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一些地方的实践也丰富了综合利用的内涵，推动综合利用的内容从工业原料综合利用向工业原料和废料综合利用并重发展。上海市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工业中心，其综合利用实践处于全国领先地位。1960年3月，上海市委在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工业系统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的报告中说：“中华油脂厂革新技术，不仅从氧化石蜡废气中消除了从烟囱中散发出的对人身和金属结构有害的气体，保护了工人和周围居民的健康，而且回收了甲酸、乙酸等重要化工原料二十二种，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上海市委认为，“上海是一个沿海的综合性工业城市，离原料产地远，但本身可供利用的资源种类繁多、数量很大，在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中采用、创造和推广节约原材料、综合利用原材料的先进经验，使物尽其用，变无用为有用、小用为大用、一用为多用，对上海工业生产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挑战背景下以及地方积极实践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工业废料的综合利用问题。1960年4月13日，毛泽东指出：“各部门都要搞多种经营、综合利用。要充分利用各种废物，如废水、废液、废气。实际都不废，好像打麻将，上家不要，下家就要。”毛泽东用浅显易懂的比喻说明了综合利用工业废料的道理，其核心就是通过综合利用充分消化各种工业废物，发掘其隐藏的价值，减少环境污染，造福群众，促进经济发展。毛泽东关于工业废料综合利用的指示很快得到贯彻。
1960年4月24日，省、市、区党委工业书记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关于当前工业交通战线上的十个问题》，专门在第三个问题论述了综合利用问题。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大搞多种经营和资源的综合利用，它不仅是增产节约原料、材料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且是高速度发展我国工业的一个主要方法。我们反对那种孤立地各搞各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办法，提倡一个企业以一业为主、多种经营（托拉斯）兼顾的办法。在需要和可能的条件下，煤、铁、机械、建材……等都可以在一个企业的组织下进行生产。在资源综合利用方面，目前，要特别抓紧煤炭、矿石、木材、石油、炉渣、农副产品的综合利用。在大搞综合利用的同时，有条件的企业都应当向多种经营发展。目前最主要的是力争做到厂内无‘废物’，变‘无用之物’为有用之物，变一物一用为多用，变‘有害之物’为有利之物。每个企业都要向这个方向努力，作到物尽其用。这是高速度发展我国工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途径。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都应当根据具体条件提出多种经营和综合利用的具体规则，以及实现规则的具体措施。现在还没有进行综合利用的企业，一九六O年都要开展这一工作；综合利用已有一定基础的企业，一九六O年综合利用的产值要比一九五九年增加百分之十到五十，或者更多一些。”4月29日，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此文，同时要求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区党委，中央级各部委、各党组“即遵照办理”。

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中国资源回收利用事业起步并逐渐发展。到1965年，全国机械化炼焦炉基本上都安装了副产品回收装置。当时，全国共有机械化炼焦炉65座，当年预计可回收纯苯11.3万吨、甲苯2万吨、精萘2.1万吨。同年，全国的高炉渣已有95％用于生产矿渣水泥和矿渣棉，当年预计可生产矿渣水泥378万吨。
在中国急速工业化过程引起环境恶化的初始阶段，面对工业污染带来的环境破坏，从人民的健康和国家的经济发展考虑，毛泽东就提出了关于工业废料的综合利用问题。“综合利用”思想反映了经济建设的现实需要，很快成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长期坚持的一个环保原则。

四、对毛泽东“综合利用”思想的初步认识

毛泽东的“综合利用”思想来源于中国急速工业化的实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其“综合利用”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一方面，毛泽东的“综合利用”思想继承了中国古代的综合利用思想，来源于中国工业化的实践，反映了实践的需要，特别是要综合利用工业废料的思想，为环境保护政策的发展完善奠定了初步基础。即使经历过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毛泽东提出的“综合利用”原则并未动摇和变化。1962年，虽然国家经济形势紧张，但是国家计委仍安排了综合利用项目投资，其中北京市363万元、冶金部184万元、黑龙江省47万元、江苏省1.5万元。1963年，全国计划会议再次强调要增加综合利用等方面的投资。1964年，在编制“三五”计划时，城市废气、废水、废料综合利用国家计划投资预算已达5亿元，占城市建设经费的1／4，这一数字与单列的首都建设经费相当。由此，中国政府对综合利用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虽然毛泽东提出了“综合利用”思想，国家有关部门也出台了相关政策，落实资源的综合利用以及工业废料的处理等工作，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中国的环境问题仍越来越突出。为此，1973年8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将环境保护工作提上国家议事日程，确定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方针。粉碎“四人帮”后，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1977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治理工业“三废”开展综合利用的几项规定》，提出要保护和合理利用国家自然资源，要求凡是企业能通过“三废”综合利用生产的产品，要优先发展；综合利用所需资金在各部门、各地基本建设计划中安排解决；并鼓励中小企业利用小型技术措施贷款进行“三废”综合利用。

另一方面，毛泽东的“综合利用”思想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受到历史的局限。毛泽东的“综合利用”思想在现实中的贯彻并不彻底，毛泽东本人就曾经严厉地批评道：“综合利用大有文章可做，就是不做”。究其原因，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因素。
从内因分析，中国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即使从洋务运动算起，也不过100年的时间，缺乏彻底贯彻毛泽东“综合利用”思想的工业基础、技术准备和人员储备。1965年11月15日，国家计委关于资源综合利用问题的汇报指出：由于有些技术问题没有解决，共生有色金属70％的资源随着尾矿、废渣丢失了；铁矿中伴生的铜、钻、钛、钒等，除只能回收一部分铜外，其余也都没有回收；云南锡矿中有17种金属共生，除锡以外，仅能回收铜、钴、铟3种。由于掌握石油化工的技术比较迟，1965年石油炼厂气资源约有45万吨，利用的只有3万吨，不到7％，其余都做了普通燃料。另外，当时“综合利用”思想的着眼点更多的还是从经济建设角度出发，人们对于环境保护的认识尚不充分。这不仅与中国的工业发展阶段息息相关，也与世界上对于环境保护的认识同步。世界上重视环境问题并就环境保护达成共识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正是基于上述内因，使得“综合利用”思想未能得到充分落实。从外因分析，冷战的国际环境使得中国从外部获得综合利用的经验和技术的道路更加困难。1964年，外贸部办公厅在总结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设施情况的报告中写到：“过去一年多来在对外订购成套设备和新技术的过程中，我们同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破坏以及垄断资本家的苛刻条件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例如，在我同日本厂商洽谈签订第一套维尼龙成套设备合同时，美帝国主义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不准日方对我采取延期付款的条件，蒋匪帮还以断绝蒋日外交关系威胁日本政府，阻止日方同我签订合同；在我同日方商谈签订第二套维尼龙成套设备合同时，蒋匪帮派张群访日再次施加压力，企图迫使日本政府不批准出口。”由此可见，当时的外部环境是非常不利于中国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设备的，这一现实情况也从客观上限制了综合利用的实施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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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黑雪白 2017-08-26 11:26:46
中国近代史证明：工业救国，实力救国包括什么技术救国、教育救国等等都失败了，所有这些虽然反映了那一代仁人志士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怀与志向，但他们都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中国的封建主义制度及其封建统治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霸权。一直到毛泽东救国救民道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道路的出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出现，这才使中国走上了一条“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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