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果洛州行记之一：失火的“化城”（2012年）

《妙法莲华经》有“化城喻”，说的是佛见修行者追求真理辛苦，便化现出一座可以依止的城池让他们住，这城池肯定不是真理，乃是一种权宜之计。时机成熟，佛就会把这化城毁掉，让修行人继续前行。不过这个比喻里似乎包含着更为丰富的信息：佛给出的“化城”，你是当真还是不当真?这似乎又是一个难题。

此番青海之行的缘起，是因为某藏传佛教某活佛前世灵塔先前被焚，此番经批准将携带弟子将近百人回其祖庙捐款重修灵塔。对于大多数佛教徒而言，“化城”是必不可少的，所以，烧了就必须再建一座。一天，忽接一朋友电话，问我是否想同去，我以事出仓促推脱，但他说王哥希望我去，表示费用不必考虑。故得以随行。

此朋友早有拉我皈依喇嘛教之意，对我迟迟不愿“依止”于其上师，总是耿耿于怀。彼对其团体宗教以及其给自己带来的身份感十分看重。生活在这个让人感到很不安全的世界上，到宗教团体中去寻求一种社会归属感本是很可理解的。不过，建立在寻求社会归属感基础上的宗教信仰却很容易走偏。正如《大学》所言：“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我观察到：许多人的宗教信仰由于一开始就基于寻求社会归属感的需要，到头来宗教的核心精神也就被忘记了，而那些个衍生出来的、甚至于与宗教之核心精神格格不入的属世的计虑却被看得很重，因而。宗教信仰可悲地滑落到低层次的偶像崇拜的深渊之中。宗教给他们带来的不是精神的解脱和超越，反而成了精神衰败的诱因。其实，对于藏传佛教，我并非抱有什么成见（尽管时下某些佛教界人士对喇嘛教颇有微词），只是我所理解的信佛，乃是信解佛的根本教导，而非崇拜被当做偶像的“佛”或“上师”，此即佛教所谓“依法不依人”。然喇嘛教素来强调“依止上师”，这一教义与当前都市小资阶层的某种想入非非的气质以及深度不安全感一结合，个人偶像崇拜之风的盛行也就不可避免了。故我一直以来，对于藏传佛教采取观察的态度。曾有人劝我：“依止上师可以即身成佛”，我笑着回答：“佛者，觉者之谓也。不能在人世生活中格物致知、尽人之性，而靠他人提携迅速成佛，岂非偷觉悟的懒、开觉悟的后门乎？”此人闻言，意甚怏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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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果洛州行记之二:草原生态的基础与危机

车窗外雨中茫茫的草原就像展开的巨大的画幅、一眼望不到头。时值盛夏，阴寒之意也还是凛凛袭人。百里之间，也看不到一个城镇。只见远方星星点点的牦牛，在那里冥然地吃着草、也不知道它们在想着什么。我想，任何一个“文明世界”的人，倘独自地呆在这空阔而寂寞的所在，是一定会发疯的。我设想着我如果长久地身处其间，如何才能让自己不至于发疯的办法：

首先，我应该尽量地抛弃“文明世界”的人们所有的那种求知欲。知识是用来应付无限复杂的现代化生活的。当生活简单得除了放牛就是放牛，则多余的、与放牛无关的知识便将成为一种累赘与烦恼的来源。人最大的悲剧就是当你知道了生活还有更好更多的可能性后却对改变处境无能为力。所以，与其这样，还不如不知道的好。

其次，当生活的现实是不可改变的时候，安顿这严酷而寂寞的现实生活、就要靠对天堂或来世生活的期待和想象了。而无拘无束的幻想是会让人精神分裂的，所以，必须要把自己的幻想放进一个成系统、渊源有自的范式之中。这时僧侣的作用也就凸显的出来了。对于草原的牧民而言，他们不需要僧侣给他们讲“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抽象道理。他们只需要僧侣给他们念经、作法事，保佑他们不会被幻想出来的或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魔鬼给带走、伤害就行了。僧侣保管着牧民的精神生活，故僧侣的“法力”对他们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而佛理则显得毫无用处。

再其次，求发财的心思应该被断然戒除。因为个人的发财是引发嫉妒的根源，过多的金钱恰恰是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友谊的东西。在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友谊要比金钱更值钱。但即使放牛也难免会挣到一些多余的钱。这钱拿来做什么呢？不如布施给僧侣，一来可以买来僧侣的保佑、二来不至于跟别人拉开距离而导致信任的消失。

其实，我所设想的一个人在气候严峻、土地广袤的青藏高原上生活不至于发疯的办法也就是藏传佛教在这片土地上得以形成的社会与自然基础。不过，随着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无远弗届地的扩张，关于外部世界的无限复杂的知识以及对金钱的无限追逐之风被带到了寂寞而广袤的草原，与此同时，神秘的喇嘛教也时髦地被浮躁而密集的大都市的小资们信奉起来，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牧民们用以安顿自己的精神世界的行之有效的办法遭到了来自大都市的现代化之“毒素”的破坏，而来到花花世界“传法”的喇嘛们也发现一个可以迅速发财、在大都市过上天堂般快乐生活的门道、从而把“佛法胜义”扔到了脑后。一旦大城市生活方式以及现代性的“病毒”入侵了青藏高原的牧民和喇嘛们，一种现代性的“并发症”就不可避免了。知识让人意识到差距，差距产生心里不平衡。而差距又是难以消除的，种种的“业障”便开始酝酿了。随着一部分牧民的发财，草原出现了阶层分化，人与人之间固有的信任被破坏了，这对于地广人稀的草原而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的破坏是致命的。现代化的采矿业也破坏了牧民们与他们精神世界中的山神地祗固有联系。他们很难不把掠夺性采矿与草场的退化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那些进入并玩转了“文明世界”的某些底层的喇嘛对佛教的信仰不再真诚了，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忽悠城里人而获取利养的捷径。总之，寂寞的、前现代的高原世界因为感染了现代性的“病毒”而潜藏着重重的精神的危机。而走向世界的大权旁落的原有的高层僧侣/贵族阶层也利用高原的精神危机向“西方自由世界”玩起了包装于宗教外衣下的政治把戏、以期夺回他们过去的权力。这就是这片广袤的土地的现状，“文明世界”越是想给这里带去“物质文明”、越是向里边砸钱，就越培养出一种精神上的失败感以及针对“文明世界”的不适与愤怒情绪，“文明世界”越是追捧他们的喇嘛教，就越污染了他们的喇嘛教。这就是“文明”的悖论。

青海果洛州行记之三，关于转世的一点思考

傍晚，车到久治县，天光露出一点晴意。同行的人们下车去参观当地群众所组织的盛大的对活佛的迎接仪式。我开始出现严重高原反应的症状，头痛欲裂。我只好待在车中，独自忍受那来自高原反应的煎熬。
号角声响起，活佛到帐篷里接受赶来的浩浩荡荡的藏族群众的朝拜，在火红的夕阳的映衬下，场面十分壮观。在前往青海某寺的这一路上，活佛受到了沿途藏民的欢迎，他们有的人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等待活佛的加持。有的则骑摩托车加入了此行的长长的车队。可谓漪欤盛哉。越靠近青海、越接近高海拔地带，藏民们的脸上就越“刻”满了风霜的痕迹。他们眼中就越显出了虔诚与执着的意味。不过，他们中年轻人不多，大多数是老人和孩子。或许，年轻人都追逐财富去了，或者，他们的精神与宗教的联系已经很淡漠了。

活佛是上一世，据说是此地的宗教领袖。虽然转世再来，已经换了一个身体以及人格，但活佛的那个“位格”所留下来的符号性威力还是巨大的。对于活佛的转世，很多人或许更愿意将之视为某种文化习俗的延续、而对转世的真实性至少持礼貌的悬置态度。不过，我是绝对相信有转世这回事的。只是，稍加以哲学心理学层面的深思，就不免为转世的主体（灵魂）的统一性问题表示疑虑。试想：我们一般不会怀疑三十年前的“我”与现在的“我”的同一人。但，现在的“我”或许除了还分有着三十年前的“我”的记忆以及某些性格特征以外，可能已经有了很大的、甚至根本性的不同。这种不同或许就像黄河源头的样子和黄河中游的样子的差别一样。比如：三十年前的“我”生性愚钝而顽劣，而三十年后的“我”因悔悟而成了“大器” 。人们
当然可以按照惯例认为这是同一个“我”、但我们怎么处理那不同的部分呢？以此类推，如果同一个人在时间的捏塑下都有可能变成另一个人，则穿过生死屏障的灵魂再生为人，（无论其是否保有多少前世的记忆）我们又如何可以肯定，这个灵魂还仍然是原来的那个灵魂、这个灵魂仍延续着其上一世的想法与志向呢?当然，“法定”的活佛一般被信众们认为他们会对其上一世的志业保持着相当的觉知与延续，只是，宗教史料的记载也常常会提出很多的反证。

针对宗教教义的理性思考总属于一种现代性的产物。对于一个现代人而言，一切都要放到“理性”的“法庭”中加以辩解、方具有可信的依据。不过这里头也暗含了一个坑，当“神秘”被置于一个客体的位置而加以理性的评判的话，“神秘”也就失去了它的力量、且不再施展其“法力”了。前现代心智不会去辨析“佛”之合理性，人们只是老老实实地在那里拜佛，而仅此一点，人们就可以为自己扫除许多的业障、而为自己的灵魂赢得许多的平静。而这样的平静，对于那些个被现代性所设置的现代心智而言，实在是一种奢侈。

青海果洛州行记之四：布施波罗蜜


翌日，我们从久治县出发，再经半日行程，到了位于果洛州目的地———某宁玛派寺庙。为了欢迎带去巨额捐款的汉族信众，此寺庙特破了许多的例，比如：据说女人是严禁进入寺庙大殿的，但这回寺庙的大殿里站满了等待供养寺庙的汉族男女居士们。活佛被此寺庙主持请到其上一世的法座上讲话。我去到大殿后面的幽暗的隔间里参观这里高大而狰狞的藏传菩萨的造像。

供养，又称布施。乃佛教“六度”之一。人生的烦恼，皆源于“我执”。布施，乃破除我执之一端。在大城市中，布施多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布施成了加入某种宗教圈子的“门槛费”，因而具有了“交换价值”。比如，某些大城市里的商人，加入宗教团体是在是为了借宗教的名义结识客户、拓展商机，他们对宗教团体的捐献是毫不吝惜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会得到更多的回报。这当然也就失去了布施的原有意义。此外，他们无形中也抬高了“布施”的“行情”，换句话说，当那些单纯布施的居士们要向团体布施的时候，在商人“师兄”们的慷慨解囊的比较下，钱少就拿不出手了。布施此时演变成了对团体以及上师表忠心的攀比。在大城市的宗教团体中，布施所聚集的金钱大多缺乏财务监管，这就为某些动机不纯的人士提供了一个无本万利的生财之道。难怪这些年来，到“朝阳区”“传法”的“仁波切”冒出了许多。

由于此番是重建“化城”（被焚的灵塔），活佛一行也带来了一保险箱的“布施”，不知什么原因，保险箱打不开了。我见有人拿来铁锤砸保险箱。我看见一位老年的弟子脸色惨白，人们围拢过来急救，大概也遭遇了高原反应。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也猛修了一回“布施波罗蜜”——捐了不少的钱。在寺庙工地的工棚边，我遇到了几个被寺庙雇来的工人，他们对寺庙的喇嘛却表现出与善男信女们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们说：该寺庙已经十天没有跟他们结账了，问他们要工钱，喇嘛不给，还打人。“这里的喇嘛是假喇嘛，对于钱财，他们算得精得很，他们假装不懂汉话、其实是借此耍赖”，一个来自理县的藏族工人对我说。听了此言，我开始怀疑我向这寺庙猛修“布施波罗蜜”的正确性。但我还是收回了我的怀疑。布施所舍去的，是自己的我执。那接受了布施的人不肯对他人行布施，是他舍不掉他自己的我执。与我何干？

端午即兴（改旧作）
杨花飞谢李花凋，风卷槐花到野桥。人语几多疑燕雀，雨声一片打芭蕉。鼠边懒散猫熟睡，卷里氤氲暑暗销。角黍堆盘俦共吃？未妨高诵楚离骚。

青海果洛州行记之五：借妄修真

因为我朋友与活佛的特殊关系，我们晚上被安排住活佛上世住过的房子，据说，这房子一般外人是绝不能进入的。屋子里挂的最大的像，就是那位备受争议的著名的喇嘛教宗教领袖的画像。这仿佛是在表明某种态度。我睡后，该寺的住持来到这房子和没睡的人谈起了寺庙在文革中被毁、僧侣被迫还俗的往事。对“文革”那场对佛教而言不啻“法难”的浩劫的认识，过去有一位和尚的说法是令人信服的———“修无常大法的时候到了”。佛教的根本教义，就是要让人认识到“诸法无常”的道理。然而人类的生存的基础，即在于对有常的信任。在这个意义上讲，佛教的根本思想是与人的秉性作对的。佛教如果坚持自己的立场，则会因为其与人性作对而失去众生的支持。于是乎，佛教妥协出了一个“世间法”或“不了义”来“恒顺众生”。于是乎，寺庙越来越大，僧徒越来越多。佛教势力的壮大到头来却就造成了佛教根本理念的衰微。佛理的衰微又造成了宗风的衰败，这也就为有朝一日的“法难”创造了条件。这也是佛教的悖论。

活佛的此世，据说也备受争议。被选出作为转世后的活动范围多在大陆以外。年轻时喜欢喝酒、泡吧、飙车。参加有最高宗教领袖在场的法会时，穿着条短裤就到场了。也经历了许多世俗性的烦恼、诸如离婚之类。这给很多信徒带来疑惑。活佛曾说：虽然其许多家人在49年后死于非命，但最佩服的还是毛 （此中意蕴，我尚不解）。还说：宁玛派的思想，与禅宗颇有共通处，对于世俗染污，采取“不离不即，借妄修真”（出《维摩诘所说经》）的态度、亦即从系缚中求解脱。例如：对于酗酒的徒弟，活佛的手段是陪彼喝酒，直到彼对喝酒感到痛苦为止。对此“借妄修真”的教法，我虽赞同，但我觉得非常地不适合普通人。因为许多“钝根”且痴愚的常人就浸泡于“妄”中，即便被“妄”折磨得死去活来，难以生起“求真”与“出离”的意识。反倒会用“借妄修真”的玄辞，来纹饰其“就妄违真”之现状。到头来，他们精神的衰败，由于有了纹饰的支撑，也就更加地不可逆转了。

关于活佛的前世，我听见一个传说，说活佛对于其实在是难堪法器的弟子的“慈悲”接引，就是用枪把他们给毙了。对于此异类的“接引”，我后来从美剧《权力的游戏》之大结局的“龙母屠城”的情节中，品味出某种异曲同工的味道来。

活佛的前世的房子的居住条件十分简陋，没有床，只能打地铺，我因身体不适一夜难以安眠，祈祷着能做一个有意义的梦，庶几不枉在活佛的房子里住了一宿。果然，我梦见我做了一个什么东西，开始认为这东西很好，后来认为这东西很不好，整夜我就纠结于这东西好不好。到了天快亮的时候，脑子里的斗争渐趋平息，我得出了一个结论：物无好恶，唯见生别。这结论倒很合乎佛理———不用求真，但须息见。

青海果洛州行记之六：“神通”的向度问题

翌日清晨，我从窗户向外望去，阳光给山谷里的雾气镀上了金灿灿的亮色，美丽极了。上午，寺庙来了一位据说在整个藏区“大圆满”修行第一的活佛来与活佛相见，（我始终记不住他的名字，后来总算记住，叫“丹贝旺旭”。）听说彼在藏区“大圆满”修行第一，也不免肃然起敬。一间房子的外面，排着长长的请求“加持”的信众队伍。人们鱼贯而入，鱼贯而出。屋子里坐着一位老年而微胖的喇嘛。即是其人。我来到他跟前，他给我摸顶，且将一根哈达放在我的颈上。后来，我查阅到这位喇嘛圆寂后，虽未能示现所谓“虹身成就”，但荼毗的时候，天现瑞相，空中洒落许多幻化的舍利子。

据传，这座寺庙过去还有一位大成就者，但并非属于那种坐在法座上接受礼拜的高级僧侣。他只是一位普通的喇嘛。样子看起来邋遢而又颓废，常常酗酒。但他不时能把玻璃酒瓶拧成麻花。藏传佛教之所以很吸引大城市里的小资，就在于喇嘛们不时会示现某种神通。我相信某些神通是真实的。只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想：所谓“神通”，其实并不神秘，乃是人类在某一存在向度上发展出来的能力。今天，人类普遍选择了一条由西方的“罗格斯中心主义”存在论所主导的现代化的道路，且拥有了飞机、高铁这类“神通”。这类“神通”，被我们这些个现代人习以为常。殊不知，倘若人类今日走上的是另一个存在向度，则必将飞机、高铁这类东西视为难以理解的“神物”。而藏传佛教僧人所掌握的那些“神通”，在现代化的神通看来，实在是太小儿科了。人是一种遵循最低耗能原则的动物，如果人待在前现代的自然世界里、用大半辈子的苦修才能达到日行千里、飞行自在的境界（且不一定每次成功），而现代人在他们的现代世界里花钱买一张票一下就能日行千里、飞行自在的话，人将作何选择？人一定会选择后者。所以，对现代人而言，佛教密宗所获得的那种“神通”其实并不经济。然而，我们现代人所作出的存在向度的选择就一定比另一种存在向度的选择更加高明或更加有益于人之幸福吗？恐怕未必。现代性在大规模地创造物质奇迹的同时，也悄然打开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未知的黑洞。它系统性地将人性置于一种普遍而深刻的异化的处境中，以至于人类取得的每一项骄人的成就，或可能在某个时候就将成为自我埋葬的深坑。所以，当今日都市的小资们艳羡于喇嘛们的神通的时候，他们应该想到，在喇嘛们看来，在大城市里开上豪车、娶上美女、住进别墅绝对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神通”，因为，对于一个自然的人而言，做到这些是要付出不可思议的人性代价的。一个人做到这些居然尚能保持其“自在”的存在的话，简直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化之“活佛”了。

青海果洛州行记之七：掠夺视觉表象的“人类虫虫”

加持出来，我听见有人在议论说要去附近著名的藏传佛教四大神山之一的阿尼玛卿山。对于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而言，来到这青海省的玛沁县，实乃一朝拜神山的绝佳机会。可惜我们一行人多非虔诚的喇嘛教徒，对神山没有特殊的向往，他们决定回返成都。我只好跟随。阿尼玛卿山的汉名是大积石山。据说所谓积石山有二，被写进《尚书•禹贡篇》的、传说中大禹“导河积石”积石山，应该是位于甘肃省临夏县的小积石山。《史记•夏本纪》《正义》云：“(黄河)东南潜行入吐谷浑界大积石山，又东北流， 至小积石山。”如果说：黄河乃中华民族之母亲河的话，则位于黄河源头的阿尼玛卿山则非但是藏传佛教的神山，乃中华民族之祖山也。来到她的附近，未能一睹其真容，实在是遗憾。

回返的路晴空万里，白云奔涌。经过一个海拔4000多米垭口，著名的年宝玉则兀然高耸、犬牙交错的映雪群峰尽收眼底，令人神醉。通往年宝玉则仙女湖的路边有个收费卡，与我们同路的龙喇嘛想游说售票员免票，未果。只好买每人120元的门票。当地藏民则只需付30元。对仙女湖的风景的形容，只能用瑶池二字了，湖边草地上百花盛开，如铺成的锦绣。静谧而澄澈的湖水的另一头，则是兀然干霄、寸草不生的万丈绝壁，仿佛到了另一个星球。此乃我平生所赌奇异美景之最。可惜不能久留，拍片而去。

近来听说年保玉则景区因为游客的污染而已经被永久关闭了。虽然再去的机会已经十分渺茫，但这个消息还是很令人欣慰的。经过这些年来的到处游走，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所谓“游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物种”呢？“游客”是这样的一种“物种”：为了将更多的作为视觉表象的景观收集到自己的照相机或手机里、且随后发布于社交网络、以博得某种廉价的艳羡的目光，他们借着现代交通体系的便利，如细菌般侵入到大自然的各个角落，然后开始摆布他们那千篇一律的镜头前的姿势。然后扔下一地的垃圾，拍屁股走人。景物对于他们而言，除了作为一种可以被镜头捕捉的视觉材料，就什么也不是了。他们是视觉表象的掠夺者与剥削者，虽然他们盆满钵满地装回一储存卡的照片以及肤浅的谈资，可他们的心与他们所游历的地方的内在的文化以及自然意蕴了无关涉。他们对他们眼中的景致早已麻木不仁了。他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但倘若站在大自然的立场上又会怎么看呢？这些个人类游客犹如爬到它身上的虫虫。大自然即使万分地慈悲且爱惜这些人类虫虫们，但它会发现，这些人类虫虫们极度自恋、难以交流。他们的到来，除了掠夺就是掠夺。时间长了，大自然会不会对这些个人类虫虫们忽然生起厌恶的情绪，且赫然震怒的抖一抖它巨大的身躯，以抖落掉这些个可憎的爬满身躯的人类虫虫们呢？自汶川大地震后，这已经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了。

青海果洛州行记之八：不患寡而患不均

下午，我们到了阿坝县。这里的寺庙一座接一座，在阳光下金光闪闪。这里几乎是我到过的寺庙最多的一个地方。不过，让人感到扑面而来的并非宗教带来的祥和与超越，却是某种紧张的气氛。大街上不时有巡逻的车辆开过。我们来到有名的格尔登寺门前。我们同车的龙喇嘛不愿意下车，但还是下了。他先去寺庙门房侦查。没有人，便随我们绕大殿逛了一圈。出来时，他与一个该寺的喇嘛迎面走过，我发现那个喇嘛用一种怀疑而含有敌意的眼神盯着龙喇嘛看了几眼。龙喇嘛低头避开。看到这一幕，我不免有些诧异。车上，龙喇嘛解释了缘由：他自己是理县的嘉戎藏族，阿坝县的藏族之所以对理县的藏族怀有敌意，乃是因为在前者的不和谐事件中，理县藏族民兵被派往阿坝县“维持秩序”。“在草原藏族看来，我们理县的藏族生活在汉地，就像是脚，在汉人看来，我们又是藏族”。龙喇嘛道出了他们这样的偏汉化的藏族所遭遇的尴尬处境。龙喇嘛在青海闭关七年，取得了喇嘛资格。现在为乡里念经祈福，每次200元。龙喇嘛似乎对佛教理论不甚有兴趣，说起理县人在成都谋生的事情，却头头是道。据说，成都的材料行业，皆被理县藏族所把持，倘有欠账之事，他们会携带武器替人讨债，没人敢惹。其中有人混成了江湖上说一不二的人物。很多发了财的理县人聚居与西南交大一带，常请龙喇嘛去念经。说到对当局的看法，龙喇嘛说：“修路，我们喜欢，开矿，我们不喜欢”。

我们的车行在阿坝县通往红原县的高原上，地平线尽头的连绵雪山隐然起伏，仿佛天堂般对我们发出召唤。灿烂的夕阳伴随着我们的左右，犹如挂在天上的彩旗。一阵急雨忽然而降，一霎天光又露出晴云，一道彩虹垂了下来，此时车窗外已然不是一望无际的高原，已经进入高低起伏的长满松林的山地了。当我们靠近刷金寺的时候，天已经黑尽。我们的汽车忽感有异，原来是爆胎了。我们于是下车换胎，找修车厂。折腾许久，当我们来到理县的米亚罗镇，已经是深夜十二点过了。我们找了一家旅馆住下。

翌日清晨，我散步遇一养蜂人，算是老乡。他带我去他老板家。老板乃一藏族老年妇女，他家的佛堂建得富丽堂皇，令人叹为观止。这位老妇的佛堂也有那位敏感的喇嘛教精神领袖的画像，只是藏在一副唐卡的后面。这位妇女旋即强调：“我们拥护党。”这位老妇开了一家宾馆，曾经很火，留有许多名人照片。后因为米亚罗景区修水电站，对风景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加之地震的影响，客源锐减。没有人愿意来投资，宾馆被废置了。她也听说了此番活佛回青海的事情，她说，他们这里的某人为重建灵塔募捐的事情出了很多力，也因此买起了了越野车。

一路从高原草地过来，我用心体会着风俗民情的微妙差异。心想：喇嘛教虽然统一了藏族的文化身份认同，但由于地理、生活生产条件的差异，他们也分化出某种微妙的价值观层面的差异。愈接近低地汉区，则寺庙的密度越低、人们的人生态度愈趋于实际。细想这也很合理。因为宗教存在之价值，在于用来化解难以忍受的人生痛苦。现实生活越是富足，则对宗教的需要也就越打折扣。不同的生活处境决定着不同的价值观与存在论，不同的存在论又加深着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敌意。现在消费主义世俗世界试图通过带动人们一起“致富”来消弭人们之间的分歧与敌意，然而，这是否做得到姑且不论，致富的设计本身就生产着相对而言“贫穷”、因而不可避免生产着分歧与敌意。这一点，孔夫子的认识是极其深刻的：“为天下国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有人或许认为这样的调调已经过时。孔夫子的认识是否过时，我相信历史是会给出答案的。

@乌乌租那 2019-06-14 22:22:05
野航转变心态了。放下笔刀立地成佛了。学佛念佛了。无奈吗？只能以学佛而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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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刀岂能放下，只是，笔刀的对象，不是表象，乃是本质。

青海果洛州行记之九：关于悲观的讨论

早饭后，交警堵住了路口，说前面薛城一带塌方，经过长时间观望，似乎短时间没有抢通的迹象。我们只好决定走回头路，从黑水县方向绕行。

当我们的车越过海拔4700多米的雅克夏神山垭口，我被迎面而起巍峨入云的雅克夏神山之雄壮与神秘震撼地目瞪口呆，久久不肯离去。黑水县县城看起来很新，为震后所援建。午后街上几乎看不到人。路边有家藏族人开的饭店，其装修以及味道与成都的高档餐馆并无不同，这又令人大感意外，不能不惊叹于现代化的同化效能。

黑水县据说过去民风彪悍，民国年间，藏族土司苏永和为保住自己的地盘曾经击退邓锡侯组织的汉藏联军的进犯，阻击红军于黑水一带，杀伤甚众。“解放”那阵，他受蒋介石委员长的指派，负隅顽抗，给黑水的“解放”造成极大的障碍，直至52年方才易帜。黑水因此有了“陆上台湾”的称号。后来苏永和出逃印度跟随dalai喇嘛，因反对藏独，又流亡加拿大。80年代归国，受到优待，病死于成都。 民国时代，苏永和与索观瀛、华尔功成烈号称割据川西高原的“三雄”，演出了一幕幕精彩不亚于《三国演义》的“权力的游戏”，以至于有人编出一本《蛮三国》的书，来作为饭后的谈资。复被作家阿来写成一部《尘埃落定》的小说，且被改编成由范冰冰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广为今日电视机前的看客们所熟稔。不过三雄的结局，实在令人欷歔。索观瀛、华尔功成烈见机归顺，终未能逃过“文革”之厄，死于非命苏永和
抗到底，终被优待。其中之理，耐人回味。

过了黑水县，沿途山势险恶，植被枯索。黑水河谷布满黑色的岩石。近一个世纪前，参加邓锡侯的联军攻打黑水的藏族瓦寺土司索代庚在这里被苏永和残酷处死弃尸河中。滔滔的河水汇入茂县的岷江，流下两江交汇的威州镇，上世纪60年代，三雄之一的华尔功成烈因不堪批斗在威州镇的桥上投水自杀。那一段地方豪强争雄一方的传奇历史，就在淹没在这滔滔的江水中了。

此行来回1500来公里行程，司机小钟之毅力，令人佩服。车上聊天赏景，亦不觉得漫长。我与车上的王哥聊起了对时代以及未来的看法。王哥怪我过于悲观，我说：为了在经济上取得奇迹般的成就，今天的中国其实付出了极大的社会与自然的代价。最令人忧虑的状况，就是社会阶层在利益得失上的两极分化以及带来的意见对立。而到现在为止，我看不到有扭转的趋势。就好比有人打架，有人劝架，则抱持乐观的态度尚属合理。如果社会分歧日深，而调和矛盾的努力付诸废弛，则情势怎不令人悲观乎？王哥听了，叹口气说，只有看十八大以后是什么个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