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帖十二篇完成。

@乌鸦爷2017 2017-08-22 15:29:10
毛主席永远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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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嫌雨点小2016 2017-08-23 08:54:20
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老一辈知识青年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他们不计个人得失，从大城市走向山沟沟，很多都是带着年幼的儿女，从此告别父母和亲朋，，，他们是所有爱国热血中国人的楷模， 中国人民 永远不会忘记，最最不该忘的是： 吃苦耐劳奉献青春不计个人得失，这些都不是人类自私逐利的本性，是党是毛主席，是千百万党员干部的带头，使得那一代人激发出人性的光辉，永远为后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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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kunlunce.cn/klsp/sp11/2017-08-23/118535.html

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一五计划。一五计划是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中心展开的，苏联方面打算按照原来的意见，把援建中国的项目集中在中国的东北和靠近沿海的一些大中城市。这样做，工业建设的各方面配套条件较好，企业上马快，见效明显，又可与苏联的工业建设相联系。

但是此时毛主席有自己的考虑。他认为，如果把156项工程全部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大城市，对中国工业的均衡布局和国家建设的全面展开显然是不利的。尤其是国防工业，都建在与正在打仗的朝鲜相邻的东北地区和易受美蒋飞机袭击的沿海大城市，更不妥当。就在马上要确定一五计划的前几天，毛主席把周恩来、李富春找到菊香书屋专门商量156项工程的安排问题。毛主席说，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我们要考虑中国的实际，不能完全按照苏联方面的意见办。他们说得对的，要听；不对的，就不要听。总之要有我们自己的主张。毛主席与周恩来、李富春最后确定了这样一个原则:既要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又要有自己的主张。

那么中国自己的主张是什么呢？这就是毛主席提出的156个建设项目不能全部放在沿海和东北地区，特别是在朝鲜正在打仗的情况下，更不能这样做，要安排一批项目到西部去搞，国防建设项目要有近一半安排在西部。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意见，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与苏联方面进行了反复协商，最后决定106项民用工业企业的21项，建在西部地区，44项国防工业企业中的21项，摆在西部。这一决策的实施使过去几乎没有工业的我国西部地区建起了一批轻、重工业。其中钢铁、电力、煤炭、石油、有色金属、兵器、航空、建材、电子电气等企业初具规模，并且初步形成了相互衔接关系。

到了1956年，苏联方面经济建设中的弊端已经显现出来，此时毛主席更感到，对苏联的经验绝不能照搬。可是当时有一些人却十分崇拜苏联经验，毛主席则认为，苏联人走的弯路，我们不能再走。基于这一考虑，他对我国经济建设布局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索。他看到我国西部地区虽然已有了一些工业企业，但总体上看，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底子还很薄，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还很大。他说:“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

在毛主席的决策下，我国重新调整了经济建设布局，在新的经济建设布局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被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毛主席还特别注意把国防科技工业摆在西部地区。一五和二五期间，我国的飞机、坦克、火炮、舰艇等重型武器生产基地都部署在西部地区。西安、重庆、成都、太原、兰州等西部大城市也很快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毛主席思路的重点是考虑国家经济建设的布局问题。在那个时候，苏联经验几乎是神圣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照搬苏联经验，而毛主席从中国国家根本利益出发并且立足于中国，从国家经济的长远、全面发展考虑，敢于对苏联人说“不”。他已经把目光投放到了西部地区，为后来的三线建设打下了基础。

在核武威胁下，毛主席形成了中国作战的新思路

1964年，中国的国际环境很不好，可以说，中国已经处在五方面的威胁当中。

首先威胁中国的是苏联。60年代初，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扩大到了国家关系的领域，两国的边界争端也不断发生。当时毛主席就已经预见到中苏之间的矛盾将要发展到武装对抗的程度。果然，1964年勃列日涅夫当政后，强化了赫鲁晓夫奉行的中苏关系政策。他不仅继续与中国为敌，而且变本加厉，向中苏边界大量派兵，苏联驻中苏边界的军队迅速增至100万人，苏联的一部分战略导弹也指向了我国几个大城市和重要军事设施。苏联还派兵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并且试图对我国正在搞的核设施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第二个威胁中国的是美国。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失败后，仍然把中国当作它在亚洲的主要敌人。从6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对我国实行了紧缩包围圈的政策。从60年到64年，美国和我国周边不少国家和地区签订了条约，结成了反华同盟。美国还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数十个军事基地，对我国形成了“半月形”包围圈，威胁我国的国家安全。1964年8月，美国开始轰炸越南北方，把战火烧到了我国南大门。第三个威胁来自台湾的国民党当局。60年代初，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叫嚣要“反攻大陆”。蒋介石加紧派遣武装特务对我东南和其他沿海地区进行袭击，妄图在我东南地区建立大规模进攻大陆的“游击战走廊”。第四个威胁来自印度。当时，中印边境也很紧张，印度军队不断蚕食我国领土，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向我发动武装进攻。第五个威胁来自日本和朝鲜。日本与美国结盟，其国内有美国的驻军，日本本国也加紧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南朝鲜也与美国结盟，其国内也有美国驻军。南朝鲜政府同样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

在这五方面的威胁当中，手中握有核武器的苏联和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最大。中国当时没有核武器，在遇到核打击时，是没有任何回击能力的。面对这些威胁，毛主席并不害怕。他自己“不怕鬼”，也激励全党“不怕鬼”。他在1959年5月6日写道:“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客观存在好呢，不是不怕它好？”“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因此我们不要怕鬼，要和鬼斗争。那么，原子弹可不可怕？毛主席说，也不可怕。1961年9月24日，他在同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时说:“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因此，“原子弹是纸老虎”，不可怕。

同时，毛主席也认真地对付“鬼”。为了对付“鬼”，毛主席做出了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中国也要搞一点原子弹。他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毛主席并不把搞原子弹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他在1961年9月24日同蒙哥马利的谈话时说:我们也准备搞一点原子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中国要用很少一点钱搞试验。毛主席形容中国搞原子弹，“像穷人、叫花子，穿上漂亮衣服，到外边跑一跑。”毛主席认为，重点应该放在扎扎实实搞三线建设上，因此他的第二个选择，就是搞三线建设，而搞原子弹也是合并到三线建设这一大框架之中的，是在三线搞原子弹。所以三线建设处于毛主席战略决策的核心地位。

毛主席是着重从战争，特别是打核战争的角度来考虑三线建设布局问题的。他看到:我国东北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地，全部在苏联可携带核弹头的中短程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打击范围之内，沿海工业城市也处在美蒋航空兵力打击范围之内。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在苏美核武器打击之下。一旦战争爆发，即使敌方不使用核武器，我国大部分工业基础也将毁于一旦。而西部地区则距苏联和美蒋军事火力打击之外（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美蒋的武器装备，都还打不到西部地区，特别是打不到西南地区）。

毛主席的这个考虑，正好与军委总参谋部的考虑不谋而合。1964年4月，军委总参谋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我国经济布局不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报告。这份报告印证了毛主席原来就存在的担忧，自然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就是从那时起，毛主席把他原来的发展西部的思路进一步强化，形成了把我国工业建设的布局全面铺开，造成沿海的一线、中部的二线、西部和西北部的三线并存，而把三线作为建设重点的新思路。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做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当年8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三线。从1965年起，我国开始把沿海一些工业企业向西部和西北地区搬迁，当年新建项目则大多集中投放在西部地区。这是我国三线建设大规模进行的阶段。

三线建设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成效。到1965年4月，中国的战略资源大多已经向西部和西南地区转移完毕。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怕打大规模战争了，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腰杆更硬了。1965年4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传话说:“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给中国，中国将奋起抵抗，战斗到底。不管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进得来，出不去，必将被消灭在中国。”周恩来的这个话，是说给美国人的，也是说给苏联人的，更是说给蒋介石集团、南朝鲜和日本的。

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珍宝岛冲突发生后，毛主席把关注的目光又转回到三线建设上来。他更重视三线建设了。为了排除造反派的干扰，保证三线建设顺利进行，他决定对一些重点三线建设基地和工程实行军管，甚至直接派军队去施工。对这种由解放军直接管甚至直接施工的单位，造反派是不敢来胡闹的。

为了对付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毛主席又提出了一个“小三线”建设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各省特别是进行三线建设的各省，再建设成本省自成体系的“三线”，这样，既可以使“大三线”与“小三线”两个体系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大系统，也可以将三线建设深入到中小城市、县城乃至乡村，使我国形成支持长期战争的工业基础。

从1970年起，中央开始对三线建设项目实行优先安排、重点保证、抓紧抢修的原则。在此原则指导下，全国的三线工程建设全面铺开，各省的三线建设也随之全面铺开了。毛主席此时的三线建设思路，几乎完全集中到准备打仗、准备打长期的战争上来。因此他对三线建设投资偏重的程度，是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到1971年，我国三线建设的投资总额达到了340.8亿元。这还没有把各省自筹资金搞“小三线”建设的投资计算在内。而且，在毛主席把主要精力放在搞“文化大革命”之上的时期，他这样关注三线建设这一经济问题，也说明毛主席对三线建设的重视，是基于对极有可能发生的中苏战争的考虑的。

“不建设好攀枝花，我睡不好觉”

毛主席是有战备眼光和勇气的。建国初期，他能在156项建设项目中考虑到把一部分项目安排在西部地区，就很了不起。如果没有一定的战略眼光，是考虑不到这一点的。如果没有勇气，在苏联意见不仅具有权威性，而且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候，是不能下这个决心的。而毛主席的眼光和勇气，来自他的精心研究和缜密思考。这里面自然倾注着他的大量心血。

1956年，毛主席虽然还没有决定搞三线建设，但他已经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西部。他倾注心血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各方面的问题，特别对西部建设问题给予高度重视。他亲自到外地去搞调查研究，回北京后又找了很多高级干部开调查会，认真研究西部地区建设问题。从他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对我国西部地区建设问题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倾注了多少心血！对于毛主席当年对中国经济建设问题包括西部经济建设问题所倾注的心血，薄一波曾回忆道:“在听汇报的那些日子里，毛主席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他带着疲乏的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情况确实是这样。”当时，毛主席经常是从每天早晨9点40分开始听汇报，一直到下午。下午处理完党政事务后，到晚上19点10分继续听汇报，一直到22时10分才结束，然后研究这些汇报材料，继续工作到深夜。

1958年，毛主席已经下定了中国要搞原子弹的决心。起初，中国还寄希望于苏联的援助。当年的七、八月间，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毛主席向赫鲁晓夫提出了苏联援助中国搞原子弹的问题。但是赫鲁晓夫却有他的考虑。他害怕因此会与美国搞僵，怕美国用原子弹威胁他。他还考虑，中国没有原子弹，就会投到苏联的核保护之下，苏联就能够控制中国。他还对中国拥有原子弹怀有忧虑之心，担心中国也会构成对苏联的威胁。因此当毛主席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明确表示了对中国搞原子弹的消极态度。在此情况下，毛主席并没有动摇搞原子弹的决心。他决定中国独立自主搞原子弹，并且把这个决定与发展西部地区经济结合起来。此时，他对西部地区建设的思考中，已经有了很大的军事因素。

1964年党中央正式做出进行三线建设的决策后，毛主席对三线建设问题更加关心了。当时，毛主席特别强调三线建设的重要性。他说:必须把三线的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搞起来，这样，军事工业才有基础。他甚至说，如果不把攀枝花的钢铁厂搞起来，我睡不着觉。

毛主席依据他对于三线建设的总构想，确定了三线建设的方针，这就是:三线建设要“大分散、小集中”，要“依山傍水扎大营”。要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条件确定建设项目，要使三线建设的企业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要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这些工厂和科研单位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

1964年，也是我国搞原子弹最关键的一年。围绕这一重点军事工程，毛主席在过去已经调派了很多军队和科技骨干到西部地区的基础上，又调派了大批军队和科技精英奔赴三线，加强核研制基地建设。核研制基地在三线地区的建成，为三线建设描上了最浓重的一笔。

毛主席还亲自选将搞三线建设。在做出搞三线建设的决策之后，他曾选派聂荣臻及多位将军去三线搞建设，一批国内最优秀的科学家如钱三强、邓稼先等也被选派到三线地区搞建设。他曾选派彭德怀到三线去领导建设工作。在中央，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主要负责人主持三线建设的日常工作。在地方，先后成立了西南、西北、中南三个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均由该地方中央局第一书记担任。三线建设的大项目，均设领导小组，其他三线建设项目，也设立了指挥部。1973年后，中国已经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两国开始接近，世界政治“大三角”相互制衡的格局基本形成。在此情况下，三线建设已经初具规模，确实达到了建立稳固的后方基地的目的。从当时世界军事格局和技术水平来看，如果中国受到外来侵略，中国就已经具备了打不垮、炸不烂、能长期支持战争的牢固后方基地。同时，也达到了使国家经济布局大体合理的目的。工业片面集中于沿海城市的状况得到了改变，并且形成了地方工业的完整、配套的体系。

三线建设，为我们留下了大批物质遗产。

从宏观上看，如果不算1964年中央作出三线建设决策之前中央对西部地区的投资，仅从1964年到1980年的17年间，中央向三线建设投入的资金为2052亿元。通过三线建设，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业交通企业、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基本形成了交通、电力、煤炭、化工、石油、建材、钢铁等生产部门相互配套的体系，并且与地方中小企业连成了一个生产系统，同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生产指挥系统。

从微观上看，在铁路建设方面，从1964年8月中央决定修建成昆铁路、川黔铁路、贵昆铁路等6条铁路线算起，到1980年，三线建设共建成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焦柳铁路、襄渝铁路、川黔铁路、贵昆铁路，在使整个西北、西南地区自身连成交通网络之外，还使西南地区与华中地区、西北地区和华北华中华南地区的交通网络连为一体，同时还配合铁路建设，建成许多公路网络，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西部地区交通运输落后的状况，为西部地区的矿产开发、产品流转、工业建设、国防建设创造了交通条件。

在国防工业建设方面，通过三线建设，我国在重庆地区建成了常规兵器工业生产基地，在四川和贵州建成了电子工业生产基地，在四川和陕西建成了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在贵州和陕西、鄂西地区建成了航空和航天工业生产基地，在长江上、中游地区建成了船舶工业科研、生产基地，在西昌建成了卫星试验、发射中心。通过三线建设，将东北、华北地区老军事工业企业的一部分搬迁到西部地区建新厂，基本上达到了将重要军工企业“一分为二”的目的。

电子工业形成了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兼容、生产和科研相结合的体系。航天工业实现了地区配套，建成了完整的战略和战术导弹研制基地，形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射中心；航空工业生产体系也在西部地区形成，在西部地区形成了几个歼击机、运输机生产中心，生产能力占全国航空工业的三分之二。船舶工业在西部地区形成了完整的生产系统。较高水平的核工业科研生产系统几乎全部放在西部地区。

原材料工业、能源工业、机械工业方面，通过三线建设，在西部地区形成了大中小相结合的原材料工业体系，建成了攀枝花钢铁基地、重庆钢铁基地、成都地区钢铁工厂、贵州水城钢铁厂等大型企业，新建了西北铜加工厂、兰州连城铝厂、兰州铝厂、冥河铝镁冶炼加工厂、西北铝加工厂和重庆西南铝加工厂。为了与国防工业配套，还建设了重水、炸药、树脂、橡胶、医药企业。建成了西南炼焦煤基地、西北煤炭基地、平顶山、焦作、鹤壁等矿区；新建10万千瓦以上电站68座。241个机械工业工厂、研究所、设计院搬迁到西部地区后，又新建、扩建大中型项目124个，累计投资94.72亿元，占全国机械工业同期投资的53%。新建了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同时新建了一批配套工厂，使西部地区形成了军民结合的轻、重型汽车批量生产的能力。新建了12个重型机械工业制造厂，使西部地区形成了很强的重型机械制造能力。

电机电器工业发展起来了，建成了四川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东风电机厂，形成了年产80万千瓦成套发电机组的能力。轻纺工业方面，通过三线建设，造纸、制糖、制盐、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合成洗涤剂、塑料制品、皮革制品、棉纺织、毛纺织、丝绸、印染、针织、化纤、纺织机械等生产企业在西部地区全面铺开。其中，新建5万锭以上的棉纺织厂有7个，大中型维尼纶厂有5个。

毛主席是如何综合开放和利用自然资源的？
作者: 徐轶杰　 日期: 2014-09-28 21:57:03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水资源为中心的“综合利用”

综合利用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早在明代中叶，中国珠江流域就出现了现代“桑基鱼塘”的早期雏形，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综合利用的典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恢复生产和建设国家的过程中也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综合利用思想，并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开展了一系列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中国共产党集中进行了对农业至关重要的水资源和水利工程建设的综合利用。1952年，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出京巡视就来到了黄河。
1952年10月29日，毛泽东来到河南省兰封县（1954年与考城合并改称兰考县）。第二天，在河南省委书记张玺、黄河水利委员会王化云等人的陪同下考察了黄河。在谈到三门峡工程的时候，毛泽东表示，“这个大水库修起来，把几千年以来的黄河水患解决啦，还能灌溉平原的农田几千万亩，发电100万千瓦，通行轮船也有了条件，是可以研究的”。此时，毛泽东关注的是水资源的综合利用问题。
1954年，在苏联的帮助下黄河水利委员会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跨越多省的流域规划－－《黄河综合利用规划》。1955年，李富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提出，“根据黄河的综合利用的规划方案，在黄河中下游及其主要支流将修建水坝几十座，在三门峡等五处将建设足以调节流量的巨大水库，并建设巨大的水力发电站。”“一五”计划则进一步发展并明确了对水资源的综合利用，提出：“水力电站能够节约燃料，供给巨量而廉价的电力，同时有的水力电站的建设能够实现水力资源在发电、防洪、灌溉、航运等方面的综合利用。五年内对黄河的水力资源，将完成综合利用的总体规划，配合黄河治本第一期工程，开始三门峡的巨大水力电站的建设”。“一五”计划还进一步提出，根据已有的资源条件，按照综合利用的原则，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建设1万千瓦以上的水力电站7个和小型水力电站8个。在从国民经济恢复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时期，基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现实国情，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更多地将精力集中于对农业至关重要的水资源和水利设施的综合利用。

二、毛泽东与“煤的综合利用”的提出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工业化对资源的需求日益迫切，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在这样的条件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综合利用的对象逐渐从农业部门扩大到工业部门，从对水资源和水利设施的综合利用发展到对工业原料的综合利用。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煤炭的综合利用问题。
1956年，在中共八大的讨论中，多位省部级领导干部反映了工业原料短缺，已难以适应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情况，而且存在资源利用不充分的现象。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煤炭资源的开采无法满足中国工业化增长的需要。时任煤炭工业部部长的陈郁反映，1957年全国煤炭产量只能达到1.2亿吨左右，而需要量却是约1.3亿吨左右，这就形成了煤炭供不应求的局面。由于“一五”计划投产的新矿的生产能力在1962年才能达到设计能力的85％，因此作为工业原料的煤炭供不应求的局面将长期存在。由此可见，在中国刚刚开启工业化进程时，工业资源的有效供给问题切切实实地摆在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面前。
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在第二条“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中特别提出“资源综合利用”问题，说明此时毛泽东已经将过去的水资源和水利设施的综合利用拓展为资源的综合利用，综合利用的意义和范围明显地扩大。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视察有“煤都”之称的抚顺市，考察了当时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西露天矿。视察结束后毛泽东指出：“煤的综合利用很重要，你们要好好抓一抓”。在离开沈阳去机场时，毛泽东又强调：“要把综合利用好好抓一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抚顺市在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向中央、国家计委作了综合利用的专题报告，内容有煤炼油、煤化工等，如扩建抚顺化工厂，为了油母页岩的综合利用，建议中央开发东露天矿，改扩建石油一、二、三厂，搞好原油一次、二次、三次的深加工，还有粉煤灰的利用及大量推广等项目。

毛泽东关于煤炭综合利用的号召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极大地推动了工业原料综合利用的技术革新，使之成为当时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重要内容。各地通过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提高了工业原料的综合利用率，节约资源的同时提高了效率。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1959年全国从生产页岩油中回收硫铵9万多吨，占应回收量的52％；1959年从机械化炼焦回收硫铵10万吨，占应回收量的64％”。1960年3月，国家经济委员会在《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群众运动情况”的汇报》中指出，“山东省在煤炭综合利用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陶瓷、玻璃、耐火材料、砖瓦等烧制实行了煤气化，节约煤炭百分之三十。福建省在木材的综合利用上，今年计划生产纤维板十万吨，胶合板二十万立方米，刨花板四万立方米，相当于增产原木一百一十五万立方米。四川省在综合利用天然气方面也已制定了规划”。上海市通过原材料的节约代用和综合利用，1960年1、2月与1959年第4季度实际耗用量相比，上海市工业系统节约用煤27万多吨，节约用电2500多万度，节约木材1万多立方米。
同期以煤炭为代表的工业原料的综合利用也写进了国家相关计划。1958年3月18日，国家技术委员会党组的《工业交通技术十年发展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实行煤炭综合利用政策……在主要煤炭基地和交通沿线建立煤的加工厂（低温干馏厂），生产煤气、焦油和焦炭（半焦），并根据需要分别建立大、中、小型的冶金－化工、炼油－化工、炼油－电站－化工等联合企业或综合企业；有条件的大中城市，普遍建立煤气－化工联合企业。有条件的省（自治区）、市均须制定本地区煤炭综合利用的规划方案。”
面对急速工业化引起的资源供应不足这一矛盾，毛泽东和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水资源和水利设施综合利用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煤的综合利用问题并将其作为国家政策，促进了中国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事业的发展。

三、毛泽东提出工业废料的综合利用

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和认识水平的局限，在中国人民急速工业化的过程中，环境污染迅速增加，工业废料的处理问题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针对工业带来的环境污染提出了工业废料的综合利用，并用“打麻将”的比喻阐明了工业废料利用的基本原则。1959年11月，第八次全国计划会议就讨论了工业污染与综合利用的问题。会议指出：“沈阳1959年全市用煤六百多万吨，在工业区每一平方公里内每年落下的烟尘约有九百吨之多，落在居民区的约有四百吨，为害很大。”因此，会议认为“城市煤气不仅是煤炭综合利用的经济价值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广大居民的健康问题”。这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摆在了政府面前，政府也已经认识到综合利用不仅对经济建设有益，而且与人民身体健康相联系。
1960年3月9日，中共建筑工程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工业废水危害情况和加强处理利用的报告》，反映工业废水危害情况并提出了一些整改建议。报告中说，随着工业生产和建设的飞跃发展，工业废水水量日益增大，水质也愈来愈复杂，且多数工业废水都含有毒性，工业废水肆意排放破坏环境、影响生产、损害人民健康。这一情况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建筑工程部党组的报告，并批示：“工业废水的处理利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处理利用得不好，就会污染地面水体和地下水源，严重地影响人民健康和鱼类繁殖；处理利用得好，则不但可以免除废水危害，而且可以回收石油、酚、氰化物、碱等工业原料，价值很大。过去，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对这一极为重要的工作重视不够，这是一个缺点，从现在起，必须加强注意，加强领导。一方面，凡是现在已经存在这个问题的城市，都应当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密切协作，采取土、洋并举的办法，积极进行工业废水的处理利用。另一方面，今后新建企业，都应当把废水处理利用做为生产工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设计和建设中加以保证。特别是一些大企业，更必须重视这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