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周扬批判路翎
几年来忽重忽轻、连绵不息的打击，已经使胡风感到疲惫，心上笼上一层灰色。
工作没有落实，作品难以发表，或者一经发表，就会招致批评。最近一年，连过去约过稿的报刊，也对他望而生畏，惟恐避之不及了。
在文代会的文学分组会上，胡风被预定发言。他有许多话可以说，但他不敢谈诸如作家组织的基础和性质、工作方式、对作家的态度等思考已久的问题，怕因此引起误解。
于是他一改过去短兵相接、直抒己见的习惯，讲叙起一个个外国作家和中国古代作家的故事。
胡风讲这些故事之后，强调说，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自由主义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的作家，应该接受宝贵的教训。胡风说得很激动，也希望自己的话能感动所有人。
可是，华东代表团的一位领队，听了胡风的发言，当即向华东代表团递一纸条，说胡风又在骂人，含沙射影……
文代会上胡风、路翎已是形单影只，不过仍被选为中国作协理事，胡风还当选为文联委员。
就在大会闭幕不久，胡风便听到一件事情：一位电影界的负责人，在电影局的大会上说，胡风、路翎是反对派，但还是给了他们一个位置。
1952年12月，路翎主动要求赴朝鲜前线。1953年7月回国。文代会后，路翎的创作高潮来到了。
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写出5篇反映志愿军生活的短篇小说《战士的心》、《初雪》、《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洼地上的“战役”》、《节日》。
1954年初，《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相继发表了路翎的几篇小说，如此集中发表路翎的作品，是几年来从未有过的。
这是他的小说创作的又一个新的阶段，选材、角度，在同时期反映志愿军生活的小说创作中，的确独树一帜，引人注目。
在这些小说中，路翎表现出一种善于在如火如荼的战火中的小插曲里，发掘生活的真实，发掘细腻而又深邃的人物内心世界的才能。
这些作品引起了读者的注目和热烈反响。
巴人高度评价《初雪》。
巴金曾有这样的回忆：“路翎的短篇《初雪》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荃麟同志向我称赞它，我读过也觉得好，还对人讲过。后来《洼地上的战役》刊出，反应不错，我也还喜欢。”
《初雪》写的是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司机刘强和助手王德贵，奉命从前线把一群受敌人炮火洗劫的朝鲜妇孺，穿越封锁线，运送到安全的后方。
作品在一车之间的有限天地，一途之程的有限时间内，把战士对朝鲜人民的爱与自己悲惨身世的回忆、对祖国亲人幸福生活的联想交融在一起，相当深刻地展示了志愿军战士丰富而美好的内心世界。
《初雪》备受赞赏，1月号《人民文学》一发表，巴人立即撰文在《文艺报》第2号上予以高度评价，并认为“生活的实践已经带领了我们的作家正在走上正确的道路”。
但是，严厉的批评随即而来。《文艺报》第7期发表读者张家骥的来信，批评巴人的文章，批评路翎“只是在追求自己所空想出来的结构与人物的描写，却可以完全忽视了生活最低限度的真实”。
3月号《人民文学》发表了路翎反映朝鲜战场生活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
《洼地上的战役》写朝鲜房东的女儿金圣姬，对给他们挑水、劈柴、做好事的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产生了微妙而又纯洁的爱情。
王应洪记取班长的话，知道在军队的严格纪律和严酷的战斗任务面前，这种爱情是断不能容许的。
他和侦察班到敌阵的前沿去捉“活舌头”，发现金圣姬在给自己洗的衣服里放进了一条绣有两人名字的手帕。
他抓获了敌人的军官，但是俘虏的狂叫引来了敌军凶猛的反扑，为了掩护战友转移，他和班长机智地与敌军周旋在洼地丛林中，最后以鲜血染红了那条绣花手帕。
这篇小说以朝鲜姑娘金圣姬和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之间真实朴素而又微妙的爱情为中心情节，写出了两人由无私的帮助、共同的战斗自然滋生的爱情。
又写出了志愿军战士自觉地以纪律约束感情，不作儿女之态，在战斗中接受磨炼的国际主义献身精神。

但是，《洼地上的“战役”》遭到了批评家的严厉批评。
批判的理由来自志愿军战士不准和朝鲜姑娘谈恋爱的军纪，认为路翎不应该违反军纪写这样一个故事，“歪曲了士兵们的求实的精神和神圣的责任感”，这是诬蔑志愿军，等等。
评论家、后来任《文艺报》副主编的侯金镜，3月便写出批评文章，先打印出来供作协党组成员传阅、讨论，文章得到通过，发表于第12期《文艺报》，题为《评路翎的三篇小说》。
侯金镜批评路翎的作品：“有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对部队的政治生活作了歪曲的描写。……这几篇作品说明了路翎还没有彻底抛弃他的错误思想和错误的创作方法。”
由于路翎的小说是反映军队生活的，对路翎的批判，便自然成为5月召开的“全军文艺创作座谈会”的一个主要话题。5月28日，周扬到会作报告。
周扬的报告，肯定了巴金，否定了路翎，说巴金虽然不懂部队，但他看到志愿军伟大，就歌颂伟大，那就是老实，值得欢迎，对我们有好处，这就够了；
但路翎偏偏要写他不懂的战士，这就是不老实。非批评不可。说路翎是用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温情主义歪曲了志愿军，非批评不可。
周扬又说，编辑部发表了这样的小说没有错误，发表了以后批评就是，如果不发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批评就没有工作可做了。
“全军文艺创作座谈会”5月底结束，中国作家协会又于6月7日召开 团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周扬、丁玲、林默涵、侯金镜、严文井、沙汀等，主要议题仍是批评路翎。
6月9日，周扬召集北京各文艺刊物编辑开会，再次提出要对路翎展开批评。
批判路翎的准备工作紧张进行，正在这期间，胡风和路翎没有坐以待毙，他们终于下决心反击。那边一个会接一个会，而他们，已经开始写“三十万言书”了。

33、支持胡风上书
目标一旦确定，胡风和朋友们，就像一台停歇多时却又憋足了劲儿的机器，刹那间启动，飞快地旋转起来。
在北京的路翎、徐放、谢韬、绿原，都成了写作“三十万言书”的积极参与者。
谢韬本是文艺圈之外的人，与胡风真正熟悉是在1949年之后。
上世纪40年代，他也是《七月》的一个热心读者，虽然专攻哲学，却与方然、卢甸成为大学期间的朋友。
1946年，谢韬到《新华日报》担任记者，采访过文艺界新闻，见过胡风几次，但没有私人交往。
1949年，在北京城里，谢韬才开始与胡风有交往，并通过胡风认识路翎。
1951年，他和胡风凑巧一起到西南参加土地改革，同车南下，多次长谈。胡风全家搬到北京后，两人的来往更多了。
谢韬尊重胡风，对激烈的批判胡风的行为产生不满，进而同情胡风。
当他从胡风处听到周恩来建议写一材料，不由兴奋起来，一再鼓励胡风动笔，认为这说明中央是重视胡风的。
当胡风决定动笔时，正在人民大学任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的谢韬，便成了胡风一个得力的参谋。
在《人民日报》文教部工作的徐放，也是积极主张上书的。在他的心目中，胡风是他参加党领导的斗争的引路人。
1949年《人民日报》进京后，徐放与胡风也曾有过分歧，来往不多。但在1954年，他又成了胡风家中的常客。
绿原已在1953年由武汉调到了北京中央宣传部工作，现在同样是赞同上书的参与者。
卢甸的妻子李嘉陵，由天津调到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她和梅志一样，成了抄写稿件的人。
路翎协助胡风写作。工作在悄悄地、却又紧张地进行。
1954年3月26日，胡风给上海在新文艺出版社工作的罗洛、张中晓写信，信中说：
我在着手弄材料。未着手之前，总感到有些恶心，但着手一弄，反而忍不住要笑起来了。世界上有这样低能而又混蛋的畜生！但当然，是一件麻烦事，但也只好做了它。
你们社成立以来，出了哪些坏书，为什么出了，出了哪些好书，出之前后，受了什么波折和打击。得开列一简单的表告诉我。
4月5日胡风再给罗洛、张中晓、耿庸一信，请他们分析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
你们工作忙，但如有多少可能，希望开始便中帮我做一件工作。
分析二文的论旨和论点：
一、查出他们所引用的论点。
二、对他们每一个论断分条写出看法（从当时条件和原文主题）。
三、提出可参考的材料（马至斯、高、鲁、毛，现在苏联理论）论点，出处及页数。
四、引用何、香港等文……［冯］“理论”，相同者及其错误的可以对照者——出处页数。
现在得做这准备，实事求是地帮我准备，免得考虑得不周。我一安定下来也许就得做这一工作的。
4月11日给浙江的方然一信：
在激烈动荡中，徐兄作品，烧痛了许多人，凤姐一流派，发动反攻，说是，要有批评出来，云。对凡兄三首小诗，也要反攻，马诗人在准备中，云。那么，对某些名字，是视如猛兽的。
目前，是争一个会和两个刊物的占领罢，但骨子里是恐慌，是想闷死某些人。双木，凤姐为主，刀口、三花之类骑墙。看样子，是企图把团结问题，做成反面文章。
你那里不会听到什么罢。但也许要被问到的。转移时，曾提明了你的身份。
林、何二文有暇再看一看，把你以为要害之点告诉我。我在进行解剖中。无时间就算了。
4月19日胡风给谢韬一信：
昨晚开始弄“民族形式”，还顺利。
这涉及到了列宁底两种文化论。列宁说的是“资产阶级民族”，或现代国家，斯大林底“民族”这个范畴也是这样规定的。但列宁的话，我记不得直接出处。得便，烦你查一查抄两三条给我。一，原文，二，出处。能是直接的引用，当然要好一些。
一封封信穿梭于各个城市之间。天津的卢甸、阿垅，上海的耿庸、罗洛、张中晓、贾植芳，浙江的方然、冀汸，南京的欧阳庄……全围绕着这一中心绷紧着神经。
欧阳庄到了北京开会，利用时间，参加了在京朋友们的商谈。他们一起讨论提纲，然后，还将要点寄往各地，征求意见，以求内容更充实、材料更确切。
他们觉得在干一件庄严的大事，在干一件关系到胡风前途的大事。他们真诚地聚在一起，真诚地异地相勉，谁也没有在此刻去猜测上书之后的命运如何。
胡风的情绪影响着他们，正像当年他的文艺思想影响着他们的创作一样。胡风也受着他们的影响。
在这个时代，他们和所有人一样，把最高层领袖视为神圣的、纯洁的晶体，透明，光华灿灿。他们把信任、忠诚，甚至整个身心也交给了共和国，奉献领袖。
他们就是这样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
从3月到7月，每个人的心中弥漫着作战的气氛。
搜集的每一份材料，剖析每一个观点的文字，在他们，都是洪钟大吕，将在关键人物里发出振聋发聩的巨响，促进问题的顺利解决。

34、三十万言书（1）

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几年来的经过简况；
第二部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
第三部分：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
第四部分：附件——作为参考的建议。
在《几年来的经过简况》中，胡风详细陈诉自己自1949年以来遇到的种种打击，指责作为文艺界领导的周扬、丁玲、冯雪峰、林默涵等将他视为文艺界“惟一的罪人或敌人”。这一部分约5万字。
在《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中，胡风集中反驳林默涵、何其芳1953年初发表的两篇文章。他逐个论点反驳，并阐明自己的观点。这一部分约13万字。
在《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中，胡风就这几年一些涉及自己的重要问题加以辩解和说明。共有9个问题，其中主要为：小宗派——小集团问题、关于舒芜问题、关于陈亦门（阿垅）问题、关于路翎问题、关于党性。这一部分约7万字。
在附件《作为参考的建议》中，胡风草拟出类似文艺大纲的材料，分细目提出诸如作家协会的组成、工作程序、刊物存在方式、戏剧的组织等业务上的安排办法。这一部分约3万字。
四大部分合计约28万多字。这便是被称为“三十万言书”的概貌。
1955年初，胡风的这份“三十万言书”由中国作家协会排印成册，但只有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随《文艺报》发行，另外两部分只在极小范围内传阅，因此，当年绝大多数人并没有了解过它的全貌。
胡风写这四大部分，并不是按顺序写下来。1954年4月30日，先完成了第二部分；5月19日，完成了第一部分；6月8日，完成了第三部分。
洋洋三十万言，胡风惟一的目的便是要证明自己的冤屈和正确，他要论证的是：错误的不是他，而是对手。
在第二部分反驳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时，他振振有词，以马、恩、列、斯、 的话为理论依据，无非是要说明违反马克思主义、 思想的不是他，而是林、何二人。
举例几则：
反驳林默涵的一个论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首先要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
说：“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
这是说，现实主义是唯物主义认识论（方法论）在艺术认识（也就是艺术方法）上的特殊方式，马克思主义包括了现实主义，通过现实主义就会达到马克思主义的。
但如果“首先”用马克思主义去代替，那就要堵死了艺术实践，取消了艺术本身。
……
林默涵同志颠倒了、反对了、取消了毛 的原则，要用马克思主义代替现实主义。
反驳林默涵指出的胡风“否认文学艺术中的党性的原则”——
对立场的提法，毛 是把“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并列的。
我以为，这提法表现了实践的战斗性，在生活要求上是人民大众的立场，同时是在思想要求上的无产阶级的立场，无产阶级的立场一定是在实践上代表了人民大众的立场，是通过人民大众的立场表现出来的。而且，这也就是党的立场，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
但林默涵同志的“工人阶级立场”，却完全是抽像的东西，它简简单单地割弃了人民大众的立场，因而他和何其芳同志，像清教徒一样，完全不碰到当时的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斗争任务。……
这已经不带一点烟火气，和毛 的提法没有相通之点了。
在反驳林、何关于生活实践的论点时——
把毛 在积极意义上号召作家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口号，从消极的意义上解释成鄙视以至拒绝日常生活和日常斗争，鄙视以至抛弃普通群众或“落后”群众。
从 全面的提法里面阉割掉了“到群众中去”和“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做成了一个适合于军法裁判用的“片面的”固定的公式，这是十年左右以来的文艺理论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到了工农群众里面心慌意乱，和正面人物相处的时候麻木不仁；“下去”了才是“生活”，“上来”了就变成了没有人民的“太虚幻境”。
这个大名鼎鼎的“理论”，使许多本来可以成长的作家渐渐衰萎，使应该少愧于时代要求的党的人民的文学事业渐渐荒废了。
违背了“生活、实践底观点”的这种“理论”，终于使我们的文艺事业受到了这样沉重的处罚。

36、呈交“三十万言书”
1954年7月22日，对胡风和朋友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胡风带上花费三个多月写出的“三十万言书”。前去和中央文教委员会副主任 见面，请 将报告转呈**中央、 、刘少奇、周恩来。他指望这一举动，能改变文艺现状，能改变他的处境。
报告前面，胡风附上了7月7日写的一封长信。
中央政治局：
毛 ，刘副 ，
周总理：
我现在送上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
在学习四中全会决议的过程当中，我作了反复的考虑和体会。我反复地考虑了对于文艺领域上的实践情况要怎样说明才能够贯注我对于四中全会决议的精神的一些体会。
当我逐渐明确地感到了我的体会同时也是对应着我身上的自由主义因素，这才真正打痛了我自己，也终于解放了我自己。
在我走过来了的路上，由于一些理论认识和对于革命斗争发展的感受，我理解到党所达到的高度集体主义，是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了非党和反党的毒害从内部瓦解的艰险的难关，这才通过血泊争取到了胜利的。
通过对于四中决议精神的体会，这才比以前数倍强烈地实感到了因为是通过这样的斗争所以才能取得了的胜利，我所分享到的一分胜利的光辉就对我显得更加亲爱，同时也使我深深地感到了内愧。
如果不是把党的要求和历史要求看做同一的内容，如果不是对于集体主义的信赖，那我就无法得到这二十多年的路上走了过来，坚持了过来的基础。
如果当我一度排出了革命阵营以后不是抗战一开始就找到了党的领导，得到一些同志、特别是周总理的带领和关注，带着我通过一个一个的包围圈斗争了过来，逐渐提高了我对于集体主义的认识和信赖，我就很难在那样复杂诡诈的环境当中争取到一些工作条件，在党所领导的总的要求下面做了一些微小的斗争的。
正是因为这，当正视到由于我身上的自由主义因素所造成的失败和失责，无论是对于党或是对于年青的一代，我所感到的负债的痛苦是无法表达的。
革命胜利了以后，阶级斗争展开了规模巨大和内容复杂的激烈变化的情势，但在文艺和实践情况上反而现出了萎缩和混乱。
这个反常的现象是早已引起了党和群众的普遍的关心的。许多使人痛苦的事实说明了这里面包含有严重的问题。
我，把阶级事业当作第一生命走了过来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有责任正视这个事实，研究这个事实，向党提出我的意见，使党中央更多地掌握情况转入到主动的地位上面检查问题的。
过去我也曾希图这样做，但一次一次都没有坚持到底。我自己的错误和努力不够应该负责任。
但到了今天，客观情况已经发展到了再也不应该忍受下去的地步，而阶级斗争又正在向着更艰巨更复杂曲折的深入的思想斗争上发展，不会容许这个应该担负起专门任务的战线继续瘫痪下去；如果我再不正视问题，就更不能有任何借口原谅自己了。
两年多以来，我自己终于被一些同志正面地全面地当作了文艺发展的惟一的罪人或敌人，不但完全被剥掉了发言权，还完全被剥夺了劳动条件。
这中间，我曾经尽能有的真诚做过努力，但一次又一次都失败了。
虽然对于文艺实践情况的耽忧和对于劳动的渴求总在咬嚼着我这个老工人的心，虽然一些同志甚至把从抗战初起周总理对于我的领导关系和思想影响都否定了，但我没有一次怀疑过党中央对我基本上是信任的，没有放弃过要依靠党来解决问题的信心。
一直相信斗争一定会展开，我的发言权和劳动条件一定会被恢复。
然而，只有从四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受到了批判以后，我才无限痛切地感到了非马上正视我所处的这个环境，担负起我应该担负的斗争不可。
因为这，非马上首先正视我自己，向党交待问题，争取参加斗争条件不可。但由于我的问题是从客观情况所产生的主要现象之一，完全不是个人问题的性质，我就只能直接向党中央提出我的报告。
抱着这样的信心和勇气，我开始了检查问题。
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我一步一步深入地实感到了毛 的“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这个原则的威力。
我实感到了只有对具体事件的内容作完全如实的分析才能找出可以说明客观情况的问题实质，只有对问题的实质作出完全如实的判断，才能够对客观情况得出合理的解释。
不这样做，就不能暴露出事实的逻辑，因而无法替实践要求扫清道路和开辟道路找出根据，使党能够取得真正的主动，把斗争推进一步的。
我把检查的初步结果写成了报告，分为三件，另附件一件。
……
我热诚地希望得到中央的审查。
我热诚地希望得到中央的批评和指示。
我要遵照指示随时做补充的检查。
我要担负我应该担负的任何严重的责任。
衷心的敬礼
胡风
1954年7月7日，北京
胡风交上了“三十万言书”，交上了热望，也交上了急切的等待。他的真诚，他的焦虑，还有那种犟劲儿，都流露于字里行间。
他相信 和中央，会明察他的苦心：他绝不是不热爱党，不热爱 ，也不是反对 的文艺思想。
他只是将目标集中在周扬、林默涵、邵荃麟、何其芳、冯雪峰等文艺界领导身上。
在他看来，是他们错误地领导了新中国的文艺，因而造成文艺现状的不景气；同时，也是他们不按照中央、周恩来的指示，极力排挤、打击自己，在周扬，这则是报30年代的一箭之仇。
胡风急于改变文坛和个人的现状。他盼望着转折，不错，“三十万言书”真带来了胡风命运的巨大转折，但绝非他和朋友所期望的那种转折，而是谁也无法在此刻能预料到的转折。

37、错误估计形势
三天后，7月26日，胡风给上海的罗洛、张中晓写信，建议他们继续做好下一步的工作：
欧阳还在此。大概一周左右回南京，如果他无公到上海。那你们中一个人到南京一次。
他知道全部内容，你们了解了以后，好赶作准备。斗争展开时希望能做得彻底些。他自己，在等公事中，这几天也在准备一篇。
检查对宁兄批评的发展过程，抓出那阴谋性。
现在想到的，你们有三个工作可作。
（一）解放以来，批评宁兄的同时，肯定的是一些什么东西。检查以后，觉得有用就作一简明的原则性的分析，作为宗派主义为了继续庸俗社会学统治的说明。
（二）在二马编的作品中，检查那工作态度和用意。也作一简明的原则性的分析，准备对二马的。
（三）检查新文艺以来，出了些什么不应该出的东西，排斥了些什么应该出的东西。准备一下，必要时向上面提出，说明宗派统治的危害性。
你们考虑一下，如觉得能行，现在就着手准备，等欧阳谈过后作决定。
见过欧阳以后，看是否你们有一个再去看看声兄，将情况告诉他，希望他也有准备。
此事不能给任何人一点点暗示。
报告呈上之后，胡风和朋友们仍没停下脚步，心理的惯性，推着他们马不停蹄地往前走去。
走向何方，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也不知道。北京是一个巨大的回音壁，他们用心灵在倾听可能传来的回声。
一个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顿时将“胡风派”推到欣喜若狂的巅峰，继而，却又跌入其深莫测的幽暗峡谷。
这个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就是 亲自写信批判俞平伯和他写的《红楼梦研究》。
由此引起， 又严厉地批评《文艺报》和主编冯雪峰。
周扬等立即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把批判的猛烈火力集中射向了俞平伯、胡适和冯雪峰。
1954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用猛烈的炮火轰击冯雪峰。
这篇《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是经 修改之后发表的，题目也为 决定。
文章主要质问《文艺报》为何压制“小人物”，编辑们是资产阶级贵族气。
所提事例有二，一是在转载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时，不同寻常地加上了贬抑口吻的按语；二是发表文章批评李准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
袁水拍振振有词地质问：
“《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他们的任务似乎不是怎样千方百计地吸引新的力量来壮大、更新自己的任务，反而是横躺在路上，挡住新生力量的前进。”
一石激起千重浪，此句正可形容此刻不同人的心情。面对又一次猝然而至的浪头，有人被击懵，有人被振奋，有人远远地站在岸边，任海水溅湿衣衫，自己却默默地闭上眼，静听海的呼啸。
胡风看到冯雪峰成了批判的靶子，他振奋了。
胡风等待已久的时候终于到了。他可以痛痛快快地舒展身体，第一次开怀大笑了。
对中央为何一下子展开对《文艺报》的批评、对文艺界“资产阶级老爷”的批评，胡风并不知晓内幕。但他认定，这是他的三十万言“报告”已经发挥了影响作用。这局面，正是他所期望的。
“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文艺报》对朱光潜的态度，不就是如此吗？
压制“小人物”——《文艺报》对路翎、阿垅的批判不正是如此吗？
……
胡风和朋友们阴郁的心情，被这阵风吹散了。油然而生的是乐观，是自信。
10月27日，胡风给张中晓一信：
这里情况已经在大动摇中，第一，作协党组连日在开会，大概是由先生们自己检查，提出汇报，中央再来最后考虑问题，这里一定有许多好看的东西。
今天甚至听说二十多万字的东西要出版了，如果真是这样，大概是上面已经决定了要彻底考虑考虑。
第二，今天报上发表了袁诗人的攻击《文艺报》的文字，这是一个很不平凡的现象，可以认为一则牺牲《文艺报》，想把主要责任推到《文艺报》身上。
二则有些人（袁诗人之类）赶快站住，要趁早抓住攻打铜墙铁壁的旗帜。
第三，文联会上的重要发言也要公开发表了，这在上面也许为了推动斗争的发展，在先生们也许是要借此造成一个改良的局势。
在这种情况下，几月来你社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是有重大作用的，这些事实可以有力的证明问题实质是什么，逃也逃不掉。
……
11月2日，胡风再给张中晓一信：
缺口已打开，紧张得很。这不过是抓到的一个缺口，问题要全面展开，已经公开提出了。
二马和该报“带头”检讨，并深入检查，够好看的！第一步检讨先发表，而且也不限于“红楼”一事的。当然，“诗人”捞了一把，但也只有由他。不过，他也逃不了的。
胡风信中多次提到的“二马”，正是他多年的朋友、《文艺报》的主编冯雪峰。
胡风与冯雪峰30年代在上海，交往甚密，与鲁迅关系也极为密切。
和“周扬派”论战时，他俩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可是，建国后周扬发起批判胡峰时，冯雪峰毫不客气，他主编的《文艺报》成了批判胡风及其朋友的阵地。
胡风没有细想冯雪峰的苦衷，非常怨恨这位昔日盟友的寡义无情。
在和友人的通信中便写到：“冯是小人，得了势就玩手段，内里空虚得很。去看他，一方面使他觉得是你示弱，但另一方面，也可能觉得有拉拢之可能，得些安慰。”
现在，一吐怨气的机会抓到手了。不仅仅限于《文艺报》，胡风的目标，是《文艺报》背后的那些有更大权力的对手。
他既然看到了可能，就必须将可能尽快地化为现实。
现在，他的心里是踏实的，他的精神是昂扬的。自己的报告得到了上层领袖的支持，他应该有可能取胜。
他必须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奋勇出击！

38、贸然出击（1）
10月31日，中国文联 团和中国作协 团在青年宫（即东单青艺剧场，现已拆，成为东方广场一部分）开始召开连续的联席会议，听取冯雪峰、陈企霞（副主编）的检讨，并展开对《文艺报》作风的批判。
听了冯雪峰、陈企霞的检讨之后，11月7日的联席会上，胡风开始发言。
胡风首先批评《文艺报》向资产阶级投降，具体的讲“是向反动的胡适派思想投降”。
胡风点出朱光潜的例子，认为朱光潜过去是“胡适派的旗帜之一”，“一成不变地为蒋介石服务”。对这样的人，《文艺报》却妥协，投降。
胡风继而指出，恰恰相反，《文艺报》对于进步的作家、对于“小人物”的态度却是压制。他以阿垅为例，他说阿垅过去在批判朱光潜的美学，却招致严厉无情的、无休止的压制。
胡风还认为《文艺报》五年来的文艺批评，占支配地位的是庸俗社会学的观点。
“用原则代替了实际，从固定的观念出发；甚至是从零乱的观念出发，用马克思主义词句或者政策的词句去审判作品”。
由于这些批评，文艺的新生力量受到了打击。
慷慨陈词，没有迟疑，没有含蓄。胡风坐在扩音器前，发言稿都没有，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下去。
是的，他毋须发言稿，这些话早已烂熟于心，他的几年的观察、思考，刹那间，冲破情感的大门，喷泉般迸发出来。
他一点也不瞻前顾后，在发言中，点出了周扬、袁水拍、黄药眠、蔡仪、朱光潜、萧殷、田间、俞平伯、徐志摩、朱湘等人的名字，特别指出俞平伯、徐志摩、朱湘“都是属于胡适那个系统”。
胡风走出了批评《文艺报》的范围，又指责《人民日报》的袁水拍，在阿垅问题上，同样犯了压制“小人物”的错误。
发言当天晚上，胡风给浙江的方然、冀汸一信，告诉了自己在大会上的举动：
这里已在展开，今天第二次文联扩大会，我发了言。“报”问题不是孤立的，为领导倾向表现之一。
以实例说明一二卷即已奠定了这样的方向：立场上，向资产阶级投降，仇视青年作家和不同意他们的革命作家；理论上，以庸俗社会学看内容，以形式主义看形式。五年来，拖垮了——把会议由“报”拖到全面。
我的发言未完。下次会徐兄要发言提出控诉。
原来还想你们也检查材料，现在只希望你们把文章写好。要步步抓住透示这是一个宗派的迫害，尖锐的指出他们的“理论”是资产阶级的。
与此同时，天津的阿垅，和胡风一样，不约而同地就袁水拍的文章发出了指责。
11月9日，他写信给《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表述了自己的看法。
邓拓同志：
读了袁水拍同志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我完全拥护这篇文字的内容。
因为，关于资产阶级思想对于文艺的侵蚀，甚至夺取，关于以“权威”压迫青年，窒息新生力量，解放以来的这几年，我是深深地有着现实感受的。
但我对于作者本人，却同时有一些意见。
第一，《人民日报》是全国最高的报纸，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
袁水拍同志负责文艺组，在他的领导之下，几年以来，关于文艺作品发表的既极少，而所发表的又总是不多几个作者的文字，袁水拍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是否由于党报的严格的要求的结果呢？是否只有这几个作家尤其袁水拍才符合这个要求呢？是否别的作家在政治和艺术上都不符合这个要求，或不愿在党报上发表作品呢？当然不是。
因此，我以为，党报在文艺方面所出现的不应有的荒凉的景象，和袁水拍的领导作风、工作态度，是分不开，而今天似乎应该加以考察和研究的。
第二，袁水拍批评压制批评的“老爷”态度，完全说得对。但他本人，对于我的《关于〈论倾向性〉》、《关于〈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两文，从五零年一直到今天，时间经过了整整四年，不但不作具体处理，而且如同石沉大海，因此，在我的感受里他自己就是一个“老爷”，比被他批评的“老爷”还要“老爷”得多。
如果他今天已经认识到“老爷”不对，他就应该有具体的行动表现才对；光在口头上说说并没有真实的意义，光骂别人而不检查自己更是一个矛盾，而且还掩蔽了他自己的矛盾。
第三，从他的过去的诗看，例如《马凡陀山歌》中给马歇尔的那些诗里面，就存在着异常浓重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而且向美国一边倒的亲美、崇美的思想，也是和武训那么恶劣和卑贱的思想。
由于以上三点，我觉得，《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并非袁水拍本人的灵魂的声音。
我是把《质问〈文艺报〉编者》作为党的发言的。可是，这样重大的文件由袁水拍执笔，以他的名字发表，我以为，这似乎是党报的一个失察。
敬礼！
亦门11月9日
胡风11月7日的一个多小时的发言，只讲了要讲的第一个问题的一半。他准备着在下一次会上再度“放炮”。
胡风第一次“放炮”的第二天，11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同记者的谈话，强调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郭沫若说：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应该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
郭沫若号召文化学术界各部门、每个人“都应当毫无例外地参加到这个斗争中来”。
路翎在书写着。作为作协理事，他也被邀参加联席会议。胡风的发言使他振奋，批评《文艺报》的热潮使他欣喜地感到一吐数年冤气的时机到了。
他挥笔疾书。4万多字的文章短短几天里一挥而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他要质问，他要发言。
到11月10日他写完了长文，他反驳所有那些指责自己的作品的人，他以自己受批评的事实，来映衬胡风对庸俗社会学批评的批判。
他写到：
由于这种横暴的气势，我的批评家们就充满了‘左’的激情，他们在作品的任何词句，任何形容词里都可以找出‘资产阶级’以至‘反抗祖国’的罪名来。
这种批评有危害性是很显然的，它严重地摧残着文学创作的生机。
在这种批评面前，文学作品非放弃它的丰富的生活形象来教育人的职能不可，非放弃它的文学的语言、表现内容的多样的风格不可，文学作品的人物也不能按照他们的性格和具体感情来说话和思想，而非要说大家都说过的、报纸上在说着的话不可。
我的批评家们是以‘立法者’的姿态来说话的。”
10月10日，在文章结束部分，路翎写下了这番话。第二天，他带着4万多字的长文，和胡风一道参加联席会。

40、周扬号召“必须战斗！”
首先站出来批驳胡风的是《人民日报》文艺组的袁水拍。
自10月2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之后，在胡风看来，袁水拍是在投机取巧，以先下手为强的方式，推卸掉自己过去几年的错误责任。
在给朋友的信中，在前两次会上的发言，胡风都毫不掩饰他对袁水拍的不满情绪，点名责问。他并不知道内情。实际上是 指定要发表这篇社论的。
袁水拍在胡风发言后第六天，11月17日，在联席会上发言了。他逐条反驳胡风对他的指责，并坦然承认那篇质问《文艺报》的文章，是奉上级指示而写，不仅仅代表自己的观点。他说：
由于前两次会上胡风先生批评《文艺报》的时候，以莫须有的严重指摘，攻击了我，而且连带到《人民日报》，因此《人民日报》编辑部决定我来作这个发言。
我应当首先声明：10月28日《人民日报》上批评《文艺报》的编辑思想、作风的那篇文章，是我受到党的指示而写的。
党看到了当前阻碍文艺工作的发展严重障碍是思想斗争的懈怠，作家、批评家的战斗精神不足，资产阶级作风在文艺界的蔓延，认为《人民日报》有责任向文艺界敲起警钟。
由于我是《人民日报》文艺组的工作人员，报纸编辑部负责同志指定我写那篇《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因此这是很容易了解的。我的文章决不是代表我个人的见解。
袁水拍在作了发言之后，11月30日曾给阿垅一信，退回了积压4年的阿垅的两篇文章。
亦门同志：
关于你的两篇稿子没有登出的原因，过去已谈过。你一再把稿子寄来，不作任何改动，不理会编辑部的建议，实在使我们的工作十分困难。
你又不愿接受我们的退稿，因此这两个稿子只得放在这里。在文联、作协最近召开的会上，这件事又提起了。我已向大家承认把稿子放在这里的错误，现在我也向你承认这个错误。
为了纠正这个错误，我把你的两个稿子退上，请收。稿上写了几个红墨水字。弄脏了原稿，向你道歉！
敬礼！
袁水拍
1954年11月30日
紧接着，周扬发言了。
12月8日，关于《红楼梦》研究批判的文联、作协 团联席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
周扬发出了“我们必须战斗”的号召。形势急转直下，胡风和朋友们，从此踏上荆棘遍布的灾难之路。
会议开了整整一天。
郭沫若在总结性的发言中，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路翎的发言：
“在我们的讨论会上，我感觉着已经有了这种偏差的萌芽了。有的朋友在发言中透露了这样的意见：只要对于青年的批评，那就是压制新生力量。”
“我看这是不正确的……青年当中也还有些坏的成分……假使说既要扶植新生力量，那就连不良的青年或青年不良倾向也不能矫正了，那应该说是相当大的错误。”
茅盾在发言中强调了郭沫若的上述一番话，重复一遍后，要求人们“应当深切铭记，奉为行动的指针”。
《人民日报》12月9日发表了郭沫若、茅盾的讲话，同时发表了新华社的消息。消息中也特地提到：“会议也对一些错误的发言进行了批评。”显然，这是对胡风、路翎而言。
12月10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周扬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矛盾公开化了。
周扬的发言分三部分；一，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二，《文艺报》的错误；三，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
周扬在发言中反驳胡风的观点。
他认为“胡风先生实际是在反对‘学究式的态度’口号之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宣传”；
“当解放以后舒芜表示愿意抛弃他过去的错误思想，愿意站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的时候，党对他的这种进步是表示欢迎的，而胡风先生却表现了狂热的仇视。这就是胡风先生对于党和马克思主义的最典型的态度”。
周扬针对胡风在会上的发言特别指出：
“表面看来，在反对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问题上，在反对对新生力量的压制态度的问题上，胡风先生是和我们一致的，而且特别地激昂慷慨。”
“但是谁要看看这外表的背后，谁就可以看到，胡风先生的计划却是借此解除马克思主义的武装。”
周扬在结束发言时着重地发出号召：“为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着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着发展科学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为着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战斗！”
在《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茅盾、周扬的发言的同时，《文艺报》第22期也出乎常规地延迟到12月9日出版，公开发表了胡风、袁水拍等人的发言。
按照出版周期，《文艺报》第22期应该于是年11月30日出版。但到了11月25日，编辑部才通知袁水拍，决定将他和胡风的发言同时发表。
于是，一本特殊的《文艺报》推迟十天问世——封面印着：11月30日出版，第40页上却加注明：本刊本期因故延至12月9日出版。
12月8日召开最后一次联席会议时，被不同的人都涉及的人物阿垅，也被从天津安排来京参加。关于这一天的会议，他在笔记本上的“备忘录”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1954年12月8日，上午，丁玲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团、中国作家协会 团扩大联席会议上发言，说对于我的文章，同意袁水拍的意见。本次会议我已到会。
我当即以字条向 团提出意见说：不同意丁、袁两同志的意见，我将以书面意见请予处理；并提到，如丁、袁两同志意见发表时，我的书面意见亦请予发表。
茅盾要我交书面后再处理。
下午会前，见陈白尘，说书面意见补充后交去，并请转 团代我向会上说明一下。陈要我把书面在星期五交他（因有一个会），我说整理补充来不及，他说下星期寄他亦可。对于第二点，他不知向 团转达了否， 团未宣布。
下午周扬报告，说到我的一篇文章时，说：我“隐瞒”作者为特务；反对“神化”即反对写新人物；说“其他阶级”可作“主角”即等于说资产阶级有资格作“主角”等。详见次日（10日）报纸。但笔记请他看时，在会上他提了一下，发表时删去了。
没有更多的当时会场的现场记录，但从公布的讲话之中，完全可以感受到浓烈的火药味。
政治风云真是变幻莫测，仅仅一个来月的时间，进攻者与被攻者的位置就彻底倒过来了。
欣然出击的胡风和路翎，刹那间被一股无法理解的力量卷起，掷到自己的所难以摆脱的逆境。
不仅仅是胡风、路翎，包括所有反对他们的人，都身不由己地被无形的力量纳入一个超乎文学意义之外的角逐场上。
不管情愿与否，不管是悲是喜，他们一同创造出这段艰难复杂的历史。从这里，他们走向未来。
“我们必须战斗”。这是沉重的云层间隆隆的雷声。

41、胡风猛醒
上海，锦江饭店。1955年初。
北京12月8日联席会上开始的变化，目前还没有让胡风在上海的朋友们感到严重威胁。
他们从信中得到胡风在会上的发言消息，接着，刚刚出版的《文艺报》上，又见到了胡风的发言全文。
虽然同一期上有袁水拍的反批评，但他们依然为胡风的大胆举动感到兴奋。
春节将临，他们相约来到这里。
贾植芳回忆：
当时胡公在文联扩大会议发言后，该期《文艺报》也作了刊登。
适春节来临，正是张禹在上海出版了一本介绍台湾的书，拿到一笔稿费（约二千元），我劝他拿出一百元大家吃一顿，不足之数，由我补偿。（后由泥土社许史华补贴。）
因此才在锦江饭店楼上吃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到席的除我们夫妇和小燕外，有王戎及其前妻张某、耿庸夫妇和他们的大孩子东林、何满子夫妇、罗洛、张中晓（罗石，已故）、顾征南夫妇、许史华（泥土社老板）、梅林以及张禹等人。
席间，我多喝了几杯（那时年轻酒量很好），由于几年来对左的教条主义势力对胡风的排斥、压制不满，感到文艺上限制太多，没有创作自由，为此，我对胡公的发言十分赞赏，认为他伸张了正义，控诉了极左教条主义的错误。
我站了起来，拿起酒杯，大声说：“胡风的发言，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骨气，他敢于说话，我提议为他的健康干杯！”
我发言突然，因此，环座的大家一时感到惊愕和出乎意外，但总算响应了我的倡议，迟疑了一下，但终于一个个地站起来干了杯。
不仅仅这些上海的朋友没有及时预感形势发展的严峻，就是胡风本人，在听了袁水拍11月17日的反批评之后也没有意识到不利于自己的局势开始形成。
他依然认为，是袁水拍及会议的主持者们，在改变 开始的部署，在歪曲 关于批评压制小人物的精神。
“会议变质”，这是他的看法，他还准备将这一情况再写信上告 。 11月25日，胡风给方然的信中，便透露出自己的想法：
谷即要补一汇报老先生。会议变质一事，更可以使上面看清问题。听说，中枢完全主动，不表意见，使爷们很焦急，云。
给B信，这样当然是好的，应如此。但注意两种新情况：一、B休假中，可能落到双木手里。
宣一级，老底子作主，其他个人感情上对立因素，又不摸中枢底。所以，毫不能解决问题。准备，在新的情况中，如给了你回信之类，考虑直接寄老先生。
……
这里所写的“B”，指陆定一。10月11日方然在给胡风的信中，曾提到要写信给陆定一为胡风辩解。
胡风显然是一厢情愿，显然是错误地估计形势。不过，信中这句话——“中枢完全主动”，倒是完全正确。关键是，他不知道，天平并不偏向他。

很快，《人民日报》12月10日发表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一文，胡风这才猛然醒悟自己的失策，开始意识自己贸然出击，没有赢得胜利，反而为想整自己的人，提供了良机。
很少悲观失望的胡风，此刻，真正失去了信心。内心更使他痛苦的，是他觉得辜负了那些朋友们的信任和热望，他无法解释发生的一切，也无从知晓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12月13日，胡风又给方然一信，那心情、语气，和一个月前判若两人。他承认自己犯了轻举妄动的错误，承认自己为 的指示所鼓舞而造成目前这一结果。
文章都已出来，想已见到。由此事，浪费一定很大。被斗争需要和中枢决心所鼓舞，被乐观估计所蔽，终于冒进，没有具体的分析具体情况，责任主要在我。愧对党和事业，愧对战斗者们。
如时间允许，来玩一次，旅费由这里筹措，如何？
在胡风沉痛反省的时候，因《红楼梦》研究批判而展开的对《文艺报》的讨伐，也以冯雪峰的下台而告结束。
12月8日的联席会上，一方面号召批判胡风，一方面通过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根据这个决议，冯雪峰的主编被撤职，组成新的编辑委员会。
12月30日出版的《文艺报》23期、24期合刊，发表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同时，在第46页上，加框刊载编辑部的一个启事：
本刊重要启事
根据1954年12月8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团、中国作家协会 团扩大联席会议通过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本刊的编辑机构应予改组。
兹经1954年12月10日中国作家协会 团会议决议：由康濯、侯金镜、秦兆阳、冯雪峰、刘白羽、王瑶等七人组成编辑委员会，以康濯、侯金镜、秦兆阳为常务编辑委员，并责成编辑委员会在两星期内拟出新的编辑方针和改进工作的具体方案。
编辑委员会将从1955年1月起开始工作。本刊12月份23、24期合刊暂由原编辑部负责编辑。
在第22期《文艺报》的封底上，还印着：主编冯雪峰，副主编陈企霞、侯金镜，这一次的合刊封底，便改成只有编辑者“文艺报编辑部”的字样了。
冯雪峰在新的编委会名单中被降为一般编委，而陈企霞干脆被除名在外。
同一期上，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也同时发表。冯雪峰、胡风，鲁迅晚年关系最为亲密的两位朋友，被一起推入逆境，这是令人吃惊的巧合。
无法推测胡风、冯雪峰他们自己，面对这一现实时的心情。
他们一起被视为鲁迅的弟子，在文艺思想上，胡风也常常被认为与冯雪峰有渊源关系。
他们亲密合作过，一同协助鲁迅工作过。
这几年来，他们发生过矛盾，胡风更是在一个多月前毫不留情地指责过冯雪峰。
可是，山转水转，变化莫测，两人同时从不同的方向被掷到同一境地，这无论如何是他们未曾料想的，而在以后的岁月中，共同的经历，仍会将他们常常联在一起。
盼望几年的岩浆迸发，顷刻之间化为乌有。这时胡风才真正醒悟自己在打一场永远不可能获胜的战斗。
对方的力量如此之大，令他惶惑，令他惊奇。来自最上方的指示，似乎难以捉摸，他不清楚究竟那矛头是预备指向哪里的。
原本指望借助 的支持，把周扬他们击败，没料想，形势变化莫测，射出的箭，方向忽变，折向了自己。
自己的苦心，自己的计谋，简单而天真，把整个命运的把握，都交给了不愿交给的人们。胡风的痛苦，是任何人也无法体验的。

42、胡风被迫检讨
胡风必须低头了，不仅仅承认自己的过失，自己对命运的屈服，更是为了弥补错误——这错误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损失，他，许多人，都将随之付出沉重的代价。
然而，绝不能说错误就在胡风身上，可此刻，胡风只能这么认为，在一连串的批判发表之后，他感到也许正是自己向《文艺报》、《人民日报》的开火，影响了 原来的部署，破坏了 指示精神的正确贯彻，这样的后果，是他无论如何不敢轻视的。
与周扬相争对峙，他不怕，可与 ——他所崇拜的人——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冲突，他是绝对不敢的。
胡风决定写检讨了。
关于这份检查是否写，在北京的朋友们意见有分歧，有的主张写，有的反对。赞成者认为事情已到这个地步，再硬顶下去，无论如何不会有好结果，写份检讨能渡过险关为好；
反对者仍然理直气壮，认为事已如此，索性顶下去，看又如何。再说承认了错误，也难保一定过关。
北京的徐放、绿原、路翎，以及由南京到京的欧阳庄，都主张写。
胡风权衡再三，同意写检讨。
不过，他内心矛盾重重，他还是不认为自己文艺观点是错误的，可是又不能不按照上面的指示精神办，他咬咬牙，决定为了维护不可能犯错误的“上面”，要反省自己。
他的精神在写检讨过程中，几乎要裂成碎片。
胡风的检讨曾征求过路翎、绿原、欧阳庄等人的意见，后作修改而成。
1955年1月11日，胡风写出了长达一万余字的《我的自我批判》。检讨一开头，胡风便承认自己在有些根本问题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 的文艺方针，这种严厉的自责，是他过去所从没有过的。
胡风写道：
在这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我开始认识到我的严重错误。
我的错误的根源是：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当作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混淆了它们中间的原则的区别。
这种错误在理论上表现为，局限于狭隘的实践观点而不能从政治原则看问题，歪曲以致抹煞工人阶级立场，在几个根本问题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毛 的文艺方针。
在作风和态度上表现为长期地拒绝思想改造，自以为是的个人英雄主义，狭隘的宗派情绪，严重地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以及脱离群众，轻视集体。
长期以来，我以自以为是的态度坚持错误，忽视了同志们的批评和期待。以致这些错误不但得不到改正，反而继续有了恶性的发展。
胡风在自我批判中，检讨自己在1940年关于民族形式的争论中，对五四新文学运动领导思想的论断，违反了 的分析和论断；在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上，片面强调实践，陷入了唯心论……
他把自己的过去来了个系统清理，但是，从文字当中，仍然可以使人感觉到，胡风并没有完全否定自己，他尽可能地在检讨中解释自己的理论。
倒是对自己1949年后的一些举动，胡风毫无保留地作了检讨：
而且，更不可原谅的是，到解放以后，我的这种有害的、狭隘的宗派情绪以及自以为是的个人英雄主义根本没有克服，对解放后的人民文艺运动采取了冷淡的态度，对文艺运动的实践情况不了解，却又自以为是。
近年来，这种错误更加发展了，从个人的对立情绪出发，我凭感想和零碎的事实对文艺运动作出了主观的粗暴的论断，终于发展成为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直接采取反对态度的严重错误，在文联及作家协会 团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几天后，胡风补充写了一份《对“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的检查》。
在检讨了几个理论观点方面的错误之后，胡风在结束语中表示自己的愿望：
我感谢同志们指出了我的这种发展下去会不堪设想的错误，使我多次地玩忽了同志们的批评之后，仍然能够再一次地得了一个“大喝一声”的警告。我渴望深入地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我的这个补充检讨一定是不深刻不全面的，希望继续得到同志们的帮助和批判。
检讨呈送上去了。如果几年前胡风就写出了这样的检讨，那他早该成为另外的角色；然而，如果几年前就写出这样的检讨，那他就不会是胡风。

43、布置退却
胡风写出检讨之后，在1月20日将检讨的要点，同时分别写信告诉上海的张中晓、杭州的方然，以便他们了解情况，作出相应的准备。
给张中晓的信中说：
我希望你极冷静地读它，看这里面批评了是什么，不能涉及的是什么，是不是有言过其实之处……
我就现在能有的理解写了“自我批判”，如果能发表，这就第一步放下了我的负担。至于和我有友谊的同志们，那和我是两回事，应该是就各人的劳动去看的。
胡风这几天忙于四处写信，劝说关心自己的朋友对事态保持冷静。
自己的贸然出击，已经带来严重后果，他不愿让朋友们在自己的事情上，也犯自己同样的错误。
如果有朋友为此也遭受挫折，那是他极不情愿看见的。苦酒既然自己酿就，那就自己一人去喝。在一封封信中，一个共同的内容，便是主张他们都不必站出来为他申辩，而要尽可能保存自己。
1月24日给张中晓的一信：
现在已经不是被动与否的问题了，你当能够很冷静很沉着研究问题的。前信所说的情况，文章出来之前，不必明显的说出去，只是有意见的人，不要再写信写文章了。现在不是谈这些的时候。
同一天又给重庆的冯异一信：
冯异同志：
这里的情形是无从说起的。
我希望你用冷静的沉着的心情看待已经发生的和就要发生的事情。
我惟一的努力是自己担负应该担负的，惟一的限度是不损伤别人和不损伤不应该被损害的东西。至于个人以外的问题，有党和历史保证，来日方长，用不着担心的。
再说一遍，望你用沉着的心情对待就要发生的事情。其次，好好自己研究，不要写信写文章或者发表不成熟的意见。这最要紧。
祝好！
风
1月24日
1月26日给贾植芳、任敏夫妇一信：
久不通信，想来你好？问题有了新的发展，望你用极冷静沉着的态度对待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切不可草率行事，参加讨论，这只有更使问题难以处理，有热心的人，也希望你代为阻止。
不要写文章或信表达自己的意见，现在这已不是“讨论”，而是“批判”。
你是教书的，能不参加较好，万不得已时，就可以批判的地方说一点自己的意见吧。
2日2日再给张中晓一信：
不要痛苦，千万冷静。还有许多事情我们得忍受，并且只有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一切都是为了事业，为了更远大的未来！
所以将来在会中，千万不要生硬，应就胡等的错误发言。浦兄组织上如要他表示，可以写文章的，这已经没有什么了，究竟错多少？对多少？在群众的心里是有数的。
但错总是错！尤其做法错！就应该正视，应该批判的。本着这样的心情痛苦可以少些。声兄处一直没有信来，很为他耽心，不知你有所闻否？

44、 批示
胡风写出《我的自我批判》之后，得知《文艺报》要刊登他的意见书组织公开讨论。
于是，胡风于1月14日晚找周扬承认错误，并要求在发表他的意见书时，在卷首附上他写的《我的声明》，声明的内容是：
这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开展后，我受到了很大教育，现在正在检查这个“材料”（按：即《意见书》）里面的错误，在这个材料公开发行时，我首先声明两点：
一、这个“材料”里面所表现的对党对文学事业的态度，我已初步认识到是错误的，有害的。
二、这个材料里面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来的判断是带有很大主观成分的。其中有些具体提到的情况和例证，当时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后来发现有不切合实际之处，但现在“材料”已印好，来不及修正。
以上一切，我当负我应负的责任，希望同志们加以批判。
周扬立即就此问题于1月15日写信请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并转毛 。他在信中写道：
昨晚胡风来谈话，表示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致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对抗。
他最后向我提出希望，不要发表他给中央的报告，如一定要发表，也希望做些修改，他说有些话不是事实。
他说他的检讨已写好，并在下星期二可以交来，希望能连同报告同时发表。我说恐怕来不及，可以下星期发，他说如果这样，希望在卷首附一声明，随即将他的书面声明交我。我说我们可以考虑他的意见。
周扬信中认为胡风的声明太笼统，不具体，发表了对读者没有好处。
陆定一当日在周扬的信上批示：
建议将胡风声明送作协 团传阅，由 团决定给以口头答复，即：内容太不具体，决定不登载。只要文章写得有内容，不论反驳别人或自己承认错误，在讨论的时期都是可以登载的。
毛 当日也在周扬的信上批示：
周扬同志：
（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的这一批示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并经他们圈阅。
1月21日，中宣部向党中央报送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
报告首先指出了胡风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按：即“三十万言书”）的主要错误是：
“有系统地、坚决地宣传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他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在‘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掩盖下，借‘现实主义’之名来否定文学的党性原则。”
“抹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文艺创作的作用，否认作家深入群众生活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否定民族文艺遗产和民族形式。”
“他认为我们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是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
“他片面地夸大我们文艺工作中的缺点，诬蔑现在文艺界的领导是‘疯狂’的‘宗派主义’的‘军阀统治’。”
报告还追溯了胡风文艺思想的历史根源和进步文艺界自1945年以来对他的多次批评帮助，分析了“胡风及其一派”错误的主要表现。
认为“在批评胡适、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同时，对胡风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以肃清他在文艺界及其读者中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但这个斗争又是一个复杂而细致的思想斗争。必须有准备、有研究、有策略地来进行”。
为此，中宣部提出：
“将胡风给中央的报告中关于思想和组织领导两部分印成专册，由作家协会 团加上按语，随《文艺报》1955年第1、第2期合刊附发。”
“同时也附发林默涵、何其芳过去批评胡风的文章，以便展开讨论和批判。”
“我们已将这个做法征求郭沫若、茅盾和老舍等的意见，他们也同意这样做。”
l月26日，**中央以［55］018号文件批转了中宣部的报告，通知指出：
“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
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把它作为在党内党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重要工作来看待。”
于是，一场令胡风无法招架的全国性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运动全面展开。
终于发话了。继《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之后，他再次领导了批判胡风的运动，尔后一切发展，均依照了他的意愿。

45、掀起批胡高潮
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虽然是胡风前所未有的自责，但已经为时过晚。
他如果在几年前也像舒芜那样做彻底抛弃旧我的检讨，不仅不会受到公开批判，还能够获得 的赞许。
必须确立 的思想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凡是与 文艺思想相左的人或团体，不管他是谁，都将会作为“绊脚石”而被搬掉。
胡风和胡风小集团就是这样的“绊脚石”。
绝对不能让胡风在他的《我的自我批判》中用“小资产阶级观点”来掩盖退却。
指出：“对胡风这样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人民，反党的思想，绝不让他在‘小资产阶级观点’掩盖下逃跑，而予以彻底地批判。
“反人民，反党的思想”， 的话已经给胡风思想定性。在 的指示下，那些本来就欲整治胡风的人，便雷厉风行了。
《文艺报》这次又将两期合刊出版。 1955年1月30日，新出版的《文艺报》l、2期合刊，虽然还是以批判胡适为主，但对胡风的批判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在通栏标题“对胡风在文联和作协 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发言的意见”下，《文艺报》发表了姚文元等人的5篇文章。
姚文元的文章题目是《分清是非，划清界限》。
批判胡风，给姚文元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良机，在今后几个月中，他成为最为活跃的批判者之一，由此，他也走上了通往未来显赫年代的大道。
《文艺报》同时开始连载路翎的申辩长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自然，和上次发表胡风的发言一样，仅仅作为供人批判的反面材料而已。
这一期《文艺报》最为引人注目的举动，是破天荒地免费随刊物送一册《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这便是胡风去年7月送呈 的“三十万言书”。
这一册中，只收入原报告中的第二部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附件部分《作为参考的建议》。
另外两部分内容分印两册《几年来的经过简况》、《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这两册仅在极小范围内送阅，未公开发表。
随《文艺报》附送的《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在扉页上印有中国作家协会 团写于1955年1月12日的出版说明：
胡风在1954年7月向**中央提出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的报告，经**中央交本会 团处理。
本会 团认为该报告中关于文艺思想部分和组织领导部分，涉及当前文艺运动的重要问题，主要也是针对着1953年《文艺报》刊载的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两篇文章而作的反批判，因此应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出结论。
现在决定将胡风报告的上述两部分印成专册，随《文艺报》附发，供读者研究以便展开讨论。
为便于读者研究，将林默涵、何其芳的两篇文章重印附发。
从这期之后的《文艺报》，批胡适的文章逐步减少，批判火力集中到胡风身上。
第3期发表田间等人的4篇文章，第4期便集中了9篇文章。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也开始发表批判文章。新年伊始，第一篇批判文章是周姬昌的《胡风先生的立场是什么？》，尔后，陆续发表读者来信，批判胡风的发言。
批判胡风的第一个高潮，是在2月上旬中国作协 团的扩大会议之后。
2月5日和7日，中国作协 团召开扩大会议。
扩大会议决定展开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
会议指出：
胡风“长期地在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掩盖下宣传他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并形成一个小集团，来和在共产主义思想以及党领导下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文学队伍相对抗”。
“他的关于文学活动方式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要取消作家协会的统一领导，使文学运动变成四分五裂的宗派活动。”
《人民日报》2月12日在头版发表了这条消息，于是全国规模的胡风思想批判全面铺开。

46、姚文元踩胡风往上爬（1）

在批判胡风的高潮中，文痞姚文元崭露头角 。
建国之前和建国初期，姚文元本是著名左翼文人胡风的崇拜者，然而在1955年，姚文元却突然成了批判胡风的急先锋，这到底是为什么?
从姚文元与胡风的关系中，可以看出姚文元后来人生道路的必然性。
姚文元乃姚蓬子之子。姚蓬子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上的左翼作家，1927年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 产 党。
此后，姚蓬子便与鲁迅、胡风、田汉、夏衍、冯雪峰、潘汉年、丁玲等左翼作家交往密切。
后来，姚蓬子在天津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写下了《姚蓬子脱离共 产 党宣言》，成了叛徒，但后来他隐瞒了这一情况。
抗日战争时期，姚蓬子在重庆办作家书屋，仍以左翼作家的面目出现。
那时，姚蓬子的作家书屋主要以出版进步书刊为主。这时，姚蓬子与胡风的关系仍然很好。
姚文元1931年出生于上海。姚文元1岁时，便由姚蓬子抱着去见过鲁迅，鲁迅还为此写过一首诗。这一点后来也成了姚文元的“资本”。
“文 化 大 革 命”中，姚文元不止一次地说过：“我1岁的时候见过鲁迅。”
当他后来在重庆南开初中读书时，父亲的作家书屋出版过胡风的很多著作，胡风也常来作家书屋与姚蓬子谈天说地。
那时，姚蓬子是胡风的朋友、出版者、崇拜者，自然经常在他儿子姚文元面前提起胡风。
姚文元也十分崇拜胡风，但他当时毕竟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还与胡风这样的大作家、文艺理论家说不上话。
于是，性格内向、喜爱读书的他每天从学校回来后，便躲在自己的屋子里读作家书屋出版的书。
在这些书中，他最爱读的，就是胡风的书。胡风写的许多书和文章，他不止读一遍，有的甚至读过三四遍。
胡风的思想、文章风格、写作笔法等，都在姚文元的心灵上打上了深深的印记。
那个时候，姚文元也经常跟着父亲去胡风家，还常常奉父命去胡风家里送校对稿、送清样、送书。
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回上海的姚蓬子仍然办作家书屋，姚文元则进入上海大同中学读书，后来又转入沪新中学读书。
此时的姚文元仍是胡风著作的热心读者。
1948年，姚文元加入上海地下党后，更热心读胡风的书了。他的书架上摆着胡风的书，桌子上放着胡风的书，偶尔出门，手里仍拿着胡风的书。
姚蓬子与胡风的关系好，了解胡风是文坛大家，自然支持儿子读胡风的书。
新中国成立后，姚文元进入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委宣传部工作，业余时间仍经常读胡风的书。不过，此时他读胡风的书，已经不同于从前了。
从前，他只是在崇拜的心情下学 风的思想、文风、笔法，现在，他读已经成为中国文坛巨星的胡风的书，是为了研究胡风的思想，通过对胡风思想的研究，走上成为文艺评论家的道路。　　姚文元下决心要成为胡风不入门的“学生”，自有他的考虑。在这些考虑中，有三个因素是主要的：
一来姚文元自从少年时代接触胡风后，就是胡风的崇拜者，对胡风的思想和笔法是了解得比较透彻的。
二来胡风过去与鲁迅关系密切，建国后，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 泽 东曾经把胡风当作鲁迅的继承人来看待的，胡风由此担任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人民文学》杂志编委，在中国文学艺术界树立了领袖人物的地位。
姚文元研究胡风的文艺思想，自然会得到胡风的赞许，他个人也会由此捞到好处，至少会为自己跻身文艺界打开一道门。
三来青年姚文元立志成为一个文艺评论家，而从研究文艺评论大家胡风的著作入手，是成为文艺评论家的一条捷径。
姚文元整天钻研胡风的书，几乎成了胡风迷。他在上海卢湾区委宣传部时，就经常在同事中谈论胡风。
姚文元的口才并不好，说话慢吞吞的，像是说一句想一句的样子。尽管这样，别人也愿意与他交谈。
姚文元的这一长处，也引起了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长的注意。
经他推荐，1954年底，一向有重视文化工作传统的卢湾区委宣传部决定：让地位并不高(当时只是科长)的姚文元为全区干部讲一次胡风的文艺思想。
青年姚文元获此殊荣，内心自然十分高兴。他下了一番功夫，认真准备了一篇宣传胡风文艺思想的讲稿。
在讲稿中，他是把自己置于胡风“学生”的地位的。
只是他自己心里十分清楚，此时的胡风，已经不是抗日战争时期作家书屋座上客的胡风了，不仅他姚文元攀不上，就连他的父亲、曾经是胡风老朋友的姚蓬子也攀不上了。他这个胡风的“学生”，只是一个不入门的“学生”。
就在姚文元热心当胡风不入门的“学生”时，中国文艺界却响起了一声炸雷：胡风被定为“胡风反党集团”的首要人物。
1954年，胡风深感中国的文艺工作中存在着一些缺点，如不提出解决，会妨碍中国文学艺术的繁荣。
于是，当年7月，他直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
这份30多万字(后来被称为“30万言书”)的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建国后文艺思想和文艺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其中还对当时主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的中宣部领导人周扬等人提出了批评。
胡风的报告，被中宣部认为是错误的、反动的；胡风向中央直接写报告，也被认定为是不正当的。
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 团先后开了8次会批判胡风，周扬在会上还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
对胡风的批判，并没有使胡风服气，他在会上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然而，在1954年底，周扬批判胡风的消息即在文艺界传开了。1954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一文。
姚文元读了这篇文章，感到震惊。虽然那时胡风尚未被定为“反 革 命集团”的首要分子，但是周扬在文章中已经使用“反动”一词来称呼胡风了。

47、姚文元踩胡风往上爬（2）

这对姚文元来说，不啻于晴天一声霹雳，一下子把他打晕了。他心中的偶像，他一直认为是自己“老师”的胡风，怎么一下子成了“反动”的呢?
他百思不得其解，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了好几个晚上。想来想去，他感到了惊怵，他有一种后怕的感觉。
如果自己真的在卢湾区委宣传部作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如果自己宣传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真的在上海和北京的报刊上发表了，自己岂不真的成了胡风的“学生”?
不光是胡风的学生，说不定还会被定为“胡风集团”中“反动”的一员呢!
现在该怎么办?为自己的前途计，除了转向，即从胡风的崇拜者赶快转向胡风的批判者外，别无他途。
于是，在惊怵之下，几天之内姚文元就转向了，他真的成了胡风的批判者了。
1955年，文化部主办的《文艺报》在第1、2期合刊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艺报》通讯员”的文章——《分清是非，划清界限》。
这篇文章除了按周扬文章的观点说胡风是反动的外，还对《文艺报》提出了批评，说《文艺报》“没有对胡风先生的理论进行持续的彻底的斗争”；说《文艺报》“忽视新生力量，不相信群众中会提出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使《文艺报》“日益脱离广大群众”。
这篇文章的实际作者正是姚文元!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正是在他读了《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周扬《我们必须战斗》后反复考虑数日并决定转向后写出来的。
那时候，全国文艺界批胡风正处于僵持阶段，真正写文章批胡风的人还很少。《文艺报》也正在组织这方面的文章，但组织得不很理想。
正当此时，姚文元的文章寄来了。加之这篇文章文笔老到，不像是青年人所写的，编辑们便以为是个文艺界的老作家所写，很赏识他这篇文章；而这篇文章也正适合《文艺报》的需要。
于是，便把姚文元的文章用“《文艺报》通讯员”的署名方式发表了。
这篇文章的发表，表明了姚文元在文艺理论方面的政治立场，实际上是一篇表态性的文章。
由于文章敢于直言胡风的问题，敢于批评《文艺报》，在当时的文学艺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不久，《文艺报》上又发表了几篇响应姚文元的文章 ，这更抬高了姚文元的身价。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姚文元打响了第一炮。
1955年初，上海文艺界召开了一次批判胡风的大会。会前，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些人准备在会上发言，姚文元就是其中之一。
姚文元那时在上海文艺界算不上有多大的影响，因此，他的发言被排在会议最后。
会议开始后，一些发言者的发言调子是很温和的，大家都没有指出胡风存在“反马克思主义、搞唯心主义”的问题。
另外一些发言者由于对胡风的作品不十分了解或了解很少，除了在发言中提了一大串问题，喊几句口号之外，没有什么内容。会议眼看就要草草收场了，这时，轮到姚文元发言。
姚文元一登上台，就拿出事先写好的稿子一板一眼地读起来：“胡风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来掩盖和贩卖他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的。因此，必须剥去他的外衣，把他彻头彻尾的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本质拉到光天化日之下来，摧毁他这道防线，再来深入地分析他‘理论’的每一部分。”
姚文元在发言中说，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有三套手段：一是“断章取义”，二是“张冠李戴”，三是“硬搬教条”。
48、姚文元踩胡风往上爬（3）
说完胡风的这三套手段之后，姚文元给胡风扣上了“在拥护党的口号下来反党，在引证马克思主义词句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为人民服务的伪装下来反人民”的帽子，并说胡风这一套是历史上各修正主义分子惯用的手法。
姚文元的发言在会场上引起了轰动。对批胡风持有保留意见的人认为姚文元的发言“上纲”太高，火药味太浓；一些了解姚文元的人认为姚文元转得太快；一些人则认为姚文元的发言很痛快，揭露了胡风的本质。总之，一时间议论纷纷，各种看法都有。
姚文元的这次发言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张春桥。上海文艺界开会批判胡风那天，作为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张春桥，悄悄坐在后排的一个角落里听着每一个人的发言，观望着每一个人的态度。
参加会议的人和发言的人大多让他失望，唯有姚文元的发言使他眼睛一亮。他很注意地听完了姚文元的发言，在小本子上记下了姚文元的名字、工作单位。
会议开完之后，张春桥回到办公室，立即给上海《文艺月报》的副主编王若望打了一个电话，推荐他在《文艺月报》上发表姚文元的发言稿。
事有凑巧，当天，上海市作协某领导人也打电话给王若望，推荐他发表姚文元的文章。
王若望连接两个不小的人物推荐他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他不能不重视。第二天，姚文元就成了王若望办公室的座上客。
王若望仔细地看了姚文元的文稿，建议姚文元拿回去修改一下，去掉前边的口号式的文字。姚文元回去后，对文稿进行了一些修改，很快交到王若望的手上。
不久，《文艺月报》1955年3月号上刊出了姚文元的这篇题为《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的文章。姚文元这第二炮也打响了。
这一炮，是改变姚文元命运的一炮；这一炮，使姚文元在全国文学艺术界出了名。
在打响这第二炮之前，姚文元并不知道他有“贵人”相助。打响第二炮之后，暗中相助的“贵人”开始走向前台了。这使姚文元也明白了自己之所以能够打响第二炮的原因。
1955年3月初的一天，张春桥主动约姚文元到他《解放日报》的办公室。在了解了姚文元的经历、家庭、工作之后，张春桥对他说，听了你在上海文艺界批判胡风大会上的发言，也看了你在《文艺月报》上发表的文章，感到你的文章很有战斗力。
又说：你还很年轻，大有前途，今后我们经常联系。文艺理论家一定要成为政治家，今后你一定要多注意政治。
谈话中，张春桥向姚文元提出，请姚文元参加《解放日报》批判胡风的座谈会，请他在会上发言；张同时还提出，请姚文元当《解放日报》的“文艺理论通讯员”。
这两件事，对姚文元都有好处，他自然很痛快地答应。就这样，姚文元踩着胡风的肩膀在文坛崭露头角。

48、姚文元踩胡风往上爬（3）
说完胡风的这三套手段之后，姚文元给胡风扣上了“在拥护党的口号下来反党，在引证马克思主义词句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为人民服务的伪装下来反人民”的帽子，并说胡风这一套是历史上各修正主义分子惯用的手法。
姚文元的发言在会场上引起了轰动。对批胡风持有保留意见的人认为姚文元的发言“上纲”太高，火药味太浓；一些了解姚文元的人认为姚文元转得太快；一些人则认为姚文元的发言很痛快，揭露了胡风的本质。总之，一时间议论纷纷，各种看法都有。
姚文元的这次发言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张春桥。上海文艺界开会批判胡风那天，作为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张春桥，悄悄坐在后排的一个角落里听着每一个人的发言，观望着每一个人的态度。
参加会议的人和发言的人大多让他失望，唯有姚文元的发言使他眼睛一亮。他很注意地听完了姚文元的发言，在小本子上记下了姚文元的名字、工作单位。
会议开完之后，张春桥回到办公室，立即给上海《文艺月报》的副主编王若望打了一个电话，推荐他在《文艺月报》上发表姚文元的发言稿。
事有凑巧，当天，上海市作协某领导人也打电话给王若望，推荐他发表姚文元的文章。
王若望连接两个不小的人物推荐他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他不能不重视。第二天，姚文元就成了王若望办公室的座上客。
王若望仔细地看了姚文元的文稿，建议姚文元拿回去修改一下，去掉前边的口号式的文字。姚文元回去后，对文稿进行了一些修改，很快交到王若望的手上。
不久，《文艺月报》1955年3月号上刊出了姚文元的这篇题为《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的文章。姚文元这第二炮也打响了。
这一炮，是改变姚文元命运的一炮；这一炮，使姚文元在全国文学艺术界出了名。
在打响这第二炮之前，姚文元并不知道他有“贵人”相助。打响第二炮之后，暗中相助的“贵人”开始走向前台了。这使姚文元也明白了自己之所以能够打响第二炮的原因。
1955年3月初的一天，张春桥主动约姚文元到他《解放日报》的办公室。在了解了姚文元的经历、家庭、工作之后，张春桥对他说，听了你在上海文艺界批判胡风大会上的发言，也看了你在《文艺月报》上发表的文章，感到你的文章很有战斗力。
又说：你还很年轻，大有前途，今后我们经常联系。文艺理论家一定要成为政治家，今后你一定要多注意政治。
谈话中，张春桥向姚文元提出，请姚文元参加《解放日报》批判胡风的座谈会，请他在会上发言；张同时还提出，请姚文元当《解放日报》的“文艺理论通讯员”。
这两件事，对姚文元都有好处，他自然很痛快地答应。就这样，姚文元踩着胡风的肩膀在文坛崭露头角。

49、和胡风划清界限
胡风的朋友纷纷表态，或是真诚的醒悟和忏悔，或是听从了胡风的劝告，积极表态和胡风划清界限，以保全自己安然过关。
在沛然而至的政治压力面前，在历史摆出的严峻的选择面前，他们无法回避，不可能闭上眼睛，保持沉默。
3月6日，王元化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3年前，在文艺整风中，他曾经因为反省过自己，招致胡风的朋友的指责。3月29日，《人民日报》特地转载王元化的这篇文章，改题为《“潮流派”小集团的鬼影》。
3月9日，彭柏山在《解放日报》发表《论胡风创作思想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3月15日，绿原在新出版的《文艺报》上发表《我对胡风的错误思想的几点认识》。
3月25日，曾卓在《长江日报》发表《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谈起》。5天后，在作协武汉分会举行的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常务理事。
3月27日，彭燕郊在《长江日报》发表《必须激起最严肃的责任心》。
4月15日，鲁藜在新出版的《文艺报》上发表《唯心论魔术师》。
几乎所有朋友都提起了笔。上海的贾植芳怀着满肚子不情愿，还是写了一篇应付性的批判文章寄给《人民日报》，但很快被退回，认为写得太简单。
他又改寄《文艺月刊》。他不但自己写，还鼓励他的最为接近的几位学生，也出面批判。
曾华鹏4月6日在《解放日报》发表《揭开胡风“写真实”的外衣》，施昌东在《文艺月报》第3期上发表《评胡风的“创作实践”》。然而，这两位贾植芳的得意门生，最终仍然没有逃脱惩罚。
在天津，阿垅自然成为一个重要对象。他在“备忘录”中记载了方纪与他的谈话内容：
1955年2月5日，晚7时~9时，方纪约谈话。
内容：一，要我写关于胡风的文章。我表示应就自己的问题检查。
二， 说，同意或不同意，都要写。
三，因我未看文件，说我等；我说明由于生活情绪，孩子干扰，到他开学后即进行。
四，说明胡这次的事，对于党和群众的影响，感到不好。
五，说到鲁、甸对胡这事的不满，尤其是情绪上。
六，自己觉得，提到自己处，有不合事实处。
七，方谈到动机、效果、动机之思想内容。
八，问到我解放后出版的理论等。
九，问到“方生未死之间”。
十，我要求有材料。
十一，方说《文艺报》附发文件，即看出是唯心论。
谈话时人来，岔断时很多。
1955年2月6日，下午1时许找方纪。我表示：
一，对党的多年的追求和依靠，正视问题。
二，写自己与写胡的问题。
三，要求帮助。
方谈：一，要正视问题。二，写自己或写胡都可，他并非要我怎样写，看写时自己考虑需要。三，强调正视问题，不要沉重。给我找材料。
阿垅在备忘录中还记载：“1955年3月2日，接乔木信及退件。”是什么退件，胡乔木的信是些什么内容，现在无从知晓。
3月3日，阿垅当即复胡乔木一信。
乔木同志：
给我的信和附件都收到，请勿念。
这次，批判胡风思想的运动，使我深深感到：一切问题在丧失前提，在丧失前提里酝酿着危机，而且爆发了危机。
从这里，我正在考虑一些问题，和考察自己。
对于党，愿自己始终是赤忱的。
渴望能得到您的指示和帮助。
敬礼！
陈亦门
3月3日
真诚也好，虚与委蛇也好，胡风和朋友如今的一切努力，都为时已晚，结局已经给他们安排好，由不得他们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