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农民怨声载道（1）
原题：1957年的民众“右派”言论 撰文：王海光

在官方的历史叙述中，1957年的整风鸣放是因为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趁机向中国共产党发动了猖狂进攻，中共中央因此发动了反右派运动。右派分子的活动领域，主要是在民主党派内、教育界、文学艺术界、新闻界、科技界、工商界和党政机关等“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然而，在我们阅读1957年的整风鸣放言论时可以看到，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能够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提出意见的，只是极少数具有良好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的意见是在报刊上作为典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组织全民进行讨伐，但大量的“右派”言论则是反映基层民众“今不如昔”的生存状况的。特别在基层的“反右”斗争中，这类言论可谓车载斗量，是各地“右派言论”的主体方面。主要反映的是对统购统销、合作化、农民生活和城乡政策等方面。言论者并不限于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工人、农民、职员、干部和其他劳动阶层都在其中。这些关于民瘼的大量言论，反映了社会真实的生活状况和鲜活的民间舆情，是“右派言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它们发自于言论者亲身感受的生活现实，其意义并不亚于那些大知识分子的治国宏论。从中可以看到，广大民众对于刚刚进入的社会主义是不认同的。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反右”运动开展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8、9月间接连下达了在农村和工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在工人农民中开展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大辩论。那些散布过不满言论的干部群众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和处理。
本文选取的主要材料来源是：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编：《反动论点摘录之二》(1957年6月22日)；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资料》；中共天津市委整风办公室编印：《本市机关、学校右派言论辑要》(1957年10月)；中共大连造船厂委员会整风办公室编：《大字报汇编(摘要)》(第二辑)(1957年11月)；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辑：《右派分子言论汇集》(1957年7月8日)；江西省宣传部编印：《毒草汇编》第一集、第二集等内部反右资料汇编。

一、关于统购统销“搞错了”的言论

1.富庶和贫穷地区的反映

浙江省平湖县地处长三角中心地带，是江南有名的“鱼米之乡”，素有“金平湖”的美誉。当地干部的不满言论有：“粮食是搞糟的……平湖是余粮之乡，吃饭不放在心上，但目前吃不饱是普遍的，粮食'三定'(”三定“，即中共中央1955年3月正式试行的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政策。当时官方舆论称：“三定”使农民安心生产了。从相关“右派言论”反映，此举并没有真正解决让农民安心生产的问题。)后农民拖老携女外出求乞“。还有的发牢骚说：“人民政府死要粮，共产党好是好，三顿稀饭吃不牢，蒋介石坏是坏，三顿白饭不用忧”。(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第146、147页)

宁波当地干部的感受也是如此。有的讲得比较政治：“粮食统购统销是'官逼民反'的政策，粮食统购统销是农民闹事的根源”。有的讲得比较生活：“杂粮农民一贯来当菜吃，芋艿从封建时代以来就不当口粮；现在要抵口粮，使农民实际留粮减少。因此农民吃不饱饭了”。有的还讲：“粮食是农民生产出来的，农民反而吃不饱。”“粮食供应城市宽，农村紧……(国家)只管一亿城市人民吃饱饭，不管五亿农民吃不饱饭。”(同上，第146、147页。)

河南的言论说：“我现在明白了过去梁漱溟说的'工人生活在天上天，农民生活在地下地'，是完全正确的。”“河南统购太狠了，都统到人民肉里去了，因此河南人民很不满。”“解放初期粮食够吃，物资不紧张，可是实行统购统销后粮食不够吃了，物资紧张了。”(河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编：《反动论点摘录之二》(1957年6月22日)，第8页。)

具体接触统购统销工作的一些部门，特别是来自农业、商业和粮食等部门的言论，因为业务原因，了解具体情况比较多，对问题的感触更深刻。这在各地的“右派言论”中是比较突出的。下面两则言论是来自安徽省的出自地市一级机关干部之口的。

安徽芜湖市财贸办公室干部乐平说：“统购统销是一种主观主义，是粮食工作上的最大的错误(不能认为是缺点)。过去农村是'大口小口一年三石六斗'，可是现在是490斤原粮，怎么叫农民够吃？……农民不够吃硬说够吃。”(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资料》，第44页。)

安徽六安专署农业局副局长何少桓说：“农民480斤原粮实在太少，民生问题是大事，民以食为天嘛！”“国民党是抓壮丁搞垮的，共产党就失败在统购统销。”“粮食是农民手里种出来的，为什么不给农民一点富余呢？”(同上)

2.江西临川县地方干部的反映

作为县级的材料，江西省抚州地区临川县的“右派言论”，则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地方干部对统购统销的意见。

(1)统购统销搞得吃不饱饭。

临川县委农村工作部长傅瑞林说：“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是劳民伤财，嘉溪区因买粮有20％的社员误工，使农民吃亏5万元。”“政府购多了，我家吃了两天糠，饿死老婆倒没关系，饿死小孩更成问题。”“480～520斤的留粮标准真不够吃，现在比过去要多吃饭，没有吃饱脚是软的。”“饿得难受……这是实际问题，不解决就反映到中央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毒草汇编》第二集，第44页。)

临川县粮食局干部胡亦昌说：“抚州市掌握粮食定量不够，米不够吃是普遍的，小孩大了也不增粮，大人只有吃稀饭”。(同上，第45页。)

临川县粮食局干部周龙光说：“统购统销搞得不好，定量过死，搞的绝大多数农民把种子粮都吃了。……我家里就没有饭吃，仔女饿的吼吼叫”(同上)。

(2)统购统销搞“左”了。

临川县温圳镇人委干部徐节元说：“我村不实事求是，逼死人，全部把口粮搜去，还不相信。冷天把人搞得打赤膊，拿风车去扇，当地主看待，结果受不了，就吊死了。……我认为粮食统购统销很左，冤枉逼死了好多人，人家没有收到，硬说人家收到了。”(同上，第46页。)

粮食局周龙光说：“五五年我在南昌开会，讨论粮食定量问题，省对吉安专区的定量很满意，并以吉安地委党校每人每天用粮十三两做典型。我认为是假的，左了。……是卡紧腰带做典型，那样长的人十三两怎么够呢？在工作方法上宁愿过左些，其实后来又要加，怎样黄鳅同黄鳝赛拉的呢？”

(3)统购统销的价格不合理

临川县报社的伍攀增说：“粮食供应价格不合理。购粮按质论价是合理的，地区差价是必要的。为什么粮站供应群众的稻谷不按质论价呢？买、卖一担谷子相差五角钱，群众说是剥削，我对这个问题思想上也闹不通。”

省供销社临川转运站的陈清泉也有类似的意见，他说：“秋后把口粮都卖得去，以后又买回来，一反一复，非但耽误了生产，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价格上也多少有些差价，相差五毛钱一担，这使得农民对我们国家、党有不好的印象。建议政府应除下口粮来买余粮，不应把人家口粮买得去，以挽回农民对我们党的印象”。

临川县温圳粮食公司的喻瑞波说：“可能带普遍性都是这样：报喜不报忧，违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本来购余粮不购口粮，周转粮还要批准。农民说：'明明我是够吃户，硬要卖粮，上半年又要买回去。卖6.25元，买6.75元，这不是国家硬要我们吃点亏！'就拿白城乡一户农民卖粮来说，我问'为什么要卖？'他说：'干部要我卖啊！'而今年买进口粮，这是劳民伤财，耽误农民生产”。

临川县供销社干部沈中基的话，更是一针见血：“统购是层层扩大数字，统销是层层留指标，弄得农民吃不上饭”。(同上，第47页。)

临川县商业局长吴仁华反映说：“目前农民生活仍很苦，群众反映很大。有一个农民对我说：'农民一担谷仅卖得七元多，而一担谷酿成酒则要卖我们几倍的价。政府比土匪还恶，如果我们有枪杆子，一定要和政府干一场'。”他忧心忡忡地说：价格问题“如不及时研究解决，农民是会算账的，'匈牙利事件'应作为我们的教训。”

3.城市居民的反映

统购统销不仅是农民不满，城市居民也不满；不仅县城和小城市的居民不满，大城市的居民也不满。这里辑选的是天津市民的不满言论，主要是生活水平下降，买不到农副产品，生活不方便等等。

天津市南开区税务分局党员干部郝金耀说：“统购统销以前生活是提高了，统购统销以后生活没什么提高。我不同意人为的制度，一个月跑一趟派出所领油票、粮票。是真供应不上呢，还是人为的制度呢？”(中共天津市委整风办公室编印：《本市机关、学校右派言论辑要》，1957年10月，未刊稿，第43页。)

大沽化学厂共青团员邱清芳说：“统购统销搞糟了，搞的市场买不到副产品。”

塘沽区人民银行张伯旋说：“过去串亲戚不带锅，现在串亲戚得带锅(指粮票)”。

工会联合会虹桥办事处共青团员李松春说：“党的统购统销政策太苛薄了……就是叫农民卖得多，我大舅不乐意卖，乡干部动员。买粮食去只(给)卖几天的，所以说太苛薄。……解放前粮食够吃，解放初期还可以，到了(合作化)高潮后便不行了。”他还大胆提出：“党要改变一下统购统销政策，这样买卖粮食可以不受限制”。

18、农民怨声载道（2）

二、关于农业合作化“搞糟了”的言论

关于农业合作化“搞糟了”的言论，全国各地非常普遍，但大同中又有小异。大同是都反对舆论宣传对农业合作化的颂扬，不承认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不承认农业合作化是自觉自愿的等等。小异是论证合作化“搞糟了”的个体经验是不同的。

1.否认农业合作化有什么优越性

来自山东的言论说：“农业合作化以来农民缺粮，要求退社，有的抢粮闹事，到底是优越不优越？”“工人每月四五十元，农民每年四五十元，我坚决说不优越。农民不参加合作社不只四五十元。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收入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辑：《右派分子言论汇集》，1957年7月8日，第12页。)

安徽的言论也是如此。如淮南市粮食局保管组长杨培成说：“农村里从贫农到上中农，都对农业合作化有意见”。合肥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王义超说：“有农民说：现在分了地反不如以前帮工，以前还能吃饱饭”。(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资料》，第43页。)

浙江基层干部的言论，除了一般性地说明合作化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外，对合作社和单干的优劣做了详细比较。如定海县有干部说：“合作化有七多六缺：(七多是)一、荒田多，二、粮食浪费多，三、生产懒汉多，四、盲目急躁推广先进经验多，五，砍伐森林多，六、争工分吵架多，七、负债多。(六缺是)一、养猪缺，二、粮食缺，三、产量收入缺，四、烧柴缺，五、零用东西缺，六、零用钱缺。”

遂昌县的干部具体说了合作社空头收入多的问题。即：“一、造水库化工分多；二、社务开会误工多；三、调换种子差价多；四、打稻机等废物花钱多；五、搞副业损失多；六、社内开会旅费多；七、旱灾减产空头收入多；八、技术推广工分浪费多。”安吉县有干部形象地说了合作化后的农民负担重的问题：“一个农民种五棵稻：一棵是给国家种的，一棵是给社长种的，一棵是给会计种的，一棵是给五保户、公积金种的，一棵才是给自己种的。”诸暨县有的干部说：合作社看不到优越性，单干倒有十大优越性：“不用开会、不卖余粮、不交农业税、勿用排生活(即生产)、勿用评工分、用钱自由、休息自由，水利不做、修桥铺路不管。办好了合作社还可以坐享其福”。

江西临川县的干部对合作社也是怨言多多。如临川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傅瑞林讲：“转社后比过去增产我就不相信。入社前我家禾长得钵子大，过去每年都能收四十多担谷子，入社后禾长得还没点点大，收入减少了，生活不如入社前。”(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毒草汇编》第二集，第40页。)

2.关于农业合作化搞“冒进了”的言论

在整风鸣放中，各地“言论”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提到合作化高潮搞糟了。大家都清楚，是1955年夏毛泽东批小脚女人，掀起了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所以各地都有言论，直接批评到了毛泽东的头上。

如山东的“右派言论”讲：“农业合作化过去批评是小脚女人，现在是否是大脚女人？农民要退社不允许，死逼梁山。拿一县来说好的占寥寥”。“农业合作化冒进了，这是毛泽东批评小脚女人的结果”。“中央说农业合作化成绩是基本的，这是睁着眼说瞎话……我看缺点是基本的”。(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辑：《右派分子言论汇集》，1957年7月8日，第12、13页。)

安徽的“右派言论”也是如此。如《安徽日报》在1957年7、8月间刊登的一些言论说：“安徽合作化速度太快了，规模大了。”“入社后产量一年不如一年”。“1956年报上所载粮食增产数字是靠不住的。”安徽的谢竞成说：“农业合作化搞快了，搞大了，毛 报告没几天，全国合作化都搞起来了。这是一阵风，哪有那么多的自愿参加的，不少都是拉进来的。”芜湖市公安局的宋治安说：“毛 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是走干部路线来的”。(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资料》，第45页。)

江西临川县的干部对合作社高潮过快的问题是有切身体会的。温圳供销社的涂元怡说：“我村里原初级社都没有，而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就将几个村子合并一个高级社，领导能力薄弱，缺乏经验，社里的农具经常摆在外面无人照管。过去一样农具能用五六年，而现在到社里只能用一两年。社员到田里去做事是不愿意的。……下田做事是拉夫凑数，派人下田。”

省供销社临川转运站的蒋金华，讲了亲身经历的农村搞合作化的情况：“五五年我在资溪搞农业合作化工作，当时去的时候还是互助组，后毛 提出合作化的报告，批判了有些干部小手小脚搞慢了些，下面一下就合作化起来。县委书记到地委开会回来后向区委布置：你这个区限十天内要搞起来。区委书记作报告：你们发展多少社。下面不搞，怕受批评，说我们小手小脚。这样一下就合作化起来。要真正做到农民口愿、心愿、全家都自愿是不可能的。……(农民)不参加怕扣落后帽子，怕买不到东西，不得不参加。好多地方连初级社都没有建立起来，就建高级社”。(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毒草汇编》第二集，第41、43页。)这段亲历者的话，非常具体地反映了当时各级干部贯彻上级指示，违心地强迫农民合作化的情况。

19、农民怨声载道（3）

三、关于人民生活困苦的言论

山东的言论反映：“总的说农民生活是苦的，他们劳动强度大，收入比工人相差太远。如果农民负担不减轻，工农联盟就成问题。现在农民千方百计进城，国务院限制农民进城。这是消极办法，积极办法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不然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生活改善成问题。”“中央不关心农民生活，于心有愧，是忘了本”。(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辑：《右派分子言论汇集》，1957年7月8日，第13页。)

河南的言论反映：“从理论上说农民生活提高了，个别的有所降低，实际上大部分农民生活没提高，不但上中农没有提高，有的贫农也没有提高。”

浙江在反映农民困苦的言论中，许多言论还用数据说明了工农生活不平等，城乡差距大的问题。如金华市化工公司的一位职工说：“为什么棉布上海16尺，杭州14尺，金华12尺，农民只10尺。粮食杭州30斤，金华27斤。食油城市5两，农民2两。总的工人好，农民苦。”(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第149页。)

浙江平湖县的人说：“解放前除了一般残废、懒汉、受天灾人祸的以外，大部分农民都是每天吃着三餐干饭还要加点心，而现在吃粥多了”。(同上)

还有人把农民收入从历史上进行比较，说：“(农民)一年平均收入40元，高级知识分子一年收入3600元，相差90倍；21级干部一年收入708元，相差17.7倍。农民连饭都吃不饱，更谈不到提高生活，过去还可以借，现在借也无处借。”(同上，第148页)

浙江有人从长时间的比较中说农民生活的下降：“农民的生活一代不如一代；清朝时农民生活最好，辛亥革命前比辛亥革命后好，辛亥革命后比蒋介石叛变革命时好，抗战前比抗战后好，现在的农民更不如过去，生活很苦。原因：由于农业合作化速度快了些，公粮征得多了些，口粮留得少了些，公家积得多了些。”(同上，第149页)

来自农村的干部群众的言论，对拉大的工农差距、城乡差距都很有些抱怨。如宁波人说：“工人是共产党的亲儿子，农民是共产党的干儿子。政府关心工人、城市，不关心农民、农村。”等等。实际上，普通工人大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对合作化后农民生活状况的恶化都抱有深深的同情态度，基本观点与农民和基层干部并无多少差异。

大连造船厂始建于1898年，是现代大机器工业的老厂，工人也是地道的产业工人，他们的言论应是工人中最有代表性的。在鸣放中，大连造船厂的许多工人都反映了农村生活的艰难困苦。

1.工人和农民生活相差太大，农民辛辛苦苦，一年到头穿不上吃不上。

运搬车间相立春说：“工人和农民生活相差太远，工人穿料子衣服，但农民连粗布衣穿不上，再看吃的方面，工人吃的白面、大米，有的地区农民连粗粮也吃不到。”

动力车间郭镜太说：“城乡之间生活水平相差太大，农民每人一年供给360斤麦子，而城市比农村多的太多，农民辛勤劳动一年，应多供给农民粮食，城市、农村生活水平应平等。”

动力车间刘福贵说：“国家应把大批资金投入农民，照顾农民的生活，我们国家农民有五亿人口，而工人占极少数，农民生活很苦，一双鞋补了很多补丁。”

机械车间石兆英说：“农村生活有点太苦了，我回家看到大人、小孩有的没有吃的、有的没有烧的，哭哭啼啼的有的人吃不饱，但也有的人吃得很饱，我看不民主。农民都入社，有的农民说，不如不入社。所以农村男女都愿意到城市来，是否应该改善一下农民的生活才对。”

锅炉车间周平华说：“今年五一回山东，看农村生活苦极了，原因是粮食秋收后又枯了，来年三、四月就没有粮食，农民到处去要粮也要不来，结果还得饿着，生活就没有办法搞。”

电工车间刘殿明说：“现在农村生活比城市生活差得远，我头几天回家看了下，他们都早起晚归，中间还不歇息。吃的是地瓜叶、地瓜干等，而且分的粮食还不够。”

铜工车间李献贵说：“往年给四百八十斤而今年给四百斤粮，农民不给工钱，这样对农民，穿、零用钱从哪里来呢？今年八月十五日我回家去一看和工人生活完全不一样，农民吃得地瓜叶和豆饼。”

造体车间王世禄说：“我认为农民和工人的生活大有差距，农民一年只开两回支不应该，应该和工人一样，每月开支。物品分配也不对，如油类等，农民和工人一样的劳动，但农民很苦，工农联盟应该一样才对。”

锅炉车间于贵长说：“工农相比农民生活太差，这对工农联盟来说是不好的，现在大多数的农村姑娘到城市来找工人。现在乡下农民连一文钱都很困难，这样工农生活不平等，建议应把农民生活再提高一步。”(中共大连造船厂委员会整风办公室编：《大字报汇编(摘要)》，第二辑，1957年11月，第165、166页。)

2.虽然工人和农民生活相差太大，但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是下降的。

木工车间于作仁说：“我们国家往社会主义走，退回两年来说吧，我是二级工人，每月除生活吃饭以外，还能买27元的料子裤，现在生活赶不上过去了，买不起料子裤。过去大白菜2分，去年八九分钱，党号召增产节约艰苦朴素，不能从人身上节约。国家到社会主义，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还不够社会主义的生活呢？”

造钳车间张本须说：“我们现在生活没有1949年的生活好，现在我们工人的工资高，但商品价格比1949年的高，物价涨得太多了，不如1949年的生活好。”

造体车间崔凤瑞说：“工资改革是好事，但改革后物价也涨，不合理，和没有改以前一样，如果物价这样涨下去，人民币就很快和以前一样了，过去人民币一万元一张，这得十万元一张，工资改革是：有其名无其实。”

蒋广海说：“工资改革是好事，但有的提高了，有的降低了，这次工资改革不但生活没有提高，而且倒苦了，工人工资多了的时候就给割掉工资，改革叫工人增加工资，我们没有增加倒减少，我看这样做是不对头的，上级给改革时，都不通过工人，到开工资时工人才知道，我希望今后工资改革，不给工人减就行，物价稳定就不行了。”(同上，第167、168页)

20、农民怨声载道（4）

四、几点认识和体会

上述这几份材料，有贫有富，有城有乡，有南有北，有工有农，有干有群，有点有面，应是具有时代的典型性。给人印象很深的有以下几点：

1.对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不满，在全国各地都是普遍的，在社会各阶层也是普遍的。无论贫瘠地方、富庶地方，城里人、乡下人，农民、工人、干部、职员、学生都有自己的不满，但感受有所不同。农民向政府卖粮贱，向政府买粮贵，价格明显不合理，引起农民不满。统购统销不仅明显让农民吃了亏，市民也同样是吃亏者。特别是大城市和小城镇的供应，一开始就显现出了不同等级差异。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再到农村，形成了一个供应链条上的不同级差。小城镇的居民粮食供应也是很紧张的。

在农村，敢于公开反对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农民，不是地主、富农，甚至也不是中农，喊得最响的是贫农。原因正如浙江吴惟平调查所得结论：“贫农因为成分好，不怕大帽子压，所以敢喊。”(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第146页。)这是符合实情的。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收集了农村反动歌谣四十则，没有一个是地主富农编的。

另外，在社会各界人士的言论中，县区机关干部的言论是最值得注意的。他们自己都是体制内的人，清楚统购统销和合作化是政治高压线，很少会有人直接提出否定。但他们对政策落实的具体过程是很了解的，在当时鸣放的氛围下也还能在具体问题上讲一些真话。特别是县区的干部，他们是落实政策最直接的执行者，对政策的利弊问题都非常清楚。他们反映的民众生活情况，一般都比较生动具体，又有归纳提炼，很少有废话空话，应该说也是比较具有客观性的。他们的言论可以与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言论互为参照。

2.1950年代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是普遍的。从这几份材料反映，从实行统购统销后，农村就开始饿肚子了。当时报刊说合作化增产粮食，这从人们的生活经验上是不支持的。从各地“右派言论”中反映，大家都认为这是造假撒谎，纷纷从自己亲身感受予以反驳。毕竟农民生活水平的下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和官方媒体的宣传是不一样的。以至于大家连同中央制定的农村12年规划，也认为是欺骗人的，并不相信会真的实现。所以，对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官方报道，其真实性都是大可存疑的。

另外，我们一般对上世纪50年代人民生活的认识是：在统购统销和社会主义改造后，农民的生活水平是急速恶化的，而工人则是长工资比较快。在1956年工人还普调了工资。但从上述材料的工人生活感受来看，这个认识并不完全。工人虽然长了工资，但物价也都涨了，实际生活水平还是下降的。由此可以得出新的认识：1950年代由于国家工业化的启动，拉大了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但这个差距的拉大，不是由于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工农生活水平都在降低，只是农民的生活降低的更快更大，工人的生活是明长暗亏，由此产生的落差。所以过去一般说的，1950年代工人生活有多么好，这是和农村生活比较的说法，实际上未必如是。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材料说明。

3.合作化使党在农村基层社会出现了空前的统治危机。在1957年的鸣放言论反映，当时人--们生活对比参照系主要有二：一是合作化前，一是1949年前。老百姓因为生活困苦而口出怨言，动辄与解放前比，有的直接骂到毛泽东、党和政府头上。如：浙江象山县的老百姓说：“毛泽东法宝大勿过。当初哄大家分田地，现在又叫阿拉进合作社。……过去给地主做长工吃饭还要愁吗？共产党领导办合作社，到社会主义弄得人没有饭吃，牛没草吃，猪没糠吃。这样下去，宁可蒋介石回来，宁可给美国人一个原子弹炸死。”(同上，144页)江西萍乡县是中共革命老区，流传歌谣说：“毛 领导好是好，再过两年有米讨；毛 万万岁，买什么东西都站队”。新建县流传歌谣说：“总路线在过渡，老百姓在饿肚”。(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印：《毒草汇编》第一集，第58页。)也都表示了对共产党领导的牢骚和不满。

从这些“右派言论”中可以看到，新中国在搞的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让老百姓走到了普遍贫穷的地步。工农群众和普通百姓的利益都受到了伤害，又以农民的利益伤害最大，广大民众对此是不接受的。当这些来自民众社会的不满情绪在整风运动中被释放出来，立刻产生了连锁反应，形成了反映民间疾苦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潮流。相比那些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和知识精英的煌煌大言，这些来自民众切身感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对共产党的统治可能是更具挑战意义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都是搞群众运动起家的，对这类人心汹汹的民众言论自然有特殊的敏感性，因为这才是真正最有可能引发社会动乱的言论。毛泽东之所以对整风运动紧急刹车，迅速转到了“反右”运动，担心民众会借机闹事造反，可能是比听不得“右派”逆鳞之言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整治民主党派的“引蛇出洞”的钓鱼说，与“蛇无头不行”的法、术、势，实在是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所以也可以说，这些“右派言论”中反映的民瘼疾苦，不仅比较真实地表达了当时的社会舆情，也可以对“反右派”运动发生的多因背景有更大纵深的了解认识。

本文节选自《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 ，作者：王海光（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原题：《1957年的民众“右派”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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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956—1957年农民闹社闹粮事件（1）
2015年03月04日 10:08 来源：党史文苑 作者： 罗平汉
1956年4月29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农业合作化。到1956年12月，全国农村96.3%农户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初级社者占农户总数的8.5%，高级社者占87.8%，意味着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了高级农业合作化。但是在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转变过程中，由于相当多的初级社还来不及巩固，就匆匆忙忙地转为高级社，甚至还有未经初级社阶段，而直接由互助组进入高级社；再加上经营管理、干部作风等方面的问题，由此引发了1956年底至1957年春部分地区农民闹退社闹粮食的事件。
退社风潮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三个阶段。初级社与高级社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作为农民的股份参加合作社，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仍为个人所有，产品分配按所占生产资料与社员劳动工分的比例进行分红；而高级社，农民则需要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交给合作社，在分配中生产资料不参与分红，而是完全按社员的劳动工分进行分配。高级社创办之初，由于管理经验不足，一些农业社对农民的管理和限制过严，这对于长期以来自由散慢惯了的农民来说一时还难以习惯。至于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更是引起了社员的不满。
1956年11月，中共河北省委在报送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农村干部强迫命令作风的报告》中说：“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基层干部在工作中的强迫命令作风是日益发展的一种趋势。”“基层中干部工作中命令主义，不但是大量的，而且情况也是严重的，有的已经发展到违法乱纪的地步。”报告中例举了四个方面的情况：
一是许多农业社干部，在工作中不同群众商量，不听群众意见，多是少数人或个人作主，甚至发展到独断专行。对于群众的不同意见，任意扣上“落后”“反动”“破坏合作社”的帽子，使社员有话不敢说。高阳县耿庄乡因受水灾，社员忙于个人种菜、打鱼，对社里的集体生产不是很积极，社干部便擅自举办所谓“落后分子训练班”，受训社员达100多人。昌黎县刘台庄乡农业社，为动员社员投资，一夜不让社员回家睡觉，有一个生产队干部说：“不缴不行，没有钱卖人也得缴。”有的社员只得把家中的口粮、烧柴、猪饲料卖了来投资。
二是片面强调集体利益，不顾社员个人利益，限制社员活动自由。有的农业社规定：生产竞赛时，不准串亲赶集，不准私自经营副业，否则以“违反集体利益论处”。许多社忽视或限制社员搞副业，又不准社员预支或借款，以致社员打油买菜的钱都没有，不少社员说：“农业社这种优越性实在受不了。”东光县金庄乡农业社规定：秋收时夜间不能私自外出，违者以“偷窃论处”；社员收割自留地的庄稼，必须持证明文件，否则按偷窃论。
三是任意克扣社员工分，罚劳动日，停止劳动，冻结存款，不发给救济粮和购粮证。南皮县大庄乡规定，偷一个玉米罚10个工分，有一个社员偷了180个玉米，被罚了1800分，他劳动一年挣了1700分，不但全被罚光，反而欠了社里100个工分。满城县红光农业社有两名社员私自到保定卖了两次瓜，被生产队长扣上“私自外出”的罪名，各罚工300个。
四是随意捆绑吊打社员。秦皇岛市郊两个乡的党员，打骂群众的有15人，占党员总数的7%。房山县（今属北京）五侯乡山青社社员蔡德旺说，干部吸烟有钱，群众买油盐没有钱，被社主任听到了叫去打了一顿。蔡回家后同哥哥讲了，其哥去找社主任论理，结果也被打了一顿。社员们说：“合作社是阎王殿，社主任是阎王爷，队长是小鬼。”
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也同样存在。辽宁农民普遍反映：“农业社好是好，就是挨累，挨蹩（不自由），受气受不了。”有的社员甚至说：“入了社，还不如劳改队，劳改队还能过一个礼拜天。”这些问题，虽然当时也有所察觉，但并未得到及时纠正，到1956年秋收分配前后，这些问题引起的社员不满便凸现出来，引起了一股“退社”风。
早在1956年6、7月份，广西就有部分农业社社员闹退社。这年6月初，广西陆川县九区的塘寨社，闹退社的社员有32户。凌乐县玉洪区的莲花社，是一个由汉、壮、瑶等民族组成的联合社，共有164户，要求集体退社的就有4个队，64户。
到了1956年下半年，闹退社的现象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发生。1956年12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对辽宁、安徽、浙江、江西、四川、陕西、河南、河北8省进行调查了解后，向中共中央汇报说：“今年秋收分配前后，在一部分农业合作社内，出现社员退社和要求退社的情况。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户数的1%，多的达5%；思想动荡想退社的户，所占的比例更大一些。”
12月4日，中共广东省委关于退社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近数月来，特别是全省大部分农业社转为高级社，并进入秋收和准备年终分配以来，各地不断发生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闹退社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退社农户达7万户（包括部分在升级、并社中未报名转高级社的在内），约占入社总农户的1%左右。已垮掉的社共102个，正在闹退社而尚未退出的共有12万7000户，约占入社总农户的2%弱。个别地区曾经发展成为群众性的退社风潮。特别是在经济作物区和生产搞不好的地区，退社问题更为突出而严重。”
1956年冬天以来，河南的临汝、永城、夏邑、虞城、民权、商丘等12个县闹社、退社现象共涉及278个合作社。退社现象严重的临汝县，闹退社的达到13个乡、67个自然村、35个生产队、84个生产小队，共包括3万人口的地区。闹社的主要表现是：开始不让外调本队或本村的粮食、红薯和蔬菜；而后停止生产，结集到乡、县请愿，私分、抢分粮食和红薯；严重的地方，发生打骂干部，甚至私自改选干部和人大代表，个别社抢分公粮，最后闹分社、退社。
到1957年春夏之交，退社风潮有增无减。据辽宁省凤城、昌图等9县的不完全统计，闹退社的有1万余户，已退社的有4000余户。在江苏，有闹退社现象的合作社，新沂县占43%，铜山县郑集区为50%，沭阳县为57.5%。有些地方，还由闹退社发展到闹事。
1957年春，江苏泰县的闹退社事件在几个乡范围内成片发生，有数千人到县里请愿，形成了一股影响不小的农民闹社风潮。
泰县在1952年就建立了第一批农业合作社，开始几年，合作化是稳步进行的。但是，在1955年下半年批判“小脚女人”之后，各级干部唯恐自己戴上“右倾保守”的帽子，大办合作社，到1955年底，入社农户达到了总农户数的近一半。进入1956年，泰县又迅速掀起了初级社转高级社的热潮。这年1月，全县还只有1个高级社，到3月下旬，猛然发展到482个，入社农户达总农户的近60%。

高级社虽然建立起来，但由于管理工作跟不上，包工、包产、包成本的“三包”制度流于形式，全县数万亩耕地没有种上，生产工具损坏严重，耕牛跌膘、死亡现象也不少见；合作社财务混乱，少数乡、社干部随意挪用公款；大部分多种经营被取消，社员搞副业被批评为“光想个人发财，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致使社员收入大为减少；干部作风不民主，大事小事个人说了算，少数干部还打人骂人；等等。这些问题引起了广大社员的强烈不满。
1955年是风调雨顺的一年，泰县的粮食也获得了大丰收，全县粮食总产量比1954年增加了两成。1956年，情况就没有那么妙了。这一年，泰县132万亩农田中，受水灾和风灾的有70万亩，全县粮食减产近20%，减产的合作社占总数的82.7%，社员收入减少了42%，生活因此受到严重影响，不少家庭连吃粮都发生了困难。据该县的典型调查，缺粮一个月左右的农户达70%。于是要求退社的社员很多，有近20%的社员要求退社，40%的社员思想动摇，要求继续办社的社员只有40%。这种本来严重的情况，却没有引起泰县县委的重视，终于发生了社员闹事风潮。
从这年5月开始，闹退社事件在泰县几个乡的范围内成片发生。开始之时，社员都是要钱、要粮，要求公布账目，要求把大社分成小社，在得不到肯定答复的情况下就自动退社，并把原来折价入社的耕牛、农具带回家，甚至还强行收割地里半成熟的庄稼。接着，闹社由小闹、“文”闹变为大闹、“武”闹，以至绑打干部，搜干部的家。据统计，全县被绑打的干部有224人，被抄家的有299人。闹事发生后，县里各级干部没有积极深入到群众中去努力化解矛盾，而是听任事态发展，结果愈演愈烈，以致演变为社员到县城请愿。开始时每天几十人，到后来最多时每天达2000多人。要求县领导批准他们退社，不答应就呆在县政府要饭吃，并围攻干部。当退社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回到乡里后继续闹。其中港口区的马庄乡在少数坏人的煽动下，闹退社的群众召开选乡长大会，并宣布撤了乡长的职，自行任命了乡长。他们还阻止县政府派去解决问题的干部进社，甚至对县里的干部加以扣留，不给饭吃。泰县闹社严重时，波及全县的73个乡、502个社，分别为全县乡、社的82%和47.4%。直接参与闹社的群众有3万多户，约占全县总户数的17%，自动退社的有1万多户。
浙江省仙居县也发生了较为严重的农民闹退社事件。

这个县自1956年秋收后，群众就普遍反映“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大社不如小社”，个别地区即发生退社事件。“在当时‘左’倾错误思想支配下，县社干部不敢宣传落实互利政策、自愿原则，改进生产管理，而在整社中把主要矛头对向富裕中农，批判‘资本主义思想’，不许分社，不许退社。暂时平息了风潮，而社内问题仍然成堆。”
仙居县农业合作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方面没有处理好粮食生产与多种经营的关系，片面地强调以粮食生产为主，甚至用命令的办法强行推广三熟制，限制社员家庭副业；合作社账目不公开，财务混乱，部分社队干部贪污多占，加上别的原因，使合作社的工分值很低，全县农业社每个劳动日最高者为7角4分，最低者仅为9分，平均为3角3分，社员收入大为减少。另一方面，基层党员绝大部分当上了干部，掌握了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大权，造成了党群关系某种程度上的紧张。相当多的干部在生产、分配等重大问题上命令行事，不与群众商量，甚至用“戴帽子”、扣工分、脱衣服受冷等办法对待群众。还有少数干部违法乱纪，在合作化高潮中，这个县的251个乡干部有74个吊打过人，33个乡镇的1117名党员有贪污行为的48人。而且有大量的干部工作不深入，很少与群众联系，不能同群众同甘共苦，很难听取群众的意见与要求，干群关系亦很紧张。
由于上述原因，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不高，合作化后的第一年，农业社的收成很不好。到1957年4月中旬，夏收减产已成定局，全县夏粮减产达25%。到这时，社员与干部、穷村与富村、贫穷社员与富裕社员之间的矛盾，便充分暴露出来。
1957年4月中旬至5月中旬，仙居全县33个乡镇中竟有29个乡镇先后发生了闹事事件。全县302个合作社中，发生闹事的235个，参加的群众有2万多人。仙居县农民闹事的特点，主要是社员闹退社分社，干部不许，就打干部、哄闹政府或自动解散合作社。闹事后，全县的302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的116个，部分垮掉的55个，入社农户由91%降到19%。
其他各地也发生形式各异的农民闹退社事件。据1957年6月25日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从1956年秋收分配到1957年4月底半年多的时间里，共发生社员闹社事件144起，参加人数为7289人。山西农民闹社的方法有集体请愿、联名告状、打官司、查账、集会、游行示威、包围干部、与领导轮流谈判、集体到县级机关讨饭、争夺社内生产资料、罢工、村与村之间打架、打社干部等10余种。在闹社中共打伤14人，逼死合作社主任1人。

22、1956—1957年农民闹社闹粮事件（2）

农民闹粮
在一些地方发生农民闹社、要求退社的事件的同时，还有一些地方因统购统销问题发生了农民闹粮事件。
对粮食进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统购统销制度形成于1953年底，它要求农民在完成公粮（即农业税）上缴和留够所需的口粮、种子、饲料用粮之外的大部分余粮，在规定的时间内卖给国家即统购，同时对非农业人口定量供应所需粮食即统销。1956年是全国农村全面实现合作化的第一年，但这一年夏收以来，全国粮食销量并不正常。7月粮食销量比1955年同期多销10.7亿斤，8月销量比去年同期多销14.8亿多斤，9月销量比去年同期多销17亿多斤，7、8、9三个月合计共比上年同期多销43亿斤（其中灾区多销的约有16亿斤，一般地区多销的约有27亿斤），比遭受特大灾荒的1954年同期还多销16亿斤，而且这种销量上涨的趋势还在继续发展。而1956年夏季征购的结果，比上年同期少收粮食30亿斤。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联合发出《关于目前粮食销售和秋后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指示》，强调：“尽管农业合作化了，农业生产有了若干发展，但是我国粮食需要的增长仍远远走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前面，这种产销矛盾的情况，在一个较长时期以内将仍然存在，仍然要求我们用极大的力量把粮食征购和销售工作做好，对于这方面的任何麻痹疏忽都是错误的。”指示要求各地必须执行下列各点：（一）继续贯彻执行什么时候缺粮、什么时候供应的原则。（二）国家粮食征购应当同农业合作社社内分配结合进行，使农业合作社首先完成国家核定的粮食征购任务，然后进行社内分配。（三）必须继续坚持购销结合的原则，一定要将销售和征购统一安排，不要重复过去征购时只管征购、将来销售无法控制的错误。（四）在粮食增产地区，须要适当增加一点统购数量以支援灾区，但增购的数字仍以不超过增产部分的40%为原则。
尽管如此，1956—1957年粮食年度的统购统销任务完成得并不好。这年度粮食比1955—1956年度增产150.6亿斤，但收购却减少了25.6亿斤，而市场销售却比上年增加了127亿斤。这一减一增，使国家粮食库存大为减少。农业合作化后农村出现销多购少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在进行合作化宣传动员的时候，曾向广大农民描绘了一幅加入合作社后的美好前景，因而合作社建立后，许多农村基层干部认为应当给农民多留一点粮食，使农民的日子比单干时过得好一些，至少不要比单干时差。因此，那些增产了的农业社要求把增产的粮食都留下来，没有增产或增产不多的农业社要求减少征购任务或增加供应指标，而那些歉收的农业社更是要求国家多供应粮食。这样一来，粮食的征购量并没有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实现而增加，而统销量亦没有随之而下降，却出现了反向的趋势，这就势必影响到国家粮食征购任务的完成。
尽管1956年的粮食统购并没有完成国家预定的计划，但由于一些地方在粮食统购中不注意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加之农业社的经营管理、干部作风等方面存在问题，因而在1957年春，在一些地方发生农民闹退社事件的同时，有的地区还发生了农民闹粮事件。
河北通县地区1956年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水灾，受灾面积512万亩（占总耕地的53．88%），受灾人口156万（占总人口的50.4%），灾民因灾缺粮2.1亿斤。1957年春，由于粮食供应不足，不少地方曾经发生群众叫喊缺粮、生猪减少、牲畜瘦弱死亡的现象。据通县地委、行署的估计，全地区约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社闹粮食问题。闹缺粮的群众，有的是不缺喊缺，但也确有一部分是真正缺粮。
由于粮食紧张，通县某些地区还曾发生了一些群众请愿和闹事事件。群众到县、专区和北京上访者日渐增多。“据北京反映，周总理和北京市民政局长的汽车都曾被请愿群众拦阻过。”有的地方还发生群众哄抢社内粮食、因要粮打骂干部的现象，更有一些地方发生农民集体闹粮事件。

1957年2月底3月初，河南孟县的南庄、化工两个乡4个社即发生了群众要粮的问题，由于没有得到及时解决，事态进一步发展。到3月中下旬，孟县有的乡、社群众坐着大车，成群结队地到邻近的温县、沁阳、济源要饭，并高价购买粮食、豆饼以及各种干菜。
中共新乡地委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曾电话指示孟县县委加以检查并迅速解决，但并未引起孟县县委的高度重视，到4月中旬，闹粮严重的达8个乡36个社。这些社的群众整日闹粮，生产情绪低落，许多人基本上停止了生产，并且成群结队地到县、乡政府要粮。由于粮食问题严重，相当多的农民出卖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据该县南庄、化工、城伯、里庄4个社的统计，共有5155户卖掉大小农具6193件，南庄、化工两个乡7个社外出逃荒要饭的达350户420多人，拆房卖瓦的90户，拆房324间，卖家具的1500多户，要求退社的44户，卖小孩的4户。由于粮食问题得不到解决，一些群众编出快板发泄不满，说什么“社会主义工业化，把人饿成骨头架”，“社会主义真正好，糠面馍也吃不饱”，造成了很不好的政治影响。
孟县发生大规模的群众闹粮事件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度的统购中任务过高。在分配统购任务时，孟县县委不是根据各农业社的实产计算，而是按估计的产量分配，县委预计全年每亩平均产量为446斤，实产为425斤，相差21斤，而且在分配任务时还将标准粉的折干率提高了10%，结果造成一部分农业社卖粮过多，口粮不够，全县70个农业社中，有39个社没有达到360斤至380斤的口粮标准，社员平均留粮在300斤以下的就有4个社。口粮本来没有留够，而一些干部对群众实际困难又态度冷漠，不及时帮助解决。农业社的支部书记说要粮的群众是胡闹，是立场不稳定，跟着地主、富农、坏人跑。有的干部甚至说群众饿死活该，饿死谁该谁倒霉。群众对此气愤地说：“共产党好，下边的干部不好”；“共产党的政策是好政策，就是下边干部执行不了”；“毛 的经是好经，都是小和尚（指基层干部）念错了”。
山东惠民地区的利津、广饶两县，1957年5月12日至18日，连续发生抢粮事件13起，其中已抢粮食者8起，劝阻回去者5起，涉及两个县的3个区、8个乡和37个村，参加抢粮的群众有4800余人，共抢去粮食92000余斤。
抢粮事件首先发生在利津县盐窝区的盐窝镇，继而波及到相邻的区乡。在事件发生前，盐窝的粮食供应就已非常紧张，进入5月后每人每天平均只有4两粮，少数的有半斤粮，而且有不少户因为缺粮早已断炊和停止生产了。为此，一些群众抱怨说：“政府再不供应（粮食），就得官逼民反、抢粮库。”盐窝区委得悉这一情况后，于5月10日晚在盐窝镇召开了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会议，要求与会者带头少要或不要粮。由于不能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未能打通与会人员的思想，与会人员反而要求将6月份的供应提前，并给缺粮户补发供应证，盐窝区委害怕突破供应指标，不敢答复，会议无果而散。第二天，盐窝区委将这一情况向利津县委作了汇报。
5月12日，利津县委派了两名常委到盐窝来帮助工作，不料他们刚到区里，盐窝镇8个村的1000余群众就将其包围起来，并抢了镇上的3个粮库，抢走粮食52000斤，还抢了一家饭店和农业社的4000斤种子。
13日这一天，盐窝镇刘村80多人，与外村来的600多人一起，拿着口袋，将设在该镇西村的粮库围住，要动手抢粮，经县区乡干部竭力劝阻，加之西村300多群众也不同意抢粮，双方僵持五六个小时后，参加抢粮的群众始散去。
14日后，利津县新台区的和平、福寿、乔家等以及盐窝的临河等乡，又相继发生群众哄抢粮库事件。广饶县董集区（该区原属利津）宁家乡、共和乡亦发生群众集体抢粮。参加抢粮的群众多是中年妇女，另外有少数的老人和小孩，绝大多数人属于缺粮户，抢粮的理由是“粮食不够吃”，“叫嘴逼的”，“这叫官逼民反”。一位带头抢粮的妇女，经过干部再三劝阻说服后说：“同志我求求你，只要给我写上买半片豆饼的条子，我就回去，我有三个孩子，大了保险叫他打国民党。”
利津、广饶部分乡镇发生抢粮事件，也主要是群众缺粮。这些地方4月底5月初就有45%至75%的户缺粮。造成缺粮的原因，又主要是因为此前粮食征购时群众卖了过头粮。利津县地处黄河与渤海边，盐碱荒沙地占了耕地的60%以上，1956年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只有110斤，当时全县的粮食征购任务为2136万斤，然而只完成了1865万斤。由于在征购时过分强调“先公后私”，许多农业社留给社员的口粮不足。虽说多数社规定了人均口粮为360斤或370斤，但当时是随打随分，粮食水分很大，个别的社连花生饼和干菜也抵了口粮。对于这种情况，该县重视不够，有的领导说：“群众口粮基本够用，生活不错，供应面应控制在30%，不能突破。”或者说：“为什么其他地方都够了，你们不够，不要只叫困难，应当好好工作。”区乡手中掌握的粮食少，当群众要粮时，就只能以“讨论讨论、研究研究”等托词拖宕应付。群众不满地说：“你们总是讨论讨论，可把我们饿死了。”最终酿成了群众哄抢粮库的严重事件。

23、1956—1957年农民闹社闹粮事件（3）

事件平息
农村一些地方出现闹社闹粮事件后，引起了各地党组织的重视。中共广东省委认为，发生闹社闹粮的根本原因，是许多农业社生产没有搞好，“去冬今春合作化高潮以来，许多工作做得比较粗糙，不少社由于生产关系大改变，社的管理水平跟不上，加以农业生产领导上的盲目性以及晚造（晚稻）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结果使得相当一部分社减收，而绝大部分增收的社增收亦不太多。因此，不少社内有相当一批社员减少收入”。
中共河南省委农工部认为，部分地区社员闹社闹粮事件，主要原因是实现高级合作社后，广大农村的主要矛盾已由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而各级领导和农村干部对这种新的形势认识不足，加之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在建社时工作粗糙，建社后政治思想工作滞后，对建社中出现的问题未能及时认真加以解决，尤其是对部分社员的困难解决不够。这些问题，在进行年终分配时，都集中地暴露出来，使社员对办好合作社和依靠合作社发展生产有了怀疑，再加上分配时有些社员减少了收入，这就使这些人产生了闹社退社的思想。
山西省委也认为，造成社员闹社的原因，除了合作社存在的上述问题外，“绝大部分闹事是与我们各级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分不开的”。
据中共江苏省委农工部办公室的调查，闹退社的主要是入社后收入减少的社员和生活困难户。前一种人本来许多就是勉强入社的，结果入社后收入减少而闹退社；后一种人入社之初听说合作社有很多优越性，产生依靠大伙改善自己生活的思想，可入社后分配的结果却入不敷出，透支很多，生活发生很大困难，在社里还常受到冷嘲热讽，认为还不如退社的好。除此之外，农业社还存在生产与劳动管理不好，责任制没有建立，财务混乱，分配不公平，合作社规模过大，队与队之间存在矛盾，干部不关心群众疾苦、工作态度生硬、搞特殊化，领导上存在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等，也是造成一部分社员闹退社的重要原因。
从1956年开春决策分配至1957年4月上旬，四川绵阳县共有103个农业社（占该县合作社总数的8.7%），先后发生130起闹社事件，参与的群众达2800余人，每次参与闹社的群众多者一两百人，少者一二十人，其中由哄闹发展为喊打干部的有17个社，18起，参与的群众200余人。中共绵阳县委关于群众闹社事件给绵阳地委的报告中认为，闹事的原因，一是合作社的工作确有缺点和错误，比如：干部自私自利，贪污挪用公款，偷盗社内公共财物，私宰肥猪多吃猪肉；作风不民主，严重强迫命令；经营管理混乱，劳动力调配不合理。这类社在闹事的社中占60%—70%。二是富裕农民由于入社后减产或对统购统销和副食品供应不满，“有些社员怀疑社干有贪污拉（挪）用，而社内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没有针对社员思想及时进行宣传解释，消除社员顾虑，安定社员情绪，而是听之任之，甚至有的社，社干不但不予解释，反而辱骂社员，造成‘火上加油’，最后终于闹起来”。这类社在闹事的社中，约占30%—40%。至于“坏人煽动则是极个别的”。
应该说，这些分析基本上是切合当时实际的。
中共中央1956年12月24日在批转中共广东省委关于退社问题的报告时，针对一些地方出现闹社退社事件提出了三点意见：（一）各地合作社对于急急忙忙叫富裕中农入社，或者让其入社基本就是不策略的。今年分配所得，富裕中农的收入都有所减少，因此怨言甚多，有些人要求退社。让一部分坚决要求退社的富裕中农退社，不但无害，而且有益。（二）有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原来从事手工业等其他行业的人，过去确实收入较多，留在社里很难维持他们原来的收入不下降，经过工作，如果他们仍坚持退社，可以允许其退出，不必把他们勉强留在社内。（三）对于一部分缺乏劳动力的困难户，可从公益金中给予适当补助，必要时，也可暂给以适当的土地报酬。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他在讲到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事件时说：“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他还说，要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如果工作做得不好，发生了闹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强调为着继续巩固农业合作社制度，争取今年农业的大丰收，坚持民主办社的方针是很重要的。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应该注意以下三个主要事项：第一，农业合作社要按时公开财政收支。所有一切财政收支，都必须按时公布，让全体社员知道，由群众参与评议，而不能由少数干部独揽支配的大权，以便避免各种营私舞弊的行为，保证社干部的廉洁，消除社员对于财政问题的疑虑。第二，社和队决定问题要同群众商量。凡是关于生产的布置，农业技术的改进，耕作制度的改变，新种子的采用，合作社的基本建设、经营管理等问题，都应该由干部和群众共同讨论，既要照顾国家的计划和政策，又要因地制宜，按照当地的土地条件、季节条件以及其他经济条件，反复研究几次，稳步前进。第三，干部要参加生产。农业合作社的社长、副社长以及其他干部都应该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参加生产劳动，县、区、乡应减少会议，以便减少或避免社干部在时间和经济上的浪费。
5月20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关于正确处理农村人民闹事问题的指示》，提出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上级主要领导要亲临现场，直接与群众见面。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冷静分析情况，辩明是非，凡属乡、社领导上负责的，乡、社干部应该在群众中公开检讨，取得群众的谅解；有些责任应由上级机关来承担的，上级机关要实事求是地承担起来；对个别严重违法乱纪已为群众唾弃的干部，应予严肃处理，凡属群众的缺点和错误，也要讲清楚。要迅速组织群众投入生产，干部也要以身作则带头生产，同时做好闹事的善后工作，做到群众所提的问题件件都有交待。6月2日，中共中央在批转江苏省委这个指示的批语中，也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冷静地分析夏收前后的农村形势和农村人民闹事的原因，主动地去解决农村中存在的问题，防止闹事事件的发生，并且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使干部们懂得，对待人民闹事，既不能片面地迁就许愿，也不能采取粗暴的态度，而应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辨明是非，达到干部和群众在更高基础的团结，以利于生产。
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领导干部亲自出马，或者派能力较强的干部深入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弄清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然后向群众讲清道理，分清是非界限，把问题提出来与群众共同讨论，协商解决办法。对于那些不合理的意见和办不到的要求进行耐心说服，对于错误的意见和行动进行批评和教育，对极少数坏分子进行打击，对生活上确有困难的社员增加口粮、发放救济款，让犯有错误、作风不好的干部当众检讨改正，把少数问题严重和不胜任工作的社干部撤换下来。通过这些措施，多数闹社事件得到了妥善处理。到1957年6、7月后，由于采取了较为有力的措施，加之农业生产进入了紧张的夏收阶段，各地的农民闹社退社事件也大为减少。
http://law.cssn.cn/dzyx/dzyx_jxyx/201503/t20150304_1533217.shtml

24、合作社维稳：1957年的非法拘禁与上访

作者：韩福东

维稳是近些年诞生的新鲜词汇，和它的悠久历史相比，这个名词诞生的太晚了一些。说它历史悠久，也只是相对而言，如果一定要在构成维稳的要素中加入“上访”和“非法拘禁”这两项，那它建制化的存在大概也就一甲子的时间。
维稳，这是个在毛泽东时代，就困扰中央和基层政权的事儿。让我们从山东省聊城市的合作化维稳开始说起吧，话说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60户不愿加入高级社、坚持单干的农民，被集中到了村外漫洼里，两昼夜不准回家吃饭。乡社干部要求他们把手中的余粮全部卖掉，这些农民没有办法，最后“强迫入了社”。这里是1956、1957年间的山东聊城市冠县城关区张平乡，单干的农民都被限制了人身自由，遭受了非法拘禁——只不过是在荒郊野地里被拘禁而已，席地幕天，整个大自然都被借来充当了“黑监狱”。这种情况，在冠县其他区、乡也有发生。
很难说这种开放式的拘禁，是否比关在一个小黑屋子里更不人道。同样是在冠县城关区，芦村乡以驻社干部张衍振为首的“保卫公共财产委员会”，选择在固定场所拘禁村民。他们在各村成立了小组，专门审讯单干户和退社农民，“使村与村互相交换吊打群众”——交换的好处大概是，避免了熟人间不好下狠手的局限。常芦村一个叫苏维新的单干农民，“5天被捆打了6次，最后带着绳跑到县里去。”这个村子还有一位哑巴社员，名叫贾喜成，“因向社里要钱，被乡长冯大杰一枪筒砸死，后经急救未死，八、九天不能起床。”在殷芦村，社员张金惠提出退社，“被当场打晕在地，苏醒后又令其写了入社保证书。”这个乡因为连续发生7起打人事件，“因此造成人心惶惶，个个自危”，一个叫秦风安的因为害怕挨打，外逃很久不知下落。
这样简单比较起来，在荒郊野地冻饿上两天两夜，似乎还算幸运的。1956年入高级社那会儿，强调的是“自愿互利”，但事实上，全国各地带有强迫性质。对于单干农民和入社后又反悔退社者，基层政权采取了种种打击措施。有很多对付单干户的理由，在冠县张庄区大柳邵乡邢家柳邵村，乡社干部邢民龄等人带领民兵将刘孟京等3户单干农民的牛强制拉走，理由是：这些牛“踏了合作社的路”——不仅社会主义的花花草草不能动，连路都不让走了。这三户单干农民因此无法种地，其中一个叫冯朝显的，不仅牛被牵走，还被送到乡里黑监狱扣押了5天，“距本村3里不让回家吃饭”。
在冠县清水区大曲庄乡朱庄，因为退社农民被驻社干部毛文元等人捆绑吊打，还造成一个叫王秀梅的女人自杀。据该县5个部门统计，1957年1—4月份仅发现的违法乱纪事件即达165起之多。
再举一个例子，该县张庄区于林头乡，因为“有的社员卖掉了入社的牛。于是便以驻社工作组长蒋春和为首的将卖牛户于文学、于登阁等人捆绑扣押，追交牛款。” 于高阁因为交不上牛款（可见是因家计困难而卖牛度日），被迫将三间厂棚当给了社里。妇女李存芝母子，则因交不上牛款而被捆绑到了区里。“李存芝气晕过去，（乡社干部）说是装的，又用烟熏。因而吓跑了陈敬明，迄今未归。”
在中共聊城地委办公室1957年5月6日的一份文件中，引述了冠县县委政法部报告中的一句话：“目前部分地区的乡、社干部违法乱纪现象是很严重的，这又集中反映在处理社内矛盾问题上和对待社外单干农民的态度上，他们不是采取耐心说服教育讲清道理的办法，而是武断粗暴加以对待，造成很坏的影响和后果。”
这种粗暴事件不但存在于冠县，在聊城市平原县，情况似乎差不多。该县董路口乡大仇庄社员仇守海等人“因在社员大会上和社长发生争吵、斗殴，（结果社长）当场将仇守琴打倒在地捆绑起来，最后被法院判刑半年。”仇守琴应是仇守海的亲属，仇守海为此跑到北京上访。
与他一同前往北京的还有同乡社员董林山。和前述冠县张庄区于林头乡的情况类似，董林山也是卖掉了入社的牲口——这些牲口是亲属交给他暂管的，法院令其归还牲口给社里，董林山不服，也跑到中央上诉。在他上访期间，法院又将他的妻子宋氏“逮捕法办”，“宋氏因患重病，用大车送走。”可见1957年上访颇不容易，家属都会因此判刑。
不过，董林山和仇守海的上访，最终引起了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注意。他们将相关材料转给了聊城市委办公室。但这两个案子最终怎么处理，就不得而知了。从程序上，聊城市委办公室，将把信件再转给涉案政府，但从该市阳谷县对类似事件的反应看，这种信件层层周转的制度很难起到效果。
阳谷县的事情是这样的：该县5区风俗村徐俊鄂、丰善教等3户单干农民，所有的粮食都被区委书记许曹选带人抢走了，牛、驴等牲口也一律牵走。丰善教的母亲因护东西，头被打破。这个事，聊城市委办公室与阳谷县委联系多次，一直没有任何处理。
各县都有很多积案，信访体制根本对地方官构不成有效制约。1957年10月5日，山东省委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会议召开。25天后，聊城市委办公室发现，“个别县份仍然贯彻不力，或只简单的做了部署，而无具体的计划措施，这样就很难达到省委提出的于明年二月份彻底清完积案的要求，必然遭致工作的被动。”按照工作会议要求，各县要建立健全信访组织机构、人员配备、专职兼职、手续制度；拟定清理和处理积案的计划、措施；划分来信来访的处理范围；建立负责人批办来信、接待来访制度……
这种制度建构的努力，并没有取得看得见的成效。进入1958年后，连续多年的大跃进和大饥荒期间，基层干部和党员的作风粗暴有增无减，并延续进了1960 年代。贯彻不力的不只是“个别县份”，积案也一直沉积着，直到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仍难以清理结束。信访是一个鸡肋建制，早在1950年代，它的命运就已注定。

(文中所引用事实，均来自笔者在聊城市档案馆查档所得。这些事实应为首次公布)

25、 开展农村大辩论（1）
借反右运动的声威，在农村开展了“社会主义大辩论”。
1957年8月8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以合作社的优越性问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统购统销问题、工农关系问题及肃反和遵守法纪等问题为中心，在全体农村人口中进行大辩论。
**党山东昌潍地委遵照上面指示，于1957年下半年在全区农村普遍开展了一次以两条道路大辩论、农业生产建设问题大辩论和整党、整团、整社为主题的三个阶段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场政治思想批判运动，虽然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同时也掩盖了一些问题，使阶级斗争扩大化进一步蔓延到农村，也使“左”倾冒进的苗头进一步发展，给农村的政治、经济发展带来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一、农村两条道路大辩论
由于中国农业合作化过急、过快，在1956年秋收分配前后，合作社内部公有化程度过高、管理体制、平均主义、干部作风等问题凸显，导致一部分农民特别是富裕中农的收入锐减，引 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股闹社、退社风潮。
对此，中央和各级党委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但没有从根本上遏制。
1957年春，这股风潮进一步升级，全国农村普遍“吹来一股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台风”。
据昌潍专区统计，“入春以来，全区已退社的3904户，其 中中农和富裕中农占70％。”
同时，夏季粮食统购也发生了困难。昌潍地委书记陈洪波在益都县四级干部大会上指出：
“全国每年征购850亿斤，今年夏天完成不到50％就非常吃力，现 在全省20亿斤的任务只完成了75％，还有5亿斤未入库，昌潍地区35400万斤，入库33000 万斤。有的地方才完成10％。”
对此，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讲话中，明确提出：
“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
为了贯彻中央青岛会议的精神，解决农村突出的退社风潮和粮食统购问题，**党昌潍地委 于7月26～29日分两批召开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专门研究、部署农村重点整风，农村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开始发动。
会议认为，“目前我区农村的资本主义思想相当严重”，“各县回去后必 须马上召开县委会议(吸收区委第一书记参加)，传达学 指示，分析本县情况，统一思 想。在此基础上，各县可于8月5日至10日针对以上四个方面问题召开四级干部会议，时间 一般在10天左右。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先鸣放，后辩论。”
各县按照地委部署召开了会议。
7月30日，益都县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会议指出：
“粮食 问题是目前工作的突出问题。粮食问题就是思想问题，不仅反映出目前农村资本主义思想严 重，也反映出部分党员干部是非不清，思想不纯。粮食问题解决了，合作化优越性的问题，自 然也就随之解决。”
8月6日，作为地委试点，益都县召开四级于部大会。会议就粮食问题、合作化问题、政法工作中的右倾思想问题、县区干部的领导作风问题进行鸣放。
8月8日，**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8月10日，山东省委发出《关于向农村 干部党团员与广大农民进行一次大规模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要求“必须抓紧秋收以前和秋 收期间在农村普遍深入地进行一次以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 批判党内的右倾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尾巴主义，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 农民的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主、富农的反社会主义的行为。其中主要的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
8月11日，陈洪波在益都县四级干部大会闭幕会上指出：
“现在经济制度改变了，但思想战线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在农村还存在着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另 一条是地主、富农和一部分富裕中农想走的资本主义道路。当前思想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是 农村的目前形势”；
“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我区要在广大农民中进行一次广泛的两条道路大辩论，这就是当前农村的重点整风。会后地委要专门研究部署，开展试点，总结经验，并向 全区推广”；
“运动的步骤是先鸣放，后争辩”。
自此，昌潍专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
8月13日，地委首先在茅埠、流饭、东坝、埠头四个乡进行试点，并初步总结了经验：先在乡支部里鸣放争辩，在乡支委本身的问题解决后，进一步对全乡党内外思想情况进行分析 排队，有计划地培养积极分子。
然后抓住如下几个环节：(1)宣布整风，动员鸣放；(2)进行 反复的思想酝酿和组织工作，消除各种顾虑，推动鸣放； (3)耐心引导鸣放由浅人深发展； (4)耐心地听取各种意见；(5)在彻底鸣放之后，适时地引导转向重点问题的争辩。
在学习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自8月中旬至10月中旬，以农村两条道路大辩论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迅速在各县、区全面展开，主要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各县召开四级干部会议，搞清思想，统一认识。从8月12日至8月23日，昌潍专区全区15个县(益都县作为试点已基本结束)分别先后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与会区、乡、社干部总计21803名。
会议通过鸣放争辩，使广大干部认清了农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 道路斗争的基本形势，肯定了合作化的优越性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正确性。
同时，各县认真 学习了试点乡的经验，并通过会议的大鸣大放大争，积累了初步的经验，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 和骨干力量，如安丘县从排队中发现积极分子953人，占到会干部总数的51．8％；昌邑县在 鸣放中发现积极分子481人，占到会干部的33％，为乡、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全面展开作 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第二阶段：对农村具体形势调查摸底。8月中下旬至月底，全区各县从粮食问题、合作社 情况、富裕中农情况、地主富农动态、乡社干部情况五个方面，抽取典型乡社，对农村的具体 形势、具体问题进行调查摸底，以此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的基本依据，做到心中有数。
第三阶段：乡、社全面铺开。在调查摸底、弄清农村具体形势的基础上，自8月底9月初 开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区各乡、社全面铺开。其具体做法是：由党内到党外，由骨干到 群众，先鸣放，后争辩。
首先，召开乡支委扩大会议。弄清乡支委本身的思想情况，批判资本 主义思想，并依次对党团员、一般群众、地主富农进行排队摸底。
如流饭乡共有党员63人，其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拥护统购统销政策的28人，占46％；存在一般资本主义思想的26 人，占43％；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9人，占11％。
昌邑县后官村共有贫农、下中农101户 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4户；上中农72户，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6户。
昌乐县流饭桥村有地主 7户，有破坏活动的2户；富农7户，有破坏活动的1户；反革命分子15户，不老实的4 户。
其次，召开党团员大会，以生产队为单位(或以村为单位，小的社也可以以社为单位) 召开贫下中农会议。
提高党团员与贫下中农的思想认识与觉悟，划清界限，使他们成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核心与骨干力量。
再次，通过召开中农座谈会，通过回忆、对比、算细账的方法 进行耐心的思想教育，使他们认清粮食统购统销的优越性，自觉检查与批判自身在粮食问题上 的个人主义与资本主义思想，揭发地主富农的反动言行，从而将绝大多数中农团结起来。
之 后，对于个别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进行重点说理批判，驳斥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
同时对少数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及向农民的反攻倒算行为展开反击，对于个 别严重分子进行依法处理。
最后，研究分析群众善意的批评意见，进行整改。

26、开展农村大辩论（2）
二、讨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开展农业生产建设问题大辩论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一九五六 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以下简称《纲要》)。
邓小平在会上做的《关 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指出：“在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之后，应该以四十条纲要为中心，进行一次农业生产建设问题的大辩论，借以推动今年冬季的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潮”。
10月26 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组织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指示》中指出：“修正的农业 纲要四十条今天已经发表，……在全民中展开一次讨论”。
10月29日，陈洪波在地委常委会上指出：
“前一段我区以粮食为重点的两条道路大辩论 取得了全面胜利，但是这个运动没有结束，根据毛 和党中央指示，要尽快转到发动农业生 产发展四十条纲要大辩论，促进当前生产的高潮上来”。
自此，昌潍专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的重点由两条道路大辩论转向讨论《纲要》。
11月2日，地委首先在益都、寿光、潍县等县的17个乡进行试点。
11月10～17日，各 县先后召开四级于部会议，传达、贯彻《纲要》的基本精神。
11月14～16日，地委召开社会 主义试点乡工作会议，提出今后在全区范围内全面展开第二阶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要 求全区在完成粮食任务的基础上，尽快转入《纲要》的大辩论。
11月20日至12月中旬，对为第一阶段，开展《纲要》的学习辩论。地委指示，这一阶段大致需要10天左右，重点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学习《纲要》序言和第1条，明确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农业并举的 意义，坚定发展农业生产的信心；
二是讨论《纲要》第2条至第16条，批判右倾保守思想， 根据当地情况研究如何达到400、500、800斤的增产目标，突出抓住水、肥、土三项主要增产措施，大力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制定本乡本社的生产规划，组织冬季生产高潮；
三是通过《纲 要》第23条至15条的学习，树立勤俭办社、勤俭持家、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
同时，对于其他条文的学习，采取逐条宜讲，分别不同的对象，进行重点讨论，达到中央提出的 “认清方向，坚定信心，人人努力，改造中国”的要求，不断激发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组织当 前的冬季农业生产的高潮。
第二阶段，讨论制定1958年农业生产规划和远景规划。
这一阶段大致需要7～10天左右，重点是将讨论《纲要》与讨论各乡社的生产规划相结合，根据《纲要》对粮、棉增产指标的要 求和实现指标的措施，联系各地的具体情况，对各乡社1958年的生产规划进行辩论制定。
在 辩论中，运用典型事例的方法，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特别是一些干部所谓的“从实际出发”、“宁低勿高”的右倾保守思想，并在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的基础上，确定各乡社的规划指标和增产措施：
一是增产目标、增产措施能否办到?如何实现?
二是今冬的生产任务是什么?是准 备冬闲，还是冬忙?
三是勤俭办社、自力更生呢，还是单纯依靠国家支援?
如益都县团结社 1958年的生产规划，经过激烈的争论，连续修改三次后才得以确定。乡支书制定的小麦增产指标是单产160斤，乡支委修订为180斤，最后经过党团员、社员讨论，确定为290斤，比 1957年每亩增产176斤。
昌乐县光明社修改后的1958年粮食生产计划是6054500斤，比 1957年总产3006571斤增产一倍，比乡支委原定计划增产1334600斤。
第三阶段，掀起冬季农业生产运动高潮。
在统一思想、制定生产规划的基础上，11月18 日，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明确提出“学习大山社，以愚公移山的劲头向大自然进军，争取 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口号，要求广大干部群众迅速组织起来，掀起以水、肥、土和麦田管理为 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运动高潮。
到12月10日，全区9301个社中的8244个已经形成高潮，占 总数的88．6％，其中有5422个社劳动出勤率在90％以上，有2822个社出勤率在70％以上。
全区已经耕地、翻地600万亩，占冬耕闲地的65．7％，其中深翻土地52万亩，改良土壤 14775亩，修田19200亩。
冬浇小麦1421500亩，占计划冬浇面积的53．4％。小麦追肥100万 亩，压踏小麦58万亩。
仅安丘、诸城两县，雨后补苗就达631300亩。全区打井36328眼，修 旧井21966眼。
据不完全统计，已修成水库10座、塘坝267个、谷防工程8924座，修好地阡 43210条、水池山泉1847个。
另有水库塘坝1518个、谷防工程1019个即将完工。全区养猪 达1077600头，较10月底增加177000头。潍县、高密、诸城三县改造栏圈68000个。

27、开展农村大辩论（3）
三、整党、整团、整社
早在农村两条道路大辩论进入高潮的同时，1957年9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三个指示：
1、《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
2、《关于做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
3、《关于 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互利政策的指示》。
要求“各地农业合作社应该在上级党委工作组的帮助下，接着这个大辩论，继续进行一系列的整顿工作”。
9月25日，又发出《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干部必须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对整党、整团、整社提出了若干具体的要求。
10月2日，山东省委召开社会主义教育基点会议，专门研究、部署社会主义大辩论如何 转入整党、整团、整社问题。
会议指出，“前一阶段的大鸣大放大整，主要解决了两条道路的 大是大非问题，但是还未解决基层党内、团内、社内的问题”。
“同时经过前一阶段的大鸣大放 大辩论，也暴露了党团内与合作社内部的许多问题，认真解决这些问题是广大党团员和社员的 迫切要求。”
10月13～16日，山东省委又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对农村全面开展整党、 整团、整社工作提出具体意见。
之后，全省共有19192处农业社转入整党、整团、整社工作， 占全省农业社总数(52279个)的36.4％。
为了贯彻省委精神，10月18日，中共昌潍地委召开农村工作部长会议，决定“从现在到 明年春耕前，对合作社普遍进行一次整顿”。
整顿主要抓五项工作：(1)整顿干部作风；(2) 积极改进生产管理；(3)认真做好1957年农业社全年收益分配决算工作；(4)适当调整和稳 定社队组织；(5)通过社会主义教育普遍整顿落后社。
10月21日，地委发出《关于机关整风 和农村整风整社问题的意见》，明确指出：
“整党整社和社会主义大辩论是一回事，二者必须要 很好的结合起来。因为在鸣放中涉及到干部思想作风问题、组织问题、制度问题等，都要加以解决，这也是巩固前段成果的有效办法。”
但是，不久由于贯彻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关于组织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指示》，各地普遍掀起了讨论《纲要》、发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高潮，加上地县干部反右整风已经全面铺开，昌潍专区的整党、整团、整社工作实际中断，并没有展开。
1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生产整社两不误)的社论，指出：在大部分地区，“关于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已经告一段落”，“有些地方在前一个时期没有鸣透放透，现在正 好同整社运动结合起来”。
1958年2月10日，昌潍地委副书记赵均平在地委常委会上指出：“我区要在落实农业纲要四十条、制定生产规划、掀起生产高潮的基础上，掌握整风、生产两不误的原则，将下一步的农村重点转入整党、整团、整社工作。”
12月19日，地委专门召开县委 书记会议，着重研究部署整党、整团、整社工作。
会议要求，首先，各乡社要在《纲要》大辩 论和制定生产规划的基础上召开一次支委扩大会议，树立对整风工作的正确态度，安排好生产 和整党、整团、整社的具体工作；
其次，召开党、团员积极分子会议和社员会议，动员鸣放。 昌潍专区农村整党、整团、整社正式开始。
会后，地委首先在昌乐县埠头乡、诸城县涝洼乡、昌邑县辛置乡、益都县东坝乡、潍县流 饭乡和泮里乡6个乡进行试点。
同时，从机关抽调120名于部组成6个工作组，分赴各试点乡 进行指导帮助，并要求5县农村基层整风办公室派专人协助工作组工作。
由于地委和各县高度重视，试点工作进行得很快。到1958年1月中旬，试点工作进入尾声。
埠头乡、涝洼乡、辛 置乡已经基本结束，东坝乡和流饭乡正在进行组织建设，泮里乡处于大整大改阶段。
1月19 日，地委农村基层整风办公室召开试点乡工作座谈会，初步报告整党、整团、整社工作情况，并要求各县、区组织专人参加学习。
会议充分肯定了试点工作成绩，认为整党、整团、整社实 现了“改变于部作风，克服工作缺点，以达到改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纯洁党的队伍，巩固 合作社，巩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大力推进农业生产跃进”的目的和要求。
2月5日，地委农村基层整风办公室发出《关于农村整党、整团、整社工作试点经验总结和今后全面展开整党、整团、整社的意见》，对试点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
其一般步骤是：先 进行一番动员准备工作，即开展大鸣大放，再进行大整大改，最后进行组织处理和组织建设。
同时要求在运动中抓好五个环节：
(1)整风和生产要密切结合；
(2)要自始至终加强社会主义教育；
(3)要明确运动的内在联系，不能搞阶段论，不能赶步骤、算时间；
(4)要坚持走群众 路线；
(5)要区分整社的重点。一二类社主要解决互利政策、经营管理等一般性问题，重点掌 握三类队的问题，可以不派工作组。三类社是这次运动的重点，重点解决组织问题，必须要派 工作组。
在试点的基础上，按照地委部署，自2月中旬开始，农村整党、整团、整社迅速在各县、 市全部铺开，进入高潮。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发动大鸣大放。
这一阶段大致需要10天左右。其具体做法是：
第一，召开乡 支委扩大会、党团员干部会和社员大会，解决干部群众的思想顾虑，充分将问题和矛盾暴露出 来，并就几个主题进行深入讨论：“不整风究竟行不行?”；“这次整党、整团、整社的方针政策 和原则是什么?”；“应不应该相信群众的大多数?”；“对整党、整团、整社应报什么样的态 度?”
第二，采取灵活的鸣放形式，如个别谈心、登门访问、地头会、小组会等，分散酝酿，然后召开大会，以骨干带头，上下内外一起鸣放，逐步形成高潮。
第三，鸣放范围要根据重点 (如于部作风、粮食、合作社生产管理、财务管理、互利政策、各项规章制度等)来定，有什么讲什么，不应有任何限制。
第四，鸣放的规律，一般是先原则性的、方针性的，后具体的、 个人的；先是积极的放，后是一般的落后的放，最后是反动的放。
第五，边鸣放边整改，特别是对于阻碍当前生产和群众迫切需要的而又容易整改的，要马上改正，以整改的实际行动来推 动鸣放和生产。

28、开展农村大辩论（4）
第二阶段：进行大整大改。
这一阶段大致需要10～20天时间。其重点是：一二类社以转 变干部作风和改进社的经营管理为重点；三类社则侧重于解决组织上的问题。其具体的做法 是：
第一，首先将鸣放意见按性质和范围进行排队。同时，成立查对小组层层进行核实。
第 二，召开乡、社、支委扩大会议，研究鸣放意见，做初步检查。同时成立整改小组，制定整改 方案。
第三，召开党、团员、干部大会，进行党员七项要求、团员四项教育、社干部“十要十 不要”的标准教育，一方面修改集体的整改方案，进行集体整改；另一方面，提出个人整改计 划，分头检查，进行个人整改。
第四，召开社员大会或代表会，发动群众讨论修正社的整改方 案，确定之后贯彻执行。同时，号召社员制定“三爱”公约和家庭生产节约计划，组织他们积 极投入生产运动。
第三阶段：进行组织处理和健全组织机构。
这一阶段大致需要20天时间。在组织处理上，地委对处理原则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第一，对于党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叛变分子、反革命分 子、阶级异己分子、严重违法乱纪分子、不可救药的腐败堕落分子、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行为且屡教不改分子，必须坚决清除出党；
第二，对于有错误的团员，基本可以参照对党员的处理原则进行，但主要以正面教育为主，条件可适当放宽；
第三，对非党干部的处理，采取记过、记大过、降职、撤职四种处分办法；
第四，对于干部贪污问题，要明确界限。
在健全组织机构 上，地委规定了具体的措施和方法：
在选举方面，一般先选党支部，后进行团、社组织的选举。支部书记的配备，要掌握党干部比行政于部强的原则。
社组织建立要先由支部提出候选名单，然后召开社员大会进行民主选举。
在组织形式方面，党员多的社建立总支部，一般只建立党支部，支部以下以队为单位建立党小组。
社组织要尽量精简，社委会直接领导生产队，队内划分生产小组。社委会设正副主任2～3人，下设股(组)，由社委员分工管理。
在党员发展方 面，没有党员或党员少的社，1958年内要发展3-4名，并且做好预备党员的转正工作。
第四阶段：贯彻“双反”运动新内容。
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双反”运动的高潮。
3月16日，山东 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立即行动起来，迅速掀起一个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
“凡整风进人整改阶段的单位，要以反浪费、反保守为整改的中心内容”，“农村基层整风，也应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
对此，陈洪波在3月6日召开的各县整风领导会议上指出：
“反浪费、反保守在农村基层 主要是为了消除阻碍生产大跃进的思想作风，大批右倾消极情绪，挖掘生产潜力。因此，这不 是一般的反保守、反浪费。”
3月18日，他又指出，“整党、整团、整社要抓‘双反’这个 纲，重点是通过审查社的生产计划是不是跃进，增产潜力挖掘得怎么样，增产措施是不是能跟 上生产跃进需要等问题，来反对保守。通过反浪费，解决爱护公共财物，减少管理费用，搞实 验田等问题。”
20日，地委又召开了县委书记会议，对整党、整团、整社如何贯彻“双反”的新内容进行了具体部署。
地委要求，刚开始整风的社，要坚持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结合 反对资本主义、本位主义、尾巴主义三个主义，同时发动，同时鸣放。
之后，要密切联系生产 “大跃进”进行整改，抓住制定生产计划，研究增产措施，研究当前如何办、怎样行动，使 “双反”同当前的生产结合起来，进一步就解决干劲、解决勤俭办社、转变干部作风、改进社 的规模和生产经营等一些最迫切的问题进行整改。
已经进行一段但没有结束的社，可在后一段 专门抽出一定的时间，插上“双反”的新内容进行鸣放、整改。
已经结束的社，一般不用进行 “双反”的鸣放，但必须要根据自身情况，针对社内浪费和保守的问题，缺什么，补什么，改 什么，也要补上“双反”这一课。
会后，各县相继召开乡委书记会议和分片召开乡委委员会议，对地委精神进行贯彻，同时又召开工作组干部会议，对工作组千部进行关于开展“双反”运动的集中培训。
此后，农村基层整党、整团、整社开始掀起以反浪费、反保守为内容的新高潮。
4月底，派工作组的重点社 (三类社和一二类社的基点社)整党、整团、整社工作基本结束。
5月底，一二类社的外围社基本结束。至此，昌潍专区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告一段落。
昌潍专区通过近一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批判了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提高了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改善了干部作风，净化了社会风气，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农业生产，解决了当时一度令中央担忧的农民闹社、退社和粮食问题。
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达到总农户数的98．7％，粮食征购的速度也大为加快，到1957年 11月初，全区超额完成全年的粮食征购任务。
但是，这场运动是在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严重的前提下进行的，加之运动的方式是 “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因此，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遗留的诸如组织规模过大、公有化程 度过高、平均主义等许多问题被掩盖起来。
特别是当时部分社员要求退社，主要是对合作社管理体制、干部工作作风、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有意见，并不是对合作社本身不满，更谈不上 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社会主义。
然而在运动中，一味地强调合作社的优越性，在“走资 本主义道路”这样的大帽子下，广大干部群众对于搞好合作社的许多正确意见都不敢提。
实际上导致社员闹社、退社的原因并未真正找到，合作社中存在的问题也未得到根本解决，伤害了 广大农民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成为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
由于在1957年前后富裕中农是闹社、退社、不缴公粮的主要力量，因此在这次运动中，富裕中农被视为富农阶级消灭之后在农村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势力，成为批判斗争的主要对象。
这不仅把农村中的一些实际矛盾简单化，错误打击了富裕中农，而且造成了一种谁也不敢冒尖、不敢富裕、平均主义“大锅饭”的空气，对农村生产力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为了解决农村出现的退社风潮，1957年春，中共中央和各级党委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努力调整农业经济政策，比如民主办社，缩小社队规模，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增加自留地，鼓励农民饲养家畜家禽、经营副业等等。
这些调整虽然没有跳出原有的合作化模式，但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合作社的体制问题，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但随着政治“温度”的不断上升，农村经济政策越收越紧。
在此次整社中，虽然将解决合作社的互利政策、经营管理问题作为一项内容，但同时又指出，“程度可深可浅，日后可以再搞”，“重点是解决三类社和一二类社中三类队的组织问题，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
1957年初调整的贯彻执行受到干扰，不仅丧失了对合作社进行体制性调整的有利契机，而且妨碍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 摘编自孙东方：《“大跃进”前夕的一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

29、家乡回忆摘录——我村1958年的社会主义大辩论
1957年，按照农村合作化的情势，认为富裕中农是消灭富农以后，农村资本主义的代表，于是为巩固合作化成果，以富裕中农为主要对象，进行了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
1958年5月3日开始，大工委书记李进恒在我村搞社会主义大辩论试点。村里按照上级精神，挑选了以富裕中农为主的几个人作为‘活靶子，开大会辩论’。
第一晚上出场的两个人，一个是老贫农，另一个是富裕中农。
那个富裕中农就是入高级社时，因大车折价对干部不满的人。这人是公认的老实庄稼人，他一生省吃俭用，不知疲倦地劳作，在土改平分后，他家很快又恢复了元气，又成为生活殷实的‘冒尖户’。这样‘过日子’的人，最珍惜自己的劳动果实，因为那是血汗；也因此，这样的人心眼最死巴，最爱钻牛角尖，最容易成为‘不舍财的眼子户’。
如前述，村干部将他的新车与别人的旧车给同样的折价，找村干部说理，干部不理睬，他郁闷，一气之下把大车赶回了家。经老岳父劝阻又把车赶了回去。但他总是对村干部表达过不满呀！给你折个低价你不满？按低价也不给钱，你满不满？不给钱你不吭声了，不吭声那事也不算完，因为干部蹂躏你时，你曾经不满；不满就是‘反’！这样的逻辑，让人觉得是骑着脖子拉屎。
辩论会场设在一个空旷的场院里，来看热闹的老乡把主会场围了个风雨不透，两三层站立的人墙包围了一圈，圈内坐着黑压压的一片人。细看，那坐着的人们是一圈一圈的，七八个人一圈，几个圈排成方阵，和当年斗争地主的阵势一样，只是没有搭 台，只在会场北头放了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个擦得锃亮的马灯，桌边的灯明里立着一个歪抇毛巾的大长脸——村支部书记。满场寂然无声。
忽然，支书大喊一声，把那个富裕中农吼到桌边。怯懦的老农夫两手挽在腹前。支书歪着头发话：“说……你为什么反对社会主义？！”老农说：“我不反社会主义。我就是觉着，我买那辆大车不容易，给我合的价忒低。我不反社会主义。”随后，歪头巾强调：“说你为什么反对社会主义？！”这时地上的圈圈便此起彼伏地配合，呼喊：“某某某，不坦白！把他的衣服扒下来！”（这口号和斗地主一样）。支书歪着头、转着腔调：“说～。说你为什么反对社会主义？！”地上的圈圈又应声造势。老农无奈地祈求：“恁说我反，就算我反；再来咱不反了，行喽呗？”一位特殊的‘听众’，被这残酷的委屈之声击伤，眼里瞬间涌满了泪水，他大喝一声：“我说两句！”全场溘然僵滞，人们的脑袋都拧向声源，执著地寻找喊话人——谁这么大胆量呀？！
辩论会的威严气势被打乱了，主持者一踪，站起来巴望，怒不可遏……
灯光里又出来个大长脸，与主持会场的大长脸耳语了一下，随即高呼：“让他儿子上来！” 也怪，那年轻人还真不怕那声嘶力竭，坦然地步到桌前。他父亲突然扑过去要打他。一个大长脸阻拦：“嘿嘿嘿，你别管，让他说。”年轻人面向着众人说：“我认为辩论就是各说各的理，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不能不让人说话。这不叫辩论，这叫斗争……”才说了这么两句，站在场外的大工委书记就又吼：“让他下来！”俩长脸拉得比驴脸还阴森，四道怒光直刺年轻人……。
气急败坏的大工委李书记，训斥那学生时，突然一转头，下令村书记：“给他学校去信！对抗社会主义大辩论！”
这事成了惊动全村的新闻，人们议论纷纷。有说：‘斗争人家，叫人家他小子把他的会场给搅了。’有说：‘这小伙子忒莽撞，不是好儿。李进恒这家伙们肚里有牙，饶不了这小伙子。’果然，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一封公函寄到学校——政治问题，学校不敢庇护，如实入了档案。那学生被打成了‘政治圈内不得录取’的对象，干到了外省的农学院。
当晚第二个被辩的，草草收场了。
第二天，会场改在了老校堂，继续开‘辩论会’，又斗争了贾祥茂、韩鹤楼、胡莫、韩善培等人。台词尽是无中生有，随心所欲编造的。譬如，韩鹤楼是有名的本分庄稼人，不善言辞，勤于耕作，是耩地拿楼把儿的好把式。在合作化之初，各生产队的楼手都是他那样的庄稼人。但‘电台’攻击他说：“韩鹤楼，个不高，腰里掖着杀人刀；要杀干部，俺不招（不让）！”“韩鹤楼像母猪，为什么你耩的棉花它不出！”据说，电台台词的作者是支书的亲弟弟。
其实，韩老鹤家根底很穷，知根底的人说：“韩鹤楼自小勤劳，他家的家规厉害，吃饭的碗刷喽以后，那泔水根儿也得让孩子吃喽。几辈子省吃俭用了，落了个受气的上中农。”（土改时他家定为富农；文革后期平反时，改为上中农）。
被斗的人中有个三代贫农谢大栓。谢大栓和支书是前后邻家，他净骂干部。骂干部也是反对社会主义。大栓说：“我骂他们哩，怎么非说我是反社会主义，我若反社会主义，我还不入社呢。我入了社，骂骂眼子也不行了。人家那不入社的，他们也没有法，还把人介的地换到村头儿上，人介也不叫反社会主义。”有人说：“没有真理儿，就是嫌你骂他们了。”
大辩论中，一味挥舞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帽子，掩盖了合作化高潮中村干部无视物权，无视物主的工作作风问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帽子下，不仅错误地打击了富裕中农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更严重的是颠倒了天理是非：你的东西不让我干部支配，就是反我社会主义！
而当时，执政的村干部却以为自己是忠于无产阶级路线，是立场坚定。糊涂与明白杂陈，糊里糊涂。
辩论会形成了率先致富不但不光荣，反而不光彩的社会氛围，造成了谁也不敢冒尖、不敢富裕的恶劣后果，严重地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逐渐形成了一旦生产上出了问题，就大抓阶级斗争，人为地寻找阶级斗争对象，从资本主义思想上找原因的思维定势，致使农村经济长期停滞，直至农村的土地承包。（参看罗平汉的‘简论1957年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原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11期）。
我村这杀一擎百的辩论之后，老百姓惧怕干部了，有的干部还肆意妄为，飘飘然忘乎所以，以至于出现官打民行为，以至于有个干部大言不惭地自称代表共产党，说：“说干部贪污，什么叫贪污呀？这是人介（家）的天下呀！”。

30、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大辩论
1957年冬,学校组织我们初中三年级学生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大辩论运动.当时，我们还是个孩子,政治课讲了理论,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就知道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搞合作化,一部分人反对,其中,中农占的比例大,为了统一认识,坚定走合作化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开展了大辩论。
很多同学们没有去过农村，觉得好玩，是个新鲜事,找了最好的衣服,还准备了好吃的食品,连小辫上的蝴蝶结也扎了好看的。我们去的时候自己扛着行李,还拿着洗刷用品,脸盆、热水袋，有的还带了小乐器，放在一起显得东西都不少。
我们去的地方是沈阳郊区的一个农村， 那天很冷,刮着北风，还飘着雪花。我们是先坐火车，到了一个小站下车的时候，村里的农民们赶来了马车接我们。他们冻得在原地跺脚，用手哈着自己早已冻僵的双手，看上去没有保暖的好外衣，穿着旧棉袄腰间扎了条腰带子。他们象对自己的孩子一样说：“冻坏了呀！把行李放车上吧。咳，这么远，农村比沈阳市冷。”听了这些话语，冻得有点发抖的心，热呼多了。
北风吹在脸上，象刀子刮一样。大雪一直在下，到处白茫茫，田野、村庄、小河、树木象披上了盛装，不知道是谁说了句，老天爷也欢迎我们的到来。女同学坐车，男同学跟马车小跑，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脸都冻得是红红的，当我们看男同学的脸上有汗水和雪水流下来的时候，我们谁也坐不住了，就下车和他们一起跑起来，有说有笑，那狼狈像好看极了，好似电影里的大转移。
同学们都枪着帮别的同学背背包，有的把自己的围巾系在别的同学的脖子上，有的脱下自己的大棉袄，一个传一个，让最冷的同学穿上。我们到了目的地，村干部把我们分到农民家里去住。
开辩论会的会场是在村小学。 每天晚饭后，村里的农民，男女老少来到小学校的大教室。妇女、孩子和老人们，连说再笑，也打也闹，屋里坐得满满的。孩子们前后跑着玩，大人们边唠嗑边吸烟。开会前，村里总是请会唱二人转的农民唱两段，然后开会。
会议上，先是有些骨干发言，随后是群众发言，不是很激烈，多是讲道理，摆事实的进行。他们谈合作化的好处，点名道姓的问那些想拉马退社人，让这些人也说说为什么要退社。过了几天还安排了忆苦思甜活动，很多农民讲述解放前的遭遇，和解放后的幸福生活做对比，我们受到很大的教育。在那住了十几天，白天我们讨论、谈认识、写体会，紧张而愉快。
这次活动，是我到37中以后的第一次教育活动，当时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的政治背景，直到工作后通过学习，才了解这一段历史,知道我们当时参加这次大辩论的意义。

31、安徽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大辩论 挖“新、老反革命”，

原题：这一段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
这一段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
1956年8越至1957年3月，安徽发生公开反对农业暴乱16起，有3000多农民参加，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政策，以县、乡政府为主要攻击对象。暴乱少则十几人，多则几百人、上千人。1957年2月22日，肥西、舒城两县接壤地发生暴乱，暴乱者提出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土地”，“现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暴乱者打死民警2人，打伤1人，抢去手枪3支，子弹70余发，参与者400多人，99%是农民。两县公安干警和省公安厅派去的武装民警，将其包围，发生枪战，当场打死49人，抓获34人，投案自首者10人，为首的农民程千发自杀，其余的人逃跑外地。
由于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农民收入大量减少，吃不饱饭，为了生存，不得不偷盗、哄抢，那种“农民就是饿死也不偷不抢”的说法，完全是神话。1957年4月2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公安部《关于当前社会治安的情况报告》说：“本年1、2两个月，我省无为、肥西、宿县、蒙城、枞阳等县，先后发生群众性闹事89起，哄抢粮食事件271起，参与群众4.5万人，抢去粮食599654斤，柴草39.2万斤，被打干部169人。产生上述事件的直接原因，是部分地区灾情严重（托词——笔者），群众生活困难；有些乡社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生硬，强迫命令，引起群众不满；有些‘反坏分子’利用群众生活困难和干部的某些错误，趁机进行煽动。”
3月25日，宣城县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495户、659个农民到粮站哄抢粮食，抢走粮食38049斤，打伤粮站干部5人，公安厅长邢浩亲自带领干警前去制止处理，逮捕为首者11人，勒令参与哄抢的群众自动退回被抢粮食（退回1万多斤），同时，要求当地政府返还多征购的粮食5万斤，发放贷款8000多元，给没钱买粮的群众买粮。由于邢浩采取比较务实的政策，较好地处理了这起事件。
据统计，从1955年至1961年5年多时间，发生20人以上大的群众性哄抢粮食事件就1300多起，可以用此起彼伏来形容，其中有30多人为此被判处死刑，而且都是普通农民。改革开放30年来，尤其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安徽省没有发生一起群众性哄抢粮食事件。这就充分证明，农业集体化，公社化弄得民不聊生，群众饿得没有办法，才会哄抢粮食。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不久“反右派”斗争就开展起来了。毛泽东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做出了极为严重的估计（见5月13日他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并在一个批语中，要求公安机关，“严密注意敌情动向，尤其要注意农村敌情动向，使右派分子在工农群众中彻底孤立起来”。公安部于8月底9月初在北京召开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认为在“整风”运动中“客观上形成了右派分子与反革命相呼应、海外敌人与国内敌人相呼应的局面”。其特点是：“反革命（右派）分子搞宣传、搞组织、搞武装活动，地主富农分子煽动农民闹事、退社，搞反攻倒算。”会议要求“进一步再给残余反革命势力一次有力打击”，坚决地“逮捕一批，管制一批，劳教一批，批斗戴帽子一批”等14项措施。毛泽东批准公安部计划，于是在会后不到三个月时间，又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全国逮捕的人数大大超过1956年全年的总和，仅被判处管制的人数就有120万人之多。
安徽省委在全省进行全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57年10月到12月，在827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大辩论。省公安厅根据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精神，配合这次大辩论，挖“新、老反革命”，逮捕12274名“反革命”，管制1074名，劳教855名，戴“反坏分子”帽子1565名，斗争6518名，关押审查2338名。在大辩论中被迫自杀的845人。在这些被打击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农民。
1959年、1960年这类案件继续发生。仅1960年12月到1961年2月两个月时间，全省发生哄抢、盗窃国家粮库粮食事件847起，损失粮食、山芋180万斤。据对淮南、芜湖、马鞍山三市和和南陵、六安等13个县调查，参与哄抢者5495人，都是普通农民，都是因为断炊、断粮，家里都有饿死的人。1960年12月27日一天就发生抢粮28起，在抢粮过程中杀死干部和仓库管理员26人。作案者全是农民。有个别“四类分子”被逼急了，也要反抗。1960年1月4日，霍邱县河口公社一个生产队长，到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刘某家搜查粮食，刘一家四口一起动手，将他捆绑，然后将其杀死。刘家原有7口人，已经饿死3口。这个生产队长还要去他家搜查粮食，把他们惹急了。刘某夫妇被判死刑，另2人关押期间死在看守所。这一户人家死绝了。
“大跃进”时期对社会控制的第三个手段，就是把社员死死控制起来，让他们无可逃遁。按照“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原则，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大炼钢铁、兴修水利，干部严格管理，劳动场所有民兵看守；有的地方男女分开住宿，夫妻不能过正常生活，稍有不满者，即遭到批斗，甚至戴上“反革命”、“坏分子”帽子，或送到劳改队。公社社员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行动自由。公共食堂普及后，社员家里锅碗盆勺被没收，或拿去炼铁，稍有反抗行为，动辄不给饭吃，逼得他们不得不就范。也有被逼急了铤而走险进行犯罪活动的。仅1959年8月到1960年1月，安徽省就发生食堂投毒案46起，有17人中毒死亡，公安厅为此发过3次通报，要求保卫人民公社食堂安全。另外发生9起凶杀案件，社员饿极了，到食堂抢饭吃，遭到阻拦，杀死15位公共食堂管理员、炊事员。

“大跃进”时期对社会控制的第四个手段，就是广设收容审查站，把逃难的群众拦截、遣送回来，不让他们有逃生的机会。
从1958年到1960年底，国务院、公安部先后发出4次通知和1次电话会议，要求全国各地，做好收容遣送工作，不要让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影响国家形象。安徽省委、省政府、公安厅，发过6次通知，1次电话会议，提出严格要求，对此项工作抓得不力者要受处分。这样，安徽就在全省城乡、边沿结合部，先后设立100多个收容遣送站；全省公安派出所随时发现外流人员随时扣留，送收容审查站收容遣送。据38个县市不完全统计，三年中先后收容遣送40.8万人。有的人被收容后，没有立即遣送，而是给收容单位干活、做苦力。被收容的人吃不饱饭，还要做重体力活，加上打骂、虐待，不少人死在收容遣送站，而没能回家。仅宿县1960年在收容审查中就扣押3005名外流人员，长期不放，无偿劳动，死在收容所的237人。1960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安徽省委转来一封“探亲记”的人民来信，反映他1960年10月9日到合肥探亲，被合肥市胜利路派出所莫名其妙抓进收容所，尽管他百般说明自己是来探亲，而且提出亲戚家庭住址、门牌号码，收容所就是不放人，直到11月8日，他才趁看管人松懈，逃跑出来。接到中央转来的信，引起省委、公安厅重视，派专人到合肥收容遣送站检查，据对照花名册的24300名被收容审查的人员了解，有6527人不该收容，占总数26.8%（其实99%都是不应收容的——笔者）。其中有2314人是外出必须路过合肥的，1950人是到合肥探亲访友的，809人是到合肥看病的，554人是到合肥购物的；还有的人就是合肥市的机关、学校职工、学生，因晚上看戏、到澡堂洗澡回去较晚，被当做外流人收容审查。大蜀山收容点对不服收容、申述理由的人进行体罚，打死3人，非法没收被收容人员现金2537.53元，金戒指8个，公债券50元。
除了收容审查外，安徽省对社会控制还有一条“死招”，就是不断地搜山，把人民群众为了活命的一线希望也给掐断了。安徽省西部和南部都是山区。在饥饿、死亡面前，不少人逃往山区，去找野生动、植物充饥。省委指示公安机关，要不断搜山，把逃亡的“地富反坏”抓回来接受改造。1958年5月，徽州地区8个县抽调2800人次，进行搜山行动，查出6700外流人员。1958年7月12日省公安厅向省委报告说，1月至5月全省36个山区县共查出外流人员25613名。7月19日公安厅发出简报称：据15个山区县市统计，在198个乡镇，71个（边沿）结合处，11个新建村，76个山凹，115个山洞，查处外来人员72817人，其中有地富反坏分子2914名。
1960年安徽人口大量死亡，政府不是想办法救人，而是兴师动众，继续组织人员大规模搜山。4月1日，“皖南地区第一季度清山（搜山）工作总结”称：“共组织基层干部、民兵、治安积极分子等60余万人，计搜查山头448个，山洞2426个，山洼7607处，山冲447处，孤庙417处。”动用这么多人，“战果”如何呢？“扣审反坏嫌疑分子1606人，经查实有地主23人、反革命12人，盲目外流人员300余人。”
出动60余万人次，搜查出所谓1000多“反坏分子”嫌疑人，结果只有23个地主，12个反革命，他们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为了活命，为什么不能到山里找活路？而那1000多群众不是饿急了，谁愿意到深山老林去风餐露宿？
“大跃进”时期安徽饿死了那么多人，同不断进行以“镇压反革命”为名而野蛮进行社会控制，密切有关。
摘自小猫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b235100100v22h.html

32、甘肃农村的反右派运动(1)
作者：刑同义 《炎黄春秋》
省委召开地、州委书记会议总结了此前一段时间反右派运动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决定在此基础上“再用一个月的时间开展一场更加激烈的战斗。要想尽一切办法加深加宽斗争力度把各个角落的敌人一扫而光斗得敌人体无完肤叫敌人真正缴械投降。”这就是那次会议提出的战斗目标。请读者注意这里说的是“各个角落”当然也包括全省广大农村。
甘肃省的这个安排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因为全国的农村整风是在这一年的月日以后全面推开的。年月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农村展开一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指示》明确定位：“这些关系农村两条道路的根本问题的大辩论是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自我教育是农村的整风。”配合这项《指示》的发出《人民日报》月日发表社论《在农村中大鸣大放大争》。有了中央的这一个明确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社论的支持甘肃“农村的整风”进行得更加轰轰烈烈。
从后来甘肃农村中开展整风运动的实际情况看主要是围绕这样三个问题展开：第一、把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拉出来再批判、再斗争同时把改造懒汉、二流子的工作纳入运动中。把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拉出来再斗争一番的做法被后来二十年的各次政治运动所应用。第二、大力宣传并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统购统销政策对这项政策表现出任何犹豫和抵制的行为都将受到无情的批判和斗争。第三、农村合作社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容挑战通过农村整风运动再巩固提高。

年月日《甘肃日报》在一版刊登一条消息介绍秦安县各界人民群众奋起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看看这个标题就能体会到当时斗争的火药味儿有多么浓烈：《如果谁硬要以人民为敌我们就拿起锄头消灭他》显示反右派运动已经波及到广大农村反右派运动从城市的“辩论、批判”发展到农村的“消灭”了。

33、甘肃农村的反右派运动(2)

第二项工作是粮食的统购统销。要求干部群众都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交公粮、卖余粮、申报统销粮都要纳入统购统销的轨道。省委认为在统购统销这个问题上全省普遍存在思想乱、分配乱、盗窃多、瞒产多、乱哭穷的严重问题。　　在武都地区武都县东十二社很多人反映粮食统销少了。但是县委向地委报告说这是一个完全能够自给自足的农业社让地主、富农、二流子搅和得鸡犬不宁社员也跟上瞎胡喊、瞎胡闹。经县上调查认定：这个社三队瞒产洋芋石多(当地计量习俗十斤一升十升一斗十斗一石石即市斤)。三队队长王永孝一人贪污石洋芋、斗包谷还到别的庄子上去贩洋芋。这个社有的社员家没饭吃而他家的猪却能吃上豌豆。一个社员说我揭发王永孝可以但是我不敢如果让他知道了人家一天给我少记几分工就要了我们全家的命了。这个社的富裕中农赵五容卖给国家斤稻子和斤豌豆以后要求发给他购粮证。他骗上了“供应户”的购粮证以后买回斤粮食又以高价在黑市上出售。
年月上旬武都地委召集县委书记会议内容之一是展开一场“粮食大辩论”：年全区的粮食定购任务能不能完成“辩论”的结果可想而知：能完成而且能够超额完成。县委书记会议结束以后各县用三至五天的时间对乡一级的干部进行了训练学 文件宣讲全国反右派斗争中所有敌人都在缴械投降的大好形势把各个角落的敌人一扫而光的坚强决心。然后深入到各农业社首先做好打击敌人的工作同时做好广大农业社社员的思想工作。
会后武都地区各县抽调了大批干部光岷县一个县就抽调干部名。这些干部迅速分散到全区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驻队干部开展工作的方法是照搬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的办法：进行一场“粮食大辩论”。具体办法是把“辩论”和“鸣放”穿插进行把鸣放出来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归纳起来引导群众进行辩论。武都地委在一份材料上说通过大辩论这样的思想交锋各种矛盾都暴露出来了其中意见最多、最激烈的还是统购统销中给社员的留粮标准问题、购粮任务问题。辩论前资本主义思想占了上风辩论开始资本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对战激烈呈胶着状态。辩论中经驻队干部引导采用对比算细账的办法收效比较好。武都地委对各县暴露出的问题进行了归纳认为粮食工作中的主要问题离不开隐瞒私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几种。在夏粮分配中武都县蒲池乡的个社私分粮食斤。这个乡去年走黑市的一共有户人家流到黑市上的粮食有多万斤。岷县西寨区刘家堡社的亩秋粮估产中就瞒产斤。还有的虚报年龄把小孩子报成大人多分粮食多斤。也有大斗小算的斤斗算成斤l斗瞒产多斤。大辩论时一名退伍军人说了实话我们这里实际上有三本账社员柜里一本账会计桌面一本账合作社主任怀里一本账。
武都地委向省委报告说经过这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农村社员的觉悟大大地提高了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干部群众情绪高涨踊跃交售公购粮的热潮正在全地区兴起。宕昌县何家堡社的公粮已经入库斤超额％完成了任务。沙湾区公粮超额％购粮完成％。白尤区的燎原社过去是三类社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社员的觉悟提高了情绪变了他们抬上毛 像去交公粮一天入仓多斤。宕昌县裕民社过去有四户农民坚持单干不入社现在积极申请入社。康县今年春天以来就开始闹粮的农民现在的火气都消了不闹了不但不缺粮又都变成了余粮社。大堡区一共有个合作社三干会上有个社讲缺粮只有个社说有余粮其余的社不表态。大辩论以后余粮社变成了个缺粮社一个也没有了总共有余粮斤。
打开这个时期的《甘肃日报》全省广大农民踊跃交售公购粮的报道连篇累牍。
年月日《甘肃日报》一篇关于漳县的报道是：多卖余粮加紧生产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年月日《甘肃日报》一版刊登消息正题是：社是农民的家统购统销是救命政策副题是：成县东槐乡通过回忆对比算账向青年进行教育。
月日《甘肃日报》一版刊登消息引题是：漳县全县开展两条道路大辩论正题是：掀起早交公粮多售余粮热潮副题是：保证今年售余粮比去年增加五分之二。
月日《甘肃日报》一版刊登消息引题是：平凉县洪岳社揭穿叫喊“缺粮”秘密：阶级敌人是粮食问题上混乱的制造者正题是：农民们以踊跃交粮的行动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
月日《甘肃日报》在一版开辟了一个专栏题为《在粮食战线上胜利前进!》这个专栏中刊登了五篇报道分别介绍了五个不同地方粮食购销工作的大好形势。第一篇的题目是：华池、环县、合水、庆阳公购粮超额入库第二篇的题目是：陇西渭河乡农民辩论大是大非报出黑地千亩多交公粮第三篇的题目是：漳县城关五爱社不要国家再供应一颗粮第四篇的题目是：领导动手发动群众银川地区市镇销粮又减少％(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当时为地区建制属甘肃省辖一作者注)第五篇的题目是：天水农村压缩销粮九百余万斤。
交粮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34、甘肃农村的反右派运动(3)
甘肃农村开展反右派斗争中要抓的第三项工作是巩固“来之不易”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体制。
年月日《甘肃日报》在第一版报道武都县两水乡通过大辩论的形式对农民教育的结果是：《广大农民认识到农业合作化优越无比》。
月日《甘肃日报》第二版以多字的篇幅发表李景林的文章：《记张河农业社两条道路的大辩论》。说会宁县张河乡从月日到月日历时天的大辩论之后认识到“旧社会的酸甜苦辣我们尝够了解放后的几年生活也没过好根子就是没有建立合作社。只有努力办好社才是过上好日子的唯一办法。”
天水地委一名姓陈的干部以个人名义给省委写过一篇调查报告该《报告》说广大农村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以后群众的觉悟普遍提高各种问题得到解决和处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巩固了。陈姓干部说的是他的心里话呢还是想通过迎合上级的口味为自己积累一些政治资本呢今天已经无法寻找真实的结论。然而千百年来一个不争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是：“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陈姓干部的报告接着解剖了一个典型合作社礼县齐记社来证明他的“各种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和处理”的结论。他说这个社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以后产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群众的觉悟提高了。过去群众把坏分子打骂干部、破坏党的统购统销政策看成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知道了这是敌我矛盾。以前部分党员跟上富裕中农大喊大叫说一年留斤口粮不够吃现在认识到这是资本主义思想。二是农业社存在的突出问题得到了解决。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过去二流子行为得不到制止大辩论以后给二流子都规定了农活不劳动不给粮食二流子们都作了检讨。三是党在农村依靠的力量贫农的立场站稳了。在大鸣大放大辩论中各队都交叉召开了支部会、合作社干部会、共青团员会、青年会、妇女会、贫农会、积极分子会、老农民会、地主富农分子训话会这样做的结果是地主富农再也不敢乱说乱动富裕中农的二话少多了贫农的革命立场更加坚定。四是资本主义受到了彻底批判。大家在大辩论中摆事实、讲道理把资本主义批判得体无完肤。
中共甘肃省委对全省农村的整风运动非常重视。除上述年月日省委召开的地、州委书记会议专门做出安排以外还有不断的听取汇报、检查督促、表彰先行、鞭策后进、舆论导向、领导调研、整体推开、不留死角等各项措施保证。由于各项措施“非常得力”全省农村的整风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
年月下旬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亲自率队深入到平凉县洪岳、下甲积峪两个合作社调查研究掌握农村整风动态、指导农村整风工作。月日张仲良以个人名义给中共甘肃省委写出一篇调查报告：《关于平凉县洪岳、下甲积峪两社进行大放大鸣大争的情况简报》。年月日张仲良、李正廷联名在《甘肃日报》一版发表署名文章《谈两个农业合作社的大辩论》以多字的篇幅详细介绍了他在洪岳、下甲积峪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了解到的农村大辩论的情况并且总结了四条经验：一、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二、一边对基层群众进行训练一边对地主、富农、反革命、二流子展开斗争不断集结壮大和提高战斗力量。三、调查摸底弄清楚我们依靠的阶级力量。四、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必须结合起来进行先要孤立敌人进而打垮敌人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
张仲良在《甘肃日报》上发表的这一篇文章是甘肃农村开展的整风运动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全省各地围绕“对敌斗争、落实统购统销政策、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三项任务更加扎实地开展工作取得了“很大胜利”。
事实上通过这个运动广大农民也都变得十分地“聪明”遇事也能做到三缄其口了。领导说啥就是啥。
年月日的《甘肃日报》一版头条位置赫然刊登一条消息《本省大大改变了原来的干旱面貌S现有水地余万亩平均每人有一亩多水地》。农业部门、特别是水利部门的同志们谁都知道这个数字是虚假的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纠正。事实上万亩水地的目标在年后仍然没有达到。年月日原甘肃省水利厅厅长盛维德告诉笔者时至今日全省的水浇地面积也才达到多万亩。
说真话倒霉跟上领导说假话吃香这是甘肃农村反右派斗争取得的最大“成效”。
上级了解下情和民间疾苦的渠道几乎被完全堵死。干部们愿意对农民怎么摆布只管摆布就是了。上级说“‘引洮工程’(就是把洮河水引到甘肃中部干旱地区的工程作者注)能彻底解决甘肃省千百年来的干旱问题”那就“引”就是了。结果是不计成本、不讲科学上百万人开到荒山秃岭蛮干一通工程报废几万人活活饿死酿成震惊全国的“引洮工程”事件。上级说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那就只管“跑”就是了。领导们号召“大跃进”了那就一个劲儿地“跃”就是了。地里的粮食收成从几十斤一直“跃”到了几百斤、几千斤甚至荒唐到几万斤。征购任务随之加码大幅增加甚至翻番。牛皮吹破粮食交光返销数量极少而且无法保障导致上百万人口因饥饿而死于非命一甘肃省在此后一两年内发生的这一切是农村开展的整风运动导致的直接后果。
作者：邢同义
责任编辑　李　晨
《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6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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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五七年在工农中的反右运动 使大跃进通行无阻（1）
作者：丁抒

反右一开始，人民日报就刊登社论《工人说话了》，一时间，在党的指挥下，各地动辄举行数千、上万人的集会，“愤怒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所有的舆论工具都将“工人阶级”搬出来，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答应！”农民也被抬出来，说“（右派分子）想取消党的领导就是要拆散农民的集体幸福生活”。一时间，好象工人农民都坚定支持共产党，唯有一小撮右派与共产党为敌。他们四面楚歌，成了亿万“工农兵”口诛笔伐和当众斗争的对象。
由于共产党控制了一切新闻媒介，人们从报刊、广播电台上得到的，只能是这个印象。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毛泽东“反击”右派前夕，广大工人对报刊发表的知识分子批评中共的言论、文章多持赞同态度。有的工人甚至已经以行动──罢工、罢课和请愿示威等来呼应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批评。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仅五月下旬便有三十余家工厂的工人到中共市委请愿。而这时在农村，成千成万的农民正在激烈地抵抗毛式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只是靠了“舆论一律”，共产党成功地封锁消息，外界无从得知罢了。
在将数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后，毛泽东立即在工农中搞了一场也是引蛇出洞式的反右运动。但由于工农中的右派未被冠以“右派”帽子，而称为“反社会主义分子”，这工农中的反右运动长期被忽视，未受史家注意。今特为文简述之。
为工人阶级当喉舌就是右派
自从共产党掌了权，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便被剥夺了。中共执政的第二年，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即使在国营工厂中，工会仍有“代表工人的利益”、“保护工人群众日常切身利益”的任务，不能成为“厂方的附属品”。当时的全国总工会 李立三支持邓，刘少奇也赞成邓的观点。但工会政治上的独立性，即工会另有一套自外于党的独立的政治纲领，在毛泽东看来极为危险，绝不能允许。工会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工人群众在政治上同共产党保持一致，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不久李立三就被解除职务，并受到批判。其“错误”之一就是推崇邓子恢的文章。而刘少奇也在一九五四年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就赞成邓文作了检讨。
自外于党的独立工会组织尚未成立，就被毛泽东扼杀了。从那时起，所有工厂的工会都无一例外地成了工厂党委的附属品。工会干部仅忙于报喜献旗敲锣打鼓、布置会场张灯结彩、挂挂标语、逢年过节发戏票。
一九五七年鸣放时期，共产党控制工会、将工会变成党的传声筒的情况是一大话题。辽宁抚顺市工会联合会职工俱乐部副主任刘流说：“党包办工会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工会应当是民办！”全国总工会办公厅档案处长高元说：“工会的作用只能从工人对工会的要求来考虑，不能从党和国家方面来考虑。”“（现在的）工会不能代表工人，工人不相信工会。”他主张“工人可以自己组织工会，不一定参加全国总工会。” 这些人统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东风压倒西风”，工会被认为属“西风”，“工会离开党搞独立王国”。作为反右的一大成果，连一九五一年成立的“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也被撤销了。所以刘宾雁说的很对：“不要以为反右派斗争仅仅打击了知识分子，它一举扑灭了中国新兴的工人运动。”
反右时农民正在抵抗毛式社会主义
反右前一年，毛泽东将几亿农民赶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标志着农村正式进入“社会主义”。中国农村一进入“社会主义”就出现了恶劣的后果，一九五六年棉花比一九五五年减产一百四十七万担，猪减少了三百五十万头。大牲畜减少了一百多万头。到一九五六年底，国家的粮食储备“已下降到六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福建一九五六年猪只比五五年减少了百分之二十，砖瓦减少百分之二十七，鸡、鸭、蛋也大量减少，而茶叶生产竟不及三十年代的一半。黑龙江省委当年七月向中央报告，全省农村的副业生产下降了一半。其他各省大致也是如此。
自从一九五六年农村纳入毛式社会主义的轨道，农民就没有好日子过了。正如老共产党员、作家赵树理一九五六年八月给上级长治地委写的信所说：“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农民热爱社会主义呢？”
被强制拖进毛式社会主义的农民落入了深重的灾难。农民到处抗争，闹退社、要单干。浙江仙居县的农民甚至将县政府和公安局的门窗都砸了。一九五六年单广东省就有十三万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闹退社。
连毛泽东的老家湖南湘潭县韶山村也不例外。一九五七年是韶山进入社会主义后第一次分配，社员人均收入仅二十五元多，比前几年各年都低。部分社员也闹退社，中农毛相钦把已入社的犁耙、风车背回了家，有的社员不准社里的耕牛到他已入社的田里耕作。
当然，中共有“无产阶级专政”，凡对中共农业政策表示了一点不满的，都归诸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进攻”。“在上级的统一布署下，韶山高级社开展了‘反资’斗争……强大的政治攻势很快把退社风潮平息下来。”
全国因“反对合作社”而被逮捕的农民的案件很多。譬如河南临汝县十五个闹退社的农民被逮捕判刑。浙江仙居县捕了九人、拘留四十二人。云南通海县下渔乡（今兴蒙乡）八百多人在给上级反映该乡缺粮情况的信上签名，结果被定为“反革命骚乱”，十四人被捕入狱。河南临汝县近六千人闹退社，被认为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和人民政府”，十五人被逮捕判刑。“浙江仙居县捕了九人、拘留四十二人。河南永城县马桥乡专门召集闹社、退社户开会，采取捆绑、吊打、管制、扣押、罚跪等办法，强迫回社。”云南江城县对要求退社单干的农民开展“反击”，大肆批斗“反对合作社”的“地、富、反、坏”分子，又将一些农民补划成“漏网反动富农”。本来三分之二的农民坚决要求退社，中共一个“反击”，就把他们全体镇住，一个都不再要求退社了。
反右运动的高潮中，毛泽东一手在城里大肆揪斗知识分子，一手在农村镇压农民。可是所有的新闻媒介都在党控制中，农民的呼声被彻底扼杀。报刊电台只有农民“驳斥右派分子的谬论”的文章，不见一篇有关农民的抗争的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