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开土王说起
楼主：我爱韩再芬
时间：2019-06-02 23:55:56
从广开土王说起
广开土王是永乐太王的谥号，全称“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广开土王是简称。最近，我对高句丽史很感兴趣，查了一些资料，发现许多人迷信金富轼写的《三国史记》，对《广开土王碑》视而不见，未能利用后者纠正前者的错误。
《广开土王碑》告诉我们：“……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二九登祚，号为永乐太王……卅有九，晏驾弃国……永乐五年，岁在乙未（公元395年）……六年丙申（公元396年）……八年戊戌（公元398年）……九年己亥（公元399年）……十年庚子（公元400年）……十四年甲辰（公元404年）……十七年丁未（公元407年）……廿年庚戌（公元410年）……”
由碑文可知，广开土王生于公元373年，十八岁即位，在位二十一年，死于公元411年，终年三十九岁。请注意，古人讲虚岁，出生即一岁，所以广开土王的即位之年是公元390年，并遵守春秋礼制，逾年改元，所以永乐元年是公元391年。
由广开土王的去世之年可知，继任者长寿王的即位之年是公元411年，按照逾年改元的礼制，可知其元年是公元412年，长寿王即在中国史书中频频出现的高琏，死于公元491年，因此长寿王在位长达八十年。
读了《三国史记》之后可知，金富轼把广开土王的即位之年、元年、死亡之年、在位年数和长寿王的即位之年、元年、在位年数都搞错了，他写的那些事情的系年自然也会有问题。
例如：
广开土王“十七年春三月，遣使北燕，且叙宗族。北燕王云，遣侍御史李拔报之，云祖高和，句丽之支庶，自云高阳氏之苗裔，故以高为氏焉。慕容宝为太子，云以武艺侍东宫，宝子之，赐姓慕容氏”，据中国史书，此事在晋安帝义熙四年（公元408年），则应为广开土王“十八年”；
长寿王“元年，遣长史高翼入晋奉表，献赭白马，安帝封王高句丽王、乐浪郡公”，据中国史书，此事在晋安帝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则应为长寿王“二年”。
请注意，金富轼的这两条记载都是抄自中国史书。中国史书中有记载的，还能纠正，如果没有的话，那就麻烦了，只能期待考古发现。
既然金富轼把广开土王的即位之年搞错了，那么在此之前的系年也会有问题，期待考古发现。
广开土王是永乐太王的谥号，全称“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广开土王是简称。最近，我对高句丽史很感兴趣，查了一些资料，发现许多人迷信金富轼写的《三国史记》，对《广开土王碑》视而不见，未能利用后者纠正前者的错误。
《广开土王碑》告诉我们：“……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二九登祚，号为永乐太王……卅有九，晏驾弃国……永乐五年，岁在乙未（公元395年）……六年丙申（公元396年）……八年戊戌（公元398年）……九年己亥（公元399年）……十年庚子（公元400年）……十四年甲辰（公元404年）……十七年丁未（公元407年）……廿年庚戌（公元410年）……”
由碑文可知，广开土王生于公元373年，十八岁即位，在位二十一年，死于公元411年，终年三十九岁。请注意，古人讲虚岁，出生即一岁，所以广开土王的即位之年是公元390年，并遵守春秋礼制，逾年改元，所以永乐元年是公元391年。
由广开土王的去世之年可知，继任者长寿王的即位之年是公元411年，按照逾年改元的礼制，可知其元年是公元412年，长寿王即在中国史书中频频出现的高琏，死于公元491年，因此长寿王在位长达八十年。
读了《三国史记》之后可知，金富轼把广开土王的即位之年、元年、死亡之年、在位年数和长寿王的即位之年、元年、在位年数都搞错了，他写的那些事情的系年自然也会有问题。
例如：
广开土王“十七年春三月，遣使北燕，且叙宗族。北燕王云，遣侍御史李拔报之，云祖高和，句丽之支庶，自云高阳氏之苗裔，故以高为氏焉。慕容宝为太子，云以武艺侍东宫，宝子之，赐姓慕容氏”，据中国史书，此事在晋安帝义熙四年（公元408年），则应为广开土王“十八年”；
长寿王“元年，遣长史高翼入晋奉表，献赭白马，安帝封王高句丽王、乐浪郡公”，据中国史书，此事在晋安帝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则应为长寿王“二年”。
请注意，金富轼的这两条记载都是抄自中国史书。中国史书中有记载的，还能纠正，如果没有的话，那就麻烦了，只能期待考古发现。
既然金富轼把广开土王的即位之年搞错了，那么在此之前的系年也会有问题，期待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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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赖其存的高句丽功臣高密
高密是高质十九代祖、高慈二十代祖。高质、高慈父子是降唐的高句丽人，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他们奉武则天之命，与契丹叛军作战，不幸兵败被俘，父子二人双双遇难，高质死时七十二岁、高慈死时三十三岁。高句丽于总章元年（公元668年）灭亡，则高质当时四十三岁、高慈四岁。高氏父子死后，中书舍人韦承庆为他们撰写了墓志，今已出土，我看到了赵振华和闵庚三写的研究文章。《高慈墓志》和《高质墓志》都提到了高密的事迹，我对此很感兴趣。
《高慈墓志》：十九代祖密，后汉末以破燕军存本国有功，封为王，三让不受。因赐姓高氏，食邑三千户。仍赐金文铁劵曰：“宜令高密子孙，代代承袭。自非乌头白，鸭渌竭，承袭不绝。”
《高质墓志》：至后汉末，高丽与燕墓容战大败，国几将灭。廿代祖密当提戈独入，斩首尤多，因破燕军，重存本国，赐封为王，三让不受。因赐姓高氏，食邑三千户。仍赐金文铁劵曰：“宜令高密子孙，代代封侯。自非乌头白，鸭渌竭，承袭不绝。”
关于东汉末年发生在高句丽和燕军之间的这场战争，赵振华和闵庚三是这样解释的：
高质、高慈墓志分别云：“十九代祖密， 后汉末以破燕军存本国有功”、“至后汉末，高丽与燕墓（慕）容战大败，国几将灭。 廿代祖密当提戈独入，斩首尤多，因破燕军，重存本国。 ”所记关于高句丽与慕容燕战事的时间有误。 检史籍，危及高句丽几近灭国的人物有三。一是东汉末辽东太守公孙康。高句丽国王高伯固“数寇辽东，又受亡胡五百余家。建安中，公孙康出军击之，破其国，焚烧邑落”。二是曹魏幽州刺史毌丘俭。“正始中， 俭以高句骊数侵叛，督诸军步骑万人出玄菟，从诸道讨之。句骊王宫将步骑二万人，进军沸流水上，大战梁口，宫连破走。俭遂束马县车，以登丸都，屠句骊所都，斩获首虏以千数。……六年，复征之，……刻石纪功，刊丸都之山，铭不耐之城。”清光绪三十年（1904），吉林集安发现《毌丘俭纪功碑》证其事，碑藏辽宁省博物馆。三是燕王慕容皝。“咸康七年，皝迁都龙城。 率劲卒四万，入自南陕，以伐宇文、高句丽，又使翰及子垂为前锋，遣长史王寓等勒众万五千，从北置而进。高句丽王钊谓皝军之从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统精锐五万距北置，躬率弱卒以防南陕。 翰与钊战于木底，大败之，乘胜遂入丸都，钊单马而遁。 皝掘钊父利墓，载其尸并其母妻珍宝，掠男女五万余口，焚其宫室，毁丸都而归。”墓志所谓后汉末破燕军是撰志者笔误。十六国时期北方割据政权前燕与高句丽东西毗邻怨仇颇深时有战事，墓志所述为前燕大胜高句丽的占土地毁都城掘美川王陵掳王高钊母妻之战，阻止其觊觎辽东的扩张之念。 据《三国史记》，战争发生于故国原王十二年（342）冬十一月。（见《唐高质、高慈父子墓志研究》）
看了这段文字，我不禁要批评二人在引用史料时的不认真。《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伯固死，有二子，长子抜奇，小子伊夷模。抜奇不肖，国人便共立伊夷模为王。自伯固时，数寇辽东，又受亡胡五百余家。建安中，公孙康出军击之，破其国，焚烧邑落。”很明显，公孙康的攻击对象是伊夷模，被他们断章取义的一引，没看过《三国志》的人都会以为攻击对象是伊夷模的父亲伯固。还有在提到前燕毁灭高句丽都城的战争时，说什么“据《三国史记》，战争发生于故国原王十二年（342）冬十一月”，这也是很不妥当的。金富轼在《三国史记》中关于此战的内容都是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抄来的，《资治通鉴》将此战系于“咸康八年（公元342年）十一月”，所以应该说“据《资治通鉴》……”，至少应该说“据《资治通鉴》和《三国史记》……”，这是最起码的规矩。
对于赵振华和闵庚三得出的结论，我也是不同意的。“墓志所谓后汉末破燕军是撰志者笔误”，这也太轻描淡写了！把发生在东晋咸康年间的战事笔误到东汉建安年间，而且是一连两次笔误，撰写墓志的韦承庆也太不小心了，我倒以为《高质墓志》中“墓（慕）容”很有可能是衍文，公孙康的儿子公孙渊后来称“燕王”，因此后人在叙述时，称公孙康的军队为“燕军”，这是很正常的。
如果此事真的发生在东晋咸康年间，那么高密家族在不到三百三十年的时间内传了二十代，我觉得繁衍的速度有点快，尽管在理论上，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下面让我们利用中国史书中的相关记载，来看看高句丽的王室在相同的时间内传了多少代：
钊的曾孙是琏；琏死，孙云立；云死，子安立；安死，子延立；延死，子成立；成死，子汤立；汤死，子元立；元死，弟建武立；建武死，弟之子藏立。
以上是我在中国史书中搜集的信息，算过之后可知“钊”是末代高句丽王“藏”的十二代祖，考虑到“藏”亡国时已是祖父级人物，再加上两代，也不过传了十四代。在相同的时间内，高密家族比王室多繁衍出了“六代人”，这不能不让我感到不可思议！
如果此事发生在东汉建安年间，又会怎样呢？以下是我在中国史书中找到的“伊夷模”和“钊”之间的信息：
伊夷模死，子位宫立；位宫的玄孙是乙弗利；乙弗利的儿子是钊。
显而易见，如果从伊夷模算起的话，高句丽的王室和高密家族一样，到高句丽亡国时，也传了二十代，因此《高慈墓志》和《高质墓志》中提到的这场战事的确如韦承庆所说，发生在“后汉末”。
关于此战，史书中的记载很简略，据《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此战的结果是“伊夷模更作新国”，的确被打得很惨，想必是靠了高密的力战，才捡了一条小命逃了出去。高密为王室，也为自己的家族立下了大功，正如《高慈墓志》所言：“国赖其存，享七百之绵祚，家嗣其业，纂卅之遥基。”
高密是高质十九代祖、高慈二十代祖。高质、高慈父子是降唐的高句丽人，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他们奉武则天之命，与契丹叛军作战，不幸兵败被俘，父子二人双双遇难，高质死时七十二岁、高慈死时三十三岁。高句丽于总章元年（公元668年）灭亡，则高质当时四十三岁、高慈四岁。高氏父子死后，中书舍人韦承庆为他们撰写了墓志，今已出土，我看到了赵振华和闵庚三写的研究文章。《高慈墓志》和《高质墓志》都提到了高密的事迹，我对此很感兴趣。
《高慈墓志》：十九代祖密，后汉末以破燕军存本国有功，封为王，三让不受。因赐姓高氏，食邑三千户。仍赐金文铁劵曰：“宜令高密子孙，代代承袭。自非乌头白，鸭渌竭，承袭不绝。”
《高质墓志》：至后汉末，高丽与燕墓容战大败，国几将灭。廿代祖密当提戈独入，斩首尤多，因破燕军，重存本国，赐封为王，三让不受。因赐姓高氏，食邑三千户。仍赐金文铁劵曰：“宜令高密子孙，代代封侯。自非乌头白，鸭渌竭，承袭不绝。”
关于东汉末年发生在高句丽和燕军之间的这场战争，赵振华和闵庚三是这样解释的：
高质、高慈墓志分别云：“十九代祖密， 后汉末以破燕军存本国有功”、“至后汉末，高丽与燕墓（慕）容战大败，国几将灭。 廿代祖密当提戈独入，斩首尤多，因破燕军，重存本国。 ”所记关于高句丽与慕容燕战事的时间有误。 检史籍，危及高句丽几近灭国的人物有三。一是东汉末辽东太守公孙康。高句丽国王高伯固“数寇辽东，又受亡胡五百余家。建安中，公孙康出军击之，破其国，焚烧邑落”。二是曹魏幽州刺史毌丘俭。“正始中， 俭以高句骊数侵叛，督诸军步骑万人出玄菟，从诸道讨之。句骊王宫将步骑二万人，进军沸流水上，大战梁口，宫连破走。俭遂束马县车，以登丸都，屠句骊所都，斩获首虏以千数。……六年，复征之，……刻石纪功，刊丸都之山，铭不耐之城。”清光绪三十年（1904），吉林集安发现《毌丘俭纪功碑》证其事，碑藏辽宁省博物馆。三是燕王慕容皝。“咸康七年，皝迁都龙城。 率劲卒四万，入自南陕，以伐宇文、高句丽，又使翰及子垂为前锋，遣长史王寓等勒众万五千，从北置而进。高句丽王钊谓皝军之从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统精锐五万距北置，躬率弱卒以防南陕。 翰与钊战于木底，大败之，乘胜遂入丸都，钊单马而遁。 皝掘钊父利墓，载其尸并其母妻珍宝，掠男女五万余口，焚其宫室，毁丸都而归。”墓志所谓后汉末破燕军是撰志者笔误。十六国时期北方割据政权前燕与高句丽东西毗邻怨仇颇深时有战事，墓志所述为前燕大胜高句丽的占土地毁都城掘美川王陵掳王高钊母妻之战，阻止其觊觎辽东的扩张之念。 据《三国史记》，战争发生于故国原王十二年（342）冬十一月。（见《唐高质、高慈父子墓志研究》）
看了这段文字，我不禁要批评二人在引用史料时的不认真。《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伯固死，有二子，长子抜奇，小子伊夷模。抜奇不肖，国人便共立伊夷模为王。自伯固时，数寇辽东，又受亡胡五百余家。建安中，公孙康出军击之，破其国，焚烧邑落。”很明显，公孙康的攻击对象是伊夷模，被他们断章取义的一引，没看过《三国志》的人都会以为攻击对象是伊夷模的父亲伯固。还有在提到前燕毁灭高句丽都城的战争时，说什么“据《三国史记》，战争发生于故国原王十二年（342）冬十一月”，这也是很不妥当的。金富轼在《三国史记》中关于此战的内容都是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抄来的，《资治通鉴》将此战系于“咸康八年（公元342年）十一月”，所以应该说“据《资治通鉴》……”，至少应该说“据《资治通鉴》和《三国史记》……”，这是最起码的规矩。
对于赵振华和闵庚三得出的结论，我也是不同意的。“墓志所谓后汉末破燕军是撰志者笔误”，这也太轻描淡写了！把发生在东晋咸康年间的战事笔误到东汉建安年间，而且是一连两次笔误，撰写墓志的韦承庆也太不小心了，我倒以为《高质墓志》中“墓（慕）容”很有可能是衍文，公孙康的儿子公孙渊后来称“燕王”，因此后人在叙述时，称公孙康的军队为“燕军”，这是很正常的。
如果此事真的发生在东晋咸康年间，那么高密家族在不到三百三十年的时间内传了二十代，我觉得繁衍的速度有点快，尽管在理论上，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下面让我们利用中国史书中的相关记载，来看看高句丽的王室在相同的时间内传了多少代：
钊的曾孙是琏；琏死，孙云立；云死，子安立；安死，子延立；延死，子成立；成死，子汤立；汤死，子元立；元死，弟建武立；建武死，弟之子藏立。
以上是我在中国史书中搜集的信息，算过之后可知“钊”是末代高句丽王“藏”的十二代祖，考虑到“藏”亡国时已是祖父级人物，再加上两代，也不过传了十四代。在相同的时间内，高密家族比王室多繁衍出了“六代人”，这不能不让我感到不可思议！
如果此事发生在东汉建安年间，又会怎样呢？以下是我在中国史书中找到的“伊夷模”和“钊”之间的信息：
伊夷模死，子位宫立；位宫的玄孙是乙弗利；乙弗利的儿子是钊。
显而易见，如果从伊夷模算起的话，高句丽的王室和高密家族一样，到高句丽亡国时，也传了二十代，因此《高慈墓志》和《高质墓志》中提到的这场战事的确如韦承庆所说，发生在“后汉末”。
关于此战，史书中的记载很简略，据《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此战的结果是“伊夷模更作新国”，的确被打得很惨，想必是靠了高密的力战，才捡了一条小命逃了出去。高密为王室，也为自己的家族立下了大功，正如《高慈墓志》所言：“国赖其存，享七百之绵祚，家嗣其业，纂卅之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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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开土王是邹牟王的十七世孙
《广开土王碑》记述了高句丽前三王的传承：“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顾命世子儒留王，以道兴治。大朱留王，绍承基业”，并且明确提到广开土王是邹牟王的“十七世孙”。请注意，既言“十七世孙”，则这个“世”指的是辈分。
金富轼写的《三国史记》记载了二十八位高句丽王，广开土王是第十九位，从第一位到第十九位依次是：始祖东明圣王、琉璃明王、大武神王、闵中王、慕本王、太祖大王、次大王、新大王、故国川王、山上王、东川王、中川王、西川王、烽上王、美川王、故国原王、小兽林王、故国壤王、广开土王。
据《三国史记》，“始祖东明圣王，姓高氏，讳朱蒙（一云邹牟、一云众解）”，第二代“琉璃明王立，讳类利，或云儒留，朱蒙元子”，第三代“大武神王立，（或云大解朱留王），讳无恤，琉璃王第三子”，可见前三王的名号、位次与《广开土王碑》所记一致。
想了解高句丽史，读《三国史记》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尤其是“长寿王之”前，到处都是荒诞不经的内容，也就是说《三国史记》中的高句丽史至少有一半不是信史，是神话传说和小说家言。因此，我的要求很低很低，只希望金富轼记载的高句丽王的名号和位次是正确的，仅此而已。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三国史记》中的前后王关系：
东明圣王与琉璃明王是父子关系；
琉璃明王与大武神王是父子关系；
大武神王与闵中王是兄弟关系；
闵中王与慕本王是叔侄关系；
慕本王与太祖大王是堂兄弟关系；
太祖大王与次大王是兄弟关系；
次大王与新大王是兄弟关系；
新大王与故国川王是叔侄关系；
故国川王与山上王是兄弟关系；
山上王与东川王是父子关系；
东川王与中川王是父子关系；
中川王与西川王是父子关系；
西川王与烽上王是父子关系；
烽上王与美川王是叔侄关系；
美川王与故国原王是父子关系；
故国原王与小兽林王是父子关系；
小兽林王与故国壤王是兄弟关系；
故国壤王与广开土王是父子关系。
由此可见，广开土王在《三国史记》中是邹牟王的“十三世孙”。
根据中国史书中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纠正《三国史记》中的错误。中国史书中的“宫”即太祖大王、“遂成”即次大王、“伯固”即新大王、“伊夷模”即故国川王、“位宫”即山上王、“乙弗利”即美川王、“钊”即故国原王。
在中国史书中：
太祖大王与次大王是父子关系；
次大王与新大王是父子关系；
新大王与故国川王是父子关系；
故国川王与山上王是父子关系；
美川王是山上王的玄孙；
美川王与故国原王是父子关系；
故国原王与广开土王是祖孙关系。
陈寿在《三国志》中不小心漏掉了“遂成”，把“宫”与“伯固”之间的祖孙关系变成了“父子关系”，好在有范晔的《后汉书》予以纠正。
由此可见，广开土王在中国史书中是太祖大王的“十二世孙”。
《魏书》卷一百《列传第八十八》：“初，朱蒙在夫余时，妻怀孕，朱蒙逃后生一子，字始闾谐。及长，知朱蒙为国主，即与母亡而归之，名之曰闾达，委之国事。朱蒙死，闾达代立。闾达死，子如栗代立。如栗死，子莫来代立，乃征夫余，夫余大败，遂统属焉。莫来子孙相传，至裔孙宫，生而开目能视，国人恶之。”
根据这段记载中透露出的信息，我认为大武神王与闵中王是父子关系、闵中王与慕本王是父子关系、慕本王与太祖大王是父子关系，如此一来，广开土王恰为邹牟王的“十七世孙”，与《广开土王碑》所记相符。
《广开土王碑》记述了高句丽前三王的传承：“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顾命世子儒留王，以道兴治。大朱留王，绍承基业”，并且明确提到广开土王是邹牟王的“十七世孙”。请注意，既言“十七世孙”，则这个“世”指的是辈分。
金富轼写的《三国史记》记载了二十八位高句丽王，广开土王是第十九位，从第一位到第十九位依次是：始祖东明圣王、琉璃明王、大武神王、闵中王、慕本王、太祖大王、次大王、新大王、故国川王、山上王、东川王、中川王、西川王、烽上王、美川王、故国原王、小兽林王、故国壤王、广开土王。
据《三国史记》，“始祖东明圣王，姓高氏，讳朱蒙（一云邹牟、一云众解）”，第二代“琉璃明王立，讳类利，或云儒留，朱蒙元子”，第三代“大武神王立，（或云大解朱留王），讳无恤，琉璃王第三子”，可见前三王的名号、位次与《广开土王碑》所记一致。
想了解高句丽史，读《三国史记》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尤其是“长寿王之”前，到处都是荒诞不经的内容，也就是说《三国史记》中的高句丽史至少有一半不是信史，是神话传说和小说家言。因此，我的要求很低很低，只希望金富轼记载的高句丽王的名号和位次是正确的，仅此而已。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三国史记》中的前后王关系：
东明圣王与琉璃明王是父子关系；
琉璃明王与大武神王是父子关系；
大武神王与闵中王是兄弟关系；
闵中王与慕本王是叔侄关系；
慕本王与太祖大王是堂兄弟关系；
太祖大王与次大王是兄弟关系；
次大王与新大王是兄弟关系；
新大王与故国川王是叔侄关系；
故国川王与山上王是兄弟关系；
山上王与东川王是父子关系；
东川王与中川王是父子关系；
中川王与西川王是父子关系；
西川王与烽上王是父子关系；
烽上王与美川王是叔侄关系；
美川王与故国原王是父子关系；
故国原王与小兽林王是父子关系；
小兽林王与故国壤王是兄弟关系；
故国壤王与广开土王是父子关系。
由此可见，广开土王在《三国史记》中是邹牟王的“十三世孙”。
根据中国史书中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纠正《三国史记》中的错误。中国史书中的“宫”即太祖大王、“遂成”即次大王、“伯固”即新大王、“伊夷模”即故国川王、“位宫”即山上王、“乙弗利”即美川王、“钊”即故国原王。
在中国史书中：
太祖大王与次大王是父子关系；
次大王与新大王是父子关系；
新大王与故国川王是父子关系；
故国川王与山上王是父子关系；
美川王是山上王的玄孙；
美川王与故国原王是父子关系；
故国原王与广开土王是祖孙关系。
陈寿在《三国志》中不小心漏掉了“遂成”，把“宫”与“伯固”之间的祖孙关系变成了“父子关系”，好在有范晔的《后汉书》予以纠正。
由此可见，广开土王在中国史书中是太祖大王的“十二世孙”。
《魏书》卷一百《列传第八十八》：“初，朱蒙在夫余时，妻怀孕，朱蒙逃后生一子，字始闾谐。及长，知朱蒙为国主，即与母亡而归之，名之曰闾达，委之国事。朱蒙死，闾达代立。闾达死，子如栗代立。如栗死，子莫来代立，乃征夫余，夫余大败，遂统属焉。莫来子孙相传，至裔孙宫，生而开目能视，国人恶之。”
根据这段记载中透露出的信息，我认为大武神王与闵中王是父子关系、闵中王与慕本王是父子关系、慕本王与太祖大王是父子关系，如此一来，广开土王恰为邹牟王的“十七世孙”，与《广开土王碑》所记相符。
楼主：我爱韩再芬
时间：2019-06-02 23:55:56
邹牟即《汉书》中的“髙句骊侯驺”
班固在《汉书》中为我们留下了一段与高句丽有关的珍贵记录：
初，五威将帅出，改句町王以为侯，王邯怨怒不附。莽讽牂柯大尹周歆诈杀邯。邯弟承起兵攻杀歆。先是，莽发高句骊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冠。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归咎于高句骊侯驺。严尤奏言：“貉人犯法，不从驺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馀之属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馀、秽貉复起，此大忧也。”莽不尉安，秽貉遂反，诏尤击之。尤诱高句骊侯驺至而斩焉，传首长安。莽大说，下书曰：“乃者，命遣猛将，共行天罚，诛灭虏知，分为十二部，或断其右臂，或斩其左腋，或溃其胸腹，或其两胁。今年刑在东方，诛貉之部先纵焉。捕斩虏驺，平定东域，虏知殄灭，在于漏刻。此乃天地群神、社稷、宗庙佑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将率虓虎之力也。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布告天下，令咸知焉。”于是貉人愈犯边，东北与西南夷皆乱云。（见《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
据魏收写的《魏书》记载，“邹牟”不是汉语，是夫馀人的语言，意为“善射”。既然是音译名，那么在译写成汉字时出现不同是很正常的事情。因此，除了“邹牟”，还有“朱蒙”、“邹蒙”、“众解”、“中牟”、“仲牟”，等等。《魏书》作“朱蒙”。我按照《广开土王碑》，作“邹牟”。
王莽有一个爱好，喜欢让大家取单名，如果不是单名，就让人家改，不管你是什么人，汉人要改，非汉人也要改。引文中提到的“虏知”是匈奴单于，原名“囊知牙斯”，后来响应王莽的号召，更名为“知”。当然，像他这种档次的人改名，不是白改的，得了王莽的许多好处。引文中提到的句町王“邯”和他的弟弟“承”，“邯”和“承”肯定也不是他们本来的名字。在这种大环境下，高句丽的首领“邹牟”自然也要改单名，译写成汉字就是“驺”。因此，邹牟即引文中提到的“髙句骊侯驺”和“虏驺”，“虏”是骂人的话。
邹牟被杀一事发生在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
下面谈一谈高句丽在西汉时的政治地位问题。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
王莽初，发句骊兵以伐匈奴，其人不欲行，强迫遣之，皆亡出塞为寇盗。辽西大尹田谭追击，战死。莽令其将严尤击之，诱句骊侯驺入塞，斩之，传首长安。莽大说，更名高句骊王为下句骊侯，于是貊人寇边愈甚。建武八年，高句骊遣使朝贡，光武复其王号。
许多人受了范晔的影响，以为高句丽的首领在西汉时便已获得了“王”的称号，只是被王莽降为“侯”，到了建武八年（公元32年），汉光武帝刘秀恢复其王号。
这种观点显然有误，高句丽在西汉时比较弱小，其首领没有取得“王”的称号，只是“侯”，高句丽人接受玄菟郡的统治，户口报在玄菟郡下面的髙句骊县。请注意，此玄菟郡是第二玄菟郡。
王莽篡位后，把许多少数民族首领的政治地位给降低了，但是没有高句丽，班固说得很清楚：
五威将奉《符命》，赍印绶，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蛮夷，皆即授新室印绶，因收故汉印绶。……五威将乘《乾》文车，驾《坤》六马，背负鷩鸟之毛，服饰甚伟。每一将各置左右前后中帅，凡五帅。衣冠车服驾马，各如其方面色数。将持节，称太一之使；帅持幢，称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馀；南出者，逾徼外，历益州，贬句町王为侯；西出者，至西域，尽改其王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单于印，改汉印文，去“玺”曰“章”。 （见《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
由此可见，高句丽的首领本来就是“侯”。
《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
王莽初发高句丽兵以伐胡，不欲行，强迫遣之，皆亡出塞为寇盗。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县归咎于句丽侯騊，严尤奏言：“貊人犯法，罪不起于騊，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听，诏尤击之。尤诱期句丽侯騊至而斩之，传送其首诣长安。莽大悦，布告天下，更名高句丽为下句丽。当此时为侯国，汉光武帝八年，高句丽王遣使朝贡，始见称王。
陈寿没有发现高句丽的首领在建武八年（公元32年）之前的称王资料，所以如实写下“汉光武帝八年，高句丽王遣使朝贡，始见称王”。事实上，正是在这一年，高句丽的首领获得了王号。
《三国志》中的高句丽侯“騊”应为“驺”，这两个字因为形近产生了讹误，可能是在传抄的过程中发生的。
班固在《汉书》中为我们留下了一段与高句丽有关的珍贵记录：
初，五威将帅出，改句町王以为侯，王邯怨怒不附。莽讽牂柯大尹周歆诈杀邯。邯弟承起兵攻杀歆。先是，莽发高句骊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冠。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归咎于高句骊侯驺。严尤奏言：“貉人犯法，不从驺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馀之属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馀、秽貉复起，此大忧也。”莽不尉安，秽貉遂反，诏尤击之。尤诱高句骊侯驺至而斩焉，传首长安。莽大说，下书曰：“乃者，命遣猛将，共行天罚，诛灭虏知，分为十二部，或断其右臂，或斩其左腋，或溃其胸腹，或其两胁。今年刑在东方，诛貉之部先纵焉。捕斩虏驺，平定东域，虏知殄灭，在于漏刻。此乃天地群神、社稷、宗庙佑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将率虓虎之力也。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布告天下，令咸知焉。”于是貉人愈犯边，东北与西南夷皆乱云。（见《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
据魏收写的《魏书》记载，“邹牟”不是汉语，是夫馀人的语言，意为“善射”。既然是音译名，那么在译写成汉字时出现不同是很正常的事情。因此，除了“邹牟”，还有“朱蒙”、“邹蒙”、“众解”、“中牟”、“仲牟”，等等。《魏书》作“朱蒙”。我按照《广开土王碑》，作“邹牟”。
王莽有一个爱好，喜欢让大家取单名，如果不是单名，就让人家改，不管你是什么人，汉人要改，非汉人也要改。引文中提到的“虏知”是匈奴单于，原名“囊知牙斯”，后来响应王莽的号召，更名为“知”。当然，像他这种档次的人改名，不是白改的，得了王莽的许多好处。引文中提到的句町王“邯”和他的弟弟“承”，“邯”和“承”肯定也不是他们本来的名字。在这种大环境下，高句丽的首领“邹牟”自然也要改单名，译写成汉字就是“驺”。因此，邹牟即引文中提到的“髙句骊侯驺”和“虏驺”，“虏”是骂人的话。
邹牟被杀一事发生在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
下面谈一谈高句丽在西汉时的政治地位问题。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
王莽初，发句骊兵以伐匈奴，其人不欲行，强迫遣之，皆亡出塞为寇盗。辽西大尹田谭追击，战死。莽令其将严尤击之，诱句骊侯驺入塞，斩之，传首长安。莽大说，更名高句骊王为下句骊侯，于是貊人寇边愈甚。建武八年，高句骊遣使朝贡，光武复其王号。
许多人受了范晔的影响，以为高句丽的首领在西汉时便已获得了“王”的称号，只是被王莽降为“侯”，到了建武八年（公元32年），汉光武帝刘秀恢复其王号。
这种观点显然有误，高句丽在西汉时比较弱小，其首领没有取得“王”的称号，只是“侯”，高句丽人接受玄菟郡的统治，户口报在玄菟郡下面的髙句骊县。请注意，此玄菟郡是第二玄菟郡。
王莽篡位后，把许多少数民族首领的政治地位给降低了，但是没有高句丽，班固说得很清楚：
五威将奉《符命》，赍印绶，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蛮夷，皆即授新室印绶，因收故汉印绶。……五威将乘《乾》文车，驾《坤》六马，背负鷩鸟之毛，服饰甚伟。每一将各置左右前后中帅，凡五帅。衣冠车服驾马，各如其方面色数。将持节，称太一之使；帅持幢，称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馀；南出者，逾徼外，历益州，贬句町王为侯；西出者，至西域，尽改其王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单于印，改汉印文，去“玺”曰“章”。 （见《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
由此可见，高句丽的首领本来就是“侯”。
《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
王莽初发高句丽兵以伐胡，不欲行，强迫遣之，皆亡出塞为寇盗。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县归咎于句丽侯騊，严尤奏言：“貊人犯法，罪不起于騊，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听，诏尤击之。尤诱期句丽侯騊至而斩之，传送其首诣长安。莽大悦，布告天下，更名高句丽为下句丽。当此时为侯国，汉光武帝八年，高句丽王遣使朝贡，始见称王。
陈寿没有发现高句丽的首领在建武八年（公元32年）之前的称王资料，所以如实写下“汉光武帝八年，高句丽王遣使朝贡，始见称王”。事实上，正是在这一年，高句丽的首领获得了王号。
《三国志》中的高句丽侯“騊”应为“驺”，这两个字因为形近产生了讹误，可能是在传抄的过程中发生的。
楼主：我爱韩再芬
时间：2019-06-02 23:55:56
高句丽的建国神话取材自夫馀
夫馀的建国神话在东汉时王充写的《论衡》中便出现了：
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捐于猪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置马栏中，欲使马借杀之，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东明之母初妊时，见气从天下，及生，弃之，猪马以气吁之而生之。长大，王欲杀之，以弓击水，鱼鳖为桥。天命不当死，故有猪马之救；命当都王夫余，故有鱼鳖为桥之助也。（见《论衡》卷二《吉验篇》)
这个神话又见《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三国曹魏时鱼豢写的《魏略》：
旧志又言，昔北方高离之国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欲杀之，婢云：“有气如鸡子来下，我故有身。”后生子，王捐之于溷中，猪以喙嘘之，徙至于马闲，马以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东明，常令牧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乃解散，追兵不得渡。东明因都王夫余之地。（见《三国志》卷三十）
东晋时干宝写的《搜神记》中也是如此：
槀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曰：“有气如鸡子，从天来下，故我有娠。”后生子，捐之猪圈中，猪以喙嘘之；徙至马枥中，马复以气嘘之，故得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东明”。常令牧马。东明善射，王恐其夺己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施掩冰，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馀。（见《搜神记》卷十四）
这个神话在南朝刘宋时范晔写的《后汉书》中还是属于夫馀的：
初，北夷索离国王出行，其侍儿于后妊身，王还，欲杀之。侍儿日：“前见天上有气，大如鸡子，来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后遂生男。王令置于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于马兰，马亦如之。王以为神，乃听母收养，名曰东明。东明长而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奔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皆聚浮水上，东明乘之得度，因至夫余国而王之焉。（见《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
到了北朝北齐时魏收写的《魏书》中，这个神话出现了变化：
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与豕，豕又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余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将有异志，请除之，王不听，命之养马。朱蒙每私试，知有善恶，骏者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夫余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给朱蒙。后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虽矢少，殪兽甚多。夫余之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告朱蒙曰：“国将害汝，以汝才略，宜远适四方。”朱蒙乃与乌引、乌违等二人，弃夫余，东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济无梁，夫余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济？”于上鱼鳖并浮，为之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见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纳衣，一人著水藻衣，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见《魏书》卷一百《列传第八十八》）
从魏收的行文中可以看出，关于这个神话的信息来自高句丽方面。
据《广开土王碑》，高句丽的建国神话最迟在晋安帝义熙十年（公元414年）已经出现，因为碑立于这一年。碑文中的神话是这样的：
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馀，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世，生而有圣德□□□□□命驾巡东南下，路由夫馀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邹牟王，为我连葭浮龟。”应声即为连葭浮龟。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不乐世位，因遣黄龙来下迎王，王于忽本东冈，履龙页升天。
唐朝的姚思廉肯定发现问题了，便在他写的《梁书》中将两个神话整合了一下：
高句骊者，其先出自东明。东明本北夷丱离王之子。离王出行，其侍儿于后任娠，离王还，欲杀之。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如大鸡子，来降我，因以有娠。”王囚之，后遂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王以为神，乃听收养。长而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乃奔走，南至淹滞水，以弓击水，鱼鳖皆浮为桥，东明乘之得渡，至夫余而王焉。其后支别为句骊种也。（见《梁书》卷五十四《列传第四十八》）
到了金富轼写的《三国史记》中，东明和邹牟变成了一个人：
始祖东明圣王姓高氏，讳朱蒙。（一云邹牟，一云象解。）先是扶馀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其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相对流泪。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蛙一作蜗）。王喜曰：“此乃天赉我令胤乎？”乃收而养之，名曰金蛙。及其长，立为太子。后其相阿兰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号曰迦叶原，土壤膏腴，宜五谷，可都也。’”阿兰弗遂劝王移都于彼国，号东扶馀。其旧都有人，不知所从来，自称天帝子解慕漱来都焉。及解夫娄薨，金蛙嗣立。于是时得女子于大白山南优渤水，问之，曰：“我是河伯之女，名柳花，与诸弟出游，时有一男子自言天帝子解慕漱， 诱我于熊心山下鸭绿边室中私之，即往不返，父母责我无媒而从人，遂谪居优渤水。”金蛙异之，幽闭于室中。为日所炤，引身避之，日影又遂而焰之，因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许，王弃之于犬豕，皆不食。又弃之路中，牛马避之。后弃之野，鸟覆翼之。王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儿破壳而出，骨表英奇。年甫七岁，嶷然异常，自作弓矢射之，百发百中。扶馀俗语善射为朱蒙，故以名云。金蛙有七子，常与朱蒙游戏，其伎能皆不及朱蒙。其长子带素言于王曰：“朱蒙非人所生，其为人也勇，若不早图，恐有后患，请除之。”王不听，使之养马。朱蒙知其骏者而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王以肥者自乘，瘦者给朱蒙。后猎于野，以朱蒙善射，与其矢小，而朱蒙殪兽甚多。王子及诸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之，告日：“国人将害汝，以汝才略，何往而不可？与其迟留而受辱，不若远适以有为。”朱蒙乃与鸟伊、摩离、陕父等三人为友，行至淹淲水，（一名盖斯水，在今鸭绿东北。）欲渡无梁，恐为追兵所迫，告水曰：“我是天帝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者垂及，如何？”于是鱼鳖浮出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行至毛屯谷，（魏书云，至普述水。）遇三人，其一人着麻衣，一人着衲衣，一人着水藻衣。朱蒙问曰：“子等何许人也？何姓何名乎？”麻衣者曰：“名再思。”衲衣者曰：“名武骨。”水藻衣者曰：“名默居。”而不言姓。朱蒙赐再思姓克氏，武骨仲室氏，默居少室氏。乃告于众曰：“我方承景命，欲启元基，而适遇此三贤，岂非天赐乎？”遂揆其能，各任以事，与之俱至卒本川。（魏书云，至纥升骨城。）观其土壤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因以高为氏。（一云，朱蒙至卒本，扶馀王无子，见朱蒙，知非常人，以其女妻之。王薨，朱蒙嗣位。）时朱蒙年二十二岁，是汉孝元帝建昭二年。（见《三国史记》卷十三）
我认为，高句丽的建国神话取材自夫馀，与夫馀的衰败有关。
晋武帝太康六年（公元285年），夫馀被慕容鲜卑袭破，夫馀王依虑自杀。第二年（公元286年），依虑之子依罗在护东夷校尉何龛的帮助下复国。但是，随着“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无法获得中央政府保护的夫馀最终难逃灭亡，沦为邻居们蹂躏和瓜分的对象。高句丽竭尽全力争夺夫馀的人口和土地，为了让夫馀人对高句丽王室产生亲近感，“邹牟王出自北夫馀”的神话便诞生了。
夫馀的建国神话在东汉时王充写的《论衡》中便出现了：
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捐于猪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置马栏中，欲使马借杀之，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东明之母初妊时，见气从天下，及生，弃之，猪马以气吁之而生之。长大，王欲杀之，以弓击水，鱼鳖为桥。天命不当死，故有猪马之救；命当都王夫余，故有鱼鳖为桥之助也。（见《论衡》卷二《吉验篇》)
这个神话又见《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三国曹魏时鱼豢写的《魏略》：
旧志又言，昔北方高离之国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欲杀之，婢云：“有气如鸡子来下，我故有身。”后生子，王捐之于溷中，猪以喙嘘之，徙至于马闲，马以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东明，常令牧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乃解散，追兵不得渡。东明因都王夫余之地。（见《三国志》卷三十）
东晋时干宝写的《搜神记》中也是如此：
槀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曰：“有气如鸡子，从天来下，故我有娠。”后生子，捐之猪圈中，猪以喙嘘之；徙至马枥中，马复以气嘘之，故得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东明”。常令牧马。东明善射，王恐其夺己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施掩冰，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馀。（见《搜神记》卷十四）
这个神话在南朝刘宋时范晔写的《后汉书》中还是属于夫馀的：
初，北夷索离国王出行，其侍儿于后妊身，王还，欲杀之。侍儿日：“前见天上有气，大如鸡子，来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后遂生男。王令置于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于马兰，马亦如之。王以为神，乃听母收养，名曰东明。东明长而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奔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皆聚浮水上，东明乘之得度，因至夫余国而王之焉。（见《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
到了北朝北齐时魏收写的《魏书》中，这个神话出现了变化：
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与豕，豕又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余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将有异志，请除之，王不听，命之养马。朱蒙每私试，知有善恶，骏者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夫余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给朱蒙。后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虽矢少，殪兽甚多。夫余之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告朱蒙曰：“国将害汝，以汝才略，宜远适四方。”朱蒙乃与乌引、乌违等二人，弃夫余，东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济无梁，夫余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济？”于上鱼鳖并浮，为之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见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纳衣，一人著水藻衣，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见《魏书》卷一百《列传第八十八》）
从魏收的行文中可以看出，关于这个神话的信息来自高句丽方面。
据《广开土王碑》，高句丽的建国神话最迟在晋安帝义熙十年（公元414年）已经出现，因为碑立于这一年。碑文中的神话是这样的：
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馀，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世，生而有圣德□□□□□命驾巡东南下，路由夫馀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邹牟王，为我连葭浮龟。”应声即为连葭浮龟。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不乐世位，因遣黄龙来下迎王，王于忽本东冈，履龙页升天。
唐朝的姚思廉肯定发现问题了，便在他写的《梁书》中将两个神话整合了一下：
高句骊者，其先出自东明。东明本北夷丱离王之子。离王出行，其侍儿于后任娠，离王还，欲杀之。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如大鸡子，来降我，因以有娠。”王囚之，后遂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王以为神，乃听收养。长而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乃奔走，南至淹滞水，以弓击水，鱼鳖皆浮为桥，东明乘之得渡，至夫余而王焉。其后支别为句骊种也。（见《梁书》卷五十四《列传第四十八》）
到了金富轼写的《三国史记》中，东明和邹牟变成了一个人：
始祖东明圣王姓高氏，讳朱蒙。（一云邹牟，一云象解。）先是扶馀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其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相对流泪。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蛙一作蜗）。王喜曰：“此乃天赉我令胤乎？”乃收而养之，名曰金蛙。及其长，立为太子。后其相阿兰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号曰迦叶原，土壤膏腴，宜五谷，可都也。’”阿兰弗遂劝王移都于彼国，号东扶馀。其旧都有人，不知所从来，自称天帝子解慕漱来都焉。及解夫娄薨，金蛙嗣立。于是时得女子于大白山南优渤水，问之，曰：“我是河伯之女，名柳花，与诸弟出游，时有一男子自言天帝子解慕漱， 诱我于熊心山下鸭绿边室中私之，即往不返，父母责我无媒而从人，遂谪居优渤水。”金蛙异之，幽闭于室中。为日所炤，引身避之，日影又遂而焰之，因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许，王弃之于犬豕，皆不食。又弃之路中，牛马避之。后弃之野，鸟覆翼之。王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儿破壳而出，骨表英奇。年甫七岁，嶷然异常，自作弓矢射之，百发百中。扶馀俗语善射为朱蒙，故以名云。金蛙有七子，常与朱蒙游戏，其伎能皆不及朱蒙。其长子带素言于王曰：“朱蒙非人所生，其为人也勇，若不早图，恐有后患，请除之。”王不听，使之养马。朱蒙知其骏者而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王以肥者自乘，瘦者给朱蒙。后猎于野，以朱蒙善射，与其矢小，而朱蒙殪兽甚多。王子及诸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之，告日：“国人将害汝，以汝才略，何往而不可？与其迟留而受辱，不若远适以有为。”朱蒙乃与鸟伊、摩离、陕父等三人为友，行至淹淲水，（一名盖斯水，在今鸭绿东北。）欲渡无梁，恐为追兵所迫，告水曰：“我是天帝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者垂及，如何？”于是鱼鳖浮出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行至毛屯谷，（魏书云，至普述水。）遇三人，其一人着麻衣，一人着衲衣，一人着水藻衣。朱蒙问曰：“子等何许人也？何姓何名乎？”麻衣者曰：“名再思。”衲衣者曰：“名武骨。”水藻衣者曰：“名默居。”而不言姓。朱蒙赐再思姓克氏，武骨仲室氏，默居少室氏。乃告于众曰：“我方承景命，欲启元基，而适遇此三贤，岂非天赐乎？”遂揆其能，各任以事，与之俱至卒本川。（魏书云，至纥升骨城。）观其土壤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因以高为氏。（一云，朱蒙至卒本，扶馀王无子，见朱蒙，知非常人，以其女妻之。王薨，朱蒙嗣位。）时朱蒙年二十二岁，是汉孝元帝建昭二年。（见《三国史记》卷十三）
我认为，高句丽的建国神话取材自夫馀，与夫馀的衰败有关。
晋武帝太康六年（公元285年），夫馀被慕容鲜卑袭破，夫馀王依虑自杀。第二年（公元286年），依虑之子依罗在护东夷校尉何龛的帮助下复国。但是，随着“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无法获得中央政府保护的夫馀最终难逃灭亡，沦为邻居们蹂躏和瓜分的对象。高句丽竭尽全力争夺夫馀的人口和土地，为了让夫馀人对高句丽王室产生亲近感，“邹牟王出自北夫馀”的神话便诞生了。
楼主：我爱韩再芬
时间：2019-06-02 23:55:56
高句丽是貊人建立的政权
“高丽”和“句丽”都是高句丽的简称，“高句丽”最初作“髙句骊”，所以其简称又作“高骊”和“句骊”。
高句丽是一个由貊人建立的政权，这一点在范晔的《后汉书》中写得很明白：
句骊一名貊，有别种，依小水为居，因名曰小水貊。出好弓，所谓“貊弓”是也。（见《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范晔在这里犯了一个低级错误，那就是把泛称变成了具指。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国家，但是我们不能一看到华人就说他是新加坡人。同样的道理，一看到貊人就说他是高句丽人也是错误的。
关于高句丽是一个由貊人建立的政权，我们从班固写的《汉书》中便可看出：
先是，莽发高句骊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冠。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归咎于高句骊侯驺。严尤奏言：“貉人犯法，不从驺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馀之属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馀、秽貉复起，此大忧也。”莽不尉安，秽貉遂反，诏尤击之。尤诱高句骊侯驺至而斩焉，传首长安。莽大说，下书曰：“乃者，命遣猛将，共行天罚，诛灭虏知，分为十二部，或断其右臂，或斩其左腋，或溃其胸腹，或其两胁。今年刑在东方，诛貉之部先纵焉。捕斩虏驺，平定东域，虏知殄灭，在于漏刻。此乃天地群神、社稷、宗庙佑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将率虓虎之力也。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布告天下，令咸知焉。”于是貉人愈犯边，东北与西南夷皆乱云。（见《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
“貉”与“貊”相通，“貉人”即“貊人”。
既然说了貊人，就顺便说一下秽人和韩人。
“秽”与“薉”、“濊”相通。许多人以为秽人即貊人，貊人即秽人，这无疑是错误的，而这种错误显然是由“秽貊”连称引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从这种现象中可以透出许多珍贵的历史信息。
在出现“秽貊”之前，有一个连称叫“胡貉”，这个连称在先秦文献中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这透露出什么信息呢？毫无疑问，胡人与貉人也就是貊人之间的距离是接近的。“胡貉”用多了，难免会用“胡貉”指“胡”，用“胡貉”指“貉”，用“胡”指“貉”，用“貉”指“胡”。例如，大家熟知的“胡服骑射”，“胡服”二字在《竹书纪年》中作“貉服”。古人的习惯就是这样的。
后来，“秽貊”出现了。这个连称告诉我们貊人与秽人之间的距离是接近的。同样的道理，“秽貊”用多了，难免会用“秽貊”指“秽”，用“秽貊”指“貊”，用“秽”指“貊”，用“貊”指“秽”。
再后来，“韩秽”也出现了。这个连称告诉我们韩人与秽人之间的距离是接近的。同样的道理，“韩秽”用多了，难免会用“韩秽”指“韩”，用“韩秽”指“秽”，用“韩”指“秽”，用“秽”指“韩”。
因此，许多人误以为秽人即貊人，貊人即秽人，也属正常。唐朝的颜师古在注解《汉书》时，就把“貉”与“韩”等同起来了。
“胡貉”、“秽貊”和“韩秽”这三个连称的先后出现，让我们看到了东夷中的貊人、秽人和韩人这三个群体大致的分布状况，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汉人的目光和势力扫向东北又南下进入朝鲜半岛的历史过程。
《广开土王碑》中也提到了“韩秽”：
国冈上广开土境好太王，存时教言：祖王先王，但教取远近旧民守墓洒扫。吾虑旧民转当嬴劣。若吾万年之後，安守墓者，但取吾躬巡所略来韩秽，令备洒扫。言教如此。是以如教令，取韩秽二百廿家。虑其不知法则，复取旧民一百十家。合新旧守墓户，国烟卅、看烟三百，都合三百卅家。自上祖先王以来，墓上不安石碑，致使守墓人烟户差错。唯国冈上广开土境好太王，尽为祖先王墓上立碑，铭其烟户，不令差错。又制守墓人，自今以後，不得更相转卖。虽有富足之者，亦不得擅买。其有违令，卖者刑之，买人制令守墓之。
碑文中提到的“国烟”和“看烟”指守墓人。这段碑文是广开土王关于守墓人的规定，他在生前说过“若吾万年之後，安守墓者，但取吾躬巡所略来韩秽，令备洒扫”，所以长寿王就安排了二百二十家“韩秽”给他守墓。这些“韩秽”都是广开土王在征战中“略来”的，他们中应该既有韩人，也有秽人。
“高丽”和“句丽”都是高句丽的简称，“高句丽”最初作“髙句骊”，所以其简称又作“高骊”和“句骊”。
高句丽是一个由貊人建立的政权，这一点在范晔的《后汉书》中写得很明白：
句骊一名貊，有别种，依小水为居，因名曰小水貊。出好弓，所谓“貊弓”是也。（见《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范晔在这里犯了一个低级错误，那就是把泛称变成了具指。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国家，但是我们不能一看到华人就说他是新加坡人。同样的道理，一看到貊人就说他是高句丽人也是错误的。
关于高句丽是一个由貊人建立的政权，我们从班固写的《汉书》中便可看出：
先是，莽发高句骊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冠。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归咎于高句骊侯驺。严尤奏言：“貉人犯法，不从驺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馀之属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馀、秽貉复起，此大忧也。”莽不尉安，秽貉遂反，诏尤击之。尤诱高句骊侯驺至而斩焉，传首长安。莽大说，下书曰：“乃者，命遣猛将，共行天罚，诛灭虏知，分为十二部，或断其右臂，或斩其左腋，或溃其胸腹，或其两胁。今年刑在东方，诛貉之部先纵焉。捕斩虏驺，平定东域，虏知殄灭，在于漏刻。此乃天地群神、社稷、宗庙佑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将率虓虎之力也。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布告天下，令咸知焉。”于是貉人愈犯边，东北与西南夷皆乱云。（见《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
“貉”与“貊”相通，“貉人”即“貊人”。
既然说了貊人，就顺便说一下秽人和韩人。
“秽”与“薉”、“濊”相通。许多人以为秽人即貊人，貊人即秽人，这无疑是错误的，而这种错误显然是由“秽貊”连称引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从这种现象中可以透出许多珍贵的历史信息。
在出现“秽貊”之前，有一个连称叫“胡貉”，这个连称在先秦文献中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这透露出什么信息呢？毫无疑问，胡人与貉人也就是貊人之间的距离是接近的。“胡貉”用多了，难免会用“胡貉”指“胡”，用“胡貉”指“貉”，用“胡”指“貉”，用“貉”指“胡”。例如，大家熟知的“胡服骑射”，“胡服”二字在《竹书纪年》中作“貉服”。古人的习惯就是这样的。
后来，“秽貊”出现了。这个连称告诉我们貊人与秽人之间的距离是接近的。同样的道理，“秽貊”用多了，难免会用“秽貊”指“秽”，用“秽貊”指“貊”，用“秽”指“貊”，用“貊”指“秽”。
再后来，“韩秽”也出现了。这个连称告诉我们韩人与秽人之间的距离是接近的。同样的道理，“韩秽”用多了，难免会用“韩秽”指“韩”，用“韩秽”指“秽”，用“韩”指“秽”，用“秽”指“韩”。
因此，许多人误以为秽人即貊人，貊人即秽人，也属正常。唐朝的颜师古在注解《汉书》时，就把“貉”与“韩”等同起来了。
“胡貉”、“秽貊”和“韩秽”这三个连称的先后出现，让我们看到了东夷中的貊人、秽人和韩人这三个群体大致的分布状况，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汉人的目光和势力扫向东北又南下进入朝鲜半岛的历史过程。
《广开土王碑》中也提到了“韩秽”：
国冈上广开土境好太王，存时教言：祖王先王，但教取远近旧民守墓洒扫。吾虑旧民转当嬴劣。若吾万年之後，安守墓者，但取吾躬巡所略来韩秽，令备洒扫。言教如此。是以如教令，取韩秽二百廿家。虑其不知法则，复取旧民一百十家。合新旧守墓户，国烟卅、看烟三百，都合三百卅家。自上祖先王以来，墓上不安石碑，致使守墓人烟户差错。唯国冈上广开土境好太王，尽为祖先王墓上立碑，铭其烟户，不令差错。又制守墓人，自今以後，不得更相转卖。虽有富足之者，亦不得擅买。其有违令，卖者刑之，买人制令守墓之。
碑文中提到的“国烟”和“看烟”指守墓人。这段碑文是广开土王关于守墓人的规定，他在生前说过“若吾万年之後，安守墓者，但取吾躬巡所略来韩秽，令备洒扫”，所以长寿王就安排了二百二十家“韩秽”给他守墓。这些“韩秽”都是广开土王在征战中“略来”的，他们中应该既有韩人，也有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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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曾经拥有整个朝鲜半岛
早在公元前11世纪，朝鲜半岛的北部便是中国的领土了。
周武王灭商后，封建诸侯，封箕子于朝鲜，是为“箕氏朝鲜”。既然是周天子封建的一个诸侯国，那么“箕氏朝鲜”和齐、鲁等国一样，自然是中国的领土了。否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我想，没有人会说齐鲁大地在周代不属于中国吧。
经过发展，战国时代的朝鲜大致包括朝鲜半岛的北部和中国东北的一部分。我们知道，在周代，只有周天子才能称王。但是进入战国之后，各路诸侯再也不把衰弱的周室放在眼里，一个个明目张胆地僭号称王并相互承认，与此同时，继续你争我夺。朝鲜与燕国也展开了较量：
昔箕子之后朝鲜侯，见周衰，燕自尊为王，欲东略地，朝鲜侯亦自称为王，欲兴兵逆击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礼谏之，乃止。使礼西说燕，燕止之，不攻。后子孙稍骄虐，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馀里，至满番汗为界，朝鲜遂弱。（见《三国志》卷三十裴松之注引《魏略》）
较量的结果是，朝鲜失去了大片土地，双方以“满番汗”为界。“满番汗”应该是一个音译名，后省略为“番汗”。古人的习惯就是这样的。辽东郡有番汗县。《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番汗”县下注称“沛水出塞外，西南入海”。“番汗”位于今朝鲜平安北道博川郡，“沛水”即今日之大宁江，“海”指今日之西朝鲜湾。因此，以“满番汗”为界，可视为以大宁江为界。但是这只是《魏略》告诉我们的信息。
《史记》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
毫无疑问，燕军没有止步于大宁江，大概在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便穷追猛打，最后征服了朝鲜。在征服朝鲜之后，他们又征服了在朝鲜之南的真番，将中国在半岛上的势力又往南推进了一步。从“为置吏”一语可以看出，两国之君已成为燕国的傀儡。
秦启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将军。《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於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卻千馀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文献资料中的“秦开”即“秦启”，汉人避汉景帝刘启的名讳，会将“启”改为“开”，例如，“漆雕启”在《史记》中作“漆雕开”、“王恬启”在《史记》中作“王恬开”。因此，我认为，“启”是秦将军的真名。
伴随着燕军的高歌猛进，作为占领和巩固土地的有效手段之一的长城自然也要继续延伸了。西汉时的桓宽在《盐铁论》卷十《险固》中告诉我们“燕塞碣石”，也就是说，燕长城的东端在“碣石”。当然，此“碣石”不是那个因曹操的《观沧海》一诗而闻名的“碣石”。唐朝的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引西晋时的《太康地理志》说：“乐浪遂成县有碣石山，长城所起。”“遂成”在今朝鲜平壤西南境，“碣石山”在近海的龙岗一带。燕人大概很喜欢“碣石”之名，便在征服朝鲜之后，把这个名字也带了过去。
我们知道，战国七雄中的秦国最终统一了中国。乘燕国疲于应付秦国之机，朝鲜国君想必恢复了应有的权力。但是很快，他也要面对秦军。据《魏略》记载，当时的朝鲜国君是箕否：
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筑长城，到辽东。时朝鲜王否立，畏秦袭之，略服属秦，不肯朝会。（见《三国志》卷三十裴松之注引《魏略》）
鱼豢在《魏略》中似乎很照顾朝鲜国君的面子，大概是因为朝鲜的开国之君箕子是圣人，而他又很崇拜箕子的缘故吧。箕否既然“畏秦袭之”，那么他又怎敢“略服属秦，不肯朝会”呢？我想，他应该不具备这种能力和胆量。
关于朝鲜侯在战国时代便已称王的问题，我也觉得《魏略》存在自相矛盾。一边说那位朝鲜侯自称为王，一边又说他欲尊周室。《三国志》和《后汉书》都说朝鲜直到箕否之子箕准时才称王。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可信的。
《史记》卷二十五《律书》中有一段汉文帝与陈武等人的对话，陈武等人提到“朝鲜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
《史记》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说：“秦灭燕，（真番、朝鲜）属辽东外徼”。
《盐铁论》卷九《诛秦》在提到此事时，说秦军向东渡过大宁江，把朝鲜给灭了，原文作“东绝沛水，并灭朝鲜”。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在提到秦朝的疆域时，说“地东至海暨朝鲜”。
由此可见，箕否不可能“略服属秦，不肯朝会”，应该是彻底臣服。
《史记》卷一百一十四《东越列传》在提到同时期闽中地区的情况时，是这样说的：
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
我想，箕否的地位不会比这两位好到哪里去，估计也是个“君长”的角色吧。
箕否去世后，由其子箕准继位。
我们知道，秦朝的统治很短。始皇帝赵政一死，很快便爆发了反秦战争，当年被秦始皇消灭的六国相继复立，新的六国联军最后打到咸阳，推翻了秦朝。灭秦之后，联军统帅项羽重新封建诸侯，但是封建得不合理，导致诸侯混战。最后，汉王刘邦获胜，成为天下共主，是为“汉太祖高皇帝”。这场战争前后打了八年，箕准也在这段时间内成为朝鲜真正的主人。
在古代，内地发生战乱，边疆地区往往成为避难场所。据《三国志》和《后汉书》记载，燕、齐、赵三地的数万人民逃到了朝鲜。据《魏略》记载，箕准将这些人安置在西方。
刘邦成为皇帝后，与民休息，尽可能地避免战争，对割据势力予以承认或者采取默认的态度。
《史记》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属燕。
《魏略》：及汉以卢绾为燕王，朝鲜与燕界於浿水。
“浿水”即今日之清川江。
卢绾是刘邦的好友。刘邦最初封建了七个诸侯，但是没过多久，燕王臧荼便起兵造反了。平叛之后，刘邦便让这位好友成为新的燕王。但是最后，他们两个也兵戎相见。燕军不敌汉军，卢绾逃往匈奴，他的部属和支持者也被迫踏上逃亡之路。这是发生在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的事情。
匈奴是逃亡者的目的地，但是有一千多人可能在路上因意外而改变了方向，最后渡过清川江，逃入朝鲜。这些人的首领叫卫满。
《史记》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馀人，魋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
《魏略》：及绾反，入匈奴，燕人卫满亡命，为胡服，东度浿水，诣准降，说准求居西界，收中国亡命为朝鲜藩屏。准信宠之，拜为博士，赐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边。满诱亡党，众稍多，乃诈遣人告准，言汉兵十道至，求入宿卫，遂还攻准。准与满战，不敌也。
传了四十馀世的“箕氏朝鲜”就这样被一群“亡命之徒”终结了。
卫满成为新的朝鲜王，“卫氏朝鲜”的历史开始了。
朝鲜发生变故时，刘邦已经去世，汉帝国的实际统治者是他的妻子吕雉。和丈夫一样，吕雉也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尽可能地避免战争。因此，卫满在朝鲜半岛上的地位得到了认可，并且成为汉帝国在清川江以南的代理人。
《史记》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闻，上许之，以故满得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方数千里。
但是，当传到卫满之孙卫右渠时，朝鲜的独立倾向越来越明显，竟然“不肯奉诏”，即不肯执行皇帝的命令。此时的汉天子是太阳皇汉武帝刘彻。双方以强硬对强硬，终于在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兵戎相见。第二年（公元前108年），“卫氏朝鲜”寿终正寝。
汉武帝在“卫氏朝鲜”的地盘上设置了四个郡，分别是乐浪、玄菟、临屯和真番。朝鲜半岛的南部归乐浪郡管辖。半岛历史从此进入“乐浪时代”。
汉昭帝时，辅政的霍光等人为了精简机构、节约行政成本，将四郡合并，组成一个大的乐浪郡。
东汉末年，公孙康将屯有县以南荒地从乐浪郡中划出，成立带方郡。朝鲜半岛的南部归带方郡管辖。此后的曹魏和西晋基本上延续这种状态，未作大的调整。
半岛南部的居民主要是韩人，今天的朝鲜族主要是由这些人发展而来的。韩人分三种:马韩、弁韩和辰韩，是为“三韩”。
历史进入公元4世纪之后，作为中国边疆地区的朝鲜半岛逐渐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是由发生在内地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引起的。
早在公元前11世纪，朝鲜半岛的北部便是中国的领土了。
周武王灭商后，封建诸侯，封箕子于朝鲜，是为“箕氏朝鲜”。既然是周天子封建的一个诸侯国，那么“箕氏朝鲜”和齐、鲁等国一样，自然是中国的领土了。否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我想，没有人会说齐鲁大地在周代不属于中国吧。
经过发展，战国时代的朝鲜大致包括朝鲜半岛的北部和中国东北的一部分。我们知道，在周代，只有周天子才能称王。但是进入战国之后，各路诸侯再也不把衰弱的周室放在眼里，一个个明目张胆地僭号称王并相互承认，与此同时，继续你争我夺。朝鲜与燕国也展开了较量：
昔箕子之后朝鲜侯，见周衰，燕自尊为王，欲东略地，朝鲜侯亦自称为王，欲兴兵逆击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礼谏之，乃止。使礼西说燕，燕止之，不攻。后子孙稍骄虐，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馀里，至满番汗为界，朝鲜遂弱。（见《三国志》卷三十裴松之注引《魏略》）
较量的结果是，朝鲜失去了大片土地，双方以“满番汗”为界。“满番汗”应该是一个音译名，后省略为“番汗”。古人的习惯就是这样的。辽东郡有番汗县。《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番汗”县下注称“沛水出塞外，西南入海”。“番汗”位于今朝鲜平安北道博川郡，“沛水”即今日之大宁江，“海”指今日之西朝鲜湾。因此，以“满番汗”为界，可视为以大宁江为界。但是这只是《魏略》告诉我们的信息。
《史记》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
毫无疑问，燕军没有止步于大宁江，大概在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便穷追猛打，最后征服了朝鲜。在征服朝鲜之后，他们又征服了在朝鲜之南的真番，将中国在半岛上的势力又往南推进了一步。从“为置吏”一语可以看出，两国之君已成为燕国的傀儡。
秦启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将军。《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於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卻千馀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文献资料中的“秦开”即“秦启”，汉人避汉景帝刘启的名讳，会将“启”改为“开”，例如，“漆雕启”在《史记》中作“漆雕开”、“王恬启”在《史记》中作“王恬开”。因此，我认为，“启”是秦将军的真名。
伴随着燕军的高歌猛进，作为占领和巩固土地的有效手段之一的长城自然也要继续延伸了。西汉时的桓宽在《盐铁论》卷十《险固》中告诉我们“燕塞碣石”，也就是说，燕长城的东端在“碣石”。当然，此“碣石”不是那个因曹操的《观沧海》一诗而闻名的“碣石”。唐朝的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引西晋时的《太康地理志》说：“乐浪遂成县有碣石山，长城所起。”“遂成”在今朝鲜平壤西南境，“碣石山”在近海的龙岗一带。燕人大概很喜欢“碣石”之名，便在征服朝鲜之后，把这个名字也带了过去。
我们知道，战国七雄中的秦国最终统一了中国。乘燕国疲于应付秦国之机，朝鲜国君想必恢复了应有的权力。但是很快，他也要面对秦军。据《魏略》记载，当时的朝鲜国君是箕否：
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筑长城，到辽东。时朝鲜王否立，畏秦袭之，略服属秦，不肯朝会。（见《三国志》卷三十裴松之注引《魏略》）
鱼豢在《魏略》中似乎很照顾朝鲜国君的面子，大概是因为朝鲜的开国之君箕子是圣人，而他又很崇拜箕子的缘故吧。箕否既然“畏秦袭之”，那么他又怎敢“略服属秦，不肯朝会”呢？我想，他应该不具备这种能力和胆量。
关于朝鲜侯在战国时代便已称王的问题，我也觉得《魏略》存在自相矛盾。一边说那位朝鲜侯自称为王，一边又说他欲尊周室。《三国志》和《后汉书》都说朝鲜直到箕否之子箕准时才称王。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可信的。
《史记》卷二十五《律书》中有一段汉文帝与陈武等人的对话，陈武等人提到“朝鲜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
《史记》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说：“秦灭燕，（真番、朝鲜）属辽东外徼”。
《盐铁论》卷九《诛秦》在提到此事时，说秦军向东渡过大宁江，把朝鲜给灭了，原文作“东绝沛水，并灭朝鲜”。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在提到秦朝的疆域时，说“地东至海暨朝鲜”。
由此可见，箕否不可能“略服属秦，不肯朝会”，应该是彻底臣服。
《史记》卷一百一十四《东越列传》在提到同时期闽中地区的情况时，是这样说的：
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
我想，箕否的地位不会比这两位好到哪里去，估计也是个“君长”的角色吧。
箕否去世后，由其子箕准继位。
我们知道，秦朝的统治很短。始皇帝赵政一死，很快便爆发了反秦战争，当年被秦始皇消灭的六国相继复立，新的六国联军最后打到咸阳，推翻了秦朝。灭秦之后，联军统帅项羽重新封建诸侯，但是封建得不合理，导致诸侯混战。最后，汉王刘邦获胜，成为天下共主，是为“汉太祖高皇帝”。这场战争前后打了八年，箕准也在这段时间内成为朝鲜真正的主人。
在古代，内地发生战乱，边疆地区往往成为避难场所。据《三国志》和《后汉书》记载，燕、齐、赵三地的数万人民逃到了朝鲜。据《魏略》记载，箕准将这些人安置在西方。
刘邦成为皇帝后，与民休息，尽可能地避免战争，对割据势力予以承认或者采取默认的态度。
《史记》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属燕。
《魏略》：及汉以卢绾为燕王，朝鲜与燕界於浿水。
“浿水”即今日之清川江。
卢绾是刘邦的好友。刘邦最初封建了七个诸侯，但是没过多久，燕王臧荼便起兵造反了。平叛之后，刘邦便让这位好友成为新的燕王。但是最后，他们两个也兵戎相见。燕军不敌汉军，卢绾逃往匈奴，他的部属和支持者也被迫踏上逃亡之路。这是发生在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的事情。
匈奴是逃亡者的目的地，但是有一千多人可能在路上因意外而改变了方向，最后渡过清川江，逃入朝鲜。这些人的首领叫卫满。
《史记》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馀人，魋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
《魏略》：及绾反，入匈奴，燕人卫满亡命，为胡服，东度浿水，诣准降，说准求居西界，收中国亡命为朝鲜藩屏。准信宠之，拜为博士，赐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边。满诱亡党，众稍多，乃诈遣人告准，言汉兵十道至，求入宿卫，遂还攻准。准与满战，不敌也。
传了四十馀世的“箕氏朝鲜”就这样被一群“亡命之徒”终结了。
卫满成为新的朝鲜王，“卫氏朝鲜”的历史开始了。
朝鲜发生变故时，刘邦已经去世，汉帝国的实际统治者是他的妻子吕雉。和丈夫一样，吕雉也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尽可能地避免战争。因此，卫满在朝鲜半岛上的地位得到了认可，并且成为汉帝国在清川江以南的代理人。
《史记》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闻，上许之，以故满得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方数千里。
但是，当传到卫满之孙卫右渠时，朝鲜的独立倾向越来越明显，竟然“不肯奉诏”，即不肯执行皇帝的命令。此时的汉天子是太阳皇汉武帝刘彻。双方以强硬对强硬，终于在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兵戎相见。第二年（公元前108年），“卫氏朝鲜”寿终正寝。
汉武帝在“卫氏朝鲜”的地盘上设置了四个郡，分别是乐浪、玄菟、临屯和真番。朝鲜半岛的南部归乐浪郡管辖。半岛历史从此进入“乐浪时代”。
汉昭帝时，辅政的霍光等人为了精简机构、节约行政成本，将四郡合并，组成一个大的乐浪郡。
东汉末年，公孙康将屯有县以南荒地从乐浪郡中划出，成立带方郡。朝鲜半岛的南部归带方郡管辖。此后的曹魏和西晋基本上延续这种状态，未作大的调整。
半岛南部的居民主要是韩人，今天的朝鲜族主要是由这些人发展而来的。韩人分三种:马韩、弁韩和辰韩，是为“三韩”。
历史进入公元4世纪之后，作为中国边疆地区的朝鲜半岛逐渐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是由发生在内地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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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丽的建国时间及邹牟的在位时间
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军攻破平壤城，高句丽灭亡。
对于高句丽的灭亡时间，中国史书中有明确记载，因此没有问题。但是，高句丽的建国时间，中国史书未载，一般都按照金富轼写的《三国史记》：
始祖东明圣王姓高氏，讳朱蒙。（一云邹牟，一云众解。）先是扶馀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其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相对流泪。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蛙一作蜗）。王喜曰：“此乃天赉我令胤乎？”乃收而养之，名曰金蛙。及其长，立为太子。后其相阿兰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号曰迦叶原，土壤膏腴，宜五谷，可都也。’”阿兰弗遂劝王移都于彼国，号东扶馀。其旧都有人，不知所从来，自称天帝子解慕漱来都焉。及解夫娄薨，金蛙嗣立。于是时得女子于大白山南优渤水，问之，曰：“我是河伯之女，名柳花，与诸弟出游，时有一男子自言天帝子解慕漱， 诱我于熊心山下鸭绿边室中私之，即往不返，父母责我无媒而从人，遂谪居优渤水。”金蛙异之，幽闭于室中。为日所炤，引身避之，日影又遂而焰之，因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许，王弃之于犬豕，皆不食。又弃之路中，牛马避之。后弃之野，鸟覆翼之。王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儿破壳而出，骨表英奇。年甫七岁，嶷然异常，自作弓矢射之，百发百中。扶馀俗语善射为朱蒙，故以名云。金蛙有七子，常与朱蒙游戏，其伎能皆不及朱蒙。其长子带素言于王曰：“朱蒙非人所生，其为人也勇，若不早图，恐有后患，请除之。”王不听，使之养马。朱蒙知其骏者而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王以肥者自乘，瘦者给朱蒙。后猎于野，以朱蒙善射，与其矢小，而朱蒙殪兽甚多。王子及诸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之，告日：“国人将害汝，以汝才略，何往而不可？与其迟留而受辱，不若远适以有为。”朱蒙乃与鸟伊、摩离、陕父等三人为友，行至淹淲水，（一名盖斯水，在今鸭绿东北。）欲渡无梁，恐为追兵所迫，告水曰：“我是天帝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者垂及，如何？”于是鱼鳖浮出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行至毛屯谷，（魏书云，至普述水。）遇三人，其一人着麻衣，一人着衲衣，一人着水藻衣。朱蒙问曰：“子等何许人也？何姓何名乎？”麻衣者曰：“名再思。”衲衣者曰：“名武骨。”水藻衣者曰：“名默居。”而不言姓。朱蒙赐再思姓克氏，武骨仲室氏，默居少室氏。乃告于众曰：“我方承景命，欲启元基，而适遇此三贤，岂非天赐乎？”遂揆其能，各任以事，与之俱至卒本川。（魏书云，至纥升骨城。）观其土壤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因以高为氏。（一云，朱蒙至卒本，扶馀王无子，见朱蒙，知非常人，以其女妻之。王薨，朱蒙嗣位。）时朱蒙年二十二岁，是汉孝元帝建昭二年。（见《三国史记》卷十三）
“汉孝元帝建昭二年”相当于公元前37年，通常在介绍高句丽的历史时，都说它持续了七百零五年。但是，《三国史记》的史学价值很低，在南北朝之前的记载更是“惨不忍睹”，像玄幻小说，因此称高句丽的建国时间在公元前37年，未必可信。
在洛阳出土的《高慈墓志》提到了高句丽的持续时间，与《三国史记》不同：
自高丽初立，至国破已来，七百八年，卅馀代，代为公侯，将相不绝。
我们由高句丽的灭亡之年公元668年往上推“七百八年”，可知其建国于公元前40年，相当于汉元帝永光四年。我认为，在这一点上，《高慈墓志》要比《三国史记》可信。当然，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
邹牟是高句丽的始祖，《三国史记》称其卒于汉成帝鸿嘉二年（公元前19年），在位十九年：
十九年夏四月，王子类利自扶余与其母逃归，王喜之，立为太子。秋九月，王升遐，时年四十岁。葬龙山，号东明圣王。
关于邹牟最后的情况，《广开土王碑》中是这样说的：
不乐世位，因遣黄龙来下迎王，王于忽本东冈，履龙页升天。
其实，邹牟属于“非正常死亡”，《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在“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条写道：
初，五威将帅出，改句町王以为侯，王邯怨怒不附。莽讽牂柯大尹周歆诈杀邯。邯弟承起兵攻杀歆。先是，莽发高句骊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冠。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归咎于高句骊侯驺。严尤奏言：“貉人犯法，不从驺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馀之属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馀、秽貉复起，此大忧也。”莽不尉安，秽貉遂反，诏尤击之。尤诱高句骊侯驺至而斩焉，传首长安。莽大说，下书曰：“乃者，命遣猛将，共行天罚，诛灭虏知，分为十二部，或断其右臂，或斩其左腋，或溃其胸腹，或其两胁。今年刑在东方，诛貉之部先纵焉。捕斩虏驺，平定东域，虏知殄灭，在于漏刻。此乃天地群神、社稷、宗庙佑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将率虓虎之力也。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布告天下，令咸知焉。”于是貉人愈犯边，东北与西南夷皆乱云。
其中提到的“高句骊侯驺”即邹牟。王莽喜欢让大家取单名，如果不是单名，就改成单名，汉人要改，少数民族也要改。因此，“邹牟”就变成了“驺”。“邹牟”是音译名，“邹”和“驺”同音。
既然邹牟在公元12年被王莽政府冤杀，那么他的在位时间应该是五十二年。
其实，邹牟建国的时候，高句丽已是由五个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了。
《三国志》卷三十：
本有五族，有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
《后汉书》卷八十五：
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消奴部为王，稍微弱，后桂娄部代之。
《梁书》卷五十四：
本有五族，有消奴部、绝奴部、慎奴部、雚奴部、桂娄部。本消奴部为王，微弱，桂娄部代之。
《南史》卷七十九：
本有五族，有消奴部、绝奴部、慎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消奴部为王，微弱，桂娄部代之。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
分五部：曰内部，即汉桂娄部也，亦号黄部；曰北部，即绝奴部也，或号后部；曰东部，即顺奴部也，或号左部；曰南部，即灌奴部也，亦号前部；曰西部，即消奴部也。
由此可见，邹牟原本只是“桂娄部”的首领，所谓的高句丽建国是指从他开始，“桂娄部”的首领当上了高句丽这个部落联盟的首领，而在此之前，这个大首领是由“消奴部”的首领担任的。“消奴部”在《三国志》中作“涓奴部”，“涓”与“消”字形接近，可能在传抄的过程中发生了讹误。
当然，在邹牟及其子孙的不断努力下，高句丽最终由五个村寨规模的联盟发展成了一个国家。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高句丽这个“国”的概念与现在的国家概念完全是两码事，在古代中国，“国”仅仅是“郡”一类的行政区，有的“国”，其级别还不如“县”，边疆地区的郡县往往要管理一大堆“国”，有相当多的“国”，规模不大，跟现在的村落差不多，所谓的“国王”，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村长”。
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军攻破平壤城，高句丽灭亡。
对于高句丽的灭亡时间，中国史书中有明确记载，因此没有问题。但是，高句丽的建国时间，中国史书未载，一般都按照金富轼写的《三国史记》：
始祖东明圣王姓高氏，讳朱蒙。（一云邹牟，一云众解。）先是扶馀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其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相对流泪。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蛙一作蜗）。王喜曰：“此乃天赉我令胤乎？”乃收而养之，名曰金蛙。及其长，立为太子。后其相阿兰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号曰迦叶原，土壤膏腴，宜五谷，可都也。’”阿兰弗遂劝王移都于彼国，号东扶馀。其旧都有人，不知所从来，自称天帝子解慕漱来都焉。及解夫娄薨，金蛙嗣立。于是时得女子于大白山南优渤水，问之，曰：“我是河伯之女，名柳花，与诸弟出游，时有一男子自言天帝子解慕漱， 诱我于熊心山下鸭绿边室中私之，即往不返，父母责我无媒而从人，遂谪居优渤水。”金蛙异之，幽闭于室中。为日所炤，引身避之，日影又遂而焰之，因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许，王弃之于犬豕，皆不食。又弃之路中，牛马避之。后弃之野，鸟覆翼之。王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儿破壳而出，骨表英奇。年甫七岁，嶷然异常，自作弓矢射之，百发百中。扶馀俗语善射为朱蒙，故以名云。金蛙有七子，常与朱蒙游戏，其伎能皆不及朱蒙。其长子带素言于王曰：“朱蒙非人所生，其为人也勇，若不早图，恐有后患，请除之。”王不听，使之养马。朱蒙知其骏者而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王以肥者自乘，瘦者给朱蒙。后猎于野，以朱蒙善射，与其矢小，而朱蒙殪兽甚多。王子及诸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之，告日：“国人将害汝，以汝才略，何往而不可？与其迟留而受辱，不若远适以有为。”朱蒙乃与鸟伊、摩离、陕父等三人为友，行至淹淲水，（一名盖斯水，在今鸭绿东北。）欲渡无梁，恐为追兵所迫，告水曰：“我是天帝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者垂及，如何？”于是鱼鳖浮出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行至毛屯谷，（魏书云，至普述水。）遇三人，其一人着麻衣，一人着衲衣，一人着水藻衣。朱蒙问曰：“子等何许人也？何姓何名乎？”麻衣者曰：“名再思。”衲衣者曰：“名武骨。”水藻衣者曰：“名默居。”而不言姓。朱蒙赐再思姓克氏，武骨仲室氏，默居少室氏。乃告于众曰：“我方承景命，欲启元基，而适遇此三贤，岂非天赐乎？”遂揆其能，各任以事，与之俱至卒本川。（魏书云，至纥升骨城。）观其土壤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因以高为氏。（一云，朱蒙至卒本，扶馀王无子，见朱蒙，知非常人，以其女妻之。王薨，朱蒙嗣位。）时朱蒙年二十二岁，是汉孝元帝建昭二年。（见《三国史记》卷十三）
“汉孝元帝建昭二年”相当于公元前37年，通常在介绍高句丽的历史时，都说它持续了七百零五年。但是，《三国史记》的史学价值很低，在南北朝之前的记载更是“惨不忍睹”，像玄幻小说，因此称高句丽的建国时间在公元前37年，未必可信。
在洛阳出土的《高慈墓志》提到了高句丽的持续时间，与《三国史记》不同：
自高丽初立，至国破已来，七百八年，卅馀代，代为公侯，将相不绝。
我们由高句丽的灭亡之年公元668年往上推“七百八年”，可知其建国于公元前40年，相当于汉元帝永光四年。我认为，在这一点上，《高慈墓志》要比《三国史记》可信。当然，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
邹牟是高句丽的始祖，《三国史记》称其卒于汉成帝鸿嘉二年（公元前19年），在位十九年：
十九年夏四月，王子类利自扶余与其母逃归，王喜之，立为太子。秋九月，王升遐，时年四十岁。葬龙山，号东明圣王。
关于邹牟最后的情况，《广开土王碑》中是这样说的：
不乐世位，因遣黄龙来下迎王，王于忽本东冈，履龙页升天。
其实，邹牟属于“非正常死亡”，《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在“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条写道：
初，五威将帅出，改句町王以为侯，王邯怨怒不附。莽讽牂柯大尹周歆诈杀邯。邯弟承起兵攻杀歆。先是，莽发高句骊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冠。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归咎于高句骊侯驺。严尤奏言：“貉人犯法，不从驺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馀之属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馀、秽貉复起，此大忧也。”莽不尉安，秽貉遂反，诏尤击之。尤诱高句骊侯驺至而斩焉，传首长安。莽大说，下书曰：“乃者，命遣猛将，共行天罚，诛灭虏知，分为十二部，或断其右臂，或斩其左腋，或溃其胸腹，或其两胁。今年刑在东方，诛貉之部先纵焉。捕斩虏驺，平定东域，虏知殄灭，在于漏刻。此乃天地群神、社稷、宗庙佑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将率虓虎之力也。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布告天下，令咸知焉。”于是貉人愈犯边，东北与西南夷皆乱云。
其中提到的“高句骊侯驺”即邹牟。王莽喜欢让大家取单名，如果不是单名，就改成单名，汉人要改，少数民族也要改。因此，“邹牟”就变成了“驺”。“邹牟”是音译名，“邹”和“驺”同音。
既然邹牟在公元12年被王莽政府冤杀，那么他的在位时间应该是五十二年。
其实，邹牟建国的时候，高句丽已是由五个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了。
《三国志》卷三十：
本有五族，有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
《后汉书》卷八十五：
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消奴部为王，稍微弱，后桂娄部代之。
《梁书》卷五十四：
本有五族，有消奴部、绝奴部、慎奴部、雚奴部、桂娄部。本消奴部为王，微弱，桂娄部代之。
《南史》卷七十九：
本有五族，有消奴部、绝奴部、慎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消奴部为王，微弱，桂娄部代之。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
分五部：曰内部，即汉桂娄部也，亦号黄部；曰北部，即绝奴部也，或号后部；曰东部，即顺奴部也，或号左部；曰南部，即灌奴部也，亦号前部；曰西部，即消奴部也。
由此可见，邹牟原本只是“桂娄部”的首领，所谓的高句丽建国是指从他开始，“桂娄部”的首领当上了高句丽这个部落联盟的首领，而在此之前，这个大首领是由“消奴部”的首领担任的。“消奴部”在《三国志》中作“涓奴部”，“涓”与“消”字形接近，可能在传抄的过程中发生了讹误。
当然，在邹牟及其子孙的不断努力下，高句丽最终由五个村寨规模的联盟发展成了一个国家。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高句丽这个“国”的概念与现在的国家概念完全是两码事，在古代中国，“国”仅仅是“郡”一类的行政区，有的“国”，其级别还不如“县”，边疆地区的郡县往往要管理一大堆“国”，有相当多的“国”，规模不大，跟现在的村落差不多，所谓的“国王”，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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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的玄菟郡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军攻打卫氏朝鲜。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夏，卫氏朝鲜灭亡。然后，汉武帝在朝鲜半岛上设置了四个郡：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将整个朝鲜半岛纳入中国版图，其中的玄菟郡即史学界所称的第一玄菟郡。
到了汉昭帝的时候，辅政的霍光等人为了精简机构、节约行政成本，便将四郡合并，组成了一个大的乐浪郡。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划出辽东郡的一部分，设置了一个新的郡，这个郡的名字也叫“玄菟”，即史学界所称的第二玄菟郡。
大概是由于这两个郡的名字都叫“玄菟”吧，《汉书》的作者班固在写《地理志》时就将二者混淆了。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玄菟郡，武帝元封四年开。高句骊，莽曰下句骊。属幽州。户四万五千六。口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五。县三：高句骊，辽山，辽水所出，西南至辽队入大辽水。又有南苏水，西北经塞外。上殷台，莽曰下殷。西盖马。马訾水西北入盐难水，西南至西安平入海，过郡二，行二千一百里。莽曰玄菟亭。
乐浪郡，武帝元封三年开。莽曰乐鲜。属幽州。户六万二千八百一十二，口四十万六千七百四十八。有云鄣。县二十五：朝鲜，讑邯，浿水，水西至增地入海。莽曰乐鲜亭。含资，带水西至带方入海。黏蝉，遂成，增地，莽曰增土。带方，驷望，海冥，莽曰海桓，列口，长岑，屯有，昭明，高部都尉治。镂方，提奚，浑弥，吞列，分黎山，列水所出。西至黏蝉入海，行八百二十里。东暆，不而，东部都尉治。蚕台，华丽，邪头昧，前莫，夫租。
……
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濊貉、句骊蛮夷。
其实，《地理志》中的各种信息和数据基本上都是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时的情况，当时的玄菟郡是第二玄菟郡，不是第一玄菟郡。第一玄菟郡早已成为乐浪郡的一部分，而且与高句丽毫无关系。
可能是受了班固的影响，《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也在这个问题上犯错，把高句丽和第一玄菟郡联系起来，他说：
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使属玄菟，赐鼓吹伎人。（见《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
“以高句骊为县，使属玄菟”，这是汉昭帝时的事情，与“武帝灭朝鲜”无关。
在提到乐浪、玄菟等郡县的调整情况时，他是这样说的：
至元封三年，灭朝鲜，分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至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骊。自单单大领已东，沃沮、濊貊悉属乐浪。（见《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
这段记载非常混乱，可能有漏简、错简之类的情况发生。实际情况是，朝廷在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时撤销了临屯、真番和玄菟，将它们一起并入乐浪郡，而非在这一年将临屯、真番并入乐浪、玄菟，然后又将玄菟并入乐浪，再到高句丽人的地盘上重新建立一个玄菟，霍光等人吃饱了撑的，哪有这么复杂啊！事实上，第二玄菟郡的设置要等到汉昭帝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或稍后，《汉书》卷七《昭帝纪》载“（元凤）六年春正月,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菟城”，《汉书》卷二十六《天文志》亦载“其（元凤）六年正月，筑辽东玄菟城”，此“玄菟城”即未来的高句丽县的县城。
关于第一玄菟郡和第二玄菟郡的情况，《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这样说的：
汉初，燕亡人卫满王朝鲜，时沃沮皆属焉。汉武帝元封二年，伐朝鲜，杀满孙右渠，分其地为四郡，以沃沮城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句丽西北，今所谓玄菟故府是也。(见《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
尽管这段记载也有问题，但是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第一玄菟郡的郡治在“沃沮城”，此“沃沮”即“夫租”。
陈寿说“后为夷貊所侵，徙郡句丽西北”，这是不对的，因为第一玄菟郡的消失和第二玄菟郡的出现隔了好几年。
那么，霍光等人为何要设置第二玄菟郡呢？
我认为，与乌桓人有关。
《汉书》卷七《昭帝纪》载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冬“辽东乌桓反，以中朗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将北边七郡，郡二千骑击之”，又记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夏“乌桓复犯塞，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击之”。
关于乌桓的情况，《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中是这样说的：
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乌桓自为冒顿所破，众遂孤弱，常臣伏匈奴，岁输牛、马、羊皮，过时不具，辄没其妻子。及武帝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其大人岁一朝见，于是始置护乌桓校尉，秩二千石，拥节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昭帝时，乌桓渐强，乃发匈奴单于冢墓，以报冒顿之怨。匈奴大怒，乃东击破乌桓。大将军霍光闻之，因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将二万骑出辽东邀匈奴，而虏已引去。明友乘乌桓新败，遂进击之，斩首六千余级，获其三王首而还。由是乌桓复寇幽州，明友辄破之。宣帝时，乃稍保塞降附。
“乌桓”在《三国志》中作“乌丸”。《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书》：
乌丸者，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馀类保乌丸山，因以为号焉……自其先为匈奴所破之后，人众孤弱，为匈奴臣服，常岁输牛马羊，过时不具，辄虏其妻子。至匈奴壹衍鞮单于时，乌丸转强，发掘匈奴单于冢，将以报冒顿所破之耻。壹衍鞮单于大怒，发二万骑以击乌丸。大将军霍光闻之，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将三万骑出辽东追击匈奴。比明友兵至，匈奴已引去。乌丸新被匈奴兵，乘其衰弊，遂进击乌丸，斩首六千馀级，获三王首还。后数复犯塞，明友辄征破之。
如果大家只看这些记载，肯定会以为汉人不讲理，但是看过《汉书》之后，就会知道乌桓人该打。
《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
是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汉复得匈奴降者，言乌桓尝发先单于冢，匈奴怨之，方发二万骑击乌桓。大将军霍光欲发兵邀击之，以问护军都尉赵充国。充国以为：“乌桓间数犯塞，今匈奴击之，于汉便。又匈奴希寇盗，北边幸无事。蛮夷自相攻击，而发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计也。”光更问中郎将范明友，明友言可击。于是拜明友为度辽将军，将二万骑出辽东。匈奴闻汉兵至，引去。初，光诫朋友：“兵不空出，即后匈奴，遂击乌桓。”乌桓时新中匈奴兵，明友既后匈奴，因乘乌桓敝，击之，斩首六千余级，获三王首，还，封为平陵侯。
乌桓是游牧民族，一群没有定居概念的人，不能从事生产和建设，这样的人必然会进行抢劫之类的罪恶，游牧民族也好，渔猎民族也罢，都是这副德性，这就好比现代社会，如果人口流动方便，失业率高，就一定会导致犯罪率升高。
汉军教训了乌桓人，但是辽东方面开始面临压力。
我认为，辽东郡的面积在汉军打败匈奴人和灭掉卫氏朝鲜之后扩大了许多。负责的面积太大，导致辽东郡的官员比较吃力，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必然会采取措施，其中之一是在元凤五年（公元前76年）六月“发三辅及郡国恶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辽东”（见《汉书》卷七《昭帝纪》），还有一项措施就是划出辽东郡的一部分，成立了第二玄菟郡，以减轻辽东太守的压力。
第二玄菟郡下辖三个县，即高句骊、上殷台和西盖马。
到了汉安帝的时候，朝廷对辽东郡和玄菟郡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将辽东郡的三个郡划给了玄菟郡。
《后汉书》志第二十三《郡国五》：玄菟郡，武帝置。雒阳东北四千里。六城，户一千五百九十四，口四万三千一百六十三。高句骊辽山，辽水出。《山海经》曰：“辽水出白平东。”郭璞曰：“出塞外卫白平山。辽山，小辽水所出。”西盖马。上殷台。高显，故属辽东。候城，故属辽东。辽阳，故属辽东。《东观书》安帝即位之年，分三县来属。
汉安帝即位之年，相当于公元106年，当时的执政者是邓绥。朝廷这么做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增强玄菟郡的实力。从此，玄菟太守可以调动更多的人力和物力。
此玄菟郡即史学界所称的第三玄菟郡。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军攻打卫氏朝鲜。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夏，卫氏朝鲜灭亡。然后，汉武帝在朝鲜半岛上设置了四个郡：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将整个朝鲜半岛纳入中国版图，其中的玄菟郡即史学界所称的第一玄菟郡。
到了汉昭帝的时候，辅政的霍光等人为了精简机构、节约行政成本，便将四郡合并，组成了一个大的乐浪郡。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划出辽东郡的一部分，设置了一个新的郡，这个郡的名字也叫“玄菟”，即史学界所称的第二玄菟郡。
大概是由于这两个郡的名字都叫“玄菟”吧，《汉书》的作者班固在写《地理志》时就将二者混淆了。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玄菟郡，武帝元封四年开。高句骊，莽曰下句骊。属幽州。户四万五千六。口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五。县三：高句骊，辽山，辽水所出，西南至辽队入大辽水。又有南苏水，西北经塞外。上殷台，莽曰下殷。西盖马。马訾水西北入盐难水，西南至西安平入海，过郡二，行二千一百里。莽曰玄菟亭。
乐浪郡，武帝元封三年开。莽曰乐鲜。属幽州。户六万二千八百一十二，口四十万六千七百四十八。有云鄣。县二十五：朝鲜，讑邯，浿水，水西至增地入海。莽曰乐鲜亭。含资，带水西至带方入海。黏蝉，遂成，增地，莽曰增土。带方，驷望，海冥，莽曰海桓，列口，长岑，屯有，昭明，高部都尉治。镂方，提奚，浑弥，吞列，分黎山，列水所出。西至黏蝉入海，行八百二十里。东暆，不而，东部都尉治。蚕台，华丽，邪头昧，前莫，夫租。
……
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濊貉、句骊蛮夷。
其实，《地理志》中的各种信息和数据基本上都是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时的情况，当时的玄菟郡是第二玄菟郡，不是第一玄菟郡。第一玄菟郡早已成为乐浪郡的一部分，而且与高句丽毫无关系。
可能是受了班固的影响，《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也在这个问题上犯错，把高句丽和第一玄菟郡联系起来，他说：
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使属玄菟，赐鼓吹伎人。（见《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
“以高句骊为县，使属玄菟”，这是汉昭帝时的事情，与“武帝灭朝鲜”无关。
在提到乐浪、玄菟等郡县的调整情况时，他是这样说的：
至元封三年，灭朝鲜，分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至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骊。自单单大领已东，沃沮、濊貊悉属乐浪。（见《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
这段记载非常混乱，可能有漏简、错简之类的情况发生。实际情况是，朝廷在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时撤销了临屯、真番和玄菟，将它们一起并入乐浪郡，而非在这一年将临屯、真番并入乐浪、玄菟，然后又将玄菟并入乐浪，再到高句丽人的地盘上重新建立一个玄菟，霍光等人吃饱了撑的，哪有这么复杂啊！事实上，第二玄菟郡的设置要等到汉昭帝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或稍后，《汉书》卷七《昭帝纪》载“（元凤）六年春正月,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菟城”，《汉书》卷二十六《天文志》亦载“其（元凤）六年正月，筑辽东玄菟城”，此“玄菟城”即未来的高句丽县的县城。
关于第一玄菟郡和第二玄菟郡的情况，《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这样说的：
汉初，燕亡人卫满王朝鲜，时沃沮皆属焉。汉武帝元封二年，伐朝鲜，杀满孙右渠，分其地为四郡，以沃沮城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句丽西北，今所谓玄菟故府是也。(见《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
尽管这段记载也有问题，但是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第一玄菟郡的郡治在“沃沮城”，此“沃沮”即“夫租”。
陈寿说“后为夷貊所侵，徙郡句丽西北”，这是不对的，因为第一玄菟郡的消失和第二玄菟郡的出现隔了好几年。
那么，霍光等人为何要设置第二玄菟郡呢？
我认为，与乌桓人有关。
《汉书》卷七《昭帝纪》载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冬“辽东乌桓反，以中朗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将北边七郡，郡二千骑击之”，又记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夏“乌桓复犯塞，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击之”。
关于乌桓的情况，《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中是这样说的：
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乌桓自为冒顿所破，众遂孤弱，常臣伏匈奴，岁输牛、马、羊皮，过时不具，辄没其妻子。及武帝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其大人岁一朝见，于是始置护乌桓校尉，秩二千石，拥节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昭帝时，乌桓渐强，乃发匈奴单于冢墓，以报冒顿之怨。匈奴大怒，乃东击破乌桓。大将军霍光闻之，因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将二万骑出辽东邀匈奴，而虏已引去。明友乘乌桓新败，遂进击之，斩首六千余级，获其三王首而还。由是乌桓复寇幽州，明友辄破之。宣帝时，乃稍保塞降附。
“乌桓”在《三国志》中作“乌丸”。《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书》：
乌丸者，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馀类保乌丸山，因以为号焉……自其先为匈奴所破之后，人众孤弱，为匈奴臣服，常岁输牛马羊，过时不具，辄虏其妻子。至匈奴壹衍鞮单于时，乌丸转强，发掘匈奴单于冢，将以报冒顿所破之耻。壹衍鞮单于大怒，发二万骑以击乌丸。大将军霍光闻之，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将三万骑出辽东追击匈奴。比明友兵至，匈奴已引去。乌丸新被匈奴兵，乘其衰弊，遂进击乌丸，斩首六千馀级，获三王首还。后数复犯塞，明友辄征破之。
如果大家只看这些记载，肯定会以为汉人不讲理，但是看过《汉书》之后，就会知道乌桓人该打。
《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
是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汉复得匈奴降者，言乌桓尝发先单于冢，匈奴怨之，方发二万骑击乌桓。大将军霍光欲发兵邀击之，以问护军都尉赵充国。充国以为：“乌桓间数犯塞，今匈奴击之，于汉便。又匈奴希寇盗，北边幸无事。蛮夷自相攻击，而发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计也。”光更问中郎将范明友，明友言可击。于是拜明友为度辽将军，将二万骑出辽东。匈奴闻汉兵至，引去。初，光诫朋友：“兵不空出，即后匈奴，遂击乌桓。”乌桓时新中匈奴兵，明友既后匈奴，因乘乌桓敝，击之，斩首六千余级，获三王首，还，封为平陵侯。
乌桓是游牧民族，一群没有定居概念的人，不能从事生产和建设，这样的人必然会进行抢劫之类的罪恶，游牧民族也好，渔猎民族也罢，都是这副德性，这就好比现代社会，如果人口流动方便，失业率高，就一定会导致犯罪率升高。
汉军教训了乌桓人，但是辽东方面开始面临压力。
我认为，辽东郡的面积在汉军打败匈奴人和灭掉卫氏朝鲜之后扩大了许多。负责的面积太大，导致辽东郡的官员比较吃力，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必然会采取措施，其中之一是在元凤五年（公元前76年）六月“发三辅及郡国恶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辽东”（见《汉书》卷七《昭帝纪》），还有一项措施就是划出辽东郡的一部分，成立了第二玄菟郡，以减轻辽东太守的压力。
第二玄菟郡下辖三个县，即高句骊、上殷台和西盖马。
到了汉安帝的时候，朝廷对辽东郡和玄菟郡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将辽东郡的三个郡划给了玄菟郡。
《后汉书》志第二十三《郡国五》：玄菟郡，武帝置。雒阳东北四千里。六城，户一千五百九十四，口四万三千一百六十三。高句骊辽山，辽水出。《山海经》曰：“辽水出白平东。”郭璞曰：“出塞外卫白平山。辽山，小辽水所出。”西盖马。上殷台。高显，故属辽东。候城，故属辽东。辽阳，故属辽东。《东观书》安帝即位之年，分三县来属。
汉安帝即位之年，相当于公元106年，当时的执政者是邓绥。朝廷这么做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增强玄菟郡的实力。从此，玄菟太守可以调动更多的人力和物力。
此玄菟郡即史学界所称的第三玄菟郡。
楼主：我爱韩再芬
时间：2019-06-02 23:55:56
夫馀、百济和高句丽
《三国史记》卷十三《高句丽本纪第一》：
始祖东明圣王姓高氏，讳朱蒙。（一云邹牟，一云象解。）先是扶馀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其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相对流泪。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蛙一作蜗）。王喜曰：“此乃天赉我令胤乎？”乃收而养之，名曰金蛙。及其长，立为太子。后其相阿兰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号曰迦叶原，土壤膏腴，宜五谷，可都也。’”阿兰弗遂劝王移都于彼国，号东扶馀。其旧都有人，不知所从来，自称天帝子解慕漱来都焉。及解夫娄薨，金蛙嗣立。于是时得女子于大白山南优渤水，问之，曰：“我是河伯之女，名柳花，与诸弟出游，时有一男子自言天帝子解慕漱， 诱我于熊心山下鸭绿边室中私之，即往不返，父母责我无媒而从人，遂谪居优渤水。”金蛙异之，幽闭于室中。为日所炤，引身避之，日影又遂而焰之，因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许，王弃之于犬豕，皆不食。又弃之路中，牛马避之。后弃之野，鸟覆翼之。王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儿破壳而出，骨表英奇。年甫七岁，嶷然异常，自作弓矢射之，百发百中。扶馀俗语善射为朱蒙，故以名云。金蛙有七子，常与朱蒙游戏，其伎能皆不及朱蒙。其长子带素言于王曰：“朱蒙非人所生，其为人也勇，若不早图，恐有后患，请除之。”王不听，使之养马。朱蒙知其骏者而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王以肥者自乘，瘦者给朱蒙。后猎于野，以朱蒙善射，与其矢小，而朱蒙殪兽甚多。王子及诸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之，告日：“国人将害汝，以汝才略，何往而不可？与其迟留而受辱，不若远适以有为。”朱蒙乃与鸟伊、摩离、陕父等三人为友，行至淹淲水，（一名盖斯水，在今鸭绿东北。）欲渡无梁，恐为追兵所迫，告水曰：“我是天帝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者垂及，如何？”于是鱼鳖浮出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行至毛屯谷，（魏书云，至普述水。）遇三人，其一人着麻衣，一人着衲衣，一人着水藻衣。朱蒙问曰：“子等何许人也？何姓何名乎？”麻衣者曰：“名再思。”衲衣者曰：“名武骨。”水藻衣者曰：“名默居。”而不言姓。朱蒙赐再思姓克氏，武骨仲室氏，默居少室氏。乃告于众曰：“我方承景命，欲启元基，而适遇此三贤，岂非天赐乎？”遂揆其能，各任以事，与之俱至卒本川。（魏书云，至纥升骨城。）观其土壤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因以高为氏。（一云，朱蒙至卒本，扶馀王无子，见朱蒙，知非常人，以其女妻之。王薨，朱蒙嗣位。）时朱蒙年二十二岁，是汉孝元帝建昭二年。
我们知道，高句丽的建国神话是从夫馀那里移植过来的，也可以说是抄袭。但是，高句丽王室还没有弱智到将他们的始祖邹牟和夫馀始祖东明变成一个人。高句丽方面编造了一个让夫馀人感到非常熟悉的神话，并称邹牟“出自北夫馀”，是为了让夫馀人觉得邹牟是东明的后代，从而对高句丽王室产生亲近感。如果高句丽方面称邹牟就是东明，这无疑是对夫馀人的侮辱，接下来的事情就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由此可见，把邹牟和东明变成一个人有多么荒唐了！
在《三国史记》中，邹牟不仅与夫馀始祖东明融为一体，而且还当上了百济开国之君的父亲。
《三国史记》卷二十三《百济本纪第一》：
百济始祖温祚王，其父邹牟，或云朱蒙。自北扶余逃难，至卒本扶余。扶余王无子，只有三女子，见朱蒙，知非常人，以第二女妻之。未几，扶余王薨，朱蒙嗣位。生二子，长曰沸流， 次曰温祚。（或云：“朱蒙到卒本，娶越郡女，生二子。”）及朱蒙在北扶余所生子, 来为太子。沸流、温祚，恐为太子所不容，遂与乌干、马黎等十臣南行，百姓从之者多。遂至汉山，登负儿岳，望可居之地，沸流欲居于海滨。十臣谏曰:“惟此河南之地，北带汉水，东据高岳，南望沃泽，西阻大海。其天险地利，难得之势，作都于斯，不亦宜乎？”沸流不听，分其民，归邹忽以居之。温祚都河南慰礼城, 以十臣为辅翼, 国号十济, 是前汉成帝鸿嘉三年也。沸流以弥邹土湿水咸，不得安居，归见慰礼，都邑鼎定，人民安泰，遂惭悔而死，其臣民皆归于慰礼。 后以来时百姓乐从，改号百济。 其世系与高句丽，同出扶余，故以扶余为氏。（一云: 始祖沸流王，其父优台，北扶余王解扶娄庶孙。母召西奴，卒本人延勃之女，始归于优台，生子二人，长曰沸流，次曰温祚。优台死，寡居于卒本。后朱蒙不容于扶余，以前汉建昭二年春二月，南奔至卒本，立都号高句丽，娶召西奴为妃。其于问（开）基创业，（颇）有内助，故朱蒙宠接之特厚，待沸流等如己子。及朱蒙在扶余所生礼氏子孺留来，立之为大子（太子），以至嗣位焉。于是，沸流谓弟温祚曰：“始，大王避扶余之难，逃归至此，我母氏倾家财，助成邦业，其勤劳多矣。及大王厌世，国家属于孺留，吾等徒在此，郁郁如赘，不如奉母氏，南游卜地，别立国都。”遂与第（弟）率党类，渡浿、带二水，至邹忽（弥邹忽）以居之。《北史》及《隋书》皆云：“东明之后有仇台, 笃于仁信。初立国于带方故地, 汉辽东太守公孙度以女妻之, 遂为东夷强国。”未知孰是。）
“沸流”和“温祚”两兄弟带着十个大臣和一大批百姓来了一次大迁徙，这也太夸张了，编故事的人大概以为乐浪郡的各级政府和部门是不存在的。
事实上，百济开国的的真相在中国史书中可以找到。
《北史》卷九十四：
百济之国，盖马韩之属也，出自索离国。其王出行，其侍儿于后妊娠，王还，欲杀之。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如大鸡子来降，感，故有娠。”王舍之。后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后徙于马阑，亦如之。王以为神，命养之，名曰东明。及长，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乃奔走，南至淹滞水，以弓击水，鱼鳖皆为桥，东明乘之得度，至夫余而王焉。东明之后有仇台，笃于仁信，始立国于带方故地。汉辽东太守公孙度以女妻之，遂为东夷强国。初以百家济，因号百济……其王每以四仲月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之庙于国城，岁四祠之。
《北史》的作者李延寿告诉我们，百济的开国之君是东明的后代，建国的时间在东汉末年，而《三国史记》的作者金富轼告诉我们，百济的建国时间在汉成帝鸿嘉三年，相当于公元前18年，前后相差了两百多年，后者的荒唐，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北史》中的记载，也有一点问题，那就是百济的开国之君不是仇台。
《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
汉末，公孙度雄张海东，威服外夷，夫馀王尉仇台更属辽东。时句丽、鲜卑强，度以夫馀在二虏之间，妻以宗女。尉仇台死，简位居立。
我认为，这位夫馀王的名字应为“仇台”，“尉”字是衍文，这两个名字比较接近，《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不小心搞错了。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
建武中，东夷诸国皆来献见。二十五年，夫余王遣使奉贡，光武厚答报之，于是使命岁通。至安帝永初五年，夫余王始将步骑七八千人寇抄乐浪，杀伤吏民，后复归附。永宁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诣阙贡献，天子赐尉仇台印绶金彩。顺帝永和元年，其王来朝京师，帝作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桓帝延熹四年，遣使朝贺贡献。永康元年，王夫台将二万余人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孙域击破之，斩首千余级。至灵帝熹平三年，复奉章贡献。夫馀本属玄菟，献帝时，其王求属辽东云。
永宁元年（公元120年）的时候，夫馀王的继承人名叫“尉仇台”，此人肯定不是《三国志》中提到的“尉仇台”，公孙度担任辽东太守在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况且《后汉书》明确告诉我们，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时的夫馀王名叫“夫台”，因此东汉末年与辽东太守公孙度打交道的夫馀王肯定不是公元120年时的夫馀王嗣子“尉仇台”，而且应该不会取一个和他祖上一模一样的名字。
既然《三国志》中提到的夫馀王“尉仇台”应为“仇台”，那么带着“百家”大老远地跑到“带方”去建立一个新国家的人就不可能是他了，因为他好端端的在夫馀称王，一直到死。很显然，这个人应该是仇台的某个儿子。至于这个儿子的名字，是叫“沸流”，还是“温祚”？我也吃不准，也许两个都不对，只能期待考古发现了。
既然提到了带方郡，那么仇台之子建立百济国应该在公孙度去世之后。
《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
桓、灵之末，韩濊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建安中，公孙康分屯有县以南荒地为带方郡，遣公孙模、张敞等收集遗民，兴兵伐韩濊，旧民稍出，是后倭韩遂属带方。
我认为，百济建国与公孙度之子公孙康经营朝鲜半岛有关。公孙度将宗女嫁给夫馀王仇台，这就意味着公孙家族和夫馀成为盟友，在东北地区对付鲜卑和高句丽。而公孙家族经营朝鲜半岛，作为盟友的夫馀自然也要出力，仇台之子建立百济国就是为了帮助公孙家族对付那些不听话的韩人和濊（秽）人，从而控制整个朝鲜半岛。百济有了公孙家族的扶植，迅速发展，成为“东夷强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既然百济的开国之君是夫馀王仇台之子，那么以仇台为始祖，“立其始祖仇台之庙于国城，岁四祠之”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也正是百济王复姓“扶余”的原因。“扶余”即“夫馀”，在中国史书中，有时简写作“余”。
《北史》中的记载显然把公孙度父子和仇台父子之间的事情搞混了，但是仔细分析一下，还是可以得出大致的情形。
由此可见，百济王是真正的东明之后，而高句丽王是冒充的。不过，高句丽方面编造的故事还是很有效果的，据《魏书》卷一百记载，北魏孝文帝延兴二年（公元472年），百济王余庆遣使上表，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臣与高句丽源出夫余,先世之时,笃崇旧款。
《三国史记》卷十三《高句丽本纪第一》：
始祖东明圣王姓高氏，讳朱蒙。（一云邹牟，一云象解。）先是扶馀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其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相对流泪。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蛙一作蜗）。王喜曰：“此乃天赉我令胤乎？”乃收而养之，名曰金蛙。及其长，立为太子。后其相阿兰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号曰迦叶原，土壤膏腴，宜五谷，可都也。’”阿兰弗遂劝王移都于彼国，号东扶馀。其旧都有人，不知所从来，自称天帝子解慕漱来都焉。及解夫娄薨，金蛙嗣立。于是时得女子于大白山南优渤水，问之，曰：“我是河伯之女，名柳花，与诸弟出游，时有一男子自言天帝子解慕漱， 诱我于熊心山下鸭绿边室中私之，即往不返，父母责我无媒而从人，遂谪居优渤水。”金蛙异之，幽闭于室中。为日所炤，引身避之，日影又遂而焰之，因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许，王弃之于犬豕，皆不食。又弃之路中，牛马避之。后弃之野，鸟覆翼之。王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儿破壳而出，骨表英奇。年甫七岁，嶷然异常，自作弓矢射之，百发百中。扶馀俗语善射为朱蒙，故以名云。金蛙有七子，常与朱蒙游戏，其伎能皆不及朱蒙。其长子带素言于王曰：“朱蒙非人所生，其为人也勇，若不早图，恐有后患，请除之。”王不听，使之养马。朱蒙知其骏者而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王以肥者自乘，瘦者给朱蒙。后猎于野，以朱蒙善射，与其矢小，而朱蒙殪兽甚多。王子及诸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之，告日：“国人将害汝，以汝才略，何往而不可？与其迟留而受辱，不若远适以有为。”朱蒙乃与鸟伊、摩离、陕父等三人为友，行至淹淲水，（一名盖斯水，在今鸭绿东北。）欲渡无梁，恐为追兵所迫，告水曰：“我是天帝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者垂及，如何？”于是鱼鳖浮出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行至毛屯谷，（魏书云，至普述水。）遇三人，其一人着麻衣，一人着衲衣，一人着水藻衣。朱蒙问曰：“子等何许人也？何姓何名乎？”麻衣者曰：“名再思。”衲衣者曰：“名武骨。”水藻衣者曰：“名默居。”而不言姓。朱蒙赐再思姓克氏，武骨仲室氏，默居少室氏。乃告于众曰：“我方承景命，欲启元基，而适遇此三贤，岂非天赐乎？”遂揆其能，各任以事，与之俱至卒本川。（魏书云，至纥升骨城。）观其土壤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因以高为氏。（一云，朱蒙至卒本，扶馀王无子，见朱蒙，知非常人，以其女妻之。王薨，朱蒙嗣位。）时朱蒙年二十二岁，是汉孝元帝建昭二年。
我们知道，高句丽的建国神话是从夫馀那里移植过来的，也可以说是抄袭。但是，高句丽王室还没有弱智到将他们的始祖邹牟和夫馀始祖东明变成一个人。高句丽方面编造了一个让夫馀人感到非常熟悉的神话，并称邹牟“出自北夫馀”，是为了让夫馀人觉得邹牟是东明的后代，从而对高句丽王室产生亲近感。如果高句丽方面称邹牟就是东明，这无疑是对夫馀人的侮辱，接下来的事情就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由此可见，把邹牟和东明变成一个人有多么荒唐了！
在《三国史记》中，邹牟不仅与夫馀始祖东明融为一体，而且还当上了百济开国之君的父亲。
《三国史记》卷二十三《百济本纪第一》：
百济始祖温祚王，其父邹牟，或云朱蒙。自北扶余逃难，至卒本扶余。扶余王无子，只有三女子，见朱蒙，知非常人，以第二女妻之。未几，扶余王薨，朱蒙嗣位。生二子，长曰沸流， 次曰温祚。（或云：“朱蒙到卒本，娶越郡女，生二子。”）及朱蒙在北扶余所生子, 来为太子。沸流、温祚，恐为太子所不容，遂与乌干、马黎等十臣南行，百姓从之者多。遂至汉山，登负儿岳，望可居之地，沸流欲居于海滨。十臣谏曰:“惟此河南之地，北带汉水，东据高岳，南望沃泽，西阻大海。其天险地利，难得之势，作都于斯，不亦宜乎？”沸流不听，分其民，归邹忽以居之。温祚都河南慰礼城, 以十臣为辅翼, 国号十济, 是前汉成帝鸿嘉三年也。沸流以弥邹土湿水咸，不得安居，归见慰礼，都邑鼎定，人民安泰，遂惭悔而死，其臣民皆归于慰礼。 后以来时百姓乐从，改号百济。 其世系与高句丽，同出扶余，故以扶余为氏。（一云: 始祖沸流王，其父优台，北扶余王解扶娄庶孙。母召西奴，卒本人延勃之女，始归于优台，生子二人，长曰沸流，次曰温祚。优台死，寡居于卒本。后朱蒙不容于扶余，以前汉建昭二年春二月，南奔至卒本，立都号高句丽，娶召西奴为妃。其于问（开）基创业，（颇）有内助，故朱蒙宠接之特厚，待沸流等如己子。及朱蒙在扶余所生礼氏子孺留来，立之为大子（太子），以至嗣位焉。于是，沸流谓弟温祚曰：“始，大王避扶余之难，逃归至此，我母氏倾家财，助成邦业，其勤劳多矣。及大王厌世，国家属于孺留，吾等徒在此，郁郁如赘，不如奉母氏，南游卜地，别立国都。”遂与第（弟）率党类，渡浿、带二水，至邹忽（弥邹忽）以居之。《北史》及《隋书》皆云：“东明之后有仇台, 笃于仁信。初立国于带方故地, 汉辽东太守公孙度以女妻之, 遂为东夷强国。”未知孰是。）
“沸流”和“温祚”两兄弟带着十个大臣和一大批百姓来了一次大迁徙，这也太夸张了，编故事的人大概以为乐浪郡的各级政府和部门是不存在的。
事实上，百济开国的的真相在中国史书中可以找到。
《北史》卷九十四：
百济之国，盖马韩之属也，出自索离国。其王出行，其侍儿于后妊娠，王还，欲杀之。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如大鸡子来降，感，故有娠。”王舍之。后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后徙于马阑，亦如之。王以为神，命养之，名曰东明。及长，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乃奔走，南至淹滞水，以弓击水，鱼鳖皆为桥，东明乘之得度，至夫余而王焉。东明之后有仇台，笃于仁信，始立国于带方故地。汉辽东太守公孙度以女妻之，遂为东夷强国。初以百家济，因号百济……其王每以四仲月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之庙于国城，岁四祠之。
《北史》的作者李延寿告诉我们，百济的开国之君是东明的后代，建国的时间在东汉末年，而《三国史记》的作者金富轼告诉我们，百济的建国时间在汉成帝鸿嘉三年，相当于公元前18年，前后相差了两百多年，后者的荒唐，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北史》中的记载，也有一点问题，那就是百济的开国之君不是仇台。
《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
汉末，公孙度雄张海东，威服外夷，夫馀王尉仇台更属辽东。时句丽、鲜卑强，度以夫馀在二虏之间，妻以宗女。尉仇台死，简位居立。
我认为，这位夫馀王的名字应为“仇台”，“尉”字是衍文，这两个名字比较接近，《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不小心搞错了。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
建武中，东夷诸国皆来献见。二十五年，夫余王遣使奉贡，光武厚答报之，于是使命岁通。至安帝永初五年，夫余王始将步骑七八千人寇抄乐浪，杀伤吏民，后复归附。永宁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诣阙贡献，天子赐尉仇台印绶金彩。顺帝永和元年，其王来朝京师，帝作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桓帝延熹四年，遣使朝贺贡献。永康元年，王夫台将二万余人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孙域击破之，斩首千余级。至灵帝熹平三年，复奉章贡献。夫馀本属玄菟，献帝时，其王求属辽东云。
永宁元年（公元120年）的时候，夫馀王的继承人名叫“尉仇台”，此人肯定不是《三国志》中提到的“尉仇台”，公孙度担任辽东太守在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况且《后汉书》明确告诉我们，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时的夫馀王名叫“夫台”，因此东汉末年与辽东太守公孙度打交道的夫馀王肯定不是公元120年时的夫馀王嗣子“尉仇台”，而且应该不会取一个和他祖上一模一样的名字。
既然《三国志》中提到的夫馀王“尉仇台”应为“仇台”，那么带着“百家”大老远地跑到“带方”去建立一个新国家的人就不可能是他了，因为他好端端的在夫馀称王，一直到死。很显然，这个人应该是仇台的某个儿子。至于这个儿子的名字，是叫“沸流”，还是“温祚”？我也吃不准，也许两个都不对，只能期待考古发现了。
既然提到了带方郡，那么仇台之子建立百济国应该在公孙度去世之后。
《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
桓、灵之末，韩濊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建安中，公孙康分屯有县以南荒地为带方郡，遣公孙模、张敞等收集遗民，兴兵伐韩濊，旧民稍出，是后倭韩遂属带方。
我认为，百济建国与公孙度之子公孙康经营朝鲜半岛有关。公孙度将宗女嫁给夫馀王仇台，这就意味着公孙家族和夫馀成为盟友，在东北地区对付鲜卑和高句丽。而公孙家族经营朝鲜半岛，作为盟友的夫馀自然也要出力，仇台之子建立百济国就是为了帮助公孙家族对付那些不听话的韩人和濊（秽）人，从而控制整个朝鲜半岛。百济有了公孙家族的扶植，迅速发展，成为“东夷强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既然百济的开国之君是夫馀王仇台之子，那么以仇台为始祖，“立其始祖仇台之庙于国城，岁四祠之”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也正是百济王复姓“扶余”的原因。“扶余”即“夫馀”，在中国史书中，有时简写作“余”。
《北史》中的记载显然把公孙度父子和仇台父子之间的事情搞混了，但是仔细分析一下，还是可以得出大致的情形。
由此可见，百济王是真正的东明之后，而高句丽王是冒充的。不过，高句丽方面编造的故事还是很有效果的，据《魏书》卷一百记载，北魏孝文帝延兴二年（公元472年），百济王余庆遣使上表，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臣与高句丽源出夫余,先世之时,笃崇旧款。
楼主：我爱韩再芬
时间：2019-06-02 23:55:56
子虚乌有的乐浪国和神话中的大朱留王
《三国史记》中的内容，进入南北朝之后，还能看看，在此之前，只能当玄幻小说看，著名的崔氏乐浪国便是一例。但是，这让生活在朝鲜半岛上的人感到非常兴奋，韩剧《王女自鸣鼓》便是在这个玄幻故事的基础上继续展开无限想象力而拍成的。
《三国史记》卷十四《高句丽本纪第二》：
十五年（公元32年）
夏四月，王子好童，游于沃沮，乐浪王崔理出行，因见之，问曰：“观君颜色，非常人，岂非北国神王之子乎？”遂同归以女妻之。后好童还国，潜遣人告崔氏女曰：“若能入而国武库，割破鼓角，则我以礼迎，不然则否。”先是，乐浪有鼓角，若有敌兵则自鸣，故令破之。 于是，崔女将利刀，潜入库中，割鼓面角口以报好童。好童劝王袭乐浪，崔理以鼓角不鸣，不备，我兵掩至城下，然后知鼓角皆破，遂杀女子，出降。（或云，欲灭乐浪，遂请婚，娶其女，为子妻，后使归本国，坏其兵物。）
冬十一月，王子好童自杀。好童，王之次妃曷思王孙女所生也，颜容美丽，王甚爱之，故名好童，元妃恐夺嫡为太子，乃谗于王曰：“好童不以礼待妾，殆欲乱乎？”王曰：“若以他儿憎疾乎？”妃知王不信，恐祸将及，乃涕泣而告曰：“请大王密候，若无此事，妾自伏罪！” 于是，大王不能不疑，将罪之，或谓好童曰：“子何不自释乎？”答曰：“我若释之，是显母之恶，贻王之忧，可谓孝乎？”乃伏剑而死。
论曰：今王信谗言，杀无辜之爱子，其不仁不足道矣，而好童不得无罪，何则？子之见责于其父也，宜若舜之于瞽，小杖则受，大杖则走，期不陷父于不义，好童不知出于此，而死非其所，可谓执于小谨而昧于大义，其公子申生之譬耶。
十二月，立王子解忧为太子。遣使入汉朝贡，光虎帝复其王号，是立武八年也。
二十年（公元37年）
王袭乐浪，灭之。
二十七年（公元44年）
秋九月，汉光武帝遣兵渡海，伐乐浪，取其地，为郡县，萨水已南属汉。
好童的父亲大武神王便是《广开土王碑》中提到的“大朱留王”，在《三国史记》中，此人于公元14年被立为太子，当时的年龄是十一岁，请注意，是虚岁！那么，在公元32年时，他的年龄是二十九岁，假设好童是其长子，接下来该怎么假设，暂且假设大朱留王十五岁时生下好童吧，则好童在这一年也是十五岁。这种年龄谈婚论嫁，在当时倒是正常的，问题是这个“自鸣鼓”的故事太荒唐了，大朱留王也真有意思，崔理都出降了，怎么不在这一年把乐浪给灭了，而要等到五年后的公元37年再来一次袭击，“灭之”呢？
既然提到了大朱留王的年龄，那就看看发生在公元9年的事情：
秋八月，扶余王带素使来，让王曰：“我先王与先君东明王相好，而诱我臣逃至此，欲完聚以成国家，夫国有大小，人有长幼，以小事大者礼也，以幼事长者顺也，今王若能以礼顺事我，则天必佑之，国祚永终，不然则欲保其社稷难矣。”于是，王自谓：“立国日浅，民孱兵弱，势合忍耻屈服，以图后効。”乃与羣臣谋，报曰：“寡人僻在海隅，未闻礼义，今承大王之敎，敢不惟命之从。”时王子无恤，年尚幼少，闻王欲报扶余言，自见其使曰：“我先祖神灵之孙，贤而多才，大王妬害，谗之父王，辱之以牧马，故不安而出，今大王不念前愆，但恃兵多，轻蔑我邦邑，请使者归报大王，今有累卵于此，若大王不毁其卵，则臣将事之，不然则否。”扶余王闻之，问羣下，有一老妪对曰：“累卵者危也，不毁其卵者安也，其意曰：王不知己危，而欲人之来，不如易危以安而自理也。”（见《三国史记》卷十三《高句丽本纪第一》）
看了这段记载，我仿佛觉得是在看《左传》，高句丽和夫馀的汉化程度太高了！上至老妪，下至幼童，都这么厉害，公元9年的时候，这怎么可能呢？东明王明明是夫馀始祖，夫馀使者怎么会对高句丽王说“我先王与先君东明王相好”呢？还有一点，请注意，其中提到的“王子无恤”就是大朱留王，我的天哪，当时他只有六岁啊，而且是虚岁！竟然能对夫馀使者说出如此高难度的一番话：“我先祖神灵之孙，贤而多才，大王妬害，谗之父王，辱之以牧马，故不安而出，今大王不念前愆，但恃兵多，轻蔑我邦邑，请使者归报大王，今有累卵于此，若大王不毁其卵，则臣将事之，不然则否。”
如果大家以为年幼的大朱留王只有高难度的“言”，那就错了，他还有高难度的“行”：
冬十一月，扶余人来侵，王使子无恤，率师御之，无恤以兵小，恐不能敌，设奇计，亲率军 伏于山谷以待之，扶余兵直至鹤盘岭下，伏兵发，击其不意，扶余军大败，弃马登山，无恤纵兵尽杀之。（见《三国史记》卷十三《高句丽本纪第一》）
知道此战发生在哪一年吗？发生在公元13年！大朱留王当时只有十岁！请注意，是虚岁！我的天哪！
此战之后：
春正月，立王子无恤为太子，委以军国之事。（见《三国史记》卷十三《高句丽本纪第一》）
这一年是公元14年，大朱留王十一岁，被立为太子，并被“委以军国之事”。
公元18年，《广开土王碑》中提到的儒留王去世，年仅十五岁的大朱留王即位。当然，这是《三国史记》中的话，在真实的历史上究竟发生在哪一年，他的年龄究竟是多少，只能期待考古发现。
大朱留王即位后，在《三国史记》中东征西讨，南征北战，除了灭掉了并不存在的崔氏乐浪国，明显失实的地方比比皆是：
二年（公元19年）
春正月，京都震，大赦，百济民一千余户来投。
我们知道，百济建国发生在东汉末年，这一千多户百济民大概是乘时空机器穿越过来的吧。
三年（公元20年）
春三月，立东明王庙。
秋九月，王田骨句川，得神马（名）。
冬十月，扶余王带素遣使送赤乌，一头二身。初，扶余人得此乌，献之王，或曰：“乌者黑也，今变而为赤，又一头二身 并二国之征也，王其兼高句丽乎？”带素喜送之，兼示或者之言，王与羣臣议答曰：“黑者，北方之色。今变而为南方之色，又赤乌瑞物也，君得而不有之，以送于我，两国存亡，未可知也。”带素闻之，惊悔。
四年（公元21年）
冬十二月，王出师伐扶余，次沸流水上，望见水涯，若有女人，舁鼎游戏，就见之，只有鼎，使之炊，不待火自热，因得作食，饱一军，忽有一壮夫曰：“是鼎吾家物也，我妹失之，王今得之，请负以从。”遂赐姓负鼎氏。抵利勿林宿，夜闻金声，向明使人寻之，得金玺兵物等，曰：“天赐也。”拜受之。上道有一人，身长九尺许，面白而目有光，拜王曰：“臣是北溟人怪由，窃闻大王北伐扶余，臣请从行，取扶余王头。”王悦许之。又有人曰：“臣赤谷人麻卢，请以长矛为导。”王又许之。
五年（公元22年）
春二月，王进军于扶余国南，其地多泥涂，王使择平地为营，解鞍休卒，无恐惧之态。扶余王举国出战，欲掩其不备，策马以前，陷泞不能进退，王于是挥怪由，怪由拔剑号吼撃之，万军披靡，不能支，直进执扶余王斩头。扶余人既失其王，气力摧折，而犹不自屈，围数重，王以粮尽士饥，忧惧不知所为，乃乞灵于天，忽大雾，咫尺不辨人物七日，王令作草偶人，执兵立营内外为疑兵，从间道潜军夜出，失骨句川神马，沸流源大鼎，至利勿林，兵饥不兴，得野兽以给食。王既至国，乃会羣臣飮至曰：“孤以不德，轻伐扶余，虽杀其王，未灭其国，而又多失我军资，此孤之过也。”遂亲吊死问疾，以存慰百姓，是以国人感王德义，皆许杀身于国事矣。
三月，神马将扶余马百匹，倶至鹤盘岭下车回谷。
夏四月，扶余王带素弟至曷思水滨，立国称王，是扶余王金蛙季子，史失其名。初，带素之见杀也，知国之将亡，与从者百余人，至鸭谷，见海头王出猎，遂杀之，取其百姓，至此始都，是为曷思王。
秋七月，扶余王从弟谓国人曰：“我先王身亡国灭，民无所依，王弟逃窜，都于曷思，吾亦不肖，无以兴复。”乃与万余人来投，王封为王，安置掾那部，以其背有络文，赐姓络氏。
冬十月，怪由卒。初，疾（革），王亲临存问，怪由言：“臣北溟微贱之人，蒙厚恩，虽死犹生，不敢忘报。”王善其言，又以有大功劳，葬于北溟山阳，命有司以时祀之。
这是大朱留王征夫馀的故事，非常精彩，但是很明显是神话传说。
夫馀是高句丽的北邻，双方互相攻伐，这是完全可信的。事实上，他们打了两三百年。但是具体是怎么打的，时间啊，地点啊，有过什么著名的战斗啊，我们都无法知道了，只能期待考古发现。
九年（公元26年）
冬十月，王亲征盖马国，杀其王，慰安百姓，毋虏掠，但以其地为郡县。十二月，句茶国王闻盖马灭，惧害及己，举国来降，由是拓地浸广。
我们知道，高句丽后来虽然发展成了一个汉文明程度非常高的“国”，但是这必须有一个过程。高句丽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其实与匈奴、乌桓之类的游牧民族，区别不大，也是一个喜欢从事抢劫的“匪帮”。
《三国志》和《后汉书》在介绍高句丽人的情况时，是这样说的：
随山谷以为居，食涧水。无良田，虽力佃作，不足以实口腹……其人性凶急，喜寇钞。（见《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
少田业，力作不足以自资……其人性凶急，有气力，习战斗，好寇钞。（见《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
这就好比现在某的些犯罪分子，虽然也有工作，但是由于收入不够用，他们便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因此高句丽人在很长时间里，发动战争都是为了抢劫，抢了救走，征服其他的部落，这是有可能的，但那也是为了壮大自己的犯罪团伙，让他们和自己一起去抢劫，哪里会有建立郡县的想法。再者说了，在由“八王之乱”引发的“五胡乱华”之前，高句丽根本就发展不起来，只要有抬头的迹象，就会被汉人按下去。在陈寿写《三国志》的时候，也就是晋武帝的时候，高句丽也不过“户三万”，以一户五口计，也就十五万人，没有人，拿什么设置郡县啊。
十一年（公元28年）
秋七月，汉辽东太守将兵来伐，王会羣臣，问战守之计，右辅松屋句曰：“臣闻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今中国荒俭，盗贼蜂起，而兵出无名，此非君臣定策，必是边将规利，擅侵吾邦，逆天违人，师必无功，凭险出奇，破之必矣。”左辅乙豆智曰：“小敌之强，大敌之禽也，臣度大王之兵，孰与汉兵之多，可以谋伐，不可力胜。”王曰：“谋伐若何？”对曰：“今汉兵远鬪，其锋不可当也，大王闭城自固，待其师老，出而撃之，可也。”王然之，入尉那岩城，固守数旬，汉兵围不解，王以力尽兵疲，谓豆智曰：“势不能守，为之奈何？”豆智曰：“汉人谓我岩石之地，无水泉，是以长围，以待吾人之困，宜取池中鲤鱼，包以水草，兼旨酒若干，致犒汉军。”王从之，贻书曰：“寡人愚昧，获罪于上国，致令将军帅百万之军，暴露弊境，无以将厚意，辄用薄物，致供于左右。”于是，汉将谓城内有水，不可猝拔，乃报曰：“我皇帝不以臣驽，下令出师，问大王之罪，及境踰旬，未得要领，今闻来旨，言顺且恭，敢不借口以报皇帝。”遂引退。
精彩是精彩，可惜是假的！因为在中国史书中，根本找不到汉辽东太守在这一年的出兵记录。这个故事非常著名，叫“鲤鱼退敌”。在许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传说，但是每个地方的主角是不一样的，有的是越王勾践，有的是黄巢起义军，大概后来传到了朝鲜半岛，改头换面之后，被《三国史记》的作者金富轼搜集到了。
崔氏乐浪国应该是朝鲜半岛上的人从王调割据乐浪这一历史事件中演义出来的，此事在《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建武六年（公元30年）”条中是这样写的：
初，乐浪人王调据郡不服。秋，遣乐浪太守王遵击之，郡吏杀调降。
《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中更详细：
王景字仲通，乐浪讑邯人也。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术，明天文。诸吕作乱，齐哀王襄谋发兵，而数问于仲。及济北王兴居反，欲委兵师仲，仲惧祸及，乃浮海东奔乐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闳，为郡三老。更始败，土人王调杀郡守刘宪，自称大将军、乐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将兵击之。至辽东，闳与郡决曹史杨邑等共杀调迎遵，皆封为列侯，闳独让爵。帝奇而征之，道病卒。
“更始败”在更始三年，相当于公元25年，王调前后割据了六个年头，到了公元30年就被朝廷轻松解决了，况且他也没有称王。乐浪王崔理的故事当演义小说看看就可以了，把它当信史来研究，那就太可笑了。以高句丽当时的实力也不可能占领乐浪。事实上，他们连占领一个县的能力也没有。《三国史记》称高句丽在公元13年“进兵袭取汉高句丽县”，这也是不可信的，某些人据此认为高句丽县被其占领了，这又是把传说当信史。他们当时的能力充其量就是进来烧杀抢掠一番，然后立马走人，不可能对郡县实施占领，如果他们不及时撤退，就会被汉军消灭。
我想，如果当时真有这么一个乐浪王崔理，毫无疑问，被打在地上爬的肯定是高句丽人。毕竟，那个时代的汉人，大脑是文明的，但是身体是野蛮的。更何况割据政权不受万里之外的朝廷政令的影响，可以更加及时有效地对付边疆少数民族的势力。
朝鲜半岛上的某些人把神话传说当信史，情有可原。偏偏国内的某些人在这方面也有了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这个乐浪国是原乐浪郡东部都尉崔理在“岭东七县”地区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同王调的情况差不多，并称大朱留王在灭掉崔氏乐浪后，又主动退出岭东地区，显示了他所具备的政治眼光。我的天哪！真是佩服这些人！
既然提到了乐浪郡东部都尉和岭东七县，那就看看史书中的相关记载：
汉初，燕亡人卫满王朝鲜，时沃沮皆属焉。汉武帝元封二年，伐朝鲜，杀满孙右渠，分其地为四郡，以沃沮城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句丽西北，今所谓玄菟故府是也。沃沮还属乐浪。汉以土地广远，在单单大领之东，分置东部都尉，治不耐城，别主领东七县，时沃沮亦皆为县。汉建武六年，省边郡，都尉由此罢。其后皆以其县中渠帅为县侯，不耐、华丽、沃沮诸县皆为侯国。夷狄更相攻伐，唯不耐濊侯至今犹置功曹、主簿诸曹，皆濊民作之。沃沮诸邑落渠帅，皆自称三老，则故县国之制也。国小，迫于大国之间，遂臣属句丽。句丽复置其中大人为使者，使相主领，又使大加统责其租税，貊布、鱼、盐、海中食物，千里担负致之，又送其美女以为婢妾，遇之如奴仆。
……
自单单大山领以西属乐浪，自领以东七县，都尉主之，皆以濊为民。后省都尉，封其渠帅为侯，今不耐濊皆其种也。汉末更属句丽。（见《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
武帝灭朝鲜，以沃沮地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于高句骊西北，更以沃沮为县，属乐浪东部都尉。至光武罢都尉官，后皆以封其渠帅，为沃沮侯。其土迫小，介于大国之间，遂臣属句骊。句骊复置其中大人为使者，以相监领，责其租税，貂、布、鱼、盐、海中食物，发美女为婢妾焉。
……
至元封三年，灭朝鲜，分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至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骊。自单单大领已东，沃沮、濊貊悉属乐浪。后以境土广远，复分领东七县，置乐浪东部都尉。自内属已后，风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有六十余条。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弃领东地，悉封其渠帅为县侯，皆岁时朝贺。无大君长，其官有侯、邑君、三老。耆旧自谓与句骊同种，言语法俗大抵相类。其人性愚悫，少嗜欲，不请丐。男女皆衣曲领。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见《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
分析一下，我们可以得出大致的情形：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的时候，朝廷将乐浪、临屯、玄菟和真番合并成一个大的乐浪郡，并设置东部都尉，管理单单大岭以东的七个县，治所在不耐城，东部都尉治下的百姓主要是“濊（秽）”人。到了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的时候，朝廷将东部都尉撤销，封各县的秽人首领为县侯，从此这七个县就由各自的县侯管理。到了东汉末年的时候，这七个县被迫臣属高句丽，高句丽人像奴仆一样对待这里的人。
至于原乐浪东部都尉崔理在岭东七县地区称王，建立了一个乐浪国，高句丽人将其灭掉后，又主动放弃岭东七县，这些事情，我就找不到相关记载了，真不知某些人是如何得出这种观点的。我想，他们大概先认定确有崔氏乐浪这件事，然后以自己的想象作为证据吧。难道研究高句丽史的人会很容易被朝韩两国的研究方法感染吗？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可怕了，我要小心！
《三国史记》中的内容，进入南北朝之后，还能看看，在此之前，只能当玄幻小说看，著名的崔氏乐浪国便是一例。但是，这让生活在朝鲜半岛上的人感到非常兴奋，韩剧《王女自鸣鼓》便是在这个玄幻故事的基础上继续展开无限想象力而拍成的。
《三国史记》卷十四《高句丽本纪第二》：
十五年（公元32年）
夏四月，王子好童，游于沃沮，乐浪王崔理出行，因见之，问曰：“观君颜色，非常人，岂非北国神王之子乎？”遂同归以女妻之。后好童还国，潜遣人告崔氏女曰：“若能入而国武库，割破鼓角，则我以礼迎，不然则否。”先是，乐浪有鼓角，若有敌兵则自鸣，故令破之。 于是，崔女将利刀，潜入库中，割鼓面角口以报好童。好童劝王袭乐浪，崔理以鼓角不鸣，不备，我兵掩至城下，然后知鼓角皆破，遂杀女子，出降。（或云，欲灭乐浪，遂请婚，娶其女，为子妻，后使归本国，坏其兵物。）
冬十一月，王子好童自杀。好童，王之次妃曷思王孙女所生也，颜容美丽，王甚爱之，故名好童，元妃恐夺嫡为太子，乃谗于王曰：“好童不以礼待妾，殆欲乱乎？”王曰：“若以他儿憎疾乎？”妃知王不信，恐祸将及，乃涕泣而告曰：“请大王密候，若无此事，妾自伏罪！” 于是，大王不能不疑，将罪之，或谓好童曰：“子何不自释乎？”答曰：“我若释之，是显母之恶，贻王之忧，可谓孝乎？”乃伏剑而死。
论曰：今王信谗言，杀无辜之爱子，其不仁不足道矣，而好童不得无罪，何则？子之见责于其父也，宜若舜之于瞽，小杖则受，大杖则走，期不陷父于不义，好童不知出于此，而死非其所，可谓执于小谨而昧于大义，其公子申生之譬耶。
十二月，立王子解忧为太子。遣使入汉朝贡，光虎帝复其王号，是立武八年也。
二十年（公元37年）
王袭乐浪，灭之。
二十七年（公元44年）
秋九月，汉光武帝遣兵渡海，伐乐浪，取其地，为郡县，萨水已南属汉。
好童的父亲大武神王便是《广开土王碑》中提到的“大朱留王”，在《三国史记》中，此人于公元14年被立为太子，当时的年龄是十一岁，请注意，是虚岁！那么，在公元32年时，他的年龄是二十九岁，假设好童是其长子，接下来该怎么假设，暂且假设大朱留王十五岁时生下好童吧，则好童在这一年也是十五岁。这种年龄谈婚论嫁，在当时倒是正常的，问题是这个“自鸣鼓”的故事太荒唐了，大朱留王也真有意思，崔理都出降了，怎么不在这一年把乐浪给灭了，而要等到五年后的公元37年再来一次袭击，“灭之”呢？
既然提到了大朱留王的年龄，那就看看发生在公元9年的事情：
秋八月，扶余王带素使来，让王曰：“我先王与先君东明王相好，而诱我臣逃至此，欲完聚以成国家，夫国有大小，人有长幼，以小事大者礼也，以幼事长者顺也，今王若能以礼顺事我，则天必佑之，国祚永终，不然则欲保其社稷难矣。”于是，王自谓：“立国日浅，民孱兵弱，势合忍耻屈服，以图后効。”乃与羣臣谋，报曰：“寡人僻在海隅，未闻礼义，今承大王之敎，敢不惟命之从。”时王子无恤，年尚幼少，闻王欲报扶余言，自见其使曰：“我先祖神灵之孙，贤而多才，大王妬害，谗之父王，辱之以牧马，故不安而出，今大王不念前愆，但恃兵多，轻蔑我邦邑，请使者归报大王，今有累卵于此，若大王不毁其卵，则臣将事之，不然则否。”扶余王闻之，问羣下，有一老妪对曰：“累卵者危也，不毁其卵者安也，其意曰：王不知己危，而欲人之来，不如易危以安而自理也。”（见《三国史记》卷十三《高句丽本纪第一》）
看了这段记载，我仿佛觉得是在看《左传》，高句丽和夫馀的汉化程度太高了！上至老妪，下至幼童，都这么厉害，公元9年的时候，这怎么可能呢？东明王明明是夫馀始祖，夫馀使者怎么会对高句丽王说“我先王与先君东明王相好”呢？还有一点，请注意，其中提到的“王子无恤”就是大朱留王，我的天哪，当时他只有六岁啊，而且是虚岁！竟然能对夫馀使者说出如此高难度的一番话：“我先祖神灵之孙，贤而多才，大王妬害，谗之父王，辱之以牧马，故不安而出，今大王不念前愆，但恃兵多，轻蔑我邦邑，请使者归报大王，今有累卵于此，若大王不毁其卵，则臣将事之，不然则否。”
如果大家以为年幼的大朱留王只有高难度的“言”，那就错了，他还有高难度的“行”：
冬十一月，扶余人来侵，王使子无恤，率师御之，无恤以兵小，恐不能敌，设奇计，亲率军 伏于山谷以待之，扶余兵直至鹤盘岭下，伏兵发，击其不意，扶余军大败，弃马登山，无恤纵兵尽杀之。（见《三国史记》卷十三《高句丽本纪第一》）
知道此战发生在哪一年吗？发生在公元13年！大朱留王当时只有十岁！请注意，是虚岁！我的天哪！
此战之后：
春正月，立王子无恤为太子，委以军国之事。（见《三国史记》卷十三《高句丽本纪第一》）
这一年是公元14年，大朱留王十一岁，被立为太子，并被“委以军国之事”。
公元18年，《广开土王碑》中提到的儒留王去世，年仅十五岁的大朱留王即位。当然，这是《三国史记》中的话，在真实的历史上究竟发生在哪一年，他的年龄究竟是多少，只能期待考古发现。
大朱留王即位后，在《三国史记》中东征西讨，南征北战，除了灭掉了并不存在的崔氏乐浪国，明显失实的地方比比皆是：
二年（公元19年）
春正月，京都震，大赦，百济民一千余户来投。
我们知道，百济建国发生在东汉末年，这一千多户百济民大概是乘时空机器穿越过来的吧。
三年（公元20年）
春三月，立东明王庙。
秋九月，王田骨句川，得神马（名）。
冬十月，扶余王带素遣使送赤乌，一头二身。初，扶余人得此乌，献之王，或曰：“乌者黑也，今变而为赤，又一头二身 并二国之征也，王其兼高句丽乎？”带素喜送之，兼示或者之言，王与羣臣议答曰：“黑者，北方之色。今变而为南方之色，又赤乌瑞物也，君得而不有之，以送于我，两国存亡，未可知也。”带素闻之，惊悔。
四年（公元21年）
冬十二月，王出师伐扶余，次沸流水上，望见水涯，若有女人，舁鼎游戏，就见之，只有鼎，使之炊，不待火自热，因得作食，饱一军，忽有一壮夫曰：“是鼎吾家物也，我妹失之，王今得之，请负以从。”遂赐姓负鼎氏。抵利勿林宿，夜闻金声，向明使人寻之，得金玺兵物等，曰：“天赐也。”拜受之。上道有一人，身长九尺许，面白而目有光，拜王曰：“臣是北溟人怪由，窃闻大王北伐扶余，臣请从行，取扶余王头。”王悦许之。又有人曰：“臣赤谷人麻卢，请以长矛为导。”王又许之。
五年（公元22年）
春二月，王进军于扶余国南，其地多泥涂，王使择平地为营，解鞍休卒，无恐惧之态。扶余王举国出战，欲掩其不备，策马以前，陷泞不能进退，王于是挥怪由，怪由拔剑号吼撃之，万军披靡，不能支，直进执扶余王斩头。扶余人既失其王，气力摧折，而犹不自屈，围数重，王以粮尽士饥，忧惧不知所为，乃乞灵于天，忽大雾，咫尺不辨人物七日，王令作草偶人，执兵立营内外为疑兵，从间道潜军夜出，失骨句川神马，沸流源大鼎，至利勿林，兵饥不兴，得野兽以给食。王既至国，乃会羣臣飮至曰：“孤以不德，轻伐扶余，虽杀其王，未灭其国，而又多失我军资，此孤之过也。”遂亲吊死问疾，以存慰百姓，是以国人感王德义，皆许杀身于国事矣。
三月，神马将扶余马百匹，倶至鹤盘岭下车回谷。
夏四月，扶余王带素弟至曷思水滨，立国称王，是扶余王金蛙季子，史失其名。初，带素之见杀也，知国之将亡，与从者百余人，至鸭谷，见海头王出猎，遂杀之，取其百姓，至此始都，是为曷思王。
秋七月，扶余王从弟谓国人曰：“我先王身亡国灭，民无所依，王弟逃窜，都于曷思，吾亦不肖，无以兴复。”乃与万余人来投，王封为王，安置掾那部，以其背有络文，赐姓络氏。
冬十月，怪由卒。初，疾（革），王亲临存问，怪由言：“臣北溟微贱之人，蒙厚恩，虽死犹生，不敢忘报。”王善其言，又以有大功劳，葬于北溟山阳，命有司以时祀之。
这是大朱留王征夫馀的故事，非常精彩，但是很明显是神话传说。
夫馀是高句丽的北邻，双方互相攻伐，这是完全可信的。事实上，他们打了两三百年。但是具体是怎么打的，时间啊，地点啊，有过什么著名的战斗啊，我们都无法知道了，只能期待考古发现。
九年（公元26年）
冬十月，王亲征盖马国，杀其王，慰安百姓，毋虏掠，但以其地为郡县。十二月，句茶国王闻盖马灭，惧害及己，举国来降，由是拓地浸广。
我们知道，高句丽后来虽然发展成了一个汉文明程度非常高的“国”，但是这必须有一个过程。高句丽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其实与匈奴、乌桓之类的游牧民族，区别不大，也是一个喜欢从事抢劫的“匪帮”。
《三国志》和《后汉书》在介绍高句丽人的情况时，是这样说的：
随山谷以为居，食涧水。无良田，虽力佃作，不足以实口腹……其人性凶急，喜寇钞。（见《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
少田业，力作不足以自资……其人性凶急，有气力，习战斗，好寇钞。（见《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
这就好比现在某的些犯罪分子，虽然也有工作，但是由于收入不够用，他们便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因此高句丽人在很长时间里，发动战争都是为了抢劫，抢了救走，征服其他的部落，这是有可能的，但那也是为了壮大自己的犯罪团伙，让他们和自己一起去抢劫，哪里会有建立郡县的想法。再者说了，在由“八王之乱”引发的“五胡乱华”之前，高句丽根本就发展不起来，只要有抬头的迹象，就会被汉人按下去。在陈寿写《三国志》的时候，也就是晋武帝的时候，高句丽也不过“户三万”，以一户五口计，也就十五万人，没有人，拿什么设置郡县啊。
十一年（公元28年）
秋七月，汉辽东太守将兵来伐，王会羣臣，问战守之计，右辅松屋句曰：“臣闻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今中国荒俭，盗贼蜂起，而兵出无名，此非君臣定策，必是边将规利，擅侵吾邦，逆天违人，师必无功，凭险出奇，破之必矣。”左辅乙豆智曰：“小敌之强，大敌之禽也，臣度大王之兵，孰与汉兵之多，可以谋伐，不可力胜。”王曰：“谋伐若何？”对曰：“今汉兵远鬪，其锋不可当也，大王闭城自固，待其师老，出而撃之，可也。”王然之，入尉那岩城，固守数旬，汉兵围不解，王以力尽兵疲，谓豆智曰：“势不能守，为之奈何？”豆智曰：“汉人谓我岩石之地，无水泉，是以长围，以待吾人之困，宜取池中鲤鱼，包以水草，兼旨酒若干，致犒汉军。”王从之，贻书曰：“寡人愚昧，获罪于上国，致令将军帅百万之军，暴露弊境，无以将厚意，辄用薄物，致供于左右。”于是，汉将谓城内有水，不可猝拔，乃报曰：“我皇帝不以臣驽，下令出师，问大王之罪，及境踰旬，未得要领，今闻来旨，言顺且恭，敢不借口以报皇帝。”遂引退。
精彩是精彩，可惜是假的！因为在中国史书中，根本找不到汉辽东太守在这一年的出兵记录。这个故事非常著名，叫“鲤鱼退敌”。在许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传说，但是每个地方的主角是不一样的，有的是越王勾践，有的是黄巢起义军，大概后来传到了朝鲜半岛，改头换面之后，被《三国史记》的作者金富轼搜集到了。
崔氏乐浪国应该是朝鲜半岛上的人从王调割据乐浪这一历史事件中演义出来的，此事在《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建武六年（公元30年）”条中是这样写的：
初，乐浪人王调据郡不服。秋，遣乐浪太守王遵击之，郡吏杀调降。
《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中更详细：
王景字仲通，乐浪讑邯人也。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术，明天文。诸吕作乱，齐哀王襄谋发兵，而数问于仲。及济北王兴居反，欲委兵师仲，仲惧祸及，乃浮海东奔乐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闳，为郡三老。更始败，土人王调杀郡守刘宪，自称大将军、乐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将兵击之。至辽东，闳与郡决曹史杨邑等共杀调迎遵，皆封为列侯，闳独让爵。帝奇而征之，道病卒。
“更始败”在更始三年，相当于公元25年，王调前后割据了六个年头，到了公元30年就被朝廷轻松解决了，况且他也没有称王。乐浪王崔理的故事当演义小说看看就可以了，把它当信史来研究，那就太可笑了。以高句丽当时的实力也不可能占领乐浪。事实上，他们连占领一个县的能力也没有。《三国史记》称高句丽在公元13年“进兵袭取汉高句丽县”，这也是不可信的，某些人据此认为高句丽县被其占领了，这又是把传说当信史。他们当时的能力充其量就是进来烧杀抢掠一番，然后立马走人，不可能对郡县实施占领，如果他们不及时撤退，就会被汉军消灭。
我想，如果当时真有这么一个乐浪王崔理，毫无疑问，被打在地上爬的肯定是高句丽人。毕竟，那个时代的汉人，大脑是文明的，但是身体是野蛮的。更何况割据政权不受万里之外的朝廷政令的影响，可以更加及时有效地对付边疆少数民族的势力。
朝鲜半岛上的某些人把神话传说当信史，情有可原。偏偏国内的某些人在这方面也有了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这个乐浪国是原乐浪郡东部都尉崔理在“岭东七县”地区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同王调的情况差不多，并称大朱留王在灭掉崔氏乐浪后，又主动退出岭东地区，显示了他所具备的政治眼光。我的天哪！真是佩服这些人！
既然提到了乐浪郡东部都尉和岭东七县，那就看看史书中的相关记载：
汉初，燕亡人卫满王朝鲜，时沃沮皆属焉。汉武帝元封二年，伐朝鲜，杀满孙右渠，分其地为四郡，以沃沮城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句丽西北，今所谓玄菟故府是也。沃沮还属乐浪。汉以土地广远，在单单大领之东，分置东部都尉，治不耐城，别主领东七县，时沃沮亦皆为县。汉建武六年，省边郡，都尉由此罢。其后皆以其县中渠帅为县侯，不耐、华丽、沃沮诸县皆为侯国。夷狄更相攻伐，唯不耐濊侯至今犹置功曹、主簿诸曹，皆濊民作之。沃沮诸邑落渠帅，皆自称三老，则故县国之制也。国小，迫于大国之间，遂臣属句丽。句丽复置其中大人为使者，使相主领，又使大加统责其租税，貊布、鱼、盐、海中食物，千里担负致之，又送其美女以为婢妾，遇之如奴仆。
……
自单单大山领以西属乐浪，自领以东七县，都尉主之，皆以濊为民。后省都尉，封其渠帅为侯，今不耐濊皆其种也。汉末更属句丽。（见《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
武帝灭朝鲜，以沃沮地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于高句骊西北，更以沃沮为县，属乐浪东部都尉。至光武罢都尉官，后皆以封其渠帅，为沃沮侯。其土迫小，介于大国之间，遂臣属句骊。句骊复置其中大人为使者，以相监领，责其租税，貂、布、鱼、盐、海中食物，发美女为婢妾焉。
……
至元封三年，灭朝鲜，分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至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骊。自单单大领已东，沃沮、濊貊悉属乐浪。后以境土广远，复分领东七县，置乐浪东部都尉。自内属已后，风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有六十余条。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弃领东地，悉封其渠帅为县侯，皆岁时朝贺。无大君长，其官有侯、邑君、三老。耆旧自谓与句骊同种，言语法俗大抵相类。其人性愚悫，少嗜欲，不请丐。男女皆衣曲领。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见《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
分析一下，我们可以得出大致的情形：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的时候，朝廷将乐浪、临屯、玄菟和真番合并成一个大的乐浪郡，并设置东部都尉，管理单单大岭以东的七个县，治所在不耐城，东部都尉治下的百姓主要是“濊（秽）”人。到了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的时候，朝廷将东部都尉撤销，封各县的秽人首领为县侯，从此这七个县就由各自的县侯管理。到了东汉末年的时候，这七个县被迫臣属高句丽，高句丽人像奴仆一样对待这里的人。
至于原乐浪东部都尉崔理在岭东七县地区称王，建立了一个乐浪国，高句丽人将其灭掉后，又主动放弃岭东七县，这些事情，我就找不到相关记载了，真不知某些人是如何得出这种观点的。我想，他们大概先认定确有崔氏乐浪这件事，然后以自己的想象作为证据吧。难道研究高句丽史的人会很容易被朝韩两国的研究方法感染吗？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可怕了，我要小心！
楼主：我爱韩再芬
时间：2019-06-02 23:55:56
"神马"应为“神马”。
楼主：我爱韩再芬
时间：2019-06-02 23:55:56
《三国遗事》中的《坛君记》
韩国方面称檀君王俭在公元前2333年建立了古朝鲜，这一说法是13世纪末的李承休在《帝王韵记》中首次提出的。朝鲜方面自然不会认同这种说法，尽管他们认为李承休非常关心朝鲜民族的历史，比起那些顽固守旧的汉学家进步多了，但是他在《帝王韵记》中没有让朝鲜的始祖先于中国的始祖，这种“中国天子中心主义史观”是落后的。于是，他们亲自动手，直接把檀君的遗骨从地下挖了出来，并且以科学的方法明确了檀君生于公元前31世纪末，建国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初。如此一来，檀君就先于尧帝了！请注意，朝鲜方面只承认尧帝是中国汉族的始祖，在此之前都是神话。
檀君的神话目前首见于13世纪80年代的一然和尚写的《三国遗事》卷一《纪异第一》：
魏书云：乃往二千载，有坛君王俭，立都阿斯达(经云无叶山。亦云白岳，在白州地。或云在开城东，今白岳宫是)开国号朝鲜，与高同时。古记云：昔有桓因(谓帝释也)庶子桓雄，数意天下，贪求人世。父知子意，下视三危、太伯可以弘益人间，乃授天符印三个，遣往理之。雄率徒三千，降于太伯山顶(即太伯，今妙香山)神坛树下，谓之神市，是谓桓雄天王也。将风伯、雨师、云师，而主谷、主命、主病、主刑、主善恶，凡主人间三百六十余事，在世理化。时有一熊一虎，同穴而居，常祈于神雄，愿化为人。时神遗灵艾一炷、蒜二十枚，曰：“尔辈食之，不见日光百日，便得人形。”熊、虎得而食之，忌三七日，熊得女身，虎不能忌，而不得人身。熊女者无与为婚，故每于坛树下咒愿有孕。雄乃假化而婚之。孕生子，号曰坛君王俭。以唐高即位五十年庚寅(唐尧即位元年戊辰。则五十年丁巳。非庚寅也。疑其未实)都平壤城(今西京)始称朝鲜。又移都于白岳山阿斯达，又名弓(一作方)忽山，又今弥达，御国一千五百年。周虎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坛君乃移于藏唐京，后还隐于阿斯达为山神，寿一千九百八岁。唐裴矩传云：高丽本孤竹国(今海州)，周以封箕子为朝鲜，汉分置三郡。谓玄菟乐浪带方(北带方)。通典亦同此说(汉书则真临乐玄四郡,今云三郡,名又不同,何耶？)。
这段记载中的“坛君”即“檀君”。
“唐裴矩传云：高丽本孤竹国(今海州)，周以封箕子为朝鲜，汉分置三郡。谓玄菟乐浪带方(北带方)。通典亦同此说(汉书则真临乐玄四郡，今云三郡，名又不同，何耶？)”，从这段话就可以看出一然和尚缺乏必要的历史常识，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搞不懂。
一然和尚称《魏书》中有檀君的记载，但是大家不可能在《魏书》中找到，在《三国志》的《魏书》中也找不到。
“古记”是一种泛称，乱七八糟，什么都有，一然和尚在写《三国遗事》时引用的前人著述，只要是出自朝鲜半岛的，便可称其为“古记”。此处的“古记”，显然是他在后文提到的《坛君记》。
《三国遗事》卷一《纪异第一》“高句丽”条是这样写的：
高句丽即卒本扶余也，或云今和州，又成州等皆误矣，卒本州在辽东界。国史高丽本记云：始祖东明圣帝姓言（高）氏，讳朱蒙。先是，北扶余王解夫娄，既避地于东扶余。及夫娄薨，金蛙嗣位。于时得一女子于太伯山南优渤水。问之。云：“我是河柏之女，名柳花，与诸弟出游。时有一男子，自言天帝子解慕漱，诱我于熊神山下鸭绿边室中知（私）之而往不返(坛君记云：君与西河河伯之女要亲，有产子名曰夫娄。今按此记，则解慕漱私河伯之女而后产朱蒙。坛君记云产子名曰夫娄。夫娄与朱蒙异母兄弟也)，父母责我无媒而从人，遂谪居于此。”金蛙异之，幽闭于室中，为日光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而照之，因而有孕。生一卵，大五升许。王弃之与犬猪，皆不食。又弃之路，牛马避之。弃之野，鸟兽覆之。王欲剖之而不能破，乃还其母。母以物裹，置于暖处。有一儿破壳而出，骨表英奇。年甫七岁，岐嶷异常，自作弓矢，百发百中，国俗谓善射为朱蒙，故以名焉。金蛙有七子，常与朱蒙游戏，技能莫及。长子带素言于王曰：“朱蒙非人所生，若不早图，恐有后患。”王不听。使之养马，朱蒙知其骏者，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王自乘肥，瘦者给蒙，王之诸子与诸臣将谋害之，蒙母知之，告曰：“国人将害汝，以汝才略，何往不可，宜速图之。”于是蒙与乌伊等三人为友，行至淹水(今未详)，告水曰：“我是天帝子河伯孙，今日逃遁，追者垂及，奈何？”于是鱼鳖成桥，得渡而桥解，追骑不得渡，至卒本州(玄菟郡之界)，遂都焉。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因以高为氏(本姓解也。今自言是天帝子，承日光而生，故自以高为氏)，时年十二岁，汉孝元帝建昭二年甲申岁，即位称王。高丽全盛之日，二十一万五百八户。珠琳传第二十一卷载：昔宁禀离王侍婢有娠，相者占之曰:“贵而当王。”王曰：“非我之胤也，当杀之。”婢曰：“气从天来，故我有娠。”及子之产，谓为不祥，捐圈则猪嘘，弃栏则马乳，而得不死，卒为扶余之王(即东明帝为卒本扶余王之谓也。此卒本扶余，亦是北扶余之别都，故云扶余王也。宁禀离乃夫娄王之异称也)
相关内容在成书年代比《三国遗事》早150年的《三国史记》卷十三《高句丽本纪第一》是这样写的：
始祖东明圣王姓高氏，讳朱蒙。（一云邹牟，一云象解。）先是扶馀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其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相对流泪。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蛙一作蜗）。王喜曰：“此乃天赉我令胤乎？”乃收而养之，名曰金蛙。及其长，立为太子。后其相阿兰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号曰迦叶原，土壤膏腴，宜五谷，可都也。’”阿兰弗遂劝王移都于彼国，号东扶馀。其旧都有人，不知所从来，自称天帝子解慕漱来都焉。及解夫娄薨，金蛙嗣立。于是时得女子于大白山南优渤水，问之，曰：“我是河伯之女，名柳花，与诸弟出游，时有一男子自言天帝子解慕漱， 诱我于熊心山下鸭绿边室中私之，即往不返，父母责我无媒而从人，遂谪居优渤水。”金蛙异之，幽闭于室中。为日所炤，引身避之，日影又遂而焰之，因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许，王弃之于犬豕，皆不食。又弃之路中，牛马避之。后弃之野，鸟覆翼之。王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儿破壳而出，骨表英奇。年甫七岁，嶷然异常，自作弓矢射之，百发百中。扶馀俗语善射为朱蒙，故以名云。金蛙有七子，常与朱蒙游戏，其伎能皆不及朱蒙。其长子带素言于王曰：“朱蒙非人所生，其为人也勇，若不早图，恐有后患，请除之。”王不听，使之养马。朱蒙知其骏者而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王以肥者自乘，瘦者给朱蒙。后猎于野，以朱蒙善射，与其矢小，而朱蒙殪兽甚多。王子及诸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之，告日：“国人将害汝，以汝才略，何往而不可？与其迟留而受辱，不若远适以有为。”朱蒙乃与鸟伊、摩离、陕父等三人为友，行至淹淲水，（一名盖斯水，在今鸭绿东北。）欲渡无梁，恐为追兵所迫，告水曰：“我是天帝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者垂及，如何？”于是鱼鳖浮出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行至毛屯谷，（魏书云，至普述水。）遇三人，其一人着麻衣，一人着衲衣，一人着水藻衣。朱蒙问曰：“子等何许人也？何姓何名乎？”麻衣者曰：“名再思。”衲衣者曰：“名武骨。”水藻衣者曰：“名默居。”而不言姓。朱蒙赐再思姓克氏，武骨仲室氏，默居少室氏。乃告于众曰：“我方承景命，欲启元基，而适遇此三贤，岂非天赐乎？”遂揆其能，各任以事，与之俱至卒本川。（魏书云，至纥升骨城。）观其土壤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因以高为氏。（一云，朱蒙至卒本，扶馀王无子，见朱蒙，知非常人，以其女妻之。王薨，朱蒙嗣位。）时朱蒙年二十二岁，是汉孝元帝建昭二年。
两相对照，可知一然和尚说的“国史高丽本记”就是《三国史记》中的《高句丽本纪》，文字稍微有点出入，例如朱蒙（邹牟）称王的年龄，《三国遗事》作“时年十二岁”，而《三国史记》作“时朱蒙年二十二岁”，大概是一然和尚不小心抄错了。
《三国遗事》卷一《纪异第一》在“北扶余”条写道：
古记云：前汉书宣帝神爵三年壬戌四月八日，天帝降于讫升骨城(在大辽医州界)，乘五龙车，立都称王，国号北扶余，自称名解慕漱，生子名扶娄，以解为氏焉。王后因上帝之命，移都于东扶余。东明帝继北扶余而兴，立都于卒本州，为卒本扶余。即高句丽之始祖。
此处的“古记”无疑也是指《坛君记》。
“前汉书宣帝神爵三年壬戌四月八日”中的“书”字，应该是衍文。汉宣帝神爵三年，相当于公元前59年。太史公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中称“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馀，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由此可见，“夫馀”在公元前59年之前，早就存在了。
夫馀的建国神话早在东汉时王充写的《论衡》中便出现了：
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捐于猪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置马栏中，欲使马借杀之，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东明之母初妊时，见气从天下，及生，弃之，猪马以气吁之而生之。长大，王欲杀之，以弓击水，鱼鳖为桥。天命不当死，故有猪马之救；命当都王夫余，故有鱼鳖为桥之助也。（见《论衡》卷二《吉验篇》)
三国曹魏时鱼豢写的《魏略》、东晋时干宝写的《搜神记》和南朝刘宋时范晔写的《后汉书》中，都有类似的记载。这些记载告诉我们，“东明”是夫馀始祖，不是邹牟（朱蒙），高句丽的建国神话是高句丽人从夫馀人那里抄来的。而且高句丽人也没有说东明和邹牟是一个人，至少在一开始没有这么说。《三国史记》中的高句丽建国神话，得到了后人的改造，并非最初的那一个，而且改得很差劲。
珠琳传第二十一卷载：
昔宁禀离王侍婢有娠，相者占之曰:“贵而当王。”王曰：“非我之胤也，当杀之。”婢曰：“气从天来，故我有娠。”及子之产，谓为不祥，捐圈则猪嘘，弃栏则马乳，而得不死，卒为扶余之王(即东明帝为卒本扶余王之谓也。此卒本扶余，亦是北扶余之别都，故云扶余王也。宁禀离乃夫娄王之异称也)
一然和尚在《三国遗事》中引用的《珠琳传》，其内容就是夫馀的建国神话。但是，知识匮乏的他硬是将其解释成了高句丽的建国神话，并将东明解释为邹牟（朱蒙）。
一然和尚说：“坛君记云：君与西河河伯之女要亲，有产子名曰夫娄。今按此记，则解慕漱私河伯之女而后产朱蒙。坛君记云产子名曰夫娄。夫娄与朱蒙异母兄弟也。”
“君与西河河伯之女要亲，有产子名曰夫娄”中的“君”是指檀君吗？据《坛君记》，“解慕漱”即天帝桓因，而檀君是桓因庶子桓雄之子，也就是说，檀君是“解慕漱”之孙，那么“解慕漱”之子朱蒙（邹牟）与檀君之子“夫娄”，怎么可能是“异母兄弟”呢？看来，这个“君”不是指檀君，而是指解慕漱。《三国史记》称朱蒙（邹牟）的父亲是“解慕漱”，而夫娄（扶娄）在《坛君记》中的父亲也是“解慕漱”。其实，“解慕漱”在两个神话中的身份是不同的，在《三国史记》中是“天帝子”，而在《坛君记》中是“天帝”。大概一然和尚看到了“解慕漱”这一共同点，便得出了“夫娄与朱蒙异母兄弟也”的结论。但是，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他在《三国遗事》的《王历第一》中明确记载“高丽第一东明王，甲申立，理二十年，姓高，名朱蒙，一作邹蒙，坛君之子”，如此一来，“君与西河河伯之女要亲，有产子名曰夫娄”中的“君”还真的是指“坛君”，也就是说，夫娄（扶娄）和朱蒙（邹牟）都是檀君的儿子，一会儿是解慕漱之子，一会儿又是檀君之子，而解慕漱和檀君是祖孙关系，真够乱的！
18世纪的李朝史学家安鼎福在《东史纲目》的《怪说辨证》中是这样说《坛君记》的：
《古记》亦不知何人所撰，出于新罗僧俗之称，而成于高丽，亦必僧释之所编也，故荒诞之说不厌烦而为之，其人名地号，多出于佛经，此所云桓因帝释，出于《法华经》，及他所称阿兰佛、迦叶原、多婆罗国、阿逾国之灯，皆是僧谈。罗、丽之代，尊崇释教，故其弊病至此，作史者闷其无事可记，至或编于正史，使一区仁贤之方，举归于语怪之科，可胜惜哉！
《坛君记》中佛教成分的确很重，“桓因”一看便知是“释迦提桓因陀罗”的简称。朝鲜民族既然认下了“坛君”，想必不会不认“坛君”的祖父“桓因”吧。如此一来，古印度人岂不成了朝鲜民族的祖先？
韩国方面称檀君王俭在公元前2333年建立了古朝鲜，这一说法是13世纪末的李承休在《帝王韵记》中首次提出的。朝鲜方面自然不会认同这种说法，尽管他们认为李承休非常关心朝鲜民族的历史，比起那些顽固守旧的汉学家进步多了，但是他在《帝王韵记》中没有让朝鲜的始祖先于中国的始祖，这种“中国天子中心主义史观”是落后的。于是，他们亲自动手，直接把檀君的遗骨从地下挖了出来，并且以科学的方法明确了檀君生于公元前31世纪末，建国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初。如此一来，檀君就先于尧帝了！请注意，朝鲜方面只承认尧帝是中国汉族的始祖，在此之前都是神话。
檀君的神话目前首见于13世纪80年代的一然和尚写的《三国遗事》卷一《纪异第一》：
魏书云：乃往二千载，有坛君王俭，立都阿斯达(经云无叶山。亦云白岳，在白州地。或云在开城东，今白岳宫是)开国号朝鲜，与高同时。古记云：昔有桓因(谓帝释也)庶子桓雄，数意天下，贪求人世。父知子意，下视三危、太伯可以弘益人间，乃授天符印三个，遣往理之。雄率徒三千，降于太伯山顶(即太伯，今妙香山)神坛树下，谓之神市，是谓桓雄天王也。将风伯、雨师、云师，而主谷、主命、主病、主刑、主善恶，凡主人间三百六十余事，在世理化。时有一熊一虎，同穴而居，常祈于神雄，愿化为人。时神遗灵艾一炷、蒜二十枚，曰：“尔辈食之，不见日光百日，便得人形。”熊、虎得而食之，忌三七日，熊得女身，虎不能忌，而不得人身。熊女者无与为婚，故每于坛树下咒愿有孕。雄乃假化而婚之。孕生子，号曰坛君王俭。以唐高即位五十年庚寅(唐尧即位元年戊辰。则五十年丁巳。非庚寅也。疑其未实)都平壤城(今西京)始称朝鲜。又移都于白岳山阿斯达，又名弓(一作方)忽山，又今弥达，御国一千五百年。周虎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坛君乃移于藏唐京，后还隐于阿斯达为山神，寿一千九百八岁。唐裴矩传云：高丽本孤竹国(今海州)，周以封箕子为朝鲜，汉分置三郡。谓玄菟乐浪带方(北带方)。通典亦同此说(汉书则真临乐玄四郡,今云三郡,名又不同,何耶？)。
这段记载中的“坛君”即“檀君”。
“唐裴矩传云：高丽本孤竹国(今海州)，周以封箕子为朝鲜，汉分置三郡。谓玄菟乐浪带方(北带方)。通典亦同此说(汉书则真临乐玄四郡，今云三郡，名又不同，何耶？)”，从这段话就可以看出一然和尚缺乏必要的历史常识，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搞不懂。
一然和尚称《魏书》中有檀君的记载，但是大家不可能在《魏书》中找到，在《三国志》的《魏书》中也找不到。
“古记”是一种泛称，乱七八糟，什么都有，一然和尚在写《三国遗事》时引用的前人著述，只要是出自朝鲜半岛的，便可称其为“古记”。此处的“古记”，显然是他在后文提到的《坛君记》。
《三国遗事》卷一《纪异第一》“高句丽”条是这样写的：
高句丽即卒本扶余也，或云今和州，又成州等皆误矣，卒本州在辽东界。国史高丽本记云：始祖东明圣帝姓言（高）氏，讳朱蒙。先是，北扶余王解夫娄，既避地于东扶余。及夫娄薨，金蛙嗣位。于时得一女子于太伯山南优渤水。问之。云：“我是河柏之女，名柳花，与诸弟出游。时有一男子，自言天帝子解慕漱，诱我于熊神山下鸭绿边室中知（私）之而往不返(坛君记云：君与西河河伯之女要亲，有产子名曰夫娄。今按此记，则解慕漱私河伯之女而后产朱蒙。坛君记云产子名曰夫娄。夫娄与朱蒙异母兄弟也)，父母责我无媒而从人，遂谪居于此。”金蛙异之，幽闭于室中，为日光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而照之，因而有孕。生一卵，大五升许。王弃之与犬猪，皆不食。又弃之路，牛马避之。弃之野，鸟兽覆之。王欲剖之而不能破，乃还其母。母以物裹，置于暖处。有一儿破壳而出，骨表英奇。年甫七岁，岐嶷异常，自作弓矢，百发百中，国俗谓善射为朱蒙，故以名焉。金蛙有七子，常与朱蒙游戏，技能莫及。长子带素言于王曰：“朱蒙非人所生，若不早图，恐有后患。”王不听。使之养马，朱蒙知其骏者，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王自乘肥，瘦者给蒙，王之诸子与诸臣将谋害之，蒙母知之，告曰：“国人将害汝，以汝才略，何往不可，宜速图之。”于是蒙与乌伊等三人为友，行至淹水(今未详)，告水曰：“我是天帝子河伯孙，今日逃遁，追者垂及，奈何？”于是鱼鳖成桥，得渡而桥解，追骑不得渡，至卒本州(玄菟郡之界)，遂都焉。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因以高为氏(本姓解也。今自言是天帝子，承日光而生，故自以高为氏)，时年十二岁，汉孝元帝建昭二年甲申岁，即位称王。高丽全盛之日，二十一万五百八户。珠琳传第二十一卷载：昔宁禀离王侍婢有娠，相者占之曰:“贵而当王。”王曰：“非我之胤也，当杀之。”婢曰：“气从天来，故我有娠。”及子之产，谓为不祥，捐圈则猪嘘，弃栏则马乳，而得不死，卒为扶余之王(即东明帝为卒本扶余王之谓也。此卒本扶余，亦是北扶余之别都，故云扶余王也。宁禀离乃夫娄王之异称也)
相关内容在成书年代比《三国遗事》早150年的《三国史记》卷十三《高句丽本纪第一》是这样写的：
始祖东明圣王姓高氏，讳朱蒙。（一云邹牟，一云象解。）先是扶馀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其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相对流泪。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蛙一作蜗）。王喜曰：“此乃天赉我令胤乎？”乃收而养之，名曰金蛙。及其长，立为太子。后其相阿兰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号曰迦叶原，土壤膏腴，宜五谷，可都也。’”阿兰弗遂劝王移都于彼国，号东扶馀。其旧都有人，不知所从来，自称天帝子解慕漱来都焉。及解夫娄薨，金蛙嗣立。于是时得女子于大白山南优渤水，问之，曰：“我是河伯之女，名柳花，与诸弟出游，时有一男子自言天帝子解慕漱， 诱我于熊心山下鸭绿边室中私之，即往不返，父母责我无媒而从人，遂谪居优渤水。”金蛙异之，幽闭于室中。为日所炤，引身避之，日影又遂而焰之，因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许，王弃之于犬豕，皆不食。又弃之路中，牛马避之。后弃之野，鸟覆翼之。王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儿破壳而出，骨表英奇。年甫七岁，嶷然异常，自作弓矢射之，百发百中。扶馀俗语善射为朱蒙，故以名云。金蛙有七子，常与朱蒙游戏，其伎能皆不及朱蒙。其长子带素言于王曰：“朱蒙非人所生，其为人也勇，若不早图，恐有后患，请除之。”王不听，使之养马。朱蒙知其骏者而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王以肥者自乘，瘦者给朱蒙。后猎于野，以朱蒙善射，与其矢小，而朱蒙殪兽甚多。王子及诸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之，告日：“国人将害汝，以汝才略，何往而不可？与其迟留而受辱，不若远适以有为。”朱蒙乃与鸟伊、摩离、陕父等三人为友，行至淹淲水，（一名盖斯水，在今鸭绿东北。）欲渡无梁，恐为追兵所迫，告水曰：“我是天帝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者垂及，如何？”于是鱼鳖浮出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行至毛屯谷，（魏书云，至普述水。）遇三人，其一人着麻衣，一人着衲衣，一人着水藻衣。朱蒙问曰：“子等何许人也？何姓何名乎？”麻衣者曰：“名再思。”衲衣者曰：“名武骨。”水藻衣者曰：“名默居。”而不言姓。朱蒙赐再思姓克氏，武骨仲室氏，默居少室氏。乃告于众曰：“我方承景命，欲启元基，而适遇此三贤，岂非天赐乎？”遂揆其能，各任以事，与之俱至卒本川。（魏书云，至纥升骨城。）观其土壤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因以高为氏。（一云，朱蒙至卒本，扶馀王无子，见朱蒙，知非常人，以其女妻之。王薨，朱蒙嗣位。）时朱蒙年二十二岁，是汉孝元帝建昭二年。
两相对照，可知一然和尚说的“国史高丽本记”就是《三国史记》中的《高句丽本纪》，文字稍微有点出入，例如朱蒙（邹牟）称王的年龄，《三国遗事》作“时年十二岁”，而《三国史记》作“时朱蒙年二十二岁”，大概是一然和尚不小心抄错了。
《三国遗事》卷一《纪异第一》在“北扶余”条写道：
古记云：前汉书宣帝神爵三年壬戌四月八日，天帝降于讫升骨城(在大辽医州界)，乘五龙车，立都称王，国号北扶余，自称名解慕漱，生子名扶娄，以解为氏焉。王后因上帝之命，移都于东扶余。东明帝继北扶余而兴，立都于卒本州，为卒本扶余。即高句丽之始祖。
此处的“古记”无疑也是指《坛君记》。
“前汉书宣帝神爵三年壬戌四月八日”中的“书”字，应该是衍文。汉宣帝神爵三年，相当于公元前59年。太史公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中称“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馀，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由此可见，“夫馀”在公元前59年之前，早就存在了。
夫馀的建国神话早在东汉时王充写的《论衡》中便出现了：
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捐于猪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置马栏中，欲使马借杀之，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东明之母初妊时，见气从天下，及生，弃之，猪马以气吁之而生之。长大，王欲杀之，以弓击水，鱼鳖为桥。天命不当死，故有猪马之救；命当都王夫余，故有鱼鳖为桥之助也。（见《论衡》卷二《吉验篇》)
三国曹魏时鱼豢写的《魏略》、东晋时干宝写的《搜神记》和南朝刘宋时范晔写的《后汉书》中，都有类似的记载。这些记载告诉我们，“东明”是夫馀始祖，不是邹牟（朱蒙），高句丽的建国神话是高句丽人从夫馀人那里抄来的。而且高句丽人也没有说东明和邹牟是一个人，至少在一开始没有这么说。《三国史记》中的高句丽建国神话，得到了后人的改造，并非最初的那一个，而且改得很差劲。
珠琳传第二十一卷载：
昔宁禀离王侍婢有娠，相者占之曰:“贵而当王。”王曰：“非我之胤也，当杀之。”婢曰：“气从天来，故我有娠。”及子之产，谓为不祥，捐圈则猪嘘，弃栏则马乳，而得不死，卒为扶余之王(即东明帝为卒本扶余王之谓也。此卒本扶余，亦是北扶余之别都，故云扶余王也。宁禀离乃夫娄王之异称也)
一然和尚在《三国遗事》中引用的《珠琳传》，其内容就是夫馀的建国神话。但是，知识匮乏的他硬是将其解释成了高句丽的建国神话，并将东明解释为邹牟（朱蒙）。
一然和尚说：“坛君记云：君与西河河伯之女要亲，有产子名曰夫娄。今按此记，则解慕漱私河伯之女而后产朱蒙。坛君记云产子名曰夫娄。夫娄与朱蒙异母兄弟也。”
“君与西河河伯之女要亲，有产子名曰夫娄”中的“君”是指檀君吗？据《坛君记》，“解慕漱”即天帝桓因，而檀君是桓因庶子桓雄之子，也就是说，檀君是“解慕漱”之孙，那么“解慕漱”之子朱蒙（邹牟）与檀君之子“夫娄”，怎么可能是“异母兄弟”呢？看来，这个“君”不是指檀君，而是指解慕漱。《三国史记》称朱蒙（邹牟）的父亲是“解慕漱”，而夫娄（扶娄）在《坛君记》中的父亲也是“解慕漱”。其实，“解慕漱”在两个神话中的身份是不同的，在《三国史记》中是“天帝子”，而在《坛君记》中是“天帝”。大概一然和尚看到了“解慕漱”这一共同点，便得出了“夫娄与朱蒙异母兄弟也”的结论。但是，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他在《三国遗事》的《王历第一》中明确记载“高丽第一东明王，甲申立，理二十年，姓高，名朱蒙，一作邹蒙，坛君之子”，如此一来，“君与西河河伯之女要亲，有产子名曰夫娄”中的“君”还真的是指“坛君”，也就是说，夫娄（扶娄）和朱蒙（邹牟）都是檀君的儿子，一会儿是解慕漱之子，一会儿又是檀君之子，而解慕漱和檀君是祖孙关系，真够乱的！
18世纪的李朝史学家安鼎福在《东史纲目》的《怪说辨证》中是这样说《坛君记》的：
《古记》亦不知何人所撰，出于新罗僧俗之称，而成于高丽，亦必僧释之所编也，故荒诞之说不厌烦而为之，其人名地号，多出于佛经，此所云桓因帝释，出于《法华经》，及他所称阿兰佛、迦叶原、多婆罗国、阿逾国之灯，皆是僧谈。罗、丽之代，尊崇释教，故其弊病至此，作史者闷其无事可记，至或编于正史，使一区仁贤之方，举归于语怪之科，可胜惜哉！
《坛君记》中佛教成分的确很重，“桓因”一看便知是“释迦提桓因陀罗”的简称。朝鲜民族既然认下了“坛君”，想必不会不认“坛君”的祖父“桓因”吧。如此一来，古印度人岂不成了朝鲜民族的祖先？
楼主：我爱韩再芬
时间：2019-06-02 23:55:56
桥玄任度辽将军年代考
关于桥玄担任度辽将军的情况，在《后汉书》卷五十一《李陈庞陈桥列传》中是这样写的：
桓帝末，鲜卑、南匈奴及高句骊嗣子伯固并畔，为寇抄，四府举玄为度辽将军，假黄钺。玄至镇，休兵养士，然后督诸将守讨击胡虏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职三年，边境安静。灵帝初，征入为河南尹，转少府、大鸿胪。建宁三年，迁司空，转司徒。
由引文中可知，桥玄在度辽将军的位子上干了三年，但是光看这段文字，我们无法知道是哪三年。
好在《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张段列传》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先看张奂的列传：
举尤异，迁度辽将军。数载间，幽、并清静。九年春，征拜大司农。鲜卑闻奂去，其夏，遂招结南匈奴、乌桓数道入塞，或五六千骑，或三四千骑，寇掠缘边九郡，杀略百姓。秋，鲜卑复率八九千骑入塞，诱引东羌与共盟诅。于是上郡沈氐、安定先零诸种共寇武威、张掖，缘边大被其毒。朝廷以为忧，复拜奂为护匈奴中郎将，以九卿秩督幽、并、凉三州及度辽、乌桓二营，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赏赐甚厚。匈奴、乌桓闻奂至，因相率还降，凡二十万口。奂但诛其首恶，余皆慰纳之。唯鲜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春，东羌、先零五六千骑寇关中，围祋栩，掠云阳。夏，复攻没两营，杀千余人。冬，羌岸尾、摩蟞等胁同种复抄三辅。奂遣司马尹端、董卓并击，大破之，斩其酋豪，首虏万余人，三州清定。
引文中的“九年”指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属于“桓帝末”，因为汉桓帝在第二年，也就是“永康元年（公元167年）”驾崩。由引文中可知，延熹九年春，度辽将军张奂入朝担任大司农，那么桥玄会是他的继任者吗？
再看皇甫规的列传：
征拜度辽将军，至营数月，上书荐中郎将张奂以自代。曰：“臣闻人无常俗，而政有治乱；兵无强弱，而将有能否。伏见中郎将张奂，才略兼优，宜正元帅，以从众望。若犹谓愚臣宜充军事者，愿乞冗官，以为奂副。”朝廷从之，以奂代为度辽将军，规为使匈奴中郎将。及奂迁大司农，规复代为度辽将军……永康元年，征为尚书。
由引文中可知，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张奂入朝担任大司农，接任度辽将军的是皇甫规，永康元年（公元167年），皇甫规入朝担任尚书，已知桥玄在建宁三年（公元170年）由大鸿胪迁司空，因此他无疑就是皇甫规的继任者，“在职三年”指“桓帝末”的永康元年和“灵帝初”的建宁元年、建宁二年，“征入为河南尹，转少府、大鸿胪”也都在建宁二年（公元169年）。
关于桥玄担任度辽将军的情况，在《后汉书》卷五十一《李陈庞陈桥列传》中是这样写的：
桓帝末，鲜卑、南匈奴及高句骊嗣子伯固并畔，为寇抄，四府举玄为度辽将军，假黄钺。玄至镇，休兵养士，然后督诸将守讨击胡虏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职三年，边境安静。灵帝初，征入为河南尹，转少府、大鸿胪。建宁三年，迁司空，转司徒。
由引文中可知，桥玄在度辽将军的位子上干了三年，但是光看这段文字，我们无法知道是哪三年。
好在《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张段列传》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先看张奂的列传：
举尤异，迁度辽将军。数载间，幽、并清静。九年春，征拜大司农。鲜卑闻奂去，其夏，遂招结南匈奴、乌桓数道入塞，或五六千骑，或三四千骑，寇掠缘边九郡，杀略百姓。秋，鲜卑复率八九千骑入塞，诱引东羌与共盟诅。于是上郡沈氐、安定先零诸种共寇武威、张掖，缘边大被其毒。朝廷以为忧，复拜奂为护匈奴中郎将，以九卿秩督幽、并、凉三州及度辽、乌桓二营，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赏赐甚厚。匈奴、乌桓闻奂至，因相率还降，凡二十万口。奂但诛其首恶，余皆慰纳之。唯鲜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春，东羌、先零五六千骑寇关中，围祋栩，掠云阳。夏，复攻没两营，杀千余人。冬，羌岸尾、摩蟞等胁同种复抄三辅。奂遣司马尹端、董卓并击，大破之，斩其酋豪，首虏万余人，三州清定。
引文中的“九年”指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属于“桓帝末”，因为汉桓帝在第二年，也就是“永康元年（公元167年）”驾崩。由引文中可知，延熹九年春，度辽将军张奂入朝担任大司农，那么桥玄会是他的继任者吗？
再看皇甫规的列传：
征拜度辽将军，至营数月，上书荐中郎将张奂以自代。曰：“臣闻人无常俗，而政有治乱；兵无强弱，而将有能否。伏见中郎将张奂，才略兼优，宜正元帅，以从众望。若犹谓愚臣宜充军事者，愿乞冗官，以为奂副。”朝廷从之，以奂代为度辽将军，规为使匈奴中郎将。及奂迁大司农，规复代为度辽将军……永康元年，征为尚书。
由引文中可知，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张奂入朝担任大司农，接任度辽将军的是皇甫规，永康元年（公元167年），皇甫规入朝担任尚书，已知桥玄在建宁三年（公元170年）由大鸿胪迁司空，因此他无疑就是皇甫规的继任者，“在职三年”指“桓帝末”的永康元年和“灵帝初”的建宁元年、建宁二年，“征入为河南尹，转少府、大鸿胪”也都在建宁二年（公元1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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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孙度是否担任过玄菟太守的问题
王氏高丽的金富轼在《三国史记》卷十六《高句丽本纪第四》中的“新大王五年”条写道：
王遣大加优居、主薄然人等，将兵助玄菟太守公孙度，讨富山贼。
许多人据此认定公孙度担任过玄菟太守，这是十分荒唐的，因为《三国史记》的史料价值低的可怜。
该书中的“新大王五年”相当于“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三国志》等书均明确记载，当时担任此职的是耿临：
灵帝建宁二年，玄菟太守耿临讨之，斩首虏数百级，伯固降，属辽东。（见《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
建宁二年，玄菟太守耿临讨之，斩首数百级，伯固降服，乞属玄菟云。（见《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
灵帝建宁二年，玄菟太守耿临讨之，斩首虏数百级，伯固乃降，属辽东。（见《北史》卷九十四）
灵帝建宁二年，玄菟太守耿临讨之，斩首虏数百级，伯固乃降属辽东。（见《梁书》卷五十四）
髙句骊王伯固寇辽东，玄菟太守耿临讨降之。（见《资治通鉴》卷五十六《汉纪四十八》“建宁二年十一月”条）
那么金富轼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大笔一挥，将耿临之事提前一年，系于“新大王四年”，也就是“建宁元年（公元168年）”：
汉玄菟郡太守耿临来侵，杀我军数百人，王自降，乞属玄菟。（见《三国史记》卷十六《高句丽本纪第四》）
《三国志》卷九《魏书九》中有公孙度的列传，原文如下：
公孙度字升济，本辽东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度为郡吏。时玄菟太守公孙琙，子豹，年十八岁，早死。度少时名豹，又与琙子同年，琙见而亲爱之，遣就师学，为取妻。后举有道，除尚书郎，稍迁冀州刺史，以谣言免。同郡徐荣为董卓中郎将，荐度为辽东太守。度起玄菟小吏，为辽东郡所轻。先时，属国公孙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为伍长。度到官，收昭，笞杀于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无恩，皆以法诛，所夷灭百馀家，郡中震栗。东伐高句骊，西击乌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国扰攘，语所亲吏柳毅、阳仪等曰：“汉祚将绝，当与诸卿图王耳。”时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长丈馀，下有三小石为之足。或谓度曰：“此汉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与先君同。社主土地，明当有土地，而三公为辅也。”度益喜。故河内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恶度所为，恐为所害，乃将家属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尸，诛其宗族。分辽东郡为辽西中辽郡，置太守。越海收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追封父延为建义侯。立汉二祖庙，承制设坛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乘鸾路，九旒，旄头羽骑。太祖表度为武威将军，封永宁乡侯，度曰：“我王辽东，何永宁也！”藏印绶武库。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宁乡侯封弟恭。是岁建安九年也。
看见了吧，如果公孙度真的担任过玄菟太守，陈寿会只字不提吗？玄菟太守可不是什么无足轻重的小官！
至于伯固帮助公孙度讨伐富山贼之事，《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中是这么写的：
公孙度之雄海东也，伯固遣大加优居、主簿然人等助度击富山贼，破之。
将其与公孙度列传中的相关记载结合起来分析一下，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这是发生在汉献帝时的事情，当时的他担任辽东太守。
关于公孙度在建宁二年（公元170年）时的情况，我们在史书中也可以找到：
谢弼字辅宣，东郡武阳人也。中直方正，为乡邑所宗师。建宁二年，诏举有道之士，弼与东海陈敦、玄菟公孙度俱对策，皆除郎中。（见《后汉书》卷五十七《杜栾刘李刘谢列传》）
其实，在已知的资料中，伯固在建宁二年帮助公孙度讨伐富山贼这一说法最早出自《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三：
灵帝建宁二年，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己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晏将焉耆、龟兹、车师前後部合三万馀人讨疏勒，攻桢中城，四十馀日不能下，乃引去。是年，高句丽伯固遣大加优居、主簿然人等助玄菟太守公孙度击富山贼，讨平之。
许多人在引用这条材料时，往往只取一半，其实，前半截也有问题。
关于汉军讨伐疏勒之事在《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中是这样写的：
至灵帝建宁元年，疏勒王汉大都尉于猎中为其季父和得所射杀，和得自立为王。三年，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晏，将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合三万余人，讨疏勒，攻桢中城，四十余日不能下，引去。
由引文中可知，此事应该发生在建宁三年（公元170年），而非建宁二年（公元169年）。
《册府元龟》的编修数量庞大，在编修的过程中出现一点错误在所难免。关于伯固在建宁二年帮助公孙度讨伐富山贼这一说法，只要将《三国志》和《后汉书》中的相关记载结合起来分析一下，便可发现错误，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金富轼将错就错，还把发生在建宁二年的耿临讨伐伯固之事提前了一年。许多人迷信《三国史记》，尽管已发现这一记载与《三国志》等书存在矛盾，但是他们仍然会得出继耿临之后任玄菟太守的当是公孙度。更有甚者，当某些人发现《册府元龟》九百七十三中的错误记载后，如获至宝，兴高采烈地说，两则材料均将此事明确系于建宁二年，可见这不是孤证，是真实可信的。这真是太可笑了！《三国史记》中的这一记载，是金富轼从《册府元龟》中抄的。《册府元龟》错了，《三国史记》自然也错了。
王氏高丽的金富轼在《三国史记》卷十六《高句丽本纪第四》中的“新大王五年”条写道：
王遣大加优居、主薄然人等，将兵助玄菟太守公孙度，讨富山贼。
许多人据此认定公孙度担任过玄菟太守，这是十分荒唐的，因为《三国史记》的史料价值低的可怜。
该书中的“新大王五年”相当于“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三国志》等书均明确记载，当时担任此职的是耿临：
灵帝建宁二年，玄菟太守耿临讨之，斩首虏数百级，伯固降，属辽东。（见《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
建宁二年，玄菟太守耿临讨之，斩首数百级，伯固降服，乞属玄菟云。（见《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
灵帝建宁二年，玄菟太守耿临讨之，斩首虏数百级，伯固乃降，属辽东。（见《北史》卷九十四）
灵帝建宁二年，玄菟太守耿临讨之，斩首虏数百级，伯固乃降属辽东。（见《梁书》卷五十四）
髙句骊王伯固寇辽东，玄菟太守耿临讨降之。（见《资治通鉴》卷五十六《汉纪四十八》“建宁二年十一月”条）
那么金富轼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大笔一挥，将耿临之事提前一年，系于“新大王四年”，也就是“建宁元年（公元168年）”：
汉玄菟郡太守耿临来侵，杀我军数百人，王自降，乞属玄菟。（见《三国史记》卷十六《高句丽本纪第四》）
《三国志》卷九《魏书九》中有公孙度的列传，原文如下：
公孙度字升济，本辽东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度为郡吏。时玄菟太守公孙琙，子豹，年十八岁，早死。度少时名豹，又与琙子同年，琙见而亲爱之，遣就师学，为取妻。后举有道，除尚书郎，稍迁冀州刺史，以谣言免。同郡徐荣为董卓中郎将，荐度为辽东太守。度起玄菟小吏，为辽东郡所轻。先时，属国公孙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为伍长。度到官，收昭，笞杀于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无恩，皆以法诛，所夷灭百馀家，郡中震栗。东伐高句骊，西击乌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国扰攘，语所亲吏柳毅、阳仪等曰：“汉祚将绝，当与诸卿图王耳。”时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长丈馀，下有三小石为之足。或谓度曰：“此汉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与先君同。社主土地，明当有土地，而三公为辅也。”度益喜。故河内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恶度所为，恐为所害，乃将家属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尸，诛其宗族。分辽东郡为辽西中辽郡，置太守。越海收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追封父延为建义侯。立汉二祖庙，承制设坛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乘鸾路，九旒，旄头羽骑。太祖表度为武威将军，封永宁乡侯，度曰：“我王辽东，何永宁也！”藏印绶武库。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宁乡侯封弟恭。是岁建安九年也。
看见了吧，如果公孙度真的担任过玄菟太守，陈寿会只字不提吗？玄菟太守可不是什么无足轻重的小官！
至于伯固帮助公孙度讨伐富山贼之事，《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中是这么写的：
公孙度之雄海东也，伯固遣大加优居、主簿然人等助度击富山贼，破之。
将其与公孙度列传中的相关记载结合起来分析一下，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这是发生在汉献帝时的事情，当时的他担任辽东太守。
关于公孙度在建宁二年（公元170年）时的情况，我们在史书中也可以找到：
谢弼字辅宣，东郡武阳人也。中直方正，为乡邑所宗师。建宁二年，诏举有道之士，弼与东海陈敦、玄菟公孙度俱对策，皆除郎中。（见《后汉书》卷五十七《杜栾刘李刘谢列传》）
其实，在已知的资料中，伯固在建宁二年帮助公孙度讨伐富山贼这一说法最早出自《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三：
灵帝建宁二年，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己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晏将焉耆、龟兹、车师前後部合三万馀人讨疏勒，攻桢中城，四十馀日不能下，乃引去。是年，高句丽伯固遣大加优居、主簿然人等助玄菟太守公孙度击富山贼，讨平之。
许多人在引用这条材料时，往往只取一半，其实，前半截也有问题。
关于汉军讨伐疏勒之事在《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中是这样写的：
至灵帝建宁元年，疏勒王汉大都尉于猎中为其季父和得所射杀，和得自立为王。三年，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晏，将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合三万余人，讨疏勒，攻桢中城，四十余日不能下，引去。
由引文中可知，此事应该发生在建宁三年（公元170年），而非建宁二年（公元169年）。
《册府元龟》的编修数量庞大，在编修的过程中出现一点错误在所难免。关于伯固在建宁二年帮助公孙度讨伐富山贼这一说法，只要将《三国志》和《后汉书》中的相关记载结合起来分析一下，便可发现错误，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金富轼将错就错，还把发生在建宁二年的耿临讨伐伯固之事提前了一年。许多人迷信《三国史记》，尽管已发现这一记载与《三国志》等书存在矛盾，但是他们仍然会得出继耿临之后任玄菟太守的当是公孙度。更有甚者，当某些人发现《册府元龟》九百七十三中的错误记载后，如获至宝，兴高采烈地说，两则材料均将此事明确系于建宁二年，可见这不是孤证，是真实可信的。这真是太可笑了！《三国史记》中的这一记载，是金富轼从《册府元龟》中抄的。《册府元龟》错了，《三国史记》自然也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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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6-02 23:55:56
高句丽王遂成和伯固的在位情况
《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
辽东太守蔡风、玄菟太守姚光以宫为二郡害，兴师伐之。宫诈降请和，二郡不进。宫密遣军攻玄菟，焚烧候城，入辽隧，杀吏民。后宫复犯辽东，蔡风轻将吏士追讨之，军败没。宫死，子伯固立。顺、桓之间，复犯辽东，寇新安、居乡，又攻西安平，于道上杀带方令，略得乐浪太守妻子。灵帝建宁二年，玄菟太守耿临讨之，斩首虏数百级，伯固降，属辽东。熹平中，伯固乞属玄菟。公孙度之雄海东也，伯固遣大加优居、主簿然人等助度击富山贼，破之。
陈寿在这里出了一点错，不小心漏掉了“遂成”，把“宫”和“伯固”之间的“祖孙关系”变成了“父子关系”，好在有范晔予以纠正。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
建光元年春，幽州刺史冯焕、玄菟太守姚光、辽东太守蔡讽等，将兵出塞击之，捕斩濊貊渠帅，获兵马财物。宫乃遣嗣子遂成将二千余人逆光等，遣使诈降；光等信之，遂成因据险厄以遮大军，而潜遣三千人攻玄菟、辽东，焚城郭，杀伤二千余人。于是发广阳、渔阳、右北平、涿郡属国三千余骑同救之，而貊人已去。夏，复与辽东鲜卑八千余人攻辽队，杀略吏人。蔡讽等追击于新昌，战殁，功曹耿耗、兵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酺以身扞讽，俱殁于阵，死者百余人。秋，宫遂率马韩、濊貊数千骑围玄菟。夫余王遣子尉仇台将二万余人，与州郡并力讨破之。斩首五百余级。是岁宫死，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其丧发兵击之，议者皆以为可许。尚书陈忠曰：“宫前桀黠，光不能讨，死而击之，非义也。宜遣吊问，因责让前罪，赦不加诛，取其后善。”安帝从之。明年，遂成还汉生口，诣玄菟降。诏曰：“遂成等桀逆无状，当斩断菹醢，以示百姓，幸会赦令，乞罪请降。鲜卑、濊貊连年寇钞，驱略小民，动以千数，而裁送数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已后，不与县官战斗而自以亲附送生口者，皆与赎直，缣人四十匹，小口半之。”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后濊貊率服，东垂少事。顺帝阳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质、桓之间，复犯辽东西安平，杀带方令，掠得乐浪太守妻子。建宁二年，玄菟太守耿临讨之，斩首数百级，伯固降服，乞属玄菟云。
由引文中可知，“宫死，子遂成立”、“遂成死，子伯固立”，前者发生在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但是后者的具体年代不明，且“遂成死，子伯固立”一语在文中的位置有问题，因为将前后文连起来读，文意不是很通。
《后汉书》卷五十一《李陈庞陈桥列传》：
桓帝末，鲜卑、南匈奴及高句骊嗣子伯固并畔，为寇抄，四府举玄为度辽将军，假黄钺。玄至镇，休兵养士，然后督诸将守讨击胡虏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职三年，边境安静。灵帝初，征入为河南尹，转少府、大鸿胪。建宁三年，迁司空，转司徒。
由引文中可知，遂成在“桓帝末”未死，还是高句丽王，伯固的身份是“嗣子”，尚未即位。
与桥玄同时代的蔡邕在《黄钺铭》中称颂其守边的武功：
孝桓之季年，鲜卑入塞，盗起匈奴左部，梁州叛羌逼迫，兵诛淫衍，东夷高句丽嗣子百固，逆谋并发，三垂骚然，为国忧念。四府表桥公昔在凉州，柔远能迩，不烦军师，而车师克定，及在上谷汉阳，连在营郡，膂力方刚，明集御众，征拜度辽将军，始受旄钺钲鼓之任，扞御三垂。公以吏士频年在外，勤于奔命，人马疲羸挠钝，请且息州营横发之役，以补困惫。朝廷许之。于是储廪丰饶，室罄不悬，人逸马同，弓劲矢利，而经用省息，官有余资，执事无放散之尤，簿书有进入之赢，治兵示威，戎士踊跃，旌旗曜日，金鼓霆奋，守有山岳之固，攻有必克之势，羌戎授首于西疆，百固冰散于东邻，鲜卑收迹，烽燧不惊，视事三年，马不带鈌，弓不受彄。是用镂石假象，作兹征钺军鼓，陈之东阶，以昭公文武之勋焉。铭曰：帝命将军，执兹黄钺；威灵振耀，如火之烈。公之莅止，群狄斯柔；齐斧罔设，介士斯休。
铭文中的“东夷高句丽嗣子百固”即“伯固”，“百”与“伯”同音。这可以说是第一手的资料了，由此可见，“桓帝末”的高句丽王还是“遂成”。
我在《桥玄任度辽将军年代考》一文中考证了桥玄在“桓帝末”的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和“灵帝初”的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建宁二年（公元169年）担任度辽将军，“征入为河南尹，转少府、大鸿胪”也都在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由前面的相关引文中可知，伯固投降也在建宁二年（公元169年），那么桥玄担任“河南尹”理应在这件事情之后，同样的道理，“遂成死，子伯固立”也应在此之后。
范晔对陈寿的记载进行了补充、纠正和删改。当然，有些地方改得不是很好。
例如，将“顺、桓之间，复犯辽东，寇新安、居乡，又攻西安平，于道上杀带方令，略得乐浪太守妻子”删改为“质、桓之间，复犯辽东西安平，杀带方令，掠得乐浪太守妻子”就很不好，尤其是删去了“于道上”三字，如果没有《三国志》，读者们就会以为乐浪郡也遭到了高句丽人的入寇，而事实上，乐浪郡带方县的县令被杀和乐浪太守的妻小被抓这两件事都发生在辽东郡境内。许多人可能会不理解，那我就打个比方吧。这就好比甲地的官员在乙地的一条路上被来自丙地的歹徒杀害，你不能因为受害者的身份是甲地官员而得出犯罪地点在甲地的结论。因此，“于道上”三字万万不能删去。
再如，“建宁二年，玄菟太守耿临讨之，斩首数百级，伯固降服，乞属玄菟云”中的“乞属玄菟云”也有问题，应以“属辽东”为是。
《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
至殇、安之间，句丽王宫数寇辽东，更属玄菟。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说得更具体：
安帝永初五年，宫遣使贡献，求属玄菟。
对于高句丽人在永初五年（公元111年）提出的要求，朝廷没有必要说不。因此，在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应是“乞属辽东”，不然，又怎会有后来的“熹平中，伯固乞属玄菟”呢？。
“熹平”是汉灵帝的第二个年号，相当于公元172年到公元177年，“建宁“是第一个年号，相当于公元168年到公元171年。
下面，我将《三国志》和《后汉书》中的相关内容整理一下：
建光元年春，幽州刺史冯焕、玄菟太守姚光、辽东太守蔡讽等，将兵出塞击之，捕斩濊貊渠帅，获兵马财物。宫乃遣嗣子遂成将二千余人逆光等，遣使诈降；光等信之，遂成因据险厄以遮大军，而潜遣三千人攻玄菟、辽东，焚城郭，杀伤二千余人。于是发广阳、渔阳、右北平、涿郡属国三千余骑同救之，而貊人已去。夏，复与辽东鲜卑八千余人攻辽队，杀略吏人。蔡讽等追击于新昌，战殁，功曹耿耗、兵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酺以身扞讽，俱殁于阵，死者百余人。秋，宫遂率马韩、濊貊数千骑围玄菟。夫余王遣子尉仇台将二万余人，与州郡并力讨破之。斩首五百余级。是岁宫死，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其丧发兵击之，议者皆以为可许。尚书陈忠曰：“宫前桀黠，光不能讨，死而击之，非义也。宜遣吊问，因责让前罪，赦不加诛，取其后善。”安帝从之。明年，遂成还汉生口，诣玄菟降。诏曰：“遂成等桀逆无状，当斩断菹醢，以示百姓，幸会赦令，乞罪请降。鲜卑、濊貊连年寇钞，驱略小民，动以千数，而裁送数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已后，不与县官战斗而自以亲附送生口者，皆与赎直，缣人四十匹，小口半之。”其后濊貊率服，东垂少事。顺帝阳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桓帝末，复犯辽东，遂成嗣子伯固寇新安、居乡，又攻西安平，于道上杀带方令，略得乐浪太守妻子。灵帝建宁二年，玄菟太守耿临讨之，斩首虏数百级，伯固降，属辽东。遂成死，子伯固立。熹平中，伯固乞属玄菟。公孙度之雄海东也，伯固遣大加优居、主簿然人等助度击富山贼，破之。
这样的叙述，应该最接近历史事实。
伯固死后，其子伊夷模即位。
《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
伯固死，有二子，长子拔奇，小子伊夷模。拔奇不肖，国人便共立伊夷模为王。自伯固时，数寇辽东，又受亡胡五百馀家。建安中，公孙康出军击之，破其国，焚烧邑落。
伯固肯定活到汉献帝时，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从这段引文中的意思来看，他可能死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之前。
综上所述，我认为，遂成在位约五十年，伯固在位二十余年。当然，要想获得精确的数字，只能期待考古发现。
《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
辽东太守蔡风、玄菟太守姚光以宫为二郡害，兴师伐之。宫诈降请和，二郡不进。宫密遣军攻玄菟，焚烧候城，入辽隧，杀吏民。后宫复犯辽东，蔡风轻将吏士追讨之，军败没。宫死，子伯固立。顺、桓之间，复犯辽东，寇新安、居乡，又攻西安平，于道上杀带方令，略得乐浪太守妻子。灵帝建宁二年，玄菟太守耿临讨之，斩首虏数百级，伯固降，属辽东。熹平中，伯固乞属玄菟。公孙度之雄海东也，伯固遣大加优居、主簿然人等助度击富山贼，破之。
陈寿在这里出了一点错，不小心漏掉了“遂成”，把“宫”和“伯固”之间的“祖孙关系”变成了“父子关系”，好在有范晔予以纠正。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
建光元年春，幽州刺史冯焕、玄菟太守姚光、辽东太守蔡讽等，将兵出塞击之，捕斩濊貊渠帅，获兵马财物。宫乃遣嗣子遂成将二千余人逆光等，遣使诈降；光等信之，遂成因据险厄以遮大军，而潜遣三千人攻玄菟、辽东，焚城郭，杀伤二千余人。于是发广阳、渔阳、右北平、涿郡属国三千余骑同救之，而貊人已去。夏，复与辽东鲜卑八千余人攻辽队，杀略吏人。蔡讽等追击于新昌，战殁，功曹耿耗、兵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酺以身扞讽，俱殁于阵，死者百余人。秋，宫遂率马韩、濊貊数千骑围玄菟。夫余王遣子尉仇台将二万余人，与州郡并力讨破之。斩首五百余级。是岁宫死，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其丧发兵击之，议者皆以为可许。尚书陈忠曰：“宫前桀黠，光不能讨，死而击之，非义也。宜遣吊问，因责让前罪，赦不加诛，取其后善。”安帝从之。明年，遂成还汉生口，诣玄菟降。诏曰：“遂成等桀逆无状，当斩断菹醢，以示百姓，幸会赦令，乞罪请降。鲜卑、濊貊连年寇钞，驱略小民，动以千数，而裁送数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已后，不与县官战斗而自以亲附送生口者，皆与赎直，缣人四十匹，小口半之。”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后濊貊率服，东垂少事。顺帝阳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质、桓之间，复犯辽东西安平，杀带方令，掠得乐浪太守妻子。建宁二年，玄菟太守耿临讨之，斩首数百级，伯固降服，乞属玄菟云。
由引文中可知，“宫死，子遂成立”、“遂成死，子伯固立”，前者发生在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但是后者的具体年代不明，且“遂成死，子伯固立”一语在文中的位置有问题，因为将前后文连起来读，文意不是很通。
《后汉书》卷五十一《李陈庞陈桥列传》：
桓帝末，鲜卑、南匈奴及高句骊嗣子伯固并畔，为寇抄，四府举玄为度辽将军，假黄钺。玄至镇，休兵养士，然后督诸将守讨击胡虏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职三年，边境安静。灵帝初，征入为河南尹，转少府、大鸿胪。建宁三年，迁司空，转司徒。
由引文中可知，遂成在“桓帝末”未死，还是高句丽王，伯固的身份是“嗣子”，尚未即位。
与桥玄同时代的蔡邕在《黄钺铭》中称颂其守边的武功：
孝桓之季年，鲜卑入塞，盗起匈奴左部，梁州叛羌逼迫，兵诛淫衍，东夷高句丽嗣子百固，逆谋并发，三垂骚然，为国忧念。四府表桥公昔在凉州，柔远能迩，不烦军师，而车师克定，及在上谷汉阳，连在营郡，膂力方刚，明集御众，征拜度辽将军，始受旄钺钲鼓之任，扞御三垂。公以吏士频年在外，勤于奔命，人马疲羸挠钝，请且息州营横发之役，以补困惫。朝廷许之。于是储廪丰饶，室罄不悬，人逸马同，弓劲矢利，而经用省息，官有余资，执事无放散之尤，簿书有进入之赢，治兵示威，戎士踊跃，旌旗曜日，金鼓霆奋，守有山岳之固，攻有必克之势，羌戎授首于西疆，百固冰散于东邻，鲜卑收迹，烽燧不惊，视事三年，马不带鈌，弓不受彄。是用镂石假象，作兹征钺军鼓，陈之东阶，以昭公文武之勋焉。铭曰：帝命将军，执兹黄钺；威灵振耀，如火之烈。公之莅止，群狄斯柔；齐斧罔设，介士斯休。
铭文中的“东夷高句丽嗣子百固”即“伯固”，“百”与“伯”同音。这可以说是第一手的资料了，由此可见，“桓帝末”的高句丽王还是“遂成”。
我在《桥玄任度辽将军年代考》一文中考证了桥玄在“桓帝末”的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和“灵帝初”的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建宁二年（公元169年）担任度辽将军，“征入为河南尹，转少府、大鸿胪”也都在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由前面的相关引文中可知，伯固投降也在建宁二年（公元169年），那么桥玄担任“河南尹”理应在这件事情之后，同样的道理，“遂成死，子伯固立”也应在此之后。
范晔对陈寿的记载进行了补充、纠正和删改。当然，有些地方改得不是很好。
例如，将“顺、桓之间，复犯辽东，寇新安、居乡，又攻西安平，于道上杀带方令，略得乐浪太守妻子”删改为“质、桓之间，复犯辽东西安平，杀带方令，掠得乐浪太守妻子”就很不好，尤其是删去了“于道上”三字，如果没有《三国志》，读者们就会以为乐浪郡也遭到了高句丽人的入寇，而事实上，乐浪郡带方县的县令被杀和乐浪太守的妻小被抓这两件事都发生在辽东郡境内。许多人可能会不理解，那我就打个比方吧。这就好比甲地的官员在乙地的一条路上被来自丙地的歹徒杀害，你不能因为受害者的身份是甲地官员而得出犯罪地点在甲地的结论。因此，“于道上”三字万万不能删去。
再如，“建宁二年，玄菟太守耿临讨之，斩首数百级，伯固降服，乞属玄菟云”中的“乞属玄菟云”也有问题，应以“属辽东”为是。
《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
至殇、安之间，句丽王宫数寇辽东，更属玄菟。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说得更具体：
安帝永初五年，宫遣使贡献，求属玄菟。
对于高句丽人在永初五年（公元111年）提出的要求，朝廷没有必要说不。因此，在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应是“乞属辽东”，不然，又怎会有后来的“熹平中，伯固乞属玄菟”呢？。
“熹平”是汉灵帝的第二个年号，相当于公元172年到公元177年，“建宁“是第一个年号，相当于公元168年到公元171年。
下面，我将《三国志》和《后汉书》中的相关内容整理一下：
建光元年春，幽州刺史冯焕、玄菟太守姚光、辽东太守蔡讽等，将兵出塞击之，捕斩濊貊渠帅，获兵马财物。宫乃遣嗣子遂成将二千余人逆光等，遣使诈降；光等信之，遂成因据险厄以遮大军，而潜遣三千人攻玄菟、辽东，焚城郭，杀伤二千余人。于是发广阳、渔阳、右北平、涿郡属国三千余骑同救之，而貊人已去。夏，复与辽东鲜卑八千余人攻辽队，杀略吏人。蔡讽等追击于新昌，战殁，功曹耿耗、兵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酺以身扞讽，俱殁于阵，死者百余人。秋，宫遂率马韩、濊貊数千骑围玄菟。夫余王遣子尉仇台将二万余人，与州郡并力讨破之。斩首五百余级。是岁宫死，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其丧发兵击之，议者皆以为可许。尚书陈忠曰：“宫前桀黠，光不能讨，死而击之，非义也。宜遣吊问，因责让前罪，赦不加诛，取其后善。”安帝从之。明年，遂成还汉生口，诣玄菟降。诏曰：“遂成等桀逆无状，当斩断菹醢，以示百姓，幸会赦令，乞罪请降。鲜卑、濊貊连年寇钞，驱略小民，动以千数，而裁送数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已后，不与县官战斗而自以亲附送生口者，皆与赎直，缣人四十匹，小口半之。”其后濊貊率服，东垂少事。顺帝阳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桓帝末，复犯辽东，遂成嗣子伯固寇新安、居乡，又攻西安平，于道上杀带方令，略得乐浪太守妻子。灵帝建宁二年，玄菟太守耿临讨之，斩首虏数百级，伯固降，属辽东。遂成死，子伯固立。熹平中，伯固乞属玄菟。公孙度之雄海东也，伯固遣大加优居、主簿然人等助度击富山贼，破之。
这样的叙述，应该最接近历史事实。
伯固死后，其子伊夷模即位。
《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
伯固死，有二子，长子拔奇，小子伊夷模。拔奇不肖，国人便共立伊夷模为王。自伯固时，数寇辽东，又受亡胡五百馀家。建安中，公孙康出军击之，破其国，焚烧邑落。
伯固肯定活到汉献帝时，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从这段引文中的意思来看，他可能死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之前。
综上所述，我认为，遂成在位约五十年，伯固在位二十余年。当然，要想获得精确的数字，只能期待考古发现。
楼主：我爱韩再芬
时间：2019-06-02 23:55:56
“大朱留王”和“莫来”
《广开土王碑》云：
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馀，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世，生而有圣德。□□□□□。命驾巡幸南下，路由夫馀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邹牟王。为我连葭浮龟。”应声即为连葭浮龟。然後造渡，於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不乐世位，因遣黄龙来下迎王。王於忽本东冈，履龙页升天。顾命世子儒留王，以道兴治，大朱留王绍承基业。
碑文中的“邹牟王”在《魏书》中作“朱蒙”、“儒留王”作“如栗”、“大朱留王”作“莫来”。这些都是音译名，从发音来看，“邹牟”和“朱蒙”接近、“儒留”和“如栗”接近，很明显，是同音异译。但是，“朱留”和“莫来”的发音相差很大，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知道，高句丽的建国神话剽窃自夫馀，《广开土王碑》立于西元414年，立碑者是广开土王之子长寿王高琏。
《魏书》卷一百《高句丽列传》云：
世祖时，钊曾孙琏始遣使者安东奉表贡方物，并请国讳，世祖嘉其诚款，诏下帝系外名讳于其国，遣员外散骑侍郎李敖拜琏为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访其方事，云：辽东南一千余里，东至栅城，南至小海，北至旧夫余，民户参倍于前魏时。其地东西二千里，南北一千余里。民皆土著，随山谷而居，衣布帛及皮。土田薄塉，蚕农不足以自供，故其人节饮食。其俗淫，好歌舞，夜则男女群聚而戏，无贵贱之节，然洁净自喜。其王好治宫室。其官名有谒奢、太奢、大兄、小兄之号。头著折风，其形如弁，旁插鸟羽，贵贱有差。立则反拱，跪拜曳一脚，行步如走。常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为饰。好蹲踞。食用俎凡。出三尺马，云本朱蒙所乘，马种即果下也。后贡使相寻，岁致黄金二百斤，白银四百斤。
据《魏书》卷四《世祖纪》，高句丽与北魏之间的交往始于太延元年（西元435年），高琏在这一年向北魏遣使，李敖出使高句丽在第二年（西元436年）。
李敖回朝之后，肯定会上交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除了“东南一千余里，东至栅城，南至小海，北至旧夫余，民户参倍于前魏时。其地东西二千里，南北一千余里。民皆土著，随山谷而居，衣布帛及皮。土田薄塉，蚕农不足以自供，故其人节饮食。其俗淫，好歌舞，夜则男女群聚而戏，无贵贱之节，然洁净自喜。其王好治宫室。其官名有谒奢、太奢、大兄、小兄之号。头著折风，其形如弁，旁插鸟羽，贵贱有差。立则反拱，跪拜曳一脚，行步如走。常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为饰。好蹲踞。食用俎凡。出三尺马，云本朱蒙所乘，马种即果下也”，还会有建国神话等内容。
《魏书》卷一百《高句丽列传》：
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与豕，豕又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余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将有异志，请除之，王不听，命之养马。朱蒙每私试，知有善恶，骏者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夫余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给朱蒙。后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虽矢少，殪兽甚多。夫余之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告朱蒙曰：“国将害汝，以汝才略，宜远适四方。”朱蒙乃与乌引、乌违等二人，弃夫余，东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济无梁，夫余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济？”于上鱼鳖并浮，为之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见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纳衣，一人著水藻衣，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初，朱蒙在夫余时，妻怀孕，朱蒙逃后生一子，字始闾谐。及长，知朱蒙为国主，即与母亡而归之，名之曰闾达，委之国事。朱蒙死，闾达代立。闾达死，子如栗代立。如栗死，子莫来代立，乃征夫余，夫余大败，遂统属焉。
与《广开土王碑》相比，《魏书》在“朱蒙”和“如栗”之间，也就是“邹牟”和“儒留”之间，多出了“闾达”一世。《魏书》的成书年代在北齐天保五年（西元554年），作者是魏收。在李敖的报告中，应该与碑文一致，没有“闾达”的故事。魏收写《高句丽列传》，收集相关材料，获得了这个故事，并将其编入《魏书》。
“朱蒙”、“如栗”和“莫来”，按理说，都是由李敖译写的。不过，“莫来”原本可能作“朱来”，“朱”字在传抄和转引的过程中被讹写“末日”的“末”字，“朱来”也就变成了“末来”，“末”与“莫”同音，再加上这原本就是一个音译名，所以最后被写成了“莫来”。在魏收获得的相关材料中，想必已经变成了“莫来”。
此外，还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广开土王碑》中的“大朱留王”应为“大末留王”。从我在网上收集到的信息来看，《广开土王碑》是一整块天然的角砾凝灰岩，几乎未经打磨，石质较松，十分粗糙，历经千年风化，直到满清光绪年间才被发现，石面已布满了苔藓之类的微小植物，字迹被覆盖，上面的文字已经完全不能辨认，人们为了捶拓碑文，用火焚烧碑上的苔鲜，再用马粪涂抹碑面，粪干后用火焚烧，以除掉苔藓，但是碑身受到严重损毁，被烧裂。因此，“末”字的左上角如果出现了裂痕或划痕，变成“朱”字也是很有可能的。“末留”和“莫来”的发音接近，是同音异译。当然，需要这方面的专家去辨识一下，看看究竟是“朱”还是“末”。
总之，“朱留”和“莫来”的发音相差很大，不外乎这两种原因。
《广开土王碑》云：
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馀，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世，生而有圣德。□□□□□。命驾巡幸南下，路由夫馀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邹牟王。为我连葭浮龟。”应声即为连葭浮龟。然後造渡，於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不乐世位，因遣黄龙来下迎王。王於忽本东冈，履龙页升天。顾命世子儒留王，以道兴治，大朱留王绍承基业。
碑文中的“邹牟王”在《魏书》中作“朱蒙”、“儒留王”作“如栗”、“大朱留王”作“莫来”。这些都是音译名，从发音来看，“邹牟”和“朱蒙”接近、“儒留”和“如栗”接近，很明显，是同音异译。但是，“朱留”和“莫来”的发音相差很大，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知道，高句丽的建国神话剽窃自夫馀，《广开土王碑》立于西元414年，立碑者是广开土王之子长寿王高琏。
《魏书》卷一百《高句丽列传》云：
世祖时，钊曾孙琏始遣使者安东奉表贡方物，并请国讳，世祖嘉其诚款，诏下帝系外名讳于其国，遣员外散骑侍郎李敖拜琏为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访其方事，云：辽东南一千余里，东至栅城，南至小海，北至旧夫余，民户参倍于前魏时。其地东西二千里，南北一千余里。民皆土著，随山谷而居，衣布帛及皮。土田薄塉，蚕农不足以自供，故其人节饮食。其俗淫，好歌舞，夜则男女群聚而戏，无贵贱之节，然洁净自喜。其王好治宫室。其官名有谒奢、太奢、大兄、小兄之号。头著折风，其形如弁，旁插鸟羽，贵贱有差。立则反拱，跪拜曳一脚，行步如走。常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为饰。好蹲踞。食用俎凡。出三尺马，云本朱蒙所乘，马种即果下也。后贡使相寻，岁致黄金二百斤，白银四百斤。
据《魏书》卷四《世祖纪》，高句丽与北魏之间的交往始于太延元年（西元435年），高琏在这一年向北魏遣使，李敖出使高句丽在第二年（西元436年）。
李敖回朝之后，肯定会上交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除了“东南一千余里，东至栅城，南至小海，北至旧夫余，民户参倍于前魏时。其地东西二千里，南北一千余里。民皆土著，随山谷而居，衣布帛及皮。土田薄塉，蚕农不足以自供，故其人节饮食。其俗淫，好歌舞，夜则男女群聚而戏，无贵贱之节，然洁净自喜。其王好治宫室。其官名有谒奢、太奢、大兄、小兄之号。头著折风，其形如弁，旁插鸟羽，贵贱有差。立则反拱，跪拜曳一脚，行步如走。常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为饰。好蹲踞。食用俎凡。出三尺马，云本朱蒙所乘，马种即果下也”，还会有建国神话等内容。
《魏书》卷一百《高句丽列传》：
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与豕，豕又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余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将有异志，请除之，王不听，命之养马。朱蒙每私试，知有善恶，骏者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夫余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给朱蒙。后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虽矢少，殪兽甚多。夫余之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告朱蒙曰：“国将害汝，以汝才略，宜远适四方。”朱蒙乃与乌引、乌违等二人，弃夫余，东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济无梁，夫余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济？”于上鱼鳖并浮，为之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见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纳衣，一人著水藻衣，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初，朱蒙在夫余时，妻怀孕，朱蒙逃后生一子，字始闾谐。及长，知朱蒙为国主，即与母亡而归之，名之曰闾达，委之国事。朱蒙死，闾达代立。闾达死，子如栗代立。如栗死，子莫来代立，乃征夫余，夫余大败，遂统属焉。
与《广开土王碑》相比，《魏书》在“朱蒙”和“如栗”之间，也就是“邹牟”和“儒留”之间，多出了“闾达”一世。《魏书》的成书年代在北齐天保五年（西元554年），作者是魏收。在李敖的报告中，应该与碑文一致，没有“闾达”的故事。魏收写《高句丽列传》，收集相关材料，获得了这个故事，并将其编入《魏书》。
“朱蒙”、“如栗”和“莫来”，按理说，都是由李敖译写的。不过，“莫来”原本可能作“朱来”，“朱”字在传抄和转引的过程中被讹写“末日”的“末”字，“朱来”也就变成了“末来”，“末”与“莫”同音，再加上这原本就是一个音译名，所以最后被写成了“莫来”。在魏收获得的相关材料中，想必已经变成了“莫来”。
此外，还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广开土王碑》中的“大朱留王”应为“大末留王”。从我在网上收集到的信息来看，《广开土王碑》是一整块天然的角砾凝灰岩，几乎未经打磨，石质较松，十分粗糙，历经千年风化，直到满清光绪年间才被发现，石面已布满了苔藓之类的微小植物，字迹被覆盖，上面的文字已经完全不能辨认，人们为了捶拓碑文，用火焚烧碑上的苔鲜，再用马粪涂抹碑面，粪干后用火焚烧，以除掉苔藓，但是碑身受到严重损毁，被烧裂。因此，“末”字的左上角如果出现了裂痕或划痕，变成“朱”字也是很有可能的。“末留”和“莫来”的发音接近，是同音异译。当然，需要这方面的专家去辨识一下，看看究竟是“朱”还是“末”。
总之，“朱留”和“莫来”的发音相差很大，不外乎这两种原因。
楼主：我爱韩再芬
时间：2019-06-02 23:55:56
作者：黑色_斯芬克司 回复日期：2011-04-07 22:08:48 回复
我怀疑这次战役不是什么面临亡国的战役 是公孙渊政权的一次普通攻势？“燕”是否有可能是高丽人对公孙渊政权起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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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指《国赖其存的高句丽功臣高密》中的事吗？那你和我的观点差不多，此战发生在建安年间，公孙康打得高句丽很惨，不是公孙渊。
楼主：我爱韩再芬
时间：2019-06-02 23:55:56
乙支文德与隋军萨水之败
“他在萨水的上游筑坝，使得在下游可以直接趟水过江，并在四处设下伏兵。当隋军30万5千名军士涉水渡江时，乙支文德指挥士兵在上游迅速决坝，水淹隋朝大军，而少数游上岸的隋兵则被四处伏兵一齐歼灭。这样，一场大战后，能回到辽东省的隋朝军士不过2千7百人。”
这是韩国人创作的一个名人故事中的精彩片段，故事中的“他”是高句丽将领乙支文德，韩国海军有一艘驱逐舰便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美韩联合军演的代号“乙支自由卫士”中的“乙支”也是指他。韩国著名历史发明家申采浩有云：“韩国四千年历史的第一伟人是乙支文德！”不过，朝鲜族的前身是生活在朝鲜半岛南端的“韩人”，与高句丽毫无关系。
起初，乙支文德在朝鲜半岛上的“运气”可谓霉到了家，当《三国史记》的作者金富轼从中国史书中发现其事迹后，便四处寻找与之相关的信息，找来找去却一无所获。为此，他发出了“微中国之书，则泯灭而无闻”的感叹。乙支文德的“霉运”，由此可见一斑。不过，自从金富轼在《三国史记》中为他立传并歌功颂德之后，便走了“大运”，原本默默无闻的他，最后成了韩国“四千年”历史上的第一伟人。
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说，“乙支文德”在杜儒童的《隋季革命记》中作“尉支文德”。由此可见，这是一个音译名。“乙支”和“尉支”很有可能是“尉迟”的同音异译。
在已知的史料中，与乙支文德有关的信息很少很少，金富轼虽然在《三国史记》中为他立传，但是对我而言，立了等于没立，因为他除了抄录中国史书中的相关记载，没有为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要想获得更多的信息，只能期待考古发现了。
乙支文德水淹隋军在真实的历史上是不存在的。
《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云：
齐王广、龙且并军与信战，未合。人或说龙且曰：“汉兵远斗穷战，其锋不可当。齐、楚自居其地战，兵易败散。不如深壁，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闻其王在，楚来救，必反汉。汉兵二千里客居，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无战而降也。”龙且曰：“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且夫救齐不战而降之，吾何功？今战而胜之，齐之半可得，何为止！”遂战，与信夹濰水陈。韩信乃夜令人为万馀囊，满盛沙，壅水上流，引军半渡，击龙且，详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龙且军大半不得渡，即急击，杀龙且。龙且水东军散走，齐王广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阳，皆虏楚卒。
《汉书》卷三十四《韩信传》云：
齐王、龙且并军与信战，未合。或说龙且曰：“汉兵远斗，穷寇久战，锋不可当也。齐、楚自居其地战，兵易败散。不如深壁，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城闻王在，楚来救，必反汉。汉二千里客居齐，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毋战而降也”龙且曰：“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寄食于漂母，无资身之策；受辱干跨下，无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齐而降之，吾何功？今战而胜之，齐半可得，何为而止！”遂战，与信夹濰水阵。信乃夜令人为万余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击龙且。阳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龙且军太半不得渡，即急击，杀龙且。龙且水东军散走，齐王广亡去。信追北至城阳，虏文。楚卒皆降，遂平齐。
很明显，这一情节改编自韩信之事。韩信姓韩，没准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成为韩国人。不过，隋军三十万五千人在萨水之战中几乎全部被消灭的说法并非韩国人的发明。事实上，这一直是史学界的主流观点。那么，历史果真如此吗？
《隋书》卷六十一《宇文述列传》云：
述与九军至鸭绿水，粮尽，议欲班师。诸将多异同，述又不测帝意。会乙支文德来诣其营，述先与于仲文俱奉密旨，令诱执文德。既而缓纵，文德逃归，语在《仲文传》。述内不自安，遂与诸将渡水追之。时文德见述军中多饥色，欲疲述众，每斗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战皆捷，既恃骤胜，又内逼群议，于是遂进，东济萨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为营。文德复遣使伪降，请述曰：“若旋师者，当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见士卒疲敝，不可复战，又平壤险固，卒难致力，遂因其诈而还。众半济，贼击后军，于是大溃，不可禁止，九军败绩，一日一夜，还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初，渡辽九军三十万五千人，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帝大怒，以述等属吏。至东都，除名为民。
《北史》卷七十九《宇文述列传》云：
述与九军至鸭绿水，粮尽，议欲班师。诸将多异同，述又不测帝意。会乙支文德来诣其营，述先与于仲文俱奉密旨，令诱执文德。既而缓纵，文德逃归，述内不自安，遂与诸将度水追之。时文德见述军中多饥色，欲疲述众，每斗便北。述一日中七战皆捷，既恃骤胜，又内逼群议，遂进，东济萨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为营。文德复遣使伪降，请述曰：“若旋师者，当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见士卒疲弊，不可复战，又平壤险固，卒难致力，遂因其诈而还。众半济，贼击后军。于是大溃，不可禁止，九军败绩，一日一夜，还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辽九军三十万五千人，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帝怒，除其名。
如果没有别的信息，那么的确会让人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但是，《隋书》卷六十《于仲文列传》和《北史》卷二十三《于仲文列传》会帮助我们了解一些历史的真相。
《隋书》卷六十《于仲文列传》云：
至鸭绿水，高丽将乙支文德诈降，来入其营。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擒之。至是，文德来，仲文将执之。时尚书右丞刘士龙为慰抚使，固止之。仲文遂舍文德。寻悔，遣人绐文德曰：“更有言议，可复来也。”文德不从，遂济。仲文选骑渡水追之，每战破贼。文德遗仲文诗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穷地理。战胜功既高，知足愿云止。”仲文答书谕之，文德烧栅而遁。时宇文述以粮尽欲还，仲文议以精锐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将军仗十万之众，不能破小贼，何颜以见帝？且仲文此行也，固无功矣。”述因厉声曰：“何以知无功？”仲文曰：“昔周亚夫之为将也，见天子军容不变。此决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敌？”初，帝以仲文有计画，令诸军咨禀节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从之。遂行，东至萨水。宇文述以兵馁退归，师遂败绩。帝以属吏，诸将皆委罪于仲文。帝大怒，释诸将，独系仲文。仲文忧恚发病，困笃，方出之，卒于家，时年六十八。
《北史》卷二十三《于仲文列传》云：
至鸭绿水，高丽将乙支文德诈降，来入其菅。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禽之。至是，文德来，仲文将执之。时尚书右丞刘士龙为慰抚使，固止之。仲文遂舍文德。寻悔，遣人绐文德曰：“更有言议，可复来也。”文德不从，遂济。仲文选骑度水追之，每战破贼。文德遗仲文诗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穷地理。战胜功既高，知足愿云止。”仲文答书谕之，文德烧栅而遁。时宇文述以粮尽欲还，仲文议以精锐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将军杖十万之众，不能破小贼，何颜以见帝？且仲文此行也，固无功矣！”述因厉声曰：“何以知无功？”仲文曰：“昔周亚夫之为将也，见天子军容不变。此决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敌？”初，帝以仲文有计画，令诸军谘禀节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从之。遂行，东至萨水。宇文述以兵馁退归，师遂败绩。帝以属吏，诸将皆委罪于仲文。帝大怒，释诸将，独系仲文。仲文忧恚发病，困笃，方出之，卒于家，时年六十八。
我们从于仲文和宇文述的对话中可知，他们当时的兵力只有“十万”，而非“三十万五千”，考虑到古人说话的特点以及当时的氛围，于仲文口中的“十万之众”很有可能是虚指并带有夸大的成分，因此其实际兵力应该不满十万。更何况，从随后的情况来看，这些人并未全部渡过萨水，东渡萨水的只是其中的“精锐”，由宇文述率领，剩下的人马，则由于仲文指挥，也就是说，这“十万之众”实际上被一分为二了，我们可以称其为“宇文述军”和“于仲文军”。“宇文述军”东渡萨水，进至距平壤城三十里处回师，西渡萨水时，高句丽人乘其半渡之际，袭击了尚在东岸的部队，也就是“宇文述军”的“后军”。话说到这儿，我想，认为隋军在萨水之战中损失了302300人的观点可以休矣。
隋与高句丽以辽水为界，隋在西，高句丽在东，隋军打高句丽，自然要“度辽”了，也就是渡过辽水，“三十万五千人”是“九军”最初的总兵力。“九军”行进至鸭绿水西岸某地时，碰到了前来请降的乙支文德。隋炀帝事先给于仲文和宇文述下了“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擒之”的密旨，因此于仲文准备实施抓捕。但是，慰抚使刘士龙“固止之”。于仲文便取消了行动。乙支文德离开后不久，他后悔了，便派人去追，想把他骗回来。但是，乙支文德没有上当，东渡鸭绿水而去。于仲文知道后，便“选骑度水追之”，在鸭绿水东岸某地碰到了乙支文德的部队，双方打了一天，“九军”七战七捷。乙支文德写了一首诗，派人送给于仲文，希望他适可而止。于仲文回了一封信“谕之”。接下来，乙支文德给于仲文出了一道难题，他放火烧了营寨，带着部队跑了，而于仲文和宇文述在是否继续追击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于仲文认为，应该以“精锐”追击乙支文德。宇文述认为，粮食不够了，应该回去。双方固持己见，互不相让。于仲文火了：“将军仗十万之众，不能破小贼，何颜以见帝！且仲文此行也，固无功矣。”宇文述也不示弱，厉声道：“何以知无功？”于仲文说：“昔周亚夫之为将也，见天子军容不变。此决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敌！”“九军”各有一位大将，于仲文和宇文述都是大将，但是隋炀帝事先下了命令，包括宇文述在内的八位大将都得听于仲文的，也就是说，“九军”的最高指挥官是于仲文，所以这番话无疑是在提醒在场的人不要忘了这一点。于是，没有人表示反对了。
按照于仲文的命令，宇文述率领“十万之众”中的“精锐”去追乙支文德，由前面的“仲文选骑度水追之”一语来看，这“十万之众”应该是骑兵，那么宇文述带走的无疑就是“精骑”了。当然，我在前面说过，“十万之众”含有夸大的成分。宇文述带着精锐骑兵，也带着不良情绪一路向东，渡过萨水，行进至距平壤城三十里处“因山为营”。乙支文德派人对宇文述说：“若旋师者，当奉高元朝行在所。”宇文述便以此为由，下令班师。西渡萨水时，“后军”遭到敌人的袭击，引起全军“大溃”。
萨水之败发生在大业八年（西元612年）七月壬寅（二十四日）。
《隋书》卷四《炀帝纪》云：
七月壬寅，宇文述等败绩于萨水，右屯卫将军辛世雄死之。九军并陷，将帅奔还，亡者二千余骑。癸卯，班师。
《北史》卷十二《隋本纪》云：
七月壬午，宇文述等败绩于萨水，右屯卫将军薛世雄死之。九军并陷，师奔还，亡者千余骑。癸卯，班师。
《北史》中的“薛世雄”为“辛世雄”之误。“亡者”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一为隋军在萨水之战中损失的人员，一为隋军在此战中的逃生者。《隋书》和《北史》的作者都认为隋军三十万五千人几乎全部被高句丽人消灭了，因此他们一定是指逃生者，“亡者”即“还者”的意思，更何况，前面还有“九军并陷”一语。结合《宇文述列传》中的“初，度辽九军三十万五千人，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一语来看，《北史》中的“亡者千余骑”也应为“亡者二千余骑”。至于萨水之战的日期，将“癸卯（二十五日），班师”同《宇文述列传》中的“一日一夜，还至鸭绿水”结合起来分析，可知《北史》中的“壬午（四日）”应为“壬寅（二十四日）”之误。
萨水之败发生时，隋炀帝的位置在辽东城外。辽东城原名“襄平”，即今日之辽阳。隋军围攻这座城市已经好几个月了，还是拿不下来。第二天，也就是大业八年（西元612年）七月癸卯（二十五日），宇文述等“二千七百人”狼狈不堪地逃到这里。由于未能查明实情，隋炀帝误判战场形势，以为“九军”被敌人打得一败涂地，遂于当日下令从高句丽全面撤军。
隋炀帝三打高句丽，大业八年（西元612年）是第一次，失利后，难免会在惧怕远征的民众间产生夸大隋军损失和渲染隋军败状的不实传闻，“九军并陷”便是其中之一，而反隋势力也会编造类似的消息或利用民间传闻进行政治宣传，《隋书》和《北史》的作者都是经历过隋唐更替的人，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他们想必看到了有关宇文述等二千七百人逃到辽东的文书档案，再加上脑子里已经存在的“九军并陷”，便误以为“九军”被打得只剩下这么点人了。其实，“九军并陷”还不能算是最夸张的，据牛僧孺的《玄怪录》，还有“十二军尽没”之说。
通过以上分析，大家应该清楚了，在萨水吃了败仗的只是作为先遣队的“宇文述军”，“九军”绝大部分兵力在于仲文的手中，未受损失。
那么，“宇文述军”是否只剩下“二千七百人”呢？
让我们先看一下薛世雄的事迹。
《隋书》卷六十五《薛世雄列传》云：
辽东之役，以世雄为沃沮道军将，与宇文述同败绩于平壤。还次白石山，为贼所围百馀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师为方阵，选劲骑二百先犯之，贼稍却，因而纵击，遂破之而还。所亡失多，竟坐免。
《北史》卷七十六《薛世雄列传》云：
辽东之役，为沃沮道军将，与宇文述同败绩于平壤。还次白石山，为贼所围百余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师为方阵，选劲骑二百纵击，破之而还。所亡失多，竟坐免。
“败绩于平壤”指的就是“败绩于萨水”。薛世雄也是九大将之一。“九军”的最高指挥官于仲文从各军中抽出精锐骑兵组成了一支先遣队，薛世雄本人及符合条件的部下也在其中。这支部队的主将由宇文述担任，所以我称其为“宇文述军”。先遣队进至距平壤城三十里处，然后回师。从《薛世雄列传》中的记载来看，薛世雄等人和宇文述等人在回师的途中失散了。考虑到隋军在萨水遇袭后“大溃”，出现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而且身为主将的宇文述有弃军而逃的嫌疑，因此“二千七百人”指的是宇文述以及紧随其后的一帮人，最后回去的实际上还有许多。当然，要想知道先遣队具体的兵力和损失情况，只能期待考古发现了。
许多人研究历史，只看《资治通鉴》，这可不是一个好习惯。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隋纪》云：
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出扶馀道，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出乐浪道，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出辽东道，右翊卫将军薛世雄出沃沮道，右屯卫将军辛世雄出玄菟道，右御卫将军张瑾出襄平道，右武将军赵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检校左武卫将军崔弘昇出遂城道，检校右御卫虎贲郎将卫文昇出增地道，皆会于鸭绿水西。述等兵自泸河、怀远二镇，人马皆给百日粮，又给排甲、枪槊并衣资、戎具、火幕，人别三石已上，重莫能胜致。下令军中：“遗弃米粟者斩！”士卒皆于幕下掘坑埋之，才行及中路，粮已将尽。高丽遣大臣乙支文德诣其营诈降，实欲观虚实。于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来者，必擒之。”仲文将执之，尚书右丞刘士龙为慰抚使，固止之。仲文遂听文德还，既而悔之，遣人绐文德曰：“更欲有言，可复来。”文德不顾，济鸭绿水而去。仲文与述等既失文德，内不自安，述以粮尽，欲还。仲文议以精锐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将军仗十万之众，不能破小贼，何颜以见帝！且仲文此行，固知无功，何则？古之良将能成功者，军中之事，决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胜敌！”时帝以仲文有计划，令诸军咨禀节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从之，与诸将渡水追文德。文德见述军士有饥色，故欲疲之，每战辄走。述一日之中，七战皆捷，既恃骤胜，又逼群议，于是遂进，东济萨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为营。文德复遣使诈降，请于述曰：“若旋师者，当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见士卒疲弊，不可复战，又平壤城险固，度难猝拔，遂因其诈而还。述等为方陈而行，高丽四面钞击，述等且战且行。秋，七月，壬寅，至萨水，军半济，高丽自后击其后军，左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于是诸军俱溃，不可禁止。将士奔还，一日一夜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将军天水王仁恭为殿，击高丽，却之。来护儿闻述等败，亦引还。唯卫文升一军独全。初，九军渡辽，凡三十万五千，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失亡荡尽。帝大怒，锁系述等。癸卯，引还……萨水之败，高丽追围薛世雄于白石山，世雄奋击，破之，由是独得免官。
司马光在阅读《隋书》和《北史》的时候，显然不够仔细。例如，“萨水之败，高丽追围薛世雄于白石山，世雄奋击，破之，由是独得免官”，“由是独得免官”与《隋书》和《北史》中的“所亡失多，竟坐免”完全相反。
又如，“至萨水，军半济，高丽自后击其后军，左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于是诸军俱溃，不可禁止。将士奔还，一日一夜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将军天水王仁恭为殿，击高丽，却之”，但是《隋书》卷六十五《王仁恭列传》云“辽东之役，以仁恭为军将。及帝班师，仁恭为殿，遇贼，击走之。进授左光禄大夫，赐绢六千段，马四十匹”，《北史》卷七十八《王仁恭列传》云“辽东之役，以仁恭为军将。及班师，仁恭为殿，遇贼，败之。进左光禄大夫”，可知王仁恭在隋军撤出高句丽时率部殿后，他没有参加进军平壤的行动，自然也不会在萨水之战中“为殿，击高丽，却之”了。
再如，“文德不顾，济鸭绿水而去。仲文与述等既失文德，内不自安，述以粮尽，欲还。仲文议以精锐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将军仗十万之众，不能破小贼，何颜以见帝！且仲文此行，固知无功，何则？古之良将能成功者，军中之事，决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胜敌！”时帝以仲文有计划，令诸军咨禀节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从之，与诸将渡水追文德。文德见述军士有饥色，故欲疲之，每战辄走。述一日之中，七战皆捷，既恃骤胜，又逼群议，于是遂进，东济萨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为营”，据《隋书》和《北史》，于仲文和宇文述的争吵发生在七战七捷之后，地点在鸭绿水东岸某地，而在此处，他们的争吵在七战七捷之前，地点也变成了鸭绿水西岸某地。
这些都是作者对《隋书》和《北史》的误读所致。
还有“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出扶馀道，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出乐浪道，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出辽东道，右翊卫将军薛世雄出沃沮道，右屯卫将军辛世雄出玄菟道，右御卫将军张瑾出襄平道，右武将军赵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检校左武卫将军崔弘昇出遂城道，检校右御卫虎贲郎将卫文昇出增地道，皆会于鸭绿水西……唯卫文升一军独全。初，九军渡辽，凡三十万五千，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失亡荡尽”存在自相矛盾，九军凡三十万五千人，平均每军近三万四千人，九军中的卫文升一军独全，其人数便已远超二千七百。
这一问题，司马光也未能注意到。
“述等为方陈而行，高丽四面钞击，述等且战且行”，《资治通鉴》中的这一记载取材自《隋季革命记》。
我在前面说过，宇文述率领的“九军”先遣队都是清一色的骑兵，所以其行军速度非常快，至少有二千七百人“一日一夜，还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许多人可能会以为“行四百五十里”是从“萨水”至“鸭绿水”，其实不然，据陈大德的《高丽记》，“平壤”至“鸭绿水”恰为“四百五十里”。陈大德奉唐太宗之命前往高句丽，名为“持节答劳”，实乃刺探情报，回来后便写成此书，平壤至鸭绿水为四百五十里的记载无疑是可信的。这就意味着宇文述从平壤退兵、萨水遇袭、还至鸭绿水，均发生在大业八年（西元612年）七月二十四日。因此，“述等为方陈而行，高丽四面钞击，述等且战且行”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宇文述军”从平壤至萨水的行军速度是非常快的，没有萨水的话，高句丽人未必能获得可乘之机。不过，有一点大家要注意，此平壤非今日之平壤。
至于被某些人奉为圭臬的《三国史记》，可以无视。
《三国史记》卷二十《婴阳王本纪》云：
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出扶余道，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出乐浪道，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出辽东道，右翊卫大将军薛世雄出沃沮道，右屯卫将军辛世雄出玄菟道，右御卫将军张瑾出襄平道，右武侯将军赵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检校左武卫将军崔弘升出遂城道，检校右御卫虎贲郞将卫文升出增地道，皆会于鸭水西。述等兵自泸河、怀远二镇，人马皆给百日粮，又给排甲、枪并衣资、戎具、火幕，人别三石已上，重莫能胜致，下令军中：“遗弃米粟者斩。”士卒皆于幕下掘坑埋之，才行及中路，粮已将尽。王遣大臣乙支文德，诣其营诈降，实欲观虚实。于仲文先奉密旨，若遇王及文德来者，必擒之。仲文将执之，尚书右丞刘士龙为慰抚使，固止之，仲文遂听文德还，既而悔之，遣人绐文德曰：“更欲有言，可复来。”文德不顾，济鸭水而去。仲文与述等既失文德，内不自安，述以粮尽欲还，仲文议以精鋭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将军仗十万之众，不能破小贼，何颜以见帝？且仲文此行，固知无功，何则？古之良将能成功者，军中之事，决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胜敌？时帝以仲文有计划，令诸军谘禀节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从之，与诸将渡水追文德，文德见述军士有饥色，故欲疲之，毎战辄走，述一日之中七战皆捷，既恃骤胜，又逼群议，于是，遂进东济萨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为营。文德复遣使诈降，请于述曰：“若旋师者，当奉王朝行在所。”述见士卒疲弊，不可复战，又平壤城险固，度难猝拔，遂因其诈而还。述等为方阵而行，我军四面钞撃，述等且战且行，秋七月，至萨水，军半济，我军自后撃其后军，右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于是诸军倶溃，不可禁止，将士奔还，一日一夜，至鸭水，行四百五十里，将军天水王仁恭为殿，撃我军却之，来护儿闻述等败，亦引还，唯卫文升一军独全。初，九军度辽，凡三十万五千，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失亡荡尽。帝大怒，锁繋述等。癸卯，引还。
金富轼没有为我们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几乎是全盘照抄《资治通鉴》。
《三国史记》卷四十四《乙支文德列传》云：
乙支文德，未详其世系，资沈，有智数，兼解属文，隋开皇中，炀帝下诏征高丽，于是，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出扶馀道，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出乐浪道，与九军至鸭水，文德受王命，诣其营诈降，实欲观其虚实，述与仲文，先奉密旨，若遇王及文德来，则执之，仲文等将留之，尚书右丞刘士龙为慰抚使，固止之，遂听文德归，深悔之，遣人绐文德曰：“更欲有议，可复来。”文德不顾，遂济鸭水而归。述与仲文，既失文德，内不自安，述以粮尽欲还，仲文谓以精锐追文德，可以有功，述止之，仲文怒曰：“将军仗十万兵，不能破小贼，何颜以见帝。”述等不得已而从之，度鸭水追之。文德见隋军士有饥色，欲疲之，每战辄北，述等一日之中，七战皆捷，既恃骤胜，又逼群议，遂进，东济萨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为营。文德文德遗仲文诗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穷地理。战胜功既高，知足愿云止。”仲文答书谕之，文德又遣使请降，请于述曰：“若旋师者，当奉王朝行在所。”述见士卒疲弊，不可复战，又平壤城险固，难以猝拔，遂因其诈而还，为方阵而行，文德出军，四面击之，述等且战且行，秋七月至萨水，军半济，文德进军，击其后军，杀右屯卫将军辛世雄，于是，诸军俱溃，不可禁，九军将士奔还，一日一夜，至鸭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辽九军三十万五千人，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论曰：炀帝辽东之役，出师之盛，前古之未有也，高句丽一偏方小国，而能拒之，不唯自保而已，灭其军几尽者，文德一人之力也，传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信哉。
乙支文德写诗送给于仲文一事，司马光没有写，金富轼写了，可见他是看过《隋书》和《北史》的，但是他未能纠正《资治通鉴》中的错误，反而错上加错，让于仲文也东渡萨水，去了平壤。此外，还闹了个“隋开皇中，炀帝下诏征高丽”的笑话。
最后，我强调一下，高句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隋军打高句丽和解放军打台湾的性质是一样的。
“他在萨水的上游筑坝，使得在下游可以直接趟水过江，并在四处设下伏兵。当隋军30万5千名军士涉水渡江时，乙支文德指挥士兵在上游迅速决坝，水淹隋朝大军，而少数游上岸的隋兵则被四处伏兵一齐歼灭。这样，一场大战后，能回到辽东省的隋朝军士不过2千7百人。”
这是韩国人创作的一个名人故事中的精彩片段，故事中的“他”是高句丽将领乙支文德，韩国海军有一艘驱逐舰便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美韩联合军演的代号“乙支自由卫士”中的“乙支”也是指他。韩国著名历史发明家申采浩有云：“韩国四千年历史的第一伟人是乙支文德！”不过，朝鲜族的前身是生活在朝鲜半岛南端的“韩人”，与高句丽毫无关系。
起初，乙支文德在朝鲜半岛上的“运气”可谓霉到了家，当《三国史记》的作者金富轼从中国史书中发现其事迹后，便四处寻找与之相关的信息，找来找去却一无所获。为此，他发出了“微中国之书，则泯灭而无闻”的感叹。乙支文德的“霉运”，由此可见一斑。不过，自从金富轼在《三国史记》中为他立传并歌功颂德之后，便走了“大运”，原本默默无闻的他，最后成了韩国“四千年”历史上的第一伟人。
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说，“乙支文德”在杜儒童的《隋季革命记》中作“尉支文德”。由此可见，这是一个音译名。“乙支”和“尉支”很有可能是“尉迟”的同音异译。
在已知的史料中，与乙支文德有关的信息很少很少，金富轼虽然在《三国史记》中为他立传，但是对我而言，立了等于没立，因为他除了抄录中国史书中的相关记载，没有为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要想获得更多的信息，只能期待考古发现了。
乙支文德水淹隋军在真实的历史上是不存在的。
《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云：
齐王广、龙且并军与信战，未合。人或说龙且曰：“汉兵远斗穷战，其锋不可当。齐、楚自居其地战，兵易败散。不如深壁，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闻其王在，楚来救，必反汉。汉兵二千里客居，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无战而降也。”龙且曰：“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且夫救齐不战而降之，吾何功？今战而胜之，齐之半可得，何为止！”遂战，与信夹濰水陈。韩信乃夜令人为万馀囊，满盛沙，壅水上流，引军半渡，击龙且，详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龙且军大半不得渡，即急击，杀龙且。龙且水东军散走，齐王广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阳，皆虏楚卒。
《汉书》卷三十四《韩信传》云：
齐王、龙且并军与信战，未合。或说龙且曰：“汉兵远斗，穷寇久战，锋不可当也。齐、楚自居其地战，兵易败散。不如深壁，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城闻王在，楚来救，必反汉。汉二千里客居齐，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毋战而降也”龙且曰：“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寄食于漂母，无资身之策；受辱干跨下，无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齐而降之，吾何功？今战而胜之，齐半可得，何为而止！”遂战，与信夹濰水阵。信乃夜令人为万余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击龙且。阳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龙且军太半不得渡，即急击，杀龙且。龙且水东军散走，齐王广亡去。信追北至城阳，虏文。楚卒皆降，遂平齐。
很明显，这一情节改编自韩信之事。韩信姓韩，没准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成为韩国人。不过，隋军三十万五千人在萨水之战中几乎全部被消灭的说法并非韩国人的发明。事实上，这一直是史学界的主流观点。那么，历史果真如此吗？
《隋书》卷六十一《宇文述列传》云：
述与九军至鸭绿水，粮尽，议欲班师。诸将多异同，述又不测帝意。会乙支文德来诣其营，述先与于仲文俱奉密旨，令诱执文德。既而缓纵，文德逃归，语在《仲文传》。述内不自安，遂与诸将渡水追之。时文德见述军中多饥色，欲疲述众，每斗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战皆捷，既恃骤胜，又内逼群议，于是遂进，东济萨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为营。文德复遣使伪降，请述曰：“若旋师者，当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见士卒疲敝，不可复战，又平壤险固，卒难致力，遂因其诈而还。众半济，贼击后军，于是大溃，不可禁止，九军败绩，一日一夜，还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初，渡辽九军三十万五千人，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帝大怒，以述等属吏。至东都，除名为民。
《北史》卷七十九《宇文述列传》云：
述与九军至鸭绿水，粮尽，议欲班师。诸将多异同，述又不测帝意。会乙支文德来诣其营，述先与于仲文俱奉密旨，令诱执文德。既而缓纵，文德逃归，述内不自安，遂与诸将度水追之。时文德见述军中多饥色，欲疲述众，每斗便北。述一日中七战皆捷，既恃骤胜，又内逼群议，遂进，东济萨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为营。文德复遣使伪降，请述曰：“若旋师者，当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见士卒疲弊，不可复战，又平壤险固，卒难致力，遂因其诈而还。众半济，贼击后军。于是大溃，不可禁止，九军败绩，一日一夜，还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辽九军三十万五千人，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帝怒，除其名。
如果没有别的信息，那么的确会让人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但是，《隋书》卷六十《于仲文列传》和《北史》卷二十三《于仲文列传》会帮助我们了解一些历史的真相。
《隋书》卷六十《于仲文列传》云：
至鸭绿水，高丽将乙支文德诈降，来入其营。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擒之。至是，文德来，仲文将执之。时尚书右丞刘士龙为慰抚使，固止之。仲文遂舍文德。寻悔，遣人绐文德曰：“更有言议，可复来也。”文德不从，遂济。仲文选骑渡水追之，每战破贼。文德遗仲文诗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穷地理。战胜功既高，知足愿云止。”仲文答书谕之，文德烧栅而遁。时宇文述以粮尽欲还，仲文议以精锐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将军仗十万之众，不能破小贼，何颜以见帝？且仲文此行也，固无功矣。”述因厉声曰：“何以知无功？”仲文曰：“昔周亚夫之为将也，见天子军容不变。此决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敌？”初，帝以仲文有计画，令诸军咨禀节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从之。遂行，东至萨水。宇文述以兵馁退归，师遂败绩。帝以属吏，诸将皆委罪于仲文。帝大怒，释诸将，独系仲文。仲文忧恚发病，困笃，方出之，卒于家，时年六十八。
《北史》卷二十三《于仲文列传》云：
至鸭绿水，高丽将乙支文德诈降，来入其菅。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禽之。至是，文德来，仲文将执之。时尚书右丞刘士龙为慰抚使，固止之。仲文遂舍文德。寻悔，遣人绐文德曰：“更有言议，可复来也。”文德不从，遂济。仲文选骑度水追之，每战破贼。文德遗仲文诗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穷地理。战胜功既高，知足愿云止。”仲文答书谕之，文德烧栅而遁。时宇文述以粮尽欲还，仲文议以精锐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将军杖十万之众，不能破小贼，何颜以见帝？且仲文此行也，固无功矣！”述因厉声曰：“何以知无功？”仲文曰：“昔周亚夫之为将也，见天子军容不变。此决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敌？”初，帝以仲文有计画，令诸军谘禀节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从之。遂行，东至萨水。宇文述以兵馁退归，师遂败绩。帝以属吏，诸将皆委罪于仲文。帝大怒，释诸将，独系仲文。仲文忧恚发病，困笃，方出之，卒于家，时年六十八。
我们从于仲文和宇文述的对话中可知，他们当时的兵力只有“十万”，而非“三十万五千”，考虑到古人说话的特点以及当时的氛围，于仲文口中的“十万之众”很有可能是虚指并带有夸大的成分，因此其实际兵力应该不满十万。更何况，从随后的情况来看，这些人并未全部渡过萨水，东渡萨水的只是其中的“精锐”，由宇文述率领，剩下的人马，则由于仲文指挥，也就是说，这“十万之众”实际上被一分为二了，我们可以称其为“宇文述军”和“于仲文军”。“宇文述军”东渡萨水，进至距平壤城三十里处回师，西渡萨水时，高句丽人乘其半渡之际，袭击了尚在东岸的部队，也就是“宇文述军”的“后军”。话说到这儿，我想，认为隋军在萨水之战中损失了302300人的观点可以休矣。
隋与高句丽以辽水为界，隋在西，高句丽在东，隋军打高句丽，自然要“度辽”了，也就是渡过辽水，“三十万五千人”是“九军”最初的总兵力。“九军”行进至鸭绿水西岸某地时，碰到了前来请降的乙支文德。隋炀帝事先给于仲文和宇文述下了“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擒之”的密旨，因此于仲文准备实施抓捕。但是，慰抚使刘士龙“固止之”。于仲文便取消了行动。乙支文德离开后不久，他后悔了，便派人去追，想把他骗回来。但是，乙支文德没有上当，东渡鸭绿水而去。于仲文知道后，便“选骑度水追之”，在鸭绿水东岸某地碰到了乙支文德的部队，双方打了一天，“九军”七战七捷。乙支文德写了一首诗，派人送给于仲文，希望他适可而止。于仲文回了一封信“谕之”。接下来，乙支文德给于仲文出了一道难题，他放火烧了营寨，带着部队跑了，而于仲文和宇文述在是否继续追击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于仲文认为，应该以“精锐”追击乙支文德。宇文述认为，粮食不够了，应该回去。双方固持己见，互不相让。于仲文火了：“将军仗十万之众，不能破小贼，何颜以见帝！且仲文此行也，固无功矣。”宇文述也不示弱，厉声道：“何以知无功？”于仲文说：“昔周亚夫之为将也，见天子军容不变。此决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敌！”“九军”各有一位大将，于仲文和宇文述都是大将，但是隋炀帝事先下了命令，包括宇文述在内的八位大将都得听于仲文的，也就是说，“九军”的最高指挥官是于仲文，所以这番话无疑是在提醒在场的人不要忘了这一点。于是，没有人表示反对了。
按照于仲文的命令，宇文述率领“十万之众”中的“精锐”去追乙支文德，由前面的“仲文选骑度水追之”一语来看，这“十万之众”应该是骑兵，那么宇文述带走的无疑就是“精骑”了。当然，我在前面说过，“十万之众”含有夸大的成分。宇文述带着精锐骑兵，也带着不良情绪一路向东，渡过萨水，行进至距平壤城三十里处“因山为营”。乙支文德派人对宇文述说：“若旋师者，当奉高元朝行在所。”宇文述便以此为由，下令班师。西渡萨水时，“后军”遭到敌人的袭击，引起全军“大溃”。
萨水之败发生在大业八年（西元612年）七月壬寅（二十四日）。
《隋书》卷四《炀帝纪》云：
七月壬寅，宇文述等败绩于萨水，右屯卫将军辛世雄死之。九军并陷，将帅奔还，亡者二千余骑。癸卯，班师。
《北史》卷十二《隋本纪》云：
七月壬午，宇文述等败绩于萨水，右屯卫将军薛世雄死之。九军并陷，师奔还，亡者千余骑。癸卯，班师。
《北史》中的“薛世雄”为“辛世雄”之误。“亡者”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一为隋军在萨水之战中损失的人员，一为隋军在此战中的逃生者。《隋书》和《北史》的作者都认为隋军三十万五千人几乎全部被高句丽人消灭了，因此他们一定是指逃生者，“亡者”即“还者”的意思，更何况，前面还有“九军并陷”一语。结合《宇文述列传》中的“初，度辽九军三十万五千人，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一语来看，《北史》中的“亡者千余骑”也应为“亡者二千余骑”。至于萨水之战的日期，将“癸卯（二十五日），班师”同《宇文述列传》中的“一日一夜，还至鸭绿水”结合起来分析，可知《北史》中的“壬午（四日）”应为“壬寅（二十四日）”之误。
萨水之败发生时，隋炀帝的位置在辽东城外。辽东城原名“襄平”，即今日之辽阳。隋军围攻这座城市已经好几个月了，还是拿不下来。第二天，也就是大业八年（西元612年）七月癸卯（二十五日），宇文述等“二千七百人”狼狈不堪地逃到这里。由于未能查明实情，隋炀帝误判战场形势，以为“九军”被敌人打得一败涂地，遂于当日下令从高句丽全面撤军。
隋炀帝三打高句丽，大业八年（西元612年）是第一次，失利后，难免会在惧怕远征的民众间产生夸大隋军损失和渲染隋军败状的不实传闻，“九军并陷”便是其中之一，而反隋势力也会编造类似的消息或利用民间传闻进行政治宣传，《隋书》和《北史》的作者都是经历过隋唐更替的人，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他们想必看到了有关宇文述等二千七百人逃到辽东的文书档案，再加上脑子里已经存在的“九军并陷”，便误以为“九军”被打得只剩下这么点人了。其实，“九军并陷”还不能算是最夸张的，据牛僧孺的《玄怪录》，还有“十二军尽没”之说。
通过以上分析，大家应该清楚了，在萨水吃了败仗的只是作为先遣队的“宇文述军”，“九军”绝大部分兵力在于仲文的手中，未受损失。
那么，“宇文述军”是否只剩下“二千七百人”呢？
让我们先看一下薛世雄的事迹。
《隋书》卷六十五《薛世雄列传》云：
辽东之役，以世雄为沃沮道军将，与宇文述同败绩于平壤。还次白石山，为贼所围百馀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师为方阵，选劲骑二百先犯之，贼稍却，因而纵击，遂破之而还。所亡失多，竟坐免。
《北史》卷七十六《薛世雄列传》云：
辽东之役，为沃沮道军将，与宇文述同败绩于平壤。还次白石山，为贼所围百余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师为方阵，选劲骑二百纵击，破之而还。所亡失多，竟坐免。
“败绩于平壤”指的就是“败绩于萨水”。薛世雄也是九大将之一。“九军”的最高指挥官于仲文从各军中抽出精锐骑兵组成了一支先遣队，薛世雄本人及符合条件的部下也在其中。这支部队的主将由宇文述担任，所以我称其为“宇文述军”。先遣队进至距平壤城三十里处，然后回师。从《薛世雄列传》中的记载来看，薛世雄等人和宇文述等人在回师的途中失散了。考虑到隋军在萨水遇袭后“大溃”，出现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而且身为主将的宇文述有弃军而逃的嫌疑，因此“二千七百人”指的是宇文述以及紧随其后的一帮人，最后回去的实际上还有许多。当然，要想知道先遣队具体的兵力和损失情况，只能期待考古发现了。
许多人研究历史，只看《资治通鉴》，这可不是一个好习惯。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隋纪》云：
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出扶馀道，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出乐浪道，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出辽东道，右翊卫将军薛世雄出沃沮道，右屯卫将军辛世雄出玄菟道，右御卫将军张瑾出襄平道，右武将军赵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检校左武卫将军崔弘昇出遂城道，检校右御卫虎贲郎将卫文昇出增地道，皆会于鸭绿水西。述等兵自泸河、怀远二镇，人马皆给百日粮，又给排甲、枪槊并衣资、戎具、火幕，人别三石已上，重莫能胜致。下令军中：“遗弃米粟者斩！”士卒皆于幕下掘坑埋之，才行及中路，粮已将尽。高丽遣大臣乙支文德诣其营诈降，实欲观虚实。于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来者，必擒之。”仲文将执之，尚书右丞刘士龙为慰抚使，固止之。仲文遂听文德还，既而悔之，遣人绐文德曰：“更欲有言，可复来。”文德不顾，济鸭绿水而去。仲文与述等既失文德，内不自安，述以粮尽，欲还。仲文议以精锐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将军仗十万之众，不能破小贼，何颜以见帝！且仲文此行，固知无功，何则？古之良将能成功者，军中之事，决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胜敌！”时帝以仲文有计划，令诸军咨禀节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从之，与诸将渡水追文德。文德见述军士有饥色，故欲疲之，每战辄走。述一日之中，七战皆捷，既恃骤胜，又逼群议，于是遂进，东济萨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为营。文德复遣使诈降，请于述曰：“若旋师者，当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见士卒疲弊，不可复战，又平壤城险固，度难猝拔，遂因其诈而还。述等为方陈而行，高丽四面钞击，述等且战且行。秋，七月，壬寅，至萨水，军半济，高丽自后击其后军，左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于是诸军俱溃，不可禁止。将士奔还，一日一夜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将军天水王仁恭为殿，击高丽，却之。来护儿闻述等败，亦引还。唯卫文升一军独全。初，九军渡辽，凡三十万五千，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失亡荡尽。帝大怒，锁系述等。癸卯，引还……萨水之败，高丽追围薛世雄于白石山，世雄奋击，破之，由是独得免官。
司马光在阅读《隋书》和《北史》的时候，显然不够仔细。例如，“萨水之败，高丽追围薛世雄于白石山，世雄奋击，破之，由是独得免官”，“由是独得免官”与《隋书》和《北史》中的“所亡失多，竟坐免”完全相反。
又如，“至萨水，军半济，高丽自后击其后军，左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于是诸军俱溃，不可禁止。将士奔还，一日一夜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将军天水王仁恭为殿，击高丽，却之”，但是《隋书》卷六十五《王仁恭列传》云“辽东之役，以仁恭为军将。及帝班师，仁恭为殿，遇贼，击走之。进授左光禄大夫，赐绢六千段，马四十匹”，《北史》卷七十八《王仁恭列传》云“辽东之役，以仁恭为军将。及班师，仁恭为殿，遇贼，败之。进左光禄大夫”，可知王仁恭在隋军撤出高句丽时率部殿后，他没有参加进军平壤的行动，自然也不会在萨水之战中“为殿，击高丽，却之”了。
再如，“文德不顾，济鸭绿水而去。仲文与述等既失文德，内不自安，述以粮尽，欲还。仲文议以精锐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将军仗十万之众，不能破小贼，何颜以见帝！且仲文此行，固知无功，何则？古之良将能成功者，军中之事，决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胜敌！”时帝以仲文有计划，令诸军咨禀节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从之，与诸将渡水追文德。文德见述军士有饥色，故欲疲之，每战辄走。述一日之中，七战皆捷，既恃骤胜，又逼群议，于是遂进，东济萨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为营”，据《隋书》和《北史》，于仲文和宇文述的争吵发生在七战七捷之后，地点在鸭绿水东岸某地，而在此处，他们的争吵在七战七捷之前，地点也变成了鸭绿水西岸某地。
这些都是作者对《隋书》和《北史》的误读所致。
还有“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出扶馀道，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出乐浪道，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出辽东道，右翊卫将军薛世雄出沃沮道，右屯卫将军辛世雄出玄菟道，右御卫将军张瑾出襄平道，右武将军赵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检校左武卫将军崔弘昇出遂城道，检校右御卫虎贲郎将卫文昇出增地道，皆会于鸭绿水西……唯卫文升一军独全。初，九军渡辽，凡三十万五千，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失亡荡尽”存在自相矛盾，九军凡三十万五千人，平均每军近三万四千人，九军中的卫文升一军独全，其人数便已远超二千七百。
这一问题，司马光也未能注意到。
“述等为方陈而行，高丽四面钞击，述等且战且行”，《资治通鉴》中的这一记载取材自《隋季革命记》。
我在前面说过，宇文述率领的“九军”先遣队都是清一色的骑兵，所以其行军速度非常快，至少有二千七百人“一日一夜，还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许多人可能会以为“行四百五十里”是从“萨水”至“鸭绿水”，其实不然，据陈大德的《高丽记》，“平壤”至“鸭绿水”恰为“四百五十里”。陈大德奉唐太宗之命前往高句丽，名为“持节答劳”，实乃刺探情报，回来后便写成此书，平壤至鸭绿水为四百五十里的记载无疑是可信的。这就意味着宇文述从平壤退兵、萨水遇袭、还至鸭绿水，均发生在大业八年（西元612年）七月二十四日。因此，“述等为方陈而行，高丽四面钞击，述等且战且行”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宇文述军”从平壤至萨水的行军速度是非常快的，没有萨水的话，高句丽人未必能获得可乘之机。不过，有一点大家要注意，此平壤非今日之平壤。
至于被某些人奉为圭臬的《三国史记》，可以无视。
《三国史记》卷二十《婴阳王本纪》云：
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出扶余道，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出乐浪道，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出辽东道，右翊卫大将军薛世雄出沃沮道，右屯卫将军辛世雄出玄菟道，右御卫将军张瑾出襄平道，右武侯将军赵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检校左武卫将军崔弘升出遂城道，检校右御卫虎贲郞将卫文升出增地道，皆会于鸭水西。述等兵自泸河、怀远二镇，人马皆给百日粮，又给排甲、枪并衣资、戎具、火幕，人别三石已上，重莫能胜致，下令军中：“遗弃米粟者斩。”士卒皆于幕下掘坑埋之，才行及中路，粮已将尽。王遣大臣乙支文德，诣其营诈降，实欲观虚实。于仲文先奉密旨，若遇王及文德来者，必擒之。仲文将执之，尚书右丞刘士龙为慰抚使，固止之，仲文遂听文德还，既而悔之，遣人绐文德曰：“更欲有言，可复来。”文德不顾，济鸭水而去。仲文与述等既失文德，内不自安，述以粮尽欲还，仲文议以精鋭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将军仗十万之众，不能破小贼，何颜以见帝？且仲文此行，固知无功，何则？古之良将能成功者，军中之事，决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胜敌？时帝以仲文有计划，令诸军谘禀节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从之，与诸将渡水追文德，文德见述军士有饥色，故欲疲之，毎战辄走，述一日之中七战皆捷，既恃骤胜，又逼群议，于是，遂进东济萨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为营。文德复遣使诈降，请于述曰：“若旋师者，当奉王朝行在所。”述见士卒疲弊，不可复战，又平壤城险固，度难猝拔，遂因其诈而还。述等为方阵而行，我军四面钞撃，述等且战且行，秋七月，至萨水，军半济，我军自后撃其后军，右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于是诸军倶溃，不可禁止，将士奔还，一日一夜，至鸭水，行四百五十里，将军天水王仁恭为殿，撃我军却之，来护儿闻述等败，亦引还，唯卫文升一军独全。初，九军度辽，凡三十万五千，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失亡荡尽。帝大怒，锁繋述等。癸卯，引还。
金富轼没有为我们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几乎是全盘照抄《资治通鉴》。
《三国史记》卷四十四《乙支文德列传》云：
乙支文德，未详其世系，资沈，有智数，兼解属文，隋开皇中，炀帝下诏征高丽，于是，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出扶馀道，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出乐浪道，与九军至鸭水，文德受王命，诣其营诈降，实欲观其虚实，述与仲文，先奉密旨，若遇王及文德来，则执之，仲文等将留之，尚书右丞刘士龙为慰抚使，固止之，遂听文德归，深悔之，遣人绐文德曰：“更欲有议，可复来。”文德不顾，遂济鸭水而归。述与仲文，既失文德，内不自安，述以粮尽欲还，仲文谓以精锐追文德，可以有功，述止之，仲文怒曰：“将军仗十万兵，不能破小贼，何颜以见帝。”述等不得已而从之，度鸭水追之。文德见隋军士有饥色，欲疲之，每战辄北，述等一日之中，七战皆捷，既恃骤胜，又逼群议，遂进，东济萨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为营。文德文德遗仲文诗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穷地理。战胜功既高，知足愿云止。”仲文答书谕之，文德又遣使请降，请于述曰：“若旋师者，当奉王朝行在所。”述见士卒疲弊，不可复战，又平壤城险固，难以猝拔，遂因其诈而还，为方阵而行，文德出军，四面击之，述等且战且行，秋七月至萨水，军半济，文德进军，击其后军，杀右屯卫将军辛世雄，于是，诸军俱溃，不可禁，九军将士奔还，一日一夜，至鸭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辽九军三十万五千人，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论曰：炀帝辽东之役，出师之盛，前古之未有也，高句丽一偏方小国，而能拒之，不唯自保而已，灭其军几尽者，文德一人之力也，传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信哉。
乙支文德写诗送给于仲文一事，司马光没有写，金富轼写了，可见他是看过《隋书》和《北史》的，但是他未能纠正《资治通鉴》中的错误，反而错上加错，让于仲文也东渡萨水，去了平壤。此外，还闹了个“隋开皇中，炀帝下诏征高丽”的笑话。
最后，我强调一下，高句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隋军打高句丽和解放军打台湾的性质是一样的。
楼主：我爱韩再芬
字数：53456字
帖子分类：煮酒论史
发表时间：2010-01-26 21:21:00
更新时间：2019-06-02 23: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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