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茅盾批判胡风

胡风拒绝参加起草委员会得到的第一个打击，也在这个怀仁堂里，会重新荡起他心中的阴云。
当时任何简单又简单、普通又普通的词语，后来看来，其实都包含着它们本身所无法含蕴的内容。
第一次文代会开幕后第三天，7月4日，仍在怀仁堂里举行大会，由大会 团副总 茅盾作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集中介绍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运动的发展概况。
这就是胡风坚决拒绝参加起草的那个报告。在发表这个报告时，茅盾在附言部分谈到报告的起草时，特地说明：“胡风先生坚辞。”
茅盾在报告中，不点名地介绍了国统区对胡风文艺思想观点的批评，还不点名地将受过批评的以路翎的小说为代表的作品，列入不正确的倾向之中。
在报告的第三部分“文艺思想理论”的发展，茅盾单列一节概述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斗争，标题为“关于文艺中的‘主观’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与态度的问题”。
茅盾批评道：
1944年左右在重庆出现了一种强调“生命力”的思想倾向，这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经受不住长期的黑暗与苦难生活的表现。……
然而有人以为革命理论的学习是足以使作家“说谎”，以为发扬作家的“主观”才会有艺术的真实表现。
他们认为既然是革命的内容，天然就有革命的立场，如果本来没有革命的立场，怎样努力去学习和改造都是空的。
他们认为，作家过着怎样的生活就可以怎样的“斗争”，这样的说法在国民党统治下作家的自由完全被剥夺时，本来不是完全没有理由，但他们因此就抹煞了作家去和人民大众的现实斗争相结合的必要。
他们一方面强调了封建统治所造成的人民身上的缺点，以为和人民身上的缺点斗争是作家的基本任务；
另一方面又无条件地崇拜个人主义的自发性的斗争，以为这种斗争就是健康的原始生命力的表现，他们不把集体主义的自觉的斗争，而把这种所谓的原始的生命力，看作是历史的原动力。
他们想依靠抽像的生命力与个人的自发性的突击来反抗现实，所以这在实际上正是游离于群众生活以外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
胡风坐在怀仁堂里，听到这些话时抵触情绪愈加强烈，他更加感到无形的压抑。
茅盾接着讲：
“一切问题只在于我们能否学习——向时代学习，向人民学习。在从旧时代到新时代的飞跃过程中，需要我们能够明确地辨别新与旧的不同。……”
“如果我们由于长期生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之下，因而习惯于一套适合于旧的社会关系的看法，到现在却仍旧继续用这种看法来对待新的社会关系以及文艺工作在新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等等，那么，我们势必落后于时代，乃至为时代所唾弃。”
胡风面临惟一选择，就是适应新的环境，也就是放弃自己过去的观点，改变自己过去死不低头的态度。
然而，他没有。
胡风的性格，热情，以及业已形成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抵触情绪，都使他难以在外界的压力下，改变自己。
胡风诞生于1902年，是在五四时期的环境中长大的。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受民 主、科学的熏陶，早已习惯于文坛平等争鸣的环境。
那是一个特别的年代。在文艺创作上，年老的、年少的、著名的、初出茅庐的……全是独立的分子。
血气方刚的创造社青年，敢于独树一帜，向卓有成就的文学研究会挑战；尚未走进文坛、从事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巴金，二十来岁，却敢发表文章向被视为诗界巨星的郭沫若挑战；
“太阳社”蒋光赤和他的同人们，居然毫无惧色，直接向鲁迅开炮……
一个热闹得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一幅幅平等争鸣的历史画面。作家们，也许各自有很大成见，也许矛盾永远不能消融，然而，争论的双方，在人格上是平等的，都是天经地义的客观存在。
谁也不能借助文艺之外的什么力量，来取得自己在文艺争论上的胜利。
胡风成长于那个时代，他属于那个时代。
面对即将诞生的时代，他会感到陌生，但他绝对相信，会是更为民 主自由的时代，会是“五四”时代的延续。因为，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正是充满民 主精神的社会。
胡风的思路没有纳入报告中点明的轨道，他没有去预想，当年争论的双方，会因政治地位的变化而打破力量的平衡。
胡风没有“明确地辨别新与旧的不同”，这样，他就注定“势必落后于时代，乃至为时代所唾弃”。

11、何其芳批判胡风

胡风参加了政协会议，出席了开国大典，这对他是一种极大的快乐。但是，第一次文代会前后卷起的阴云，仍然时时笼罩着他。
正在胡风满腹愁云的时候，过去论战的“论敌”何其芳又向他开炮了。
何其芳1949年在《关于现实主义》一书的序中，再次批判胡风。他没有在正文里点出胡风的名字，而是采用注文点出的方法。
在序里，共有十条或长或短的注文涉及到胡风。
在正文里，何其芳将胡风的强烈“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思想，界定为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文中还有一段分量很重的话：
“等到后来，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达了国民党统治区，并不久就成为那个区域的革命文艺工作的指南，而这种明确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就不但要破坏小资产阶级的创作情绪，而且必然也要破坏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
“从此之后，对于这种理论倾向的坚持就实质上成为一种对于 的文艺方向的抗拒了。”
此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一个月后的时候讲出，其分量不可低估，他告诉人们：胡风抗拒 的文艺方向。
是新中国党政军的伟大领袖，“抗拒 文艺方向”简直就是罪大恶极！
但是，胡风自不量力，竟然拒不检讨、俯首乞降，反而挺身应战。
他采取与何其芳同样的办法，1950年4月13日，在论文集《为了明天》后面写了长篇“校后附记”，并且也是在注文中点出何其芳的名字，注文长达数千字。
胡风太天真了，他还没有认识到何其芳给他扣的那顶帽子的厉害，他思维的惯性依然在原有的轨道上运行，他着眼的是具体的问题的争辩、解释，他胸中充溢的是业已形成的作家间的敌视情绪。
对何其芳，他一直有着抵触情绪。他对那些歪曲或抓住片言只语作教条式批判的作法，本能地产生反感和轻蔑。
他需要的是令他心服口服的理论家的宏论，而不是借助政治地位以势压人！何其芳文中那句“对于这种理论倾向的坚持就实质上成为一种对于 的文艺方向的抗拒”，居然没有吓住胡风。
他争辩着，仍是满怀对文艺的热忱，仍是郁积着年以继年形成的恩恩怨怨。
一些文化圈子之外的朋友，在胡风面前常常为他打抱不平，建议他去要求和周恩来见面谈一次，以求问题的解决。
胡风同意了，他写信给周恩来，提出这一要求。
周恩来未与他见面，倒是由时任 秘书和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来找他谈过一次话。
胡乔木对胡风谈了三点：
一，说胡风对于党的事业是做过真诚强烈的追求的；
二，说胡风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和党不同，而且这还不是“群众”的意见；
三，他劝胡风，脱离了党就是脱离了群众，应该和整个党做朋友，应该多看看党里面的坏人……。
胡乔木的话给了胡风很大的鼓励，也使他感到了出乎意外的迷惑：他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怎么会和党不同呢？
胡风是感到了困惑不解。他从来认为自己大半生都在追随党的事业，根本不存在将个人同党平列起来的“和整个党做朋友”这样一个问题。
不过，胡风仍然将自己自一次文代会以来对文艺现状的担忧和思考，真实地托盘而出，并告诉胡乔木，这些便是想和周恩来谈话的主要内容。
胡风在文代会前后，和一些作家的交谈中，开始感觉到文艺上出现了一种他认为的偏向，那些负责人对文艺问题的形式主义和公式主义的理解，气势日益旺盛，解放区以前和以外的文艺实际上是完全被否定、被贬低了。
五四文学被说成小资产阶级的，不采用民间形式也说成小资产阶级的。诸如此类的问题，胡风感觉到虽然不一定总是用明确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一谈到具体问题，便成为支配性的理论。
那些负责人，带着文坛征服者的神气，好像革命的胜利已经完全保证了文艺上的胜利，胡风却不然，他反而认为这种理论和现状，预示着文艺潜伏着危机。
这一忧虑，胡风告诉了胡乔木，说他担心“文艺上会出现一个灰色时期”。胡乔木当场否认了胡风这一说法。
谈话归来，胡风被胡乔木那句话“脱离了党就是脱离了群众”所打动，他明白这是带有原则性的话，自己应该明确表明态度。
于是，几天后，胡风给胡乔木写信，表示希望能解决党的组织关系问题，因为自上世纪30年代从日本回国后，胡风的党员身份一直未能明确。
和胡乔木又见过一面，回答胡风，组织问题可以考虑。但此后这一问题石沉大海。
与周恩来的见面要求未能实现，解决组织问题的愿望又被推向无边的未来，胡风显然有些失望。
1950年2月，胡风离开北京（此时北平已改称北京）回上海与久别的妻儿团聚。

12、胡风的朋友们
1950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第一个春天。
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早就踏上了迎接人民共和国诞生的革命之路。他们中间，有的活跃在延安的大军中，有的在雾都重庆高喊着推翻旧制度的战歌。
一旦走到新旧制度交替的转折点，他们抖一肩仆仆风尘，再吟一曲高歌，就像溪水必然汇入大河一样，毫无迟疑，毫无困惑，高昂着头走到了共和国的起跑线上。
在天津——
鲁藜，这位1936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的诗人，曾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来写出歌颂延安的《延河散影》，发表在《希望》创刊号上。
他是胡风“七月派”中一位重要人物。他早在1949年1月就随解放军大军进入天津，担任天津市文学工作者协会 。
卢甸，也是在《七月》、《希望》上经常发表作品的诗人。1947年他到共 产 党领导下的晋察冀根据地，结识了鲁藜，加入了晋察冀文联和中国共 产 党。如今担任天津文学工作者协会秘书长。
阿垅，1939年曾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因受伤到西安治疗，又就读于重庆国民党陆军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战术教官，并与中共地下党建立联系，传送军事情报。
这位著名诗论家，热情赞颂的是来自延安的诗，延安的文艺。1949年，他也到了天津，任天津文学工作者协会编辑部主任。
在北京——
在20岁写出长诗《鄂尔多斯草原》的牛汉，早在1946年就参加了中国共 产 党，在开封从事地下工作。1948年到达华北解放区，此时在华北大学招生委员会工作。
随解放军大军一起进入北京的徐放，曾先后在延安、华北根据地等地区工作，任教于北方大学艺术学院文学系等，并于1948年参加了中国共 产 党。此时，他在《人民日报》文教部工作。
谢韬本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却与“七月派”诗人方然、卢甸等人关系密切。
他1946年便在重庆《新华日报》任记者，后来撤退去延安。此时在北京华北大学任社会科学系党支部书记。
在武汉——
诗人绿原是《七月》、《希望》上最为活跃的作者之一，1948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1949年以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文艺组副组长。
诗人曾卓在1939年就加入中国共 产 党，年龄只有18岁。此时，在武汉，他已是年轻的文艺界领导。
在上海——
在上世纪30年代左联时期就与胡风熟悉的彭柏山，1935年加入了中国共 产 党，随后在新四军中担任领导职务，此时任二十四军副政委。后来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罗洛，从事写诗和翻译，此时任报社记者。
贾植芳，任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后任系主任。
耿庸，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培养学馆工作，后调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
王戎、梅林、何满子……都在不同文化岗位上开始新的工作。
在杭州——
方然，1938年曾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后回国统区，1947年在重庆曾组织、参加学生的“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斗争。1950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参与筹建浙江省文联，任编审部部长。
和曾卓、邹荻帆等一起编辑过《诗垦地》的冀汸，此时在杭州任文学编辑。
在南京——
胡风最为赏识的路翎，以其非凡的才华在国统区为评论界推崇，1949年后创作力更为旺盛。此时，任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创作组长，随即调任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副组长。
化铁，诗虽不多，却被阿垅备加赞赏。此时，他在南京部队中任气象参谋。
欧阳庄不是诗人，却和化铁等创办《蚂蚁小集》，后来又成为胡风起草三十万言书的得力助手。此时，他任一家工厂的党支部书记。
在四川——
在广东——
在湖南——
……
天南地北，胡风和他的朋友们——熟悉的，甚至不熟悉的——此时，都在为共和国努力地工作着。
对于他们，释放胸中的热情，创造，再创造，是天经地义的历史责任。文艺这座殿堂，是他们痴心向往而为之倾心的，他们毫不怀疑，共和国的诞生，会使他们将这座殿堂装扮得更为壮观。
选择，痛苦的反省，不属于他们；在理智和情感上，他们无不充满自信和骄傲；他们本来属于这个时代，属于这个共和国！
春天，1950年的春天，对于他们来说，本应是从未如此明媚、温暖的季节。
然而，对他们这也是一个多事之秋。
胡风参加了政协会议，出席了开国大典，这对他是一种极大的快乐。但是，第一次文代会前后卷起的阴云，仍然时时笼罩着他。
几天后，胡风给胡乔木写信，表示希望能解决党的组织关系问题，因为自上世纪30年代从日本回国后，胡风的党员身份一直未能明确。
和胡乔木又见过一面，回答胡风，组织问题可以考虑。但此后这一问题石沉大海。
与周恩来的见面要求未能实现，解决组织问题的愿望又被推向无边的未来，胡风显然有些失望。
1950年2月，胡风离开北京（此时北平已改称北京）回上海与久别的妻儿团聚。
火车向南方开去。他的身后，是悄悄远去的灰蒙蒙的古城，灰蒙蒙的天空，而一次对阿垅——也是对他的打击——此时正在这片天空下面酝酿着。

13、阿垅受批判
阿垅是著名的诗论家，是“胡风派”的骨干。1949年，他任天津文学工作者协会编辑部主任。
1950年3月12日的《人民日报》第五版上，以半版的篇幅，在头条位置发表了陈涌的文章《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
陈涌在文中批判阿垅发表在天津《文艺学习》第一期上的论文，认为阿垅“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了不正确的错误的解释”。
陈涌指责阿垅在文中歪曲了 关于“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讲话精神，却用“十分直率的态度宣布了自己的纯粹唯心论的观点，这就是‘艺术即政治’”。
在逐层分析批判阿垅“歪曲” 的文艺思想、“歪曲”马列主义的错误之后，陈涌结束语这样写到：
总的一句话说来，阿垅这篇名为《论倾向性》的论文，形式上是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和公式主义，但事实上，却是也同时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的，……起来抵抗马列主义的关于文艺的党性的思想。
“便起来抵抗马列主义的关于文艺的党性的思想”，阿垅读着这句话，无形中巨大的重量压在头上，压在心上。
他无法承受这种意想不到的压力，更无法理解自己的理论为何被戴上这样一顶吓人的帽子。
翻开自己的诗论，何尝主张过“艺术即政治”。此时，阿垅多想为自己辩解，多想表明自己只不过主张文艺不是服务政策，文艺应有自己的规律。
阿垅没有想到，第二天，3月19日，《人民日报》第五版上，又发表批评他的文章。
署名史笃（即蒋天佐）的《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一文，主要指阿垅以“张怀瑞”笔名发表在上海《起点》第二期上的《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一文，歪曲马克思的原话，借以推销自己错误的论点。
史笃首先指出，在引用马克思在《新莱茵评论》上的一篇书评中的一段话时，阿垅引了错误的译文，同时也没有完整引出来，只是为己所需，并从马克思的话里作出和原意完全相反的推论。
为什么**中央机关报在短短一周里，接连两次批判他这位并非显赫的理论家，阿垅真是感到难以名状的困惑和痛苦。
他爱冲动，爱发火，但他也常为这种性格的弱点而头痛。他知道自己并非圣人，头顶上决没有耀眼的光环，更不会没有缺陷让人抓住。
他心里无底，难以预料这两篇文章之后，迎着自己而来的还会有什么。是风？是雨？是灾？是祸？
3月21日，阿垅给《人民日报》编者写去一封检讨信。3月26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以《阿垅先生的自我批评》为题发表了阿垅的信，并加了编者按语。
编者按语中说：“……现在阿垅先生来信表示接受批评。我们认为他的这种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是很好的，值得欢迎的，并且相信，经过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在文艺思想上将最后达到一致。”
检讨信发表了，事情却没有了结。
《文艺报》在7月1日出版的第2卷第8期上，发表短论《我们需要深刻具体的检讨》。
作者陈淼批评阿垅的这份检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自我批评的一例”，还认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仅仅肯定了阿垅勇于承认错误的好的一方面，而未能更进一步指出他的检讨不够正面，不够深刻的地方”，也是不够妥善的。
胡风在上海与何其芳打笔仗，天津的阿垅，也从一时发懵的窘境中渐渐清醒过来。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他更加感到针对批评，他有必要写文章向读者解释他的文艺观点，有必要以详尽的论述，撩开罩在自己头上的雾纱。
阿垅5月之后，便写长文予以答辩，寄给周扬。周扬给阿垅写了复信，告诉他错在什么地方，向他提了意见，退回了他的稿子，这是在1950年6月。
到8月，阿垅不同意周扬的意见，不改正文章的错误，又增加了文章的字数。把稿子寄到报社，要求刊登。并声明不得改动，还要求《文艺报》也必须刊登。
他的理由是，《文艺报》转载了批评他的文章，就必须以“同等待遇”。
当然，党是并无平等对待任何意见任何文章的义务，如果是这样，报纸就成为没有党性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商店了。
报社把稿子寄回给他，希望他至少要做到写得平易些、精炼些。
阿垅收到他们的退稿，毫不理睬报社的意见，反而在原有文章基础上，又增加了字数，在10月份又寄到《人民日报》文艺组负责人，袁水拍处。
袁水拍再寄回，告诉阿垅，“如果拿出达到两个半版面的篇幅来刊登他的这样的文章，是不符合《人民日报》的方针的。”
仍要阿垅压缩、修改。阿垅在收到退稿的当天，又原封不动地再寄往《人民日报》，“还是说非登不可”。
袁水拍不再理睬阿垅了，阿垅的文章便留在《人民日报》文艺组，一年，两年……一直到1954年底。
阿垅此时为了这种来来回回的稿件旅程，心中充溢着作战一样的情绪，这情绪无法平息，他也就无法冷静。
他就写信给朋友述说自己作战一般的情绪，这种情绪不仅仅是阿垅的，不仅仅是胡风的，而是他们和朋友们共同的心境。
他们会一直拥有这种情绪，走向灾难。

14、狠狠地打！
胡风在上海关注着这一切。他清楚地知道，阿垅被批判，实际上是给他一个下马威，一个不吉祥的预兆。
显然，拿阿垅开刀只是表面现象，那背后的真正目标是他本人。
阿垅历来被视为胡风“七月派”中一位骨干人物，他的大量诗论在国统区有过强烈反响。
小说创作上有路翎为代表，诗歌创作上有田间、绿原、鲁藜，甚至早已成名的艾青为代表，那么，文艺理论方面，阿垅可称得上胡风的一位代表。
如今，率先从理论上在阿垅身上打开缺口，的确让胡风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阿垅，胡风的第一个反应，便认定这是担任报社文艺组负责人的袁水拍在起作用。
他不会忘记，当年在国统区，阿垅曾毫不客气地批评过袁水拍以笔名“马凡陀”写的一些诗，而史笃（蒋天佐），过去也在语言问题上与阿垅发生过争论。
现在，由他们配合攻击阿垅，倒也不是令人奇怪的事。但那背后一定另有他人，那就是周扬。
胡风很快听到了从北京而来的传闻：
1950年3月14日，周扬在文化部大礼堂向全京津文艺干部做大报告，讲的是接受遗产等问题。
其中特别提到阿垅，批判阿垅宣传胡风文艺理论的两篇文章，第一次当众点名胡风“小集团”，说阿垅的文章是小资产阶级作家“小集团”的抬头。
周扬恶狠狠地指着台上四把椅子说，有你小资产阶级坐的，但如果乱说乱动，就要打！狠狠地打！（建国时声称：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合。）
周扬态度态度激愤得很。他还说，胡风小集团中间也有为革命牺牲了的东平，为革命牺牲是值得尊重的，但当做作家看，那死了并没有什么可惜。
这是周扬第一次公开指名批判所谓胡风“小集团”。
胡风听到这个传闻，感到问题发展到这样严重实在是超乎了想象，但回忆一下进解放区以后的情况，又觉得这是不足怪的事情。
这时，周扬已经是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是代表党主管全国文艺事业的，成为文艺界的“沙皇”。
胡风更加确信，是周扬安排了对阿垅的严厉批评。第一次文代会结束刚刚半年，局势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他所忧虑的批判，由此将逐步展开了。
胡风对批判阿垅很反感，更反感批评文字所表现出的让他难以接受的武断。他深知自己是了解阿垅的，他相信阿垅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追求进步的人。
他（阿垅）从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实践要求对创作问题做了追求。应该说，他的实践要求是真诚的，他从马克思的著作里面寻求对于这问题的启示，也是为了想得到正确的理解的。
但是，不但他的斗争要求被完全抹煞了，还被戴上了“伪造马列主义”的帽子。在政治热情那样高涨的当时，这是一个承受不起的打击。你认为他有错，甚至完全是错的，也应该肯定一点他为文艺事业的追求精神，用分析去说服他和读者的。
但却给他戴上了这样可怕的帽子，这就使得小人物不敢独立地主动地去追求马克思主义，只好背诵领导人已经说过的话。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批评阿垅的两篇文章过后不久，**中央于4月19日作出了《关于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
于是，文艺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章，一时间成为文坛的热潮。
《决定》所提倡的全党、全国范围的公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其他各界，远没有文艺界所形成的声势和规模。
《文艺报》、《人民文学》等中国作家协会的刊物率先响应，各自发表编辑部的自我检讨，批评自己办刊上的方针、工作错误。
随后，《长江文艺》、《湖北文艺》、《说说唱唱》、《文艺学习》、《人民美术》、《人民戏剧》、《河北文艺》等全国各地期刊，纷纷刊文自我检讨。
对作家、作品的批评，顿时成为刊物的重要内容，仅以《文艺报》一年间的批评统计，从1950年5月到1951年4月，先后发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章，就涉及到三十几位作家（作者）。
在**中央《决定》发表之后，《文艺报》很快设立了专栏：批评与检讨。
胡风和他的一些朋友的名字，自然列在一串串被批评的名字中。
在此次声势浩大的批评高潮到来之前，除了阿垅的受批评，胡风的新作也于1950年初受到了批评。
随后，《文艺报》刊文批评“胡风派”骨干路翎的《女工赵梅英》，批评阿垅在《人民日报》上的检讨，批评“胡风派”冀汸的《春天来了》。

15、批判胡风和路翎
对自己的新作《时间开始了》，胡风寄予了热望和激情，他深知，这诗贯穿着对时代的颂歌，第一乐章“欢乐颂”，第二乐章“光荣颂”……都是自己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
他也清楚地明了，诗的发表所产生的影响，正是意味着自己的存在，是反对论战的又一次战斗。自然，他也预料到诗歌发表后，必然会招致新的批评。
胡风的预料果然为事实证明。《光明日报》、《文艺报》、《大众诗歌》等报刊，先后发表了批评胡风的诗作的文章。

3月，批评阿垅的文章发表之后，《文艺报》于5月25日出版的2卷5期上，发表了批评路翎的文章《评〈女工赵梅英〉》（张明东）。在此同时，周扬约见路翎。
在北京的路翎将消息告诉已回上海家中的胡风。
胡风最为赏识的路翎，以其非凡的才华在国统区为评论界推崇，1949年后创作力更为旺盛。此时，任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副组长。
这时，路翎剧作没有人排演。。
在二十几岁就写出长篇巨制《财主底儿女们》的路翎，参加第一次文代会之后，就像所有作家一样，欣喜地将目光转向新的生活。他不留恋过去的成就，他愿意写出新的人物，新的生活。
1949年，他充满激情走向新中国的文坛，创造力极为旺盛。
一时间，路翎集中描写工人阶级新生活的小说陆续问世。路翎很快又将兴趣转到写剧本上，1947年话剧《云雀》的成功，至今仍唤起他的创作冲动。
他写《英雄母亲》、《人民万岁》、《军布》、《祖国在前进》，追赶着新生活的浪头，显示自己的才华和存在，路翎以前所未有的敏感和勤奋，在1950年奋斗着。
为了得到一个舞台演出的机会，为路翎，也是为自己，胡风考虑着各种办法，觅求各种途径。
然而，路翎、胡风，在现实面前碰了壁。剧本，一个个从路翎笔下流出，却在舞台前夭折了。
为路翎的剧本受挫，胡风胸中郁积怨气。为自己的工作还没有着落，他焦急，他同样郁积起怨气。

16、坐冷板凳

在第一次文代会期间、在开国大典前后，曾经有过短暂的红火时光的胡风，渐渐被冷落一旁。
在《文艺报》试刊时，他和茅盾等三人曾同是主编，而在1949年9月正式创刊时，他便与《文艺报》无关了。
此后，一位位和他一样显赫的作家，均委以重任，有了具体的工作岗位，而他悬挂于闲置的空中，坐了冷板凳，在北京、上海两地荡来荡去。
何处是他应有的立足之地？
他彷徨，他等待。在彷徨中腾起胸中焦急，在等待中忧郁地衡量自己的价值。
1950年4月在与何其芳论战的同时，身在上海的胡风仍然惦挂着北京对自己工作的安排。19日他写信给在北京工作谢韬，希望通过他打听到一点关于自己工作的消息。
信发出了，可工作安排的消息依然杳无踪影，只是得知有高层领导人透出风：胡风应该认真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
检查？这在目前，无异于缴械投降，而这，是胡风无论如何做不出的。更何况，他认定自己的文艺思想，原本没有错。
胡风仍然不作检查。在《文艺报》上受到批评的路翎和冀汸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那阵热风中，也同样没有检讨。而是将批评引发的怨气埋在心中，等待着发泄的时候。
要胡风作检查的风声，也传到文坛其他人的耳中。
胡风的朋友贾植芳的哥哥贾芝，是在延安窑洞滚爬过的文艺界领导，也是党早期领袖李大钊的女婿。
上世纪30年代初，他与弟弟贾植芳一道从山西山区，到北京求学。
后来，弟弟去了日本，尔后成了胡风的好友之一。
而他辗转到了延安，在翻译、写诗之余，又潜心研究中国民间文艺，成为民间文艺界的专家。
虽然与弟弟分手多年，但手足之情愈来愈浓，像当年一样，他关心着弟弟的一切。
贾芝深知弟弟与胡风的情谊，而正是这情谊，使他担心弟弟今后的处境。
1950年，贾芝已经从胡风诗中的情绪，以及接踵而至的批评，感觉到胡风与这个时代的要求有着一段距离。
随后不久，一次传达上面关于让胡风检查文艺思想的指示的会议，因为他和贾植芳的关系，没有让贾芝参加。这样，贾芝的忧虑更重了。
贾芝给在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的弟弟写信，暗示他与胡风的关系应当注意。
只有35岁的贾植芳，此时已经出版了小说集《人生赋》、《你的证据》、散文集《热力》，以及译著《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在上海高等学府中已颇有名气。
虽然与胡风年龄相差十多岁，可论关系之密切，要甚过许多朋友。
这位来自山西襄汾山村的北方汉，操着浓浓的山西乡音。北方的豪爽、乐观，早已深深溶化在他的精神中。
他念念不忘的是朋友间的友情，那种朴素的义气，在他来说，远重过名或利的魅力。
他忘不了是胡风1937年发表了他的小说《人的悲哀》，从此走上文学之路。
更忘不了自己1948年被捕入狱时，妻子受到胡风夫妇的照顾，胡风还为搭救他四处奔波。
年龄的差距，并没有淡漠胡风与贾植芳的情谊，相反，两人无话不谈。只是，胡风身材高大却过于敏感，远不如瘦小的贾植芳那样豁达开朗。
接到哥哥的信，贾植芳非常自然地将信中的意思告诉了胡风。胡风当即回信，索要贾芝的信参考，并分析贾芝是受了上面的指示而写的——这自然是胡风出于精神绷紧了弦而得出的一种错误判断。
令兄的信，显然是奉命写的。这说明了：那些人虚得很，不安得很，所以想用这办法先打点底子。守梅底事，使他们生涨幻想。不过，守梅也要反攻过去的。
你回答得好。要这样对付那种无耻的招降手段。再来信，可以王顾左右而言他。
这是一个斗争底前哨，大概一两年之内要大爆发的。那封信，希望给我看看，千万。可以研究东西来的。
贾植芳听从胡风的意见，很快将贾芝的信寄到了北京。
“大概一两年之内要大爆发的”——这是胡风的预测，还是他的准备？他是不是被接二连三的批评压抑得过于紧张，已经感觉到自己是一颗已经点着的炸弹，不熄灭就是爆炸？他是不是被久久地闲置折磨得心理再也无法自制？
然而，前景依然模糊不清。他，还有所有其他的朋友，谁也猜不出对方究竟会怎么办，更想不出，如果不检查，还有没有别的可选择的路。
胡风的希望没有破灭，他的心远远地牵挂着中南海的举动。

17、敬酒不吃吃罚酒
1950年9月，应《人民日报》邀请，胡风再度进京，参加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大会的采访，陆续写出一批报告文学。
几个月后，1951年1月，胡乔木约见胡风，谈到了胡风的工作安排。
胡乔木对胡风说：“有三个工作岗位请你考虑，一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一个是《文艺报》主编，再一个是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教书。你考虑一下，从中挑选一个工作，用书面答复我。”
胡乔木又说：胡风不该把别人都看做异端；党对于一些同志并不是论功行赏，而是因为他们都战斗了过来，现在也都在战斗着，如果他同意胡风的看法，那别的同志全要反对他的。
这这番话完全出乎胡风的意外。胡风心里说，我何尝看别人为“异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从香港批评，直到文代会以后，主管文艺的一些人一直把我和所谓的“小集团”看做整个文艺战线上的“异端”，不断地对我们口诛笔伐。
但胡风没有马上解释，只就话剧运动和电影工作的关系说了一些看法。
胡乔木又向胡风提出了“共同生产，创造经验”的工作原则。要他消除宗派成见，搞好合作，和大家一起“共同工作”，认真学习、积极贯彻 文艺思想，为新中国文艺事业作出更大的成绩，创造出好的经验。
对胡乔木提出的工作安排，胡风感到十分难得，近一两年的处境，更迫切需要他占据一个工作岗位，不必在京沪之间荡来晃去，更可避免议论纷纷的“不合作”之嫌。
他犹豫不决，心想，上面的问题不解决，他在工作上是无法遵循胡乔木提出的原则的。同时，他还想到自己是一个非党人员，担任那三种工作中的随便一项，都是极不容易的。
胡风永远改不了他那分认真、计较的秉性，他显得缺少通融的圆滑，固执地认定先得把文艺界整体的是非功过搞清楚，把扣在他头上的帽子摘掉，他才能接受具体的工作。好像渡河时没把水流观察仔细，他是不能放下船只的。
胡风书面回答了胡乔木。信中没有谈他选定了哪一个工作岗位，而是说，如果不把文艺界整体问题搞清楚，使他摆脱困境，无论做哪一个工作，他都很困难。最后申明了愿意听从分配。
胡乔木没有回答胡风，工作安排遂成泡影。
胡风也太不识抬举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文艺报》主编，这都是副部级的领导岗位，按级别，是和胡乔木、周扬平起平坐的。
对他这样一个人，安排如此高的工作岗位，说明 、党中央的确是胸怀开阔，真心实意地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然而，胡风“敬酒不吃吃罚酒”，竟然拒绝了中央对他的工作安排，他坚持要中央和文艺界接受他的文艺思想。胡风真是太过分了！
不久，胡风便听到传闻：胡风拒绝了组织安排的三项工作。
委屈袭上心头。胡风不认为自己是在拒绝工作，而是想陈述他的处境的困难，和工作的不便利条件。胡风的性情，按他自己的话说，无论条件怎样，工作做上了手，就不愿意故意敷衍了事的。
胡风的任何解释，已经无法弥补他的认真、固执而造成的缺憾。滚到他脚边的球，他又一次让它溜掉了。
还是没有工作，胡风于5月被安排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第二团，前往四川参加土改。与方然熟悉的谢韬，凑巧在第二团任宣传部长，胡风有了一位可以倾心交谈的同伴。
四川、重庆，那里是胡风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地方。胡风和谢韬一同重又踏上这块熟悉的土地。
一切都在变化，昔日的“周公馆”，胡风却感觉依然亲切。他无法忘却当年在这里和周恩来面谈的情景，无法忘却在重庆他为办《希望》所度过的日日夜夜。现在，这一切都无法重现了，胡风不免心头荡上几丝悲凉。
然而，从来不肯轻易在现实重压下低头的胡风，他伫立嘉陵江边，不绝的希望却飘向北京。

18、借机反击

1950年6月23日，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二次会议的闭幕词中， 明确指出了今后的一项工作：知识分子的改造。随后，在1950年，1951年，全国知识界的思想改造运动逐步展开。
1949年10月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问世”，表明了他对文艺的浓厚兴趣。
他呼唤的好作品，自然是符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作品，而对他所认为的“坏”作品，在此同时，也开始更加关注。
1950年3月， 观看电影《清宫秘史》时，指出这部影片是宣扬卖国主义的，应该进行批判。
但这之后，全国并没有展开批判活动，后来“文 化 大 革 命”中的报刊有材料说是刘少奇、胡乔木阻挠了 的指示的落实。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 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同时还发表了短评《党员应该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
一部电影，在 的笔下，再也不是一个孤立的文艺作品，而是一场弥漫着阶级斗争气氛的战斗。
《武训传》批判开始了。
读着《人民日报》的社论，作为上海文化局局长的夏衍，心情紧张。在上世纪30年代初因与周扬接近，夏衍曾被鲁迅划入“四条汉子”之列。
1949年后，他重又回到上海，担任上海文化界领导职务，《武训传》的拍摄，正是由他所管辖的电影厂进行的。
夏衍是“周扬派”的骨干，他遇到了麻烦，对于在上海的“胡风派”，恰恰是一次极好的机会。他们要反击了！
耿庸、罗洛、张禹……他们参加了批判。没有看到胡风本人的文字，但他不会反对朋友们所写的文章，这是完全可能的。
自《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后，上海各报展开了对《武训传》的批判，但耿庸他们看到，夏衍等依然控制着上海的局势，在竭力把批判对象转移，以减轻自己的压力，而他们却正是要借这场批判，给夏衍施加压力。
“胡风派”耿庸于6月4日在《文汇报•文学界》上发表《论诚实和负责》一文，批判矛头直指夏衍。
耿庸在文章中指出，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前，上海并不是没有人感觉到《武训传》的错误，但是却被评论界、领导者们阻止了。
“负责同志的郑重推荐等等，还不仅是以他们自己的错误认识影响了别人，从而，并且也一定产生了正确批评的被阻碍的客观效果的。”
胡风的朋友们全身投入了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批判运动。
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夏衍的公开检讨：《从〈武训传〉的批判检讨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
在这之前的3个月中，《武训传》批判按照 的部署，已在全国掀起前所未有的文化批判浪潮，《人民日报》自7月20日发表社论之后，几乎每天都发表文章，甚至一个版或半个版的篇幅。
田汉、郭沫若等均作了自我批评。7月23日，又开始连载由 的夫人江青负责的调查组的报告《武训历史调查记》。
不仅仅是文化界的批判，《文汇报》一则消息报道，北京凡是观看过《武训传》的党员，都纷纷出来承认错误，检讨，反省。
在批判《武训传》的同时，文艺界对其他文艺作品的批评重又兴起一阵热潮，1950年已出现的批评惯性，自然而然冲到1951年，冲向时间的前面。
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陈涌的文章，批评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表现出的倾向；6月17日同一报纸发表冯征的文章，批评电影《关连长》。
6月25日，再发表刘浩的文章，批评丁克辛的小说《老工人郭福山》。7月30日、31日，重庆《大公报》也报道了重庆文艺界对刘盛亚的“反动小说”《再生记》的批判……
对夏衍的公开检讨，张禹等人并不满意，认为夏衍依然没有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和承担责任。
张禹于9月9日写出长文《读夏衍同志关于〈武训传〉问题的检讨以后》寄给《文艺报》。
在文章中，张禹披露一件事实：耿庸的文章发表之后，上海文化局极为不满，并且以行政机关名义出面，由文化局艺术处于6月25日发出通知，召集全市文艺报刊编者座谈会，同时邀请有关文章的作者参加，要耿庸“报告写作动机与今天的看法”。
通知发出后，又发“暂不举行”的通知，座谈会遂未举行。张禹认为，这是“要把批评者‘揍’一顿”，是与 的指示相反的。
《文艺报》发表了张禹的文章，并在前面加了“编者按”。
按语肯定了张禹对上海文艺界领导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现象的批评，但又不赞同张禹、耿庸等人的观点。
《武训传》批判渐渐接近了尾声。胡风在上海的朋友们，在共和国成立之后两年多来，终于有了第一次集体参加批评的机会。
尽管，这将是他们惟一的机会，尽管，后来的岁月，他们再也不可能像这样理直气壮地公开发表自己或对或错的意见，但他们终归发出了声音。

19、抗拒思想改造
在《武训传》批判刚刚结束不久， 在10月23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高兴地提到自己所发起的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有了可喜的进展。
他继续强调：“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 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了。
很快，《人民日报》出现了通栏标题“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教育运动”。
在这个标题下，一个个文化界知名人士，像一年多以前的冯友兰、朱光潜、费孝通一样，纷纷向人们敞开自己的思想，剖析自己“丑恶的灵魂”。
文艺界整风便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帷幕。
全国文联常委会于195l年11月17日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关于改造思想的号召，决定首先在北京进行文艺整风，尔后在全国铺开。
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举行学习动员大会。800余人与会听取**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周扬以及丁玲的报告。
《人民日报》1月5日发表了胡乔木的讲话《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
他说文艺整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清除文艺工作中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其内容即是重新学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 文艺思想的绝对领导地位，改造所有文艺家的思想。
继北京之后，全国各地于1952年陆续展开了文艺整风。
胡风和他的朋友们面临着又一次选择。
对 ，胡风非常崇拜，他曾以饱满的激情歌唱过。但在文艺思想上，胡风与 存在着难以融合的分歧。
胡风多么自信自己的文艺思想。多少年来，他的奋斗，他的倔强，不就是要以刊物、以作品、以一个个脱颖而出的作家，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自己的权威性？
眼看着 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下子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看到那么多人虔诚地在《讲话》面前抛弃自己的旧我，胡风不能不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然而，他依然坚守自己哪怕越来越小的阵地。对《讲话》他不能完全附和，更不能轻易将自己二十多年的探索付诸东流。
1950年4月开始，与胡风素不相识的青年张中晓开始从浙江绍兴和胡风通信。
在所有朋友中，张中晓要算胡风认识较晚的一位年轻人。年龄的悬殊，毫不影响他们思想的沟通，更何况张中晓的许多见解与胡风不谋而合。
从张中晓的文章中，胡风欣喜发现了一位了不起的理论人才，后来他曾在朋友中赞誉张中晓是“年轻的杜勃罗留勃夫”。
胡风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在许多人纷纷抛弃“丑恶灵魂”改造自己思想的潮流中，他保持了沉默。
他拒绝抛弃自己文艺思想原来的观点。他和他的一些朋友们，沉默着，顶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始终不肯退缩半步，顽固地坚持“胡风文艺思想”，绝不盲从“ 文艺思想”的某些观点。
胡风1952年2月8日写给绿原的信，曲折地反映出他内心复杂的状态。这封信写道：
你说得对，是深入浅出的甘苦之言，并不片面。因为是为了真理，这个“主动”就特别艰难，但并非主动就不足以济事。
现在能做的，也还是从理论上去做“挖心战”。想从这一步去推动实际的局势。
但这实在是近冤枉的“麻烦”之事，首先，非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可，但这要忍受生理上的厌恶才行的。现在只能有这样的实践。
但这是暗房子里的实践，好像要考取一个医生名义，但瘟疫正在蔓延开去，看着药品没有资格动用。
问题就是这么一个责任感，要不然不是可以心气平和地例行公事做太平犬么？当然，“澄清自己，发展自己”也是必要的。
但这一步也不容易。如果献出生命可以打破僵局，我也愿意干的，何况其他？但现在有些东西神圣现实如裂崖，你顶着它，一松手就会崩下来把你压碎的。
“胡风派”抗拒思想改造，埋下了悲剧的祸根。

20、文艺界整风运动
1951年底展开的文艺整风运动，对“胡风派”是新的冲击，是1950年批评阿垅的继续。
《人民日报》1951年12月25日第三版报道，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在天津、东北产生反响。
天津是上海、北京之外，另一个胡风的朋友较为集中的城市，这里有阿垅、卢甸、鲁藜等。
12月7日，天津各文化艺术团体党员干部，举行学习动员大会，分别由方纪、鲁藜作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报上消息说：方纪批评了卢甸、鲁藜的几首诗歌，批评了天津不少文艺工作者竟与一些错误思想和平共处，如公开为阿垅的错误的文艺思想辩护。
在上海的胡风，从绿原来自汉口的信中得知北京领导文艺界整风运动的机构发行的内部通讯上，批评了路翎在整风运动中仍然公开宣传胡风的文艺思想。
在文艺整风中，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黄源被上海报纸公开批评，其错误被说为官僚作风、财经混乱等等，很快被撤销了职务。接替他的，是“胡风派”的彭柏山。
彭柏山就任副部长后，十分关切胡风的问题。他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与胡风关系不错，胡风曾多次发表他的作品，还撰文高度评价他的创作。他来上海担任文艺界领导，对胡风，无疑带来了一些希望。
和彭柏山一样与胡风接近的，还有此时任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的刘雪苇。
1951年他负责筹备“华东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时曾提议由胡风担任 ，后被否决。
1952年上海成立公私合营的新文艺出版社，由刘雪苇出任社长兼总编辑。于是，一些在上海的“胡风派”成员，都成了出版社的人员。
彭柏山想出面解决胡风工作问题的愿望，很快化为乌有。
正在兴起的重新学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运动，虽然触及着胡风，使他也感到形势的紧迫，感到自己也应认真学习一番的必要，但许许多多非理论、非思想的生活刺激，却让他永远难以冷静下来。
4月初，胡风看到了《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15号和16号），上面发表有读者来信，在文艺整风中第一次提出应该对胡风文艺思想展开批判。
同时，胡风还看到了一本没有出版处和出版年月的小册子《胡风文艺思想研究资料》。
这时，彭柏山告诉胡风，周扬将来上海，建议他俩谈一谈。
周扬来到上海，和胡风谈话中，斥责胡风是“抽象地看党”，“是个人英雄主义”，说胡风把党员作家批评“尽”了，又指责胡风和重庆的“才子集团”（指乔冠华等同志）的亲密关系。
周扬走后，彭冰山觉得这样下去不好，提议叫胡风写信给毛 和周总理报告请示。
劝说胡风，应该也写一篇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体会文章，表示一下态度，借此把问题解决，胡风听从了劝说，马上着手写，题为《学习，为了实践》，这是他1949年后写的第一篇理论性文章。
胡风写着，他不知道，远在南宁的舒芜也在写着。都在写体会，都在纪念《讲话》，而心事各异前景各异。
胡风5月4日给 、周恩来寄出一信，并附上了《〈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所发表的要求公开批评胡风文学思想的读者来信。
当年在重庆时期，胡风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过，对他，胡风始终怀着深深的敬意。他希望得到 、周恩来的理解与支持。
5月18日，胡风收到北京谢韬的来信，告知周恩来办公室的于刚曾去谢韬处，谈及胡风的问题。
胡风对此极为关切，当即写信给谢韬，询问与于刚谈话详情。
胡风的希望从没有破灭。他一直相信最上层领导总有一天会向自己伸出热情的手。
纪念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的日子，已经来临。报刊上早已开始的热闹气氛，此刻更为热闹了。
《人民日报》在5月21日第三版标出通栏标题：为贯彻执行 文艺路线而斗争。
同日，首先发表老舍的文章《毛 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随后几天中，陆续发表了赵树理、郭沫若、茅盾、丁玲、曹禺等人的文章。
23日——十年前 发表讲话的日子——《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发表长篇社论《继续为 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纪念 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
社论强调了贯彻执行 《讲话》精神的重要性。在对当前文艺现状的分析时，主要指出了两种应该纠正的错误现象。
目前文艺界存在的思想混乱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下列两方面：
首先，也是主要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对于革命文艺的侵蚀。……
其次，和上述倾向看来似乎相反，而实际上也是脱离群众脱离生活的，便是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
社论将文艺界学习提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明确指出文艺一旦离开 的思想，放弃 的方针，那就是实际上离开了群众，离开了生活，离开了阶级斗争，文艺工作就失去生命，失去战斗的目标和战斗的力量了。
胡风和朋友们，对这篇社论提到两方面的错误倾向，感到些许安慰，认为除了一直强调很厉害的思想批判，总算又提到了另一种他们竭力批判过的倾向：公式化、概念化。
一时间，五月这阵风在他们似是多少带着春意的清风，心头的阴影被轻轻拂动，他们仿佛看到了一丝希望，浑身顿时又充溢起希望之光唤起的力量，他们不会放过任何机会，他们要抓住一切机会。
很快，舒芜的反戈一击，将他们的一丝希望、片刻欣喜击得粉碎。代之而起的是对昔日友人的鄙视、诅咒、怨恨。

22、陷入脑怒和慌乱之中

舒芜受到了欢迎，胡风和朋友们却被意料不到的打击拖入恼怒和慌乱之中。
在《人民日报》转载舒芜文章的第二天，6月9日，在天津的阿垅立即给路翎一信，发泄心中对舒芜的咒骂，安慰被公开点名的路翎。
宁兄：
看到8日人民日报方管一文否？
说到他，这真是死人复活。
人，自己擦脸或擦屁股都是可以的。但狗肉臭了卖不出去，却卑贱得必须挂羊头了，这就不行。
本来，这不过是沙砾似的存在，跟我们不相干。但一只时间表，有时却得受这类沙子底障碍。他变来变去，一是他自己的事，二是渺小的事，三则也不是不可思议的事；但被他拖入阿鼻地狱，则是过去所想不到的事。
真有些辛辣的感情，苍茫的感触，真理在哪里？刚才还想去信发泄一下。他要毛虫变蝴蝶，他过去不是由蝴蝶变了毛虫么——指给他看。但除了想骂人，我恐怕不会说别的。
但无论如何，兄弟，坚忍而宁静呵！
梅
6月9日
在阿垅写信的同一天，天津的卢甸，也给上海的胡风写出一信：
不必为那个卑劣的灵魂伤脑筋，考虑今后的做法要紧。“按”是一个暗杀政策，因为无力打阵地战。这是他们的得意杰作。
我以为，应当再向上面表示态度，要求公开讨论，要求面谈，如果上面也肯定那个判决词，那，就是“历史”问题了。
过去吃亏在不摸底，对于一切情况的估计不够，做法还是太善良了……说老实话，我因为太气愤，说得语无伦次，望你慎重考虑一下。
胡风6月13日给路翎写信，从这封信起，无耻、吾止，便成了舒芜的代称。
胡风在信中建议路翎也揭开舒芜的底子，予以反击。胡风依然不相信报上的一切，是上面的决定，他认准的还是个人间的矛盾在起作用。
你所说的两个原因都有，但第一个所谓自信，由这材料得到一百倍而已。按语并未号召读者，可见还自信得不到一百分。但这样有奶便是娘，对领导是只有损失的。有些人看了气愤。
很明显，现在是一个对人的问题。凤姐（即丁玲——引者注）、昆乙（即周扬——引者注）等如此，恐怕上面也还是这因素。
不过，既然公开了，就得就这情势表示态度。伯兄以为还是上面的决定，但我很惊疑。（不必告人）现在不能不记住，是对人的问题……
部来领导，得好好准备。我看，小组结论不会拿出来，由部来重弄过。但关于无耻，一定要你发言罢。当然揭露他。
而且，那文章，并非当作肯定意见，而是作为讨论的（你当时听到如此），而且，当时没有人完全同意他。
揭露他想当教授；刘邓大军时不参加，事后大家对他不满；解放后劝他在南宁，他却老想出来，向上爬；来北京时满口冷嘲，大家厌恶他……——关于小集团，不知道，向来个人投稿，不用者甚多，从未开过会。
那么，在你那面，可能是硬来了。也许以无耻所提者来试攻。
第一，是在一起过。但对他的书生气和虚无气（把他叫做五四遗老）一向不满，争论很多，没有谁说过A、B、C的话，恐怕只有他才这样想的。
第二，厌恶马列主义云云，完全相反。他当时总是谈马列主义得意的，自己也正在读一些马列主义，正在以为用马列主义认识社会的入门中，颇为沉醉的。　　……
6月30日，胡风再给路翎一信，告诉他得知舒芜又写一篇文章寄《人民日报》。
一，无耻已寄一篇二万字的致某青年小说家的公开信到人民日报，当会在那个报上发表的吧，以广见闻，不知道能打听其中的大意否？某小说家当准备作答吧。
二，有些事，要严肃的做。势成背水，大意不得，也迷惑不得的。
……
舒芜的举动，使胡风和朋友陷入混乱之中，愤慨、焦躁、苦恼油然而生。此时，彭柏山又带上胡风的《学习，为了实践》进京送阅。胡风便附上一信给周扬，告诉周扬看到《人民日报》按语之后的惶惑。
7月初，周扬回信，说胡风的文章没有自我批评，不宜发表。周扬通知胡风，到北京参加关于讨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会议。
胡风决定北上，7月19日登上火车。就在上车这一天，胡风又看到《文艺报》第66期上公开发表了两篇读者来信，仍是要求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文章还特别指责了胡风1950年反驳何其芳时的“恶劣态度”。
火车启动了，向前方奔驰而去。胡风自己也不知道，何时才是终结。
胡风到了北京，住在位于朝内大街的文化部招待所内。在正式开会之前，他与周扬谈过两次，每次约十几分钟。
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这样记叙：
他的态度很严厉。关于本人的，主要思想有几点：
一，我反对了党员的意见，但党是代表群众的，党内人的意见总要对些。又说社会民 主党最危险，这是50年3月他向干部作的报告中已经提出过的。
二，舒芜是进步了（他说不是投机取巧），舒芜说的几个人，实际上是指我。
三，我说的话九十九句对，但如果有一句在致命的地方错了，那就全部皆推翻了。
四，他觉得过去的事不必谈，但还有几个人受我的影响，所以，要舒芜和受我影响的青年出席，也要茅盾来出席，大会小会轮流地开。
五，要我主动地检讨，少说或不说优点，只说缺点。
六，要打掉我的架子……我已是罪人的身份，什么都不能说了，这以后，他说工作忙，由林默涵同志和我谈。”
周扬的谈话，后来便成为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的基调。

23、周总理劝胡风作检讨
胡风5月4日写给毛、周的信，周扬看到过。7月23日，周扬给周恩来写信，谈了胡风的问题：
总理：
翰笙同志把胡风写给您和 的信，给我看了。信中提到我在上海和他的谈话，我感觉他似乎故意将我的话曲解（也许是因为他的神经质的敏感的缘故），把理论上的原则争论庸俗地理解为无原则的人事问题。
现在，我把我在上海和他谈话的经过，及对他的问题的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我四月下旬到上海，彭柏山同志（现任华东文化部副部长，过去和胡风关系较好）即告我，胡风知道我来，很愿和我见面。
我和柏山，一道亲自到他家里，吃了饭，谈了有三个小时之久。我指出他在政治上一向是跟党走的，在文艺事业上做了不少工作。
他的工作态度也是认真的，但他的文艺理论是有错误的。
主要是片面地强调所谓“主观精神”，实际上就是拒绝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到工农群众的实际斗争中改造自己，在这个基本点上，他的理论是和毛 的文艺思想正相违背的。
此外，我指出他在文艺理论上十分轻视自己民族的传统。
他很激动地把《文艺报》的一期内部通讯及编者按语给我看，他认为《文艺报》的这种作法是无理的。
我说我因一个时期不在北京，没有看过这个按语，但我认为这个按语是正确的。
他又谈到您跟他谈过他跟别人不合作的问题，他说他一向都是和我们合作的。
我说事实并不是如此，我现在不谈我们两人之间过去的关系，这已是近二十年前的旧事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作为党员应当负更多的责任。
我只提两次文艺上的争论：一次是一九四○年左右关于民族形式的争论。
他把我们党员作家和当时被疑为与国民党有联系的向林冰相提并论，左右开弓，而他的整个观点是反对民族形式的。
另一次是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关于“主观问题”的争论。他不但没有很好地考虑党作家（这些作家过去又都和他比较接近的）对他提出的批评意见，相反，对这些善意的批评采取一律骂倒的态度。
我根据这两件事实说明了，他不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态度上也是不够合作的，（注：这里一句话复印件字迹不清——林默涵注）我在上海和他的谈话，全部内容就是如此。
上海文艺整风开始的时候，夏衍同志曾问及对胡风如何处理。我写信给夏衍、柏山同志，主张积极吸引他参加学习并对领导提批评的意见，然后采取适当方式，对他的文艺思想进行批评，帮助他作自我检讨。
他在整风中写了一篇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十周年的文章，其中对自己的文艺思想毫无批判，此文，上海方面没有发表。对胡风理论的批评，上海方面表示困难，没有进行。
同时，北京《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的自我检讨的文章按语已正式提出胡风理论错误的问题，最近《文艺报》发表了有关胡风思想的两封读者来信，胡风更急切地要来北京，而这个批评的工作，也只有由北京来做了。
他（注：指胡风）于十九日到京，现住文化部。我们已和他谈了一次话，我表示希望他能对自己过去的理论采取客观的批判的态度。
我们准备由中宣部先召集少数党内的文艺干部讨论胡风的理论，指定林默涵为中心发言人（他正在准备），雪峰，丁玲等同志都准备发表意见。
党内讨论意见一致后，即召开讨论胡风理论的小型文艺座谈会，由胡风首先作自我检讨性的发言（我已告他准备，估计他的自我批评不会很好），然后大家发表意见，进行辩论。
批评的文章，选择一两篇好的在报上发表。如果他的发言有较好的自我批评，也可以发表，我们当努力争取他转变和改正自己的错误。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示知。
此致
布礼
周扬七.廿三
周恩来于7月27日在周扬的这封信上批示：
周扬同志：
同意你所提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检讨步骤，参加的人还可加上胡绳、何其芳，他们两人都曾经对胡风进行过批评。
不要希望一次就得到大的结果，但他既然能够并且要求结束过去二十年来不安的思想生活，就必须认真地帮助他进行开始清算的工作，一次不行，再来一次。
既然开始了，就要走向彻底。少数人不成功，就要引向读者，和他进行批评斗争。空谈无补，就要把他放在群众生活和工作中去改造，一切都试了，总会有结果的。
周恩来
七月二十七日
同日，周恩来复信胡风：
胡风同志：
五月四日你给我的来信和附件均收阅。现知你已来京，我正在忙碌中，一时尚无法接洽，望你与周扬、丁玲等同志先行接洽，如能对你的文艺思想和生活态度作一检讨，最好不过。并也可如你所说结束二十年的“不安”情况。
舒芜的检讨文章，我特地读了一遍，望你能好好地读它几遍。
你致毛 的信我已转去。
致以
敬礼
周恩来
七．二十七
周恩来还给胡风写来一信，由周扬转交。信中提到除文艺理论以外，还应该检查“生活态度”。
对周恩来，胡风历来崇敬，读完信，他非常感动，认为这是对自己很大的帮助。胡风想到，作为一个追随党的事业的人，首先澄清对于组织的错误态度，之后才能够顺利地检查理论问题。
他觉得周恩来指示这一点，是把他当作党的事业的追随者看待的。
周恩来在信中指示胡风多与周扬丁玲商洽。可是，事实是，周扬说忙，委托林默涵和胡风见面，丁玲说不搞理论，说不出具体意见，随后又离开了北京。
胡风写出了《对我的错误态度的检查》。

24、舒芜立功调入京城

不久，舒芜突然接到中宣部的通知，点名要他去北京，参加帮助胡风检查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
于是舒芜就去了北京。
舒芜到北京已经是9月，安排他住在东总布胡同的中国作协。作协的领导人林默涵和严文井来看他，他这才知道会议基本情况。
林默涵告诉他，这次会议是纯粹的内部座谈会，主要是帮助胡风认识他自己的问题，目的是要他写一篇检讨文章登出来。只要这篇文章出来了，别人也可以不作什么批评。
说着，林默涵又拿出两封信给舒芜看。
这是周恩来亲笔写的两封信，一封给周扬，一封给胡风。
给周扬的信中指示：
对胡风应该怎么帮助，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谈，希望他能在思想上真正解决问题。
实在解决不了，就希望在将来的工作中，一点一点长期解决。总之，帮助要有耐心，不要急躁。
给胡风的信中说，你的思想问题，希望多跟周扬同志、丁玲同志谈一谈，在“此致”、“敬礼”后面，还专门加了一笔：“舒芜的检讨文章，我特地找来看了两遍，希望你也多看几遍。”
林默涵给舒芜看了信之后，说：“我们马上就到胡风那里去，把这两封信送给他看。”话都是林默涵说的。严文井那天一句话也没有说。 　　林默涵和严文并临走时，特别关照舒芜说：“你明天也可以找胡风谈谈，多沟通沟通。”
林默涵和严文并一走，舒芜立刻就给胡风打电话，说要去看胡风。　　舒芜是上午去胡风那里的，去了就坐在那里谈，一谈谈到吃午饭，然后走出来，胡风请舒芜到东四一个饭馆吃饭。
吃完饭之后，他们还到天坛公园坐了一会儿，又接着谈，之后又回去接着谈。
在交谈的过程中，胡风一直不大说话，不像过去那样，凡事都有态度，这次不一样，主要是听舒芜讲，还不时地问些问题，还动笔做笔记。
胡风问的内容都是一些文艺理论方面的问题，问他们过去的理论究竟错在什么地方。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舒芜也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的想法。
他们一直谈到很晚，快吃晚饭时舒芜才走，很友好地告别了。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友好的告别。
又过了两三天，丁玲来看舒芜，她是一个人来的。丁玲对舒芜说：“胡风啊，也真是的。
第一次开文代会的时候，我同他到北海划船，劝他不要想得太多。我说，官也得有人去做嘛郭沫若、茅盾他们去做官，让他们做去好了……”那意思，好像是劝胡风不要跟人去争官，认为没多大味道。

就在舒芜到北京看过胡风不久，他的一篇《致路翎的公开信》在《文艺报》上发表了。
早在五六月间，《人民日报》给舒芜来信约稿，要他接着《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再写一篇比较详细的检讨与批评文章。
舒芜当时想了想，不想把这个文章写成批评或者检讨的样子，觉得这些问题本来就是在朋友之间讨论讨论的东西，就算是争执，也是朋友之间的争执，于是就写了一篇《致路翎的公开信》。这是1952年6月22日写的。
舒芜的文章分五点，每一部分均有提纲挈领的醒目说明：
第一，我们过去一切错误的出发点，是硬要把自己倾向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追求过程，当作“正确”的革命道路；
第二，我们为了辩护自己，不仅把群众自发的革命要求，夸张为革命的基本动力，否定了党的领导，而且照自己的面貌去涂改群众的面目；
第三，我们为了援引同调，辩护自己，不但歪曲了群众的面貌，而且涂改了历史的真实；
第四，我们在文艺思想上，根据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指导，形成按照小资产阶级面貌改造世界的完整一套；
第五，我们的错误思想，使我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一个排斥一切的小集团，发展着恶劣的宗派主义。
舒芜否定了过去，承认他们过去是以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混淆替代了无产阶级革命性，接受了1945年胡乔木的批评和1948年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的批评，这是主要的。
同时也用“宗派主义”的概念接受了《人民日报》按语中“小集团”的提法。他以为，“宗派主义”的提法要比“小集团”的提法轻一些。
他没有料到，批评胡风的宗派主义，却导致了“反 革 命集团”那么大的帽子，那完全不是始料所及的。
舒芜见风使舵，反戈一击，相继公开发表了《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致路翎的公开信》，检讨了自己受到胡风文艺思想的“毒害”，表态要和胡风划清界线、批判胡风文艺思想，他率先点了老朋友路翎以及吕荧的名字，劝他们反戈一击、“弃暗投明”。
舒芜的“革命行动”受到上级的赏识，于是他被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实现了梦寐以求的进京愿望。
舒芜的反戈一击激怒了胡风和“胡风派”，他们互相写信痛骂这个“犹大”。骂他踩着昔日恩师和朋友的肩膀向上爬，忘恩负义、卑鄙无耻！
1954年的夏天，何剑勋从重庆到北京来开九三学社的一个会，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来看聂绀弩。聂绀弩知道舒芜与何是老朋友，就把舒芜也叫去了。谈了一阵，聂请何到地安门马凯餐厅吃午饭，邀舒芜作陪。
吃完饭了，走出饭馆，坐上聂绀弩从出版社叫来的小车，正要开车，聂绀弩忽然说：“胡风就住在这附近。”
何剑勋立刻接话：“好，我们看看他去。”
舒芜却有点犹豫。他已感觉到胡风对他的态度不大好，所以不想去，就说：“你们去我不去了。”
何剑勋直嚷嚷：“去去去，为什么不去！”
外面正下着毛毛雨。经何剑勋这么一鼓劲儿，舒芜也就不吭声了。聂绀弩吩咐司机开车，直奔胡风家。
那是个中午，胡风一家人刚刚吃过午饭，胡风的妻子梅志正在院子里侍弄花草，胡风在屋子里面睡午觉。
聂绀弩、何剑勋和舒芜下车走进了院子，梅志抬头看见舒芜，愣了一下，但立刻就招呼他们在客厅里坐下来。然后，进卧室去叫胡风。
一会儿，胡风从卧室出来了，直冲着何剑勋过去，紧紧地握手，说：“开会啊，还有几天住吧，我们改日再谈。”
说完了，掉头往卧室走，一面走一面很不满意地说：“老聂，你也事先不通知一声，什么人都往我这里带。我这里，不是那些混帐东西可以来的”说完就进去了。
舒芜知道胡风是奚落他，脸红红的，没有吱声。
何剑勋愣了一下，立刻说：“这个胡风，今天是怎么啦？太不对了，我们走！”
于是，他们就出门走了。坐在汽车上，大家都很沉闷，谁也不说话。
下午，他们三人仍凑在一起，相约到北海喝茶。喝茶时，又谈起上午见胡风的事。
舒芜说：“这真是奇怪得很，胡风怎么这个态度呢？何至于生这么大的气！”
聂绀弩讲话了，他说：“胡风气就气在，你检讨就检讨，不该把他也拉上。”

25、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1）
8月12日，周扬在谈话中通知胡风，舒芜也将来京参加讨论会，胡风当天给武汉的绿原写出一信：
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刚才昆乙说，要无耻来参加，一周多以后可来云。
这是三反五反的做法，当然要有一通胡缠的。他是风云儿，过武汉一定红得很。
对他尽量和气些，多请教，看问题在什么地方，尤其重要的是，他会不会弄节外生枝的手段？
千万和和气气的请教他，愈多愈好，那是有益的，为了学习。当然，我也希望从你间接得到教益。
胡风不知道，舒芜此次来京，还有另一重要任务，那就是修改胡风在给路翎的信中曾提到那篇长文：《给路翎的公开信》，这将是讨论会期间的一发重型炮弹。
舒芜到了北京，途经武汉时，曾卓曾诚恳地对他说过：“如果你自己真地那么认为，那你就那么说，那么写。但你不要把别人也牵扯进去。”
第一次讨论会就要召开了。在开会的前一天，舒芜的《致路翎的公开信》打印本发给胡风。胡风看到舒芜不仅更彻底地否定自己，还鼓励路翎像他一样检讨自己，除旧布新。舒芜还更为明确地又一次提到“小集团”问题。
尚未开会，胡风再度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彻底的决裂，毫不遮掩的反戈一击。在舒芜笔下，胡风和朋友们，完全是处在与人民、与 文艺思想对立的位置，在接受一个醒悟者的批判。
路翎看到了打印本，他当即给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写报告，提供材
料，希望澄清事实。
9月6日，酝酿两个多月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开始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会规模并不大，可对胡风来说，却是一次大的考验。
9月6日开第一次会。开会前一天，林默涵一定要胡风先说话，但胡风因为抓不到问题到底在哪里，觉得困难得很。
得到林默涵的同意，胡风就《文艺报》发表的《读者中来》所提的理论问题说明了一下，并且声明这是初步的检查，似乎得不出那里面所下的结论，希望同志们帮助。
接着大家发言，有的责备胡风不该“强辩”，主要发言人胡绳、何其芳、林默涵、冯雪峰、周扬等在理论上提出许多问题和要求。
有的人口气非常严厉，有的人口气充满了嘲笑。胡风的老朋友冯雪峰开始是带有讨论问题的口气，并说《文艺报》按语不对，读者断章取义，但一听到周扬的严厉口气就又马上改成了完全不容讨论的口气。
这样的情况是完全出乎胡风的想象的。但因为已经确定了“依靠组织”的原则，胡风没有在情绪上受到一点影响。
最使胡风奇怪的是，主要发言人好像并没有看过胡风的文字，只是随便抓一两句来任意解释，有的还好像是临时从《胡风文艺思想研究资料》那小册子抓来的。
周扬是主持会的，他连后一句都没有看就用前一句来斥骂了一阵。
胡风已经是“罪人”的身份，当然什么都不能说。林默涵归纳，要胡风就“现实主义”、“生活”、“主观精神”、“民族形式”、“五四”五个内容进行检查，胡风闭口不言。
第一次会议不欢而散。
9月26日，不管胡风、路翎的反对和申辩，舒芜的公开信仍发表在《文艺报》上，只是删了几处被胡风、路翎指定“太明显了是捏造的事实”。
为这篇长达万字的公开信，《文艺报》加了编者按，明确指出胡风的“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 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
当天下午，林默涵约见胡风，一同到中山公园谈了几个小时。
胡风称“这是一次最长最亲切的谈话”。林默涵告诉胡风，胡乔木因病休假，由 来主持中宣部的工作。
除此之外，林默涵还谈到路翎、舒芜、胡风的问题：
一，路翎提供关于舒芜的材料，他相信是真实的。
二，这以前对舒芜的情况不大了解，只听到他从刘邓大军占领过的家乡跑出来的事情，也对他有些揣测；广西也没有送来材料。大概舒芜没有政治问题，否则不会给他当中学校长。
三，路翎是有贡献的，舒芜一开始就犯错误。四，路翎过去作品解放后都不能出版发行，那是下面不理解，过了这件事就会解决的；这件事过去了，路翎是可以作很多工作的。
关于胡风的主要有两点，一，有些文章提问题提得不够明确，容易生副作用；二，其实现在大家忙，没有时间谈过去的问题。
林默涵的谈话，倒使胡风觉得林的态度与以前显然不同，不再是过去强调的“就是要算旧账”的意思。是一种安慰，抑或什么，胡风迷惑不解。
看到舒芜的文章和会上大家一再提出的“小集团”问题，胡风为了加以澄清，写了《关于〈希望〉的简单报告》。
他写明，当时51个投稿者中，有13个在解放区，他已经知道的有19个是**党员。到目前为止，有将近一半的投稿者他没有见过面。
《文艺报》发表了舒芜的文章，《人民日报》文艺组在此期间，也于10月1日在《人民日报通讯》第28期上，向全国通讯员发出号召，要求他们积极参加文艺界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判。
胡风感到有必要写文章了。他征得林默涵、冯雪峰的同意，写成《一段时间，几点回忆》，对一些问题再作解释。11月18日他将文章交了上去。

26、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2）

11月26日，召开第二次讨论会。从这次起，路翎和舒芜也应邀参加。会上胡风根据林默涵的要求，将《一段时间，几点回忆》作了简要口述。
舒芜也就他的文章作了发言，说他过去的思想完全受胡风的影响。
12月11日，开第三次会。
12月16日开第四次会。这四次会议都是在东总布胡同的丁玲住处举行。
在12月11日召开的讨论会上，何其芳作了题为《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的发言。一开始，何其芳就毫不留情地指出胡风的态度是避重就轻：
对胡风同志在会上的检讨，我是很不满意的。并不是说他完全没有检讨，不，他也检讨了个别的重要问题。
但是，胡风同志的文艺理论上的错误并不是个别的，而是在许多原则问题上有一系列的错误。
胡风同志没有提到这样的思想高度进行自我批评，反而把自己的文艺理论描写为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看法有错误，只是在做文艺理论工作的时候有某些技术性质的缺点，具体作品的批评写得太少，文章里的语言又常常缺乏明确的科学性，等等，因而可能引起一些误解。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情况的。
何其芳的发言此时倒不显得激烈，除了系统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外，对胡风仍然寄予热情的期待，希望胡风像舒芜那样，作出深刻的检讨，并认为胡风现在来检讨自己，是有很多便利条件的。
自然，他是带着居高临下的胜利者的口吻。
关于最后两次会的情况，胡风也有详细记叙：
完全是同志们对我提意见。主要发言人的口气更严厉。有的同志，如何其芳同志，用他的意思解释了我的几处文字，把问题提到了我是存心反对党的严重程度。
同志们没有提过《一段时间，几点回忆》有什么原则错误，另外又提出了许多问题。
但使我奇怪的是，主要发言人如周扬、胡绳、何其芳、林默涵、冯雪峰等同志，好像还是没有认真检查过我的文字，只是抓住一两句来照自己的意思随便解释。
林默涵同志甚至把我自己检查出来的关于五四时领导思想的错误提法也当作他自己的意见再说一次。
周扬同志的发言更随便从我的文字抽出几句来斥骂一阵。其余几位发言较少的同志只是个不得不表示态度的意思。
因为确定了“依靠组织”的原则，我在情绪上没有受到一点影响。最后，周扬同志严厉斥责了我，说我在文艺理论上是反党的“路线”；
说政治态度上无问题，但问题不决定于政治态度，而决定于文艺理论；说我要在文艺理论上“脱裤子”，承认是反党的“路线”……
斥责了以后，归结到：结论要由我自己做。时间太晚了，我要求简单说明我的态度，但还只说了几句，有的同志就大声说明天还有工作，会应该散了。
我当时向同志们说明的主要点是：经过这一次，同志们坦白地说出了对我的意见，我感到愉快，但当然还要继续检查，作出结论，在工作上去认识并改正错误，请同志们相信。
说我感到了党的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二十多年的工作，党没有不注意的道理；谈出来了，党明白了，我自己也安了心。
如果有些问题我不能理解，不能一时解决，那也不要紧，一步一步做去就是。
同志们不要耽心意见提得太尖锐，那不要紧，那是为了帮助我猛省的。我自己更加强了求真的精神，要努力再学习，争取做毛 的一个小学生。
懂得了团结是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面工作的问题，要从过去朴素的想法和心情更进一步，争取做得好一点多一点，在斗争中受到锻炼……
我争取了十多分钟把这点意思说完了，这是为了希望同志们相信我是要尽可能在党的庄严的斗争要求下面，在党性的要求下面对待问题，对待自己，也对待同志们的。
从7月到12月，断断续续几次讨论会，仍然没有让胡风低下头来，虽然他也尽可能地作了让步，作了一定程度的反省，但这不是人们所希望的那种悔悟。
此时，如果胡风放弃自己的固有的立场和观点，原本会避免随后而至的一切风浪。
可是，他没有，又一次失去了别人给予他的机会。他不屑于像舒芜那样，内心里，他更不愿意向周扬、林默涵、何其芳他们低下自己高昂的头。
带着满腹恼怒、惶惑来到北京，几个月，他依然情绪低落，怀着更为矛盾的心情滞留北京。
胡风将《一段时间，几点回忆》又呈送中央、 ，希望能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帮助。然而，如石沉大海。
1953年1月27日林默涵给胡风一信，说他的文章已写好，并希望胡风也尽快写出来。
28日，胡风便去中南海拜访邵荃麟，表示担心林默涵的文章现在就发表，恐怕要产生一些无法解决的困难。
邵荃麟答应去商量一下，如发表，也先给胡风看一看。
胡风同时又一次提出解决入党的组织问题，邵荃麟表示理论不解决，目前解决组织问题比较困难，但同意将胡风的申请转达上去。胡风还提出全家搬到北京。

27、舒芜谈“讨论会”

舒芜应邀参加了“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他后来谈了那次讨论会的情形：
那个讨论会，会实际上就是帮助胡风写检讨文章。参加开会的人，主要是一些在京的文艺界党的领导干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就是林默涵、何其芳、胡绳，其实主角就是这三个人。
周扬最后做总结。大多数发言，包括周扬的总结，都是首先在政治上肯定胡风，肯定他在反对国民党斗争中的作用，在政治上是护
的，有这个大前提，再批评他的文艺思想。
胡风文艺思想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林默涵、何其芳和胡绳他们这几个人的发言，说的都比较系统，主要就是反对思想改造，夸张主观作用，不从生活出发，认为文艺的源泉不是生活，而是主观。
不主张现实主义，对人民的态度不对头，不是热情歌颂，而是揭什么“精神奴役创伤”，什么痉挛性、疯狂性，就是这些东西。
这几篇发言后来都在《人民日报》、《文艺报》发表过的，时间大概是1953年了。周扬的总结没有见发表出来，但大致内容我记得很清楚。
周扬在总结开头就讲：“这不是结论，结论要由胡风同志自己作。”
接着他就强调标准问题，以什么作为衡量文艺思想的标准。
他说：“我们要谈的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问题，只有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我们才有标准。当然，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不是没有标准，鲁迅就是标准。关于这个标准，胡风同志的理解要比我深刻得多。但是，鲁迅的标准毕竟不像《讲话》的标准那样完整，那样准确。”
周扬这么一说，等于给胡风坐定了一个“反《讲话》”的罪名。他以《讲话》为标准来衡量一切文艺思想，那么，《讲话》标准的对立面就形成了。这根“棍子”就很重了。
在结论中，周扬还谈到“小集团”，周扬说：“小集团”没什么了不起。“小集团”很多，巴金就有一个“小集团”，但巴金这个“小集团”不反对 文艺思想，而你胡风的“小集团”却反对 的文艺思想，这就不行了，问题的性质就不同了。周扬这句话很重要。
关于宗派主义，周扬也讲到了。
他说：宗派主义并不是反 革 命。在延安整风时，批评我是宗派主义，我就想不通，我有什么宗派主义呀？后来毛 一句话把问题解决了，他说：什么是宗派主义？脱离群众就是宗派主义。你既然是革命者，你就只有为群众服务的义务，没有脱离群众的权利……
周扬这么一谈，又似乎把胡风的问题划拉轻了，好像“宗派主义”、“小集团”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周扬还说：“胡风同志的文艺理论也不是完全不对，也有很多是对的，但是你有一百条正确，只要有一条反对 思想，就大错特错了。结论就是这样作的。”

会议开到第四次，要结束了，让胡风表态。胡风说：“大家对我的帮助很好，但是，我还要慢慢地消化。”
这等于完全不接受。大家对这个结局好像也没有什么奇怪，尽管发言的内容很尖锐，气氛却依然是“坐而论道”式的，比较平和。休息的时候，大家照样同胡风说说笑笑，似乎并没有“划清界限”的意思。
座谈会开完之后，作协在东总布胡同举行一个宴会，欢送一批作家去抗美援朝前线，冯雪峰主持。
他致辞说：“我们今天欢送一些同志赴朝采访，正好，胡风同志、舒芜同志也来京开会，我们借这个机会同时向他们表示欢迎。”
很明显，这个时候政治上还没有把胡风划开，批评只限于文艺思想。
当时内部已经讲好了，只要胡风明确表个态，接受意见，把那个文章修改修改发表出来，别人所有的批判文章，全都不发表了。
但胡风表示了不接受，于是，1953年林默涵和何其芳两人的发言，就整理成文章发表出来了。这是解放后第一次公开批判胡风。

28、公开批判胡风
1955年1月29日，由全国文协召开在京作家会议，严文井主持，由林默涵作关于讨论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也在北京的胡风，没有被邀请参加。
1月30日，《文艺报》便发表了林默涵的文章。距胡风与邵荃麟的谈话时间只相隔两天。
与何其芳在发言中的口气相比，林默涵的文章显得极为严厉，题目就很刺激胡风：《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
林默涵并不否认胡风在政治上“是站在进步方面，对国民党反动的法西斯文化斗争”。
但他文章的重点，是批判胡风在 的《讲话》发表之后所发表的文艺理论，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 同志的文艺方针没有任何相同点；相反地，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
林默涵又一次提到“胡风为首的小集团”，只是此时只认为他们是文艺上的小集团：
并不是说他们有什么严密的组织，不，这只是一种思想倾向上的结合。他们的小集团作风的表现，是在于他们的强烈的排外性，凡是跟他们不同的意见，不论来自何方，都加以排斥和打击。自我批评对他们是根本不适用的。把自己一小伙人的利益，看成最高的利益。
《人民日报》在第二天，很快加编者按转发了林默涵的文章。2月15日，《文艺报》又发表了何其芳的长文《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同一天中宣部向周恩来和**中央报送《关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经过情况的报告》，其中写道：
我们和胡风一共举行了四次座谈会，参加的除胡风和原属胡风小集团的舒芜、路翎外，有周扬、冯雪峰、丁玲、胡绳、张天翼、邵荃麟、何其芳、林默涵、严文井、王朝闻、田间、陈企霞、艾青等共十余人。
第一次会，主要是大家提出问题，作为胡风进行检讨的参考；
第二次会，由胡风根据大家所提出的问题作检讨性发言，舒芜也在这次会上作了检讨；
第三次和第四次会主要是大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发表意见，最后由胡风表示对大家所提意见的态度。
除了这几次座谈会以外，好几位同志还和胡风作过一次或多次个别谈话。
不论在座谈会上或个别谈话时，我们都采取了诚恳的坦白的态度，严肃地具体地指出了他的文艺思想的错误所在和错误性质。
但胡风仅仅就他和党的不正常的关系作了反省，而对于自己文艺思想上的原则错误，始终没有什么检讨，相反地，是极力辩解，仍然企图把自己说成一贯正确，不过态度比以前好了一些，口头上表示愿意考虑大家的批评。
受胡风思想影响极深的路翎，在座谈会上没有发言。会后，林默涵同志和他谈过一次话，路翎表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错误已有初步认识，他表示愿在实际中好好地改造自己。
历时将近半年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便以这样的局面宣告结束。胡风没有写文章与对手们再度公开争论，这一次和过去完全相反，他沉默了，他已明显感到了自己的无力。
何止如此，胡风更感到自己被一连串的打击推到了绝路。
舒芜终于如愿以偿，离开南宁调往北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

29、胡风不再争辩
自从开过“胡风文艺理论讨论会”后，胡风虽然给中央写了信，但仍无结果。
1953年春天，林默涵、何其芳的两篇文章，在《文艺报》第2、第3期上相继发表，过后，又无新的动静。
胡风已经意识到现在不比当年，当年论战双方是处在平等地位，而现在，对方权重势大，自己已经是对方的下属。
他不想再公开纠缠于对己不利的争论，就停止了发表理论文章。全家要迁居北京，他为寻找新居奔忙，分散了精神上的焦虑。
新居终于安顿好了。胡风回到上海，接全家北上。离沪前，他结束了希望社的工作，处理了善后事宜。
就要离开上海了，小酒店变得更吸引胡风了。每当在上海时，朋友们常爱聚在一起，酒助话兴，无所不谈，或笑，或怒，或骂，或悲，酒引出一切，酒又消融一切。
胡风和好友贾植芳走进了小酒店，围桌而坐。要了一瓶酒，一盘猪头肉，一盘花生米。
1953年夏日的上海，闷热，潮湿。坐在小酒店里的这两个人，心情就是这样的天气，湿漉漉的，却又捏不出水。酒店小，来客不多，闹中取静，倒不失谈心的一种选择。
贾植芳现在已经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他是在1952年高校调整时，由震旦大学转到复旦大学的。此时，他任中文系教授兼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
贾植芳嗜好没别的，只有烟和酒，胡风此时的愿望也没有别的，就是和朋友们把心里的话说个够。
贾植芳对胡风说：“老胡，我们和鲁迅不同，鲁迅懂得中国的历史，我们却不懂。你不要再去和别人争论什么，你争得赢吗？”
老贾话的确打动了胡风，他稍稍感觉到自己太累太紧张了，该躲进一个更小的、与纠纷无关的世界里，干一些踏踏实实又平稳的工作。
他接受贾植芳的建议，答应到北京后开始翻译《天方夜谭》，不再争论了，对方爱怎样批判，就让他们批判好了。
胡风全家离开了上海，真带上了一套《天方夜谭》的日文本。这是贾植芳从一位朋友手中借来的。
胡风的北京新居，在景山公园与什刹海之间，地安门内太平街甲20号，与北海公园相邻。
安静，小巧，一个典型的独门独户的小院。为安置这样一个家，胡风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细心、热情。他张罗看房、买房、修房。在全家搬来之前，胡风将房子装修一新，虽然只有四间房，但安排得井井有条。
他还扩展厨房、安装抽水马桶。在院子里，他又买上四棵树种上。一棵梨树，一棵紫丁香，一棵蟠桃，一棵白杏。
为妻子和孩子安排一个稳定的家，是胡风多年的夙愿。
在家里，他的脾气暴躁，对妻子、对孩子，时常会有突兀而至的火气，有时甚至当着朋友的面，他也会不留情面地训上妻子几句。
可是，他深深爱着妻子和孩子，不发脾气时，会像小孩一样地逗着孩子玩耍，忘掉自己的工作、烦恼。
和妻子梅志结婚20多年了，国难不止，他们的生活颠沛不定，在重庆，在上海，从没有一幢像样的住宅。
作为一家之主，作为一个男子汉，胡风感到惭愧。如今，总算如愿以偿了。
四棵树，点缀着小院。翠绿的树叶，在夏日，令胡风全家感到些许快意。胡风兴致盎然地给自己的书房起名为四树斋。
胡风写出一篇文章，郑重地署上：写于四树斋。
胡风将文章拿给正担任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邵荃麟看，邵荃麟一看到“四树斋”三个字，不由一声惊呼：“什么？四树斋？你还要四面树敌吗？”
邵荃麟的话似一盆冷水浇在胡风的兴致上。他听从妻子梅志的劝说，放弃了这个斋名。从此，“四树斋”永远消失了。

30、周总理表扬路翎

在胡风举家搬京之前，天津的卢甸将消息告诉正在朝鲜战场体验生活的路翎，告诉胡风就要迁居北京。
“他在京已买好了房子，在地安门附近，现在全部修理好了，暑假中，屠先生他们就搬来了。”
这屠先生指的就是胡风。这些朋友之间通信，都喜欢用这样戏谑的“暗语”，这只是朋友间的搞笑而已。
他们绝不会想到，他们信中的这些“暗语”，后来竟然成了他们“反 革 命集团”的罪证。
在朝鲜战场上的路翎，生活在朴实、可爱的战士中间，没有了文人间让人烦恼的纠葛，他感觉到轻松，时时有创作的冲动充溢胸间。
几年来作品的磨难不止，路翎几乎失去了创作的信心，他知道，胡风的日子一天不好起来，他的创作就难以像当年那样，放射出耀眼的光华。
舒芜的反戈一击，那封给自己的公开信，曾让他彻夜难眠。虽然近几年两人的关系没有过去那么密切，可目前这一举动，却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对路翎，舒芜的公开信发表之后的那几个月，是多么难挨的日子。
组织上、同事们，都施加着各种压力：善良的、热心的、冷漠的……可是他认准自己没有错，认准胡风的文艺思想是正确的。
他没有检讨，也没有沉默，而是在一切可能发言的场合，振振有词地为自己、为胡风辩解。
来到朝鲜战场，离开了那些批判的噪音，他感到十分地轻松，创作的灵感喷薄而出，写下了不少歌颂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通讯。
好久没有体验过这种闲适的心情了。路翎搜集着素材，熟悉着中国士兵、朝鲜乡亲，他在构思着小说，他在养精蓄锐，准备以创作再次证明自己的存在。
收到卢甸的信时，路翎也快到归国的日子。几乎与胡风全家同时，路翎到了北京。
路翎走进了“四树斋”。和胡风分手半年多的路翎，发现胡风搬到北京后，性情与过去多少有所变化。
有时平静，有时焦躁，书柜上多了一套日文本《天方夜谭》，却不见拿下来翻译，只是在谈到自己的朝鲜之行时，胡风才显得兴致浓厚，鼓励路翎早日写出来，还特别强调一句：“要写得和别人不一样。”
与别人不一样，胡风正是希望路翎的创作独树一帜，标新立异，以成果来证实自己强调作家主观精神的艺术创作思想的正确。
路翎记住了这句话：和别人写得不一样。
1953年9月，第二届文代会在北京召开。胡风、路翎应邀参加，而别的朋友，虽然参加过一届文代会，这次也被冷落一旁，如阿垅等。
从朝鲜回来前后，路翎在正式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散文报告。
文代大会开会之前，胡乔木向党员作家们的讲话中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应该把创作上有成绩的青年作家提到领导机构里来；譬如路翎在创作上有凸出的成绩，应该被提到领导机构里面，当然路翎在其他方面也有缺点，但党员作家也不能说都没有缺点的。
周总理当是从路翎的几篇作品了解了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的。周恩来的指示，使路翎的处境略有转机。
一些批评过他的人，这时转而承认他的小说写得很好。被《文艺报》批评的《朱桂花故事》，这时汇集成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意出版。
对于胡风，这只是稍许安慰，并没有使他摆脱受批判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