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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最早比较系统地谈工业化问题，是在1944年的整风期间：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1945年9月4日，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时局既存在着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严重危险和局部内战的既成事实，又存在着实现和平的迫切需要和可能。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维持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蒋介石妄图利用“和谈”，争取时间作好军事部署；同时，争取有利的舆论，混淆视听。蒋介石连续三次致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中共中央决定和蒋介石在重庆进行谈判。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向全党通报了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决定。

8月28日，毛泽东在机场向新闻界发表了简短的谈话，指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以期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亲自到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毛泽东到重庆后，蒋介石作出了以礼相待的姿态，由于国民党本来没有和谈的诚意，没作谈判的任何准备，谈判的程序、议案均由共产党方面首先提出，才使谈判筹备工作得以基本完成。

9月4日开始，国共两党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整个谈判过程几经周折，充满着激烈的政治斗争。

斗争的焦点是军队和解放区问题。

在军队问题上，国民党处心积虑地要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深深认识到，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但为了争取和平，共产党在谈判中作了必要的让步。中国共产党提出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表示中共领导的军队可以大量削减。当时人民军队人数已超过1百万，共产党方面提出改编为48个师，而当时国民党的军队为263个师。但国民党方面断然否定中共的提议，苛刻地要求“中共军队之组编，以12个师为最高限度”，甚至要求共产党“交出军队”。其后共产党又进一步作出让步，同意国民党263个师，共产党43个师，比例接近1/7。国民党方面提出军队将编至140个师，中共方面提出可相应改编为20个师，双方军队比例仍为1/7。经过共产党多次让步与力争，国民党方面才表示“可以考虑”。

关于解放区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解放区民主政府的存在是革命发展的结果，它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谈判一开始，共产党方面就提出“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的民选政府”，但国民党方面则表示“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将解放区斥之为“封建割据”。争论最激烈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10月上旬，谈判获得进展，毛泽东表示国共双方在一起商量团结合作、和平建国问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强调“和为贵”，一定要用和平的方针来解决两党的争端。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和周恩来、王若飞共同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纪要》就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党派合作、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等12个问题阐明了国共双方的见解。其中有的达成了协议，有的未取得一致意见。国民党方面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要坚决避免内战。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为造就成千上万的革命干部，满足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决定在延安创办陕北公学（简称“陕公”，即中国人民大学前身）。这成为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高等教育的开端，为新中国成立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奠定了思想理念、政策方针、体制机制的基础。

“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

陕北公学按照“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的方针，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为造就一大批有政治远见、政治理论、牺牲精神和团结群众的革命干部。

陕北公学创建之初，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培育学生的政治远见。他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日，莅临延安陕北公学，作了题为《论鲁迅》的讲演。他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由于“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也就是掌握了“大本大源”，其第一个特点即是政治远见，符合“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的标准。他号召大家要同鲁迅先生那样，“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将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

毛泽东曾为陕北公学写下了著名的题词，其中一点是：“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 当时曾有个别同学说，到延安没有学到什么，“学到的不过是爬山而已”；毛泽东则回答说，“还是爬一爬好”，“马列主义是头，爬山主义是脚”，这是理论指导实践，理论与实践结合，在这个意义上，爬山主义也是马列主义。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陕北公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牢牢把握“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主要围绕着革命政治教育、民众运动和政府工作教育、军事教育、劳动教育等方面来开展。

其一，理论联系实际的课程设置。根据学员的实际情况，陕北公学将学制分为普通班和高级研究班。普通班课程主要有社会科学概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民众运动”等，以社会科学概论和统一战线教育为主。高级研究班区别于普通班的课程，主要有“中国革命运动史”“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中国问题”等，后来随着学习程度的提高，又增设了“世界革命史”“科学社会主义”“三民主义研究”“世界政治”和“战区政治工作”等课程。这样不仅增强了政治教育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帮助青年学子提升了理论水平，增强了抗日本领。

其二，行之有效的形势政策教育。陕北公学对学员进行革命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形势政策教育，主要是通过邀请党中央的领导同志来学校作时政报告。毛泽东规定政治局委员都要来讲课，他自己第一个带头授课，先后到陕北公学作报告不下十几次。有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几乎每隔几天就到陕北公学作一次报告，讲授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与策略问题，《论鲁迅》《目前的时局和方针》等多篇光辉著作，都是根据他在陕北公学的演讲整理而成的。此外，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张闻天、任弼时、李富春、王若飞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去陕公作过讲演。

其三，自食其力的生产劳动教育。陕公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办学的。学员入校，第一课就是挖窑洞，首先解决栖身之所。六七人共一个土炕，晚上翻身也困难。学校没有教室，上课就在露天，背包一物两用，晚上盖、白天当坐凳。雨天，师生卷起裤脚学习，冬天便头顶雪花。主食是小米、土豆，咸菜是主菜。学习用品，每学期每人发一支铅笔和几张油光纸，写了正面写反面。为了解决困难，学校号召学生自食其力，自己动手挖窑洞、建校舍、筑讲台，后来盖了一座可容纳几百人的大礼堂，解决了上课的场所问题。陕北公学响应大生产运动号召，带头参加了开荒生产，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开荒2100亩，种菜400多亩。

“这两条是决不可忘记的”

陕北公学在短暂的办学历程中形成了艰苦奋斗、理论联系实际、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等优良的作风学风，为今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重要启迪。

一是将理想信念教育摆在首位。陕北公学在四年时间内培养出数以万计的抗战民众干部，其成功一大原因在于坚定的把理想信念教育放在首位。1938年4月1日，陕公第二期学员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莅临讲话，语重心长地跟学员讲：你们别的可忘记，但坚定的政治方向和艰苦的工作作风“这两条是决不可忘记的”，要把它“发展到全国去，告诉全国人民，团结全国的人”。毛泽东后来在这次谈话的基础上，增加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从而完整地规定了“三八作风”。

二是创新理念、方法与手段。陕公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既有共产党员，又有国民党员，还有其他不同政见者；既有红军战士、白区地下党员，也有陕北农民的儿女；既有沦陷区来的失业、失学青年，也有部分国民党高级人士的子女。他们风尘仆仆汇集到陕公来学习，绝大部分是为了抗日救亡、学习革命理论，但有的也有别的想法。陕北公学打破了旧式教育的束缚，根据学生特点不断改进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既灵活机动又切实可行，从而有效地保证了教育的效果。如划分普通班和高级研究班，因材施教；又如成立学生讨论组，先进带动后进，共同进步。

三是坚持教育工作与社会实践教育相结合。陕北公学的学员有不少来自国统区的大城市，他们缺乏劳动锻炼，身上充满“洋气”。为了改变此情况，学校将生产劳动列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部分，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建校劳动和农业生产劳动，磨练学生的意志，使他们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将所学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宣传部。本文为2016年北京高校宣传思想专项课题“全媒体环境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JGWXJCXCB2016002】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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