院，返回了工作岗位。关于中国石油资源的远景，在 50年代以前，不少地质学家抱着悲观的看法。1915～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马栋臣、王国栋曾率领一个钻井队，在陕西北部一带，打了7口探井，花了不少钱，收获不大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中国调查地质，回国后写文章说，中国是贫油国家，在中国东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不大，西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更
是遥远，西北部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油田，东北部分不会有大量石油。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
但是，李四光根据自己对中国地质的深入钻研，认为“中国贫油论”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在1928年的时候，李四光就曾写文章指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开。中国西北方出油的希望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李四光从构造地质角度出发，认为油区是生油和储油条件比较优越的地区，而油田是储油条件特别好的地区。找油要先找油区再找油田。他认为，我国石油勘探远景最大的区域有以下三个：一是青、康、滇、缅大地槽；一是阿拉善—陕北盆地；另一是东北—华北的平原地区。他说首先应该把柴达木盆地、黑河地区、四川盆地、伊陕台地、阿宁台地、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等地区，作为寻找石油的对象。
李四光的报告极大地鼓舞了石油战线的广大工作者。1954年初，地质部成立了全国石油、天然气普查委员会。1955年 1 月 20 日，地质部召开第一次全国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决定组成新疆、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华北5个石油普查大队。经过艰苦工作，终于发现了很多可能储油的构造。
1956年1月下旬，地质部召开第二次全国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决定1956年将派93个地质队，430多名地质人员奔赴12个地区进行普查和细测。这样经过3年的石油普查工作，在新疆、青海、四川、江苏、贵州、广西及华北、东北等有希望的含油远景区，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并在柴达木等构造上，探到了具有工业价值的油流。
1958年3月，四川的南充等地，相继出油，开辟了我国西南石油工业基地。
1958年2月，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共同发出“三年攻下松辽”的战斗号召。地质部从四川、青海、陕甘宁调集队伍，加强松辽找油工作，终于在吉林省扶余县的一个钻井中，首次遇见厚达70厘米和50厘米的油砂岩层。同年秋天，发现了大同镇“长垣”构造，出油后改为大庆长垣。大庆油田的发现，是我国东部找油的一个重要突破。之后，又在华北、中原、汉江、广东等地相继发现一大批油田。
1964年元月1日下午，毛主席请李四光晚上七时半到中南海怀仁堂一起观看现代豫剧《朝阳沟》。接到电话之后，李四光的心情异常激动，当他在开演之前来到休息厅的时候，毛主席健步走来，同他热烈握手，谈起石油问题时，毛主席高兴地说，你们两家（即地质部和石油部）都有很大的功劳。
1971年 4 月 24 日，李四光因为感冒发烧，住进了北京医院。入院后，虽然很快便退了高烧，但血压一直波动得很厉害。晚上，他常常不能入睡，往事总是萦绕心头。一天晚上，李四光特别兴奋，他和陪他的女儿谈了很多很多：从青年时代漫长的求学之路到30年代的黑暗中国；从建国初的艰苦奋斗到如今的各种经历。
1971年4月29日上午8时30分，李四光这位历经风霜、鞠躬尽瘁、为祖国为人民奉献了一生的伟大科学家永远离开了我们。

30、生物学家童第周
1902年童第周出生在浙江省鄞县的一个偏僻山村里。从那刻起，他的心就注定要随着中国的苦难跳动，他的步履也注定要在民族复兴的坎坷中奔波。
1930年，28岁的童第周从复旦大学毕业，得到一次出国留学的机会，在哥哥和新婚妻子叶毓芬的资助下，毅然登上了开往比利时的列车。
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大学，童第周的留学生活十分清苦，瘦小的他沉默地在生物学的天地里拼搏进击着。那段时间，他的导师达克教授正在做青蛙卵子试验，需要把卵子外面的一层薄膜剥掉。
在显微镜下，达克教授和助手们怎么也去不掉那层膜。童第周说：我试试吧。童第周到显微镜下拿针把卵膜刺一下，卵瘪下去了，一下就剥开了。
达克教授对这个学生所表现出的生物学天份感到欣喜万分。1931年夏天，他带着这位心爱的学生来到著名的科研中心法国海滨实验室，这次，要为直径不到十分之一毫米的海鞘卵子做外膜剥离，童第周再次顺利完成，让云集此地的国际同行十分钦佩。

走上了科学兴国的道路


1934年，童第周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并在科学实验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达克先生告诉他，再等一年，写一篇论文，就可再得一个特别博士。但童第周想：“要搞工作，应该回祖国去搞；有成绩，为什么要给别的国家？”就这样，童第周放弃了“特别博士”学位，毅然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童第周夫妇一同到国立山东大学任教，走上了科学报国、科学兴国的道路。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国立山东大学面临着流亡。正在香港从事研究的好友曾呈奎给童第周发来邀请信，让他到香港当教授，童第周回信说：我的工作到处可以就地取材，就不去了。那时战火不断蔓延，童第周带着妻子儿女在兵荒马乱中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命运。
学校停办后，1941年11月童第周受聘于同济大学。动荡的日子里，他在经典胚胎学基础理论研究上取得很大突破，引起国际瞩目。
童第周与他的合作者揭示了胚胎发育的极性现象。他们在两栖类胚胎发育的研究中，发现纤毛运动方向的决定时间在原肠期和神经板初期，证明外胚层纤毛运动的方向决定于中胚层和内胚层，而且这种感应能力在个体发育中是沿着胚胎的前后轴从头到尾逐渐减弱的，表明了胚胎发育的极性现象。
他们还证明这种感应能力是由一种未知的化学物质引起的，这种化学物质通过细胞间的渗透作用，诱导了胚胎纤毛的运动方向。就连国际学术界也公认童第周是脊椎动物实验胚胎学的世界权威!
盼望着光明早日到来
1945年8月，童第周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抗战胜利。1946年，国立山大在青岛复校，童第周回青岛参加复校工作，并任生物系教授、系主任，他的夫人叶毓芬在同系任教。然而已经爆发内战的中国，依然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试验桌。
１９４７年6月，国立山大学生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倒行逆施，掀起“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和签名运动。童第周第一个在抗议书上签了名，坚决站在学生一边。就在家门口，童第周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特务对学生的暴行。
童第周被深深激怒了，他组织教授到警备司令部要求放学生，否则罢教。迫于外界的强大压力，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释放了被捕学生。有人告诉童第周，他被特务列入了黑名单，童第周只是淡淡一笑。在浓浓的黑暗中，他热切地盼望着光明早日到来。


新中国成立后毅然回国

1948年，童第周应美国洛氏基金会邀请到耶鲁大学任客座研究员。1949年，中国即将解放前夕，童第周拒绝了耶鲁大学的高薪挽留，他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最大愿望是让中国快些富强起来！现在中国看到了希望，我得赶快回国去！”他克服了种种阻力，在迎接新中国成立的隆隆炮声中，再次回到了国立山东大学。
1949年10月1日，在青岛，童第周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949年6月他放弃在美国优裕的研究和生活条件，毅然回到山东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童第周继续担任山东大学动物系教授兼系主任，1950年他兼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和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主任。

成为中国“克隆之父”

1950年，经童第周提议，中国科学院在青岛设立海洋生物研究室，这一年，他48岁。1934年从比利时回国已经整整16年了，最好的年华都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里过去，年近半百，童第周终于有了一间安宁的实验室。那时海洋生物研究室在青岛市莱阳路28号，大楼里那间十平方米的办公室兼实验室是童第周最喜欢呆的地方。
他在20世纪30－60年代，利用青岛文昌鱼、海鞘和鱼类为材料，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胚胎学研究。他系统地研究了在生物进化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脊索动物文昌鱼卵子发育的规律，精确地绘制了器官预定形成物质的分布图，证明了文昌鱼分裂球具有一定的调整能力等，为进一步确定文昌鱼在分类学上的地位提供了重要证据。这些研究成果至今是科学文献中的精品，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创了我国“克隆”技术之先河，童第周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克隆之父”。

任山东大学副校长
1951年童第周任山东大学副校长。这个时期，承担着繁重的行政和科研任务的童第周，仍坚持给学生上课，教室里满堂的学生，倾耳静听着童第周新颖的内容、高深的理论、富有哲理的学术思想。
童第周不但向学生传授了科学知识，而且他那光辉的学术思想、求实的科研作风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深深感染着每一个学生，成为他们一生用之不尽的财富。童先生培养了一大批事业的接班人，他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遍布世界各地，他们走在学科的前沿，传承着先生的事业。
1973年，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童第周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细胞遗传学的研究工作。他在解剖显微镜下，用比绣花针还细的玻璃注射针，把从鲫鱼的卵细胞中取出来的遗传因子，注射到金鱼的受精卵中。金鱼的卵还没有小米粒大，做这样的实验该有多难啊！可是童第周成功了，结果孵化出的幼鱼中，有一条鱼披着金色的鳞片，长着鲫鱼那样的单尾巴，说明鲫鱼的遗传基因，已经在金鱼卵中发生了作用。这种鱼因为是童第周创造出起的，因此，人们叫它“童鱼”。童第周的实验成果，给生物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愿效老牛，为国捐躯！”
1960年，生物学地学部分为生物学部和地学部，他任生物学部主任兼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该所所长陈桢逝世后，童第周一度任所长)。“
1977年任动物研究所细胞遗传学研究室主任。
1978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78年，童第周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虽已76岁高龄，却以年轻人的朝气投入了工作。他亲手制定了科研项目规划，绘制了美好的兰图。
1979年3月，在浙江省科技大学的讲台上，他突然眩晕，从此一病不起。他为祖国科学事业的振兴，实践了他的誓言：“愿效老牛，为国捐躯！”

31、冒险回国迎解放（1）
1948年3月，应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邀请，童第周前往美国考察。当时是曾呈奎送童第周去上海乘轮船的，回来后，才听一位国民党官员说起，由于童第周的言论一直比较亲共，在出国前他已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但上船验票时他用的是Wilson Tung的英文名字，没有引起军警们的注意，无意间逃过了一劫。
赴美后，童第周先在耶鲁大学动物系的奥斯本（Osborn）实验室任客座研究员，八个月后，又先后去麻省林穴海洋生物研究所和马萨诸塞州的伍茨霍尔研究所任研究员，同时还被英国剑桥大学聘为客座研究员。
1948年3月，在美的童第周得知，他已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成了中国的第一批院士之一。早在1946年，中央研究院就修改组织法，决定建立院士制。据说当时学术评议组在“院士”名称的确立上，颇费了一番周折，有人提“院员”，有人提“学侣”、“院侣”，最后经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等人的据理力争，才决定用“院士”。入选院士的资格有两条，一是在专业上有特殊著作、发现或贡献；二是主持学术机关工作五年以上而且成绩卓著者。
1947年3月，中央研究院通告全国各大学、专门学会和研究机关，请他们分别按数理组、生物组和人文组提出院士人选。第一轮提名后由筹备委员会初筛，拟出402人名单，提交评议会分组审定后，确定了105人为候选人。1948年3月，评议会进行院士选举，最后有81人当选为首批院士，童第周入选生物组院士。
1949年，听说国内快解放了，他决定马上回国，他要亲眼看到祖国解放的那一天，去体会祖国新生的幸福。当时有人以优厚的条件挽留他在美国工作，他谢绝了：“我是中国人，我的最大愿望就是，中国快些富强起来！我在国外学到的科学知识，必须为中国服务，现在中国有希望了，我得赶快回去。” 3月，他终于冒着生命危险回到了山东。
为什么说是冒着生命危险呢？因为童第周在思想上一直亲共，而且多次带头“闹事”，不仅积极支持学生的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运动，而且以山大教员会主席的身份组织山大教师罢教，被国民党划归为亲共的五虎将。更要命的是，在美期间，又口无遮拦地说了国民党不少“坏话”。例如，有个教授同他谈到宋美龄，他就说：“宋美龄很坏，宋庆龄很好，孙中山很伟大。” 因此，那里的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共产党，不敢再与他多交往，而一些进步学者则很为他担心，叫他说话小心些。
一次耶鲁大学开教员会，童第周忍不住又在会上讲了一些国内内乱的情况，并批评了国民党。会后，有两个讲师就赶紧来找他，说“你现在讲不太好，这儿特务很多，你讲什么马上都会传到国内，对你很不利，今后说话要小心。” 童第周的学生吴尚懃特意从国内写信来提醒他：“国内谣言很多，你回到上海可能会被捕，要想办法。”
另一位朋友也写信告诉他：“因兄在美发表反蒋言论，已为特务汇报国内。兄如在解放前回国，抵上海可能被捕。盼三思。” ，劝他解放后再回来。但童第周等不及了，还是决定马上回国。1949年3月，他化名“威尔逊”订到了船票，由上海地下党的一位同志接站，然后由上海乘船回青岛。到青岛的那天，得知码头上有国民党特务，于是山大的不少教师都自发地去接站，把童第周安全地接回了家。童第周回山大后，继续担任山大动物系教授兼系主任。
大好的科研和生活条件放在那里不要，却要冒着生命危险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不图名不图利，只因看好共产党的领导，只想为有了主权的祖国做点实事，让祖国快点强大起来，而少受点列强的气。
1950年2月准备从美国动身回国的华罗庚，曾给留美中国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我们也应当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了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这封信真诚地表达了这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赤诚之心。
新中国成立前后，这样的回国潮就没有停止过，童第周是这股回国潮中的先行者，截至1957年底，已有3000多名侨居海外的科学家陆续回到了祖国 。由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压制的政策，企图把这个“新生儿”扼杀在摇篮中，因此，海外学子的归国路可谓千难万阻。
童第周是冒着生命危险回国的，1950年准备回国的111留美学生启程前遭受美国的多方阻难，原子物理学家赵忠尧回国途中被驻日美军非法扣留，著名力学专家钱学森因所学与军事高科技中的氢弹、原子弹有关，更是未能出美国国门就被扣留，并因此被无理羁押达五年之久，当时的美国海军次长丹尼尔?金布尔甚至扬言：“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 这些人冲破重重险阻回国后，大都成为新中国各学科领域的带头人，为发展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新中国中国科学院最早的学部委员中，约有三分之二是这批归国的海外学人。
童第周回山大时，国共的斗争形势已到了白炽化的阶段。国民党政府动员大批文化名人、科研人员撤往台湾，当时中央研究院的81位院士围绕着是否撤往台湾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童第周与59位院士一起联合反对迁台。
而山大校园内，以刘次箫为首的国民党军统分子，开始不断迫害进步师生，并阴谋把一些重要的图书和设备南运，运不走的就加以破坏，童第周与王统照、冯沅君、陆侃如、曾呈奎、吴富恒、赵纪彬、杨向奎等教授积极参加由地下党员张育进和进步学生组织拓荒社领导的护校斗争，并争取校长赵太侔的支持，发动进步师生，成功地阻止了山大水产系的南迁，使山大校产最后得以完整地交到了共产党的手里。

32、冒险回国迎解放（2）

青岛解放的第二天，接管山大的军代表罗竹风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由于地下党和学生护校队的共同努力，经过与敌顽势力的斗争，解放时学校基本上未受到破坏，而且很快就能恢复上课。”
解放初童第周以进步爱国人士的身份，不辞辛劳地身兼十余种社会工作。童第周是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领导的，但这种热爱和拥护不是“宗教信徒”式的盲从，而是一种认真负责的肝胆相照。
刚解放时，山大的情况非常复杂，旧派的、新派的、亲共的、反共的本已乱成一团，再加上青岛军管会主任向明，在接收山东大学后，推行极左路线，在校内拉帮结派，并打击一大批老教授，弄得情势更加纷乱和激烈。
童第周觉得向明的做法非常不妥，于是冒着“与军管会作对”的政治风险，与其展开了甚是激烈的斗争。记得1949年10月前后，向明和罗竹风召集山大各系主任开会，说是要推选一个代表去济南参加山东省人民代表会议，但大家还没进行推选，向明等人就直接宣布中共党员、山大教授兼注册组主任郭宣霖为代表。于是72名教授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说明他们并没有选过郭宣霖。
这件事的牵涉面很广，给当局造成了很大震动，如不能妥善解决，就会造成教师队伍的分裂，从而给山大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最后在华岗的协调下，校方决定重新讨论代表的人选问题，并在会上做了充分的解释工作。
童第周的学问和人品在山大是有目共睹的，他在教授们的心中是有很高声望的，于是在领导确定的候选人郭宣霖之外，他们一致推选童第周为另一个候选人，童第周充分表达了这些教授们的意见，但他自己无心仕途，推辞了提名，所以最后由郭宣霖当选。
这次会议双方开诚布公，互相承认了对方的合理成分，各自作了自我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当时教师中的对峙情绪，为山大后来更为和谐的发展局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向明后来被认定为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核心成员之一，受到了严厉的打击，被撤销职务并开除党籍。
对领导工作上的不妥之处，童第周也直言不讳。有一次开会，郭宣霖他们讲完后，童第周就站起来对罗竹风说：“你们应该听听两边的话，了解两方面的情况后，才能作出决断。你们来到山东大学后，没有来访问过我们，你们应该了解了解情况。”罗竹风当场表态：“好！我们应该听听两边的意见。”
罗竹风1911年出生于山东平度，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长期在解放区从事文教工作。他的性格比较温和，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
当时的山大学生陈福伍曾这样回忆罗竹风：“当时，他大概还未进入不惑之年，穿着一身灰色的但已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他虽是戎装，但看上去丝毫没有军人的威武气概，谈吐举止温文尔雅，完全是一位学者的风度。”
吕家香则回忆了在校园初遇罗竹风的印象：“有一天，在校园里遇见一个穿黄军装的中年人。他慢腾腾地走着，没有一般军人的英武矫健。脚上没穿袜子，一双支前布鞋的鞋口把脚面勒得很紧。我抬起眼来，看到了一张沉思的脸和一双疲劳的眼睛。 ‘这个军官跟别的军官不一样’，我想。几天以后上课了，我才知道他就是军代表罗竹风。”
对公事，童第周就是如此地认真负责，并不惜为此直言不讳地冒犯“顶头上司”们，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些，把国家的事办得更好些。
而对私事，他扛下所有的艰难，从来不向组织叹一声苦。最初几年，童第周的经济状况一直非常不好，抗战时期在四川背巨债买了那架显微镜后，由于家底薄、吃口重，家中的经济始终缓不过劲来。童第周的学生和助手吴尚懃很晚才结婚，在单身时经济比较宽裕，童第周月底钱接不上时都向她借钱救急，月初发工资时再还给她。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念念不忘的仍是国家的百废待兴。
1955年6月1日，中科院建立学部，下设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四个部。学部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科学家，是国家经济和科学发展最重要的政策咨询和决策力量之一，同时也是国家各学科最重要的科研引领力量。这批入选学部的人，其实就是新中国的第一批院士，共233名，童第周就是其中之一，并任生物学地学部常务委员、副主任。
但入选者没有沿用国民党时期中央研究院的“院士”称谓，原因是“中国的条件还不成熟。” 据说当时起名时，五花八门，定度不下，郭沫若建议说，那就叫翰林吧！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起来，所有的人也都忍不住跟着笑了起来。
毛泽东认为，郭沫若提议以翰林代替院士，是赋予“翰林”新的内容而推陈出新，但还是太老旧了。最后大家商量着定了一个过渡性的名称“学部委员”（ 1994年初，学部委员才改称院士）。
童第周当选为学部委员后，每月有100元的办公费，童第周给退了回去，因为他觉得虽然他家的经济还很困难，但国家已给了他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平日节省点，债慢慢总能还清的，日子总会好过起来的，而国家此是却正是百废待兴、急需用钱的时候，因此这些钱他不该拿，而应该用到祖国建设的刀刃上去。开始中科院不让退，童第周却坚持着要退，最后院里拗不过他，只好让他退了。
1956年童第周夫妻俩调北京工作后，开始几年人事关系仍属中科院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所），而且他们每年仍要回青岛几个月从事文昌鱼的研究，因此海洋室（所）每年给他300元的车马费，但童第周把这些钱也都如数退了回去。
所谓肝胆相照，就是肝照着胆，胆照着肝也，对这样的好同志，党和国家也没有忘记他。记得有次中科院给他寄来了300多元，拿到汇款单后，童第周又像往常一样要去退款。但这次却没退成，因为上面说了，这钱是中央给童第周还债的，一定得收。童第周一核算，确实正好是他还没还清的负债数，共365块钱。童第周很激动，“中央对我如此了解和关心，我一定要加倍努力工作。”

33、物理学家谢希德归国（1）

著名物理学家、复旦大学原校长谢希德教授（1921-2000年）一生爱国。新中国建立后，她心怀科学救国的宏愿，毅然放弃美国优越的物质和科研条件，冲破重重阻力，与丈夫曹天钦一起从海外归来报效祖国……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犹如凤凰涅槃，在世界的东方站立起来了。这个消息给谢希德的心灵以极大的震撼，从而改变了她的人生之路。
谢希德自从1948年秋到美国留学，一直与国内的亲人保持着通信联系。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继母和弟弟们都写信告诉她。她从信中得悉，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和**党统治的解放前相比，国内的情况完全两样，解放军官兵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欺压老百姓，政府官员为人民服务，物价比较稳定，1949年后回国的一些留学生正在发挥很大的作用，等等，希望她和曹天钦早日归国。二弟谢希仁还以清华大学如何欢迎钱三强来动员姐姐回国。
谢希德还从报上了解到，新中国有许多不可否认的优越性，旧中国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她和中国同学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
当时，一批批留学生怀着拳拳爱国之心，学成回国报效祖国的壮举深深激励着谢希德。从1950年到1951年上半年形成了留学生归国的高潮，人数达两千之多，钱三强、钱伟长、黄昆、邓稼先等先后回到祖国参加建设。1950年2月，华罗庚在归国途中，发出一封《致中国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号召留学生回国。谢希德晚年在回忆当年决定回国的心情时，激动地说：“在校的中国同学大多接到家人来信，相互转告，为祖国的振兴感到衷心喜悦。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心情难以自抑，巴不得马上能飞回祖国，飞到北京。”
1951年春，曹天钦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还被剑桥大学Gaius学院破例吸收为荣誉院员，这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在英联邦科学界获此殊荣。他原本准备赴美到哈佛大学在著名的蛋白质物理化学专家P.Doty的实验室工作一段时间后再考虑回国。但有一天下午，曹天钦和在剑桥大学的中国同学多次谈起了曾留学于英国剑桥大学后回到中国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副所长的王应睐。 他俩谈论的话题就是当时海外留学生最关注的回国参加建设。 后来曹天钦后来收到王应睐一封热情地呼唤他回国工作的邀请信，使他改变了到美国从事研究的计划，决定马上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那时对谢希德来说，下定决心回国曾经心情很矛盾，充满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她首先想到新中国刚成立，科研条件和物质条件远不如美国优越；还考虑到对马列主义不甚明了，对党了解也不多，回国后是否会发生一些难以预料的问题。其次有人告诉她种种关于国内“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搞得过猛的消息，说某某人跳楼自杀了。不过，她最担心的是回国后是否有机会从事当时刚开始的半导体理论研究。
此外，当远在菲律宾的父亲得知谢希德打算准备回国，因对党成见很深而竭力反对，来信劝阻说：“接来信，得悉你欲回中国，我感到很不妥，我不希望你回到贫穷而落后的中国……”
当时她读着信，内心异常痛苦。她是这么想的：“父亲带我走进了知识的殿堂，他也是我从小敬佩的人。可是我觉得，新中国虽然还贫穷、落后，却是欣欣向荣，正是我一展身手的地方。”
谢希德生前曾许多次面对“你当年和丈夫一起回国后悔吗?”的发问，但每一次她都不假思索地回答：“不后悔，因为我爱中国!”她曾用极其朴实的话语表达她决定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心情，她说：“我们觉得在争取祖国解放的日子里，自己出国念书了，没有做什么，现在国家要医治多年的战争创伤，正需要人去建设，我们还等什么呢?”
1951年春秋，曹天钦和谢希德先后获得博士学位后，他们决定尽早回到祖国，商定让曹天钦到美国和她举行结婚仪式，然后一起回国。
然而，朝鲜半岛上突然爆发了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跨过了鸭绿江。1951年下半年，原本敌视中国的美国政府发布了一项规定：凡在美国攻读理工科的中国学生，一律不许返回中国大陆。一时间议论纷起，传说有些申请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已被扣押，遭到威胁。这个规定一下子把他们的计划打乱了。不过，他俩很快就冷静下来，积极寻找别的办法回国。
1952年3月，他们经过一番商讨，最后决定由谢希德申请去英国，然后取道一起回国。但谢希德没想到办赴英签证就碰到了麻烦。那天，当她在英国驻波士顿领事馆填写申请去英国的登记表之后一个月再去时，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委婉地说，由于战后面临的经济困难，就业问题十分严重，英国政府严格限制外国人入境，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能发给她去英国的签证。
谢希德连忙解释道：“我并不是到贵国去就业，只是准备从贵国到我的祖国，英国剑桥仅仅是其中的一个过路站。”
然而，那位工作人员似乎不相信谢希德的话，又说：“请您交出一份证明，确实说明3个月内离开英国到香港，或到别的什么地方，那时我再给您签证。”
谢希德心想自己何尝不想尽快离开英国回到祖国的怀抱呢?但是真要写3个月离开英国回的保证，又会给她离开美国带来困难。正当她犹豫不决的时候，曹天钦敬重的老朋友李约瑟博士向她伸出热情的援助之手。
曹天钦和李约瑟相识于中国抗战期间的大后方。1944年曹天钦在成都华西坝燕京大学毕业前夕，经友人介绍，被聘到位于重庆由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领导的中英科学合作馆工作。那时，李约瑟博士通过中英科学合作馆和英国文化委员会向在抗战大后方的一些大学和研究单位提供科研用药品、书籍、资料和教学仪器。他随李约瑟夫妇辗转旅行于祖国的西南和西北，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34、物理学家谢希德归国（2）

当李约瑟博士得到谢希德来英国碰到困难后，亲自到英国内政部门以他们夫妇名誉担保谢希德3个月内一定离开英国。这样，英国有关部门鉴于李约瑟博士在科学界的声望，很快为谢希德签署了一张可进入英国的特殊的“旅行通行证”。
谢希德在拿到赴英入境证明后，又犯愁了，因为美国若不发给她出境证明，她还是到不了英国。于是他们决定把结婚地点移到英国，谢希德以赴英结婚为由，申请离开美国。结果移民局为她签发了出境证明，经办人员还为她出主意，要她结了婚赶快回来。
谢希德高兴地接过证明，但仔细一看，发现这并不是正式证明，正式的证明要到船上才能拿到。为此她又忐忑不安了。
曹天钦也唯恐谢希德在赴英途中再节外生枝，关照她一定等上了船拿到正式的证明，而且须待轮船驶离纽约哈德逊港后，再给他发接客的电报。因为从美国开往英国的轮船是英国的，上了轮船就等于到了英国国土。
1952年5月一天，谢希德提着简单的行李在纽约哈德逊港登上了当时英国最大的邮船“伊丽莎白王后号”。登船后不久，美国移民局就有人来到船上，照例问她为什么去英国，她镇定自若地一一做了回答，来人又看了看她的行李，没再继续盘问下去，递给她正式的出境证明。直到轮船驶离码头，她那颗一直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
谢希德和曹天钦在离别6年后终于又重逢了。他们稍事休整，便忙于举行婚事和联系回国的事。随后，他们把结婚的喜讯告诉父亲、母亲和弟弟们。当时在菲律宾的父亲坚决反对她回国，此时又写了几封信给她，希望她到英国后留在那里或回到美国，但她没有听父亲的话。父亲曾在写给女儿的信中无奈地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虽然这样，她很疼父亲，不愿伤父亲的心，希望能说服他，但从此任她怎样去信、寄照片都不回复，父亲再也不理她了。谢希德晚年非常忧伤地回忆说：“回国后一直到他1986年在台湾去世，我没有再收到过他的信。这对我是很伤心的事，因为他非常爱我。在他的遗物中，我发现了我们的结婚照，他复印了许多。”
谢希德和曹天钦结婚后，立即到英格伦岛西南的威尔士(Wales)去度蜜月……
1952年8月底，谢希德和曹天钦在老朋友的送行下，告别剑桥，然后在英国南部的南安普敦乘“广州”号海轮离开了英国，经过苏伊士运河、印度、新加坡、吉隆坡，经历了一个月才到达香港。
当谢希德凭栏眺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海，想到自己5年的海外生活即将结束，心潮起伏不平。1999年9月1日，谢希德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五星红星唤我回国》一文，回忆了当年从英国归来途中的激动心情。她说：“……我和丈夫曹天钦在甲板上，望着海天，不由思绪万千。费尽周折的归国路终于迎来了曙光。身后的日不落帝国虽有种种诱人的条件，却挽留不住我们的赤子之心。这5年的留学经历，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大雁：在寒风萧瑟万木凋零的严冬，不得不离开家园；如今春回大地，我要振翅飞回祖国故园，去耕耘，去奋斗。”
在船上，贤惠的谢希德拿出毛线，为新婚的丈夫曹天钦织毛衣，有时又整理在麻省理工学院撰写的论文。曹天钦也一刻没闲着，抓紧时间撰写文章。他们在急切期待中度过了一个月的海上生活。
到香港后，谢希德偕曹天钦拜望了自己继母的一位老朋友。新中国成立后，她与家中的通信，都是通过这位香港朋友转的。 随后，他们又去看望谢希德在麻省理工学院结交的好友的父母。有一天，他们在九龙轮渡上巧遇谢希德母校厦门大学萨本栋校长的夫人。谢希德非常敬重萨校长，1947年她因办出国手续，曾到南京去拜望过已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物理研究所所长的萨本栋，没想到那次见面竟成了永别。不久，萨本栋在美国旧金山病逝。在萨师母遇到谢希德的当晚，她还特意到旅馆与谢希德夫妇叙谈。萨师母后来也到美国去攻读数学博士学位，在美国任教直到退休。谢希德于1992年和1995年两次到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厄尔巴郡 (Urbane,Illinois)访问时，曾去老人院探望过年迈的萨师母。
1952年9月下旬，谢希德和曹天钦在中国旅行社的安排下，从九龙经罗湖，到达深圳。“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当他们在离深圳码头只有几十米时，岸上的广播喇叭传出雄壮的歌声，使谢希德心中激起翻滚的波涛。随后他们来到祖国南方的大都市广州，准备从那里转车奔赴上海。
谢希德在广州遇到不少老同学，令她和曹天钦最高兴的是遇到了从北京来的曹天钦的初中时代的老师、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的侯仁之教授，他是从北京特地南下帮助当时岭南大学(不久改为中山大学)的教师思想改造的。他们都向谢希德和曹天钦介绍如何和过去划清界线，进行思想改造。
当时留学生回国的高潮已过，广州的归国学生接待处已经撤销，他们回来时没有欢迎，没有鲜花。谢希德和曹天钦在办好手续后，乘火车北上，于10月1日抵达上海火车站。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的同志已在站台上迎接。这天正好是新中国的第四个国庆节，谢希德看到马路上成千上万的市民，正兴高采烈地从庆祝游行的队伍中散去，这一情景深深地感染了她，使她忘却了旅途的疲惫。
此时，亲人正在北京翘首以待，他们的心都向往北京，在上海稍事休息后，便又风尘仆仆踏上了北去的列车，探望久别的继母、弟弟们和曹天钦的父母，兄弟，妹妹。迎接他们的是充满希望的明天。

35、著名作家老舍回国（1）
《骆驼祥子》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的代表作。是老舍自己最钟爱的作品。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鸿来、非我等笔名。满族正红旗人。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现名小杨家胡同）一个满族城市贫民家庭。现代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被誉为“人民艺术家”。
老舍的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老舍在北京底层市民的生活环境中长大。
1913年考入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担任过小学校长、郊外北区劝学员等职。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
1922年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同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教学之余，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正式开始创作生涯。陆续发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描写市民生活的讽刺长篇小说。
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做了生动的揭露；《赵子曰》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对于祖国命运的忧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3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
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年回到祖国，任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并编辑《齐鲁月刊》。
1925年， 老舍第一个长篇《老张的哲学》问世，作品取材于老舍在北京教育界任职时的经历。小说揭露了北洋政府统治下，教育界的黑暗和混乱，在艺术上表现出幽默的艺术风格。
1934年夏到青岛山东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1936年夏辞去教职，专事文学创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武汉、重庆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任常务理事、总务组长，并组织出版会刊《抗战文艺》。
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留美写作。新中国诞生，他欣喜欲狂，立即于1949年底返回北京。
回国后，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剧协和中国曲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
1966年遭受“四人帮”的迫害，投湖自杀。
老舍在国外时，阅读了大量西欧文学名著，开始了小说创作．初期的作品，如《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幽默中含有讽刺，颇近似于英国作家狄更斯的笔致，但夸张有时略嫌失度，几乎跌入油滑。
然而，对于老舍来说，初期的创作是不可缺少的练笔，到了三十年代，他的创作渐趋成熟，于1930年创作了短篇小说《赶集》、《樱海集》等。终于在1936年推出了自己的典型代表作《骆驼祥子》。
老舍的一生勤奋笔耕，创作甚丰。20世纪30年代就成为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著有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短篇小说集《赶集》等。
其《骆驼祥子》问世后蜚声文坛，写了在底层生活者的悲惨生活，标志着老舍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达到了他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曾先后被译成十几种外文。
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有：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等，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贫血集》、《月牙集》，以及通俗文艺作品集《三四一》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正红旗下》，长篇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散文杂文集《福星集》，剧本《龙须沟》、《茶馆》等。
老舍文学创作历时40年，作品多以城市人民生活为题材，爱憎分明，有强烈的正义感。人物性格鲜明，细节刻画真实。能纯熟地驾驭语言，善于准确地运用北京话表现人物、描写事件，使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老舍以讽刺幽默和诙谐轻松的风格，赢得了人民的喜爱，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老舍说过：“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作的一切，我确是做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上刻：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37、著名作家老舍回国（2）
老舍，著名作家，本名舒舍予，老舍是其笔名，满洲正红旗人，1899年生，任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66年8月23日，老舍和其他28人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批斗”：跪在焚烧京戏服装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三小时。8月24日夜，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杀。他的尸体火化后，不准留下骨灰。
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被拖去“批斗”的时候，和他一起被毒打被侮辱的还有28个人。他们是：肖军，骆宾基，荀慧生，白云生，侯喜瑞，顾森柏，方华，郝成，陈天戈，王诚可，赵鼎新，张孟庚，曾伯融，苏辛群，季明，张国础、商白苇、金紫光，王松生，张增年，宋海波，张治，张季纯，端木蕻良、田兰、江风。（《肖军纪念集》，800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其中还缺两个名字，有待补正。这些人都是北京市文化局和“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作家、艺术家和干部。荀慧生是著名京剧演员。肖军、骆宾基和端木蕻良是老作家。赵鼎新是文化局长。
这29个人被红卫兵“批斗”，首先是因为早在1966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写了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在这样的理论下，各文艺单位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绝大多数作家和文艺界领导干部就成为“黑线人物”。对这些人的清除，是对一个群体的清除。军队代表被派往各文艺单位，领导那里的文革运动。
在当时的体制下，作家协会有一批领固定薪金的专业作家。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被批判斗争的。在北京作家协会，会长老舍靠边站了，新成立的文革委员会的负责人，除了军代表，还有作家浩然。他的关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在文革中成为“突出阶级斗争”和“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样板之作。尽管老舍也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但是老舍的作品和浩然的作品也确实有相当的不同。文革批判打击了一大批作家，但并不是每个作家都受一样的惩罚的。奖谁罚谁的差别，明确显示了文革在文学领域的取向。
在红卫兵运动掀起之前，一批文艺工作者，比如上述29人，就在本单位被揪出来了，也在本单位里的会议上被批判斗争。与8月之后不同的是那时他们只被咒骂和当众罚站等等，没有被毒打。
后来发生的对他们的残酷的暴力性攻击，和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直接相关。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红卫兵。随着红卫兵在各校普遍建立，殴打老师以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也迅速蔓延。8月5日，北京发生了第一例教育工作者被红卫兵打死的事件。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并且对给他献袖章的红卫兵说了“要武嘛”。8月18日大会之后，红卫兵暴力大规模升级。一批教育工作者在学校中被活活打死，而且，红卫兵进入机关和居民住宅，捣毁书籍文物，并且殴打虐待甚至打死和平居民。红卫兵的行为得到了最高当局的热烈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在1966年8月23日，北京大学和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学生可以闯到文化局和文联机关，对那里的“牛鬼蛇神”动手施暴。几个女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劈面抽打老作家肖军，给他挂上了“反动文人肖军”、“反革命份子肖军”等几块大黑牌子，还在他的名字上画了红色的大叉子，并且把他的头发剪掉。
下午三点，在8月的烈日下，这29人被一个一个叫出来，每叫出来一个，就被套上一块写著他们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排成一排站在院子里。四点钟，这29人被装上两辆大卡车，从他们的机关被运到东城区国子监"文庙"的院子里。那里曾是皇帝时代的最高学术和教育机构，后来成为首都图书馆。红卫兵在院子里架起了一个大火堆，焚烧戏剧服装和书籍等等，烈焰熊熊。口号声震天响：“打倒反革命黑帮！”“打倒反党份子XXX！”“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
这29人被强迫在火堆前跪下来，头顶地。站在他们身后的有数百名红卫兵。有的红卫兵拿来了舞台道具木刀、长枪和金瓜锤，对他们劈头盖脸地乱打。有的红卫兵解下腰间的军用铜头皮带，狠狠地抽打他们。当时正值盛夏，人们身穿单衣。铜头皮带打下去，一下一块血渍，打得衣服的布丝都深深嵌进肉里。这29人后有红卫兵，前有大火堆，无处躲闪。


肖军后来回忆说，当他跪在烧书的火堆前，被身后的红卫兵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毒打，以致头上鼓起了大包，满背流血的时候，心中真是愤怒至极。他想过要反抗。肖军年轻的时候上过军事学校，练过武功。他说，那时候他心里想，如果他动手反抗，凭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几个人。但是，他看到来自各学校的红卫兵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争相出手，打人打得发疯了一般。他说，他想最后自己一定寡不敌众，会被打死，自己死了也就死了，好汉做事好汉当，可是其他被斗者会怎么样？和他一道被斗争的还有近三十个人，他看到老舍先生就跪在旁边，脸色煞白，额头有血流下来。他想，如果他反抗，其他28个“牛鬼蛇神”，包括老舍先生，一定会跟他一道统统被打死在现场。他也想到他的家人也会被报复打死。他想了又想，最后调动了心中所有的力量，咬紧牙关，压下去反抗的冲动，无声地忍受了三个小时的毒打和折磨。
在这三个多小时里，没有人出来制止暴行，也没有打电话报告市里和中央的领导请他们来制止暴行。因为当时在场的人都知道，类似的事情正在整个北京城里轰轰烈烈地发生，而这一切都是文革的领导人正在热烈支持的，不可能有上级来制止这场殴打。
在文庙被毒打过之后，这29人被拖上卡车回到文化局机关。肖军被禁闭在传达室隔壁的一间小房子里罚站，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他昏倒在地。他的儿子和女儿不见他回家，到机关来找他，也遭到殴打。肖军在那里被关了一个多月，9月底才获准许回家。
肖军曾经讲到他的一些看法：他说他家中当时上有老，下有小，有11口人需要他负担。他从1940年代起就多次受到批判。他的工资比较低，每月110元钱。难得包一顿饺子，只能买五毛钱猪肉加在白菜馅儿里。如果他死了，他家人怎么活下去？他得忍辱负重活下去。他认为老舍和他不太一样，一直比较顺，前几次政治运动都没有遭害，保持了优越的社会地位，所以可能在心理上对承受这样残酷的对待较少准备。另外，老舍不但年纪已老，而且腿有残疾，走路吃力。在当时的情况下，体力强壮与否，也与能否继续承受红卫兵的暴力折磨有一定关系。
在文庙毒打之后，老舍被带回到机关，继续遭打。当时在场的作家杨沫，在三个月后的日记中追记8月23日的情景道：“在文联楼门前的台阶上，有几个女学生紧围他，询问他，不时还用皮带抽打两下。我们都被迫围绕在这个会场边。当时，我不敢走开，站在旁边，心如火燎。我们中的一位作家还当场站出来，义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 （《杨沫文集》下册，第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
那晚，老舍后来又被送到公安局，半夜才获准回家，并被命令第二日仍去机关接受批斗。第二天早上他离开家后，却未去机关。因为他未在机关中出现，有红卫兵拎著铜头皮带到他家中找寻。第三天，8月25日早晨，在西城区太平湖上发现了老舍的尸体。
老舍的儿子舒乙回忆说：老舍去世的时候，舒乙31岁，他拿着北京市文联开出的一封“我会舒舍予（老舍本名－－笔者注）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的公文介绍信，到火葬场操办了老舍的火葬手续等等。是两个年轻的妇女办的手续。其中一个是梳小辫儿的姑娘，她说，上面有规定，这样的情况不能留骨灰。
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和被打后自杀的人们，都没有能留下骨灰。当时北京的红卫兵中流传著一句话，"打死个人，不就是28块钱的事儿吗？"被打死者的家属被要求付28元火葬费，但是不能要求保留骨灰。比如，从笔者的调查知道，1966年8月27日被北大附中红卫兵打死的中关村中科院气体厂工人陈彦荣，1966年9月8日被打死的北京第25中学教师陈沅芷，他们的家属交了28元钱，但是没能得到死者的骨灰。当时北京大批人被打死以及被打后自杀。在8月18日后，死人数一天比一天上升。根据一份内部的统计资料，在老舍被送往火葬场的8月25日，北京有86人被红卫兵打死。第二天，8月26日，被打死的人的数字比前一天增加了百分之五十，高达125人。以后仍然逐日增加。此外，还有一批人像老舍一样，在被打被侮辱后自杀。这样，8月下旬每日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大大超过了北京的正常死亡人数。大量被打死的人和被打后自杀的人的尸体成批送往火葬场，尸体上既没有标明姓名也没有作过血迹清洗。火葬场的停尸房爆满。焚尸炉超负荷工作。也就是说，大规模的暴力迫害和杀戮造成了分别焚烧尸体和保管骨灰的困难。
老舍在自杀前，为什么没有写下遗书呢？难道他死得心甘情愿，或者自惭形秽，故而不置一词，黯然离世？这显然不可能。他一生写作，笔头很勤，是个多产作家。书写文字，表达想法，是他的职业。在他生前，大概是日日动笔的。他在8月24日早晨离开家的时候，身上带有笔和纸。有人看到他投湖以前在湖边坐了一整天。也就是说，他是有时间也有纸笔可能写下遗书再自杀的。他不是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失望、愤怒或者抗议的人。但是在自杀前，却没有写一个字。那是因为在精神上，他也觉得已经完全走投无路了吗？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一个人能作的最为惨烈的事情。用文字写作对作家老舍却是一件驾轻就熟的事情。老舍不写遗书而死。在1966年恐怖的8月中，用文字表达自己的看法变成比较于死亡更为不易之事。

《留在大陆迎接新中国的学界精英们》
作者：碧薇萍


1、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
http://www.sznews.com 2010-12-28 08:40 深圳新闻网
周为筠

“抢救大陆学人”

对于生逢鼎革的知识分子来说，1949年是短暂而漫长的一年，这一年在政治军事大幕背后，有悲欢离合的社会生活，有人生十字路口的彷徨踯躅。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易辙之时，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分化与聚合。因为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与云谲波诡的政治粘合在一起了，国共两党的历史和纷争无情地影响了他们的选择，透显出时代是如何摆布个人命运的。当时整个知识界都得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是留在大陆，还是东渡台湾？

蒋家王朝在1949年仓惶败逃时，带走了故宫的古董字画，国库的金条珠宝，带走了“光复大陆”的幻想。但是蒋介石盘算着日后大业，退守也总是需要一些知识分子来支撑门面，更何况将这些大科学家、大学者留给共产党，无疑是助长赤焰，他于是开始了对一些知识分子的争取工作。

蒋介石倚重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抢救大陆学人”。在具体执行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他们磋商谋划细节办法，来“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这样就出现了国民党在败离大陆前的“抢救大陆学人”那一幕，这与蒋介石在经济上抢运国库储存的黄金美钞比肩并行，为国民党日后在台湾经济文化的复苏打下基础。

计划中有四种人必须“抢救”送赴台湾：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很快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商议拟定了需要“抢救”的名单，这份名单几乎是清一色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在第一份名单里，院校负责人当中，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杨振声、罗常培等，而胡适自然是抢救的首选和重点。

1948年12月初，陈雪屏奉命由南京飞北平，召集梅贻琦、胡适等北大清华校长教授开会，商讨“抢救学人”实施办法。蒋介石亲自下手谕派飞机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至北平南苑机场随时待命，被“抢救者”可以即时登机南飞。但在这次沉闷的会议上，在座各位相顾无言不置可否。

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开始争取胡适，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北大一些同仁听了，都饶有兴趣地静观胡适的反应，胡适却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句：“他们要我吗？”

胡适嘱托邓广铭找到陈寅恪，问其是否愿意一起南飞，陈寅恪干脆地回答说跟胡先生一起走心安理得。胡适临走时赠给北大同仁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1948年12月14日，飞机在北平等候大学教授时，郑天挺觉得不大好办，决定公开此次计划，使要离北平的人去登记。15日傍晚6点半，胡适与陈寅恪乘坐的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同机者尚有北大清华的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著名教授。

1948年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同机者到达南京的还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4位教授。梅贻琦一下飞机就抱怨“市内新机场跑道太软，只能载重三千磅”云云，似为不能多载几人而惋惜。

其实当此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下，咨询消息不再畅通，抢救也变了调子。原来信心满满地以为还会有许多名教授忠于党国，大义凛然地飞回南京，结果竟让人大失所望，飞机上下来了许多不相干的人。原来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连袁同礼的老妈子也跟来了。而“抢救”名单上有的人却转向进步而不愿同国民党同流合污，甚至有天派了五架飞机到机场，却应者寥寥。反而有些家在南方的讲师助教们赶上了这次难得的机会。蒋介石懊恼不已，不得不停止了飞机“抢救”。

当然也有很多不在“抢救”之列，却执意要走的，钱穆就是其中代表。在钱穆的眼里这场政权的更迭不仅有“亡国”的问题，更有“亡天下”的意味，因为马列主义是西方理论，与他信仰的民族文化冲突颇多，他不可能转变立场“改造思想”。在去上海看望老师吕思勉时，老师劝钱穆留下来教书，钱穆坦言，若留下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革新洗面重新做人，这与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管窥和主张有所不同，所以他是万万做不到的。

这些离开的知识分子，大多原本就不理解人民革命，或曾坚持过“反共”立场，他们或是直接担任过国民党军政要职，或是思想文化立场不认同新政权。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已隐隐预感到将是新时代中被改造抛弃的对象，反复权衡种种利弊之后，带着生命个体的彷徨与恐惧，无奈地背井离乡。

父母之邦，不可弃也！

走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选择留下。他们之所留下来，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由失望到彻底绝望，或是对共产党人印象颇好，或是他们心中对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有种期望。但归根结底，他们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地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地殷切关怀。这段短暂而漫长地选择，他们有茫然无助，有不安焦虑，但更多的还是希望。

清华教授冯友兰没有走，他毅然地肩负起“护校”的重任，把一个完整的清华交给了新政权。这个曾两度加入国民党的著名哲学家不走，是因为他觉得不管哪一个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都拥护。他自言“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并不是由于对共产党的欢迎”。

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没有走，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不为所动。此时北大各院系群龙无首，尽管汤用彤不善管理，然而众望所归之下，他义无反顾地挑起重任，担当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领导北大迎接新中国。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陈垣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而此时在广州的熊十力也没有走，他不想在老迈之年做一个流亡之士。熊十力是无党无派的读书人，所以并不在乎是谁的天下。当年王夫之钻进山洞都能为往圣继绝学，难道他就不能？熊十力不愿意效法朱舜水，他要做王夫之。熊十力自然也希望得意弟子能留下来，陪他一起继往开来。但他的三大弟子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终究和老师因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熊十力在中共高层盛邀下颇为风光的北上，三大弟子则仓惶出走。

陈寅恪被“抢救”后终究也没有走，因为他觉得胡适是因政治上的关系非走不可的，而他于政治却是绝缘的，所以他最终选择栖居岭南度过余生。而他的好友吴宓则西行入川，站在重庆北碚民众队伍中欢迎解放，他再三地说：“我不愿逃到台湾去，依附美国。‘父母之邦，不可弃也！’”

当时为“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士”而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太多。比如像张伯苓、张元济、竺可桢、储安平、罗隆基等等，都是大名鼎鼎的社会贤达。文学艺术界留下的人更多，沈从文、老舍、巴金等等。新闻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比如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陈铭德和邓季惺夫妇等几乎都是从香港北上，迎接新政权。大多数知识分子像胡风一样，站在广场上放歌《时间开始了》，新时代的来临激荡着他们每个人的心灵。

据后来统计，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有60余位留下了，各个研究所除了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比较完整地迁台，其他几个只有少部分人与仪器迁台，如数学所等。

最终或走或留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分水岭，他们的选择亦成了新中国初建时一道抢眼的风景线。所谓最终，是因为对于想走的人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而对决定留下的人来说，无疑亦是新生活的开始。无论是走是留，个人命运都将由此而大不相同，或漂泊孤寂，或坎坷磨难……

圣贤学脉仅此一线

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那篇著名的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在文章中毛泽东提到：“为了侵略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百万区别于旧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这里毛泽东对胡适、傅斯年、钱穆这三人进行了点名抨击。

对于那些帝国主义“不能控制”，走到帝国主义反面的大小知识分子地留下，毛泽东是欢迎之至的，但原则必须对他们进行彻底地改造。紧接着中共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进行思想改造工作。于是一场如火如荼的知识分子改造进入高潮。在一次北大师生召开“控诉会”时，汤用彤、杨振声、俞平伯等纷纷表示膺服马列主义，批判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

1949年11月，朱光潜这个去年9月曾和毛子水、张佛泉等16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中国的出路》的名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自我检讨》，对自己前半生作了全面的否定。

而巴金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发言题目为《我是来学习的》。以巴金这样赫赫有名作家尚且如此，其他人又怎能不怀有心灵深处的自卑呢？被停掉教职的沈从文甚至企图几次自杀而未遂，最后被发配到历史博物馆钻故纸堆。

冯友兰、汤用彤、陈垣、金岳霖等等，这些留下来的大大小小知识分子都以改造对象的身份公开发表自我批判的文字。他们对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所做出的成就进行全面地否定，极尽自我糟蹋之能事。

此后几十年内，知识界一片乌烟瘴气，学术研究被扣上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的帽子，学术研究活动一直处于“失语”状态。而这些知识分子当然不能幸免被抛弃、被批判、被侮辱的命运。有的人或许能逃过“反右”一劫，但几乎无人逃过“文革”，等待他们的是“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帽子，是被抄家、揪斗、游街……

“文革”中，风烛残年的熊十力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独自一人到街上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目盲脚膑的陈寅恪自言“譬如在死囚牢中”，被扫地出门后泪尽泣血而逝。吴宓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现行反革命，连最低生活水平都难维持，受尽迫害至死……

在几声唏嘘与叹息后，让我们目光看看那些远走的知识分子。这些曾被“抢救”的知识分子大多都顺利转移到台湾，有的去了香港、美国、东南亚等地，有的晚年才辗转去了台湾。他们大多经历荣辱悲欢、沧海桑田，但幸运的是避免了极端政治的高压与异化。他们在政治上都或多或少倾向于国民党，承认它的正统地位，有一些人还是蒋介石的座上宾，曾为“戡乱治国”出谋划策。但他们漂流海外的日子基本上保持了自己对学术研究兴趣，几十年如一日沉潜于学问，或整理国故，或阐发宏论，继承传统，发扬学术，卓有建树。

胡适一如既往地提倡科学民主，在孤岛上不遗余力地宣传自由主义；傅斯年把北大的自由主义校风带到台湾大学，把其办成台湾最高学府与学术中心；钱穆“千斤担子两肩挑”，在香港白手起家创办了新亚书院；牟宗三一生为民族文脉的传承续写春秋，终成著作等身的一代大儒……

这些远走的知识分子怀着花果飘零的精神，在孤岛上保住了学术的一脉，带出一批批衣钵传人，使得台湾学界几乎独占西方学界与中国交流的唯一孔道与资源。等到大陆开放出洋看世界，首先看到的是捷足先登的台湾学者。林毓生、余英时、杜维明等学人成为大陆学者与西方学术界尤其是汉学界最初交往的桥梁，而且是一座难以绕过的桥梁。

刘献廷评王夫之说：“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在大陆轰轰烈烈开展的知识分子改造、“反右”、“文革”这些政治运动时，我们不能不感叹“圣贤学脉”仅存南国海岛了。

如此看来，这些知识分子在1949年地抉择，无论是留下还是离去，都有各自所遵循和捍卫的人生宗旨，是幸运或不幸，也许真是无可厚非的，只能让后人空发几声唏嘘与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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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49年，“抢救大陆学人”
1948年12月初，国共内战接近尾声，战局对国民政府十分不利。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的陈雪屏，奉蒋介石之命由南京紧急飞往北平，召集北大清华校长梅贻琦、胡适等教授开会，秘密商讨“抢救学人”的实施办法。

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指派的飞机也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待被“抢救者”登机南飞。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由蒋介石手谕指令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制定，并在具体执行和实施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负责具体“抢救”事宜的研究谋划和具体操作。

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此计划中以下学人是要必须“抢救”出来经南京送赴台湾的：
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
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
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令离开大陆高级知识份子；
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者，等等。

于是，一份经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三人共同商议拟定的“抢救”的名单很快出炉了，名单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份子。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结局
然而，在北平的大多数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份子人各有志，许多人不准备去南京跟蒋介石赴台，而是愿意留在大陆。
1948年12月14日，“抢救大陆学人”的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候了两天时间，才有胡适、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少数著名教授登机，大部份机舱座位都被空闲著。

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也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0几位教授。到达南京后的梅贻琦，当着蒋介石的面似乎该为不能多载几人前来南京而表示惋惜。

据资料统计，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共拥有81位院士，仅有10几位院士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而有60余位院士选择继续在大陆。

选择离开的知识份子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选择留下来。 比如，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就被列为“抢救”名单，但他没有选择离开，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依然不为所动。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来，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陈垣天真地认为：“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民国时期81位院士中离开大陆的22位院士。中研院院里14个单位，成建制 迁台的只有管理机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占中央研究院14个单位的14％，其余11个自然科学研究所以及**学所，全部留在了内地。至于 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的去留，去台湾的10人，去它国的的12人，留在内地的近60人。下面是81名院士名录，各个赫赫有名：
数理组院士28人：姜立夫，许宝騄，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竺可桢，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
生物组院士25人：王家揖，伍献文，贝时璋，秉志，陈桢，童第周，胡先骕，殷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李宗恩，袁贻瑾，张孝骞，陈克恢，吴定良，汪敬熙，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
人文组院士28人：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
去台湾的有李济、董作宾、袁贻瑾、王世杰、傅斯年、朱家骅、李先闻、王宠惠、凌鸿勋、吴敬恒10人；陈省身、李书华、吴宪、林可胜、汪敬熙、陈克恢、李方桂、赵元任、吴大猷、萧公权、胡适、萨本栋（1949年1月在美去世）12人远走海外。
据中国科学院估算，当时散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大约有5000余人，到1956年底有2000余名科学家陆续返回大陆，但后来的遭遇大概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

大陆学人对“新政府”抱幻想的原因 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知识份子之所以选择留在大陆，以及后来大批留学欧美的科学家放弃舒适环境和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其原因很多。

原因之一是，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地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地殷切关怀，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感到失望等。 但是，促成他们留守大陆或是回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对共产党印象颇好，对共产党的统治抱有希望和幻想，那么，这种希望和幻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1947年1月，国共双方在前线打得正欢，《新华日报》却在国统区庆祝了创刊9周年，也无人阻拦，郭沫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许广平、陈铭枢等等所谓民主人士纷纷写贺信贺词，说它是“人民号角，民主喉舌”。

《新华日报》1939年创刊，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自创刊后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针对允许其自由办报的国民党政府，该报采取“愤怒控诉，彻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态度，坚持不懈地骂了近十年，公开号召工人和农民一起推翻国民党，甚至公开号召国民党军队站出来对政府反戈一击。

让我们摘录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的部份内容，就可以得到问题的答案：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污蔑……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否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
——刘少奇，1940

“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它需要文明的创造，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许批评，它没有什么经不起文明批评之理——真正的出版法以人民的自由出版为常道，因为人民的自由出版是思想信仰、良心、学术、言论自由集中的镜。”
——《新华日报》1944年社论

“中国人民文盲太多，进行选举时非常麻烦，这也是事实。……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的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
——《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1944年2月2日

“首先要说明，候选人决不是指派的，而是由人民提出的，在乡选中每一个选民都可以单独提出一个候选人。在县选中每十个选民可以连合提出一个候选人。选举的方法是分成两种：一种是识字的人，写选票；一种是不识字的人，则以投豆子代替写选票。”
——《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社论

“我们尊重并且愿意接受美国朋友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正如我们对孤立主义提出批评，应受到尊重一样，这也是从彼此激励互求进步以加强两国人民的合作出发的。我们丝毫也不心存疑惧，认为美国朋友的批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社论

“我们并不需要、亦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并不主张集体化，也不反对个人的活动——事实上，我们鼓励竞争和私人企业。在互惠的条件下，我们允许并欢迎外国对我们的地区作工商业的投资……我们相信着，并且实行着民主政治。”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9日

“他们说这一套（指民主）都是外国人的东西，不适用于中国……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二版头条刊登毛泽东答记者问，标题是《毛泽东同志答路透社记者中国需要和平建国》：“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各民主强国的合作，这里不需要橡皮子弹。”

“罗斯福总统说过：‘吾人历史上无时不表现美国人民准备作自由人民，且为此权利而奋斗’现在，也只有集合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的力量来奋斗，才能怀着信心瞻望将来，让全世界所有各国人民，都可以自由生活，不受暴政摧残，而凭他们多种多样的愿望和自由的良心而生活。”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3日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

那么那些留在大陆的学人们，等待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

限于文章篇幅，这里只摘录部份留在大陆知识份子的结局。
1、陈寅恪（1890-1969）。一代大师陈寅恪，他学贯中西，通晓十余种语言，甚至包括梵文、西夏文和突厥文，被称为“中国最博学之 人”。文革开始后，他家被大字报覆盖，远望如白色棺材。红卫兵还把几个高音喇叭放于其床头，使双目失明且患心脏病的他彻底崩溃。“革命者”见效果初成，乃 加大攻伐力度与强度，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 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陈寅恪病 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身处困厄绝望 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 “革命者”乱拳痛击，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 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 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2，曾昭抡，曾国藩侄重孙，与妻子俞大絪，都是民国知名学者，1949年两人滞留于香港，蒋介石欲抢救二人去台湾，两人断然拒绝，归来报国。文革时红卫兵将俞大絪教授上衣剥除，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4个月后曾昭抡也被含冤折磨死，兴盛百年的曾氏传承，至此香断。

3，胡思杜，胡适幼子。北京沦陷前夕，蒋介石派专机接胡适，胡思杜不愿随行，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他们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1950年，胡思杜发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骂胡适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畏罪上吊自杀”。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

4， 吴宓（1894-1978）。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 1948年人文组院士。文革中，一次批判大会上，已经72岁的大师吴宓被勒令下跪，跪了两个多小时。批斗会结束后，有人偷偷问他身体可吃得消，他说“跪着 比站着好些”。以种种罪名蹲入"牛棚"，到平梁劳改，受尽苦难。76岁的老人干不动重活，还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 遭断水断饭之折磨。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就只好让他回重庆养病。批林批孔时，吴宓不肯批判孔子，说“没有 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终于 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顾和温馨，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4岁。

5，刘盼遂，北师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招生，以一甲名次考入，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1928年毕业后执教于北京女师、清华大学、燕京、辅仁大学。46年起任北师大教授。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

6，潜艇专家、船舶工程专家王荣璸，第一代潜艇研发核心，曾在英德美三国学习，1949年积极参加“反搬运反疏散反破坏”斗争，留住了许多本想前往台湾的技术人员，1969年被打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美苏双重特务，关入牛棚，遭残酷批斗和抄家。1938年冒生命危险从德国带回国的潜艇资料底片也被抄走遗失。

7，漫画大师丰子恺。1975年9月15日，丰子恺含冤去世。他在文革中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黑画家”，遭严重迫害。如《昨日豆花棚下过，忽然迎面好风吹》一画，被认为是欢迎蒋反攻大陆。“好风”者，好消息也。《炮弹作花瓶，人世无战争》本倡导和平，结果被认为是迎合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

8，萧光琰，化学家。建国后最早从事石油化学研究的科学家。他1920年就移居美国，读了博士并工作。1949年，他花几千美元购买翻印器材，花一年时间搜集、翻印和整理他认为祖国需要的资料，然后几经波折回到国内，在文革中被关押，遭遇日以即夜的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身亡。三天后，其妻子和15岁的女儿自杀。

9，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中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抗日时曾冒着日军轰炸参加抢修滇缅公路桥梁，1945年赴美获博士学位，后参与第一代电子计算机eniac的设计编程。1956年放弃一切，绕道欧洲，花费三个月辗转回国，任教北大，在1968年清阶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隔离审查，上吊身亡。

10，周寿宪，1951年26岁时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并留美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冲破阻挠回国，任职于清华，参与筹建计算机专业，是中国计算机科学的创建人之一。文革中被送到江西鲤鱼洲清华五七干校，被长期摧残后患上精神病，但军宣队员说他是装的，常拳打脚踢谩骂侮辱，后因病情严重送回北京，1976年跳楼自杀

11，虞光裕，中国航空科学元勋，曾在美国和英国飞机工厂从事设计工作。1949年拒绝赴台，辗转香港和南朝鲜，历时三个月艰难回国。1956年成功主持研制中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并主持建设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文革遭迫害，在车间劳改，拆卸旧锅炉时被跌落的通风管道砸死。

12，钱晋，1944年毕业于北大，领导研制成功多种高级炸药、塑料粘结炸药，为两弹一星的研制作出巨大贡献。文革时被打为反革命，被逼交代子虚乌有的“国民党西北派遣军”问题。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钱晋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结果被活活打死。

13，詹安泰，古典文学家，书法家，词学造诣最深，有“南詹北夏，一代词宗”称誉，任教于中大。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遭批斗，多年文稿被烧毁，其子曾每天偷藏几张手稿带出去埋在地下，保住少数心血。1967年4月淋巴癌复发，医院不肯医治，凄凉离世，家人随后被中大赶至集体宿舍居住，其两室藏书后被贱卖。

14，董坚毅，哈佛大学博士，52年回国，55年支援大西北。57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劳教。60年饥荒袭来，董亦不能幸免。其妻顾晓颖（也为留美生）来探视，待寻得其遗体时，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之上。夹边沟劳教人员2800多人，饿死2100多人，死难者掩埋草率，累累白骨外露绵延两公里。

15，黄万里是中外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父亲是著名的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黄炎培。先后于唐山交通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就读，是第一个获得美国工程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内战期间，没有去台湾，1957年因反对修三门峡工程被定为右派分子，1969年被下放江西鄱阳湖劳动，1974年被揪回清华大学批斗，1980年2月26日被清华大学党委“平反”。

16，钱伟长，多伦多大学博士，内战期间回国，应聘为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兼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为我国的机械工业、土木建筑、航空航天和军工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被后世人称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应用数学之父”。1957年6月被打成了“右派”后，被强制劳动改造，先做实验室助理，扫地劳动一年，其子女被禁止上大学。后下放至农村，再下放到北京特殊钢厂炼钢车间当炉前工，1972年，由于国防急需，钱伟长由首辅大臣亲自点名，特赦。

17，童志鹏，1950年9月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电工学博士学位后，返回祖国参加新中国电信工业建设。电子信息系统工程专家，曾经主持完成了我国航空专用电台、航空雷达、地面微波接力通信设备以及“两弹一星”的很多配套电子设备。“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特务”，监督劳动，当了6年搬运工。

18，姚桐斌，1951年获英国伯明翰大学博士学位，1954年赴联邦德国亚亨工业大学冶金系铸造研究室任研究员兼教授助理。1957年回国后，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材料研究室研究员、主任，材料研究所所长。1968年6月8日在家中被红卫兵殴打致死。在生前，姚桐斌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是全国公认的23位两弹一星功臣之一，3位两弹一星烈士之一。

19，赵九章，1938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迁往南京北极阁，成为中国现代气象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内战后期，气象研究所奉命迁往台湾，赵九章和所内科学家们一起留下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为祖国的气象事业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6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成功地发射了气象火箭，箭头仪器舱内的各种仪器及无线电遥测系统、电源及雷达跟踪定位系统等，都是在赵九章领导下由地球物理研究所研制的。他们还研制了“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使用的多普勒测速定位系统和信标机。文革中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不堪屈辱，于1968年10月25日在北京中关村15楼服安眠药自杀。

20，屠守锷，1941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留学，获硕士学位。1945 回国后，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和清华大学任副教授、教授，从50年代后期起，投身于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作为总体设计部主任和地空导弹型号的副总设计师，领导和参加我国地空导弹初期的仿制与研制。文革中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横遭批斗。
21、饶毓泰（1891-1968）。 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1948年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拒绝登上南京政府接名教授去台湾的专机，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化大**中遭到打击和**，饱受折 磨，1968年10月16日“清理阶级队伍”时，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1号上吊**身亡。
22、谢家荣（1898-1966）。地质矿床学家、地质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1957年-1966年，被打成右派，**开始即因是反动学术权威而受批斗打击。因不甘屈辱，夫妻双双饮恨**。
23、翁文灏（1889-1971）。 **政治人物，著名学者，辅仁大学教授，是中国最早期的地质学家之一。1948年更曾任担行政院长，不过在任期间推出金圆券，引起金融混乱和恶性通 胀，声名大坏而下台，1948年12月被**列为第12号战犯。1951年从欧洲回到中国内地，后来在大陆曾经担任全国**等职。1971年病逝北 京。
24、马寅初（1882-1982）。人文组院士。在**期间蒋介石送来名片，用委员长的名义请他 赴宴。马老对来人说：“委员长是军事长官，我是个文职，文职不去拜见军方！再说我给委员长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不来拜见老师却叫先生去拜见学生，岂 有此理！他如真有话说，叫他来找我！”蒋又派人游说：“委员长说了，您是他的老前辈，既是老师，又是浙江同乡。委员长推荐您任财政部长，或者是中央银行行 长。”马老笑道：“你们想弄个官位把我嘴巴封住，办不到！”来人说：“那么，请马老先生买些美钞吧，政府批给您一笔外汇，这可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啊！”马老 答道：“不，不！这种猪狗生意我不做！我不去发这种国难财！”来人只得灰熘熘走了。1940年，马寅初在陪都重庆，严正抨击蒋介石政权的战时经济政策，痛 斥孔、宋贪污，要求开征“临时财产税”，重征发国难财者的财产来充实**经费，惹恼了蒋介石，马寅初因而被捕，并被关入了息烽集中营，1942年出狱。 1949年后过任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1957年因发表“新人口论”方面的学说被打成右派，196年辞去校长。此后长期蛰居寓所，撰写探索中国农业经 济规律的巨著——《农书》，至1965年完成初稿，约100万字，在文化大**中，被付之一炬。
25、钱端升（1900-1990）。 一度，身为民国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无数次国民参政会会议上，钱端升曾与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一道，成为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当时的报纸 称，“这四位教授，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都痛恨**、**，力争**，且皆熟悉西方**程序。纵然蒋介石身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的总司令，依然不 得不有所收敛。” 1949年后，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30名“典范”，钱端升于1951年发表了《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1957年北京市人民**第二次 会议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检讨，后被打成右派。1972年，好有费正清访华，提出想与老友钱端升叙旧。在宾馆客房里，钱端升闭口不谈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即 使单独聊天时，依旧用一种“加强式”的语气强调“中国将在今后5000年内遵循**主义！” 在“几近空白的30多年中”，钱端升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没人知道了。即使是家中四合院被一伙人以红卫兵的名义挤占，一家五六口人只能挤在旧宅的一部分里， 也从未有人听到钱端升一句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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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蒋介石“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破产记
发表于：《蒋介石之研究》
蒋介石退守台湾前，自己的身边已人才凋零，不甘心王朝末日的来临，他要继续与共产party争夺人才。无论如何，也要做拼死一搏，于是即着手制定了孤注一掷的“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拉走胡适
胡适，是蒋介石拟定的“抢救”名单中第一人。 1948年1月底，平津形势趋紧。南京方面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在蒋介石授意下磋商谋划“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细节办法。13日，蒋介石专门派大员飞抵北平劝胡适南下，但胡适以正忙着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为由不肯南下。第二天，蒋介石闻讯两次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南京，说时间紧迫不容再拖延，并于14日再次派出专机飞北平，实施紧急“抢救计划”，“抢救”对象首先便是胡适、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其次是平津的知名教授陈寅恪、陈垣、毛子水、钱思亮等。事已至此，胡适这才下了走的决心。 12月15日，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两架飞机抵南京明故宫机场，王世杰、蒋经国、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等在机场迎接，转天中午，蒋介石便在官邸设午宴为胡适一行接风。 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正值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夫妇在黄埔路官邸再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蒋介石平日请客从不备酒，那天特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破格示敬。也许正是出于对蒋介石对他本人的诚挚无伪的礼敬，胡适不得不从心底里——或者说从文化心理深处——感到有从道义上全力支持蒋介石的义务，尽管他本人对国民party似乎始终没有过好感。 这段时间共产party方面也未放弃对胡适的争取，至少希望他不要离开北平，不要离开北大。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西山一带的共产party广播，已经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北大同仁与下属也有劝胡适留下的，但胡适只是摇摇头，还是决定走。 在争取胡适这一回合中，蒋介石旗开得胜，占了上风。
两部长碰壁
在国民party“抢救学人”的计划中，陈寅恪离开北平，并不像胡适离开北平那样有许多政治上的宣示意味，而是由于生活习惯使然，因为他更适合南方气候，抑或怕共产party来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他的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1949年1月，陈寅恪一家搬进了陈序经任校长的岭南大学。 1949年6月，国民party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其中有两个学人出身的人物担任了此时变得异常重要的两个职务，一为杭立武任教育部长，一为叶公超代理胡适任“外交部长”。 杭立武一直念念不忘在岭南大学的陈寅恪，他曾多次派人劝说陈序经动员陈寅恪离开大陆，陈序经一直没有答允。杭立武深知二陈的价值，多次碰钉子后退而求其次，力劝二陈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再说，并说这样可以进退有余，到最后，他竟拉着“战时内阁”的财政部长徐堪最后一次急匆匆地赶到岭南大学，亲自向校长陈序经摊牌，要陈序经一同前往劝说陈寅恪到香港。杭立武此时已到了哀求的地步，对陈序经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给陈寅恪10万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当时抢白道：“你给10万我给15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住。”杭立武带上财政部长一同劝说，大有即时兑现之意。若想离开大陆，陈寅恪随时都有机会，但陈寅恪却始终对这种机会不屑一顾。
老蒋头撞车门框
张伯苓先生是南开大学的创办者，对中国近代教育贡献殊大，为人忠厚谦虚，颇有人缘。张伯苓有爱国激情，但却不懂政治，更不知政情，过于相信蒋介石是能够救中国于贫穷落后的人，在蒋介石山穷水尽之际，他曾天真地愿意助蒋一臂之力，于1948年7月出任国民party考试院院长。但到南京履任后不到一个月就离开了南京考试院，避居重庆，终日深居简出。 此间，蒋介石曾三番两次到张伯苓住地，催促他回任考试院院长，要求他尽速离开重庆，去台湾和美国均可，夫人和儿媳都可以随行。后来蒋氏又派张群和蒋经国来劝行，他都婉言谢绝了。 蒋介石第二次来，态度极为“恳切”，只要张伯苓肯走，什么条件都答应。张伯苓低头不语，主宾对坐无言，室中出现僵局，还是张夫人打破了沉默，对蒋说：“蒋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么事啦！也该退休了！你让他辞职吧！”蒋答说：“老先生要退休，到美国去休养，夫人、儿子和孙子，全家都去，不更好吗？去台湾也可以，无论去哪儿，生活上的一切，都由我给想办法！”张夫人答：“我们的3个儿子都在北方，我们哪儿也不去，他舍不得儿孙。”蒋介石又沉默了一会儿，起身告辞。张伯苓送到门外，又站了好半晌，两人仍是相对无言。蒋介石上汽车时，因心慌意乱，一头撞在了车门框上。
千呼万唤没人理
吴有训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的庆功会上，一半以上参与其中的科技精英都是他当年任教的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物理系的学生。1948年下半年，吴出任中央大学校长。 一天，国民party教育部长杭立武找到吴有训家中。杭立武先取出一大叠银元和金圆券，让他尽快飞抵台湾。吴有训什么时候想走就挂个电话给他，他可以帮助办一切手续，并将自己的电话号码和住址告诉了吴有训。我地下party得知这一情况后，忙和吴有训取得联系，嘱咐他赶快更换住址，并尽量不要外出，住处也不告诉别人，尽量不接待来客。又在紧张的气氛中度过了两个月，1949年5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终于攻克上海，吴有训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带着子女，走出家门，汇入到欢迎解放军的行列中。 当天晚上，在收听国民party中央电台广播时，女播音员所播的一段话使他怔住了：“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找人启事连续播了好几遍，之后，每天都能听到这一广播，直到厦门解放为止。
“又一个人才留给共产party了”
1949年5月15日，一个身穿军装手持公文包的军官引领茅以升走进一间大厅晋见蒋介石。不等客人说话，蒋介石抢先开口：“茅博士，坐、坐，召你来商谈就任上海市秘书长一职之事。上海战火已起，人心思乱，政局不稳，迫切需要在教育界、工程界享有声誉的一位科学家出任秘书长，以安定人心。” 茅以升面露病容，为难地答道：“我近日患胃病已住进医院，遵照医嘱需长期治疗。”看着茅以升匆忙离去的背影，蒋介石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又一个人才留给共产party了。” 茅以升从蒋介石处回到医院后，我地下party的负责人得知蒋介石要任命茅以升为上海市秘书长，赶快派人通知他可以出任，并让他利用这一职位为保卫上海做件紧急工作，阻止汤恩伯在灭亡之前炸毁工厂。 就这样，从5月16日到25日上海解放，茅以升做了整整10天的上海市秘书长，茅以升针对汤恩伯惧怕洋大人的弱点想了一条妙计。他利用上海市government秘书长的身份，在外国驻沪领事馆游说了一番，说服外国领事团起草了一份照会，禁止汤恩伯施行他的焦土政策，破坏外国在沪开设的工厂。这份照会措辞相当强硬，汤看后大吃一惊，盘算偌大的上海，洋人工厂和国人工厂交错在一起，要是士兵放火一烧，哪里分得清是谁的工厂，只得下令不得破坏上海工厂。
1949年6月，蒋介石的“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终于破产了。据统计，除了胡适、梅贻琦等十几人之外，原国民party中央研究院80余位院士有60余位留在了大陆，各研究所、大学的图书资料、实验仪器则近乎百分之百地保存下来，新中国也由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抉择而保留下了文化的元气。（作者：李永军 施祥云摘自《团结报》）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RMWZ200805050.htm

4、1948-1949：胡适南下与平津学人去留
撰文：沈卫威
《东方历史评论》

1

国共双方对胡适的争取

1948—1949年的大变局时，国共两党的高层都为争取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努力过。因为他是平津科技教育乃至整个知识界的领袖人物。关于“胡适弃校南下与平津学人去留”这一重要问题，我在专书《无地自由：胡适传》、《民国大学的文脉》及专题论文《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是如何产生的》中都曾利用当事人留下的文字记录和口述实录，从不同的侧面谈论过，但也留下多处空白。时过境迁，当事人都已经去世。在那极端年代，去者一腔，留者一调，各有不同的说辞，或矛盾冲突，且多政治色彩。作为胡适研究者，我在不同的场合，时常会被问及如果胡适不走，或假设胡适守校不去南京等问题。我往往是一笑了之，不对接这种文学的“戏说”和“演义”，因为历史不可假设，也没有如果。历史研究只能是尽可能地接近、还原真相，尽量客观地给予解释。但这一切都已经不是历史事实本身。

本文利用两岸新发掘出的史料，将对此话题进行一次填空式的重新梳理。与原来论著中的史料互见，不一一注释。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四野”雄师乘胜入关，直逼平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两个兵团将北平、天津重重包围。

22日，校长胡适在北大蔡孑民纪念堂主持校务会议。会上经过近两小时的激烈争论，最后做出不迁校的决定。24日，又举行了教授会议，正式通过校务会议不迁校的决议。而不迁校的重要理由是：当前为国共两党的内战，这与1937年日军入侵的外患不同。这个不迁校的“决定”对北京大学来说，意义非凡。

24日，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因货币改革失败，引咎辞职。据陶希圣撰文所忆，此前两天，蒋介石便密派陶希圣北上请胡适出任行政院长。陶希圣离开南京时，蒋介石亲自授意说：“你现在就去北平请胡先生来担任行政院长，所有政务委员与各部会首长的名单由他开，我不加干涉。”

陶希圣说明来意，胡适便说：“这是美国大使馆及三两个教授的主张，那是万万做不得的！”接着胡适表示：“你看，现在满地书籍，都没有收拾，我根本不能动，我一动，学校里人心就散！”从胡适的言谈，可以明确感受到，他是把自己当成稳定北京大学人心的最重要人物。

当两人谈到投机之时，胡适感慨而幽默地说：“我可以做总统，但不能做行政院长。”并告诉陶希圣，“这部宪法，既不是总统制，也不是内阁制。我如果做总统，就提名蒋先生为行政院长，造成一部内阁制宪法”。会谈结果，胡适表示“没有力量接受这个使命”，不去南京组阁，并向陶希圣声明：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要与蒋先生站在一起。

26日，即陶希圣离开北平几日后胡适向秘书长郑天挺谈及陶来拉他从政之事。两人还在一起讨论若从政当行政院长的人事组阁问题，郑向胡适建议，如果去组阁，“人才内阁是这样的：党人少要，旧阁员少要，不必一定是内行，必须有声望、有识见、有担当”。这个组阁标准，实际上是胡适等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心目中的贤人政治，且他和郑讨论的内阁人选，多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据胡适当天日记所示：

行政院副院长 傅斯年
内政 童冠贤 朱骝先 周鲠生
外交 王雪艇
国防 俞大维
财政 K. P. Chen，T. F. Tsiang
教育 杭立武？
交通 石志仁 凌鸿勋
司法 林彬？
社会
卫生 刘瑞恒
工商 李烛尘
农林 钱天鹤？谢家声
资源
粮食 杨绰庵。
上述内阁名单，“社会”和“资源”两个部门一时没有合适人选就留下空白，尚有疑问的用“？”标示出。K. P. Chen为陈光甫，T. F. Tsiang为蒋廷黻。其中金融专家陈光甫抗战时随胡适在驻美大使馆工作，胡适对他的评价是：“光甫不是很高的天才，但其人忠厚可爱。”

11月底12月初，国民政府下令北大、清华等高校南迁，指示教育部要乱中求静，并说“遇到万一时，政府为保护民族文化，决心全力设法‘抢救’”。

11月29日，平津战役开始，形势剧变，不容国民党政府迁校。南京方面朱家骅、傅斯年、俞大维、陈雪屏四人则合谋求蒋介石设法救出胡适等北方学界名人，即“抢救平津学人计划”。

特别值得一提的钱天鹤、陈雪屏两位，其后人与我们当下的学界有较大的学术关联。胡适与钱天鹤是留学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的前后届同学，钱天鹤曾任金陵大学农学教授，1949年到台湾后，留在大陆的儿子钱理群为现代文学研究届的著名学人；陈雪屏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出身，胡适的学生，他到台湾后，其女儿陈淑平嫁给了余协中的儿子余英时。潜山余协中为胡适的好友，余家父子为两代燕京大学学子。“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民族文化”的火种，没有在本土或海外熄灭。余英时、钱理群的言论对当下学界多有影响。

12月13日，合众社称：“胡适博士已内定为蒋总统之高等顾问，其职责与罗斯福总统时代之霍浦金相似。”并说蒋介石曾授命胡适组阁，然胡氏谦辞，但他同意来京参与政府，出任总统顾问。也就在这一天，蒋介石派青年部长（原北大训导长）陈雪屏飞抵北平劝胡适南下，并说：“北平的城防一天一天的接近，不如早点离开！”胡适早已因兵临城下而坐卧不安，但此时却强装镇静，并告诉来者：“中共的叛乱和日本的外患不同，外患来时可以撤退，现在是国内的叛乱，怎好丢开北大不管？”陈雪屏第二天飞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了胡适不愿南下的事后，蒋又两次打电报催促胡适南去，并于14日再次派专机飞平，强行接人，同时令胡适劝几位名教授一齐南飞。来者告诉胡适说这是南下的最后一次机会。胡适打电话约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一起南下，被陈拒绝。连他的小儿子胡思杜也坚决要求留在北平，不愿同他一起走。

14日一清早，陈雪屏便从南京打来电话，力劝胡适南行。十点钟胡适到校，又见陈雪屏的电报：“顷经兄又转达，务请师与师母即日登程，万勿迟疑。当有人来洽机，宜充分利用。”于是，胡适才开始约在北平的多位教授。深夜11点多钟，傅作义给胡适打来电话，说总统有电话，要胡适南飞。
而这些传闻到了胡适那里，他却嗤之以鼻说：“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

结果是自认为“我根本不能动，我一动，学校里人心就散”，同时也不愿“丢开北大不管”的胡适弃校南下，中共“权威人士”便在随后宣布他为“战犯”。

邓广铭在1945-1948年间，先后为北京大学代校长傅斯年、校长胡适的秘书。在蒋介石1948年12月17日致电傅作义，要求他将平津六十二位学界重要人物分别疏导南移的名单中就有邓广铭。因为写作《胡适传》的缘故，我曾于1986年7月、1992年4月、1992年7月，先后三次采访邓广铭。邓广铭告诉我，1948年12月13日，蒋介石派陈雪屏飞抵北平，劝说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约一批知名校长、学者乘机南下。胡适约陈垣一起走，被陈垣拒绝了。胡适打电话到城外清华园找不到陈寅恪，很着急。这时，邓广铭说自己知道陈寅恪常到城内大嫂家里，主动去帮胡适找人。邓广铭到北京城内陈衡恪遗孀那里找到了陈寅恪，并把他带给胡适。14日晚上，胡适给文学院院长汤用彤、秘书长郑天挺留下便笺，说：“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15日第一架专机从北平接胡适夫妇、陈寅恪夫妇及两女、毛子水、钱思亮等到南京后，16日，傅斯年又致电、致信北京大学的郑天挺，说南京政府继续派飞机接人，要求他帮助动员、组织，并附有“人员名单”。我的学生汤志辉自北京大学综合档案室查得《傅斯年为派飞机接南下人员事给郑天挺之电报（附人员名单）》（BD19481564）。这份“人员名单”有个人走与不走的主观意识体现。电文如下：

天挺
空运队可即派两架机到平兄前信中所开三批名单作一次走又中航机亦可能到平其他可走者应即准备勿延与剿总联络务即办好送斯年

名单如下：

×不走或已走
？在郊外或未联络成
√必走
傅陈铣电开列名单
一、各院校负责人
√梅校长
√李院长润章 四口，已走两口
√袁校长 八口
√袁馆长同礼
×陈校长援庵 不走
√胡步曾 2-2556家、2-1215
×郑天挺 不走
×郑华炽 不走
？贺麟
？霍秉权 对外无法联络
？褚士荃 在郊外
？沈茀斋 在郊外
×汤锡予 不走
？冯芝生 在郊外
？陈岱孙 在郊外
？叶企荪 在郊外
×饶毓泰 不走
二、
×朱光潜 不走
？雷伯伦 在郊外
？刘崇鋐 在郊外
毛子水
×梅贻宝 已走
？齐思和 在郊外
三、院士
？张景钺 太太在郊外，缓定
？陈通夫 在郊外
？俞大绂 在郊外
李宗恩 5-1519
许宝騄
余季豫 2-3330
四、
×杨今甫 不走
×罗莘田 不走
×赵廉澄 不走
钱思亮
马祖圣 七口
？钱三强 在郊外
×严济慈 在昆明
张政烺 考虑
×沈从文 不走
□祥？
？邵循正 在郊外

朱铣电陈开来名单 重复不列
×周枚荪 不走
×钱端升 不走
俞大缜
陈骥尘
自持朱电来洽者
√顾毓珍 4-3359
√赵梅伯 艺专5-0408
√徐校长 山西大学
√李高傅 铁道管理
√英千里 2-0932

√张百龄 2-2484
自愿南下者
√敦福堂 4-1005 陈宅
√张起钧 五人 2-1887
√陈寿琦 五人 2-1558 赵宅
√姜文锦 艺专 四人 5-2397 姜宅
徐悲鸿校长亲来嘱为提前
北平
各校认为应加入者
√张颐
温广汉
徐旭生
√杨武之
陈友松 五口
√董守义
√梁实秋太太
邱大年 七口
殷宏章 五口
魏建功 不走


电文中“傅陈铣电”的“傅陈”应是指傅斯年、陈雪屏，“铣电”是民国电报日期代码，指16日这一日发出的电文。“朱铣电陈开来名单”，指示朱家骅16日电报和陈雪屏所开名单。

傅斯年要郑天挺负责动员、联络、组织，蒋介石则直接致电傅作义，是要他提供出城或乘机起飞的方便。

蒋介石又在17日致电傅作义，要求他将六十二位学界重要人物分别疏导南移。据黄克武《蒋介石与贺麟》一文引用台北“国史馆”中的“蒋中正总统文物”所示：

北平傅总司令宜生兄，口密。（一）在平教育行政负责人为：（梅贻琦）、（李书华）、（袁同礼）、（袁敦礼）、李麟玉、陈垣、（胡先骕）、汤用彤、（冯友兰）、叶企荪、饶毓泰、陈岱孙、（郑天挺）、（贺麟）、郑华炽、沈履、霍秉权、褚士荃、黎锦熙、温广汉、黄金鳌、徐悲鸿。（二）因政治关系必须离平者为：（朱光潜）、（毛子水）、（邱椿）、（张颐）、（陈友松）、刘思职、（梅贻宝）、齐思和、雷宗海〔案：应为雷海宗〕、刘崇鋐、戴世光、邵循恪、吴泽霖、赵凤喈、敦福堂、张恒、金澍荣、（英千里）、张汉民、徐侍峰。（三）在平之中央研究院士为：（许宝騄）、张景钺、陈达、戴芳澜、（俞大绂）、李宗恩。（四）学术上有地位，自愿南来者，如（杨振声）、罗常培、钱思亮、马祖圣、赵迺抟、钱三强、严济慈、张政烺、沈从文、邵循正、邓广铭、李辑祥、孙毓棠、蒯淑平。请兄分别疏导，即日南移，如获彼等仝意□□□，可派机或备船接运。其搭机人员并请兄代排订次序电告，尤以有括号者，务须来京，如何？请速电覆中。

这份抢救学人的名单是有标准的，即（一）在平教育行政负责人；（二）因政治关系必须离平者；（三）在平之中央研究院士；（四）学术上有地位，自愿南来者。
这个名单是傅斯年、朱家骅、杭立武、陈雪屏一起划定的。只有少数已经在15日随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到了南京。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又带领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清华大学教授杨武之等24位教授作为第二批乘专机到达南京。

胡适飞南京之后，北京大学教授自发成立了新的校务委员会，汤用彤被推选为校委会主席。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5月，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正式任命汤用彤为北京大学校委会主席。梅贻琦飞南京之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被推举为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临时主席。1949年1月31日后，吴晗以副“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清华大学，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两份大致相同的名单，都是把“院士”单列一项，作为飞机接人南下的目标。

两份名单中有名、字不同，或称头衔的，如李院长润章（书华）、陈校长援庵（垣）、胡步曾（先骕）、沈茀斋（履）、汤锡予（用彤）、冯芝生（友兰）、雷伯伦（海宗）、陈通夫（达）、杨今甫（振声）、罗莘田（常培）、赵廉澄（迺抟）、邱大年（椿）。
1949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的新闻稿《中共发言人就和平谈判问题发表谈话》，进一步强调说：“关于战争罪犯名单问题，中共发言人称，我们尚未发表全部战争罪犯名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华社发表的仅仅是第一批名单，发动内战残杀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中的主要负责人员决不止四十三个。”

胡适作为“战犯”之说的另一公开的文字依据是《胡适的日记》（手稿本）中粘贴的剪报。他在1949年1月26至27日的日记之间粘贴有不全的剪报，但未标明何报，其中据剪报所示：〔本报收音〕陕北二十六日广播：“对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某权威人士所提出的战争罪犯的初步名单，有人感觉名单遗漏许多重要战犯，例如军事方面的朱绍良、郭忏、李品仙、董钊、陈继承、张镇。政治方面的谷正纲、徐堪、俞大维、洪兰友、董显光（沈按：以下断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