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五七年在工农中的反右运动 使大跃进通行无阻（2）
为农民请愿者都是右派
当城里的右派揪得差不多时，县以下城镇、农村的反右运动也就开始了。 五七年七月间，城市里的右派已经被斗得呜呼哀哉，毛泽东指示在农村开始搞“鸣放”和反右运动。他干脆不要伪装，直截了当地指示全党，再次使用引蛇出洞的法宝：“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先让农民进行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批判之。”
凡对农村“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的真实情况有所了解，同情农民疾苦的基层干部，为农民的处境呼吁请愿者，无一例外都成了右派。 譬如一九五七年春，在江苏省委召开的干部会议上，仪征县大仪乡党委书记张志渠象赵树理那样反映了农村的真实情况：“目前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对现实不满，他们不满的实质是要求改善生活。有的贫农劳动一年，连口粮都拿不回来，说没有（过去给地主、富农）当雇工好。”仪征县委合作部长徐宽道说：“我对农民生活做过若干调查……农民生活……只是在日用品方面有改善，粮食方面没有改善。合作化以后，大部分农民生活比合作化以前低，甚至不如解放以前。过去……猪子每户四、五头，车水时一天要吃六、七顿，现在连粮食都吃不饱，豆腐也吃不到……” 因为替农民说了话，这两位党的干部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甘肃省成县县委书记郝万杰、副书记马炎驹认为上级派下的粮食征购任务太重，质问上级“要农民还是要粮食？”他们要求多留一些粮食给农民，结果二人也成了右派、“党的叛徒”。河北省武邑县，以县委第一书记苏波为首的三位书记于一九五八年五、六月间向上级报告说，由于留给农民的粮食太少，“逼得群众卖儿卖女，拆房扒屋，上吊自杀，变卖家产，离乡背井，要饭讨生”。他们决定开仓放粮，放了一百九十多万斤粮食给农民。三位书记因而一起“堕落成了右派反党分子”。五七年底，甘肃民乐县“查产”，到农民家中挖粮食，引致部分农民饿死，三堡乡党委书记保世雄于五八年二月化名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农村缺粮的情况。结果被打成“反党分子”，开除了公职。
全国两千余县，右派抓了约三十万，为全国右派总数的一半左右。这些都是够称为知识分子和干部的人。工农中的右派并不包括在内。
工人农民中的反右运动 由于右派又叫“资产阶级右派”，给工人、农民扣以“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实在有些不伦不类。所以毛泽东指示“对工人、农民、手工业者，一般不要扣右派帽子”。对从工人农民中揪出来的人，只称“反社会主义分子”，以示与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区别。这自然又源于毛泽东的指示：“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
“资产阶级右派”专给知识分子以及够得上称为“干部”的人佩戴，帽子里都有一个“右”字：“极右派”、“右派分子”、“中右分子”、“右派言论分子”、“疑似右派”。
“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则派发给工人和农民，不含“右”字。譬如小学教师可以定为右派，而小学里的勤杂工就不会成为右派，只叫“反社会主义分子”。 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鸣放多就事论是，并不涉及共产党的政权，但一概被认为是反党。譬如四川荣昌县，一九五六年县委书记强行推广种植双季稻，致使六万亩稻田颗粒无收，鸣放中许多农民及基层干部抨击县委瞎指挥。县委便说他们“放毒”，将五千八百多人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其中四十七人逮捕判刑。
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分子”比“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只少一个“反党”，据中共党史专家廖盖隆说，反社会主义分子也按敌人处理，而且总数超过了右派的数目。 廖盖隆没有说“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总数是多少，但既然多于中共官方公布的右派数五十五万，可知应在六十万以上。这六十万人就是工人、农民中的“右派”，只不过中共从策略出发，不用“右派”这个名称罢了。 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类分子，譬如四川郫县唐昌镇另有创造，在居民中揪出了三十一个“烂言分子”。还有大量的没名目的分子。正如廖盖隆所说：“一些在农村里头划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呀，什么等等，或者没有名称的，那就更多了，恐怕总有几百万人。那些没有统计的不算。”
反右使大跃进通行无阻
在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还只限于文化、教育、艺术、新闻等意识形态领域。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到对粱漱溟的批判等，工人农民未受打击。
将“阶级斗争”在全民、包括工人农民中铺开，是自反右运动开始的。把几十万工人、农民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将成百万农民打成有名目、没有名目的各类“分子”，正是一九五七年底到五八年春那半年间的事。中国农民从未见过这种规模的政治镇压。反右斗争不仅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也使工人农民心惊胆颤。所以五八年春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时，工农和知识分子一样不敢说话。
大跃进开始没多久，各地就举行“社会主义大辩论”。“人民公社好不好？要不要大跃进？该不该放下农活去炼钢？”那同反右斗争一模一样，谁有不同意见就“辩论”谁。名曰辩论，实则斗争。受不了“大辩论”的，索性自杀。如黑龙江省，到十月底之前，“在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中，全省共发生十起自杀死亡事件。”
“反对大跃进”与“反革命”几乎是同义词。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全国大肆抓人，仅江苏省就逮捕了五、六万人。此外，还有县办、社办的非正规的“劳教”场所，收容了数万人。仅以镇江市和扬中县两处“收容劳教场”统计，“四百八十五人中，应该劳教的仅四十四人，占百分之九。劳教人员中，被打、挨饿致死、以及有病加上折磨而死的就有三十二人。” 与此同时，打人、捆人风刮遍全国农村。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杨献珍对此深恶痛绝，他愤愤地抨击那些打人的干部：“有的干部把老百姓剥得干干净净，和西藏的奴隶差不多，就差剥皮。对群众不是打就是骂，比日本人还厉害。为什么有的干部敢于这样？因为他有个名正言顺的借口，就是搞‘共产主义’。” 在这种暴戾、恐怖的情势下，各种荒唐绝顶的行为在全国通行无阻，无人敢阻拦，连毛泽东的老家湘潭韶山也不例外。公社要修水库，“韶山大队的社员在晚稻还没有收割完的情况下全部被调到水库工地。剩下老弱病残只能守家，看着到手的稻谷熟透了烂在地里发芽，红薯也烂在地里。”一九六○年底，毛泽东表弟的儿子贺凤生手持毛五○年写给他父亲的亲笔信到北京，直接向毛告状说：“小铁锅砸了炼钢铁，小灶拆了积土肥，筷子碗碟全部归公。”“红薯烂在田里，犁掉。稻谷不想收，放火烧掉。仓里没得几粒谷，还硬说亩产达到几千斤。为了迎接上级的检查，把好几块里的稻谷移栽到一块田里，硬说是亩产几千斤，就是大跃进带来了大丰收，鬼都笑落牙齿……”
一九五八年的荒唐通行无阻，最终酿成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 五七年七月，毛泽东在部署深挖右派的青岛会议上曾提到因一句“农民在饿死的边缘”而成为“大右派”的罗翼群。他说：“我们要讲右派怎样进攻，我们怎样捉住了一批右派，如广东罗翼群”。罗翼群是广东民革成员，被打成右派后，被当局精心安排下乡“视察”。实则一路组织斗争会，让农民现身说法，说他们的生活是如何幸福，“农民在饿死的边缘”是如何荒谬。报刊也连篇累牍地咒骂“大右派”罗翼群。 然而，过了两年，全国农民就从“饿死的边缘”落进了“饿死的深渊”，三千万人饿死。这时，“大右派”罗翼群再也没人提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364f760101hapm.html

37、河南临汝镇压闹社农民（1）

原题：《临汝闹社风波的前因后果》
来源:炎黄春秋 2015年5期 作者:李素立 责任编辑：清风

1957年2月，发生在偏僻豫西小城临汝县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惊动了毛泽东，随后引爆河南省委领导潘复生、吴芝圃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河南的“潘、杨、王”事件。本文以官方档案和实地调查资料为依据，力求恢复历史的真实图景。

闹社与闹粮
1956年5月24日，临汝县委宣布完成向高级社过渡。一个月后，胡庄乡龙山村就发生了第一起闹退社事件。起因是高级社职位分配和统一调粮等问题引发干群不满。从7月4日起，该村开始闹分社，多次驱打乡干部。县委3次派出监委副书记金长林、公安局副局长程广生等12名干部做工作，3次均被群众围攻。“村里组织拐棍队，老头们拿着拐棍在前面，见乡里、村里来的干部便打，壮年人使木叉，乡长书记都不敢来了。县里工作组来了，说谁再闹社拴谁！有个人过来，程局长的盒子枪顶住了他的腰，把闹社硬压下去了。”
到1957年初，闹社愈演愈烈。1月中旬前后到县政府请愿33起，共860人。杨楼乡小程庄中农李天福半年时间到县和洛阳专区告状10次。打干部8起15人。马庄社党支书靳长兴被打得头破血流，团支书张全有被打得浑身是血。鲁章等4个社拉出牲口50余头，其中32头被卖掉。王堂社辛庄7天内分了67亩地中的10余万斤红薯。杨庄社95亩苇园被私分。
除闹社外，还有闹粮。1957年春夏闹社745户，闹粮5009人，两者规模大致相当。1956年5月30日，袁庄乡牛庄村在生产副组长牛遂义率领下，强行打开仓库，将刚收的973斤大麦分给19户社员。11月21日，上鲁村在阎秀芝、鲁大捞、鲁菊女等带领下，抢分公粮（阎秀芝说是余粮，村干部为加重他们罪名，报为公粮）6191斤。据统计，全县阻运公粮8起，阻运统一分配调粮15起，开仓分粮7起，共42100斤。
关于闹社的规模，临汝县委1957年元月报告，涉及17个乡39个农业社96个生产队1.58万户7.16万人，4月份报告“澄清”为2917户5971人。西赵落第二农业社社长许新说：“要放任不管的话，至少70%～80%的社员要出社。”时任庙下乡湾子社会计的阎老三说：“大部分人不愿意入社。闹社时观望，想闹的多了。”
闹社的原因如下：
1.临汝县从1956年掀起“群众性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从4月20日到5月13日，短短20多天时间，高级社从原有的60个发展到271个，入社农户达98.6%，许多农民被强制入社。纸坊乡龙泉社曾召开9户退社户座谈会，有7户称入社时思想就不通。西赵落起初闹社的22户也是如此。退社户郭某说：“入社时我想不通，干部李福智给我报上了名。”
2.入社后收入减少，饥饿的现实和入社前宣传的“富裕的生活”形成了强烈对比。辛庄闹社头头辛清臣，原来是木匠，收入颇丰，合作化后，被迫从事他不熟悉的农业劳动，收入大大减少，再加上干部作风恶劣，遂领头闹社。1957年上半年纸坊乡西赵落起初要求退社的22户中，收入减少的有21户，其中减少30%以上的19户，有6户更是减少50%～60%，只有1户增加收入1%。他们说，单干时有吃有花还随便，入了社，缺吃缺花不自由。“退社司令”李畔山，土改中分到了车辆、牛具、土地、靛池，家里年年粮食有余，盖起了7间新房，还买水地一亩。1956年，他在大势所趋情况下入了社，自然感到“吃了亏”，“不自由”，留恋土改后单干的一段生活。
3.不同村子合成高级社，统一分配引发矛盾。龙山村的土地为水浇地，生产小麦，产量较高，温庄和上、下冯沟的地质较差，产量低，多产红薯，几个村子组成龙山社后统一分配，龙山群众感觉吃亏。连庄和陈寨是邻村，长期以来有积怨，互不结亲，1955年两村人均收入分别为35元和57元，组成连庄社后统一分配，人均收入减少到27元。
4.合作社干部生产瞎指挥、多吃多占、财务不公开、作风粗暴。西赵落在历史上主要种大葱、青靛、甘蔗等经济作物，多则三四百亩，少则百十亩，入社后上级强制压缩到几十亩，仅大葱一项就少收入55800元。王堂社支书等3人，利用特权私用社钱380元，会计等3人进城看戏，拿社里15元做零花钱，普通社员有病要几角钱买药都不给。西赵落南张村组长私盗红薯300斤，留王社第三队队长、保管等7个干部集体贪污粮食2000多斤，红薯款27元。纸坊乡1957年入春以来，干部捆绑殴打社员事件发生5起。
对于闹社，临汝县委的结论是：“仍属于人民内部正当要求未得到合理解决，加上干部本位、自私与某些敌人挑拨活动所引起的”，提出的解决方针是：“加强思想工作，解决实际问题，避免冲突”，同时强调“追查打击敌人”，如平息龙山闹社，一度准备逮捕4个领头人，未获洛阳地委批准。上鲁村抢粮12天后，1956年12月3日下午，县法院在该村召开公审大会，宣判抢粮的鲁菊女、阎秀芝、鲁大捞等是“坏分子”，举办两期学习班，集训“坏分子”和“不满分子”84人，强迫他们写悔过书。

“小匈牙利事件”
1956年12月14日到16日，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来临汝县视察工作。听取汇报后，吴定性为“反对社会主义的骚乱”，“小匈牙利事件”。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当时因病休养，吴主持工作。1957年1月，河南省委向全省发出《关于临汝县“闹社”问题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严厉批评临汝县委：“对于社里边的纠纷，不能用果断的态度加以及时的解决，甚至对于反动分子要搞垮社的破坏活动也不能够毅然决然地加以严厉的镇压。”
在压力下，临汝县委对闹社重新处理。除已逮捕的阎秀芝等4人外，又逮捕12人，并在多地召开公审大会。已在押的阎秀芝、鲁菊女等的处罚陡然加重，刑期均由半年加长到5年。
连庄是当时闹得比较凶的村子。1957年元月的一天早上，16岁的连三立拿着锄头，挎着篮子去地里溜红薯，看到寨墙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站满了端着短枪的干警，把整个村子都包围了，他也被拦了回来。那一天村里带头闹社的连彦、连捞等4人被五花大绑捉去，第二天和连圪的连全娃等人，在温泉镇公审。
参加闹社的青年农民陈新年也被公安人员严厉警告：“你也就差一根绳了！”陈心里恐慌，逃亡陕县要饭21年。

“人民内部矛盾”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到临汝等地的闹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4月，因病休养两年多的潘复生恢复工作。在他主持下，河南省委定性临汝闹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1月的处理是错误的。7月，省委还向全省发出了《关于重新处理临汝闹社问题的决定》，调整了临汝县委领导班子，派出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率工作组到临汝县，将被逮捕的辛清臣等6名农民无罪释放，受到错误处理的党、团员也被纠正。

但深层问题没有解决，临汝县农村闹社在1957年仍持续发酵。上半年有745户农民闹社，另有2000户左右在观望、酝酿，另有1100人外出逃荒和寻找其他职业。其中到省会郑州请愿退社的有172人195次。车渠社还有2户到北京请愿。城东纸坊乡西赵落是闹社的领头羊。截止到6月21日，该社要求退社户有22户，占全社527户的4.17%。22户中，到过郑州上访的有19户，其中去一次的8户，去两次的8户，去3次的2户。西赵落社南张村的李畔山从4月份开始，4次到省会告状退社，并串联了9个村60多户农民退社，被群众称为“退社司令”。
潘复生认为，同富裕中农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他经常到省委人民来访接待室听取群众意见，做闹社农民的思想工作。李畔山、小程村的李天福、小屯乡毛庄社的刘胡山等到郑州请愿，都曾受到潘复生的接见和招待，还送给路费、棉大衣等钱物。1958年5月，吴芝圃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批判潘复生：“临汝县到省委要求退社的富裕中农，回去时路过登封县沿途宣传：‘我到省委坐沙发了，女人给我倒茶。’”7月4日《河南日报》报道“（潘复生）对要求退社的富裕中农亲自接待，支持他们退社，而且说‘退社不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亲自授意农村工作部起草了七项退社办法……，在他们私自召开的两次县委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第一次他叫王庭栋去讲退社办法。在（1957年）7月17日第二次会议上，杨珏又大讲特讲退社问题，……而且潘复生还亲自出马，批准富裕中农退社，例如1957年6月4日，他批准嵩县王沟村佃中农李嵩年退社……”。

38、河南临汝镇压闹社农民（2）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潘复生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否定吴芝圃的定性，重新处理临汝闹社事件，激化了两人原有的矛盾，成为日后反“潘、杨、王”运动的导火索。
1952年平原省取消，原第一书记潘复生调往河南任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改任第二书记。1956年，吴成为八届中央委员，而潘仅是中央候补委员。吴自恃资格比潘老（吴、潘的入党时间分别为1925年和1931年），不甘居于潘之下。加上潘复生、杨珏等到了河南后，吴明显不合作，省委会议多次不参加，忙着搞甲骨文，还“一度想去教书”。1954年潘复生因病休养，吴芝圃主持工作，立刻换了一个人，劲头很大。然而，正在兴头上的吴，却在闹社问题上被潘复生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1957年6月，随着“反右”，政治空气急剧左转，潘复生不能不“紧跟”。7月31日至8月2日，他和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召开临汝、新乡等4县县委书记座谈会，决定在全省农村开展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县、区、乡干部中进行整风、整党，主要目的是批判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批判党内干部的右倾思想，同时结合打击地主富农的反攻倒算和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行为。在农村着重就统购统销是否正确，合作化有没有优越性，农民生活有没有改善，对镇反、肃反如何正确估价，对地主的倒算与反革命活动要不要惩办，农业社能不能增产等问题进行辩论，开展两条道路斗争。这个决定比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早一周。
吴芝圃敏锐地看到，潘复生在农村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及“反右”等一系列问题上“右倾”，便在1957年8月4日至14日召开的河南省委扩大的五次全会上突然发难，批判潘复生的“右倾”错误，迫使潘做检查。第二年5月，将潘与杨珏、王庭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报中央同意。
潘靠边站了，河南省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临汝县的这场运动从1957年8月5日开始，到1958年2月，闹退社的745户均进行了检讨，表示永不退社。尚庄乡上中农张有曾说：“现在不如旧社会，毛 再领导几年把人饿死完了，合作社不如单干，杀了我也要退社。”经过反复辩论，他只得承认自己资本主义思想严重，想单干发财。大陈农业社的陈朝荣闹退社，到地里找界石，私积30车粪，准备要回自己的土地单干，和社竞赛。经过辩论悔过：“我选择的是邪路，不能走。”当天把30车粪送进合作社内。全县单干户622户，经运动有399户申请要求入社，到1958年2月已吸收365户。
经过辩论，巩固了统购统销制度，转变了一年多来闹粮的面貌，大大推动了粮食的征购和统销工作。全县运动前征购入库粮食995万斤，经过辩论，到9月下旬又入库夏粮326万斤，压缩返销粮130万斤。沙沟魏全社87户，有69户叫喊不够吃，沙沟魏生产队9户新老中农，有8户闹着不够吃；辩论后，叫喊不够吃的69户中有49户承认有陈粮。村中有两个妇女，因说360斤免购点不够吃，被全社女社员辩论两晚上，最后都承认够吃。
全县对4129户有“反动言论”的富裕中农进行了指名辩论，占富裕中农户的17.2%，占全县总户数的4.3%；有的干部对农民产生报复情绪，运动中发生打人14起，捆绑14起，罚跪12起，逃跑24人，自杀2人；全县共斗争地、富、反1121人，占地、富、反总户数的17.18%，并对178人判了刑。实际上，早已被土改、镇反、肃反等运动吓破了胆的地、富、反，根本没有参与闹社、闹粮，中宣部温厚华等人的调查报告说，辛庄村6户地主、3户富农都没有参加闹事，也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破坏活动。这些人仅仅因为“阶级敌人”的身份受到惩罚，做了“杀鸡儆猴”之“鸡”。 　　小程社的李天福在潘复生干预后“无罪释放”，这时再次被逮捕，判处10年徒刑。上鲁社“抢粮犯”阎秀芝这次又被改判为5年。
湾子社唯一的单干户、60多岁的阎忽来、鲁小妮夫妇一直坚不入社，因单户无法生产，就与段庄的另一家单干户互助合作。一次，社支书又来动员入社，鲁小妮趁其不防，用镰刀在其脖子上划了一道口子，结果，鲁被判处死刑，阎忽来亦被判刑5年。于是全村再无单干户。湾子社3个闹社头头之一文振江也于9月26日被捕。
闹社最凶的西赵落社是社教和整党整社运动的重点。史向生曾亲自来此做工作，并由省农工部副部长王林、县委农工部副部长任丙寅亲自坐镇。重点批判了副支书闵安等的资本主义思想，党内开除了闵法廷；辩论了闵小眼等19户富裕中农和2户富农、2户恶霸，劳动管制了反动富农闵如化，逮捕了富裕中农许然的老婆，以“阴谋暴乱的反革命集团”罪名逮捕了“闹社参谋长”王耀先以及许文进和纸坊街的翟大河等8人。其中翟1959年5月被镇压，许、王均瘐死于劳改中。“退社司令”李畔山，因为出身贫农，弟弟又是军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在村里戴高帽游行，大字报批判。
《临汝报》开辟专栏，在全县范围内展开李畔山等富裕中农思想的“讨论”，全县农民纷纷在报上痛斥李畔山的“反社会主义言行”。一批“退社团长”“单干团长”也遭到点名批判。在强大压力下，李畔山被迫于1957年10月9日发表“低头请罪”的文章。经过几次申请，他又被批准入社，在生产中处处服从组长领导。在积肥运动中，晚上拉车送粪有一个多月，从未旷工。
在年底的工作报告中，临汝县委宣布，经过这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彻底平息了闹社事件”。
（摘编）
http://m.17kqk.com/qikan/shekelishi/yanhuangchunqiu/lrnsfbdqyhg_14782.html

39、浙江纠正“包产到户”

在反右运动中，“包产到户”被认为是“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受到了严厉批判。
浙江省委作出决定：立即纠正“包产到户”。
1956年5月，浙江省温州地区永嘉县主管农业的副书记李云河，开始在燎原农业社搞包产到户的实验。
实验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当年就获得了大丰收。因此，深受广大农民欢迎，得到了县委和省委主管农业的书记林乎加的支持。
正当李云河准备大展宏图推广“燎原社包产到户经验”的时候，风云突变。
温州地委于1957年1月指令永嘉县委：立即停止包产到户实验，已经搞包产到户的社队，必须立即纠正过来！
永嘉县委第一书记李桂茂原来是积极支持李云河的，接到地委指令后十分为难。
他找到在省委农村工作部工作的一位老同学，探听省委林书记对包产到户的态度。
老同学告诉他：“有传闻说，毛 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变相单干，是方向路线问题。省里对包产到户也不敢再表态支持了。你就听地委的吧，这样稳当，不会惹麻烦。”
李桂茂想想也是，连省委书记都怕出问题，我这个小小芝麻官顶这个作甚。上级指示咋办，咱就咋办，出事有上级组织负责，这样最安全。
于是，他找到李云河，把地委的指示学说了一遍，然后说：“云河同志，我看咱就按地委指示办吧，别顶啦。”
“不行！省委林书记都表过态支持咱们，地委咋还发这样的指示？不象话！”
李云河刚24岁，血气方刚，一听就火了，“他地委不听省委的，咱就不听地委的！”
“我已经把地委的意思报告给省委农村工作部，省农工部让咱们听地委的。”李桂茂劝道，“我看咱们还是按地委意见办吧，咱们何苦自找麻烦呢。”
“李书记，包产到户的好处你亲眼看到啦，广大社员群众欢迎包产到户的呼声你也听到啦。咱们怎么能——”
“云河呀，你别说了。”李桂茂打断了李云河的话，满脸的无奈，“这些我都知道。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作为县委第一书记，我只能无条件地执行地委的指示。请你理解。”
“既然这样，请县委给我保留燎原社的试点。出问题，由我个人负责。”
“可以考虑，看常委们的意见吧。”李桂茂摇摇头，叹息着，“唉，你何必呢。”
3月5日，中共永嘉县委做出《坚决彻底纠正包产到户的决定》。决定说：除燎原社继续试点外，其余地方的包产到户一律纠正。
以3月8日为线，凡三八以前搞的包产到户，只要纠正，既往不咎；三八以后谁再搞包产到户，党纪不允，国法不容。
3月25日，永嘉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专门纠正包产到户。会议强调：三包只能到队，决不能到组到户，否则，就是改变了合作社性质，就是破坏集体经济。凡是三包到户（即包产到户）都一律坚决纠正过来。”
4月2日，永嘉县委又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精神。
会议指出：“包产到户实际上是鼓励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它只对富裕农民有好处。
凡是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必须坚决纠正过来。地委特别指示，燎原社的包产到户试点，立即取消，坚决纠正，不准再搞。”
省委和地委组成的联合工作队，于7月1日来到永嘉。队长是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吴犁，副队长是地委农村工作部长胡岩。
7月3日，永嘉县委召开常委办公会议，工作队正副队长参加。县委第一书记李桂茂主持会议。
李桂茂首先对工作队表示欢迎。然后说：“请吴部长和胡部长传达省委和地委的指示。大家欢迎。”他带头鼓掌。
吴犁部长按按眼镜，满脸严肃地开始讲话。他首先传达了省地委关于纠正包产到户的指示，然后说：
“燎原社的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听说这股‘星星鬼火’大有燎原之势，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必须扑灭！”

40、李云河据理抗争

李云河立即反驳：
“燎原社的包产到户不是单干，而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土地仍是集体所有，这就是说生产资料仍然是公有制，社、队干部仍然存在，照旧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这怎么叫单干？”
“实践证明，包产到户这种责任制的形式，能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能增产丰收。”
“打下粮食，首先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农民再也不用吃国家的救济粮了；社队提取足额的公积金、公益金和其他款项，这就增强了集体经济；农民增加了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体会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这怎么能叫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不是‘鬼火’，而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之火’，我们应该研究它、扶植它，逐渐使它完善起来。”
吴犁勃然大怒，一拍桌子，吼道：“你是强词夺理！一派胡言！”
李桂茂急忙打圆场，故作严肃：“李云河同志，注意你的党性！”
胡岩声色俱厉：“李云河同志，燎原社的包产到户是你搞起来的，永嘉的包产到户的邪风是你带头刮起来的。你无视组织纪律，个人为所欲为，你眼里还有党么？我警告你：必须悬崖勒马！不要再执迷不悟！”
李云河毫不示弱：“不错，燎原社包产到户的试点是我搞的；永嘉推广燎原经验也是我提议并身体力行的。不过，这不是我个人为所欲为，我是按中央指示办的。”
他从书包里掏出了一份文件，扬起来让大家看，接着说：“这是中共中央批转广东省委的报告，我给大家读一段”。
他读道：“某些深远山区、二三户的小村庄也可以包产到组，个别不适适宜集体生产和零星的农活，也可以包产到户。”
他又从书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扬了扬，说：“这是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他读道：“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搞生产责任制。至于责任制是什么形式，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确定，不要一刀切。生产责任制是新生事物，要加强研究、大胆试验、不断探索、逐渐完善。判断责任制的好坏标准，就是毛 说的，看是否能增产。”
李云河收起了文件，坦然说：“燎原社的试验刚刚开始，有许多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探讨和试验，比如，生产责任制是否仅限于生产责任和产量责任？两个责任是否应该统一？两个责任是否应该统一到组到户？我认为，包产到户这种生产责任制的形式，应该允许继续试验下去，不能一棍子打死。”
吴犁大声呵斥道：“你这是诡辩！是断章取义，歪曲中央的指示！单干已经搞了上千年，还试验什么！你想对抗省委么？”
胡岩随即跟上帮腔：“李云河同志，你不要玩文字游戏了。我再次警告你：不要再坚持错误！否则，你要后悔的。”
李桂茂和其他常委们也相继发言，批评李云河。
最后，县委决议：坚决纠正包产到户，不允许再搞试验。李云河在表决决议时没有举手，他抗声道：“我保留意见！”

李云河据理抗争

41、农民欢迎“包产到户”

会后，吴犁在县委坐镇，指挥永嘉纠正包产到户。胡岩带领工作组进驻包产到户的发源地——燎原社。
他进村后立即召开干部会，传达省、地、县三级党委关于纠正包产到户的指示。
他声色俱厉地批评燎原社，说：“燎原社的包产到户是变相搞单干，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人说它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看它是‘星星鬼火’，正在破坏集体经济。我们必须坚决扑灭这股‘鬼火’！”
县农村工作部派驻燎原社的干部戴洁天委婉地反驳：
“胡部长，我们只是在进行生产责任制一种形式的试验，不能说是单干。土地还是集体的，还要提取公积金、公益金，还要养活‘五保户’，只是把土地的部分经营权交给了社员。”
“试验只进行了不到一年，就获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丰收，集体经济增强了，社员生活也提高了。广大农民都欢迎这种责任制呀。”
说着，他就掏出了一个笔记本，念出一连串包产前后粮食产量、社队和社员收入的对比数字。
“别念啦！”胡岩粗暴地打断了戴洁天，“哪个农民欢迎？是那些富农和富裕中农欢迎！你是在为富农和富裕中农说话。你的立场站错啦！”
“你说的不对！贫下中农也欢迎包产到户！”二队队长张铁牛听到说他们是“星星鬼火”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他是三代贫农，年轻气盛，实在忍不住了，就气呼呼地大声说，“我们二队一共21户，18户是贫下中农，他们都欢迎包产到户。不信，你们工作组就一户户调查去。”
支部书记、社长王国平说：“胡部长，我们这里有个顺口溜，说包产前是‘队长敲破钟，社员慢腾腾，出工一窝蜂，干活瞎糊弄。’包产后是‘队长不敲钟，风雨都出工，细作又精耕，干活特认真。’你看，实行生产责任制，就把社员的生产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啦！”
于是，干部门七嘴八舌地都讲起了包产到户的好处来。
“别说啦！别说啦！”胡岩不耐烦地打断了大家，斩钉截铁地说，“你们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纠正包产到户是省、地、县三级党委的决定！你们不通也得执行！谁敢反对，党纪国法不容！”他吩咐王国平：“今天晚饭后召开群众大会！”
群众大会的会场在小学的操场。农民们听说这次开会是要纠正包产到户，吃过晚饭就都早早的到会了。一些老头老太太也都拄着拐棍来看稀罕。
包产到户让他们全家吃饱了肚子，过了个好年。他们害怕国家不让包产到户。“老天爷保佑，可别再瞎折腾啦！”
胡岩开始讲话。他声嘶力竭的喊道：“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阶级敌人在破坏我们集体经济呀！包产到户是独木桥、死胡同，是要让我们广大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呀！”
会场骚动起来，夹杂着咒骂声：
“放你妈的狗屁！”
“老百姓刚吃口饱饭，你们咋就又折腾来啦！”
“我就不明白，你们到底是共产党的官，还是国民党的官？咋就不愿意老百姓丰收呢？”
“ 的，你就是来让我们受二遍苦呀！”……
“要安静啦！别说话啦！”支书王国平大声喊着，维持秩序。会场又恢复了平静。
“有人说，你们燎原社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燎什么原？”胡岩声色俱厉，“这是想分田单干回到解放前！你们这里的火，是‘星星鬼火’！是搞单干的鬼火！是走资本主义的鬼火！必须扑灭这股‘鬼火’，谁再搞包产到户，国法处置，决不容情！”
突然，人群里有人大喊：
“包产到户就是好！”
“你他妈的才是‘鬼火’，你来这里是专门点‘鬼火’来啦！”
“揍他个狗日的！”
会场顿时大乱，愤怒的人群一迭连声地呐喊，“揍他！”“揍这个王八操的！”
有几个小伙子冲到 台上，动手要打胡岩，戴洁天、王国平等干部急忙拦住，吓得胡岩慌忙后缩。
会没法再开下去，戴洁天和几个工作组员护着胡岩走了。
愤怒的农民们还在闹闹嚷嚷、骂骂咧咧，直到半夜才陆续散去。

42、打击“闹事农民”

胡岩回到县里汇报了农民“闹事”的情况，县委请示地委。这时，中央关于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刚发下来。
地委指示：这是地、富、反、坏和右派分子在挑动农民闹事，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要让公安迅速介入，发动群众，把这一小撮阶级敌人挖出来，绳之以法！
经过一番深挖，燎原社的一小撮“阶级敌人”终于被挖了出来：那个喊“包产到户就是好”的家伙叫徐适存，经过查他的三代，竟是个‘漏划富农”，于是以“破坏合作社”的罪名，被判处徒刑20年，后来死在监狱里；
还有个叫诸葛邦寅的农民，到处鼓动包产到户，是一群热衷包产到户农民中的核心人物，因此被确认是“右派首脑”，经查社会关系，他表兄是个土改时被镇压的恶霸地主，于是被逮捕判刑。
工作组乘势贯彻中央关于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文件精神，在燎原社开展了关于合作化的大辩论。
许多积极搞包产到户的干部社员都受到了辩论、批判或斗争。王国平、张铁牛等几个党员干部也被扣上了“极右”的帽子，被撤职、开除党籍。
燎原社包产到户的“星星鬼火”终于被扑灭了。
温州地委以此为契机，兵分两路对包产到户进行围剿：
一路是，在全地区农村开展大辩论。凡是拥护包产到户的、闹退社的、反对粮食统购的，甚至是给个别社队干部提过意见的，对合作化发过几句牢骚的，统统受到了辩论、批判或斗争。
有的人还遭到了捆绑和毒打。
有个富农家庭，其三间厢房被农业社借去做仓库，约定两年后归还，到期后农业社硬是不还。富农的儿子要结婚，急需用房，就和社队干部发生了争执，结果被辩论斗争个死去活来。
最后，这个富农儿子以“反攻倒算”、“破坏合作社”的罪名锒铛入狱。
经过一个冬季的大辩论，战果辉煌：
有20多人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粮食统购、破坏合作社等罪名被判了徒刑；
还有许多人被扣上了“漏划地主分子”、“漏划富农分子”、“坏分子”、“反革命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帽子，被批判、辩论、斗争，被整得喊爹叫娘，最后交由群众管制、监督劳动；
还有不少党员干部也被扣上了“支持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等帽子，被撤职、开除党籍。
另一路是，批判搞包产到户的“罪魁祸首”。
1957年8月8日，中共温州地委召开扩大会议，重点批判李云河。会议给包产到户定了性：“包产到户是路线性、原则性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资本主义思想的反映。
实行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要使合作社完全变质和解体。”
会议决定，“对包产到户必须坚决纠正，严肃批判，彻底打垮它的思想基础。”
会议给李云河罗织了六大“罪状”：
第一，李云河主动要求并具体试验包产到户；
第二，为包产到户极力唱赞歌；
第三，一再坚持推广包产到户；
第四，拒不接受批评，上推邓子恢“指示”，下推群众“要求”；
第五，李云河是农业书记，既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又负有具体责任；
第六，李云河以县委副书记的名义发表文章，宣扬包产到户，流毒全省，影响极坏。会议命令李云河在报纸上共开检查、肃清其流毒。
《浙南大众报》详细报道了地委扩大会议的盛况，并配发了编者按。编者按指出：
“李云河一再坚持与推广包产到户，曾一度为某些干部所接受，在我区合作化事业上造成了严重不良后果。希望各地农村干部、社员，对照本地具体情况加以讨论。欢迎大家把讨论情况写成稿件寄给本报。”这以后，《浙南大众报》甚至以整版的篇幅发表批判包产到户的各种文章。
温州地委上下两路对包产到户的围剿，再加上报纸的推波助澜，其声势如排山倒海，无坚不摧，是包产到户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43、横扫“包产到户”

1957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温州纠正包产到户错误做法》的文章。
第二天，新华社向全国作了广播。文章说：
“包产到户这个办法，是中共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去年派人到农村试验后搞起来的。李云河错误地认为包产到户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
“于是在去年冬季向永嘉县区乡干部作介绍，并布置各区多做试验，……今年春天永嘉县有200多个合作社实行了包产到户。”
“温州各县曾出现一股‘包产到户’的歪风，共约有1000个合作社，包括178000户社员（占入社农户15％），实行了这个错误的做法。……”
“中共温州地委在8月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对包产到户开展了辩论和批判，统一了认识，决定坚决彻底纠正这种错误做法。”
“温州各县也在干部中进行了辩论和批判，许多干部检查了自己的右倾思想。9月下旬召开的中共永嘉代表大会严厉地批评了李云河的错误，李云河在会议上作了检讨。”
此文发表的同时，《人民日报》还专门配发了《揭穿包产到户真面目》的评论员文章，断定包产到户是“极端落后、倒退、反动的做法。”从此，永嘉包产到户闻名全国，成了全国反右大辩论中的典型。
浙江省以及全国的广大农村，在贯彻中央《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中，以温州地区开展反右大辩论的典型为样板，开展了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
那些拥护包产到户的、闹退社的、反对粮食统购的、给社队干部提过意见的，对合作社说过牢骚话的，对共产党的政策有过怨言的，都受到了批判、辩论与斗争。
有的被判刑劳改；有的被戴上“五类分子”的帽子，监督劳动；许多人不堪忍受辩论而自杀，不少人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这场镇压，使得人们一听到“包产到户”就吓得变色，对共产党、对农业社再也不敢说半个“不”字。
农村干部和农民们，只能顺着毛泽东所指引的金光大道（精光大道），蹒跚前进。
1958年2月，温州地委书记坐镇永嘉开展县委机关的反右斗争。县委机关的墙壁、饭厅和小礼堂，都贴满或挂满了揭发批判李云河、戴洁天等人的大字报.
连曾支持过李云河后来又反戈一击的县委第一书记李桂茂也名列其中。李云河自知在劫难逃。
2月的一天，风雪怒号。在县委小礼堂召开了批斗李云河的大会。会场上贴满了标语、大字报和漫画。一幅漫画上，李云河手持双刀恶狠狠的向社会主义砍去。
会议由地委书记主持。李云河站在台上作检查。检查最后，李云河不得不承认：“我是包产到户的罪魁祸首，我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然后，低着头站在台上，等候革命群众的批判。
地委书记郑重宣布：
“我代表地区党委宣布：给李云河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会场立刻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打倒右派分子李云河！”“打倒包产到户的罪魁祸首李云河！”“李云河搞包产到户罪该万死！”“李云河反对合作化就让他灭亡！”……
接着，一群积极分子依次跳到台上，对李云河进行揭发批判。他们各个满脸杀气、怒目圆睁、声嘶力竭、唾沫飞溅，把一盆盆的脏水往李云河的身上泼，把一顶顶的帽子往李云河身上扣。
批判声中，还夹杂着一阵阵的口号声。整个会场充满了同仇敌忾的火药味。此时的李云河已经成了案板上的肉，有口难辩，只有低头认罪。
随后，戴洁天等人也依样依次被批判斗争。
最后，党对李云河等人作出了处分决定：
李云河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工资由15级降到19级，下放工厂劳动改造。
戴洁天是地主家庭出身，被戴上“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两顶帽子，开除公职，管制三年，举家遣送回原籍，监督劳动。
李桂茂支持过包产到户，念其后来反戈一击的态度，从轻处理，定为“中右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工资由13级降为16级。
农村工作部部长韩洪昌、副部长吕克熙与周祥千、农业局长胡宣哲，均被定为“右派分子”。农工部秘书潘长平没达到“右派标准”，就定为“坏分子”。
这些人一律撤职、降薪、劳动教养。
浙江温州地区永嘉县的反右派斗争战果辉煌！

44、环江镇压“包产到户”

环江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县治在思恩镇，距南宁334公里。大、小环江流经县境，故名环江县。
1955年8月22日，中共广西省委召开区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省委书记陈漫远传达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各级干部回县以后，按照县委的统一部署，全县大批“小脚女人”的“右倾保守思想”，由县委书记张德亲自挂帅督导，很快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
1956年1月，环江县农村普遍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的农户必须把土地和生产资料全部交给高级社统一安排，取消土地分红，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
在大办合作化运动中，各级干部对农民采取“一哄二抬三强迫”的办法，一时闹得人心惶惶，乱子四起。
干部们对农民大搞宣传攻势：
“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
“土地是共产党分给农民的，共产党带领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合作化是让农民共同富裕的路。”
“合作化，集体劳动，走苏联老大哥的路。苏联的集体农庄，拖拉机耕地，自流化灌溉，康拜因收割，种地不用人力，全都是机械化大生产。”
“实现合作化，搞集体生产，人多力量大，搞起生产有干劲。”“入社光荣，不入社可耻。”……
干部们在农村和社会上大造“入社光荣”的政治声势。尤其在转高级社时，入社成为政治待遇，对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实行群众评议，表现好的，可以摘帽入社，否则入社后实行管制劳动改造。
因此，不入社的人社会地位比地富还低。许多没入社的群众只好蜂拥而至。对还不愿入社的人，一卡二压三批判。
干部们为了完成任务，对不愿入社的群众实高压，发动已经入社的社员，开会批斗那些不愿入社的群众，经常是边批斗边打骂，搞得那些不愿入社的人一听说开会就紧张害怕。
你越害怕，批斗会开得越热闹，白天开了晚上开。有的干部还实行严厉手段，对没有入社的群众，牲畜不能上山吃草，孩子不能上学读书……结果全县很快实现了高级社化。
高级社给农村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给农民带来了许多恐惧、担忧、困难和麻烦。
高级社实行生产资料充公，生活资料按劳分配。用群众的话来说，就是土地共产，耕牛、农具充公，干部捏着社员饭碗。
因此，一说到马上要搞高级社，农民们怕共产，纷纷卖牛、杀猪、宰羊、杀鸡杀鸭、砍树……一时间造成环江县农业生产的大破坏。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折，加上1955年发生春旱，导致粮食产量大幅度减产。
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全县粮食总产量由1954年的5618万公斤，下降到4749万公斤，减产15．47%。
其中减产严重的地方，如下南区，粮食减产31．2%。而粮食减产，征购粮反倒增多。因而造成严重粮荒。
据1956年3月统计，全县农村粮食缺口达500多万公斤，其中下南区缺粮106．5万公斤，缺粮户4466户，占总农户数的86．3%。群众生活十分困难。
下南的老秀才编了首民谣，农民们拿了做歌唱：“高级社，不高级，集体生产真寒心。干部脸色像老爷，出工分粮都扯皮。出工要跑几十里，收工摸黑没饭吃。一年到头忙生产，年底粮食难充饥。不管
天，不管地，要田拖牛单干去。”
由此而来，社员拉牛退社的现象大量发生。据水源、下南、驯乐3个
区的不完全统计，要求退社的农户有566户。
为巩固高级社，解决退社问题，1956年8月，环江县委书记王定亲自带领调查组，深入到毛南族聚居的希远和景阳两个高级社进行调查研究。
王定是一个求实爱民的干部。他根据希远社采取的“小作物下放到户”的办法，确定了符合县情而又能应付八方的政策。
地处山区，居住分散，群众文化低，生产力水平低，并社转社过快，规模过大，经营管理过分集中统一，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实行改革，大社划小。
措施有三：规模过大，居住过于分散的社，分为若干独立核算的小社；保持大社原有组织，下设若干独立核算的分社；大社规模不变，对一队多屯，各屯收入又悬殊的生产队，适当分小，自负盈亏，单家独户则采取“包产到户”。
凡山区社队都可以推行“小作物下放到户”的办法。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全国各地都发生过“大社划小”、“三包到队”、“包产到户”的情况。
但是，环江县委的改革方案和措施，却具有极典型的意义。
随后，县委经过试点，很快在全县推行“三包一奖”，“包产到户”，“小作物下放到户”的办法。
因而有效地解决了社员拉牛退社的问题。1957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4894．5万公斤，比1956年增产739万公斤，增长17．78%，山区社队小作物生产得到恢复，群众生活有了较大提高而深受社员欢迎。
1957年2月，广西省委工作组到环江县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当他们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报告了省委。
在省委几次督促下，宜山地委几经肯定又“纠偏”的风波，终于对环江县委进行了改组。
1957年5月，宜山专署副专员戴春涛任环江县委第一书记，县委成员大多数人“靠边站”。
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环江县委于8月18日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进行传达和贯彻，到会干部有三千多人。
接着，全县开展起全民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对推行“三包一奖”，“包产到户”，“小作物下放到户”的原县委书记王定、副书记东丙庚、陈朝鲜、水源区委书记覃春田、明伦区委书记邹本源、大安区委副书记韦灿如进行严厉批判，并将他们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
县直机关和区乡干部中，也有一大批人受到株连，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还有一大批支持和实行环江县委改革方案的基层干部受到批判斗争，其中6人被判处徒刑。
1957年12月，“为了加强环江县委的领导班子”，中共广西省委决定调洪华任中共环江县委第一书记。
洪华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加大“反右斗争”的力度。环江本来就因推行“三包一奖”，“包产到户”，“小作物下放到户”而成为“反右斗争”的重点县。
从此，环江县的人民就在洪华的统治下，踏上了大跃进苦日子那暗无天日的路程！

45、 钱塘观潮赋诗
看着他亲自发动和指挥的反右派斗争，以及农村开展的大辩论，取得了如此辉煌伟大的胜利，志得意满，踌躇满志。
他的思想来了个大转弯，不再认为群众闹事是官僚主义造成的，而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
右派分子的进攻是多么猖狂呀！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孰料，反击右派的命令一出，全党立刻雷厉风行，弹指间，右派们被打得落花流水。
对党、对社会主义，对他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再也没人敢说半个不字！
在反右派深入展开之际，在 提议下，中共中央于8月8日又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在农村中就农业社的优越性等问题举行大辩论。
辩论的目的是“进一步弄清国家和农村中的大是大非。”
“实质上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辩论。”其标准之一就是对农业社的态度。
要乘着反右派斗争威势，在农村开展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镇压那些搞包产到户的、闹分社退社的歪风邪气，巩固并发展合作化运动，为发动农村大跃进做好思想和舆论准备
9月9日， 乘专列来到杭州，11日，到海宁七里庙观钱塘江大潮。
那排空而来的滚滚波涛，飞雪扬冰，撼天动地，犹如千军万马冲杀而来，杀声震地，喊声震天。
他联想到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想象着农村轰轰烈烈的大辩论。
他想到，搞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像钱塘江大潮般的声势，不能凄凄戚戚、冷冷清清。他暗下决心，反右派斗争之后，一定乘胜前进，高举阶级斗争的旗帜，造成钱塘江大潮般的声势，整肃以周恩来为首的大大小小的“小脚女人”们，发动亿万群众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
这时， 的脑际已经浮现出钱塘大潮般的波澜壮阔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图景。他豪情大发，吩咐“拿笔砚来！”挥毫写就七绝一首《观潮》：
千里波涛滚滚来， 雪花飞向钓鱼台。
人山纷赞阵容阔， 铁马从容杀敌回。
下定决心，要批判“反冒进”，发动大跃进！

千里波涛滚滚来， 雪花飞向钓鱼台。
人山纷赞阵容阔， 铁马从容杀敌回。

46、三中全会 反“反冒进”

取得反右斗争和农村大辩论的伟大胜利后，立即动手整肃以周恩来为首的“小脚女人”们，以发动他的钱塘江大潮般的大跃进运动。
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把藏在 意识中的“阶级斗争理论”激发出来。
坐在菊香书屋的宽大的藤椅上，吸着香烟，静静地思索着。
他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把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和国内的罢工、罢课、闹退社、包产到户等事件，特别是右派猖狂进攻的事件，都深入地反复地进行了分析。
他透过现象抓住了本质：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还存在着阶级斗争。”
“被推翻的地主阶级的残余还存在，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
“八大把主要矛盾搞错了，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 伸个懒腰，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为什么右派分子胆敢如此猖狂？” 的思想又集中在反右派斗争上。
他发现：右派头头章伯钧在政协俱乐部召开的“六六六”会议与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何其相似！
周恩来们说我“急躁冒进”，右派们攻击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这些言论又何其相似！
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没有匈牙利事件与国内反冒进的影响，右派分子们敢如此猖狂么？
“哼！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你周恩来们反冒进，把右派给鼓动起来了。这回，你们愉快了吧？”
吐了一口烟，把怒火又集中到反冒进上，“冒进与反冒进实质上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那些‘小脚女人’们是站在富农、资产阶级立场上，为富农和资产阶级说话，他们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他们距离右派已经不远了。”
由反冒进又想到了八大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这条方针错了！这是折中主义，和稀泥，不是马克思主义！”
继续思索着，目光时明时暗。突然，他霍地拍案而起，嘟囔道：“必须继续斗争！一定让全党认识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才是主要矛盾，‘冒进’才是社会主义道路。要彻底批判‘小脚女人’，放手发动群众，搞个经济建设‘大冒进’！”
突然，有人轻轻敲门，喊“报告”，是 的卫士长李银桥。李银桥报告说：“ ，小王探家回来了，想向您汇报。”
要求，凡是探家的卫士，都要在家乡进行调查，返回后要向他汇报——这是 进行调查研究的一种方式。
“让他进来嘛。” 露出了慈祥的笑容。
小王走了进来，把一份调查报告恭恭敬敬地递给了 ，然后说：“我们家乡农民的生活还很苦，这就是他们经常吃的主食。”
说着，就把一个又黑又硬的窝头递给了 。
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用有点颤抖的手接过了窝头，长长地喘了一口气，掰了一块窝头放进嘴里。然后，把剩下的窝头递给李银桥，吩咐说：
“把这个窝头分给所有的工作人员吃，每个人都必须尝尝，体会一下老百姓的生活。”
李银桥掰下一小块放进嘴里，是掺了糠皮的，粗糙难咽。他看着 肃然沉重的脸色，使劲把窝头咽了下去。
“这就是我们农民吃的东西呀！这就是种粮的人吃的饭呀！” 的眼里闪着泪花，低着头，来回踱步，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呢？人民当家作主了，不再为地主种田了，合作化了，生产力应该获得解放嘛！得想个办法，得加快建设速度，慢腾腾的不行！要让老百姓尽快地过上好日子呀！”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的前一天， 招集中央和地方的部分领导同志商量开会的问题。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去年，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革掉了，但人并没有革掉，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
八大刚开过一年，决议墨迹未干， 竟否定了八大决议，这使大家感到吃惊，也很不理解。
会议开始后，与会者对主要矛盾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等少数人同意 的看法，建议全会修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等大多数人不同意柯庆施等人的意见，仍然坚持八大的观点。
他们说：“虽然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反右派，但不应把国内政治生活中一个时期的主要问题，作为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大量的经常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八大决议对当前矛盾的分析是正确的，不能因为这次反右派斗争而改变这种分析。”
10月7日， 在全会的组长会上讲话，再次谈了他对主要矛盾的见解，对改变八大论断的原因做了说明，他说：
“所有制解决了，政治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有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看清楚，所以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那时表现得服服帖帖；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我们又要强调阶级斗争。”
他提议：“对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暂时不公开，不在报纸上发表，只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没有人再讲话。于是，全会接受了 的观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决议被推翻了。
10月9日， 在闭幕式上发表了题为《作革命的促进派》的长篇讲话。
他说：“去年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
他批评的语气越来越尖锐：
“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有人揪住双轮双铧犁这条辫子不放，说它‘冒’了。今天，我还想让它‘复辟’，不知道是否还有人出来反‘复辟’。”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说过，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办法。”
“但是，从这次会议看，大家都是想要促进，没有一篇演说是讲要促退的。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
周恩来默默地听着 的讲话。他非常了解 的脾气，“不干则已，一干就要惊天动地”。他预感到，一场风暴正在向他袭来。
全会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简称“四十条”），这是一个“冒进”的规划。但是，再也没有人说话，八大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从此就没有人提了。
全会决议：反对右倾保守，落实农业发展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
10月25日，《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公开发表。
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社论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要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
这是党中央通过报纸正式发出了“大跃进”的号召。
对社论中使用的“跃进”一词非常欣赏，他说：“这是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
他在对社论的批语中写道：“建议把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从此，“大跃进”这个新的词汇风靡全国。
农业“大跃进”的纲领，就是《农业发展纲要》。“大跃进”拉开了帷幕。

47、农村吹响大跃进号角（1）
农业大跃进的纲领——《农业发展纲要》，是 亲手绘制的农村发展规划蓝图。
它的前身是1955年11月制定的《农业十七条》，规定了12年内（从1956年起到1967年）实现“四、五、八”。
即：粮食亩产黄河以北400斤，黄河淮河之间500斤，淮河以南800斤。
1956年1月，又加进了一些新内容。如：7到12年内基本消灭普通水灾、旱灾和水土冲刷等灾害；5年、7年或12年内消灭“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5年或7年内基本扫除文盲等等。
以后逐渐变成了四十条，最后定名为《1956年到1967年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八大期间及其以后，周恩来等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太“冒”，在做经济计划时就把它抛在一边了。
因此， 批评周恩来“扫掉了农业40条”。八届三中全会，40条又复辟了，成为农业大跃进的纲领。
1957年冬到1958年春的农业大跃进，来势之凶猛、气势之恢宏、规模之壮观，都超过了钱塘江大潮。
笔者当时正在外地上学，寒假回到农村老家，也参加了这场“大跃进”运动。根据笔者的亲身经历及一些资料，可以概括出这场“大跃进”有“六个大”的特点：
第一， 贯彻发动力度大。
八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各省、市、区都立即召开各种类型的会议，层层向下贯彻发动。上至省委省政府，下至各个农业社和生产队，都雷厉风行的动起来：制定计划指标，召开誓师大会，向党写决心书，开展大辩论，组织大会战，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大搞积肥，还有除“四害”。
第二， 宣传舆论声势大。
中央各大报刊和广播电台都开足马力，传达毛 党中央的声音，大造反右倾保守的强大声势，报导各地大跃进的情况。
《人民日报》于11月13日发表社论，题目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
12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经过 修改和政治局讨论过的社论，题目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
社论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
“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于是，本来应该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作用。”
地方的报纸、广播等舆论机器也都纷纷开动，传达党的指示、批判右倾保守、大量报导各地农业大跃进的盛况及先进经验，为农业大跃进大造声势。
报纸上的大小标题，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冠以“坚决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关键在于打破右倾保守思想”、“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扫除思想障碍”等语句，气势咄咄逼人。
第三， 批判辩论压力大。
8月开始的农村反右大辩论的硝烟还没有消散，就又开始了反对右倾保守的大批判、大辩论。
各级干部如果谁对大跃进犹豫怀疑，谁就要被批判为右倾保守，就要检查甚至被撤职、开除党籍。
社员群众如果谁对大跃进抵触不满，谁就要受到批判辩论。如果是中农，就有被扣上“漏划地主分子”、“漏划富农分子”的帽子的危险；如果是贫下中农，也有被扣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帽子的危险。
笔者的老家，县里修水库缺资金，就让农民进行“水利投资”。任务摊派到各乡，乡就把任务摊派给各村，村里就向各户摊派。
村里干部在群众会上讲话：“不缴水利投资，就是反对大跃进，就是反对共产党！不缴不行！没钱卖人也得缴！”
有位叫张英的老头，原来在沈阳经商，东北解放后回到了老家，他老家在土改时被划为富农，他就被戴上了“富农分子”的帽子。
村干部认定张英有钱，给他摊派的投资任务就很大。他说没有这么多的钱，就大会小会辩论他，辩论到后来就是连骂带打。
“老少爷们，我实在拿不出这么多的钱，给我减点吧。”张老头苦苦哀求。
“ 的！我让你再装穷！”一个积极分子上去一脚，把老头踢翻在地。
老头慢慢爬将起来，还没有站稳，另一个积极分子又煽了他一个耳光，恶狠狠地喝道：“再不缴就剥了你的皮！你个臭富农，想翻天咋的！”
张老头实在没有活路，就上吊自杀了。
村干部在大会上讲：“死一个单摆着，死俩双摞着！死了也得缴水利投资。”
于是，就把张英家的座钟、衣箱、板柜、水缸以及一副棺材板都拿了去，抵“水利投资”。
村里农民吓得卖猪卖羊来缴水利投资，有不少人家把口粮和烧柴都卖了。
辩论会和大批判实在是可怕，干部群众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没有人敢对大跃进放个屁。

48、农村吹响大跃进号角（2）

第四，劳动场面规模大。
各省、县都大修水库，人力、畜力都向农民摊派。农民们都自带口粮、自带工具和行李，推车挑担、赶牛牵驴，顶风冒雪、浩浩荡荡地奔赴水库工地。
工地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这种场面之壮观，之洪大，远远超了三大战役时期农民支前的场面。
据报载：仅搞水利建设，全国在1957年10月份就投入三千多万人，11月达到六千多万，12月达到八千多万，1958年1月超过一亿人。
湖南人大代表谭宝余在1958年2月召开的全国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说：
湖南“全省各地普遍开展了劳动竞赛。万千群众，冒风雨，破冰冻，开山凿石，修渠引水。入夜之后，打火把，点汽灯，人声沸腾，热火朝天。……湘潭县白天有32万人出工，晚上也有15万。县城、集镇的汽灯、马灯已经卖尽。”
黑龙江人大代表巴彦胡说：
肇源县农民“昼夜一齐干，农民创造了多快好省的‘冰灯’，从远方沿松花江看去，好像是蜿蜒如蛇的长城，实际上就是上万农民夜战的冰灯。白天红旗招展，夜晚灯火通明。”
除“四害”的场面也是在打一场人民战争。上海《解放日报》以《全市围攻麻雀》为题，报导了消灭麻雀的火热场面。
报导说：12月13日凌晨，全市性的灭雀战役开始。全市大街小巷，红旗招展，楼房上、庭院里、马路中和郊区的农田，布满了无数的岗哨、假人。
大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此起彼伏地呐喊，呈现一片战斗气氛。
新城区连夜赶制8万个假人、10万多面彩旗。……
在市郊几乎抽调了一半劳动力组织灭雀队伍，一般由青壮年负责捕、毒、打，老人小孩守住轰赶岗位。
全市工厂在保证生产的原则下，也积极地投入了战斗。市区的公园、公墓、苗圃等地广人稀之处，共设有150个火枪区。南洋女中射击队，还接受了火枪技术训练。
今天，全市人民大战麻雀，据今晚8时统计，全市共消灭麻雀194432只。”
笔者所在学校，停课除“四害”。冬季无苍蝇可灭，就消灭苍蝇的幼虫——蛹。各班组都分到了任务指标。老师学生先是在城里的公共厕所挖蛹，后来就下乡挖蛹。在沾着黏糊糊黄绿色人屎的砖石缝隙里，用手把蛹一个个抠出来。
第四， 社员群众干劲大。
用当时报纸上的话说，“社员群众焕发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意气风发、干劲冲天，惊天地、泣鬼神”。人大代表在一届五次会议发言中介绍了群众干劲冲天的大跃进情景。
广西代表说：
“今年的水利建设规模空前的巨大，各族人民拿出了高度的革命干劲，千方百计设法把河水拦起来，把山水堵起来，把天水蓄起来，把地水抽上来。群众用山歌表达了战天斗地的决心：‘不靠老天靠自己，兴修水利战胜它，就是老天不下雨，也叫禾苗出嫩芽。’‘千年苦旱泪涟涟，只知求神和拜天，如今有了共产党，修好水利庆丰年。’”
山西代表说：
今年修水利“不仅不要政府给钱，口粮全部自带，而且争先恐后、白天黑夜地干。每天鸡叫头遍，村子里就人喊马叫，田里、沟里尽是做活的人。天大黑，还要照着汽灯马灯干。”
陕西代表说：
“大荔群众提出了‘苦干五载跨淮河、连战十年过长江’的英雄口号；榆林地区人民，目前已经战胜零下20度的严寒兴修水利，真是‘千里冰封，干劲沸腾’；靖边群众提出了‘天寒地冻工不停，增产信心比铁硬’的口号。”
黑龙江代表说：
“群众说‘生产跃进人心暖，不怕风雪刺骨寒’。他们冒着几十年来少有的三尺多深的大雪和零下30多度的严寒，男女老少齐发动，迅速掀起了大跃进高潮。冻土层四尺多深，大镐刨断了，换一把再刨。农民说，‘别看地冻四尺深，冻手冻脚不冻心，镐比地硬，心比镐还硬’。”
积肥也搞得热火朝天。农民们冒着风雪，把水坑的冰层砸开，从水里挖黑泥，作为肥料。弄得浑身泥水，毫无怨言。
学校也都停课除“四害”。冬季无苍蝇可灭，就消灭苍蝇的幼虫——蛹。为了完成任务指标，老师学都在厕所里挖蛹。在沾着黏糊糊黄绿色人屎的砖石缝隙里，用手把蛹一个个抠出来。没有人嫌脏。
过春节也不休息，要吃“忆苦饭”，过“革命化的春节”。
如果站在“以人为本”的立场观察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冲天干劲”的另一面，农民实在是太苦了，太可怜了！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刨四尺厚的冻地，白天劳累一天还要挑灯夜战，自带口粮工具、冒着严寒风雪去水库工地服劳役，用手在黏糊糊的人屎里挖蛹，……这还是人的生活么？
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人们都赞扬红军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试问，红军真的愿意吃这样的苦吗？他们是让蒋介石逼的呀！
中国农民在大跃进期间真的心甘情愿地冒严寒、顶风雪、挑灯夜战吗？真的是拥护大跃进因而“焕发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么？
第六，农民受的剥削大。
修水库，让农民进行水利投资，农民们把多年省吃俭用积攒的钱投进去了，不少农民为了完成水利投资的任务，连口粮都卖掉了一部分。
这些钱是肉包子打狗——再也没收回来；
农民自带口粮、工具冒着严寒去修水库，一分钱也没挣回来；人海战术白天黑夜出工，工分就“膨胀”了，农民多劳并没有多得。
大跃进所创造的财富，都是剥削农民的血和汗。有农民偷偷发牢骚说：“咱们是给毛 扛活呐！”

49、十五年赶超英国

就在农村开始大跃进期间， 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1957年11月2日清晨离开北京，乘专机飞往苏联首都莫斯科。
此行是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同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和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受到了苏联的极高规格的礼遇，也受到了各国代表的热烈欢迎和尊敬。
他深切地体会到一个大国领袖的荣耀和自豪，同时，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中国已经是政治上的大国，但是经济还很落后，作为领袖，他必须使中国尽快地富强起来，使人民的生活尽快地好起来。
11月6日，赫鲁晓夫在讲话中自豪地宣布：苏联在15年后，可以超过美国。
这激起了 的豪情：中国应该在15年后，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向英国共产党代表仔细地了解英国的经济情况。英国共产党 高兰说：“英国现在的钢产量是二千万吨，十五年后，顶多增加到三千万吨。”
心里盘算着：“中国今年的钢产量是五百二十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一千二百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二千到二千五百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也就是十五年之后，将是四千到四千五百万吨。”
这样，他感到“十五年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目标，是有把握达到的。
于是， 把他的“十五年赶超英国”的设想说给邓小平、彭德怀等代表团员们，获得大家的赞同。
有的说：“ 的设想非常好哟！提出这样的口号，可以振奋民族精神，鼓舞革命干劲。设了这样一个明确、具体的赶超目标，我们就会越追越有信心、越追越有干劲哟。这就像运动会的长跑比赛，英国佬暂时领头，我们紧跟不舍，在最后一圈我们一个冲刺就超过了他！”大家都笑了。
说：“不！我们要在最后三圈超过英国佬，然后就追美国佬。我们要在最后一圈超过所有对手，这个冠军是我们的哟！”
大家又都笑了。
有的说：“ 提出的这个口号好！鼓舞人心。这就像当年‘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纲举目张’。粮食，就是农业的纲；钢铁，就是工业的纲。纲，就是主要矛盾，只要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其它矛盾就迎刃而解了。我们赶超英国，就是要在钢铁上赶超他，有了钢铁，其它事情就好办喽。”
大家纷纷议论，情绪十分的振奋。都要求 把这个赶超英国的口号尽早地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来。
给北京的刘少奇打电话，说了“十五年赶超英国”的设想，征求国内常委们的意见。
很快，刘少奇就振奋地回了电话：他和常委们都十分赞同。
11月18日， 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宣布：“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现在英国年产二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达到年产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是超过了英国吗？”
“十五年赶超英国”的豪言壮语一经向全世界宣布，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心情更加急切了。
在莫斯科，有几个夜晚竟然好久睡不着觉。他坐在沙发上，吸着烟，思索着：要想实现“十五年后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目标，不能用常规的建设速度，不能采用常规的建设方法，不能走苏联或其他国家走过的老路。
但是，这全新的、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高速度的经济建设道路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他回想起战争岁月：土地革命时期的井冈山的斗争、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时期的反扫荡、南泥湾大生产运动；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群众支前运动。
红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用“小米加步枪”打垮了蒋介石800万美式装备的军队，摧毁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
这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党和人民群众。
“搞经济建设难道比打仗还难么？哼！我就不信！”他一拍桌子，霍地站起身来，在莫斯科宽大的办公室里踱步，“只要我们党有一条正确的路线，把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出来，就能创造任何人间奇迹！合作化这样复杂的事情，不是只用了三年么！事在人为，人的因素第一嘛！”
“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发动群众、人民战争。对！再打它一场人民战争！大跃进！”他挥起大手用力地劈下去，“什么反冒进！就是少慢差费，给群众泼冷水，泄劲，促退。他们是见物不见人。”
越心急，就越对反冒进不满。
他又拨通了刘少奇的电话，催促刘少奇加大反右倾保守的力度。然后，他坐在明亮的灯下，为《人民日报》起草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尖锐地批判周恩来、陈云们。
社论说：
“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
“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一九五六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
“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
“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12月2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宣布了“十五年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口号。
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 修改和政治局讨论过的社论，题目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
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以《乘风破浪》为题目的元旦社论。
社论是根据 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多次讲话精神写的。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同时，向全国人民宣布了“十五年赶超英国”的目标。
从此，“以钢为钢”，以“十五年赶超英国”为口号的工业大跃进就拉开了帷幕。
是1957年11月21日回国的。回国后就召开一系列会议，深入批判反冒进、发动经济建设的全面大跃进。

50、杭州会议 训总理

1957年12月16日， 召开了第一次杭州会议。
17日凌晨， 吩咐秘书叶子龙：今日上午八、九时，通知周总理等人看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在浙江党代会所作的《报告》，“在下午一时以前看完。其他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
江华的报告体现了 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
对此非常欣赏。
17日下午和18日的会议，讨论、修改江华的报告。
对周恩来等人说：“究竟什么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怎样认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为什么党在一个时期强调人民内部矛盾，而在另一个时期强调阶级斗争？江华同志的这个报告做出了正确的回答。你们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么？”
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第一书记柯庆施回到上海后，立即吩咐市委笔杆子张春桥给他写在上海市党代会上的报告。
1957年12月25日，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作报告，题目是《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报告的论述和江华报告提法基本相同，但更深刻、更有气魄。柯庆施向 做了汇报， 喜不自胜，亲自审阅修改后令《人民日报》发表。
从此， 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的观点，就公之于世了。
1958年1月3、4两天， 召开了第二次杭州会议。
会上，计委主任薄一波把关于1958年的预算报告送 审阅。
把手一摆，生气的说：“我不看！我不听你这一套，你讲什么呀？我几年都不看预算了，横直你是强迫签字。”
又在周恩来面前发了一通牢骚，说：
“《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么？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就开始挨你这位大管家的‘训’了。”
周恩来欲答无话，只好默默地听着，他所预感的暴风雨终于来了。
接着说：“总理是反冒进的，我是批评右倾保守的。批评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我劝各位要愉快地批评右倾保守。”
这一年的元旦社论很有气势，题为《乘风破浪》。
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
更令人激动的是，它提出了一幅十分具有诱惑力的发展经济的宏伟蓝图。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极为赞美。

51、 小巷“查卫生”

1月5日，新年刚过的杭州城，沐浴在阳光中，小营巷的居民们
刚刚吃过中饭，正忙着洗涮碗筷，料理家务。
小营巷是一条古老而普通的小巷。据记载，1861年太平军第二次攻克杭州城后，镇守杭州的主将陈炳文，就住在巷内的61号，因院内住有小营军队，小营巷也就由此而得名。
当一位身材魁伟穿银灰色大衣的客人，由好些人陪同着，往这里走来的时候，居民委员会主任石侣琼老远就看见了他们，以为又是哪里的领导同志来检查工作了。
老太太快步迎上去，走到跟前却猛地停住了脚步：哎呀！这不是毛 吗?她惊喜之下，连忙招呼身后的居委会委员，赶紧准备迎接工作。
毛泽东是到这里来查看卫生工作的。
两天以前，也就是1月3日，他刚刚起草了中共中央给各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委的通知，要求“今冬必须在全国各地开始大举进行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各地尚未动员的必须立即动员起来”。
通知中讲到杭州市已决定在两年内基本肃清“四害”，上海市也已大动起来。毛泽东在通知中要求，“今冬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
毛泽东相信，他对小营巷卫生工作的视察将会推动全国的这一卫生运动。他首先信步走进陈炳文曾经住过的61号院。
昔日的大院，如今住着好多户人家。两个姑娘正在下棋，没有发觉身边的事，只听有人轻声对她们说：“我到这里来看一看你们的卫生工作，好吗?”
两个姑娘随口应道：“好!好!欢迎！”一边站起来招呼客人。
其中一个姑娘叫戴桂芳，是个中学生。她抬头望了一下眼前的人，突然发现他很面熟，是……是毛 ?她犹豫地说。
边上的人点头，她的脸立刻因为紧张和兴奋变得红红的。毛泽东伸出手，握住这位姑娘的手，再一次说：“你们做向导，带我参观好吗?”
“好！好!”姑娘们连声说，和毛泽东并肩走进过道。那里的饭桌和菜橱，都擦洗得很干净。毛泽东东瞅瞅，西看看，问屋里的人：“你们这里有没有苍蝇?有没有蚊子?”
里边的人说：“没有苍蝇，平时也很少有蚊子。”
毛泽东点头，走进厨房。这个厨房是这个院落中10多户居民共用的，虽然有些拥挤，但锅灶、煤球炉和周围的做饭用具，却摆放得整齐干净。
走到一户人家门口，毛泽东很礼貌地向屋主人打招呼：“这里可不可以参观?”
青年工人郑肇勇在里边很兴奋地迎出来，连声说：“毛 ，欢
迎您进来参观。”
屋子收拾得很干净，桌上放着几叠书。毛泽东的眼睛盯住了它们，走过去很随意地坐下来，去翻动书页，并问小郑平时都看些什么书?在哪里工作?
看到一个题有“奖给先进生产者”字样的脸盆，毛泽东又问：“是奖给你的吧?”
小郑告诉他，是自己哥哥郑肇基得的奖品，毛泽东道：“你们一家都很好。”
毛泽东到来的消息，很快传遍小营巷，大家都奔出来，挤在61号院里院外，鼓掌欢迎。
毛泽东走出61号，走进56号院。这里的房子比前面一幢好一些，客厅、卧室收拾得一尘不染。
他走过刚擦洗过的地板，在天井边停下来，揭开并排放着的5个水缸中的一个缸盖子，往里瞧。
站在旁边的居委会卫生委员程瑜连忙介绍说：“缸里装的是雨水，里边养着鱼，就没有孑孓了。”
毛泽东又走进屋后的菜园，看到菜园左角上有一个粪缸，贮存着浇菜施肥用的人粪尿。
程瑜揭开缸上的盖子，说：“这个粪缸夏天也不会生蛆。”
“怎样才不生蛆呢?”毛泽东感兴趣地问。
“用石灰洒在上面，三天洒一次。”程瑜道。
毛泽东称赞：“不错。”
小营巷的卫生工作的确做得不错，是连续几年被杭州市评为市卫生模范的单位，两年多没发现一个传染病病人。
接着，毛泽东又去看42号大院。这是一座太平天国时代建筑的房屋。屋子虽老旧，但泥地上没有垃圾，高低不平的碎石子路上也没有杂草。
看过两户居民，毛泽东走进军属居素吾老太太家。老太太很会收拾屋子，不仅到处窗明几净，透着干净利索，她家桌上的瓶子里还插着一束蜡梅花，优雅芳香。
毛泽东微笑着走进走出，看到室内两张床上都没有挂蚊帐，便问：“不挂帐子，没有蚊子吗?”
有人马上说，这里就是夏天，蚊子也很少呢。
毛泽东满意地说：“你们这里的卫生搞得不错。”
他走出门口，准备回去了。巷里站满了人，都争着要和毛泽东握手。
一个老人，胡须已经白了，他伸着手，总也挤不到跟前来。毛泽东看见，便向前走几步，握住老人的手，老人连连问毛 好。
毛泽东视察小营巷已经过去30多年了。今天你去那里，小巷依旧一派清洁文明的气象。
毛泽东走过的那条碎石路，现在已是平坦的水泥路。巷道两边那古老的建筑、矮平的住宅依旧，但漆成奶黄的墙壁衬得一扇扇门窗熠熠发光。
面貌一新的是，巷东侧新辟小营巷新区，5幢6层楼房耸立，早已有一半人家搬进这单元式标准住房。
还有一个小营公园，花木扶疏，芳草如茵。
而在小营巷口有一块紫红色的大理石碑，则特别引人注目，上面刻写着几个字：这里是毛泽东同志曾经到过的地方。
当年的居委会卫生委员程瑜，已经89岁，搬进了楼房，她一直珍藏着她与毛泽东合影的照片。
老太太讲卫生的劲头不减当年，每天扫扫抹抹不停手，说是习惯了，不收拾心里难受。
凡有新居户迁入小营巷，街道干部都会不请自来，上门赠言：“这里是毛 到过的地方，请你们讲究卫生。”

52、毛 邀请学者

1958年年初，春节将临，到处是一派节前的忙碌景象。中国人重视团圆，尤其不会错过这春节的大好时光。
生物学家谈家桢1月6日这天刚在学校吃过晚饭，突然接到上海市市委的通知，要他马上去杭州。
就在谈家桢心里琢磨这事的时候，历史学家周谷城、老报人赵超构两人也接到了同样的通知。
三人简单收拾停当，即分别随来车前往机场。为什么去杭州?去见什么人?他们聚在机场一碰头，就猜想出，可能是毛泽东要见他们。
果然不出所料，三人一上飞机，就发现座舱里的陈设，同过去见过的毛泽东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一模一样。毛泽东是专门派他的专机往上海去接这三位著名学者的。
专机很快昂首蓝天，往南而去。从上海往杭州，不需要飞很长的时间。望着茫茫沉浮的云海，三个人的思绪却飘得好远，三个人的心情也各不相同。
历史学家周谷城在三人中与毛泽东的交往最长。他们在20世纪
20年代初就相识了。
那时，周谷城在湖南省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毛泽东则在第一师范
附属小学任主事和师范部国文教师。
每当夜幕来临，两人常常相聚于校园，促膝恳谈。
1927年初，周谷城又由毛泽东推荐担任全国农民协会宣传干事，他经常去毛泽东住处——一座旧的平房里，聊到夜深人静。
十年内战，两人分开了。红军万里长征到达陕北，寓居上海的周谷城有一天突然收到了毛泽东给他及其他一批知名知识分子的长信。
而此时，周谷城靠翻译文稿过日子，毛泽东则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卓越人物。
周谷城的思绪又飘到新中国诞生之后。
这几年，他多次受毛泽东之邀到中南海，挚友般纵谈古今。给他留下很深印象的，是1957年夏天他们在中南海露天游泳池的一次谈话。
那天，毛泽东游完泳，惬意地躺在一张藤椅上，拿着一本线装的《汉书》，指指列传第39《赵充国》那一段对他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
赵充国是西汉武帝的大将，是我国历史上首倡在西北屯田戍边的一个人物。
毛泽东说，赵充国的主张，开始时赞成者不过十之一二，反对者达十之八九。
可是到后来，他的主张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者达十之八九，反对者却只十之一二。
真理要人接受，要有一个过程，无论在过去的历史上，还是现在……
周谷城想到这里，毛泽东那神情语态历历在目，也就相隔半年的时间嘛!
谈家桢则另有一番心情。
在生物学界，谈家桢是搞遗传学的，属于摩尔根学派。
50年代初期，我国生物学界步苏联后尘，片面强调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摩尔根学派受到压制，使谈家桢无法在复旦大学正常开设遗传学课程，也无法从事研究工作。
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生物学界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让大家各抒己见。
第二年的3月，谈家桢在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第一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他那次是怀着虔诚的心情走到毛泽东面前的，而毛泽东的态度又是十分的亲切自然。
当谈家桢谈到青岛座谈会的情况时，老人家鼓励说：“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道：“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很对头。现在大家搞嘛，可不要怕。”这使谈家桢深受鼓舞。
四个月后，他又在上海受到毛泽东的接见，那次参加接见的还有一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
“老朋友啦，谈先生!”一见面，毛泽东就很风趣地说。
那个时候，谈家桢正为自己在整风运动中说过的一些话而忐忑不安。
毛泽东是不是也看出了他的紧张情绪呢?要不，他不会对自己这样说：“天气这样热，不要搞得太紧张喽!”
谈家桢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回想着，心里还时不时地自问，这回见到 ，他会说些什么?
三个人之中，心情最紧张，最惴惴不安的大概要数赵超构了。
赵超构是新闻界的知名人士，老报人了。在这之前，他见过 三次。
第一次，是在1957年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
那次的接见，毛泽东对他提出的“软些”的办报方针直接提出了批评，他说：“软些，软些，软到哪里去呢?报纸文章，对读者要亲切些，平等待人，不摆架子，这是对的，但要软中有硬。”
对此赵超构似乎并没能很好领会。以后在大鸣大放中，他写的一些杂文再次被认为是犯了错误。
6月30日，他怀着几近惶恐的心情去见毛泽东，心想恐怕不能继续做新闻工作了。
所以，他一见毛泽东，便主动表示要辞去《新民晚报》总编职务。
不料，却未获毛泽东同意。毛泽东让他回去还当总编辑，并关心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当总编辑，是不是有职有权?”
赵超构是这样回答的：“我如果没有权，就不会犯错误了。”
毛泽东则很生动地沿用了一个成语：“恐怕还有点形格势禁吧!”
接着，他又具体指出了那些杂文的不正确之处，鼓励赵超构予以改正。
那次接见，毛泽东的一段感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说：“如果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愿写杂文，可惜我没有这个自由。写杂文不容易啊!”
9月17日在上海，赵超构第三次见毛泽东。当时，他的两篇检
查已呈递上去。
“宋高宗的哥哥来了!(宋高宗名赵构)”一见赵超构，毛泽东就笑语朗朗，接着，他问：“你写的两篇检查，我已看过了，写检查的心情怎样啊?”
赵超构说：“很紧张，两个星期没有睡好觉。”
毛泽东点头：“紧张一下好，睡不着觉是好事。”
他比喻道：没吃过狗肉的人，都怕吃狗肉，吃过了狗肉，才知道狗肉香。不习惯自我批评的人，总觉得自我批评可怕；习惯了，就会感到自我批评的好处了!应当养成自我批评的习惯啊!
自我批评。坐在飞机上的赵超构此时回忆着，默想着，心说，恐怕这次该向浙江负责人做个自我批评了，因为大鸣大放期间在《新民晚报》上有一些有关浙江的被认为是错误的报道……
专机轰鸣着，载着心情各异的三个人，降落在杭州机场。

53、西湖畔促膝谈心

临近春节，又是寒风凛冽的夜晚，四周空无一人。下机后，他们马上被小车接送到毛泽东的住处。
这是西湖边一个美丽的庭院。已是夜里10点多钟，通明的灯光使当空的皓月黯然失色。
毛泽东已迎在门前，光影里，他的身材显得特别的高大。他刚刚开完会，却丝毫没有疲惫之色，笑容依旧。
大家走进室内，相对而坐。屋里的陈设很简朴，一张大床照 惯堆满了半边书，一面方桌，四把椅子，四人各据一席恰恰正好。
毛泽东的谈话旁征博引，幽雅风趣，强烈地吸引着这三位学者。这几乎是每一个见到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感觉，他们被他所吸引，所征服，他的魅力如蒸腾的热气弥漫开来。
毛泽东的话题涉及工业、农业、历史、哲学、新闻、遗传学等等方面，几乎无所不包。
这种漫谈是他所喜欢的，一方面可以使他的思路纵横捭阖地得以展开，另一方面，他也可以从中捕获众多的信息。
他对适宜的谈话对手感兴趣。他向他们了解各个学科领域中“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又征询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议总路线的意见。
他对他们曾经产生的一些摇摆心里很有数，他反复地阐述了这么一个问题：不论办什么事情，都要从6.5亿人民出发来考虑问题。
他还讲到了下基层接近人民群众。
“我一到下面去跟群众接触，就感到有了生命力。”毛泽东谈着自己的亲身感受，问赵超构：“你是哪里人?”
赵超构答说是温州人。
“好，你就到那里去走一走。”毛泽东出主意，他认为，搞新闻不能老呆在报馆里，要到下面去跑一跑才行。
毛泽东又转脸向谈家桢说：“教师也不要老关在教室里，也要到群众里面去走走，听听。”
接着，他问谈家桢：“谈先生，把遗传学搞上去，你觉得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吗?”
谈家桢汇报说，自从 提出“双百”方针以来，自己可以开课了。
但在社会上，还有不少人只把这看成是统战工作的需要，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照顾”，并没有真正重视摩尔根学派，进行这方面的遗传学研究，还是阻力重重。
毛泽东用一种坚决的口气说：“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
不知不觉，已经两三个小时过去了。
工作人员送来毛泽东的晚饭。他热情地相邀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三人用餐。
在毛泽东，这是晚饭，而在他们三人，要算是夜里加餐了。一路颠簸，到这会儿也确实有点饿了，三人也就不再客气推辞。
饭菜很简单，荤素搭配。为了招待客人，特地多做了两个菜，还斟上了几杯黄酒。
酒不醉人人自醉，四人边吃边谈，兴致愈来愈高。
餐毕，大家又侃侃而谈。毛泽东已是65岁的老人，但他精神旺盛，毫无倦意。
其他人听他妙趣横生的谈话，也丝毫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流逝。
还是毛泽东无意间看了一下表，他煞住话头，哎呀一声，说：“已经3点了。”
他首先站起来，颇为歉意地说：“你们太累了，该休息了。我们白天再谈吧!”
大家也表示，希望 能好好休息一下。四人道别。毛泽东却执意要送他们一程。
他披上大衣，走出屋门。冬季，水木明瑟，大地还没有苏醒，只有他们的脚步声偶尔打破四周的寂静。
走过几百米长的曲折小径，来到门口，不远处的西湖在月光下波光粼粼。
和三位学者一一握手，送他们上车，毛泽东抬头望望月亮，又看看湖水，道：“今晚的聚会，也可以算是一段西湖佳话吧!”
第二天，7日早上8点多钟，从毛泽东处又来通知说，请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三人和 共进午餐。
餐桌上的一个重要话题，是怎样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赶超上世界先进水平。
毛泽东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心，使他们深感 及人民所寄予的厚望和知识分子肩上的担子。
毛泽东依旧幽默风趣。看到一碗饭里面有几粒谷子和稗子，他说：“这是天下南北人马八宝饭，天下的人都要吃，南北人民都要吃，人马都要吃。”话音未落，大家都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轻松之中，赵超构没有忘记自我批评的事。
席上，他插空就大鸣大放期间《新民晚报》上有关浙江的报道对陪同的浙江省委领导人表示歉意，毛泽东却摆摆手，打断他的话说：“我不赞成这样。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啦!”
这一段西湖佳话，从此便深深地印在了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三位学者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