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隋高祖文皇帝诞生前，中国尽管在秦汉时期成为了世界性的大帝国，但并没有成为世界的中心，万国的领袖。与秦汉两个大帝国同时分庭抗礼立于世界两端的是西方的罗马帝国，一个是东方的统治者、一个是西方的统治者，谁也不能压倒谁，类似于冷战期间美苏两极的格局。


但是在大隋高祖文皇帝诞生后，这一状况被彻底打破了，中国在大隋之后成为了世界上真正意义的中国上国、东亚政治体系的主宰、万国的领袖，大隋高祖文皇帝于中华民族功德无量！

西魏大统七年六月癸丑夜，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诞生了世界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中国最无与伦比的圣皇天子、民族英雄、卓越政治家、人类历史的巨人——大隋高祖文皇帝。

愚昧无知不精读史总是爱鲁莽轻率把秦始皇与隋文帝相提并论，吾向来对此种秦隋幼稚论不以为然。秦始皇只是历史必然趋势的产物，没有嬴政也会有刘政张政统一中国，秦国一统六国的趋势在商鞅变法后就已经水到渠成，秦始皇不过是被动顺应了历史趋势，并无其个人独创的过人之处，秦始皇嬴政终其一生都只是随历史大潮收起摆布，完全套在历史给予嬴政的局限性中，秦始皇不属于人类历史中最杰出的英雄创造时势的一流人物，而大隋高祖文皇帝恰恰是跳出历史的框框以大英雄之身创造时势的伟大人物，嬴政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秦始皇嬴政其人资质顶多是中下之才，嬴政接手的一切大好局面都是拜秦孝公与商鞅变法所赐，百年前秦孝公与商鞅定下的规矩已经把嬴政定格、约束、限制在已有的框框内，秦始皇一生所有的作为都没跳出时代给他的局限，秦始皇显然只是被动等着时势造英雄的产物而非主动创造历史的圣贤。秦国的国势是奋六代之余烈因为商鞅变法而水到渠成，没有嬴政也会有其他人统一中国，嬴政本身就是官二代纨绔子弟、王位继承人而已，他统一六国的基业是轻易从秦国历代先王手上接过来的，除了中央集权外政绩上乏善可陈，文治上一塌糊涂，武功上对匈奴也只是筑长城被动防御而不是主动出击，秦始皇对内只会用愚民之术禁锢全天下百姓思想，秦始皇善于玩弄权术阴谋，一昧用阴谋家所惯用的“法术势”来打压臣下，君臣之间无信任可言，秦始皇对待平民更是暴虐到极致，实行严刑峻法苛政重税，天下之人苦暴秦久已。

大隋高祖文皇帝与秦始皇作比较：秦始皇本身就是王位继承人，他统一六国的基业是轻易从秦国历代先王手上接过来的，除了统一中国外政绩上乏善可陈，文治上一塌糊涂，在大隋高祖文皇帝面前秦始皇就是一个武夫；秦始皇亲政的时候，就已经大权独揽，而大隋高祖文皇帝的创业局面在开国帝王中难度系数最大，由于他是汉人的关系屡遭西魏与北周皇帝猜忌，北周明帝几次派术士赵昭观察大隋高祖文皇帝是否有天子之相，几次差点痛下杀手，同时又受到权臣宇文护之流的陷害排挤。由于大隋高祖文皇帝位望隆重，在屡遭周帝猜忌、又遭权臣陷害的极险恶条件下，还能韬光养晦运筹帷幄，又幸有群士匡护得免大难，虎口逃生实属万幸。大隋高祖文皇帝远远不止于只是统一中国这么简单，还把中国带入了开皇之治的太平盛世局面，文治与武功均为登峰造极。光是三年打败突厥，大隋高祖文皇帝只用了十余年时间经济上就超越了汉代整整用了五代皇帝苦心经营、积蓄了七十多年才达到的汉武帝全盛时期的水平，只用了八年就统一中国，古今中外无人可比。而秦始皇善于玩弄权术，一昧用阴谋家所惯用的“法术势”来打压臣下，君臣之间无信任可言，秦始皇对待平民更是暴虐到极致，实行严刑峻法苛政重税，天下之人苦暴秦久已。而大隋高祖文皇帝上台伊始就悉除北周苛政猛法，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大隋高祖文皇帝爱民如子，自视为百姓父母，又充分开明的驾驭群臣，以致开皇一朝人才济济猛将如云，出现了一大批忠臣纷纷争相为其效忠卖命。

大隋高祖文皇帝出生时似乎就注定了他日后必以九五至尊君临万邦。

据佛经《辨正论》记载：“高祖以后魏大统七年六月癸丑生于同州般若尼寺神尼之房，于时正气冥符赤光满室，浮辉溢户，紫焰烛天。其内睹者莫不惊异，互相禁约不许外闻，比至三日紫气充庭，其人物在内皆成紫色，四邻望之气如回盖。或似高楼，复有景风甘露，合颖连枝，池发异花，林生奇果，毒虫隐伏，吉鸟翔鸣，仍为神尼护持保养。及登大位爰忆旧居。隋高祖文皇帝(讳坚)膺千龄之运。当百王之末。玄德通于神明。至功包于造化。揖让之始未动戎衣。乐推之辰咸熙庶绩。于是握璇玑而运乾象。履文昌而齐斗极。经天纬地之业。重光紫微。仁盛圣明之姿。联华日月。至德被于人鬼。神化合于阴阳。威振九围。泽沾四海。绍三皇之懋绪。纂五帝之徽踪。文景成汤莫能及也。故有玄龟赤雀瑞鹿祥龙。总萃于江滩。俱游于兰圃。致驺虞于平乐。降麒麟于富昌。东鲽西鹣纷纶上苑。丹乌翠凤焕烂华林。殿阙产于灵芝。柱础成于美玉。石开奇字。山出嘉声。甘露垂醴。泉涌景星。曜浪井浮。朱草丛生。嘉苗合秀。挛者能步。喑者能言。慈洽九垠。泽润八表。明筹以合变往。幽计以知年来。乃圣乃神。多能多艺。无为之政远嗣离连。有道之风寔方炎昊。闻思息讼比屋可封。弘护居心。汲引兴念。栋梁三宝。荷负四生。开皇三年诏曰。朕钦崇圣教。念存神宇。其周朝所废之寺咸可修复。京兆太守苏威奉敕。于京城之内。选形胜之地。安置伽蓝。于是合京城内无问宽狭。有僧行处皆许立事。并得公名昔者。”

他出生时紫气充庭神光满室，为人龙颔，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天命论》曾经极为具体详细的描述道他的真实相貌，“帝体貌多奇，其面有日月河海，赤龙自通，天角洪大，双上权骨，弯回抱目，口如四字，声若钏鼓，手内有王文，乃受九锡。昊天成命，于是乎在。顾盼闲雅，望之如神，气调精灵，括囊宇宙，威范也可敬，慈爱也可亲，早任公卿，声望自重。”据正史记载：“皇帝载诞之初，神光满室，具兴王之表，韫大圣之能。或气或云，荫映于廊庙；如天如日，临照于轩冕。内明外顺，自险获安，岂非万福扶持，百禄攸集。”

这位皇帝的相貌更是把当时叱咤风云的中国第一号政治人物北周太祖宇文泰都吓傻了，周太祖宇文泰一生阅人无数从未动色过，但是却被这当时不满七岁的孩子怔住了，周太祖见而叹曰：“此儿风骨，不似世间人。”英雄惜英雄也只能是在统治者较能容人的时候，但更多的是引来猜忌与杀心。正史记载：“明帝即位，授右小宫伯，进封大兴郡公。帝尝遣善相者赵昭视之，昭诡对曰：“不过作柱国耳。”既而阴谓高祖曰：“公当为天下君，必大诛杀而后定。善记鄙言。”武帝即位，迁左小宫伯。出隋州刺史，进位大将军。后征还，遇皇妣寝疾三年，昼夜不离左右，代称纯孝。宇文护执政，尤忌高祖，屡将害焉，大将军侯伏、侯寿等匡护得免。其后袭爵隋国公。武帝聘高祖长女为皇太子妃，益加礼重。齐王宪言于帝曰：“普六茹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帝曰：“此止可为将耳。”内史王轨骤言于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坚貌有反相。”帝不悦，曰：“必天命有在，将若之何！”高祖甚惧，深自晦匿。 ”


这位皇帝起初也是想做忠臣的，但残酷的政治现实让他彻底看清了胡人统治者的丑恶嘴脸，原来周明帝、周武帝、周宣帝骨子里都是同样的货色一脉相承。《隋书·高祖本纪》载：建德中，率水军三万，破齐师于河桥。明年，从帝平齐，进位柱国。与宇文宪破齐任城王高湝于冀州，除定州总管。先是，定州城西门久闭不行，齐文宣帝时，或请开之，以便行路。帝不许，曰：当有圣人来启之。及高祖至而开焉，莫不惊异。寻转亳州总管。宣帝即位，以后父征拜上柱国、大司马。大象初，迁大后丞、右司武，俄转大前疑。每巡幸，恒委居守。时帝为《刑经圣制》，其法深刻。高祖以法令滋章，非兴化之道，切谏，不纳。高祖位望益隆，帝颇以为忌。帝有四幸姬，并为皇后，诸家争宠，数相毁谮。帝每忿怒，谓后曰：必族灭尔家！因召高祖，命左右曰：若色动，即杀之。高祖既至，容色自若，乃止。”既然作忠臣忠言直谏都要死，谁还会尽愚忠死心塌地为这样的北周昏君卖命呢？

于是公元581年二月甲子日，有了禅让的一幕。本来北周宣帝时政局动荡社会崩溃，刑政苛酷群心崩骇，人莫有固志。至此，大隋高祖文皇帝登基后悉除北周苛政，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万民归心。短短几年，大隋高祖文皇帝缔造了中国封建社会乃至世界史上空前绝后的开皇盛世。

但是没有鲜明的对比反差，你就不知道这个时代有多么的来之不易。这个时代到底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上的呢？恰恰是建立在中国最腐朽的朝代西晋与最黑暗混乱的深渊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的基础上的。来看看这个朝代之前中国是一个什么状况，你就知道这个朝代的开国是中国历朝历代难度系数最大的，这个朝代的开国皇帝能在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的最低起点、一片萧条的废墟阴谷中建立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是何其的伟大与圣明。

西晋永嘉五年(311)，以匈奴为首的北方游牧民族统治者的铁蹄滚滚南下，踏破万里河山。四月，石勒的骑兵在苦县(今河南省鹿邑东)宁平城追及送西晋太傅司马越之丧的晋军主力，纵兵合击，在撕裂人心的喊杀声中，西晋主力溃于一旦，十余万将士，无一幸免。六月，刘曜攻破洛阳，俘虏晋怀帝，杀戮公卿，挖掘陵墓，尽掠府库，焚烧宫庙，熊熊大火吞没洛阳，吞没几百年的中原文明积累，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嘉之乱”。经此一役，西晋王朝已经名存实亡。


五年之后，也就是西晋建兴四年(316)，遭受匈奴刘曜长期围困的长安城，孤立无援，粮尽食绝，城内户不满百，太仓仅剩面饼数十枚，愍帝走投无路，只好乘着羊车，抬着棺材，肉袒衔璧，出城投降，西晋王朝灭亡。


翌年十一月，匈奴皇帝刘聪出城打猎，让愍帝全副武装，持戟前导。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百姓沿途围观，指指点点；中原父老，嘘欷流涕。十二月，刘聪大宴群臣，令愍帝青衣行酒，执盏洗爵；连刘聪上厕所时，也让愍帝拎着马桶盖，随侍左右。西晋降臣见此光景，不禁悲从中来，尚书郎辛宾抱着愍帝失声痛哭，当场就被拉出去斩首。凌辱折腾够了，年仅十八岁的愍帝还是被打发上黄泉之路，演出了西晋王朝最凄惨、最耻辱的一幕……


招致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是腐朽无耻的西晋统治者。他们为了争权夺利，满足私欲，不惜发动内战，把锦绣山河沦为一片血海，生灵涂炭，哀鸿遍野。更可耻的，是他们竟然置国家民族的命运于不顾，公然勾引胡族为羽党，为其冲锋陷阵，残杀同胞。



首先勾结少数族统治者的是“八王之乱”后期的成都王司马颖和东海王司马越。


司马颖以匈奴左贤王为冠军将军，监五部军事，使其将兵在邺城(今河南安阳)，结为羽翼；而司马越则招引鲜卑和乌桓入讨司马颖，蹂躏中原。至于边疆大员更是积极勾结胡族，例如都督幽州诸军事的王浚把两个女儿分别嫁给鲜卑段务勿尘和宇文部素怒延，以胡族作为其进退割据的军事资本。就这样，毫无道义可言的“八王之乱”演变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仇杀，统治阶级的内讧发展成为民族对抗。


西晋社会内部本来就潜在着深刻的民族问题。受中国文明的影响，周边少数族社会在农业化的进程中，不断内徙。西晋王朝既无力阻挡这一趋势，也不能妥善抚绥。官僚豪族甚至趁机掠卖人口，大发横财。例如，后赵创建者石勒就曾被东瀛公司马腾所掠卖。因此，在社会的底层，阶级压迫又表现为原始的、自发的民族矛盾。然而，这种低层次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宰全局的政治斗争，却是西晋统治者挑动起来的。


当民族矛盾掩盖了阶级斗争之后，所有的政治斗争无不以民族斗争为旗号，劳动者平时受压迫的苦难和胸中的积愤也在民族仇杀中得到宣泄。杀红了眼，杀昏了头，仇恨蒙蔽了双目，分不清是非敌友，只晓得种族异同。最典型的事例如后赵冉闵于都城驱杀胡人。

(冉闵)令城内曰：“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敕城门不复相禁。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闵知胡之不为己用也，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这种失去理性、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在当时屡见不鲜。真正受尽苦难的是被挑动起来相互仇杀的各族人民。短短的一、二十年间，中国的人口从二干三百万锐减至一千余万，整个中原沦为废墟。东晋孙绰曾满怀悲凉地控诉道，

自丧乱已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废，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


接受胡俗，刻意模仿学习，就表明对居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的认同与归依，成为进身仕途的敲门砖。北齐有位士大夫不无得意地向人密授当官诀窍：
“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

民族歧视的政治高压，使得胡俗不断渗透于汉人社会。祖埏与京城少年歌舞为娱，樗蒲为戏。更有甚者，一些汉人学会南腔北调的胡语，因游戏见宠，便忘记了自己的出身。昌黎(今辽宁义县)人韩风在北齐当权，便以残害汉族士人为能事，制造冤案，于朝中厉声痛骂：“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毫无愧色。相反，学习儒家汉学就会被视作异己，招致不测。北齐废帝高殷，勤奋好学，温文尔雅，其父文宣帝便觉得他颇似汉人，屡欲废之。有一次，文宣帝登金凤台，强令他手刃囚徒，他不忍下手，竟遭文宣帝鞭挞，直吓得当场神经错乱。


胡化的结果导致了社会的粗鄙化和政治的野蛮化。当政权巩固、生产发展之后，国家以军事为主导的外向扩张就日益转变为以提高君权为导向的内部体制建设，重新建立正常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施强有力的管理统制。这时，草原马背上发展出来的管理模式不能适用于农业社会，部落酋长联盟式的寡头民主制不能适应于提高君权的需要。于是，恢复以忠孝尊卑为核心的等级礼制再度成为紧迫的课题。“六镇暴动”虽然暂时迟滞了这一进程，但却无法完全阻挡它。所以，汉化并不是一个种族优劣、文化高下的问题，而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政治与社会问题。

经过长期少数族统治和胡化浸染的中原社会，汉化不可能也不会是简单的复古倒退，回复汉晋文化制度，它必然包含着扬弃旧的文化与吸收新文化要素两个方面。其所要达到的目标不仅是要解决民族；文化的融合问题，而且是要形成新的文化认同与民族心理，重新整合分裂的社会，成为最深刻与稳定的文化内核，达到深层的强有力的统一。这种内在统一远比军事占领和领土统一更加艰巨复杂。历次汉化运动的失败，从表面上看是极具感情色彩的民族冲突，但究其实质却是鲜卑族社会进步而带来新旧政治体制转换过程中内在矛盾的激化。那么，对于积极推进汉化运动以求重新统一中国的政治家，他们面临的是怎样一个社会呢?魏晋南北朝长期断裂的社会已经积重难返，西晋政权崩溃之后，中国北方出现的政治权力真空，诱使边疆各族蜂拥而入，抢夺瓜分这片富庶沃土。最初是匈奴，而后，羯、鲜卑、氐和羌族接踵而至，纷纷建立起各式各样的政权。这些互不统属的少数族统治者，犹如一群追逐水草的野马，恣意纵横奔突。原有的羁绊被冲决了，掳掠战利品(财物、人口和土地)成为最主要的目标。在弱肉强食的法则之下，他们谁也无法取得公认的正统地位。神圣的权威被打碎之后，实力代表了一切，胜利就是真理。这样，战争作为衡量是非的最高语言，不停地轰鸣。西晋灭亡后的弹指一挥间，十六个少数族政权遽兴旋灭。

汉朝灭亡后中国经历了漫长而混乱的四分五裂的时期。汉民族陷入了长达三个半世纪的撕杀战乱之中。像仿于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的黑暗时代。东晋时实际中国经过漫长的战乱的汉族已经消沉、疲惫、颓废、迷惘。中国已经接近死亡了，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已不是汉人。而是被汉人称之为蛮夷的民族。因为汉人已没有力气在做战了，强壮的青年大概大多战死，剩下的多是老弱病残妇。没有能力阻止异族的入侵。眼看着中原沃土被外人占据。据《晋书》记载塞外内附有三十万人，入塞匈奴有数十万人，羯族和其它进入中原大地的十九种种族有一百多万人。羯族、鲜卑族是白肤色人种。而这些只是有记载的。南北朝时期，更是各种蛮族大批的进入中原，人数已经多于中原人。就是说入侵者已经占据统治地位，把中原瓜分了。打个比方这要比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大大小小的殖民地严重得多。因为入侵的异族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公元306年，巴氐族人李雄称帝，定都四川成都，建国号大成，史称成汉。

公元315年，拓跋族人猗卢称王，建国号代，占有蒙古地区。

公元319年，汉臣刘曜称帝，定都陕西西安，改汉为赵，史称前赵。前赵臣羯族人石勒称王。

公元337年，东晋臣鲜卑人慕容晃建燕，史称前燕。

公元351年，后赵臣氐族人符健称王，定都陕西西安，建国号大秦，史称前秦。

公元384年，前秦臣鲜卑人慕容泓称王，建国号燕，史称西燕，占有陕西地区。前秦臣鲜卑人慕容垂称王，建国号燕，史称后燕，占有河北地区。


公元386年，前秦臣羌族人姚苌称帝，定都陕西西安，建国号大秦，史称后秦。前秦臣拓跋圭称王，建国号魏，史称北魏。

公元407年，匈奴人赫连勃勃称大单于，建国号大夏……

五胡、十六国乱我中国。这时的中原人已不是汉时的中原人，汉朝的原有人口早已不足的一半。中国开始蛮夷化，比起汉朝完全是一种经济文化的倒退。多年的战乱使中国的文化、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多少百年的文明古城成为灰烬。多少文化宗卷遭焚毁。战国、秦汉时期的艺术基本是看不到了。外来的宗教文化逐渐统治中国，中原大地上到处兴建大大小小的庙宇，供奉着外来的神。外来的佛教已远远的压过汉人推崇的儒教。异族的音乐、舞蹈、佛教的雕塑、绘画完全统治了中国。

乱极归于大治，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无尽的漫漫长夜后迎来了人类文明的终极曙光，这时在中国黑暗的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无比辉煌的神话，公元581年二月甲子日，北周静帝以隋文帝众望有归下诏宣布禅让。隋文帝三让而受天命，自相府常服入宫，冕十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蒨，备礼即皇帝位于临光殿，定国号为大隋，改元开皇，悉除北周苛政，宣布大赦天下。长安城内万民欢呼雀跃，新贵名流欣喜若狂。长安东西两市一百一十坊，四面立邸，夜不闭户，彩光缤纷，载笑载乐，共庆隋皇朝之兴。当天，长安城出现了八百年一次的祥瑞天象——庆云，仿佛上天也在热烈庆祝大隋皇朝的成立。


但是没有鲜明的对比反差，你就不知道这个时代有多么的来之不易。这个时代到底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上的呢？恰恰是建立在中国最腐朽的朝代西晋与最黑暗混乱的深渊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的基础上的。来看看这个朝代之前中国是一个什么状况，你就知道这个朝代的开国是中国历朝历代难度系数最大的，这个朝代的开国皇帝能在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的最低起点、一片萧条的废墟阴谷中建立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是何其的伟大与圣明。


隋文帝受天明命即位初期，到底接手的是怎样一个摊子呢？建立在何种国力基础之上？到底接手的北周政权财政状况如何呢？接手的实在是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烂摊子。当时由于北周武帝、北周宣帝实行丧权辱国的屈辱外交对突厥称臣和亲纳贡，北周武帝“惧突厥寇掠，倾国库府藏以给之”，加上北周武帝长期对北齐用兵军费开销巨大，北周国库几乎耗费殆尽。隋文帝受禅之初，北周国库太仓里只有一百枚面饼，什么金银财宝也没有，接手的是一个国民经济几乎崩溃、政府财政赤字高涨、债台高筑的北周政权。



经济状况如此，北周王朝在政治、军事上又给他留了一个什么乱局呢？北周王朝在东南西北四面受敌，处于包围圈中，险象环生暗潮汹涌，南有经济上极为富庶、装备优良的陈国，东有高句丽，西有占据现在西藏、青海地区的吐谷浑，北则是中国四夷中最强的的北狄突厥，四个帝国对中国虎视眈眈、蠢蠢欲动，中国前狼后虎，北周官僚集团内部也在争权夺利派系繁多。当时是北周中央政府行政权力实际上只限于关中河南河北山东四川几个地区，南梁是独立于北周中央政府之外的小朝廷，经济军事内政都是自治，南梁小朝廷、东北和内陆一些地区根本就不缴税的。还要加上从西晋继承下的严重尖锐民族矛盾问题。


而隋文帝受禅后只花了三年就打败了中国四夷中最强的的北狄突厥（轩辕黄帝都没能打败北狄獯鬻，众生抱憾含恨而死），只花了八年就统一全国，是秦始皇（秦始皇统一全国花了九年）、汉高祖、汉光武（汉光武统一全国花了十年）、宋太祖、元太祖、明太祖之辈远远不及的。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开国后只用了短短三年就打败了北方最强大游牧少数民族的皇帝。隋文帝的军事才能就已经远远超出了汉高祖刘邦、汉惠帝刘盈、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汉武帝刘彻加在一起的总和，因为汉朝前期与中期一直向匈奴屈辱和亲，先后通过了汉高祖刘邦、汉惠帝刘盈、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汉武帝刘彻五代帝王前仆后继的努力才洗刷了汉高祖白登之围的耻辱，花了近百年的时间才通过持久战勉强打败了匈奴。而隋文帝开国只用了3年就打败了实力远胜汉朝时匈奴、横扫欧亚大陆的拥有40万铁骑与30万弓箭兵的头号强敌突厥，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神话，别说是中国所有帝王，就是西方的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取得的战绩也无法与隋文帝相提并论。


五胡乱华以来，中华民族的国家战略生存圈被压缩至了极限，国土的流失、疆域的急剧缩小陷入中华民族极为屈辱的低谷时代，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期间虽有宋武帝刘裕短暂的收复中原失土，但始终由于刘裕的目光短浅火速折返南京，错失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这次北伐只能是南朝的一次回光返照，一统山河匡扶汉室胎死腹中。


瞬间转移至北魏灭亡后，两个胡人建立的政权北周与北齐更是把中国的屈辱外交发挥至了极致，北周皇帝与北齐皇帝为了争相拉拢突厥甘做儿皇帝，“惧其寇掠，倾国库府藏以给之”，依旧不能满足突厥沟壑难填的无尽欲望。


北朝末年，突厥强大起来，势力远达中亚，有“凌轹中夏之志”。他钵可汗时，“控弦数十万，中国惮之。”北周北齐都争相结好于突厥，“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他钵可汗恃其强盛，非常傲慢。有一次，竟对他身边的人说：“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子（北齐皇帝、北周皇帝）孝顺，何忧无物邪！”当时“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厚”。突厥摸透了西魏、北齐的心理，趁机从中周旋。


当时的突厥军事实力已远远超过往昔汉朝时期的匈奴，但是隋高祖即位后乾纲独断，立即终止了北齐、北周时期的屈辱外交，停止了对突厥的岁贡，迅速向突厥宣战，给突厥以沉重的经济打击。不久，突厥大可汗沙钵略率领突厥49万大军侵犯中原，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各处告急，大隋天子震怒，下诏曰：“往者魏道衰敝，祸难相寻，周、齐抗衡，分割诸夏。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之厚。谓虏意轻重，国逐安危，非徒并有大敌之忧，思减一边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华夏之地，实为劳扰。犹复劫剥烽戍，杀害吏民，无岁月而不有也。恶积祸盈，非止今日。朕受天明命，子育万方，愍臣下之劳，除既往之弊。以为厚敛兆庶，多惠豺狼，未尝感恩，资而为贼，违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节之以礼，不为虚费，省徭薄赋，国用有余。因入贼之物，加赐将士，息道路之民，务于耕织。清边制胜，成策在心。凶丑愚暗，未知深旨，将大定之日，比战国之时，乘昔世之骄，结今时之恨。近者尽其巢窟，俱犯北边，朕分置军旅，所在邀截，望其深入，一举灭之。而远镇偏师，逢而摧翦，未及南上，遽已奔北，应弦染锷，过半不归。且彼渠帅，其数凡五，昆季争长，父叔相猜，外示弥缝，内乖心腹，世行暴虐，家法残忍。东夷诸国，尽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齿磨牙，常伺其便。达头前攻酒泉，其后于阗、波斯、挹怛三国一时即叛。沙钵略近趣周盘，其部内薄孤、束纥罗寻亦翻动。往年利稽察大为高丽、靺鞨所破，娑毗设又为纥支可汗所杀。与其为邻，皆愿诛剿。部落之下，尽异纯民，千种万类，仇敌怨偶，泣血拊心，衔悲积恨。圆首方足，皆人类也，有一于此，更切朕怀。彼地咎徵妖作，年将一纪，乃兽为人语，人作神言，云其国亡，讫而不见。每冬雷震，触地火生，种类资给，惟藉水草。去岁四时，竟无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烧尽，饥疫死亡，人畜相半。旧居之所，赤地无依，迁徙漠南，偷存晷刻。斯盖上天所忿，驱就齐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时。故选将治兵，赢粮聚甲，义士奋发，壮夫肆愤，愿取名王之首，思挞单于之背，云归雾集，不可数也。东极沧海，西尽流沙，纵百胜之兵，横万里之众，亘朔野之追蹑，望天崖而一扫。此则王恢所说，其犹射痈，何敌能当，何远不服！但皇王旧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轨所弃。得其地不可而居，得其民不忍皆杀，无劳兵革，远规溟海。诸将今行，义兼含育，有降者纳，有违者死。异域殊方，被其拥抑，放听复旧。广辟边境，严治关塞，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卧鼓息烽，暂劳终逸，制御夷狄，义在斯乎！何用侍子之朝，宁劳渭桥之拜。普告海内，知朕意焉。”

开皇二年(五八二年)春，突厥遭受天灾，民不聊生，沙钵略可汗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五月，他调集五可汗发兵四十万入长城，揭开了根本改变双方乃至东亚世界间关系的大搏斗的序幕。突厥的这次进攻，声势浩大，来势凶猛。五月十六日，东北的高宝宁集团也配合突厥，向平州(今河北省卢龙县东)发起进攻，在整个战线，隋军的防线被多处突破，屯守乙弗泊(今青海省乐都县西)的行军总管冯昱遭到突厥数万骑兵围攻，力战数日，寡不敌众，壮烈殉国。东部战线，突厥与高宝宁的联军突破隋军防线，进攻幽州，李崇出战，不利。十月，西北长城沿线重要州县一个个的陷落，突厥攻破木峡，石门两关，分兵南下，越过六盘山，挺进谓水，径水之滨，严重威胁长安。十二月十五日，文帝再派内史监虞庆则为元帅，驰往弘化(今甘肃省庆阳县)拒敌。


虞庆则命行军总管达溪长儒率骑兵二千出击，才出弘化没多久，就遭遇突厥大军，陷入重围，隋军大惧，达溪长儒神色慨然，激励将士死战求存。他把全军凝结成阵，且战且退，经受了突厥骑兵排山倒海般的冲击，昼夜凡十四战，军兵散而复聚，整整坚持了三天三夜，打得刀卷枪折，没武器可用，士兵便挥拳相博，手皆见骨，达溪长儒身先士卒，五处受伤，前后贯穿两处，可这条硬汉犹如铁塔般挺立不倒，山河为之变色，全军以死相拚，杀敌万余，退回郡城，仅存百人。突厥军兵本来为了掳掠财物而南侵，完全没料到遭到如此猛烈的抵抗。大军失了锐气，他们焚烧了同伴的尸体，解围而去。退出塞外。



突厥被打退了，人们扬眉吐气，热泪奔涌。在这举国欢庆之际，文帝显得格外冷静，他心里明白，突厥并没有被重创，他们马上会卷土重来的。不出文帝所料，开皇三年(五八三年)开春不久，突厥又蠢蠢欲动，二月，北部发生局部战斗，四月，突厥又大军压境。经过去年的大战，隋军经受住了考验，培育起了战胜突厥的信心，而突厥的内部矛盾表面化，只要再挫其气焰，就会造成其内部分裂，文帝下定决心，决定主动出击，给沙钵略以决定性打击，实现敌我战略攻守之势的转变。



四月，文帝下诏，历数突厥的罪行，宣布大举讨伐突厥。隋军分别由卫王爽，河间王弘，上国柱窦荣定，左仆射高颖和内史监虞庆则任行军元帅，以卫王爽居中节度诸军，分八道出塞，向突厥发起猛烈攻击。中路军首先与突厥爆发激战，四月十一日，卫王爽率总管李充等四将出朔州道行军途中，与沙钵略所率的突厥大军相遇于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



无数骑兵在大草原上冲杀驰骋，想像一下：中国重装骑兵和数以49万计的土耳其马弓杀个天昏地暗，这是何等的壮观啊！李充率精锐铁骑五千从侧面突击突厥，突厥措手不及，大乱。隋军趁此良机，全军奋力向前，突厥不能抵档，一败涂地。沙钵略身受重伤，丢盔卸甲潜入草地，好不容易捡回性命。这一战，隋军还夺了大量的牛羊马匹，造成突厥乏粮，全军只能磨兽骨充饥，好不凄惨。自五胡乱华后几百年来汉族一直处于背后挨打局面的奇耻大辱终于被彻底洗刷。



西北方向的战果，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河间王弘率军数万出灵州道，与突厥相遇，大破之，斩首数千。窦荣定率九总管，步骑三万出凉州，在高越原与突厥阿波可汗相遇，两军对峙于戈壁滩上，隋军带的水很快喝光了，士兵只好刺马饮血，死者相继，窦荣定眼看拖下去将不战自毙，仰天长叹。不料天上竟下起及时雨来，全军士气大振，大将史万岁出阵与突厥的勇士单挑，转眼就取了对方的首级，突厥大惊，全军大乱，隋军趁势掩杀，突厥大败。




这时，隋朝派长孙晏进行离间和策反工作，利用阿波和沙钵略的不和，使阿波向隋请和，在六月，阿波可汗率军北还。在白道吃了大败仗的沙钵略可汗逃回塞北，满心悲愤，又听说阿波可汗暗通隋朝，不禁怒从中来，带领沿途收聚的败兵奔袭阿波的牙帐，杀了阿波可汗的母亲，烧了他的营盘。从此，阿波与沙钵略反目成仇，突厥也分裂为东，西两大对立集团，兵连祸结。



以开皇三年七月为分水岭，隋朝取得了战胜突厥的辉煌胜利，完全扭转了四面受敌的被动局面，彻底改变了东亚世界的格局。从建国至今，才经过两年多，隋朝就打败了头号强敌突厥。这在中国史上也近乎奇迹。这一胜利的取得，首先是隋朝有一个坚强的领导和坚定务实的政策。第二是利用四面敌人不统一的机会，集中兵力予以各个击破，表现出高超冷静的军事指挥艺术。第三利用敌人的内部的矛盾，分化瓦解。第四是隋军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而最基本的一条，是上下同心，三军用命，显示出隋王朝的蓬勃朝气。乘着这股气势，文帝胸中正在勾画一幅世界性帝国的蓝图。



隋高祖开国仅仅三年，“内修制度外抚戎夷”，国家转危为安，社会走上正轨，这一项项继往开来的成就的确来之不易，光是三年打败突厥,彻底改变两百多年来汉族饱受欺凌这一项，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就没有一个王朝能望其项背，而隋高祖戎马倥匆之际建立的各项制度竟能垂则万世、继往开来、承前启后，更反映出隋高祖善于把握大局、从容自信、处变不惊、一丝不苟的风貌。对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对内实行开皇之治达到天下太平，文治与武功俱达到中国封建社会之登峰造极。





经此一战，突厥大可汗沙钵略精神终于彻底崩溃了，他尊大隋高祖文皇帝为圣人可汗，表示愿为藩属永世归顺，千万世为圣朝典牛马，上表称臣，突厥成为大隋附属诸侯国。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北方最强大游牧民族可汗尊为圣人可汗的中国皇帝，也是第一位令外族可汗表示愿为藩属永世归顺的中国皇帝。突厥大可汗沙钵略首次向中国皇帝称臣，大可汗沙钵略亲自率领百官迎接隋文帝使者虞庆则，虞庆则义正言辞要求沙钵略行君臣大礼，沙钵略只能行三磕九拜大礼跪受玺书，突厥大可汗的手下们于是相聚恸哭。虞庆则命沙钵略称臣，沙钵略曰：“得作大隋天子奴，虞仆射之力也。”不久，突厥大可汗沙钵略向隋文帝上表曰：“大突厥伊利俱卢设始波罗莫何可汗臣摄图言：大使尚书右仆射虞庆则至，伏奉诏书，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逾久愈明，徒知负荷，不能答谢。伏惟大隋皇帝之有四海，上契天心，下顺民望，二仪之所覆载，七曜之所照临，莫不委质来宾，回首面内。实万世之一圣，千年之一期，求之古昔，未始闻也。突厥自天置以来，五十余载，保有沙漠，自王蕃隅。地过万里，士马亿数，恒力兼戎夷，抗礼华夏，在于北狄，莫与为大。顷者气候清和，风云顺序，意以华夏其有大圣兴焉。况今被沾德义，仁化所及，礼让之风，自朝满野。窃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便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永为藩附。虽复南瞻魏阙，山川悠远，北面之礼，不敢废失。当今待子入朝，神马岁贡，朝夕恭承，唯命是视。至于削衽解辫，革音从律，习俗已久，未能改变。阖国同心，无不衔荷，不任下情欣慕之至。谨遣第七儿臣窟含真等奉表以闻。”

至此，大隋的版图已经远超秦汉之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感叹道：“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天下之盛，极于此矣”。在大隋极盛武功达到中国历朝历代最高峰时，隋文帝依旧保持着理智清醒的头脑，他的雄心万丈撼天动地不是区区武功就能制止他建立更宏大的大隋主宰世界的宏伟战略，事实上他不仅仅满足了中国人对他的所有愿望，而且超额完成了指标，给了后世所有中国人无数的惊喜与意外。在“八荒无外，九服大同，四海为家，万里为宅”后，他要偃武修文，打造世界封建社会的顶峰——太平全盛的开皇盛世。

大隋当时的国威到底强大到什么程度呢？据当时的大臣牛弘描述隋文帝开皇年间隋朝的国力是“今土宇迈于三王，民黎盛于两汉”，也就是说隋文帝时的隋朝疆域超过了以往中国的任何朝代，而隋文帝时代的人口远远超过了两汉全盛期汉武帝统治时代，牛弘的原话是：“兴集之期，属膺圣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临区宇，功无与二，德冠往初。自华夏分离，彝伦攸斁，其间虽霸王递起，而世难未夷，欲崇儒业，时或未可。今土宇迈于三王，民黎盛于两汉，有人有时，正在今日。方当大弘文教，纳俗升平，而天下图书，尚有遗逸，非所以仰协圣情，流训无穷者也。”


大隋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军事最辉煌的时代，也是经济最富庶、文化最昌明、民生最优厚、法律最宽大、社会最繁荣、政治最清明、科技最先进的时代。



隋文帝登基后下过这样一道诏书：“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自魏氏不竞，周、齐抗衡，分四海之民，斗二邦之力，递为强弱，多历年所。务权诈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轻俎豆，民不见德，唯争是闻。朝野以机巧为师，文吏用深刻为法，风浇俗弊，化之然也。虽复建立庠序，兼启黉塾，业非时贵，道亦不行。其间服膺儒术，盖有之矣，彼众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维持名教，奖饰彝伦，微相弘益，赖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随化，有礼则祥瑞必降，无礼则妖孽兴起。人禀五常，性灵不一，有礼则阴阳合德，无礼则禽兽其心。治国立身，非礼不可。朕受命于天，财成万物，去华夷之乱，求风化之宜。戒奢崇俭，率先百辟，轻徭薄赋，冀以宽弘。而积习生常，未能惩革，闾阎士庶，吉凶之礼，动悉乖方，不依制度。执宪之职，似塞耳而无闻，莅民之官，犹蔽目而不察。宣扬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学，且耕且养。今者民丁非役之日，农亩时候之馀，若敦以学业，劝以经礼，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岂止知礼节，识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顺者乎？始自京师，爰及州郡，宜祗朕意，劝学行礼。”《隋书》这样说道：“自是天下州县皆置博士习礼焉。”由此可见他对汉文明的复兴起到的巨大的作用……



大隋高祖文皇帝拯救了汉文化，因为春秋、汉代的文化典籍因几百年来的混战，因战火焚毁、遗失大半，公元583年大隋高祖文皇帝下诏求书，献书一卷赏绢一匹，导致“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大隋高祖文皇帝拯救了汉文化，造就了一代文化盛世。大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大兴城和洛阳建有大藏书殿，而最终的成果则是规模宏大的秘书省，在洛阳藏有珍本，藏书总数达37万余卷。为了让两京的宫、省、官府使用，建造藏有节录本的观文殿。大隋朝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为历朝历代之最，大隋是把中华文明发扬光大至登峰造极的书籍黄金期，中华历代书籍，于斯为盛。



大隋文化之隆盛为历代之最，史书记载了当时大隋文明最昌明的盛况：“高祖膺期纂历，平一寰宇，顿天网以掩之，贲旌帛以礼之，设好爵以縻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悬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秀，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



很多愚昧无知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太平盛世，竟然不学无术的认为后来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康乾盛世”才是盛世，其实“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康乾盛世”连治世都算不上何来太平盛世，在真正太平全盛的开皇盛世面前，后来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康乾盛世”只是一堆粪土。用事实与数据说话：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廓庑之下，隋文帝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隋文帝初登基时全国人口400万户，隋炀帝登基时已达890万户，以一户六口计，全国人口不下5000万。直到李世民服用长生不老药暴死后，李治继位，计户口380万户。李隆基开元之治时，全国760万户，4100万人。隋开皇九年已垦田地1944万顷，大业中期已垦田地5585万顷。而李隆基开元之治唐天宝十四年已垦田地区区1430万顷而已。隋炀帝登基就有890万户，而李世民直到服用长生不老药暴死才有380万户，国力之差距可以想见。李世民、李隆基、康熙、乾隆加起来给隋炀帝杨广提鞋都不配，又怎能与隋文帝相比，如果说李世民、李隆基、康熙、乾隆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康乾盛世”是北京的八宝山，隋文帝的开皇盛世就是巍巍昆仑，真正的世界封建社会的顶峰——太平全盛。可惜世人都是愚昧得多，看不到真相。


无怪乎元朝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无比神往的颂赞隋文帝的开皇盛世：“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隋文帝开皇时，百姓太平承平渐久，虽遭水旱，而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至於京师，相属於道，昼夜不绝数月。帝又躬行节俭，益宽徭赋，平江表，师还，赐物甚广，其馀出师命赏，莫不优崇。十二年，有司上言库藏皆满，帝曰：“朕既薄赋於人，又大经赐用，何得尔也？”对曰：“用处常出，纳处常入，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曾无减损。”乃更开左藏之院，构屋以受之。诏曰：“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宁积於人，无藏府库。”乃蠲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炀帝即位，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

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传，则未见其有以为富国之术也。盖周之时，酒有榷，盐池、盐井有禁，入市有税，至开皇三年而并罢之。夫酒榷、盐铁、市征，乃後世以为关於邦财之大者，而隋一无所取，则所仰赋税而已。然开皇三年调绢一疋者减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减为三十日，则行苏威之言也。继而开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给复十年，自馀诸州并免当年租税。十年，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放。十二年，诏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则其於赋税复阔略如此。然文帝受禅之初，即营新都徙居之，继而平陈，又继而讨江南、岭表之反侧者，则此十馀年之间，营缮征伐未尝废也。


史称帝於赏赐有功，并无所爱，平陈凯旋，因行庆赏，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达於南郭，以次颁给，所费三百馀万段，则又未尝啬於用财也。夫既非苛赋敛以取财，且时有征役以糜财，而赏赐复不吝财，则宜用度之空匮也，而何以殷富如此？史求其说而不可得，则以为帝躬履俭约，六宫服浣濯之衣，乘舆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非燕享不过一肉，有司尝以布袋贮乾姜，以毡袋进香，皆以为费用，大加谴责。呜呼！夫然後知《大易》所谓“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孟子》所谓“贤君必恭俭礼下，取於民有制”者，信利国之良规，而非迂阔之谈也。汉、隋二文帝皆以恭履朴俭富其国，汉文师黄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圣贤如此。後之谈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财，虽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党遂倡为“丰亨豫大，惟王不会”之说，饰六艺，文奸言，以误人国家，至其富国强兵之效，则不逮隋远甚，岂不缪哉！”

无怪乎元朝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无比神往的颂赞隋文帝的开皇盛世：“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

隋文帝开皇时，百姓太平承平渐久，虽遭水旱，而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至於京师，相属於道，昼夜不绝数月。帝又躬行节俭，益宽徭赋，平江表，师还，赐物甚广，其馀出师命赏，莫不优崇。十二年，有司上言库藏皆满，帝曰：“朕既薄赋於人，又大经赐用，何得尔也？”对曰：“用处常出，纳处常入，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曾无减损。”乃更开左藏之院，构屋以受之。诏曰：“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宁积於人，无藏府库。”乃蠲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炀帝即位，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

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传，则未见其有以为富国之术也。盖周之时，酒有榷，盐池、盐井有禁，入市有税，至开皇三年而并罢之。夫酒榷、盐铁、市征，乃后世以为关於邦财之大者，而隋一无所取，则所仰赋税而已。然开皇三年调绢一疋者减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减为三十日，则行苏威之言也。继而开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给复十年，自馀诸州并免当年租税。十年，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放。十二年，诏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则其於赋税复阔略如此。然文帝受禅之初，即营新都徙居之，继而平陈，又继而讨江南、岭表之反侧者，则此十馀年之间，营缮征伐未尝废也。

史称帝於赏赐有功，并无所爱，平陈凯旋，因行庆赏，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达於南郭，以次颁给，所费三百馀万段，则又未尝啬於用财也。夫既非苛赋敛以取财，且时有征役以糜财，而赏赐复不吝财，则宜用度之空匮也，而何以殷富如
此？史求其说而不可得，则以为帝躬履俭约，六宫服浣濯之衣，乘舆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非燕享不过一肉，有司尝以布袋贮乾姜，以毡袋进香，皆以为费用，大加谴责。呜呼！夫然后知《大易》所谓“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孟子》所谓“贤君必恭俭礼下，取於民有制”者，信利国之良规，而非迂阔之谈也。汉、隋二文帝皆以恭履朴俭富其国，汉文师黄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圣贤如此。后之谈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财，虽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党遂倡为“丰亨豫大，惟王不会”之说，饰六艺，文奸言，以误人国家，至其富国强兵之效，则不逮隋远甚，岂不缪哉！”


中国封建社会乃至世界封建社会的巅峰是大隋。大隋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综合国力最雄厚、文化最昌盛、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政府行政效率最高、国家机器最完善、军事上取得辉煌胜利最多的朝代。大隋的GDP占全球的89%。国家的综合实力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大隋都是当时世界的第一大国。大隋已经逐渐摆脱小农经济，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隋文帝废弃秦皇汉武的重农抑商思想，鼓励市场商品经济的流通，隋文帝时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金融机构银行——柜坊，专营货币的存放和借贷，是世界上最早的银行雏形，这比欧洲的金融机构要早六七百年，这在世纪金融史上具有举足轻重至关重要的意义开创了新纪元。隋文帝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决定取消政府的酒利，使酒近七百年来，第一次走上了无税之路。取消了酒税，意味着鼓励酿酒业的发展和民间饮酒的普及。


大隋政治开明廉洁、经济发达富庶,文化昌明隆盛,思想繁荣包容,远超汉唐。大隋是中国古代经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光辉灿烂的时代,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诸如天文学、地理学、历法、数学、医药学、机械学、火药、印刷术、建筑业、造船技术、制瓷业、雕刻、制茶、制盐、漆器、冶炼铸造等方面成果累累,文学、史学、哲学和艺术也发展到新的高度,涌现出众多的科学家、发明家、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画家和诗人。此时的封建文明受极为强盛的雄厚国力之影响，中国在所有领域都进入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此时太平的盛世、宏大的格局、开放的气势、壮阔的场面，为历朝历代所无法比拟。在当时的世界上，中国处在世界综合国力的前列，是最文明先进、最繁荣发达、最富庶强大的国家。


四大发明中的雕版印刷术、火药就产生于这一时期。诞生了无与伦比的古今中外世界第一城——隋大兴城，至今人类世界也没哪个国家的首都能与他比。大隋高祖文皇帝所开创的制度哪一项不是开天辟地！哪一项不是为万古瞻仰！哪一项不是影响世界！诞生了三省六部制，诞生了集整个人类封建社会法律之大成者《开皇律》，诞生了古往今来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世界第一城隋大兴城，诞生了州县两级制，诞生了三省六部制（至今日本朝鲜的中央政府部门还称为省），诞生了科举制度（科举制便是西方最引为自豪的文官制度由来），诞生了大运河，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刷术，诞生了均田制，诞生了义仓，诞生了赵州桥。

隋高祖与秦始皇作比较：秦始皇本身就是王位继承人，他统一六国的基业是轻易从秦国历代先王手上接过来的，除了统一中国外政绩上乏善可陈，文治上一塌糊涂，在隋高祖面前秦始皇就是一个武夫；秦始皇亲政的时候，就已经大权独揽，而隋高祖的创业局面在开国帝王中难度系数最大，由于他是汉人的关系屡遭西魏与北周皇帝猜忌，北周明帝几次派术士赵昭观察隋高祖是否有天子之相，几次差点痛下杀手，同时又受到权臣宇文护之流的陷害排挤。由于隋高祖位望隆重，在屡遭周帝猜忌、又遭权臣陷害的极险恶条件下，还能韬光养晦运筹帷幄，又幸有群士匡护得免大难，虎口逃生实属万幸。隋高祖远远不止于只是统一中国这么简单，还把中国带入了开皇之治的太平盛世局面，文治与武功均为登峰造极。光是三年打败突厥，隋高祖只用了十余年时间经济上就超越了汉代整整用了五代皇帝苦心经营、积蓄了七十多年才达到的汉武帝全盛时期的水平，只用了八年就统一中国，古今中外无人可比。而秦始皇善于玩弄权术，一昧用阴谋家所惯用的“法术势”来打压臣下，君臣之间无信任可言，秦始皇对待平民更是暴虐到极致，实行严刑峻法苛政重税，天下之人苦暴秦久已。而隋高祖上台伊始就悉除北周苛政猛法，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隋高祖爱民如子，自视为百姓父母，又充分开明的驾驭群臣，以致开皇一朝人才济济猛将如云，出现了一大批忠臣纷纷争相为其效忠卖命。

隋高祖与西方凯撒、拿破仑、亚历山大的比较：凯撒、拿破仑、亚历山大的内政治理与经济文化方面均不如隋高祖，凯撒、拿破仑、亚历山大的帝国版图也远不如隋高祖疆域之广；从皇帝在位时间看，凯撒5年、拿破仑10年、亚历山大13年，隋高祖24年；从个人修养上看，凯撒与拿破仑知识水平低下，亚历山大略胜凯撒与拿破仑一筹，隋高祖颇涉经史，颇晓音律（曾做《天高》、《地厚》二曲表达夫妻之义），骑射剑击武搏皆精，远胜凯撒、拿破仑、亚历山大。

作为集如此多历史首创与文武功德于一身之帝王，称隋高祖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天子乃至世界史上最伟大的帝王完全当之无愧，天经地义。

明日陆续连载，偶先去泡宋徽宗最爱喝的茶龙团胜雪去了，诸位朋友明日见

杨坚废除不合时宜的北周六官（天、地、春、秋、冬、夏）制，北周的官僚体制基本上是效仿原来西周时期的《周官》即《周礼》的形式，很原始、极混乱。六官制，称谓复杂，职掌不明，办事效率低下。杨坚恢复了汉魏时期的体制，基本上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杨坚在中央设立三师、三公、五省。三师、三公只是一种荣誉虚衔。掌握政权的的是五省，即内侍省、秘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和尚书省。内侍省、秘书省在国家政务中不起重要作用。内侍省是宫廷的宦官机构，管理宫中事务。秘书省掌管书籍历法，事务较少。起作用的是其他三省，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都是最高政务机构。内史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这就是后来被唐朝继承的三省制。

尚书省下设吏、民、礼、兵、刑、工六部。每部设尚书，总管本部政务。具体办事机构就是这是六部：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和调动；民部，掌管全国的土地、户籍以及赋税、财政收支；礼部，掌管祭祀、礼仪和对外交往；兵部，掌管全国武官的选拔，和兵籍、军械等；刑部，掌管全国的刑律、断狱；工部，掌管各种工程、工匠、水利、交通等。开始的时候，六部叫做六曹，即六个办事机构。六部的长官为尚书。六部的设置成为后代封建国家中央政权的固定制度。三省六部制分工明确，组织严密，加强中央集权。对唐及以后历代王朝影响都十分巨大。隋文帝建立的这一整套规模庞大、组织完备的官僚机构，表明封建制度已发展到成熟阶段。自隋定制，一直沿袭到清朝。

公元590年隋文帝杨坚诏府兵入州县户籍，兵农合一始此。杨坚对于地方机构也进行了改革。他采纳度支尚书杨尚希提出的“存要去闲、并大去小”的建议，将原来比较混乱的地方官制从州、郡、县精简为州、县两级，撤消境内500多郡。同时，裁汰了大量的冗官，将一些郡县合并。大大节省了政府的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为了更好地行使权力，控制地方，杨坚下令，九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免。官吏的任用权一概由吏部掌握，禁止地方官就地录用僚佐。而且每年都要由吏部进行考核，以决定奖惩、升降。后来，又实行三年任期制。杨坚简化了地方行政机构，废九品宫人法，初创科举制。隋文帝命令各州每年推选三个文章华美、有才能的人，到中央受官。后来，隋文帝又下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部管刺史，要由有德有才的举人担当。这种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使各个阶层有才华的人都有机会为政府效力。杨坚开创建立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留存长达1300多年，直到清朝末期才废除，但当时的美英等国称奇并借鉴了这种选拔制度作为政府文员的聘用方法。

隋文帝杨坚推行均田制，整顿户籍。实行了“大索貌阅法”要求官吏经常检查人口，根据相貌来检查户口，使编户大增。和实行“输籍定样”在第一个的基础上确定户口数，编制“定簿”，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开皇三年，清理出阴漏丁男44.3万人 共计 164.15万口。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于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这些举措防止地方豪强和官僚勾结，营私舞弊。将从豪强手里依附的人口解放出来，增加了国家的劳动力，调动贫苦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国家掌管的纳税人丁数量大增。

隋文帝还曾颁布“人年五十，免役收庸”、“战亡之家，给复一年”等仁政措施。隋文帝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大量地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廓庑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隋文帝初登基时全国人口400万户，隋炀帝登基时已达890万户，以一户六口计，全国人口不下5000万，这个数字大约直到唐玄宗时才达到。直到唐太宗死后，唐高宗继位，计户口380万户。唐玄宗时，全国760万户，4100万人。隋开皇九年已垦田地1944万顷，大业中期已垦田地5585万顷。唐天宝十四年已垦田地1430万顷。隋炀帝登基就有890万户，而唐太宗直到驾崩才有380万户，国力之差距可以想见。

在隋朝政府各地都修建了许多粮仓，其中著名的有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贞观11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隋朝已灭亡了20年，隋文帝已经死了33年，可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1969年在洛阳发现了一座隋朝粮仓——含嘉仓遗址。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内探出259个粮窖。其中还有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谷子50万斤。由此可见的隋朝的富裕与强盛。

在隋朝雄厚而强大的经济实力的前提下，隋文帝下令修建的大兴城（即唐时长安城），大兴城的修建不仅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规划高超水平的标志，也是当时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综合体现。大兴城乃当时的“世界第一城”，它的设计和布局思想，对后世都市建设及日本、朝鲜都市建设都有深刻的影响……

隋文帝杨坚于公元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这是修建大运河的开始……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长城对于中国更重要。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

“鸿恩大德，前古未比。”“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无警。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先王，足以参踪盛烈。”这就是隋书里的“开皇之治”。李世民永远也达不到的高度。唐初统治者完全是仰视羡慕隋文帝所开创的大隋王朝的。明人梁寅这样评价隋文帝：“帝以杨素、韩擒虎、贺若弼为将，故即位九年而遂平陈，是帝之并天下亦易也。帝勤于政事，劝课农桑，轻徭薄赋，自奉节俭。即位之初，民户不满四百万，至于末年，乃逾八百万，其治天下，又有以见其成效矣。”

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民主法制变革，最振奋人心的律法改革、具有开启人类法制史划时代新纪元的，不是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法兰西第一帝国《拿破仑法典》、古埃及、古罗马法典甚至美国《独立宣言》，而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隋文帝制订颁布开皇律，隋文帝在世界史上首次将死刑核准权收归中央，隋文帝首创死刑三复奏三复核制度，隋文帝废除秦汉以来的宫刑(破坏生殖器)、车裂(五马分尸)、枭首(砍下头悬挂在旗杆上示众)等残酷刑法予以废除，规定一概不用灭族刑

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确立死刑三复奏与三复核制度的皇帝，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位规定死刑的复核是由国家最高权力部门来履行的皇帝。隋文帝在位期间，出现了死刑复奏制度。就是在处决犯人之前，仍须将复核之后的结果再次报与皇帝最终决定，刑前要三次奏请皇帝，在皇帝勾决之前，不能对犯人进行处决。三复奏指每个死刑案在执行之前，需要向皇帝奏请三次，以便考虑更加周详，故称“三复奏”。《隋书·刑法志》载：“开皇十五制：死罪者，三奏而后决。”就是说通过三次奏请才能决定是否最终处以死刑。之前的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诏诸州死罪不得便决，悉移大理案覆，事尽然后上省奏裁。”即诸州判决的死刑案件，不能立即执行，须由大理寺复审；大理寺审结的死罪案件，还须经尚书省复核。正式将死刑的复核纳入法制轨道，为死刑的文明化奠定了基础。将死刑核准权收归中央，只有天子方可乾刚独断对人生杀予夺，有效地杜绝了冤假错案的发生。其巍巍之德无不昭彰皇天


隋文帝下令制订的《开皇律》，对后世律法影响深远，是整个人类封建社会法律之集大成者，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法兰西第一帝国《拿破仑法典》、古埃及古罗马法典甚至美国《独立宣言》，后来中国所有的朝代都继承了它的原则。北周的法律既残酷又混乱，“内外恐怖，人不自安” 。隋文帝于开皇元年下令制订《开皇律》。《开皇律》将原来的宫刑(破坏生殖器)、车裂(五马分尸)、枭首(砍下头悬挂在旗杆上示众)等残酷刑法予以废除。规定一概不用灭族刑。减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千余条，保留了律令五百条。刑罚分为死、流、徒、杖、笞五种。基本上完成了自汉文帝刑制改革以来的刑罚制度改革历程，这就是封建五刑制。《读通鉴论》这样赞评道：“古肉刑之不复用，汉文之仁也。然汉之刑，多为之制，故五胡以来，兽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惨。至于拓拔、宇文、高氏之世，定死刑以五：曰磬、绞、斩、枭、磔，又有门房之诛焉，皆汉法之不定启之也。政为隋定律，制死刑以二：曰绞、曰斩，改鞭为杖，改杖为笞，非谋反大逆无族刑，垂至于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隋朝的司法制度、诉讼制度、审判制度都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

佛祖慈悲的圣主仁君隋文帝推行“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刑事政策,并明确规定对死刑复核。《隋书·刑法志》载 :“十二年帝以用律者多蹖峻,罪同论异,语诸州死罪,不得便决,悉移大理案复,事尽,然后上省奏裁”。明确规定死刑复核权由大理行使。依律下级审判判决的流罪和死罪, 必须逐级申报中央复审(刑部复核)，再上奏皇帝裁决。刑部负责复核全国各州县徒刑以上案件。大理寺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 判决的死刑案件,也必须报送刑部复核。皇帝还经常根据案情命令行政机关参与复核。高瞻远瞩的隋文帝在千年前就已经认识到了慎刑的重要性，闪烁着无处不在的人性光辉，开启了人类民主法制的先河，隋文帝制订的《开皇律》在千年前就使中国成为与当时西方黑暗中世纪的无法无天、惨无人道、毫无民主、践踏人权形成鲜明对比的高度文明的民主法制国家，令千年后至今才达到隋文帝治下当年法制水平的千年后的美国无地自容。


在死刑案件的程序上，隋朝首次规定了三复奏制度。在司法制度上，隋朝在中央一级设大理寺执掌司法，御史台负责司法监督，并参与重大案件的审判。遇有死刑案件和疑难案件．都要移送大理寺，经考核鞫讯以后，报奏皇帝裁决。在地方实行州县二级制，州县长官兼理司法。在司法审判中，隋朝对死刑案件规定了严格的程序，县级长官无权判处死刑，只有州级司法长官才有权判处死刑，但州级长官并没有死刑的决定权，而是必须报大理寺批复，隋律规定“诸州死罪，不得辄决，悉移大理按复，事尽，然后上省奏裁”。而且死刑案件在执行前，必须经过三复奏后才能执行。隋朝死刑执行权收归中央，避免了地方草菅人命的弊病，而三复奏的制度化也体现了慎刑的要求。”《文帝本纪》载:“开皇十六年八月丙戊诏决死罪者,三奏而行刑”。即判决后的死刑案件经过最高司法机关大理寺复核,然后送尚书省,再奏报皇帝最后圣裁后,才能交付执行。

北周的法律既残酷又混乱，“内外恐怖，人不自安” 。在隋文帝掌握北周政权时就曾经进行过改革，亲手删定《刑书要制》，但不太彻底。隋文帝在北周宣帝时期就是敢于为百姓说话冒犯龙颜的正直大臣，屡屡直谏皇帝要爱民行宽大之法，为民请命差点被北周宣帝杀死。史称“时帝（北周宣帝）为《刑经圣制》，其法深刻。高祖（隋文帝）以法令滋章，非兴化之道，切谏，不纳。高祖位望益隆，帝颇以为忌。帝有四幸姬，并为皇后，诸家争宠，数相毁谮。帝每忿怒，谓后曰：“必族灭尔家！”因召高祖，命左右曰：“若色动，即杀之。”高祖既至，容色自若，乃止。”“隋文帝为相，又行宽大之典，删略旧律，作《刑书要制》。既成奏之，周静帝下诏颁行。诸有犯罪未科决者，并依制处断。”

隋朝建立后，开皇元年隋文帝下令命高□等人参考魏晋旧律，制订《开皇律》。开皇三年, 隋文帝又命苏威、牛弘修改新律，删除苛酷条文。《开皇律》将原来的宫刑（破坏生殖器）、车裂（五马分尸）、枭首（砍下头悬挂在旗杆上示众）等残酷刑法予以废除。规定一概不用灭族刑。减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千余条，保留了律令五百条。刑罚分为死、流、徒、杖、笞五种。基本上完成了自汉文帝刑制改革以来的刑罚制度改革历程，这就是封建五刑制。《读通鉴论》这样赞评道：“古肉刑之不复用，汉文之仁也。然汉之刑，多为之制，故五胡以来，兽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惨。至于拓拔、宇文、高氏之世，定死刑以五：曰磬、绞、斩、枭、磔，又有门房之诛焉，皆汉法之不定启之也。政为隋定律，制死刑以二：曰绞、曰斩，改鞭为杖，改杖为笞，非谋反大逆无族刑，垂至于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死刑复奏制度是从开皇十五年形成定制的，隋文帝规定凡判处死刑的案件，须经“三奏”才能处决死刑。《隋书刑法志》：“（开皇）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决。”隋文帝还下诏：“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覆治。”

隋文帝首创的两项制度三复奏与三复核制度具有开启人类法制史划时代新纪元的极重大意义。死刑案件所以要复核，是“惧监官不能平”，以从“理”上保证死刑适用的准确性；案件所以要复奏,主要是为皇帝提供最后斟酌的机会,从“情”上决定死刑是否必要执行。一句话,皇帝是封建社会的最高机关,执掌着杀人的最后决定权,死刑的复核皇帝不一定参加,但是复核后的案件,必须奏请皇帝最后定夺,这样就保证了中央政府和皇权统一全国的杀人标准 ,因而中国自圣皇天子隋文帝始，复核与复奏就形成两股源流, 一直共同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民主法制进程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律法直至明亡满清入关前一直是西方世界极为仰慕的北斗星。

隋文帝下令制订的《开皇律》，是人类万法归宗、万律之祖，隋文帝本人也是东方大陆法系之父，奠定了世界封建社会法制的基础。隋文帝爱民如子对老百姓是实行历朝历代最宽大的法制，但对贪官污吏则严惩不贷。对于贪残不法的官吏，惩处尤其严厉，甚而过于杀戮。一次，文帝命身边侍臣送西域朝贡使出玉门关，此人所到之处，都接受地方官馈赠的小物或鹦鹉、麖皮、马鞭之类，文帝闻而大怒，亲自临决.后来他甚至暗中派人给地方官送贿赂，一有受贿，立即处死，决不宽容。隋文帝的朝代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最清明，惟一灭绝腐败的封建朝代。

隋文帝首创的两项制度三复奏与三复核制度具有开启人类法制史划时代新纪元的极重大意义。死刑案件所以要复核，是“惧监官不能平”，以从“理”上保证死刑适用的准确性；案件所以要复奏,主要是为皇帝提供最后斟酌的机会,从“情”上决定死刑是否必要执行。一句话,皇帝是封建社会的最高机关,执掌着杀人的最后决定权,死刑的复核皇帝不一定参加,但是复核后的案件,必须奏请皇帝最后定夺,这样就保证了中央政府和皇权统一全国的杀人标准 ,因而中国自圣皇天子隋文帝始，复核与复奏就形成两股源流, 一直共同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民主法制进程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律法直至明亡满清入关前一直是西方世界极为仰慕的北斗星。

隋朝建立后，开皇元年隋文帝下令命高□等人参考魏晋旧律，制订《开皇律》。开皇三年, 隋文帝又命苏威、牛弘修改新律，删除苛酷条文。《开皇律》将原来的宫刑（破坏生殖器）、车裂（五马分尸）、枭首（砍下头悬挂在旗杆上示众）等残酷刑法予以废除。规定一概不用灭族刑。减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千余条，保留了律令五百条。刑罚分为死、流、徒、杖、笞五种。基本上完成了自汉文帝刑制改革以来的刑罚制度改革历程，这就是封建五刑制。《读通鉴论》这样赞评道：“古肉刑之不复用，汉文之仁也。然汉之刑，多为之制，故五胡以来，兽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惨。至于拓拔、宇文、高氏之世，定死刑以五：曰磬、绞、斩、枭、磔，又有门房之诛焉，皆汉法之不定启之也。政为隋定律，制死刑以二：曰绞、曰斩，改鞭为杖，改杖为笞，非谋反大逆无族刑，垂至于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死刑复奏制度是从开皇十五年形成定制的，隋文帝规定凡判处死刑的案件，须经“三奏”才能处决死刑。《隋书刑法志》：“（开皇）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决。”隋文帝还下诏：“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覆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