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卡沙在野地里值守打埋伏，打死了一名偷袭的“山匪”。
这一情节，是典型俄罗斯文学的笔法，细致，平实，丰厚而不臃肿，波澜不惊，不含煽情的字眼，就像生活的自然流程。
事后的处理也很有意思。
事后，增援的哥萨克赶来了。
面对战果，他们会有什么表现？是不是应该有点传奇性的或者情绪化的表现呢？
托尔斯泰写的大致是这么一些内容：
哥萨克们围着尸体，议论死人的外表，衣着，就像庄稼汉们议论自己的庄稼、收成。班长则从死者身上解下匕首和枪，说，匕首和棉袄鲁卡沙就自己拿走吧，至于枪，他出三个卢布向鲁卡沙买。这暗示了哥萨克处理战利品的规矩，谁缴获的就归谁。但是班长显然出了一个很低的价格购买那支枪。
班长有意说了枪的缺陷，“瞧，上面有砂眼呢”，他还向枪筒里吹气（表示自己检查了），还补了一句，“我想留下它做个纪念。”表示自己不是为了贪念。
然后取下棉袄，哥萨克又议论棉袄太破了。
之后，他们把尸体搬到哨兵线，搭个凉棚遮住太阳，还得派人守着，以免被财狼咬坏了。之所以采取这些保护措施，根据哥萨克的谈话来判断，是依照以往的惯例，“山匪”们会来花钱赎回尸体。（他们这里说的“山匪”实际上是“切禅人”，一个山地民族。应该是那种剽悍、血亲情绪浓厚的民族。）
最后，鲁卡沙又把匕首和棉袄分别卖给了另两名哥萨克。
太阳升起来了，哥萨克们在尸体周围站着，发了一会儿呆，作者详细描写了尸体的外貌，显出生前也是个好汉，然后，哥萨克们就各自散开了，开始新一天的生活……
总之，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

托尔斯泰就写生活，记录他们的日常。语气极为平淡，可里面蕴含了太丰富的感受。他不是从崇拜者的角度写哥萨克，而是从哥萨克的角度写哥萨克。这就像旅游，从偏远地区当地居民角度看待周围环境，跟旅游者角度看待那里的美景，是非常不一样的。
作者写的是“本土的日常”，让阅读者从这个平淡的角度去接受，而这个日常，又都是阅读者不熟悉的、基本上是第一次体验到的、很完整的陌生生活，从而得到了更深层次的震撼。
说实话，我太佩服托尔斯泰了。
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没有突兀、让人费解的情节。
即便在今日，很多作家也习惯于书写“突兀、让人费解的情节”。如果在某作者的小说读到了这类情节，几乎可以肯定作者是想说什么了。作者们知道不能站出来说自己的意图，却设计一些“突兀、让人费解的情节”完成自己的言说，这样的形式又强力地抑制住了作者意图的明白表述，显得高深莫测。
你能感受到作者明明是想说点啥，却故意要跟你捉迷藏。这感觉，总有些别扭。
托尔斯泰几乎不避讳自己的意思，不靠小模小样的技巧，几乎不玩花招，而是通过宏大的极具包含力的真实来实现的，循着艺术的直觉在走。

真正牛币的作品，就像真正牛币的大型动物，能量惊人，却往往有着平静的外貌。在好几个地方见到有人这么说了，用来描述托尔斯泰，还真合适。他的叙事方式，你知道你能学会，同时你又知道，你无法达到他那个程度。
他就是那种很容易让人知难而退的人物。

五，【嘿，武二郎】

1）
水浒，就喜欢前半部。
鲁达，林冲，武二，这几个人物都写得触手可及，都充满内在合理性，挟裹着那生活扑面而来。能在如此有限如此不罗嗦如此不磨叽的文字里，将人物写得如此屹立不倒，搁全世界的文学，也令人惊叹。
那前前后后，一气呵成，笔走龙蛇一般，真叫酣畅淋漓，读着读着就忍不住要发声叫好。
至于宋江，主要靠故事传承者和作者强行拉抬，合理性要差很多。

我个人最喜欢武二郎这个部分。
24-26回，是个向心型的故事，武大、武二，小潘，西门以及其他一些人物，都在一个命运节点上成为银河星辰。其实命运才是主角，而非武二。在所有的生活里都是如此。
话说，武二把大虫捶扁了，被阳谷县知县举了个步兵都头，在街上撞见他哥。
武大拉他归家，见了小潘。
那妇人看了武松这表人物，自心里寻思道：“……不想这段姻缘却在这里……”
就有了下面这么段对话。
小说里在每句话前面，都加提示语，“妇人道”，“武松道”。那时候没有现代标点，没有自由分段，必得加提示语才不致混淆。我来做一个等价交换，仅仅去掉那“妇人道”、“武松道”，置换为现代标点和自由分段，便是这样；

那妇人脸上堆下笑来问武松道：“叔叔来这里几日了？”
“到此间十数日了。”
“叔叔在那里安歇？”
“胡乱权在县衙里安歇。”
“叔叔，恁地时却不便当。”
“独自一身，容易料理。早晚自有土兵伏侍。”
“那等人伏侍叔叔，怎地顾管得到。何不搬来家里住？早晚要些汤水吃时，奴家亲自安排与叔叔吃，不强似这伙腌臜人安排饮食。叔叔便吃口清汤，也放心得下。”
“深谢嫂嫂。”
“莫不别处有婶婶？可取来厮会也好。”
“武二并不曾婚娶。”
“叔叔青春多少？”
“虚度二十五岁。”
“长奴三岁。叔叔，今番从那里来？”
“在沧州住了一年有馀，只想哥哥在清河县住，不想却搬在这里。”
“一言难尽！自从嫁得你哥哥，吃他忒善了，被人欺负；清河县里住不得，搬来这里。若得叔叔这般雄壮，谁敢道个不字！”
“家兄从来本分，不似武二撒泼。”
“怎地这般颠倒说！常言道：‘人无刚骨，安身不牢。’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这般三答不回头，四答和身转的人。”
（有诗为证：
。。。。。。。。。。。。。。
。。。。。。。。。。。。。。）
却说潘金莲言语甚是精细撇清。武松道：“家兄却不道得惹事，要嫂嫂忧心。”

最后那部分，突然来了个“有诗为证”插一杠子（也是古小说的习惯），断了口气，后面为了接上，也就多说了一句“却说潘金莲言语甚是精细撇清”。否则，连这一句也可以免了。
这段对话，简洁到了只有对话。整个场景，人物各自的心理和背景，都在对话里碰撞出来了。海明威的对话，也就这水平。
刚开始见面，小潘不得不收着，小心肝又扑通扑通地瞎激动，抑制不住地想把武二的情况摸清楚，就说了些特别客气贴心的话，其实是一句赶一句地套，三五两下就摸清了武二不仅没有婚配，还没有踏实的住处。小潘就找了非常合适的理由来说服武二搬到家里来住。
问年龄那一句特别有意思，说“长奴三岁”，多么自然地拉近了某种距离。

武松这边的口气，则极为小心，极为恭敬，老老实实，有问必答，还不断地运用谦辞。简直像学童面对塾师。其实在对话之前，刚见着面时，他就推金山，倒玉柱，纳头便拜，请“嫂嫂受礼”。
要是联系一下武二郎平日的言行，就知道对比有多强烈了。
往日还在清河县时，武二就是个典型的古惑仔，街头霸王，喝了酒就打架滋事，真不把谁放在眼里。就因为一次酒后跟某公wu员杠上了，“只一拳打得那厮昏沉”，以为打死了，赶紧跑路，躲到了柴大官人庄上。
在别人那儿，他照样胡来，喝酒，游手好闲，要是觉得哪位庄客有些怠慢，逮着就打。一点不照顾主人家的面儿。到了最后，满庄的庄客没有一个道他好，都去柴进那里告状。柴进也有些嫌他了，只是不好赶他走。
可武二就有一样，用阳谷知县的话来说，重这“孝悌”。敬重他哥哥。
嫂子，是女眷，就更应该有一层敬重的距离。
这绝对是他内心不可违的底线。

像武二这样的“祸害”，虽没受过多少文化教育，可无论多么糙，多么浑，多么藐视强权和陈规陋习，我们仍然可以见到传统文化中“礼”的驯服作用。
这种文化土壤，深深渗透进了成长的每一个层面，已经内化为其心理原则，成为他内心自觉的信仰。
这就是李泽厚所说的外在的血缘（“礼”）服从于内在的心理（“仁”）。“礼”的血缘实质为“孝悌”，归结为生活情理，直接诉诸于心理依靠。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为了一体。由此，没有建立外在的神，没有去建立外在的迷狂权威，那一套准则内化为了自身主动的欲求和自觉意识。
也就是说，这已经成了武二的内心结构。通俗一点，他的心就是这样长的。

书中说，武松是个“硬心直汉”，小潘刚开始撩他时，他还未在意，因为没往那方面去想。小潘吃了几杯酒，一双眼只看着武松的身上，“武松吃他（她）看不过，只低了头不恁么理会”。他开始应该一直是把这当作嫂子的性格，真没往太尴尬处想。
直到后来一次，小潘太露骨太过火了。武二的脾气才勃然爆发。

武二不是不会调笑。后来迭配孟州牢城，路径十字坡孙二娘黑店，吃出了人肉馒头，就试探孙二娘的情况，问你丈夫怎么不见，孙二娘说丈夫外出做客去了。武二就说：这么说来，你独自一人怕有些孤单冷落啊。还把孙二娘刺激到了：敢来戏弄老娘！
醉打蒋门神那一段，他先到蒋门神店里，一坐下就“不转眼看那妇人”。柜台里的那妇人瞧见了，回转头去看了别处。武二又故意地各种找茬，然后要酒保“叫柜上那妇人下来相伴我吃酒”。酒保喝道：“休胡说！这是主人家娘子。”武二道：“便是主人家娘子待怎地？相伴我吃酒也不打紧。”
武二的这种调笑，跟他的打架滋事都是同出一个路数：犯浑。也就是说要滋事了。

可嫂子这层关系不一样了，涉及到内心已经固化的原则和情感。他接受的就是哥嫂这种令他尊崇的情感关系，不可违的人格约束。小潘的撩弄，就不仅仅是让他无比的别扭，还触犯了他的底线。

细节上非常准确。
小潘欲心似火地撩拨，武二翻了脸，自去了房里。
武大回来时，小潘反咬一口。武大说我的兄弟不是这等人，就去武二房里叫他：“二哥，你不曾吃点心，我和你吃些个。”
武二的反应？
武二不吭声，寻思了半晌，换了靴子，带上毡笠就往外走。武大叫他：“二哥那里去？”武二也不答应，只顾走了。

武二很窝心，又不好讲，当然也不愿意辩驳，那不是他个性，不愿意在家里碎碎地吵闹。怎么跟哥哥把这事儿讲清楚？丑事怎么讲？
后来他叫了土兵来挑了自己的行李出门，武大赶出来问：“二哥，做甚么便搬了去？”
武二说：“哥哥不要问，说起来装你的幌子（出你的丑），你只由我自去便了。”看武二这样子，武大就不敢再开口了。
在兄弟之间，作为事实上的强者，他还有一份不自觉的任性。这事儿得按他的方式处理。他就这样。

哥哥的命案，武二首先走“官道”。
知县受了西门贿赂，只管推诿。武二再转身割了小潘与西门，然后，还是去县里自首。
以前在清河县犯浑，以为打死了人，选择跑路。这次，他却没跑路。
前后行为不一致？
如果从武二的处境来分析，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比较简单，阳谷知县赏识给他做了步兵都头。这层身份有点拿住他了：他不再自认为是古惑仔，有了正经职业和身份，甚至可以说有了未来。秩序给了他赏识，他就身处秩序之中，而且相信秩序的有效性。这也是他一开始选择告官的一个心理前提。
更重要的，则是内心已经形成的那个结构。他认为自己在行大义。杀小潘和西门，不是犯浑，而是在维护那种价值观，维护那种人伦底线的信仰。
大义，不就是应该得到伸张，得到权威认可吗？
只不过这个权威认可，并非外在的官方，也并非外在的神，而在于一个共同体心灵层面的信仰。所以武二在自首前就对四家邻舍说过：“小人因与哥哥报仇雪恨，犯罪正当其理，虽死而不怨。”他承认自己报私仇不符当时的明文法度，实际又深信自己维护了个人和世间的精神层面的法度，所以“虽死而不怨”。
内心的力量使得他比当古惑仔打架斗殴的时候要强大得多。
这就是武二这个人物的心理基础，也就是在武二这个人物塑造方面的内在合理性。

小说这个部分写得非常精彩。怎样冷静地寻找证人，搜集证据，一步一步往前推进。从来到尾，文字里都憋着一股劲。全程不说武二内心里到底怎么打算，那个打算却一直紧张地隐现。他找的那些证人，都被他的方式和气势震慑住了，一个一个被挟裹着到了最后的结局。
这中间只有一个人，松了口气。就是小潘。武松第一次告官不成功，“那妇人已知告状不准，放下心不怕他，大着胆看他怎的”。
武松则按照自己内心一开始就制定好了的程序往下走，继续请众邻居，找这个找那个，准备祭品和酒菜。大家都知道武二是个杀人不眨眼的角色，都感到自己趟入了危险。众人的恐惧，推高了小说的紧张情绪。
唯独小潘，一直到武二拔出刀来指着她，她还在闹嚷“叔叔，你好没道理！你哥哥自害心疼病死了，干我甚事！”
所以说小潘真有点蠢，没见过啥世面。不蠢也不会毒杀武大郎了。
这也是小潘这个人物的内在合理性。

2

影视剧常常是把金莲改编为“深情、忧郁”的形象，有利于铺展情节，娱乐性会比较强。
但是小说原著要高明得多。

小说中的小潘，没啥文化，没见过啥世面，眼界小，心眼也儿，嘴碎，得理不饶人，无理争三分，不仅背地里还明着损人。在宽容、平和的社会环境中，这种人的伤害性很大，往往是伤害身边经常接触到的人，你还不能他把怎么样。因为他并没有公然地强烈地攻击与伤害，有时候还跟你说些体己的话，多亲切似的。
在水浒那样的环境里，她能伤害的就是武大了。

她是受害者，当然。
在她身上，集中反应的是决定与自由的问题。
作为个人，她之存在是被决定的，还是能选择的？所谓的选择，又到底指什么？
出身与婚姻，她没得选择。如果这些不能选择，那么所谓的选择，也只能是在圈定范围内的一些微调。
所谓人生抉择，也就是自以为重大其实只是很微的微调。
这个微调，都无法肯定能自由抉择。
她能战胜自己的情欲吗？情欲可是她的基础设定，性格也一定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出于天生。
她被情欲战胜。
话说回来，不就是跟西门尽情欢娱吗？找那么多曲折崇高的理由干嘛呢？两人循着欲望度日，哪管种种埋伏与危险。还真有点一往无前的意思。
这样说下去，就很像左拉的《泰雷兹•拉甘》了。
虽然都是毁灭，毁灭的方式不一样。这个故事里多了个武二。

被嫁给武大，她的生活道路，未来，已被命运锁闭。
是否存在着自由选择这么回事，就看能否真的扭转命运。
牺牲自己的情欲，做一个活死人？缺乏内在合理性，也就是不可能。她的先天设定，已经否定了这样的选择。
小说中确实露了一丝机会的亮光出来。
武大捉奸，被西门庆一脚踢得大病在床。他对小潘说：“我的兄弟武二，你须得知他性格，倘或早晚归来，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怜我，早早伏侍我好了，他归来时，我都不提。你若不看觑我时，待他归来，却和你们说话！”
也就是说，只要把武大哄好了，基本没危险。以后说不定还可以悄悄地……武大性子软弱，好哄。
小潘会不会这么选？
她有点蠢，自己拿不了主意，去跟西门和王婆说了。命运就拿在别人手里了。毒杀武大，她不是决策者，只是执行者。
所以，她能不能选择，怎么选择，取决于身处的环境条件（那些人物出现在她身边，不是她能决定的），取决于她的性情、眼界和智慧，而她的性情、眼界和智慧又取决于……
她好像只能这样了。故事就这么发展着。

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印象特别深刻。
小潘自从见着武二，就想跟他有实质性突破。过了一月有余，终于找着机会，把武大赶出去做买卖，自己在家置办了些酒肉。那时冬日，下雪天。她还专门去武二房里“簇了一盆炭火”，准备着实撩他一下，不信他不动情。
然后，小说来了这么一句情景，写她去门前观望等候：

[ 那妇人独自一个冷冷清清立在帘儿下，看那大雪。]

简直是神来之笔。
这个意象特别美。涉及小潘的前后所有文字，唯此一处，小潘是美的。
还含有一丝宿命的味道。
独自一个，冷冷清清，看那大雪。希冀等待，又前途未卜。紧接着的还有几句诗赋，说那万里彤云密布，琼花片片飞舞。剡溪当此际，冻住子猷船。顷刻楼台如玉，江山银色相连。飞琼撒粉漫遥天。当时吕蒙正，窑内叹无钱。
几句诗赋虽然是习惯性的，却给这意象来了个无限延展的时空背景。空寂茫茫，个体的凄然就自然叙说出来了。
还得说一遍，真是神来之笔。

之后，武松在雪地里踏着那乱琼碎玉归来了。妇人揭起帘子，陪着笑脸迎接。
然后，就出事了，武二翻脸了。后面的故事就变了。不归路了。
武二就成了前路上的煞星了。
跟西门庆欢娱，似乎是挣开了那锁闭的命运。奈何命运中安排了个武二郎。
她不过是被命运制伏。命运之手就是武二。从某种程度来说，武二也只不过扮演了命运既定的角色。



关于小潘的讨论那叫绵绵不绝，多少总带着同情吧。
可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你不幸是武大，谁来同情你？
武大从出身到死亡，都由不得自己做主。他在这故事里，看来也就是个使故事成立的道具

在以前的期刊《武林》（不定是这期）中看到有武松独臂拳
每期都有套路，无穷无尽。套路配有图解，每一个动作变化
这个配图者的画风当年很喜欢，就忘了他名字了

六，【邓友梅，世事如烟】

这些天时间稍紧，写一点算一点。不光是写的活儿，写之前还得把以前的书揪出来拨弄拨弄。
好在邓先生的作品利索，不藏着掖着，不装神弄鬼。通透的人哪。就先聊聊他。
他的几篇代表作，都不长，不折腾人。读后的感受，可用一个词来概括：世事如烟。
读这样的小说真的是调节自己的生活，一不留神还可能把人生也调节了一下。我挺喜欢的。



最早是小的时候看《连环画报》。我家订这杂志订了好几年。当年的《连环画报》经常改编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煞是好看。
《那五》、《寻访画儿韩》都是在《连环画报》上先看到的。那画儿真好。记忆最清楚的是《那五》，每一幅图都是国画，水墨洇着，老而拙的形，流年暗淡的色。现在都觉得好。可惜找不着了。网上也搜不到。
这图，画儿韩的，网上找到的小人书，也还可以。
《烟壶》好像也是在《连环画报》上看的。要么就是小人书。年代太久，有点吃不准了。

多年后才买了实体小说。
说是京味儿。真是。
为啥俺知道京味儿呢？还不都是传媒的功劳。
语言，民俗，风物，掌故，见闻，调门，节奏。
不着急，不大喜大悲，不搞深沉，不往灵魂里走苦戏，也不憋着一股劲。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反正嘛，娓娓道来。聊着聊着就过来了。
好多地方读着像是闲笔，那份气度，真的是历经世事化为平常的人才会有的。
也不是世外的仙气，而是浓淡相宜的世俗生活。
这世间，就是如此啊。

我一直觉得这样的小说没法翻译，因为看似轻逸，实则承载太厚。举重若轻。这是中国文化，中国小说。跟洋人的小说不一个道。洋人的小说大多要么龇牙咧嘴，要么拔凉拔凉，要么沉重得累赘，开个玩笑都带塞牙。
就着这一段：

【他和画儿韩虽无深交，可也算朋友，他俩人都爱听京戏；京戏中专听老生；老生里最捧盛世元。盛世元长占三庆，他俩几乎天天在三庆碰头。两人又都爱高声喊好，喊出来的风格又各异，久而久之，连唱戏的都养成了条件反射，要是一场戏下来没听见有这两人喊好，下边的戏都铆不上劲！有一晚盛世元唱《失空斩》，画儿韩有事没到。孔明坐帐一段，使过腔后没有听见两声叫好，只听见一声。盛世元越唱越懈，后来竟连髯口都挂错了，招来了倒好。画儿韩听说此事，专门请客为盛世元洗羞，两人拜了把兄弟。】

真是信手选的一小段儿，不是刻意的。还没包含多少障碍。
就这么段文字，要是看不出个好来，最好别去翻译。
真要是写过就知道，吃住这样的节奏，需要功夫和阅历。跟译过来的洋小说对比一下，也能大致明白表述方式的差异。
下面这一段，包含的障碍就多些了：

【“这回可是该着画儿韩败家了！难怪我找连阔如看相，他说我要交鼻运！”
甘子千说：“你又想造什么孽？弄了人家几百就行了，别斩尽杀绝，何况打头碰脸，跟我全是朋友。”
“朋友？生意场上无父子，见财不发是孱头。您甭管，等着吧，我请您正阳楼吃河螃蟹！”】

把这翻成洋文，怕不得每句话加几个注释？而且，原文的味儿能体现出来吗？我觉得不能。
然而，还真有外译本：）

2
《烟壶》，鼻烟壶。作者最后落了个款，说是连日发烧中写完。可是文字一点不发烧。
鼻烟壶挺小的，却集了好几种传统工艺于一身。要在里面作画，有点像那印章，方寸之地施展技艺。
是技艺，也是艺术。
看得出来，邓友梅在这方面极为熟稔，应该下过苦功夫。想也能想到，小说能写出来的，一定远远少于之前的材料储备。

一个中篇。讲什么呢？一种文化。
说“中国文化”，词儿好像大了些，就说“一种文化”吧
从器物入手，一开始就聊烟壶的历史和相关知识掌故，然后讲技艺，讲传承，讲这些人。人与艺，乃是一体。
文化呢，其实不仅仅是深沉玄奥的义理，那虽然很炫目，却只在少数人的脑子里折腾。真正生生不息的内容，都存在于民间，绵延不绝，顽强，深厚。文化的这个部分，才真的有魂儿，有根，有生命力，能繁衍的。作者就只抓住一样，这烟壶。
或许我把主题过于明确化了。也可以模糊一点解读，大致是这么个意思。
关键是，他是怎样举重若轻的，讲述的方式又如何与作品的气质相配。

作者用了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做底，来承载自己的叙述意愿。
主角乌世保，出身官宦世家，却早已落了魄。他好像没啥本事，没有雄心，没有胆量，基本混日子。
八国联军前后，他因为得罪了人，遭构陷入了大牢。然后在大牢中结实了一位制作鼻烟壶的民间艺人。艺人担心自己出不去，就把画法传给他，还托了孤，说自己有个女儿……这不就是个传奇性的故事吗？
里面的几个人物，都有点传奇性。
传奇性本身并不是目的，作者只是用这一情节架构在小小篇幅里来展现那种命运感。
比如说，没有复仇。乌世保是被坏蛋陷害的，可到作品结尾，坏蛋还在继续坏蛋。传奇作品中最常见的复仇桥段，在这里没有。到小说结尾，乌世保也是个没多大力量的人。

按传奇小说的套路，乌世保是不是得找个艺人的女儿？
没有。出狱后，乌世保发现自己的家完全毁了，不仅绝望，还维持不了生计。他得想法子活下去。
他把自己画的烟壶情人找个市场内行帮着去买。于是，就写“鬼市”，交易行规，各种文物。小说很大部分内容就是在聊这些掌故、门道、风俗和各种讲究，而且是用市民的心态来聊的。
情节？当然有的。
作者就慢慢给你悠着，知道有那个情节架构托着，能让你有足够的耐心听他扯闲篇儿。然后慢慢渗透文化掌故，慢慢拓展景深，慢慢培养人物。像是在品着茶呢，悠闲然而兴致勃勃地聊到天上去，又回到递上来。
他用市井生活的生动，尽量消融了传奇性。那个趋于隐性的传奇，实际上又增强了市井生活中那份风流蕴藉的说服力。
我真是佩服他的节奏控制力和结构能力。

用市井风俗消融传奇性，还表现在人物的塑造上。
《烟壶》主要写的是小人物。
那个大牢里的能制作鼻烟壶的能人，聂师傅，最后放出来了。把他关进去的，是一个被称为“九爷”的皇亲。九爷买了他一套烟壶，非常喜欢，准备找他聊聊，因为有事外出，就吩咐，先找个地方把他看严实了，省得别人找他去再烧一套，自己买的那一套就不值钱了。聂师傅就被关进了牢里。
过了好久，九爷才想起，终于把他放出来了。
九爷又开玩笑，对他说，要么把连同手艺带人一起卖给自己，要么就断了他的手， 九爷就可以独占了。
聂师傅是小人物，当了真。吓坏了。
后来九爷为了讨好日本人，经人唆使，逼聂烧制一套绘有日本八国联军在北京逞威风图案的烟壶，聂小轩选择了当真的那一条，断了自己的手。
九爷这样的人物，就玩人当乐。
聂师傅这样的小人物，就被这些权贵玩乐。

传奇剧里的，小人物凭着智慧和坚韧改变了局势。这里没有。小人物就是小人物。命运多舛，身不由己。多少人就这么淹没于历史中，正如多少的我们最终也将淹没于历史中。
他们的光彩，不仅聂师傅，还有那个同牢房的库兵，还有那个叫寿明的朋友，无不可以称为义薄云天，他们的气节和品行，也曾闪耀于世，最终沦为微末。
但是这些弱小的小人物，其人生之意义，却凝聚、荟萃于某一种器物，某一项技艺上。此物此艺所代表的那种精神、心态和艺术境界，留存下来，寄存于文化之脉动中。

传承，故事，其间的人世与人事之悲欢磨砺，人物的气节与担当，坚守中所见的意义。大概就这些。

好多错误，匆忙，话也不大利索。算了，懒得一一修正了。

《那五》，这一篇也特别牛币。
一没落贵族之后，眼高手低、游手好闲、一事无成的典型。
小说中的那五不是一个单独的特例。他的遭遇跟所处的环境非常配合。小说里还讲了很多坑蒙拐骗的行当。
可以说，个人从属于时代。

好像也是一篇“活着”？不过，没有乱世奇情，没有精神或灵魂上的斗争与煎熬，没有故意的温情与乐观，没有苦难与抗争，没有坚韧，可还是“活着”，活过来了。
简直傲视了一切小说的主题套路。

叙述上炉火纯青。尤其喜欢写“云奶奶”的部分，着墨不多，用墨极浅，却写出了厚重和感动。所谓坚韧，就在于这些柔软谦和、对于礼和一些朴实的信念的坚持之中，一个民族的底色。
就看着一个“那五”在这些人事之中生活下来。

《寻访“画儿韩”》，非常温和的气质。将传奇性涵括于沧桑与释然的主题之中，结合得极为顺服。
也是人生的一个境界。

七，【安德烈•纪德】

马原说，如果你想测试自己是否具备成为好小说家的潜质，就去读海明威、加缪、纪德、卡夫卡、博尔赫斯，随便他们谁，你去拿一本，如果你读他们没有心得，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你就不要再写小说了。
还有一次，学生问他好小说的标准，他报出了一串名字：托尔斯泰、雨果、纪德、霍桑、菲尔丁……“好小说没有相对标准，只有绝对标准。绝对标准就是这些人。”
这两次里，都提到了纪德。在他看来，纪德属于教父级别的作家（马原自己在那一波“先锋”中也算是教父级的）。我对此的认同度可达百分之八十。

阅读纪德，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其实是译本。
读了纪德，你才会感到，像傅雷之于巴尔扎克那样通畅易懂的译文，真的是千金难求。
可以这么说，较好的纪德译本，文字风格大多有点“古老”。译文往往会出现疙疙瘩瘩令人费解的地方，偶尔冒出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前言不搭后语。在语感上，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至于文采就不要提了。很难相信，纪德就这文字水平。
有一个译者，就算不是首先遭遇，也一定会遭遇到的：李玉民。
他的译文，我个人的感觉，以今天的阅读习惯，略显生硬，有的用词比较别扭，不时遇到指代不清，语义含混、难解、歧义之处。但是也不容易找到比他更好更合适的译本。
盛澄华曾与纪德过从甚密，应该更理解纪德的原意，可让人无奈的是，他的译文也更为“古奥”。来一句他译的《地粮》：“我乐意地责笞我的肉体，在惩戒中比在过失中感到更大的喜悦——我曾那样地陶醉在不仅为罪恶而罪恶的自傲中。”说实话，破折号后面的部分俺看不懂~~~
怎么说呢，我的经验就是最好准备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译本，对照着读。

就为了译本的问题，读得“七零八落”的，一本一本地凑。不满意，又买下一本。结果凑了一大堆，互有重复。
也买过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三卷本的《纪德文集》。花城出版社有一套《纪德文集》，5册，收得较多，主要是散文啊游记啊文论啊日记啊一类，有一些我不感兴趣，还有一些已经包含在我已有的书中了，所以就只买了其中传记一册，里面有那篇著名的《如果种子不死》，还有一篇纪德访谈录。

1。《帕吕德》
《帕吕德》，音译。大概是沼泽的意思。
纪德发表这部小说时，26岁。它可能反应了纪德当时的一些感受，比如写作的困境，生活的程式化虚套，人与人之间难以形成真正的交流等等。通篇描绘的就是一堆平庸无聊的生活琐碎，那种循环的、无始无终的状态。纪德的很多艺术主张，都能在这篇早期作品中看出苗头。
出版当时，只印了几百册。
后来却被视为法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
我觉得它在气质上很像卡夫卡：充满解密的乐趣，又有十足的艺术魅力——不像某些现代小说那样仅仅是一部个人谜语集。


麻烦的是，我只有李玉民的译本。他译的这一本，特别“抓挠”，好些句子看不懂。依照阅读纪德或者其它法国小说的经验，但凡有看不明白的地方，就查看另一种译本，几乎可以肯定能看到不同的表述。对照一下就明白了。
唯有《帕吕德》,始终没找到其它译本，就没法校正了。这是最大的遗憾。

作品用一人称“我”进行叙述，从星期二到星期天，大概记录了“我”六天的生活内容。
小说中的“我”，在写一部名为《帕吕德》的小说。
《帕吕德》既是纪德这部小说的名字，也是小说中那个“我”所写的小说的名字。

小说中那个“我”写的《帕吕德》，“讲的是一个单身汉住在沼泽地中间塔楼上的故事”，“主要是讲一个不能旅行的人的故事”，他叫“蒂提尔”。
“蒂提尔”拥有一片沼泽地，非但不设法脱离，反而安之若素。“蒂提尔”的生活也单调，“他从观赏沼泽地中找到乐趣：沼泽地随着天气变化，也呈现不同景象。”
于是，在叙述者“我”的现实生活中，“我”所写作的内容也在同时进行。但是写来写去，并没有写出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我”一直在忙着写，直到最后也没有真正完成，只是觉得应该结束了，然后又开始写下一部可能同样难以完成的作品……
纪德展示了那种仿佛陷身沼泽的重复无聊的生活。

小说开头部分，是这样的——
将近五点钟，天气凉下来，“我”关上窗户，又开始写作。
然后挚友于贝尔来了，“咦！你在工作？”
我说我在写《帕吕德》。
（小说结尾部分跟开头几乎一模一样。）
以后每次他从我窗前经过，或者在哪里遇见我，就问我的写作进展得如何，聊不了几句，他又匆忙道别，转身就走。他好像总有忙不完的事。

他走后，我去了女友安日尔家。安日尔就问：“今天你做什么啦？”
我惭愧地说不出自己做了什么。想起于贝尔的来访，就赶紧高声说有这么一件事：挚友于贝尔来看过我。
安日尔就会说，“他（于贝尔）刚离开这儿”，还说于贝尔就有事可干，干了一大堆事儿，“您呢？您做什么呢？”
这是一套固定的流程。
小说第二次写到“我”去安日尔家时，“我”一进屋就申明说，应该改变一下生活（固定流程），还讽刺地说：“您又要问我今天干了什么吧？”
安日尔没听出“我”的不满，果然还是问：“怎么样，今天您做什么啦？”
“我”竟然无法摆脱这一定势，不由自主地回答：“我见了我的挚友于贝尔。”
安日尔顺势又接口：“他刚从这儿走。”还补充说，“他呢，至少还有点事干，总不闲着。”
……
……
“多单调啊，没有一个重大事件”，写作也没有明确进展，我对安日尔说：您不觉得我们的生活缺乏真正新奇的东西吗？
安日尔就提议去旅行。

临走前，安日尔又在家里安排了一次文人的聚会，沙龙吧。
本来只能容几个人，可是却来了十几个人，大家都热衷于这种聚会，在聚会上夸夸其谈，自得其乐。
由于于贝尔的宣传，聚会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我在写《帕吕德》，都来问我怎么样了，写的是什么？大家都参与解释和讨论，实际上都不知道我的作品，却能直接提一个论点跟我争论，仿佛已经知道我的观点。我力图用形象的方式申述我的看法，力图让他们明白我们的生活是被决定的，被重复的，而我们又如此习惯于这种重复而不自知，结果在他们的反驳、争议、跑题和歪曲下，越说越糊涂，最后都有点不知所措了。
我四面受敌，遭到大家的嘲笑。
每一个人只不过要阐发他们自己的某个观点，每个人都郑重其事地就这些虚无的议题讨论下去，同时也并没理解对方在讲什么。
《帕吕德》因而虚无，同时也与这种现实生活互相阐释。
我最终晕乎乎地回去了。这时就有非常精湛的心理刻划……我感到自己深陷一种无法沟通又无法摆脱的交际网里，一筹莫展。

星期五，晚上我就去安日尔家里，准备第二天出发旅行。
于贝尔来了，我们一起讲述旅行奇闻，要用这种方式助推我们对旅行的热情和向往。于贝尔讲的故事更有想象力，充满诗情，讲的是他与朋友坐在固定于山谷两端的千秋上猎获豹子的故事。于贝尔走了，在安日尔睡眼惺忪的状态下，我也讲了一个，在跟沼泽地差不多的地方打野鸭的故事（很像我写的小说中的情节），讲得很实，很细，很密，好像陷身于某种生存状态。安日尔睡着了。
然后晨曦来临，仿佛充满了希望。

星期六，我终于跟安日尔出发了，结果只是在火车站淋了一场雨（受了阻），指给她看了松树上的可能存在的毛虫，就回来了。
我们所能计划的就是短途旅行，因为安日尔说：“要去大海怎么也得两天，而我们却要星期天回来做礼拜。”固有的生活程序无可逃脱。
一切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中，什么也没有改变。

星期天，我又在纸上写自己的感受，安日尔来看望我。她不能理解我的焦躁。
那个整天忙忙碌碌有事可干的于贝尔，也来了，来道别——他却是真的要到非洲旅行去了，跟另一个朋友一起。我很气愤，因为那是我原来的想法，是我对另一个朋友说的那个主意。于贝尔嘲笑我没有行动能力，只有想法。
只不过于贝尔的行为，在安日尔看来，也没多大意义，也只是忙碌于忙碌。安日尔对我说过：“我们从来也没有多生活一些，老老实实告诉我，人能够多生活一些吗？您从哪儿来的这种感觉，有一种更丰富的生活呢？谁告诉您这是可能的？——是于贝尔吗？他那么折腾，就多生活了吗？”

小说最后，又重复了开头的部分：五点钟，天气凉下来了，我关上窗户开始写作。
我的另一个挚友来了，一进屋就说：“咦！你在工作？”
我说我在写《波尔德》（湿地）……

在《帕吕德》中，可以看到僵化而凝滞的社会状态。
由庸碌和烦琐组成的热热闹闹，人与人之间却无处不在的虚伪和隔膜。
自以为是并力图保持完美的个体，其实只是在自我的幻像中滚动，没看清自己身陷沼泽，也逃离不开这样的生存状态。
纪德探讨的个人与他者的关系，也是之后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
“我”有想法，有强烈的生活欲望，却没有足够的行动能力，总是挣不脱外部的桎梏，也无法为自己创造更好的、所谓真正的生活。我的想法，与外界，与他人相异。
无法战胜的外界，无法战胜的既有认识，无法被说服的他人，让我显得可怜、滑稽，并且非常焦虑。

这部小说的思想以及艺术手法，都远超出它的时代。
小说里大多数人物都只是个名字。纪德甚至连人物的外貌都不去描绘。一大堆没有面孔和性格特征的人，整天这么活动来活动去，只为了见见其他没有面孔和性格特征，说或听一些有没有多大意义的话题。
除了“我”之外，可以称得上重要的人物就只有女友安日尔，朋友于贝尔，朋友理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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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贝尔看起来像一个完美的人，按照习惯的标准，活得很充实。他整天都在忙碌：他骑马，参与经营四五家企业，去上普及生物的课，每星期二主持读书会，还颇通医道，还资助五个贫困之家，帮助失业工业找到饭碗，将病弱的儿童送到乡下疗养院，帮助残疾人解决就业……每星期日他还去打猎。
简直是个上进心强、满怀爱心又充满生活趣味的完美典型。他就符合一个社会对于完美的定义，在传媒发达的时代一定会成为红人。
他就是照着红人这个目标去做的。

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我”在跟安日尔谈论我正在创作的小说时，给她念了一些设想（笔记），里面提到主人公蒂提尔从自己居住的塔楼窗口垂钓，沉闷地等待着，只能纠结于一些细节，比如鱼饵不多、鱼线太多，却没有实质结果：一条鱼也钓不上来。
安日尔不理解这一情节。我回答说，是一种象征。还举了个例子：如果换成于贝尔去那里垂钓，肯定会钓上大量的鱼来！

我在蒂提尔身上投注了我自己的影子。这个情节正好说明了我与于贝尔这种“产业标准”之间的距离。
正因为于贝尔自认为生活得很好，就不理解我的那种心理状态。小说中有一句话：他不明白不是社会状况的一种状态。
如果我对这句拗口的译文理解正确的话，可以给它中间加个引号以助于理解：他不明白“不是社会状况”的一种状态。
在于贝尔看来，社会状况就是他理解的那样，他不理另一种状态。因为他自己在忙碌，就自认为与那种状态无关。所以就不理解我所要表现的蒂提尔的那种状态。

为了说服于贝尔，我有意强调了蒂提尔啥也做不成的状态，还给他描述了一个小说情节：
我说过小说中蒂提尔打番鸭的事儿，但实际上蒂提尔打不了，因为来了个神父，说野鸭是容易引起犯罪的猎物，应当舍弃，要苦行。怎么苦行呢？请吃，请吃泥潭里面的蛆吧。
后来又来了个所谓的医生，极力从所谓医学的角度劝说蒂提尔，不要吃野鸭，而要吃泥塘里的蛆，以毒攻毒，抵抗沼泽热病，而且这种食物富有营养。
于贝尔听到这里时，也恶心地呸了一下。
我就开导他：其实，这一切虚假到了极点，那（可能是说医生）不过是个猎场看守员。然而，最令人吃惊的是，被剥夺了行动能力的蒂提尔，居然服从了训导，几天之后就吃习惯了，再过一阵儿，他会觉得蛆虫美味可口。

但是于贝尔并不明白我所要揭示的那种虚伪的训诫权威对生命行动能力的蔑视，不明白人的一种被动可悲的状态。
当我问他：蒂提尔够可恶的吧？
于贝尔却回答说：“他是个幸福的人。”

我说道安日尔也不理解这种状态，于贝尔说：“如果她这样挺幸福，你干吗去搅扰她呢？”他不赞成我不遗余力要她张开眼睛的主张，那就等于让她感到不幸。
也就是说，于贝尔没有我那种的“求真”的需求，满足自认为的幸福就行了。因为按照那种极具惯性的认识和判断标准，他活得很充实，充满了夸张的诗意。
每次他都是从某个活动场所而来，聊几句，又向另一个活动场所而去。

他好像什么都会。其它的我判断不了，但是他的文学水平我能判断。他也谈论艺术，参与沙龙。可每次他一谈论文学，我就恼火。因为他不懂，老说外行话。还每次见面都问我的小说怎么样了。以至于我焦急地告诉他：“我求过你多少回，千万不要跟我谈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