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毛 邕江冬泳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乘飞机从杭州到长沙，看了木偶剧和花鼓戏，7日又乘飞机到了南宁，别出心裁地想游次冬泳，毛泽东主意一定，那是谁也劝不动的。
南宁，正值冬季。虽然没有北方的雪花飘飞，却也凉风刺骨。
“ ，水温17度半，有点凉。”卫士张木奇报告说，意思是想劝他再考虑考虑。
毛泽东笑了：“17度半还凉吗?没关系，勇敢些，能游的都去游。”他不但没改主意，而且鼓励卫士们同他一起下水。
在205号小汽艇上更完衣，汽艇就朝江心驶去。也许是想适应一下气温，毛泽东竟穿件睡衣站立船头，浏览邕江两岸景色。
好在不一会儿就到了选定的地点，梁亚华等早已划着舢板前来迎接。
天刮着小北风，江心的风尤其凉。除了几个经常冬训的运动员，卫士们穿着泳裤不停地搓身还是起了浑身的鸡皮疙瘩。
毛泽东先用江水浸湿毛巾，擦抹胸前和脊背，然后又把双脚浸到江水里。
“ ，冷不冷?”边上的人忙问。
“下决心就不冷。”毛泽东说着，扶着舢板的边缘下了水，梁亚华等也连忙跃进水中，护卫在周围。
毛泽东又朝卫士们招呼：“不要怕嘛，越怕越哆嗦。下去一游就没事了!”
有了他的鼓励，卫士们便争先恐后朝水里跳去，一时冷得有些透不过气来，有人想说又不便说什么，只得咬牙坚持，一会儿便适应了。
这些细小的表情没有逃过毛泽东的眼睛。他摆动双臂，做了几个轻松自如的动作，没事人一样边游边朝卫士们看了一眼，说：“不过如此!”脸上竟有些孩子般的得意。
他确实游得挺尽兴。时而蛙泳，时而潜泳，时而侧泳，有时又在激流中踩水。
游到酣畅处，便拿出他的绝招：面向蓝天，手脚不动，仰卧在水面长达几分钟不下沉!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卫士们的脸色有些发青，实在耐不住的已抽缩着身子往岸上跑，手忙脚乱地往身上套衣服。
“ ，上来吧!”随队医生担心天寒水冷，影响毛泽东的健康，已经不止一次劝道。
“再游10分钟。”毛泽东坚持说。
10分钟过去了。已经游到了沙石公社新码头附近，游程已1000多米。
经大家再三劝说，毛泽东终于上船。披上衣服，他又神态自若地坐在船头晒太阳。
张木奇不断地活动着身子，问毛泽东：“冷不冷?”
毛泽东看他一眼：“下决心就不冷，不下决心就是20度也冷。”停了会儿，又转脸问李银桥：“带酒了没有?”
毛泽东平常不太喝酒，就是喝，也只来点红葡萄酒。只要不招待客人，每餐几两米饭，两三样菜也就行了，外出自然想不到准备点酒。
李银桥知道毛泽东感到冷，只是不肯承认。他想到一个主意，就是拧一条热毛巾来替他擦身驱寒。
毛泽东被大家围着，正听着你一句我一句的惊讶和赞叹，看到李银桥要拧热毛巾，连忙摆手表示不冷。
可李银桥分明看到他的身上被冷风吹着，已经起来些鸡皮疙瘩。
李银桥和张木奇见状，便不再说什么，管自拧了热毛巾，替他用力擦身。
毛泽东朝他们笑了笑，也没再吭声，全身的皮肤在揉擦下渐渐红润了。
1月10日下午2点多钟，毛泽东再次游邕江，这次是从凌铁渡口登上喷水2号小汽艇，由南宁航运分局船员周桂南驾着205号小汽艇护卫，10多名随行人员陪游，并游过了水深流急的母猪湾，到津头渡口上岸。
上岸后，他还走到了广西军区303医院后门西面的两棵大树下，与一些医生护士和伤病员们见了面。看到战士们自觉地排起了整齐的一列长队，他赞赏地笑了。
这是他亲手缔造的一支人民军队啊，每到艰难挫折的关键时刻，他总能想起他们。
他坚信，军队会毫不犹豫地跟党走，上刀山下火海。
就在毛泽东与战士们交谈的时候，附近地里的农民、摆渡的群众、下班的工人闻讯，又把他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对两次在邕江冬泳，毛泽东颇为得意。后来他跟老友周谷城这样说道：
“我在南宁时，打算游水。南宁的同志这也怕，那也怕，就是不愿意让我游。其实凡水皆可游，南宁的水是水，南宁的水也可游，这不是很合乎三段论法吗?只要大前提下加上下面几个条件，水只有一脚背深的游不得，近沸腾了的游不得，结成冰块了的游不得。”

55、周总理南宁挨批

11日至22日，毛 主持召开了南宁会议。
会议印发了22份参考文件，其中三件是供批判用的“反面教员”，它们是：
李先念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关于1956年预算报告中的一段话；
《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情绪》；
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的节录。这三个文件一发，会议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
1月11日晚， 第一次讲话，批评国务院的分散主义。
他说：“国务院向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看了。只给成品，没有原料，强迫签字。财政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报，没有共同语言。有人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
副总理和部长们感到迷茫：今后汇报请示工作，是找总理，还是找 ？
接着， 又批评反冒进。
他说：“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面出不来。1956年冒进，1957年反冒进，1958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治淮河，去年花了12亿人民币，只搞了12亿土方；安徽今年已经搞了8亿土方，再搞8亿土方，不过花几千万元。”
警告说：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不得了。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究竟有几个指头生了疮？不过一个指头有了毛病，不过多花了一些钱，多用了一些人。”
“只讲一个指头生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
“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
“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
周恩来以及主管经济工作的大员们吃了一惊。没想到，他们反对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竟成了政治问题。
1月12日上午， 讲话，继续批评反冒进。
他说：“右派也来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好古董。’”
“张奚若——此人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好大喜功’，看什么大，什么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难道好小？中国这样大的革命，这样大的合作社，这样大的整风，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难道喜过？”
“‘急功近利’，不急功，难道急过？不要对人民有利，难道要有害？”
“‘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
“‘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的问题。有的同志偏得不够，还是要偏。我们不能偏听梁漱溟、陈铭枢的。”
“‘喜怒无常’，常有，也并不好，不能对资产阶级右派老是喜欢。‘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比后进的问题，古董总落后一些嘛。总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嘛。”
越说语气越严厉：“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
周恩来们犹如挨了当头一棒，懵了：他们只是在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与 有些分歧，怎地就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差不多了呢？
“什么‘今不如昔’！什么‘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 厉声说，“这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接着，他就讲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的故事，来说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吩咐把《登徒子好色赋》印发给大家。
再次批评分散主义。他说：“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开会前十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里状态。”“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
总理和副总理们面面相觑，胆战心惊：封锁中央、封锁毛 ，这还了得！
会议的紧张空气继续升温。
1月14日， 第三次讲话，用哲学理论批评反冒进和国务院工作，他说：
“我们的计划工作，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过渡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前进就是不断打破平衡的过程。”
“净讲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反冒进就是只讲平衡，其实，他们主张的平衡是消极的平衡、保守的平衡，伤了许多人的心，兴修水利、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
“我们必须注意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一定要抓住主流，抓错了不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这样搞过，因小失大。”
众大员肚里都念了一声“厉害！” 的“平衡理论”竟是这样的高明！哲学水平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
1月16日，柯庆施汇报。
对柯庆施在上海党代会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大加赞赏，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不多也。”
扭过头用不无挪揄的口吻问坐在旁边的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答：“我写不出来。”
大声说：“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
接着，又奚落周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太过分了！
周恩来是资深的党的元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第三把手，功勋卓著、名震中外、德高望众，是倍受全党和全国亿万人民所爱戴、尊敬的好总理。
竟然用这样侮慢的态度对待周恩来，令与会人员十分意外和震惊。会场非常的寂静，没有人敢大声出气。
又侃侃而谈，教训台下洗耳恭听的部下：
“许多省委、部委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思想僵化。你们要学理论，读点书，还要学习一点外文。要破暮气，讲朝气。世界大发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
接着，他讲了一大通中国历史上青年成名的故事。
众大员听着 引经据典，联想着昨天听 讲的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的故事，都对 渊博的学识佩服得五体投地。

56、 批评党中央

1月17日， 继续批评反冒进。
他拿着《人民日报》关于反冒进的那篇社论，生气地说：“当初他们写好了，让我看，强迫签字。我批了‘不看了！’三个字。是针对我写的，反对我的，我还看什么？!”
这篇社论，是刘少奇修改定稿的，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讲的是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反对急躁冒进决定的精神。
对这篇社论一直耿耿于怀。他查阅了社论的起草原稿。原稿除陆定一、胡乔木的修改之处，还有刘少奇的几处修改。这些修改加重了原来的语气。
拿着社论，念一段，评论批驳一段。
念道：
“急躁冒进成为当前的严重问题，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间，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的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间，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
“全国农业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中央几十个部，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
忿忿地说：“全国农业纲要四十条是我提出来，急躁冒进是我逼出来的。我是始作俑者，是冒进的‘罪魁祸首’。”
接着念道：“现在，中央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
不满地说：“看，这些人已经下定决心反冒进了。”
又念道：“在反对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在许多同志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急躁冒进。”
发怒说：“这一段话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人民日报》社论在引用 写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第二个序言一段话的时候，只引用了前半段：“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
而没有引用后半段：“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却是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恼怒地说：“我的文章重点不在此，重点是反右倾保守。作者引用我的文章只引用了前半段，把‘但是’以后的半段砍掉了。后半段才是我文章的重点。”他读出了后半段，接着说：“作者断章取义，借刀杀人，想用我的文章来吓唬人！来反对我！”
又念道：
“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反对。今后我们当然还要继续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各种表现，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受阻碍地向前发展。但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
声色俱厉：“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好像是马克思主义。否！这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社论的落脚点是在‘但是’后面，是反对急躁冒进，是反‘左’而不是反右。”
刘少奇不服气，心想：“这篇社论是政治局集体讨论通过的，你一个人怎么能够拿到大会上批判呢！”
联系到 否定八大决议以及最近一系列的发言，一股隐忧掠过他的心头。他隐隐感到： 已经不把其他常委放在眼里，集体领导名存实亡了。

57、二、三把手作检讨

当天晚上， 单独找刘少奇谈话。1月19日晚，又单独找周恩来谈话。
严肃批评他俩反冒进的错误，要求他俩公开检讨、消除不良影响，以便把全党的思想尽快地统一到跃进上来。
甚至警告：党有发生分裂的危险！
刘少奇清楚地知道，党如果发生分裂，后果不堪设想，太平天国的失败就是前车之鉴。
他左思右想，觉得唯一的出路是，置个人荣辱于度外，要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维护毛 的权威。
早在三中全会以后，周恩来就有了刘少奇这样的想法。他在1957年6月26日在人大会议上作《政府报告》时，就已经自己批评了自己的‘反冒进’错误。
他决心不惜牺牲掉自己，也要维护党的团结，维护毛 的权威。 曾多次称赞周恩来的这篇《政府报告》，称它“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周恩来首先在大会做检讨，他说：
“反冒进是一个问题、一段时间（1956年夏季到冬季）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
“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是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
“反冒进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减少了一些项目。”
“而最重要的损失在于方针一偏，群众和干部的劲头就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束缚，使我们建设走群众路线这一方针受到某些损害。”
“因此，这个方针是与 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 的方针的。”
“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刘少奇检讨说：
“《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基本方针上是错误的，经过我发表的，我负主要责任。”
“对于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有所动摇，没有感到是方针问题。有这个错误感到沉重，对 的意图体会不深，感到很难过。沉重又高兴，看到群众高潮高兴了。解放以来，我们党领导革命领导建设，右倾是我们的主要危险。”
1月20日，分管计划、财政和经济的三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汇报工作。 在插话中，继续提出一些严厉的批评。
1月21日， 作总结讲话，后来把这些讲话整理成文件，定名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南宁会议结束前夕，讨论了治理长江的问题。
会议根据 的提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治理长江工作。从此，总理实际上被解除了全面领导国民经济工作的职权，被排斥出领导“大跃进”的核心，成为“治理长江的总指挥”。
总理的职务已经名存实亡。

58、“论三峡”御前辩论
1月17日，南宁会议临近尾声，下榻明园的毛泽东的情绪仍在
亢奋之中。
“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自己两年前横渡长江后在《水调歌头》中描绘的宏伟蓝图能实现吗?
在三峡筑坝，解决长江防洪及水力发电问题可不是什么小事。
毛泽东考虑着，就自己内心来说，是希望三峡工程尽快实施的，对水利部特别是长江水利委员会及其负责人林一山的主张，也有了较详细的了解。
但据副总理薄一波反映，此事还有反对派，而且在水电和水利两部之间还有许多矛盾难以协调。
看来，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争论的双方林一山和主管水电建设工作的水电部副部长李锐找来，当面锣对锣，鼓对鼓，各抒己见谈个清楚。
于是，派专机去北京、武汉接李锐和林一山来南宁。
林一山和李锐已经到达南宁，下榻同一座宾馆。过去在延安就和李锐熟识的田家英找到李锐，三言两语介绍了会议的一些情况：
大批“反冒进”，大家紧张得很，有的人都睡不着觉。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反冒进”社论原件，也专程从北京调来了。
认为“反冒进”砍掉了多快好省、农业纲要40条和促进委员会，泼了冷水，泄了气，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还批评做经济工作的人只务实不务虚，只专不红。说平时不通气，一来文件就倾盆大雨，四时八节逼着签字，这实际上是一种封锁，表示要反对分散主义，只专不红。
随后见到的周小舟也告诉李锐：毛 在插话中批了张奚若的那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显然，政治气候不适宜李锐唱“反调”。不过，他的心情还算平静，他相信自己的理由站得住脚。
晚饭时，了解林、李二人争论经过的人开玩笑说他们是“两个冤家碰了头”。
晚饭后，离“明园”不远的一间会客室中，专门研究三峡问题的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召开。
像考生面对考官，林、李二人都坐在正对毛泽东的长条桌的那一面。
参加会议的除各大区和中南各省的负责人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
会一开始，毛泽东便开门见山，要林一山、李锐开腔，并问林一山：
“你要讲多长时间?”
林一山说要两个小时。
又问李锐：“你要讲多少时间?”
李锐说要半小时。
两人客气地推让一番，自然还是主管长江的林一山先发言。
林一山是个博学的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侃侃而谈，很有激情。搞三峡工程是他朝思暮想的宏大心愿，他带来的文件箱里满满装着的都是有关三峡的勘察资料。
林一山从汉朝贾让治水谈起，历数长江洪水灾害给百姓和国家带来的损失以及至今存在的众多隐患；
讲到长江流域丘陵地区也有的旱灾；
讲到水力发电是我国工业的主要来源，以及为了15年内赶上英国，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要求与电力增长要求之间的比例；
讲到国内航运事业的落后，以此论证实现以三峡水利枢纽为主体的长江流域规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林一山还谈到了三峡工程投资的可行性，最后又谈到了三峡工程技术上的可能性。
李锐则首先对黄河与长江不同的水量、洪水及泥沙量、最大与最小流量之差做了比较，说明长江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好河。
认为三峡工程只能控制长江流域面积50％，对湖南四水及赣江、汉江则无能为力，对宜昌以下中下游平原地区的涝灾更是望洋兴叹。
堤防是我国自古以来也是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最好的防洪措施，不可贬低而放松其作用。
防洪标准只能依据国力逐渐提高，长江防洪最重要的措施在加固堤防和分蓄洪水，想以三峡工程一下子解决百年、千年一遇洪水是不现实的。
李锐还提出，修建三峡工程需要移民100多万人，是个极其严重极为困难的问题。
他还讲到，国家应利用水力资源极其优越的条件，尽力开发物美价廉的水力，电力工业长远方针应是走“水主火辅”的道路。
李锐把随身带去的全国水电开发示意图铺在桌上请大家看，自己又接着谈到，左右三峡修建时间是国家财力、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电力而不是防洪。
而三峡这样大的电站，要在几十年后才可能有此需要。
另外，还有地质情况及工程技术等很复杂的问题不容有任何疏忽，三峡工程同国防与世界形势也有不容忽视的关系。
听到这里，毛泽东点头说，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绝不能遭受破坏。
也有人附和，那可是下游几千万人生命安全问题。
争论的双方都把自己的理由陈述完了，该毛泽东表态了。

59、评文章 赞李锐

毛泽东却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两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第三天晚上，我们再来开三峡的会。”
看起来，毛泽东还没拿定主意，上与不上的两种意见还要经过第二个回合的较量。
第三天，林一山扬扬洒洒2万多字成文。这篇题为《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意见》共涉及四个问题：
(1)长江概况；
(2)综合开发长江水利资源的迫切性和对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大作用；
(3)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为主体的流域规划；
(4)有关兴建三峡枢纽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
李锐的文章8千字，题为《大力发展水电以保证电力工业十五年赶上英国和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
除了论述电力工业赶上英国的四个问题外，对三峡工程提出六点看法：
(1)控制三峡修建时间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2)投资问题；
(3)105万人的搬迁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4)三峡与国防的关系；
(5)三峡的技术问题；
(6)关于“围堰发电”问题。
林、李两人的文章付印后，迅速地发至与会人。
剩下来的事情自然就是最后裁决了。
第三天的晚上，会议室里又坐满了人。虽然没有人说笑，但气氛已不似前几天那么紧张。
1992年，李锐发表过一篇文章《关于三峡问题的“御前”争论——忆毛 亲自主持的1958年南宁会议》，其中这样形容这次会议：“大概有点像围棋什么名人战、天元战的结局一样，胜负已决，只待主持者宣布结果，会议不到半个小时就散了。”
毛泽东宣布的结果是，三峡问题并没有最后决定要修建。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讲话是从赞赏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可以服人开始的。
他特别称赞李锐文章中关于电站容量跟电网及全国电力的比重关系，以及坝址地质条件的说明。
对于三峡问题，毛泽东说，中央并没有要修建的决定。对三峡我还是有兴趣的，如果今后15年能修建成，那是赶上美国的问题，还有原子弹，太集中了也不好，还得有别的电站。
关于水电，他说水力用之不竭，应当多搞水电，加快发展水电，“水主火辅”嘛，没有水力的地方，当然要搞火电。
最后，毛泽东又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
南宁会议最后一个议题——三峡问题，到此算是有了眉目。
对此，李锐后来评价说：“由此可见，在当时那样紧张的批判‘反冒进’的形势下，三峡这样具体问题争论的结局，同这种形势完全不协调，可见只要言之成理，毛 那时还是很听得进反面意见的，尤
其是小人物的反面意见。”
会后，周小舟对李锐说：“你中了状元了!”
不过，状元也好，秀才也好，李锐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幕：散会前，毛泽东指着他说：“你当我的秘书，需要这样的秀才。”
李锐忙道，“当不了，水电业务忙得很。”
但毛泽东却不容他推辞，说：“是兼职的嘛。”
于是，李锐的命运由此改变。
三峡工程之争暂告一段落，舆论也渐平淡。
南宁会议后，毛泽东把三峡问题交与办事一向细致缜密的周恩来管。
2006年5月20日，世界最大的大坝——三峡大坝全线建成。毛泽东“高峡出平湖”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60、 讲演《六十条》
认为，现在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高涨，全国人民为“十五年赶超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
为了很好的指导这个“高潮”，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因此，他提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
1958年1月21日， 在南宁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主要讲工作方法六十条，形成正式文件时，题名《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是在批判反冒进的浓烈气氛中为了指导大跃进而产生的，其中有不少“左”的脱离实际的东西。
《六十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提出技术革命，要求从一九五八年起，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
说：“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
与此同时，规定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抓社会主义工业，抓社会主义农业；从一九五八年起，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着重抓工业，抓财政、金融、贸易。
《六十条》提出了“不断革命论”。指出：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不能停歇。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
这个“不断革命”的理论，就是大跃进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
《六十条》规定：
“五至八年内完成农业纲要四十条”。而原来规定的时限是12年；
“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而在一年以前， 还是这样估计的：“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
“大跃进”，就是在这些不切实际但却十分鼓舞人心的口号的激励下，在过高过急的任务的压力下，一步一步地发动起来的。
这些过急过高的任务指标是很难或根本不能完成的。层层下压，就激发了高指标、强迫命令、浮夸等歪风。
为实现这些任务和目标，《六十条》里规定：要实行“生产计划三本账”：
中央两本。第一本是必成的计划，即它所规定的生产指标公开发表，必须完成；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即它所规定的生产指标内部掌握，力争完成。
第三本是地方的生产计划。地方也有必成、期成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必成的，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评比时，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
显然，这个“三本账”的方法，就是逐层加码的方法。这样层层加下去，就把下面的高指标、强迫命令和浮夸压了出来。
《六十条》还规定：普遍组织省、市、县直到基层单位的检查和评比。
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逐级对大跃进进行督战。助长了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和浮夸作风的滋长。
在《六十条》中， 提出了“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
他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
“说一个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用这种方法分析认识大跃进的形势，只能是大好形势。至于出现的问题，不论多么大，也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
这就给大跃进修筑了牢固的“保护层”，成了拒绝批评、掩饰错误的借口。
从此，它成了分析形势的“万能公式”，到处套用。
关于改革规章制度问题。这是刘少奇提出来的，被 所肯定，作为《六十条》中的重点条目之一。
这一条是这样写的：“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
又指出：要根据具体情况，“保存现有规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拟定一些新的适合需要的规章制度”。
这一条贯穿着改革的可贵精神，规定的原则也是对的。但在大跃进中，头脑热昏的各级领导者们以此为据，把大量合理的规章制度破除掉，违反了客观规律，造成生产无政府状态，使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
《六十条》提出了“政治挂帅”的思想。
说：“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
“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
从此，漠视人们的“物质利益”、鼓吹“精神万能”的论调就泛滥开来。
经过南宁会议， 的“大跃进”主张，在中共最高领导层被一致接受了。

1952年年底的太原之行，陈永贵在那朴素的感情之外又表现出一种热切的进取心，或者叫事业心。

胡风集团文字狱

作品简介：
1955年，中国大陆曾经发生一起震惊中外的“文字狱”——“胡风反 革 命集团”冤案，接着开展了肃反运动。本书讲述了“胡风反 革 命集团”冤案的来龙去脉，介绍了胡风和“胡风分子”们的人品学识及历经的磨难，展示了肃反运动的一些冤案。内容翔实丰富、叙述生动活泼，再现了一九五五年那个震惊中外的文坛冤狱。

1、冤狱概述（1）
1955年，中国大陆曾经发生一起震惊中外的“文字狱”——“胡风反 革 命集团案”。
这个“文字狱“具有两个鲜明特色：
第一，在朋友之间往来的私人信件中搜寻“罪证”，采取寻章摘句、歪曲原意、无限上纲的手法罗织罪名；
第二，前辈制造的冤狱，晚辈给以平反昭雪，表现出实事求是、公正廉明、勇于纠错、维护人权的伟大精神。
该案涉及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
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人都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
正式定为“集团分子”的有78人。其中包括党员32人。这78人中，“骨干分子”23人。
判处10年以上徒刑的3人，许多人遭受几个月到几年的拘禁。
予以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等处理的共61人。
胡风被拘禁10年之后，才于1965年正式开庭审判，被正式判处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六年。
在“文 化 大 革 命”中，胡风又被加判为无期徒刑。
1955年，大陆曾发生一起举国震惊的文坛冤狱，这个冤狱的主角胡风，又名张光人，是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曾先后担任左联的宣传部长、书记的职务，是中国左翼文化阵营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胡风是日本共 产 党员，是鲁迅自觉的坚定的追随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长期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领导工作，与周恩来等党在后方的领导人保持紧密的联系。
他先后主编《七月》、《希望》杂志和《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写下大量文艺理论、评论文章，推出和评介了大量国统区进步青年作家和解放区作家的作品。
阿垅、路翎等一批青年作家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崛起于文坛，在他的带动下形成了著名的文学流派“七月派”。
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左派作家内部因文艺思想观点发生了争论：周扬（当时叫周起应）等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则提出了“革命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双方一直论战。
胡风坚决支持鲁迅，与周扬等人结下了疙瘩。
解放后，周扬当上了中宣部主管文艺工作的副部长，成了胡风的顶头上司，掌握了全国文艺界大权。
胡风的文艺思想与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观点有许多相悖之处，胡风还主张：文艺界应该确立鲁迅的文艺思想为指导思想。
因此，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从1952年开始就组织人马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
他们指责胡风反对毛 的文艺思想，是文艺界里一个宗派小集团的头子。
胡风不服气。1954年7月，胡风写了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通称为“三十万言书”），全面阐述了他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批评意见。
胡风按照正常的手续，把“三十万言书”面交国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 ，转呈中央政治局毛 ，刘副 、周总理。
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说，几年来文艺界“宗派主义的统治方式”变本加厉。他写道：
“在这个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面，仅仅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批评所看到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被放上了五把‘理论’刀子：
“ 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否则，不可能望见和这个‘世界观’‘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底影子，…… ”
“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是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 ”
“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是民族形式，只有‘继承’并‘发扬’‘优秀的传统’才能克服新文艺的缺点；如果要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文艺底经验，那就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 ”
“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忠于艺术’就是否定‘忠于现实’，…… ”
“在这五道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作家与现实的结合，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
“问题不在这五把刀子，而是在那个随心所欲的操纵着这五把刀子的宗派主义。”
看了胡风的《意见书》勃然大怒：“这分明是说我的文艺观点是‘五把刀子’啊！真是猖狂之极！”——胡风所列举的“五把理论刀子”恰恰是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观点。
批示：“对胡风这样的资产阶级唯心、反人民、反党的思想，绝不能让他在‘小资产阶级观点’掩盖下逃跑，必须予以彻底地批判。”
中央政治局在1954年底公布了胡风的意见书，决定批判胡风的文艺观点。
于是全国大小报纸、杂志批判的文章连篇累牍，猛烈的火力从胡适转到胡风身上。
胡风的一些朋友们也不得不写文章批判他，忙不迭地和他划清界限。
胡风的一个朋友舒芜积极揭发批判胡风，1955年5月中旬时把一批胡风过去给他的私人信件亲自交给了中宣部领导。
林默涵、周扬等文艺界的领导看了以后，感到信件很重要，因为这些信件中有一些隐语和暗号不容易看懂，好像是影射攻击毛 和文艺界党的领导。
例如，信中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骂成是“屠杀生灵”的“图腾”，甚至还把党中央称呼为“董事会”，把党在文艺界的一些领导同志以及一些党员作家、艺术家，称呼为“马褂”、“市侩”、“帮闲”等等。
周扬说：“批判胡风是毛 交下来的任务，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材料还是要送 看一看才好。”
很快，舒芜的信件与胡风的检讨，呈送给 审阅。
于是，胡风及他的那些朋友们的信件马上被看成是反 革 命密信， 命令《人民日报》把这些信中的话摘录下来，以《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为题发表。
他彻夜埋头疾书，为这些材料写了很多按语，指出这些语句的要害所在。
“过去说胡风集团是一个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
“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
“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杖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有问题的。”
“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党的叛徒。”
“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 革 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

2、冤狱概述（2）
胡风问题的性质就这样钦定下来。决定逮捕胡风，全国搜捕“胡风分子”。
公安部大院里一派出战前的紧张气氛，办公大楼里干警出出进进，一辆辆警车都进行了全面检修，将要出击的干警们都在反复熟悉地形、道路。
1955年从1月以来，胡风眼见报纸对他的批判愈演愈烈，不禁心情沉重起来。
5月13日，《人民日报》忽然登出了他给一个朋友的信，把他们改称"反党集团"，知道事情不妙。
5月16日晚上，警方抄了胡风的家，逮捕了胡风和他的夫人梅志。
1955年5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补办了手续：批准逮捕胡风。因为胡风是人大代表，逮捕他必须经过全国人大批准。
5月25日，全国文联 团和作协 团联席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协会籍，撤销他的作协理事、文联委员和《人民文学》编委的职务。
接着，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 革 命集团”运动，到处搜捕“胡风分子”。
从胡风及其朋友处，查抄到了大量的来往信件。罗瑞卿把抄来的信稍加整理后，立即送给了 。
一边看着，一边骂道："芦甸在信里说要以攻为守，是了，胡风的上书言事就是这个策略。
这又是一封，你们听他说些什么，'那些封建潜力正在疯狂的杀人'，这些反 革 命分子对他们的镇反运动害怕了，骂他们了，被敌人骂光荣得很。
这个张中晓是什么人，中美合作所特务，他的反 革 命感觉很灵嘛。他们的好些人，政治嗅觉大大比不上他，必须提高阶级警惕性。
这一封写得更可笑，竟说革命力量是'枯黄的叶子'，'腐朽的尸体'，要'呜呼完蛋'，哼，自己欺骗自己。我看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
批点完了，把这些信件归拢到一起，指示秀才们把批点过的那些段落摘出来，编成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加上自己的按语，送交《人民日报》发表。
紧接着，在全国深入清查所谓的“胡风分子”。胡风的亲戚、朋友、同事及同情者、投稿人都在清查之列。
只要是和胡风有过联系的人、胡风信中出现的名字，都在清查之列。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
从而铸成建国以后震惊国内外的文字狱——思想文化界的一起严重冤案！
胡风被监禁了10年之后，1965年11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4年。10年已经过去，还有4年监外执行。
12月底，胡风走出秦城监狱，全家团聚过了一个春节。春节过后，
胡风夫妇被通知离开北京到四川成都去。
不久，“文 化 大 革 命”开始，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西边的芦山县
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
1967年11月，胡风被四川省公安厅押至成都，再度入狱。
1970年1月，胡风以“写反动诗词”和“在毛 像上写反动诗词”(其实是在报纸空白处写诗)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
刑，不准上诉。他被戴上手铐，押至大竹县第三监狱。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胡风被释放出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风反 革 命集团”一案被彻底平反。
1980年7月，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对“胡风反 革 命集团案》复查的结论是：
“在全国清查‘胡风反 革 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都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 革 命集团”分子的78人(内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
……
没有事实证明以胡风为首组织反 革 命集团。也没有证据说明胡风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为目的的反 革 命活动。因此，胡风不是反 革 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 革 命集团。胡风反 革 命集团一案应属错案错判。” （《关于“胡风反 革 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1980年7月21日）
1980年9月中央对“胡风反 革 命集团案”的平反决定：
“‘胡风反 革 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 革 命分子、反 革 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 （《**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 革 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1980年9月29日）
1986年胡风逝世后，通过对死者的评价撤销了强加于胡风的不实之词；1988年6月，宣布胡风的文艺观属于学术问题，撤销个人主义、唯心主义等罪名。
历史是公正的，它经过曲折之后，终于宣告胡风无罪，终于确认无辜者的无辜，圣洁者的圣洁。
今天，胡风问题在政治上获得澄清，并没有像当年胡风被打成反 革 命集团时那样引起人们亢奋、震惊、恐惧，也没有那么轰动，因为“文 化 大 革 命”发生后，类似胡风的冤案太多了。
胡风在平反后，担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全
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
1985年6月8日，胡风因病逝世，终年83岁。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
进一步澄清了这一历史冤案。
“胡风反 革 命集团”冤案的后果是严重的，它践踏了人权和宪法，大大伤害了一些愿意为人民工作的知识分子，给中国科学文化事
业造成了消极影响。
由这个冤案引发了全国的“肃清暗藏的反 革 命”运动，这个运动的扩大化又造成许多的冤假错案。
这个“特色文字狱”是一次沉痛的历史教训。

举国震惊的文字狱
1、冤狱概述（1）
1955年，中国大陆曾经发生一起震惊中外的“文字狱”——“胡风反 革 命集团案”。
这个“文字狱“具有两个鲜明特色：
第一，在朋友之间往来的私人信件中搜寻“罪证”，采取寻章摘句、歪曲原意、无限上纲的手法罗织罪名；
第二，前辈制造的冤狱，晚辈给以平反昭雪，表现出实事求是、公正廉明、勇于纠错、维护人权的伟大精神。
该案涉及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
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人都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
正式定为“集团分子”的有78人。其中包括党员32人。这78人中，“骨干分子”23人。
判处10年以上徒刑的3人，许多人遭受几个月到几年的拘禁。
予以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等处理的共61人。
胡风被拘禁10年之后，才于1965年正式开庭审判，被正式判处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六年。
在“文 化 大 革 命”中，胡风又被加判为无期徒刑。
1955年，大陆曾发生一起举国震惊的文坛冤狱，这个冤狱的主角胡风，又名张光人，是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曾先后担任左联的宣传部长、书记的职务，是中国左翼文化阵营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胡风是日本共 产 党员，是鲁迅自觉的坚定的追随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长期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领导工作，与周恩来等党在后方的领导人保持紧密的联系。
他先后主编《七月》、《希望》杂志和《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写下大量文艺理论、评论文章，推出和评介了大量国统区进步青年作家和解放区作家的作品。
阿垅、路翎等一批青年作家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崛起于文坛，在他的带动下形成了著名的文学流派“七月派”。
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左派作家内部因文艺思想观点发生了争论：周扬（当时叫周起应）等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则提出了“革命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双方一直论战。
胡风坚决支持鲁迅，与周扬等人结下了疙瘩。
解放后，周扬当上了中宣部主管文艺工作的副部长，成了胡风的顶头上司，掌握了全国文艺界大权。
胡风的文艺思想与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观点有许多相悖之处，胡风还主张：文艺界应该确立鲁迅的文艺思想为指导思想。
因此，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从1952年开始就组织人马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
他们指责胡风反对毛 的文艺思想，是文艺界里一个宗派小集团的头子。
胡风不服气。1954年7月，胡风写了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通称为“三十万言书”），全面阐述了他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批评意见。
胡风按照正常的手续，把“三十万言书”面交国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 ，转呈中央政治局毛 ，刘副 、周总理。
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说，几年来文艺界“宗派主义的统治方式”变本加厉。他写道：
“在这个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面，仅仅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批评所看到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被放上了五把‘理论’刀子：
“ 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否则，不可能望见和这个‘世界观’‘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底影子，…… ”
“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是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 ”
“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是民族形式，只有‘继承’并‘发扬’‘优秀的传统’才能克服新文艺的缺点；如果要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文艺底经验，那就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 ”
“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忠于艺术’就是否定‘忠于现实’，…… ”
“在这五道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作家与现实的结合，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
“问题不在这五把刀子，而是在那个随心所欲的操纵着这五把刀子的宗派主义。”
看了胡风的《意见书》勃然大怒：“这分明是说我的文艺观点是‘五把刀子’啊！真是猖狂之极！”——胡风所列举的“五把理论刀子”恰恰是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观点。
批示：“对胡风这样的资产阶级唯心、反人民、反党的思想，绝不能让他在‘小资产阶级观点’掩盖下逃跑，必须予以彻底地批判。”
中央政治局在1954年底公布了胡风的意见书，决定批判胡风的文艺观点。
于是全国大小报纸、杂志批判的文章连篇累牍，猛烈的火力从胡适转到胡风身上。
胡风的一些朋友们也不得不写文章批判他，忙不迭地和他划清界限。
胡风的一个朋友舒芜积极揭发批判胡风，1955年5月中旬时把一批胡风过去给他的私人信件亲自交给了中宣部领导。
林默涵、周扬等文艺界的领导看了以后，感到信件很重要，因为这些信件中有一些隐语和暗号不容易看懂，好像是影射攻击毛 和文艺界党的领导。
例如，信中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骂成是“屠杀生灵”的“图腾”，甚至还把党中央称呼为“董事会”，把党在文艺界的一些领导同志以及一些党员作家、艺术家，称呼为“马褂”、“市侩”、“帮闲”等等。
周扬说：“批判胡风是毛 交下来的任务，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材料还是要送 看一看才好。”
很快，舒芜的信件与胡风的检讨，呈送给 审阅。
于是，胡风及他的那些朋友们的信件马上被看成是反 革 命密信， 命令《人民日报》把这些信中的话摘录下来，以《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为题发表。
他彻夜埋头疾书，为这些材料写了很多按语，指出这些语句的要害所在。
“过去说胡风集团是一个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
“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
“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杖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有问题的。”
“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党的叛徒。”
“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 革 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
（未完待续）

2、冤狱概述（2）
胡风问题的性质就这样钦定下来。决定逮捕胡风，全国搜捕“胡风分子”。
公安部大院里一派出战前的紧张气氛，办公大楼里干警出出进进，一辆辆警车都进行了全面检修，将要出击的干警们都在反复熟悉地形、道路。
1955年从1月以来，胡风眼见报纸对他的批判愈演愈烈，不禁心情沉重起来。
5月13日，《人民日报》忽然登出了他给一个朋友的信，把他们改称"反党集团"，知道事情不妙。
5月16日晚上，警方抄了胡风的家，逮捕了胡风和他的夫人梅志。
1955年5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补办了手续：批准逮捕胡风。因为胡风是人大代表，逮捕他必须经过全国人大批准。
5月25日，全国文联 团和作协 团联席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协会籍，撤销他的作协理事、文联委员和《人民文学》编委的职务。
接着，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 革 命集团”运动，到处搜捕“胡风分子”。
从胡风及其朋友处，查抄到了大量的来往信件。罗瑞卿把抄来的信稍加整理后，立即送给了 。
一边看着，一边骂道："芦甸在信里说要以攻为守，是了，胡风的上书言事就是这个策略。
这又是一封，你们听他说些什么，'那些封建潜力正在疯狂的杀人'，这些反 革 命分子对他们的镇反运动害怕了，骂他们了，被敌人骂光荣得很。
这个张中晓是什么人，中美合作所特务，他的反 革 命感觉很灵嘛。他们的好些人，政治嗅觉大大比不上他，必须提高阶级警惕性。
这一封写得更可笑，竟说革命力量是'枯黄的叶子'，'腐朽的尸体'，要'呜呼完蛋'，哼，自己欺骗自己。我看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
批点完了，把这些信件归拢到一起，指示秀才们把批点过的那些段落摘出来，编成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加上自己的按语，送交《人民日报》发表。
紧接着，在全国深入清查所谓的“胡风分子”。胡风的亲戚、朋友、同事及同情者、投稿人都在清查之列。
只要是和胡风有过联系的人、胡风信中出现的名字，都在清查之列。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
从而铸成建国以后震惊国内外的文字狱——思想文化界的一起严重冤案！
胡风被监禁了10年之后，1965年11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4年。10年已经过去，还有4年监外执行。
12月底，胡风走出秦城监狱，全家团聚过了一个春节。春节过后，
胡风夫妇被通知离开北京到四川成都去。
不久，“文 化 大 革 命”开始，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西边的芦山县
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
1967年11月，胡风被四川省公安厅押至成都，再度入狱。
1970年1月，胡风以“写反动诗词”和“在毛 像上写反动诗词”(其实是在报纸空白处写诗)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
刑，不准上诉。他被戴上手铐，押至大竹县第三监狱。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胡风被释放出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风反 革 命集团”一案被彻底平反。
1980年7月，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对“胡风反 革 命集团案》复查的结论是：
“在全国清查‘胡风反 革 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都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 革 命集团”分子的78人(内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
……
没有事实证明以胡风为首组织反 革 命集团。也没有证据说明胡风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为目的的反 革 命活动。因此，胡风不是反 革 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 革 命集团。胡风反 革 命集团一案应属错案错判。” （《关于“胡风反 革 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1980年7月21日）
1980年9月中央对“胡风反 革 命集团案”的平反决定：
“‘胡风反 革 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 革 命分子、反 革 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 （《**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 革 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1980年9月29日）
1986年胡风逝世后，通过对死者的评价撤销了强加于胡风的不实之词；1988年6月，宣布胡风的文艺观属于学术问题，撤销个人主义、唯心主义等罪名。
历史是公正的，它经过曲折之后，终于宣告胡风无罪，终于确认无辜者的无辜，圣洁者的圣洁。
今天，胡风问题在政治上获得澄清，并没有像当年胡风被打成反 革 命集团时那样引起人们亢奋、震惊、恐惧，也没有那么轰动，因为“文 化 大 革 命”发生后，类似胡风的冤案太多了。
胡风在平反后，担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全
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
1985年6月8日，胡风因病逝世，终年83岁。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
进一步澄清了这一历史冤案。
“胡风反 革 命集团”冤案的后果是严重的，它践踏了人权和宪法，大大伤害了一些愿意为人民工作的知识分子，给中国科学文化事
业造成了消极影响。
由这个冤案引发了全国的“肃清暗藏的反 革 命”运动，这个运动的扩大化又造成许多的冤假错案。
这个“特色文字狱”是一次沉痛的历史教训。

3、“七月派”领袖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长期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领导工作，与周恩来等党在后方的领导人保持紧密的联系。
他先后主编《七月》、《希望》杂志和《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写下大量文艺理论、评论文章，推出和评介了大量国统区进步青年作家和解放区作家的作品。
艾青、田间、邹荻帆、阿垅、路翎等一批青年作家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崛起于文坛，在他的带动下形成了著名的文学流派“七月派”。
七月诗派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因胡风主编《七月》得名。
胡风是公认的“七月派”领袖。
“七月派”代表诗人有胡风、艾青、田间、鲁藜、绿原、牛汉、阿垅、孙钿、曾卓、绿原、胡征、芦甸、徐放、鲁煤、化铁、罗洛等。
他们以《七月》、《希望》、《泥土》为阵地，强调诗歌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历史与个人的融合，多写自由诗，其中又以政治抒情诗为主。
他们出版过《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
该派在革命现实主义雄浑的总风格中，又显示出各诗人充满个性的特色。
胡风的《为祖国而歌》，牛汉的《鄂而多斯草原》，鲁藜的《泥土》等是七月诗派的代表作。
“七月派”是由抗战所催发的一个文学流派，其与现实胶着的关系，决定着它的流派性格。
救亡与启蒙的互相促进，也是七月派的精神追求。而随着抗战时局的变迁，七月派总体创作风格也发生明显的变化，后期偏于沉郁悲怆。
“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历时甚长、富有探索精神、而又具有沉重的悲剧命运的进步文学流派”
七月派的主要成就在诗歌上，1981年出版的诗集《白色花》，收入被称为“七月派”诗人的作品。
七月派诗人的作品思想性突出，诗歌的主题往往与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充满着政治态度鲜明的艺术激情。
把诗作为战斗的武器，追求诗歌与时代的密切结合和与人民的融为一体，追求诗歌鲜明的毫不含糊的政治倾向性和革命功利主义的创作目的性，以及诗歌的史诗品格，是其共同的创作态度。
发掘和歌颂民族的生命强力，抒发鲜明的主观战斗激情，是“七月派”诗作的主要内容。艺术上追随艾青，倾向于诗歌的散文化，对自由体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七月派小说,是20世纪中国小说由“五四启蒙叙事”向40年代“红色阶级叙事”转变的重要模式。
一方面,他们继承了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主的批判国民性的理性精神,强调对中国社会改造的知识分子能动性和主观战斗精神。
另外一个方面,他们又以党派文艺为限制,强调文学的真实性和社会功利目的。
“七月派”小说家主要有路翎，邱东平，彭柏山，曹白，贾植芳等。七月派小说家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是路翎。
“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富探索精神而又具有悲剧命运的文学流派。
以路翎、丘东平、彭柏山为代表的小说作家，依托其强烈的主体意识与深厚的生活体验，同时博采表现主义、新感觉派，象征主义等现代派的手法技巧，极大地丰富了现实主义的美学传流。
总之“七月派”以新的姿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赢得了不可取代的地位。
“七月派”,是20世纪30、40年代主要活动于国统区的文学流派。
是活跃在抗日战争的时空下，与抗日战争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一个文学流派。
伴随着抗战的始终，七月派走过了从发生、发展到消隐的演变过程。
在进入50年代之后，这些诗人的创作已明显减少。有的作品，发表时就受到批评。
胡风在1949年11月到1950年1月写成了有三千多行的“英雄史诗五部曲”。
从中国近现代屈辱和斗争的历史上，来阐发新中国诞生的意义，包括对毛 泽 东的赞颂。
它出版不久，即在联系胡风“主观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的角度上，受到批评。
此时，鲁藜、绿原、牛汉等也写有不少诗作，但原有的风格已有所损失，而发表的机会也日见减少。
胡风一派的诗论，作为其文学理论的组成部分，在50年代初也受到批评。
在此期间，阿垅的《论倾向性》、《略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等文章也受到严厉批评。
批评者认为这些文艺观点宣扬唯心论的“艺术即政治”，是“抵抗马列主义的关于文艺的党性的思想”，是歪曲马克思推销自己的错误观点。
胡风的文艺理论提倡“主观战斗精神”，有不少观点和毛 泽 东的文艺思想发生分歧。
对胡风的一些理论主张，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展开过批评，发生过论争。
胡风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批评。
1954年，胡风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定为“胡风反 革 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并开展全国范围的批判、斗争。
“七月派”许多的诗人、作家成了“胡风分子”，遭到逮捕、拘禁和处分。

4、投身革命

胡风1902年11月2日生于湖北省蕲春县赤东乡中窑村。在他出生时，家境已经衰落。
他排行第三，上有两个哥哥。全家只有胡风一人读书上学，走上了文学道路。
胡风从五六岁起，就帮助家里干活，拾草、砍柴等农杂活都做。整天和穷困儿童为伍，使他带了浓郁的“泥土气息”。
苦难的童年，使胡风目睹了中国黑暗社会农民的悲惨生活，埋下了反抗和斗争的火种，养成了刚毅和倔强的性格。
胡风11岁才上村学。他学习成绩很出色，受到教师和同族长辈的称赞。
1919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胡风在村塾读了6年的古文后，考入了新式的公立小学。
1921年高级小学毕业后，又考入省城武昌启黄中学。
新文化的浪潮，已席卷到武汉，在武汉城里出现了大批新文艺作品，先是《新青年》和《晨报副刊》上鲁迅的作品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胡风开始以新诗形式，抒发他沉郁的心情，同时又以小说的形式，创作了反映“二七惨案”的《两个分工会的代表》，寄给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于该报副刊《觉悟》上。
这是胡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1923年3月，胡风只身奔向南京，就读于当时颇有声誉的东南
大学附属中学。这时，鲁迅的小说使胡风受到极大震动。
从此以后，他有目的地找寻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来看，鲁迅作品中的人物如闰土、祥林嫂、阿Q、孔乙己等，都给胡风留下了深刻印象。
鲁迅所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形成及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在新思潮的推动下，胡风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1924年，在学生运动中，他在东南大学附中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胡风离开南京去北平，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
1926年春胡风从预科转入英语系，这年秋，胡风又离开北京大学，转入了清华大学英语系。
仅入学数月便退学了。后来，他便应邀回到了处于北伐胜利浪潮之中的故乡蕲春县。
1926年南方革命的怒潮汹涌澎湃，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革命形势发展迅猛。
当时湖北省党部由亲共的左派和共 产 党员所组成，胡风返回家乡后出任国民党县党部常委兼宣传部长。
家乡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使胡风十分振奋，然而很快白色恐怖笼罩了蕲春，胡风无以立足，又陷入苦闷之中。
1927年7月，胡风经人介绍到武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任宣传干事，参加编辑邓初民 主办的《武汉评论》。
由于此刊物倾向进步，仅出两期就被停刊。
这年秋天，为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杨超，胡风在当地参加了国民党第三十一军，在金汉鼎部下任政治部宣传科长。
后来因胡风不肯去军部讲蒋介石的那套“三民 主义”，被怀疑为共 产 党，上任仅28天就被撤职。
之后，他又在江西省国民党党部的《民国日报》编副刊《野火》，后改名《长天》。
胡风经常在刊物上发表反帝、反封建的文章，便被怀疑是共 产 党而两被审查，幸得政治部主任周壁光保释，才免于受难。
这一时期，他创作的主要是诗，《寒夜》、《夕阳之歌》，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思想状况，后来这些诗都收进他的第一本诗集《野花与箭》里。
胡风在南昌一切理想的追求濒于破灭，于是，决定和原北京大学英语系的同学朱企霞东渡日本留学。
1929年9月，胡风和朱企霞来到日本，和朱企霞在东京神田区东亚日语学校学习日语3个月后，又入奥平定私立补习学校的“日语补习班”继续进修日语。
1931年春，胡风考入庆应大学英语系。此时，胡风接受了日本当时蓬勃发展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和苏联文学的熏陶，加深了对中国以鲁迅为首的革命文学传统的理解。
他虽就读于庆应大学的英语系，但主要精力却放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实际的革命活动上。
在校期间，胡风化名中川，加入了普罗文化联盟领导下的普罗科学研究所新艺术学研究会。
他结识了日本著名作家江口涣、小林多喜二，并开始以笔名谷非在《艺术学研究》和《普罗文学讲座丛书》上发表介绍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和左翼作家的文章。
这年秋天，由方翰引介，和王承志同时加入日本反战同盟及日本共 产 党机关报《赤旗》报读者小组，后《赤旗》报读者小组被日本共 产 党领导批准为日共党员小组，胡风由此加入了日本共 产 党。
不久，又与谢冰莹等3人，一起在东京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支盟。
1932年3月，在日共《赤旗》报读者小组和国内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双重领导下，胡风和中国留日学生何立华、聂绀弩、王达夫、周颖等组织了“新兴文化研究会”，下设“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
这年冬天，胡风受日本反战同盟负责人的指派，回上海转达关于召开远东泛太平洋反战会议事宜，并请中国派代表参加筹备会。
这时他正好得到上海左联韩起来信，传达冯雪峰的意见，要胡风回上海负责文总的宣传工作。
胡风于是回到上海，他先和文总负责人冯雪峰会晤，商谈了关于文艺运动的意见。
胡风向冯雪峰辞退了负责文总宣传工作的委任，于12月中，和中国出席远东泛太平洋反战会议筹备会代表楼适夷同船返回日本。
1933年2月22日，日本进步作家小林多喜二，在狱中被日本统治当局杀害，日本警察从聂绀弩的住所中搜出日本《赤旗》报追悼小林多喜二专号，胡风、聂绀弩先后被捕。
胡风经严刑拷打，不屈不供，在难友掩护下，他和日共的关系始终没有暴露。
日本警察当局没有确凿证据，不得不在关押3个月后释放，宣布驱逐出境。
胡风6月底与聂绀弩、周颖一起由日本警察送上车回国，列车起动时，他还高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5、鲁迅的战友
1933年夏天，胡风回到了上海，住在韩起家里。
一个偶然的机会，胡风认识了屠华女士（笔名梅志）。她是江苏常州人。从上海培明女中毕业加入左联不久。
不久，梅志这位清秀俏丽的少女，与胡风相爱了，并成为胡风最忠诚、最贤淑、最温存、最真挚的终生伴侣、战友。
1933年8月，胡风接任“左联”宣传部长的职务。
接任后，他紧密地团结在鲁迅的周围，在鲁迅的指导下进行工作。鲁迅为支持胡风的工作，每月出资20元，作为左联印内部刊物的费用。
什么是“左联”？这里略作解释：20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有一个地下党领导的进步作家组织，叫做“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
参加左联的是一 群反对国民党、拥护党的进步作家，称为“左翼作家”。
左联的领导人先是冯雪峰，冯雪峰离开上海后，就是周扬、夏衍等人。
当时鲁迅的名气很大，被 称为“文化革命的主将”，是公认的左翼作家的盟主，但是鲁迅不是党员。
1933年10月，胡风接任左联行政书记职务。
1934年10月，有人向左联党团组织“告密”，攻击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使胡风无法再在左联工作，辞去了左联行政书记的职务。
但胡风仍紧密地战斗在鲁迅周围，和鲁迅的交往日益密切，鲁迅对胡风也更信任了。
胡风曾作为中央特科与鲁迅联系的机要通讯员身份，经常出入鲁迅寓所，承担了党中央特科与鲁迅之间联络的使命。
在此期间，胡风曾为鲁迅转递了中央特科急需知道的关于查明国际情报机关被破坏原因的绝密情报。
为鲁迅转递了鲁迅捐助军委的经费，还为鲁迅转递了中共高级将领方志敏在狱中寄给鲁迅，托鲁迅转交党中央的用米汤写的密信。
这些机要文件，都由胡风安全地转交给中央特科的吴奚如，顺利地完成了光荣使命。
但是，在1936年时，左联的一些人多次找鲁迅谈话，他们根据谣言，怀疑胡风是“内奸”，小报还攻击鲁迅和胡风，说什么“鲁迅就要投降南京，从中出力的是胡风”。
鲁迅对敌人的造谣和诬蔑，在《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等文中，给予了义正词严的驳斥，捍卫了他和胡风的纯洁的友谊。
胡风为鲁迅的杂文集《淮风月谈》亲拟了广告，扩大鲁迅作品的宣传。
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与世长辞，胡风闻讯后立即赶到鲁迅寓所，参加治丧工作，并被推选为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的成员，一直忙到22日鲁迅出殡安葬。
10月29日，胡风作《悲痛的告别》，对先师鲁迅致以沉痛的哀悼。
在鲁迅逝世后，胡风为日译《大鲁迅全集》做了逐字逐句的校订和注释，同时又参加了《鲁迅先生纪念集》的编选工作。
不久，在冯雪峰的授意和茅盾的参加下，编辑出版了《工作与学习》丛刊《二三事》、《原野》、《收获》和《黎明》等4辑，刊登鲁迅遗著，宣传鲁迅思想。
胡风成为勇敢的鲁迅的捍卫者、忠诚的鲁迅精神的继承者和鲁迅文艺思想的实践者。

6、和周扬结怨
由于文艺观点不同，左联内部闹起了宗派。一派是以周扬、夏衍等人为首，姑且称之为“周扬派”，另一派以鲁迅为核心，姑且称之为“鲁迅派”。
周扬又名周起应。二十五、六岁，年轻气盛，很不把鲁迅放在眼里，该派写了不少文章批评鲁迅，鲁迅非常愤怒，就写文章反击。
周扬等没有鲁迅那么大的名气，但是有“党的领导”的身份，凡是党员作家都必须听他的，这是党的组织纪律。
因为鲁迅威信高、名气大，是公认的左翼作家的领袖，所以“周扬派”以各种笔名批评鲁迅，在表面上还装出尊重鲁迅的样子。
胡风从日本回到上海，当时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周扬便陪同鲁迅前来看望。
第一次见面之后，胡风接到周扬的通知，担任左联宣传部长。胡风和鲁迅的来往频繁。除了将每期内部小刊物《文学生活》送给鲁迅外，还定期从鲁迅手中取得资助左联工作的每月20元。
1934年秋，胡风与周扬开始发生矛盾，“周扬派”有人诬陷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胡风愤而辞去左联工作。从此，就开始了专以稿酬为生的作家生活。
先用谷非笔名，后用胡风。更加深了和鲁迅的友谊关系和工作关系，并和左联盟员周文、宋乐天（王尧山）、彭冰山（彭柏山）、欧阳山、草明、聂绀弩和周颖等保持友谊和工作关系。
胡风离开左联之后，和周扬在1936年春天，就典型问题展开了一次理论争鸣。
胡风在1935年5月，应《文学》社的征文，写了《什么是“典型”和“类型”》一文，着重从阿Q形象来谈文学的典型。
半年之后，周扬在《文学》1936年一月号上发表《现实主义试论》一文，对胡风的观点表示不同意见。
胡风接着便在《文学》二月号上发表《现实主义底“修正”》展开反驳，周扬也在四月号《文学》发表《典型与个性》与胡风论争，胡风随之再发表《典型论底混乱》。
这场理论上的论争，以胡风的文章为结束。此后，两人在文艺理论问题上，没再发生直接冲突。
鲁迅对这段时间胡风和周扬等人的矛盾，1936年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也有过记述：
“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了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
“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目瞪口呆。”
“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
“然而奇怪，此后的小报，每当攻击胡风时，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风。”
“最近则如《现实文学》发表了O.V.笔录的我的主张以后，《社会日报》就说O.V.是胡风，笔录的也和我的本意不合，稍远的则如周文向傅东华抗议删改他的小说时，同报也说背后是我和胡风。”
“最阴险的则是同报在去年冬或今年春罢，登过一则花边的重要新闻：说我就要投降南京，从中出力的是胡风，或快或慢，要看他的办法。”
胡风与周扬的又一次冲突，发生在“两个口号”之争的风波中。
1936年春，周扬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口号，在刊物倡导国防文学创作，并于6月成立文艺家协会，签名参加的有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叶圣陶、傅东华、郑振铎、徐懋庸等人。
在4月，冯雪峰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由陕北到达上海，和鲁迅、胡风取得了联系。
针对“国防文学”的口号，由冯雪峰创意、鲁迅同意、胡风执笔，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就在6月，胡风在《文学丛报》第三期上发表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6月15日，鲁迅、巴金、曹禺、张天翼、萧军等未加入文艺家协会的63位作家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胡风率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又一次成为众矢之的。
按照冯雪峰的指示，历来善于争论的胡风，未再写文章参加“两个口号”的论争。倒是鲁迅抱着病躯，在逝世前两个月，以4天时间写出长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为胡风再次辩护。
在胡风发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之后，主张“国防文学”口号的徐懋庸于8月1日给鲁迅一信。信中认为鲁迅受了胡风等人的蒙蔽，信中写道：
“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
“胡风他们的行动，显然是出于私心的，极端的宗派运动，他们的理论，前后矛盾，错误百出。”
“即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起初原是胡风提出来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后来说一个是总的，一个是附属的，后来又说一个是左翼文学发展到先阶段的口号，如此摇摇荡荡，即先生亦不能替他们圆其说。”
“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学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
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公开表示胡风的文章是他请胡风写的，并说口号的提出，是和几个人——包括茅盾——一起商量的。针对徐信中对胡风、黄源、巴金的攻击，鲁迅一一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在说到胡风时，鲁迅将胡风与周扬加以比较，说：
“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致憎恶起来了。”
“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
“胡风也自有他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但他明明是有为的青年，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一战线，这是纵使徐懋庸之流用尽心机，也无法抹杀的。”
从此，胡风和周扬结下了“梁子”。
自鲁迅发表此文后，公开的对胡风的攻击，日趋减少。
10月19日鲁迅逝世，左翼文艺界各派暂时停止论争。
随后，周扬离开上海，前往延安，开始领导根据地的文艺运动。
胡风仍在上海，从事创作，并于1937年编辑《工作与学习》丛刊。“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胡风创办《七月》杂志，
辗转武汉、重庆等地，开始了他的一生中另一重要阶段。

7、与何其芳笔战
何其芳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期间，厌倦于哲学的枯燥，转而从事文学创作，和卞之琳、李广田、萧乾等青年作家，构成以杨振声、沈从文、林徽因等为中心的京派文人的新的一代。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何其芳于1938年到达延安，转而从事文艺理论和批评，加入了中国党，成为文艺界的一位领导者。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后，他两度到重庆，曾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日报》社长，负责宣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面简称《讲话》）精神，是中国党在国统区领导左翼文艺的领导人之一。
何其芳1944年底来到重庆时，胡风正忙于筹办《希望》。
自1937年9月创办《七月》周刊后，胡风在这几年中一直断断续续地出版着《七月》，向文坛推出了路翎、阿垅、丘东平、田间、绿原、曹白等人，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七月派”的文艺流派。
1944年，国民党重庆当局吊销了《七月》的登记证。
胡风在愤慨之中，筹办起新杂志。按照当时规定，重新登记必须在银行有一笔存款作为保证金。
当时住在重庆的周恩来，支持胡风的工作，拿出一笔钱，使胡风的新刊物《希望》得以问世。
胡风见到何其芳之前，这一年已经在重庆参加过讨论 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
他赞同 的《讲话》，却又反对机械地去理解它，反对不考虑国统区实际、教条地套用解放区的办法。为此，胡风与党员作家、一些左翼作家，产生了认识上的矛盾。
1944年3月18日、19日，一部分文化人集中到重庆郊区，由冯乃超主持，讨论 的《讲话》。
第一次讨论要胡风发言，胡风就当时国统区的环境作了一些分析，说明当时当地的任务要从与民 主斗争相配合的文化斗争的角度去看，不能从文化建设的角度去看，应该从“环境与任务的区别”去体会并运用“讲话”的精神。
在第二次会的讨论中，因为胡风提到过当时的主要任务还不是培养工农作家，但蔡仪不同意，说应该是培养工农作家。胡风觉得这样讨论起来很困难，没有再说什么。座谈会也没有续开第三次。
胡风不会想到，就是他这样坚持独立见解的个性，实际上会令许多人认为胡风反对《讲话》，这消息传到延安，可能使《讲话》的作者 不快或愤怒。
何其芳此次来重庆，宣传《讲话》是主要任务之一。他的到来，虽不能断定是冲着胡风而来，但至少可以相信与胡风的举动有某种联系。
和何其芳一道来重庆的，还有刘白羽，他到《新华日报》编副刊，也是**领导左翼文艺工作的负责人之一。
1944年，何其芳刘白羽同志到了重庆。
胡风用文协名义约了一批比较进步的作家为他们开了一个小会，请他们作报告。
何其芳报告了延安的思想改造运动，用的是他自己的例子“现身说法”。
由于何其芳的自信的态度和简单的理解，给胡风等人的印象很不好。
何其芳的口气使人只感到他是证明他自己已经改造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
会后就有人说：好快，他已经改造好了，就跑来改造我们！连冯雪峰后来都气愤地说，他妈的！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哪里？
胡风在对思想改造问题的认识上，由此发生了分歧。他又一次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意识。
难道他不知道，延安整风运动中， 的《讲话》中，所强调的不就是思想改造，特别是知识分子、文艺家的改造吗？
胡风后来就写了《置身在为民 主的斗争里面》，批评何其芳的“改造”观点。
他的文章，无非是对何其芳的观点的一种矫正。但是，单纯的胡风没有想到，何其芳是“替天传道”，他的笔打向何其芳，事实上，也打向了延安……
在《希望》创刊号上，胡风发表了两篇引来批判的文章，一是他本人的《置身在为民 主的斗争里面》，一是舒芜的长篇论文《论主观》。
胡风受到批判的，是他在文中提出的“自我扩张”。胡风在探讨现实主义理论时，强调艺术创作是特殊精神活动，作家在反映生活时，必须重视感性对象，重视自己情感也即主观的介入。
舒芜则在《论主观》中，直接从哲学的角度研究主观在生活中、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主观的重要性。
写出长达数万字的《论主观》的舒芜，是路翎的好友，经路翎介绍，胡风认识了他。
《希望》创刊号于1945年1月一经问世，当即引起重庆左翼文化界的强烈反响，紧接着便是批判。
1月25日，由党领导的文化界人士，在重庆召开座谈会。会议由冯乃超主持，茅盾、蔡仪、冯雪峰等参加。4月，黄药眠在成都写出长篇论文《论约瑟夫的外套》，系统批判舒芜的《论主观》，认为文章宣扬的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是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
批判舒芜的《论主观》和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高潮，在两年后的1947年重又掀起。
这时，党领导的文化界因国共两党的关系破裂、内战爆发，已由重庆移至香港。他们到香港后，重新组织系列文章批判胡风等，参加论战的有乔冠华、邵荃麟、胡绳、黄药眠、林默涵等。

8、与 的分歧

胡风作为文艺理论家，他的文艺思想和 的文艺思想有分歧，对文艺界的金科玉律——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完全认同。胡风与 在文艺思想上的分歧有哪些呢？
第一点分歧：
强调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否定文艺自身的独立性。
在《讲话》中强调：“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
要求作家、艺术家们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在此前提下注意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使之成为政治斗争的“好工具”。
在 看来，文艺离开了政治斗争和党派需要，就成为了多余。
胡风不仅始终反对将文艺降低为政治的附庸，而且也从来不同意“政治标准第一”的文艺批评原则。
胡风始终强调的是“社会学与美学原则相统一”的批评方法。
依胡风的理解，文学与政治彼此完全不存在谁主谁从、谁尊谁卑、谁高谁低的问题。
他不赞同文艺成为“权变的政治战术的应付”。
他希望文艺不要异化成党派政治斗争一时一事之利的吹鼓手，也不要异化为政治领袖包装自己的遮羞布和剪除“异类”的刀枪。
胡风对那种“一切都简简单单地依仗政治”，完全忽视“文艺底专门特点”的错误乃至荒唐做法，总是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抵制。
第二点分歧：
只要求文艺应无条件地歌颂农民，为农民服务，却几乎不提文艺对农民更应具有且必须具有的启蒙和教育作用。
他明确反对“嘲笑和攻击人民”，明确反对“暴露人民”。
他看不惯知识分子，力图把知识分子工农兵化，以工农兵为模式来改造知识分子。
胡风始终坚决反对文艺只顾宣传、动员和组织农民参加抗战，却完全忽视农民精神奴役的创伤，完全忽视对农民的封建思想意识的教育和改造的做法。
胡风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也与 大相径庭。
他认为应注意“知识分子底游离性，即所谓知识分子底二重人格”的问题，但强调“知识分子也是人民”。

第三点分歧：
在 看来，无产阶级文艺就必须、也只能无条件地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服务，也就是为农民的革命服务，为农民服务；
他只强调文艺形式必须服从农民的欣赏水平和习惯，而农民的欣赏水平和习惯主要是传统、简单、落后的民族形式，那么无产阶级文艺当然就只能重视、提倡、推广并发展民族形式。
换言之， 是主张唯民族形式独尊的。
对现代文艺和外国文艺既无了解，也没有欣赏能力。
他认为，既然文艺是政治的附庸、工具，那么作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外国文艺及其表现形态当然也就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附庸和工具。
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又是中国的革命对象，那么对外国文艺当然就只能坚决否定、抵制和排斥了。
正是因为如此， 终生只喜欢、只看重、也只倡导“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其代表形式就是从陕北流行到全国的大秧歌。
胡风认为，对于民众的欣赏水平与欣赏习惯不能一味迎合，打破窠臼，丰富并提高民众欣赏的文艺形式以培养和提高他们的欣赏力，是文艺本身发展的要求。
他严肃批评了那种在文艺形式问题上只顾一味迎合民众的欣赏习惯，却完全忽视文艺的启蒙、教化和改造作用的突出问题。
胡风还认为，不能把本民族传统的旧形式（民间形式）视作现实或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形式，甚至不遗余力地予以提倡，因为传统的文艺形式本身沾染了大量的封建毒素，是非弃旧图新不可的。
胡风还认为，发展并创造文艺的民族形式，必须学习国际革命文艺的经验。
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国际的东西变成民族的东西，把民族的东西变成国际的东西。他还主张，发展并创造民族形式，必须发扬五四新文艺传统。
第四点分歧：
关于艺术源泉问题，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写道：“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在 看来，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文学艺术与其创造者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劳动只不过是“流”──从“源”生出的产物而已。
胡风却认为，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活动绝不是简单地挖掘人民生活这个“源泉”，没有他们创造性的杰出贡献，无处不在的人民生活这个单一的“源泉”里不可能产生丰富多彩的作品来。
由于胡风与 对艺术源泉看法的分歧，他们对创作过程的看法也自然不同。
重视作家艺术家对生活的深入，却忽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劳动及其过程。
认为，一切作家艺术家只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其“火热的斗争中去”，才有可能进行创作。
在 看来，只有在中共领导下的工农兵的活动才算是生活，而其它任何阶级、阶层、党派和社会群体的活动都不能算是生活。
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促使作家、艺术家为政治服务，在这个层次上的“文艺”自然就只需要把“工农兵”的思想、情感、立场、秉性、甚至一举一动表现出来就可以了。
胡风比较强调作家艺术家的主观努力在文学艺术形成过程中的特殊作用。
胡风虽然也说“作家要深入人民……作家要与人民结合，但他并未象延安时代许多文化人那样随波逐流甚至亦步亦趋地跟着 ，把深入工农兵生活抬到至尊至上的位置。
此外，在人物与题材，人性、人道主义与阶级性等方面，胡风的观点也与 存在着较大分歧。
比如在人物塑造上， 主张应刻画在 思想和党的阳光普照下茁壮成长的、既高大又完美、且光彩照人的工农兵形像，以歌颂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党的英明领导和赞美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写中间人物和落后人物。
而胡风则认为，作家艺术家在塑造人物形像时必须注意揭示人物“精神奴役的创伤”，以对国民进行启蒙教化，对国民的劣根性起到医治作用，从而促进民族和社会的进步。
文艺思想的分歧和争论，本来属于学术争鸣的范畴。但是， 是党和国家的领袖， 的文艺思想是唯一正确的文艺思想，不认同 的文艺思想，就是不听 的话，就是反对 ，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就是那时分析问题的逻辑。
但是，胡风不识时务、不接受批评、顽固不化，拒不放弃自己的文艺观点。他遭遇磨难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9、第一届文代会
北平解放后，1949年7月2日，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地点，北平中南海怀仁堂。
几百位代表来自东北、华北、西北、中原……他们风尘仆仆，一起参加新的时代文坛的第一次大规模会议。
胡风和周扬重逢在北平。此时，当年平等的论敌双方，却发生了重要的力量、地位的变化。
这时的周扬，是延安解放区文艺运动的具体领导人，在 、**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他早已不是30年代上海文坛的青年人，而是新时代文艺的开创者之一。
随着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随着人民解放军的步步胜利，周扬将成为整个中国文艺工作的领导者。
周扬端坐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 台上。他是这次大会 团副总 。
相比之下，胡风不免黯然失色。
虽然，十多年来，他精心编辑的《七月》、《希望》杂志，培养了一批诗人、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形成影响颇大的“七月派”，但在政治远重于文学的中国，这种文学上的成就，在今天，是微不足道的。
更何况，他的文艺思想，“七月派”的创作，早在重庆、香港，就开始受到党作家的严厉批判。
那些批判过他的人，今天，同样和他坐在一个大厅里，这不能不使胡风心中有着难以排遣的郁闷和烦恼。
1949年初，胡风从香港辗转入北方解放区时，一方面为自己渴望已久的党事业的胜利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对文坛上的前景、特别是自己的处境如何十分担忧。
去年在香港，党员作家们刚刚集中批判过他的文艺理论以及友人路翎的小说，现在，他们一跃成为领导者，再加上与周扬的旧日积怨，他们会如何对待自己呢？
一走进北平，接踵而至的几件事，对胡风的情绪打击很大，开始感到阴云正在头顶翻卷，自己的处境正日益艰难。
他听说：在华北大学，读过他的作品的学生，在鉴定上就要写上“受胡风思想影响”一条。
他听来自延安的作家讲：在延安时期，周扬在讲演中讲到鲁迅时，总要骂到他。
对胡风打击最大的，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
进北平之前，在石家庄，胡风见到过去重庆时期领导并支持过他的周恩来。周恩来嘱咐胡风，到北平后和周扬、丁玲研究一下组织新文协的问题。
然而，就在胡风抵达北平的前一天，将旧文协从上海迁至北平的决定已经做出，胡风对此毫不知晓。
到北平后，也没有任何人和他谈过处理旧文协和组织新文协的问题。而过去十年间，胡风一直在文协负责实际领导工作。
胡风被冷落一边，没有人找他商量组织新文协问题。他不由醒悟到，他已经失去信任。
紧接着关于《文艺报》编委的工作安排，胡风产生了抵触情绪，对周扬等人的做法极为不解和不满。因为周扬官气十足，事先没有和胡风商量就任命胡风为《文艺报》编委。
胡风拒绝担任《文艺报》的编委，成为和周扬的第一次不愉快的新冲突。随后，在起草大会报告上，胡风又一次表现出他的消极情绪，作出另一个错误的决定。
在3月召开的文代会筹委会上，胡风被选入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其他成员为：阳翰笙、叶圣陶、冯乃超、周扬、茅盾、胡绳、黄药眠、钟敬文、杨晦等。
这些人中，有的和胡风交过锋，是1948年在香港批判胡风的主要人物。胡风无法迫使自己静下心与他们坐在一起，再加上已经感觉到的不信任感和受人冷落，他拒绝参加起草关于国统区文艺工作的报告。
胡风的这个不妥当的决定，导致对手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总结历史、打击“胡风派”。
胡风从来将自己视为左翼作家的一个重要代表，视为中国党事业的分子，对于中国党的胜利，他非常自然而然地视为自己的胜利。
对即将诞生的共和国，他翘首相望，赞歌不绝；可对共和国的第一次文艺聚会，他却矛盾重重，甚或失去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