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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精辟地指出：“我们应当重视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宝贵的。”1949年9月，在全国政协一次会议期间，他在会见科技界代表时充满感情地谈道：“你们都是科技界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很重要，我们建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对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类专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尤其是对大名鼎鼎的科技界“三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毛泽东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和关注。“三钱”这个别号最初就是由毛泽东喊出的。

“对我们来说，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

钱学森是“三钱”中名气最大的一位，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曾说：钱学森抵得上5个师。

1956年2月1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全体委员。宴会厅内，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知名人士欢聚一堂。钱学森拿着一张大红请柬走到自己所在的第37桌。然而，第37桌并没有他的名字。正在纳闷之际，一位会议工作人员上前拦住了他，并把他引领到了宴会最前方正中的第1桌，只见钱学森的名牌赫然放置在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右边。钱学森开始有点疑惑，但随即感到无上光荣。

此时，毛泽东在全场雷鸣般的掌声中走到了第1桌，他热情地招呼钱学森：“学森同志，请坐这里。”钱学森坐在毛泽东身边，成为宴会厅里最瞩目的人物。事后钱学森才知道，是毛泽东在审看宴会来宾名单时，亲笔把他的名字从第37桌勾到了第1桌。

席间，毛泽东高兴地对钱学森说：“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5个师呢！我看呀，对我们来说，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我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在交谈中，毛泽东说得最多的，是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希望他多多培养年轻人。

1974年12月，在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夕，周恩来抱病从北京飞到湖南长沙，向病中的毛泽东请示工作。周恩来将会议的各项文件呈送给毛泽东，请毛泽东作最后审定。在谈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时，毛泽东说：“不看了。但是我想起两个人，一个是钱学森，一个是侯宝林，请你查查人大代表里有没有，如果没有，就把他们补上。”这无疑说明了毛泽东对钱学森的厚爱。

钱伟长是个好教师，要保留教授职位

钱伟长被后人誉为“中国力学之父”。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钱伟长因年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中，对当时清华大学照搬苏联模式的办学思想提出了不同意见。一些人不能接受钱伟长的观点，甚至批评他对科学问题的意见是“反党科学纲领”。因此，钱伟长备受打击，最终被打成了“右派”。

所幸的是，钱伟长被打成“右派”的消息，毛泽东听说了。毛泽东说，钱伟长是个好教师，要保留教授职位。因为毛泽东的关注，钱伟长继续留在了清华大学，留在了教授岗位；因为毛泽东的关注，钱伟长没有去北大荒劳动改造。

1972年初秋的一天，钱伟长接到了通知，周恩来要接见他。原来，我国即将派出科学家代表团出访英国、瑞典、加拿大、美国，毛泽东、周恩来点名要钱伟长参加。

“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

钱三强是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享有“中国原子弹之父”的美誉。

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全身心地投入到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中。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发展原子能事宜时，特地把钱三强、李四光等人请到中南海的会场，并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显然，共和国的领袖们是想从科学家那里得到可靠的依据，然后再下定决心。

1956年11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为二机部），宋任穷任部长，钱三强等为副部长。他是副部长之中唯一的科学家。钱三强身为二机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承担着各相关技术协作项目的具体组织领导工作。当时负责国防科技工作的聂荣臻曾经对钱三强说过：“搞原子能，你是行家，就请你提建议，我们大家商讨决定。”

作为新中国研制核武器的主要组织者，钱三强担负着特殊的使命。他牢记毛泽东等共和国领袖们的嘱托，为了国家的全局利益，甘心忍辱负重，完全放弃了个人在科研上继续有所成就的机会。他所考虑的，就是如何调兵遣将，做好多方协调、组织攻关等工作，确保将最好的科学家放在最重要、最能发挥作用的岗位上。研制原子弹的日日夜夜，尽管钱三强压力巨大，但却是他心情最舒畅的日子。他后来回忆说：“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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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这是毛泽东在《西江月·井冈山》词中描写黄洋界保卫战情景的诗句。

黄洋界保卫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次战斗。黄洋界位于井冈山北面，海拔1300多米，雄峰耸立，陡不可攀，是井冈山的险要哨口之一。

1928年8月，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去湘南，毛泽东率领一部分红军去桂东迎接红四军主力，井冈山只留少量部队，造成井冈山红军兵力空虚。湘赣两省的敌人乘我军主力未归之际，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8月30日上午，湘敌第八军第一师在赣敌一部的策应下，向井冈山上黄洋界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守卫在黄洋界的我军第三十一团第一营一部在党代表何挺颖率领下，借助赤卫队和群众的支持，凭踞黄洋界居高临下的险要地形与敌人展开激战。由于受地形的限制，敌人兵力只能呈鱼贯队形，一个一个地往上爬，每个兵力又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就无法射击。所以敌人虽然有一个师的兵力，但用在火线上的最多只能是一个营的兵力。红军以一连一个排布置在最前沿，另外两个排隐蔽在侧后，等待时机出击敌人。三连则在后边休息，准备替换一连指战员。当时由于缺少枪支弹药，每个战士只有三五发子弹，为了节省子弹，敌人距离远时不开枪，到有效射程内再突然开火。就这样我军从早晨打到下午，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下午四点左右，正当敌人重新组织进攻时，战士们把从南昌起义后带到井冈山仅有的一门迫击炮抬来，向敌人发射了三发炮弹，其中一颗正落在敌人指挥阵地上。敌人听到炮声，以为红军主力部队回到了井冈山，不敢再战，利用傍晚云雾弥漫的机会，逃之夭夭了。这次战斗共打死打伤敌军二百多人。

黄洋界保卫战，胜利地保卫了井冈山战略基地，为红四军主力返回，打破敌人第二次“围剿”，恢复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摘选自《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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