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玮 12559楼 2013-02-14 16:51:41
打错了。这些想法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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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打错了，应该是《血酬定律》。

@吴歌漫画 12553楼 2013-02-14 11:51:23
金国也不该因为打了半个多月 好几仗才损失三百人就放弃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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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正是我采用邵缉荐书中杀伤数字的原因。

正文 2-6-228

宗泽的建议表明当时他已经充分认识到：大宋除了地理条件之外还有很多可以利用的力量，金国一举灭亡大宋是不可能的。在内，反抗异族的侵略是北方人民的愿望；在外，西夏和辽国的残余势力是有可能联合的，在对金问题上，他们与宋有着共同的利益。（完颜粘罕对此从来不敢掉以轻心。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张浚一着手经营关陕、联络西夏，金国立即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
然而，这些建议赵构也一个没有采纳。宗泽在没有朝廷支持的情况下，在北方尽最大可能做了他能做的事，这些努力在建炎元年末至建炎二年初的东京保卫战中显示出了作用，赵构也得以在扬州平安地过了一年。
事实证明了宗泽判断的正确性，但赵构朝廷仍然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变。此后，他们坐视尚在为国守土的两河忠臣义士被困到矢尽援绝，坐视包括信王在内的北方义军被金兵逐个击破；在外交策略上，赵构丝毫意识不到联络西夏和辽残余势力的重要性，不仅没能设法与西夏达成联盟，他们割地求和的态度反而使西夏觉得南宋朝廷懦弱无能，由此更加不敢开罪金国。
这是自断左膀右臂，为金军长驱江淮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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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三年胡寅提出的“七策”，大部分是把李纲、宗泽等人以前的建议重提，但另外有一条很值得注意——让赵构亲自统帅军队，建立天子之军。
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指望一个已经武装起来的人心甘情愿服从那个没有武装起来的人，或是没有武装的人厕身于已经武装起来的臣仆之中能够安安稳稳，这是不符合情理的。因为一方抱着蔑视的态度，他方抱着猜疑，这两者是不可能好好地相处共事的。所以，一个君主如果不懂军事，除了已经提到的其他不幸之外，他既不能获得自己的士兵的尊敬，而自己也不能够信赖他们。”
这一观点用在赵构身上十分合适。尽管刘光世、张俊、韩世忠等人对赵构的态度也许还不能称之为蔑视，但敢于公然抗旨却是不争的事实，这至少说明他们对赵构没有一个臣子对皇帝应有的最起码的敬畏之心。
赵构也许不能把其中的道理总结得像马基雅维里这么清楚，但他的行为却足以说明他已经知道自己在武将心目中的份量，他又何尝不希望自己对军队有足够的掌控力？
然而，在赵构看来，自己统率军队无疑会增大了生命危险。尽管统率军队不等于亲自上阵，仅仅只是有靠近敌人一些的可能，但赵构还是迈不出往前的一步，他连这个胆量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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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构这个在战争中即位的皇帝，在必须靠军事力量解决问题的危亡关头，不敢出来掌握军队。不敢去经历，所以永远不会真正懂得战争；不懂得战争，所以把那么多有价值的建议、那么多有利条件都白白丢弃了。他认识不到以南宋的战争潜力，只要敢于抵抗，只要能坚持下去，尽管可能会遭受不少的挫折，付出不小的代价，但哪怕是硬拼，也可以把金国拖得由强转弱，可以使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变化。
赵构不过是一介庸懦之人，在历次抉择关头，他最终都选择躲到一个“万全之地”。自己要躲开危险，当然只能是靠别人去承担危险的使命，而能驱使别人去出生入死的，在赵构看来一个是“义理”，另一个是荣华富贵。
史载：赵构在读《资治通鉴》之初，就特别推崇司马光。这很可能是因为司马光在开篇时的那句话说到赵构的心里去了——
“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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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阅读史料，就会发现在赵构读《资治通鉴》之前，几乎看不到他的言论里出现“义理”一词；但在他读《资治通鉴》之后，“义理” 就总是挂在他嘴边，诸如“士大夫当知义理”、“武人少知义理”之类。
赵构所理解的“义理”，无非是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的人，应当为天子奔走而服役；无非是君臣之间，如天地不可易位。
人处在不同的位置，就往往会有不同的利害计算，而他自己的价值判断也往往会被这些利害计算所左右。
赵构当臣子的时候，是不太可能对司马光的这番言论推崇备至的，因为那时“义理”要求他去奔走服役。结合他的具体经历来说，按“义理”的要求，他在靖康元年末绝不应该避敌，而应该冒着生命危险去救援东京。那时，“义理”对他个人的利益是不利的；现在，他成为了皇帝，“义理”要求天下人为自己奔走服役，对他个人的利益大大有利。于是，赵构就“恨不能与司马光同时”了。
其实，很多人都是如此，只不过往往察觉不到自己的价值判断在被利害计算左右而已。在现实中，那些自身的利害计算不能左右其价值判断的人其实是少数，而且他们常常被视为怪人，比如宗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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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构以“义理”来要求南宋的文臣，这也算是他读《资治通鉴》的收获吧。对于武将，赵构一直认为他们比不了读圣贤之书的文臣，不太容易用“义理”来驱使，于是想以荣华富贵换取他们的忠心。
赵构原以为凭借这样的驭人之术，他就可以在远离战火的万全之地驱策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的人，让他们为自己挡住金兵，为自己成就中兴大业。这种幼稚的想法可以概括为——不必自己有文韬武略，只要会用有文韬武略之人；不必自己亲冒矢石，只要能使别人舍生忘死。
但实际情况却绝非如此，赵构对治国用兵一窍不通，就识不出谁是张良、韩信，遇到臣子们有不同的意见，他没有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正因如此，即位三年以来，他一次次将那些真知灼见弃之如敝屣，在关乎生死存亡的重大决策上一次次铸成大错。虽然每一次错误都有辅国重臣出来代君受过，但是这些错误所造成的后果却是他想躲也躲不过，必须去承受的。
随着国运江河日下，赵构自己的处境也越来越凶险。到了登舟出海的生死关头，赵构突然发现“义理”对大多数士大夫已经不起作用，而荣华富贵也已不能使武将替他去卖命。
赵构真的是束手无策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朕何赖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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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构侥幸从完颜兀术“搜山检海擒赵构”的穷追之中逃出了生天，尚在惊魂未定之际，他就再次面临抉择。
这一次不是在战与和之间抉择，除了抵抗他已别无出路。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
1、照李纲、宗泽、胡寅建议的那样去承担起救国保民的责任；
2、继续把自己的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驭臣之术，继续想方设法使别人来保护自己。
选择前者，赵构有可能在战争中磨砺成一个有为之君；选择后者，则将踏上了心术阴深之途。
在这个十字路口，赵构仍然没敢往前迈一步——他的胆已经被金兵吓破了！更何况此时国家的状况又已经远远不如建炎之初了，赵构看不到战胜金兵的希望……

不仅是赵构，朝野上下也大多对形势作出了悲观的估计。与众不同的是，刚刚自成一军的岳飞却在此时对驱逐金虏、收复失地产生了坚定的信心。
当众人都认为金兵难以抵敌，甚至是不可战胜的时候，岳飞对失败原因的总结是——将帅无能，不及长城之壮。他所遗憾的是建康一战，没有让金兵匹马不还，这与张俊、刘光世的畏敌避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昏调雨迅 12579楼 2013-02-16 15:58:03
中国人就是窝里斗得厉害，如果用这些兵共同抗金，宋朝也不是这个结果，呵呵，这只是我的臆想罢了。楼主高才，能否介绍几本中文语法之类的书，都丢得太久了，语法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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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兄台是在开玩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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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的信心是在战场上打出来的。他是一个贫穷的农家子弟，他的命没有赵构的命那么金贵；他出生于社会底层，不懂得刘光世、张俊他们那一套套的混世之道。从到赵构的大元帅府投军起，他就一直在刀光剑影中出生入死。
岳飞身在南宋军队之中，他非常清楚军队有哪些问题，问题有多严重，也深知上级将帅的指挥水平。实战的经验告诉他金军绝不是强大到了不可战胜的地步。在抵抗金军第五次南侵的作战中，如果将帅、士兵具备军人所必须具备素质，南宋绝不至于一败涂地。
如果刘光世所部能够在黄州的江面上做最基本的防御，就不可能让完颜拔离速以小船牵引木筏的方式渡过长江；如果杜充能对建康一带的江防做最基本的统一部署、协调，完颜兀术就不可能轻易突破防线；如果陈淬逐批歼敌之策能被采纳，金中路军就不可能凭二十艘船顺利地将主力送上岸；如果浙西的守臣知道凭借地利据险而守，完颜兀术就不可能不损一兵一卒地越过独松岭……
只要避免了这些极为低级的错误，至少可以使金兵每前进一步就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使他们的攻势迅速衰竭，何至于让他们横扫江浙，直达东海？

@昏调雨迅 12582楼 2013-02-17 00:17:17
没有开玩笑昂，抛开楼主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不说，单讲行文的严谨和逻辑思维的严密就值得称赞，所以希望楼主能指点下小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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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台的语法肯定不会有问题，行文严谨和逻辑严密其实不是靠精通语法，而是靠勤读、勤思、多写，另外，常与同道探讨学问也很重要。

@吴歌漫画 12572楼 2013-02-15 20:5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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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歌兄：水门的宽高比例要重新查一下资料，漕船的帆要放下来。

正文 2-6-235

在岳飞看来，尽管此时国家的状况已大不如建炎之初，但绝非无可作为。他是南宋为数极少的敢于在陆上和金兵交锋的将领。
岳飞在战术上越来越显示出过人之处，显示出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的指挥才能。在不能力敌金军主力时，就先打金军的偏师，于是有了广德六战六胜；在金军急于撤退、兵力分散时，捕捉战机，邀击其薄弱部队，于是有了常州四捷；面对金军盘踞建康的企图，他避免攻坚，以外围的袭扰战和逐次的小型歼灭战将其逼逐过江。
岳飞治军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严明军纪、严格训练。赵构和宰执大臣一直想改变但无法改变的“勇于内斗、怯于外战”的恶劣军风，在岳飞一军里已经彻底改观。
岳飞对士兵的训练极为严格，他还把左右开弓的本事传授给军中将士，周同的箭法因此得以在抗金战场上大显神威。同时，战斗力的增强也起到了巩固战斗意志的作用。
最终能够在建康城下“一鼓破敌”，说明岳飞已经带出了一支劲旅，如果假以时日，这支军队能够在战斗中继续成长壮大，则开创出与金国铁骑全面抗衡的局面是完全有可能的。

正文 2-6-236

岳飞不断在战争中寻找金军的弱点，他继承了宗泽对金军内部实行分化瓦解的策略，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他非常重视金军中汉人的作用，在对待女真、汉儿、南人签军的政策上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女真人口少，要在广大地域作战，必须大量征发签军。如果能将这些本不愿为金国卖命的汉人争取过来，则金国势必面临以少兵临大国的困境。
岳飞军中招降了大量的签军，这些人有不少亲朋好友在金军的队伍之中；遇到签军中有那些机智勇敢的人，岳飞还结以恩信，让他们回到金军中当卧底。这为日后岳飞的军事谍报工作准备了条件。
与张所论兵时，岳飞的军事思想还是以据守要害之地为主，但在江南东路的抗金斗争中，他更加注重捕捉战机，歼灭金军的有生力量。
岳飞不再是以一个偏裨将领的眼光来看待战争，从他力主夺回淮南可以看出：虽然此时的岳飞还不具备盱横衡全国战局的能力，但收复中原的战略性思考已经起步。这种战略思考将在此后的军事斗争中日趋成熟。
这些正是岳飞信心的来源。
建炎四年，赵构丧胆之时，却恰是岳飞立志之日。

正文 2-6-237

岳飞正面临一次机遇。一方面，南宋需要有勇气、有能力、敢于与金军交锋的勇将，这使得岳飞这样的将才有了脱颖而出的机会；另一方面，赵构和朝廷大臣们正在设法提高驾驭武将的能力，也使得岳飞这样的中级军官有了快速升迁的可能。（汪澡密奏赵构的那条策略——“在偏将、裨将中选择可用的人才，可视情况提拔，付以方面之权，待其有功之时，再加以爵秩，秘密准备好取代诸将的人选。”——从后来的朝延的一系列行为来看，赵构显然是采纳了汪藻的这一建议。）
然而，遗憾的是：在南宋的文臣武将之中，有岳飞这种见地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这也就是决定了岳飞也会像当年的李纲、宗泽一样成为少数派，甚至是极少数派。他迟早将面临比外部斗争更加复杂、困难的内部斗争。
赵构和重臣们对诸多问题的错误认识，尤其是源于对军事的无知而导致的无可救药的恐金症，使他们不可能相信岳飞真能收复失地。他们不敢有那么高的期望，只要保住长江以南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即便今后战局出现了对南宋有利的变化，只要金国再次抛出一个议和的绣球，赵构的抵抗决心就又会动摇。
一个丧胆的庸懦之君，一群发抖的朝廷大臣，领导一个气吞骄虏的勇将，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将势不可免。
这一点是岳飞所不能逆料的，他对此也不可能有充足的心理准备。

附录2-6-1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七记赵构议移跸

建炎三年闰八月丁丑朔。御笔：
“朕嗣位累年，凡可以睦邻息兵者，卑辞降礼，无所不至，而敌人侵陵，有加无已，未有休息之期，朕甚惮之。比命杜充提兵防淮，然大江之北左右应接，我所守者一由荆、襄至通、泰，敌之可来者五六，兵家胜负，难可预期。朕欲定居建康，不复移跸，与夫右趋鄂、岳，左驻吴、越，山川形势，地利人情，孰安孰危？孰利孰害？三省可示行在职事管兵官条具以闻。”
始，张浚建武昌之议，吕颐浩是之，有成说矣。浚行未几，江浙士大夫摇动，颐浩遂变初议。
是日，召随驾百官及诸统制赴都堂。至晚，以二十五封进入，大率皆言鄂、岳道远，馈饷难继；又虑上驾一动，则江北群盗乘虚过江，东南非我有矣！
翌日，辅臣入对。上犹未观，谓颐浩曰：“但恐封事中趋向不一。昔真宗澶渊之役，陈尧叟蜀人则欲幸蜀，王钦若南人则欲幸金陵，惟寇准决策亲征。人臣若不以家谋，专为国计，则无不安利矣！”
然卒定东巡之策。

附录2-6-2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七记赵构与大将、宰执议移跸

上召诸将，问以移跸之地。御前右军都统制张俊、御营都统制辛企宗劝上自岳、鄂幸长沙。左军都统制韩世忠后至，曰：“国家已失河北、山东，若又弃江淮，更有何地？”上乃命内侍押三人赴都堂议。
上闻俊等退避之说，殊怫然，至晚不食。
戊子，吕颐浩等入对。上谓曰：“俊、企宗不敢战，故欲避于湖南。朕以为金人所恃者，骑众耳。浙西水乡，骑虽众，不得骋也，且人心一摇，虽至川广，恐所至皆敌国尔！”
颐浩曰：“金人之谋，以陛下所至为边面。今当且战且避，但奉陛下于万全之地。臣愿留常、润死守。”
上曰：“朕左右岂可无宰相？”
周望曰：“臣观翟兴、李彦仙辈以溃卒群盗，犹能与金兵对垒，拒守陕、洛。臣等备位宰执，若不能死战以守，异日何颜见彦仙辈？臣实耻之！”
上曰：“张守入对言不如留杜充建康，不可过江。”
颐浩曰：“臣与王绹、周望、韩世忠议，本自如此。”
上又欲令世忠守镇江府，刘光世守太平及池州，颐浩等以为然，防淮之义遂格 。

附录2-6-3 《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六：胡寅上疏（1）

起居郎胡寅上疏曰：臣为陛下画七策为中兴之术——
其一曰罢和议而修战略。盖和之所以可讲者，两地用兵，势力相敌，利害相当故也，非强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议则出于耿南仲，南仲依李邦彦，谐谑小人，不知远虑，分明植党，必欲自胜。主战伐者，李纲、种师道两人而已。机会一去，国论纷然，中制河东之师，必使陷没，以伸和议之必信。二帝远去，宗族尽徙，中原涂炭，至今益甚。
使其可和，则渊圣执德不回，驯致祸败，而陛下卑词厚礼，避地称臣，宜其少缓师矣，何乃累年尚无效耶？
若以为强弱绝不相侔，则自古徒步奋臂，无尺寸之地而争帝王之图者，彼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原，罢绝和议，刻意讲武，以使命之币为养兵之费，此乃晋惠公征缮立圉之策，汉高祖迎太公、吕后之谋，断而行之，庶几敌国知我有含怒必斗之志，沙漠之驾，或有还期。不然，则僻处东南，万事不兢，纳赂则孰富于京室？纳质则孰重于二帝？饰子女则孰多于中原之佳丽？遣大臣则孰加于汴京之宰辅？如此计出万全，而强敌之来日甚一日，陛下可以深长思矣。

附录2-6-4 《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六：胡寅上疏（2）

其二曰置行台以区别缓急之务。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审择一处以安太后、六宫、百司，以耆哲谙练大臣总台，从事郎吏而下，不轻移易，其虚名无实，徒费国用之所，一切省罢。
陛下奉庙社之主，提兵按行，广治军旅，周旋彼此，不为定居，惟侍从臣寮、帅臣监司、要害守牧，以时进退其贤不肖功罪之著明者。而馈饷之权，自宜专责宰相，如汉委萧何以关中，唐委刘晏以东南；经制得人，加以岁月，量入为出，何患无财！
所谓宰相之任，代天理物，扶颠持危，其责甚重，非特早朝晚见，坐政事堂，弊弊然于文具无益之末，移那阙次以处亲旧，济其私欲而已也。

其三曰务实效而去虚文。大乱之后，风俗靡然，丕变之者，则在陛下。
夫将帅之材，智必能谋，勇必能战。庸奴下材，本无智勇，见敌辄溃，无异于贼，赐予过度，官职逾涯，将以收其心，适足致其慢者，任将之虚文也。
分屯所在，无所别择，一切安养姑息之，惟恐一夫变色。教习击刺，有如聚戏，纪律荡然，虽其将帅不敢自保者，治军之虚文也。
诏音出于上，虐吏沮于下，诳以出力自保，则调发其丁夫；诱以犒设赡军，则厚裒其钱谷。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干涉军需之具，日日征求，因缘奸弊，乃复蠲其租税，载之赦令，实不能免，苟以欺之者，爱民之虚文也。
望陛下留意实效，勿爱虚文。

附录2-6-5 《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六：胡寅上疏（3）

其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今宿卫单弱，国威销挫，乞早勾发京师卫士赴行在，又降等杖于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北、四川、二广，抽拣禁军，贡发充御营正兵，厚其月廪，精加训阅，陛下自将之。天子之军既强，则中国之变自弭。

其五曰定根本。自古图王霸之业者，必定根本之地。建康固是六朝旧邦，但陛下之责，与晋元不同。陛下父兄在敌中无恙，其闻陛下登宝位也。必旦夕南望曰：“吾有子弟为中国帝王，吾之归庶有日矣！”而献谋者乃欲导陛下南狩，别求建都之所，遂无复国之心。况今河北、河东之民，久知朝廷不复顾惜；而山东、京西、淮甸，犹冀陛下未忍遽弃。若更迟延岁月，则为敌国者，所至皆然矣。
臣愿陛下先命吕颐浩、杜充分部诸将过江，广斥堠，治盗贼。自以精兵二、三万为舆卫，于稳密州郡速置营屋，以安存其老弱；陛下提兵渡江而北，遣使巡问父老，抚绥梃刃之馀民。
至于荆、襄，规模措置，为根本之地，犹汉高之于关中，光武之于河内。况巡历往来，征伐四出，而所固守必争而勿失者，以荆、襄为重。
陛下春秋方富，非如昔人白首举事，诚能坚忍耸厉，坐薪尝胆，悠久为之而不能济，陛下聪明洞照，必不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