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刀公告】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段时间因三刀的个人原因，导致十余天没有码一个字，影响了在网络的上传和更新，许多朋友都通过各种渠道表示关心，并希望了解确切的作品更新计划。三刀在此先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目前我的创作状态已经恢复，我把相关情况直言相告。一是这本最新的《大明南宫紫晶虾》只有四万来字成稿，成都一家文化公司已经传过来合同希望合作，我的意见是先别急，至少得让编辑见到十万字的稿，再签不迟。之所以要推一推，实际上是因为我眼下暂时根本没有时间先接着写这部书，这是另一部书（即《挑夫班》）结局部分写卡壳时，先来舒缓一下神经的，也就是找状态的过渡性作品。如今状态已找到，且《挑夫班》的交稿任务已经迫近，所以无论如何，我得再用半个月左右时间，先完成《挑夫班》的任务，交稿后，转过头再续写这部《大明南宫紫晶虾》。

情况就是这样，有点手忙脚乱的感觉，请原谅计划总是没有变化快。我有时候自己也是奇怪，今年的《挑夫班》、《西北望，射天狼》和《大明南宫紫晶虾》本来都不在创作计划之内，还真顺手就开始写了，而原来计划的另两部书，都流产了。也许这就是缘分吧。

特此说明，请有兴趣的读者朋友，还得再耐心等候三刀半个月后才回来。同时也借机跟文友们请假，这段时间三刀恐怕不能上门请安和学习，请多包涵。

三刀借此机会，诚祝各位朋友中秋佳节阖家快乐，幸福如意！

何三刀 2017年9月28日

因前段时间赶《挑夫班》的稿，中断了本帖的更新，现交稿任务已完成，即日起，《南宫紫晶虾》恢复正常更新。

11、皇帝办公室

其实在张奶奶去世前大半年，朱祁镇就已开始独立亲政了，这是没办法的事，算赶鸭子上架吧！因为根据现在《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来看，他当时只有十四岁半，算标准的童工，而且无工资可领。

朱童工的身份是皇帝，所以他亲自执政指挥的第一件事，是重新设立了属于自己的卧室兼办公室、会客室。

他的办公室当然还是在奉天殿，这次需要动的阵仗还比较大呢！兹因老爹死在这个地方，原来的一切床上用品按风俗都拿去火化了，床也换了，家具也换上了全新的款式。宫中的和尚道士来做了法事，房间细细地用香熏过，然后改个方位铺床叠被，房间悬挂了新布幔，窗户也换上了新琉璃，经过这样的大改造，令朱祁镇感到焕然一新，渐渐淡忘了他爹曾在这屋子住过许多年的事。

这样精心重新布置的卧室，主要功能是召唤妃嫔前来侍寝，但那时他还没有结婚，无妃嫔可召唤，所以他基本上没在这儿睡过。

寝宫在奉天殿东边，正中就是奉天殿正堂，也就是他每天早朝御门听政的办公场所。他坐在殿内龙椅上，采取正襟危坐的姿势，这样才能代表国家形象。椅前设有一踏脚板，很人性化。按祖制，他不得对着大臣们翘二郎腿，那会显得很没有教养和礼貌。

而王公大臣们，一般肃立于门外台阶上的办公大厅，不得喧哗，更不得大声放屁。当然，皇帝要是忍不住，可以降低音量自由放屁，有幸听见了的人，不准笑，敢笑的话，后果自己考虑！

有人奇怪了，如果上朝的人特别多，皇帝从殿内看殿外，视线受门的阻隔，要是在某些视线盲区，有人没站端正，或者没认真听讲，或在那角落里交头接耳聊路透社消息，怎么办？

哈哈，既然你都能想到的问题，难道古人就想不到吗？所以殿门旁的门板，是活动式板房，可以拆卸组装！因此每天的门要开多大，值事太监可以根据上朝的人数而定，保证皇帝老倌能够统观全局。

而殿内龙椅前的位置，其实并不宽敞，有时候需要叫人进来问话，一溜只能跪四五个人，总人数宜控制在十人以内，再多的话，就拥挤不堪了。

在奉天殿的西边，设有茶几，书桌，书架，以及文件柜。那就是专门的办公区，有时候皇帝人工呼叫大臣议事，或大臣有紧急要事禀报，就在这个区域进行。

有些尚书（部长）、侍郎（副部长）在这个区域得到接见，能混上几杯茶喝，并享用精美茶点，他们回到办公室，往往能怀念和吹嘘很长时间。因为这样的机会少之又少，一般只有内阁阁老们才是这里的常客，那些省部级干部，都是向内阁负责的。

前文已经提过，有七八年的时间，因为朝廷老少当政的原因，每天只准大臣们上呈八个奏本。而朱祁镇亲政之后，先就把这个数字提到了二十件，因为他毕竟年轻力壮，现在对政事挺感兴趣。

从现代企业科学管理的角度来看，一个领导的直管下属，最佳人数不超过八个人，这一点，大明的皇帝们普遍做到了，相当的科学。对朝廷的所有官员，皇帝只管内阁，而内阁一般只有五个人，有许多时候还凑不够数。对内宫，他一般只管司礼监和御马监的头儿。对后宫，则只管皇后。你看，这刚好是八个人，所以管理效率是挺高的。

反观现在许多企业的老板，表面上设了副总、总监、部长、经理、主任、组长等许多管理层级，实际上老板最喜欢的，还是一竿子插到底，自己把自己的管理体系弄乱套，当牛做马累的半死，却反过来骂下面的人都是来混饭的。

顺便说两句，对于仗该如何打，毛主席很少打电话发电报给军长以下的干部，他喜欢指挥在指挥部的人。而老蒋的指挥风格却不一样，他经常指挥到团长，甚至有把电话打给连长的。好，你老蒋既然都指挥团长、连长了，那打输打赢也就没咱们军长师长多大的事了嘛！吃了败仗，蒋总裁你就别来追究我们的领导责任了哦。

所以，严格按层级指挥，你指挥的人越少，效率越高，因为被指挥的人，责任才越大。当领导的，指挥的人越多，越证明你的失败，因为“越权指挥”同“越级汇报”一样，要么是别有用心，要么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

由于真正的公事，有赖于文官集团的高效运行，加之皇帝有“留中”的权力，内阁有“票封”的权力，形成了相互制衡，所以比较民主，大明开国以来的国家机器，一直运行得比较顺畅。

朱童工皇帝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他就开始亲自指挥了。他的第一个指挥对象是金公公，因为他是当朝大太监，能把他指挥动，那就等于把所有的太监和宦官、宫女系统都指挥得动啦！

“金公公！”

“啊，陛下！奴才在。”

“朕要向你要一个人。”

“啊，陛下想要谁？您尽管吩咐就是。”

“朕想见见那年被我从殉葬处救下来的那个郭嫔郭爱。我记得她是个才女，想同她聊聊。”

“这样的啊，圣上真是个重情重义的明君呀！只是这人呢，奴才记得她后来被贬到浣衣局去当洗衣妇，只干了一年多，因染肺病，早就死了。她的福气薄哇，未能等到圣上亲政这一天。”

朱祁镇一听，耳朵嗡嗡了好一阵，娘的，我本想再来表演一次英雄救美，延续用一张旧船票登上一艘破船的传奇，而那船——竟然已经沉了！洗了一年多的衣服，也能洗出人命，这得多大的工作量呀！

感慨了一阵，他不甘心出师不利，又发话道：“那你到惜薪司，把一个叫喜宁的司炉工叫来，朕有事问问他。哦，顺便把一个叫阮浪的少监也给我找来。”

金英扑闪着他的老花眼，闪了好一阵，搞不懂这个童工皇帝在玩什么把戏，为什么这不见那不见，偏偏要见那些卑贱的人呢？不过皇命难违，他是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只好转身像老牛拉破车一样，“跑”去找人了。

来得最快的是阮浪，因为他就在宫里值班。这会跪在朱祁镇面前，他浑身都在发抖。他发抖，自有他发抖的道理，因为当年小皇帝命令他当场释放郭爱，而他差一点就没执行。这会金公公给他说，圣上想郭爱，而郭爱已经死了。在这种背景下，阮浪被叫过来问话，他心里认为不死也要扒层皮，那是在情理之中的事了。

然而朱祁镇见他抖得厉害，感到大惑不解，以为他过度紧张，于是说了声“赐座”。哪知此言既出，阮浪吓得磕头如捣蒜，连连告饶：“圣上饶命啊，奴才知错了！”

朱祁镇见状，觉得好笑，乃大喝一声：“真是莫名其妙，朕也没说要打你要杀你，你怕个什么？站起来，好好说话。”阮浪闻言，这才抖抖索索地站起来，却仍低着头，不敢看圣上的眼睛。

朱祁镇问他：“适才你说知错了，错在何处？”

阮浪答：“陛下当年命令奴才释放郭嫔，奴才胆怯，惹圣上动怒，这是一错。后来郭爱被发配到浣衣局当洗衣工，奴才疏于监管和打招呼，致其年纪轻轻因病而亡，到圣上宣召时竟阴阳相隔，此乃错上加错呀！奴才因此而自责，并惊恐不安，万望圣上恕罪。”

朱祁镇道：“也罢！人各有命，受命于天，你也不用太过自责。朕只想问清楚，郭爱到底死于肺病，还是死于劳役？”

瞧朱祁镇这话问的，叫人怎么回答呀！太考智商了。如果说她纯粹死于肺病，那阮浪首先得证明自己的身份，是国际第一肺病权威砖家；若说她是死于宫廷劳役，这显然是给政府抹黑，而且要牵连无数的紫禁城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干部背黑锅。

他认为自己的智商不足以解答这样的难题，于是说：“回陛下，奴才不是在浣衣局工作，所以对郭嫔之死，详情并不了解。”

恰好金英此时带那个喜宁来到面前，司炉工喜宁正忙着磕头，朱祁镇就把刚才那个问题抛给金公公了。

金公公就是金公公，或者说大太监就是大太监，身份和见识决定了他看问题的高度，和回答问题的速度。他说：

“回陛下，奴才说句公道话，郭嫔福祚命薄，身体素质差，是她英年早逝之根本，而洗衣工劳动强度大，终年不得休息，也有一定因素。还请圣上不要太过牵挂才是。”

“嗯，金公公言之有理。这样吧，金公公，你安排这个阮浪去监管浣衣局，要记住朕的口谕，从此后浣衣局不得再出人命，我是说不能再因劳动强度大而累死人，谁累死了人，谁就去抵命！”

金英稍微愣了一下，当即回话：“奴才记住了，谨遵圣上所嘱。”那个阮浪本来以为今天最少要吃一顿“竹片炒肉”（即挨打），如今竟然升了官，心里的感激之情用“如大海滚滚波涛，一浪推一浪”来描述，半点也不过分。他看了看金英，没看出什么反对意见，这就赶快磕头谢恩：“奴才谢陛下恩典！”

朱祁镇嗯了一声，说了声“去吧”，金英就带阮浪去浣衣局报到任职了。

朱祁镇这才看了看跪在面前的司炉工喜宁，道：“喜宁啊，我们是老相识了，你平身说话。”

皇帝叫平身，从理论上讲他当然可以站起来了，可是一想，俺就一劳动人民，能跪在皇帝面前说话，那已经是不知多少辈人修来的福分了，哪敢真正平身说话？于是他又磕了头，说：“陛下，奴才就这样跪着，也许还能说上几句话，要是站起来，恐怕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都说君王威仪天下，您的气场太强大了。”

（第11节完）

12、小荷才露尖尖角


当年小朱祁镇第一次见喜宁时，就留下了个好印象，认为他能说会道，这与他的司炉工身份不太符合。而他自云粗通文墨，身上还颇有些故事。小朱就记住了他的话，今日把他叫过来，就是想听听他的故事。

既然他不肯站着说话，那就由着他呗，于是喜宁跪着讲了自己的身世遭遇。

他确实是蒙古鞑靼人，不过一直生活在汉地，今年28岁了。他的祖上虽不算蒙古贵族，但跟着忽必烈南征北战，建有军功，后来定都大都（北京）后，被封了官，到江南负责发行钞票（交子），算是元朝重臣阿合马的得力干将之一。

喜宁的这段话，提到了两个关键词，其一是阿合马，其二是交子，在这里都得先有个插叙。

阿合马是回回人，那时叫色目人，出生于费纳喀忒（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具体生年不详，他只是死的日子特别清楚。这人头脑灵活，善于搞钱。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忽必烈跟他爹成吉思汗一样，东南西北四处征伐，打遍世界无敌手，然而手上最缺的就是钱。因为众所周知的道理，打仗就是拼经济，而经济二字的最主要涵义，就是个钱字。

阿合马既非蒙古人，亦非汉人，能受忽必烈宠信的时间，前后跨度达二十多年，自有他的功夫。以1271年元朝正式建立为准，他从1261年担任上都同知（即蒙古的首都副市长，在今内蒙锡林郭勒盟境内多伦县，后来的北京被称为中都，又改称大都），至他临死前，已经担任中书省平章正事（从一品，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许多年，主管财政。

这阿合马搞钱的本事那真不是盖的，首先，他规定了蒙古人当官的工资级别。要知道作为一个骑在马背上的民族，很多人跟着成吉思汗也好，跟着忽必烈也好，东拼西杀，绝对不只是为了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那么简单，因为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只要在草原上多放牧点牛羊，就完全可以了。说白了，领导不发工资，连战马和武器都是自带的，为什么要打仗呢？其实就为了名正言顺地公开抢劫。

如今立国了，再公开抢劫，政治影响非常恶劣，而且容易导致反抗。所以阿合马趁机给忽必烈建议，要实行按级别领工资的制度，才利于长治久安。老忽（必烈）同志一听，他娘的这意见很对呀，于是立即推行开来。原来的蒙古人从此都不能抢劫了，有本事你们贪污去，不过别让我逮着，逮着了不是打断你的腿，就是要你的命哦，这个也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

为了防止贪污腐化，阿合马的第二招是清理全国的户籍。户籍的涵义不光是指人口，更包括你家有多少田地，这些田地出产谷物的情况可以分为几等，以及你家有多少牲畜，其中长腿的是多少、长翅膀的有多少，还有就是你家地盘上有没有盐呀、各种金属或贵金属矿石呀、各种茶叶、蚕桑、水果啦等等。这样一摸家底，政府了然于胸，收个30分之一的税，相当合理，国库就充实了许多（插话：仅漏掉的黑户补交的税赋，当年就有四万担粮，所交的铁，可以打造20万件农具）。

而他的绝招还有两招：一是搞盐业专卖、开发矿业，二是在各地设立转运使，对那些搞商品流通做生意的人，课以重税。还别说，忽必烈看见真金白银哗啦啦地流进了国库，心里的那个爽，自然体现在对阿合马的满意度上了。

其实阿合马真正的绝招，还是体现在印钞票方面，即以国家的名义，发行“交子”。

交子诞生于北宋时的四川。那时四川流行铸铁钱，铁这玩意是金属，比较沉重，老实说，要当个万元户，真心不容易。比如，某人今天要结个二婚，也就是讨个小老婆，需要给女方送一千元的聘礼；另外要买头猪和一只羊、十只鸡和十只鸭，顺便弄点海带呀黑木耳呀黄花菜呀等等，准备简单搞个酒席，这也需要花费一千元；然后找别人重新订制全套的新房家具和床上用品、全套新衣等，也需要花费一千元。

这合起来，就得三千块钱（真的是块）。按当时的标准重量，这三千块钱，共计75斤，行，你能，你一个人把这些钱搬到街市去吧！别以为吹牛不上税，花钱不累。

正是为了流通的方便，人们才发明了纸币（中国比欧洲早六七百年），但显而易见的是，发行纸币的背后，应该有真金白银的支撑；如果离开金银的背书，纯粹胡乱印刷纸币，那么纸币贬值到用来擦屁股，可能大家还嫌它太硬了，或太花哨了，擦的不舒服，会影响正常的排泄量。

而阿合马就敢随意印刷纸币。朝廷一次又一次变相抢劫了人民的财富，人民会记仇，于是都记住了阿合马的名字，因为他相当于中国大元人民银行行长。

火山的能量在积聚，总有爆发的一天。1282年三月初九日，一个叫王著的益都府千户，伙同一个叫高和尚的道人，用太子之名骗出了阿合马，一锤把他的脑瓜砸成了烂西瓜，然后自首。此事令忽必烈大惊，立即从上都赶回大都。然而，事情并未到此为止，老百姓放鞭炮唱大戏庆祝阿合马的非正常死亡，并把杀手刺客尊为民除害的英雄。这让忽必烈有点不爽，似乎闻到了一点民变的气味，因为他不想动自己一手树起来的全国先进模范人物。

可后面的事情很有戏剧性，朝廷的各级官员见老忽（必烈）回来了，连续数天之内，各种举报和检举信，雪片似地飞进了皇宫，在巨大的压力面前，阿合马最终没能享受到八宝山国葬的待遇。

然后查了一段时间，政治结论出来了，让老忽（必烈）当场就跳了起来：其他的烂事就不说了，阿合马呀阿合马，你光是小老婆就超过500个，你这驴造的，你累不累呀！挨千刀的，你别哄寡人说，这些小老婆都是自愿的，更别说她们在京城都是自带帐篷住宿，而且她们每天早上起来，只要做几个深呼吸，一天就管饱了哟，老子虽然是蛮族，这点智商还是有的！

于是老忽一声令下：扒坟，鞭尸！在完成这道工序之前，执行的人还把狼狗先饿了三天，然后命狼狗去啃食其尸骨。那几条狼狗挺委屈，这肉一点也不新鲜了，而且口感也不太好，又不是熟肉------不过好歹也是肉食吧，将就着也算暴食一餐了，咱吃完肉，得赶快去河边喝几口水，算是漱个口，不然会影响空气呀！

受阿合马一案牵连的人，多达714人，这其中，就有喜宁同志的祖辈，他很不幸地下岗了，有没有坐牢，喜宁不知道。这也是喜宁一直感到郁郁不得志之处，想当年，俺的祖辈那可真是见过钱的哦！妈的，据说装钱那是用若干大仓库装，往各州府发货，都是成群结队地用车装船载，再带上一队士兵，那就是武装押运了。

衰败后的喜宁家，一代不如一代，混到他这第八代，没奈何，他14岁就净身进了宫，无他，混碗饱饭吃而已。至于绝后有什么后果，他认为没有肚子紧要。

身无长物的他，会一门外语（蒙古话），有高小文凭（以前读过几年私塾），这就是他的本钱。

朱祁镇听他说14岁就进宫当了太监，这年龄正是自己的岁数，不由得童心大发，问：“喜宁，当太监要挨一刀，痛吗？”

从人身上割走个零部件，会不痛？喜宁第一次听到这么弱智的问题，只好说：“回陛下，做手术时服了麻沸散，当时不怎么痛的，但麻药失效过后，那是痛得人要拿脑袋撞床板呀！”

“为什么是撞床板，而不是撞墙呢？”朱祁镇瓜兮兮地追问。

“这个嘛，因为郎中知道后果，他用绳子，把我像裹粽子一样捆在床上了。”

朱祁镇满足了好奇心，本想说一句“要是不让宦官阉割就好了”，一想，君无戏言，这话千万说不得，不然以后皇宫可能会变成绿帽子批发部了，就改为：“喜宁，既然你说能识文断句，那朕考考你，起来，给我写几个字看看。”

喜宁的腿已经跪痛了，这就顺势站了起来，把膝盖揉了几下。旁边的小宦官立即捧来了笔墨纸砚，喜宁毫不客气地展开宣纸，写了“吾皇万岁”几个繁体字。朱祁镇拿着这几个字看了一阵，他说：“你的字显然缺乏章法，没有临过帖，也未曾专门练习过，不过，还算工整，笔力是有的。怎么样，愿意练习书法吗？”

喜宁脑子飞快地转了几下，朱童工问这话，啥意思？他立即回答：“启禀陛下，喜宁命苦哇，吃笔墨饭，那是想也不敢想的事。”

其实自几年前他偶遇朱祁镇那一刻起，喜宁就一直打的是悲情牌，博同情。他的想法是，以前祖先的钱用车载船运，到如今自己缴枪不杀，这不是命苦是什么？

而在朱祁镇听来，他的命苦，却是因为出身苦，因为他是蒙古人，现在改朝换代，不吃香了。所以，善良的朱祁镇，决定善待这个苦命的喜宁。他把金英叫过来，吩咐把喜宁安排到御马监，先熟悉一下环境，到各衙门跑跑腿送送文件，并一定要督促他习字，得让他能写出一手好字来。

金英这次不光是眨巴他的老花眼了，他是担心自己的耳朵也出了问题：肿么回事啊，这幼帝一亲政，画风就全变了呀！先前的阮浪就不说了，他是个少监，好歹算个九品的股级干部，在编制里找得到这级别，大不了是说沾了圣上的光，坐了个直升飞机，提了几级。

而这个喜宁，他就相当于是在某工厂里烧锅炉的，这一下子就提到中央办公厅来当机要秘书，于情于理于祖制，都说不过去呀！

见他迟疑着没反应，朱祁镇有些不高兴了：“朕在说话呢，金公公没听见？”

“听见了，听见了，圣上英明！奴才记住了。”

那喜宁脑袋晕乎了一阵，这也反应了过来，立即磕头谢恩：“吾皇万岁万万岁！奴才谢陛下隆恩！”

那金英带着喜宁边走路，脑子边发蒙。话说他这时发蒙的是，前不久，朱祁镇才安排他的老师王振王先生，到御马监听差跑腿，给内阁大臣们送文件、传达口谕，王先生目前还处于羞答答的磨合期呢，这又叫喜宁过来跑腿，圣上葫芦里到底卖的啥药呢？

走到御马监门前的时候，金英那灌满IQ的脑袋，突然灵光一闪：“俺的亲娘也，这不是个好兆头哇，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恐怕换一朝天子，也得换一代奴才了呀！”

（第12节完）

13、“你是我爹”


金英以他丰富的政治经验，凭直觉所得出的判断，是对的。皇帝换了，下面的人马很有必要跟着换，这不光是咱中国人要这样干，放到全世界，基本都一样。

朱祁镇亲政后，很多人认为，朱童工年纪小，社会经验不足，理政能力更谈不上，所以大明王朝堪忧。但前面我们特地讲清了朝政的运行模式，所以归结为少年天子当政必有隐忧，其实是不成立的。

这时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出在了内阁身上！

可能细心的读者，在皇帝大婚的场面中就看出了某些问题：内阁“三杨”（杨士奇、杨溥、杨荣）中，为什么杨荣没有露面呢？

答案是：因为在1440年，即皇帝大婚前两年，他就已经去世了。

这“三杨”都是四朝老臣，德高望重，而杨荣（福建建瓯人）是其中智谋最高的一个。他其实一直对内宫的王振抱有戒心，你想，太子、幼帝的教育，按说应该由内阁大臣辅佐，而朱祁镇事实上的老师，一直是由一个秀才在侍读。朱祁镇亲政之后，假若内阁不能对他发生影响，而他偏听偏信内宫的王振，那政局就麻烦了。

回想当年张政委拿王振开刀，敲山震虎，那真的是高瞻远瞩呀！

由于年事已高，杨荣只好快马加鞭选后备干部，他推荐了大学士马愉和曹鼐进入了内阁，之后不久，他就病逝了。

而在朱祁镇最需要得力人才当总理之际，比较有才干的杨士奇（江西泰和人）他老人家，又出了大事。

说起来很多创业打江山的老前辈，都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兢兢业业工作，只讲奉献不求索取。但是官二代们不管这些，他们追求时尚、虚荣、个人享受，而且脑子里基本缺乏王法这个概念。

无法则无天，接下来当然就会出人命啦！杨士奇的儿子杨稷在家乡弄出一两条人命不打紧，大概可以私了，可他一搞，就是数十条人命，间接祸害数千人，请问谁还能罩得住他？可怜杨士奇同志，一直觉得自己养了个很乖很争气的儿子，这时他觉得那个儿子太坑爹，当爹的太没面子了，所以必须得引咎辞职。

朱祁镇也留不住他，他辞职后不久（1444年）就去世了，而他一死，儿子就被判死刑正法了。

这事发生在朱祁镇结婚后不久。于是朝廷内阁现在只剩下了三驾马车：杨溥同志（湖北石首人），已年过七旬，那是背也驼了，眼也花了，上楼也喘不赢气了，吃东瀛大补丸也没用了。

另外的二位是新来的马愉和曹鼐，他们的干劲倒是挺足，可是威望不够呀。官场如战场，同样的政策，有威望的人一督促，执行力会很到位；无威望的人去督促，嘿嘿，任你急的跳脚，下面的人当没事似的。法不责众，你急，你自己去办呗！

小皇帝遇到这样的事，局面不好弄了，咋搞呢？有困难找老师，他自然就会大力求助于他的王先生了。于是，整整夹了十多年尾巴的王振同志，现在开始把尾巴露出来了。

实际上王振在朱祁镇逐渐长大时，他的威望和人脉圈，早已开始在形成。因为中国人内心深处，是抱着“关系学”这个论点的，他们见朱祁镇离不开王振，就知道迟早有一天，这王公公将成为一个了不得的人物。

固然，王振同志当时习惯于夹尾巴装孙子，但在很多官员眼里，你越装，俺越要提前向你靠近，须知“临时抱佛脚——不灵”，这句古话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闪烁着许多人生哲学的光辉。

只拿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王振的潜在影响力了。

正统六年（1441年）十月，离朱祁镇大婚还有半年，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重建竣工，明英宗在皇宫大摆筵宴，进行庆贺。按照明朝制度规定，任何宦官，无论如何也没资格参加宫廷宴席。

英宗在宴会上见不到王振，急忙派人前去看望他在做什么。王振在做什么呢？他正在生闷气。自己不就是少了个生殖功能嘛，可我身残志坚，在为政府服务，也算是有正式编制的国家公务员呀！

见了来人，他忍不住大发牢骚道：“历史上周公旦辅助周成王，人称圣贤，为什么我不可以到宴会上去坐一坐呢？”

列位！王振同志这话，意味太深长了，换个皇帝，他这话叫作“大逆不道”，必死无疑。因为他把自己教育朱祁镇，比作周公辅成王。没错，把朱祁镇比作成王没错，反正都是帝王；但你王振，小太监一枚，有何德何能，竟敢自比周公呢？！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其中有那么三千年，差不多算一笔糊涂账，而这糊涂账中，有几个人能被历史铭记呢，周公就是当中极少数能流传青史的杰出人物之一。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在哥哥去世后，把侄儿周成王从十三岁，无私辅佐到二十岁，然后功成身退。其功绩彪炳千秋！

使者将王振的话报告了明英宗，众大臣均为王振捏了一把汗。然而英宗呵呵一笑，不知他是不懂那段历史，还是因为王先生把他比作周成王，他感到开心。他下令打开东华门的中间大门，请王振即刻入宫参加宴会。

于是王振刚刚来到大门外，宫中百官即起身向他作揖，很多人还给他下跪磕头，表示诚挚欢迎。

正所谓：“这一拜，春风得意遇知音，桃花也含笑映祭台；这一拜，报国安邦志慷慨，建功立业展雄才；这一拜，忠肝义胆、患难相随誓不分开；这一拜，生死不改，天地日月壮我情怀！长矛在手、刀剑生辉，看我弟兄、迎着烽烟大步来！”

好一曲《三国演义》的主题歌《桃园结义》，用到这里虽然有点时空错乱，但那情怀那意境，是多么的相似啊！一拜定乾坤，皇宫老大王振同志闪亮登场了。

基于对政局和人事关系的判断，在朱祁镇大婚之后，聪明的金英决定急流勇退，他给圣上提出了辞呈，要求退休回家，养老去。而他最聪明的地方，是在给陛下辞职之前，先单独去拜会了王振，亲自向他表达了辞职、回乡、养老的意愿。

王振看着他，满脸含笑地说：“我祝你退休生活愉快，相信你会过的很幸福。”

金英要的就是他这句话的承诺。他其实不怕皇帝，说白了，皇帝也不会无聊到再去想一个退休太监的事，但如果王振要牵挂自己，别说自己能不能活到死，就是死了，还要担心骨头会不会从坟里扒出来。

看着金英蹒跚离去的步态，王振笑了。他想，这金英算是一个真正的聪明人，若不知进退，三个月后就要他死无葬身之地。既然你给了我面子，那么你回去养你的老吧，我也懒得管你了，慢走不送。

于是，王振顺理成章地当了司礼监大太监，并兼任东厂提督。这职务表面看，他一下子成了宫内成千上万宦官和宫女的总头目，实际上，他还是国家安全部的警务总监，而且是代表皇帝对总理府发号施令之人。要是还有人搞不懂他的分量，可能脑子真是进水了。

就在这时候，原先的司炉工喜宁，经过日夜的练字，这时候毛笔字已经写的有点模样了，就调到司礼监来当秘书，负责给内阁的上呈文件“批红”，也就是把皇帝（主要是王振）的意见，用朱砂笔写“批示”，然后让总理府去执行。

王振当权后干的第一件事，很多人都意想不到。本来，在进奉天殿的宫门过道上，由明太祖朱元璋树了一座铁碑，上书“内官不得干政”字样。大臣们天天上班，都会看到这块碑，而进出的大小太监，自然也看得见。碑文的意思很直白，就是说严禁太监干预朝政。

朱元璋之所以要立这块碑，那是因为自古以来的经验教训表明，如果太监干政，外戚（皇后贵妃的娘家人）干政，则朝纲必乱，祸国殃民。

王振同志不是不懂这个道理，相反，其实他很懂这个理，于是把这块看不顺眼的铁碑，命人连夜给移走了，扔进了哪个厕所，也无人知晓。总之第二天，大臣们上朝时，有眼尖的人，发现原来的警示碑不见了，连话也不敢说，只得拉袖子，用手指，互相用眼色示意。

“王振”这俩字的威风，由此可见一斑。

王振执政的风格，简称“霹雳手”，对于那些想和自己分庭抗礼的朝臣，王振的霹雳手，决不留情。

正统八年（1443年）夏日的一天，炸雷击坏了奉天殿一角，本来从科学的角度说，这么大的建筑，未装避雷针，这是建筑师的失误，用铁丝装根地线，就屁事没有了。可是这在封建社会，被看成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别说其他人会这么看，就是朱祁镇自己，也开始怀疑人生，总觉得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失德之事，导致上天以此进行惩罚。

于是圣上按惯例，特下“求言诏”，要求群臣给自己提意见。

翰林院侍讲刘球，看不惯秀才和太监双重身份的王振，竟独揽大权，于是上疏，提出“皇帝应亲自处理政务，不可使权力下移”等项建议。当然，刘球的文凭虽高，但显然他是个书呆子，因为他忘了，自己的报告，必须先送到王振手里。

王振一看，果然勃然大怒，立即下令逮捕刘球入狱。此时，正值翰林院有个编修官董磷，因自己闲不住，而自荐要当太常寺卿（最高法院长）一事，而被王振关进狱中，王振便想通过董磷之事，置刘球于死地。

他立即指使其党徒马顺，用毒刑拷打、逼迫董磷承认，他自己所请太常卿之事，是受刘球所指使。不久后，董磷认了，刘球也招了，王振便以此下令处死刘球，并把刘球的尸体肢解，以表心头之恨。

作为此冤案的亲历者，董磷唯一能做的，是帮刘球的家属秘密收藏了一件血衣，好歹让其家属能埋个衣冠冢啥的，并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

有了刘球这个活教材，朝廷大臣们立即变乖巧了！反过来看，只要对王振及其党羽顺从，则不乏有水果糖吃，甚至大有好处可捞。比如徐晞和王文，因善于谄媚，把王振捧到了天上去，徐晞很快被提拔为兵部尚书（国防部长），而王文被提拔为右都御使（最高检副检察长）。

任人唯亲，是弄权者的惯用套路，王振还把他的两个侄子王山和王林，提拔为锦衣卫指挥同知和指挥佥事（仅次于武警部队总司令）。又把死心塌地依附于自己的心腹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等，安插在各个重要部门。福建有位参政宋彰，将贪污的三万官银送给王振，立即被提拔为福建布政使（省长）。

这样，从中央到地方，迅速形成了一个以王振为核心的朋党集团。连王侯公主都称王振为翁父（相当于“干爹”），大臣们还能怎样？只能望风便拜，不便乱喊“万寿无疆”，那就大呼“祝王公公永远健康”呗！更有许多无耻者，直接认王振作干爹、干爷，自认儿孙，如果喊答应了，能高兴得好几天睡不着觉，浮想联翩。

其时有位工部郎中（城乡建设部下属厅长），名叫王佑，看准了时机，决心阿谀逢迎王振。一天，趁着月黑风高，去王振新修的别墅送礼，送上千金之礼。

一般来说，地方官进京，必须给王振备礼，少则百金，多则千金，送够1000两银子，能得到留下来吃餐饭的待遇。要说京官王佑花这么多钱的目的，是为了近距离接触王公公。近距离的好处是，双方都能把对方看清楚。

这王振把王佑看了又看，看出问题来了，因为在古代，正常的男人，都会留胡子，只有宦官，没胡子。宦官没胡子，是符合人类生理科学的，因为没有男性荷尔蒙分泌，男人自然就不长胡子了。王振于是好奇地问：“王厅长，你为什么没有胡子呢？”

亮点来了：那个王厅长王佑，实际年龄比王振大一轮（12岁以上），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他竟然这样回答：

“王公【插话：汉语很奇妙，把某老家伙简称某老，把王公公简称王公，这是语言的艺术】，您英明神武到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路过厕所、马桶也会自动冲水的地步，您简直比我的亲爹还亲，爹啊！您都不留胡子，做儿子的我，怎么敢留胡子呢？”

王振一听，这真他妈的无耻者无畏啊，好，这个老龟儿子我认了，你明天去当个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吧！记得在公开场合要勇于喊爹，起模范带头作用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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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于谦坐牢


若从近三百年的历史长河中，要推选“明朝十大名臣”，估计会比较热闹，可以拿出若干种不同的版本；但公认位列前三名的，再怎么也不会掉出十佳榜单吧。

依史界公论，王阳明、于谦、张居正，是稳居于明朝三大名臣之列的。这其中的超级牛人于谦，像跟命运之神抽签一样，抽中了与“史上强监”王振一起，走进新时代，同朝奋斗，然后相互交锋，看看谁更拽谁更酷！

大体来说，于谦与王振相比，前四十年他远比王振牛，后八年他与王振同样牛，只有中间的一段约十年，他实在是不及王振牛，因为人家那叫真牛逼！不服不行。

于谦（1398-1457）的牛叉，在少儿时期就开始表现了，而且像演连续剧一样，一直优秀到青年时期。

他是杭州人（祖籍河南民权县），据说他七岁时，有个游方和尚见了他的相貌，引以为奇，说：“这是将来拯救时局的宰相之貌呀！”邻里皆啧啧称奇。后来很久很久之后，于谦果然当了救时宰相，这时有很多人，想去找那眼力奇准的游方和尚算命看相，可惜找不见了。

到八岁时，他到私塾正式启蒙了。上学第一天，老师一看他眼神明亮坚毅，就很喜欢，问他会不会认字，读没读过书，结果小于谦装深沉，只是肯定地点了点头，连话都没回一句。这下老师反倒不相信了，就出了个对联考考他。

老师用手一指在旁边抱着柱子玩耍的小同学，说“手攀屋柱团团转”。这话刚说完，小于谦指着正在楼梯边玩耍的同学，应声回答说：“脚踏楼梯步步高！”

老师心里一惊，这是以雅对俗呀！回头一看从楼梯上下来的同学，张口又说“三跳跳落地”。小于谦小手向天指，张口就答：“一飞飞上天！”老师当时大为感慨，说“此子长大非凡器也”。（事见《于公祠墓录》卷十）

有一天，于谦的父亲到学校来看儿子读书，老师很激动，跟他说着于谦的高智商故事，并建议把于谦定位为“杭州小神童”，弄出去四处打比赛，可以帮家里赚很多钱。但小于谦居然端坐在旁边认真读书，丝毫不为所动。

老师看了，打心里佩服这个八岁孩子的定力，便有心要在他爹面前为难他一下，让他爹看看到底养了个啥样的宝贝儿子。于是他就冲着正在读书的于谦，大声责问道：“子坐父立，礼乎？”

这话是说，看你父亲还站着跟我聊天呢，你居然还坐在那儿读书，你爹站着你坐着，这合乎礼仪之道吗？

你别说，这问题问得可真刁钻，尤其是在礼法制度下，别说于谦只是个八岁的孩子，就算是个饱读诗书之人，就这种礼法问题，也往往是瞠目结舌。可小于谦听到老师问他，立刻站起身，手上还捧着书本呢，张口就回答说：“嫂溺叔援，权也。”

这个回答，简直聪明之极！他在这里用了一个典故，这个典故出自《孟子》。有一次有人问孟子说，礼法云“男女授受不亲”，是不是说男女之间就绝对不能有肌肤之亲？孟子说，那要看情况而定，要是嫂子掉水里了，小叔子伸手去救她，这种情况只是为了权宜之计，所以就算是违背了“男女授受不亲”了，也不算违背礼法。

于谦这意思是隐喻，说你们大人说大人的事儿，我也听不懂。对我来说，读书才是王道，我趁你们聊天的工夫多读点书不好吗？所以这会儿我坐着读书是有它的合理性的。

你看老师用礼法来问他，他也用礼法的例子来回答，还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这种思维能力可绝对是不一般吧。不光是思维能力，而且这种思维能力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胆识。一般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被老师责问，但凡稍有些胆怯，也会张口结舌，不知所云，更不用说是做出精彩的回答了。而于谦却非常镇定和从容，这种胆识对于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太不寻常了。

表现于谦急智与胆识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说，有一天放学，仆人牵了匹小红马去接他。他那天刚好还穿了件红衣服，骑在马上就特别的显眼。当地府衙的一个人，看到了就说：“红孩儿骑马游街。”哪知这话被骑在马上的小于谦听到，他当时就大声地回答说：“赤帝子斩蛇当道！”

这又是个典故，《史记·高祖本纪》里记载刘邦在大泽中醉斩了一条白蛇，说这条白蛇是白帝之子，而刘邦据此称自己就是赤帝之子。他斩了白蛇是就是赤帝之子斩了白帝之子，说明他要得天下了，他要大行其道了。

于谦不正好是一身红嘛，人家说他是红孩儿，还算是客观描述，他却说自己是赤帝子，而且还“斩蛇当道”，这个志向那可不得了！所以这个回答，当时满街的人听了都一惊啊！

于谦的壮丽人生，就这样以学霸的造型拉开了序幕，王振同志和他比，那真是弱爆了。以王振的学识，能在二十岁时考中秀才，已经算相当不错啦，可1421年，当于谦23岁时，就已经高中皇榜当进士了，这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接下来还有整整二十年的大好时光，于谦的仕途一直都是顺风顺水，对于王振同志，他只有两个词：要么是“秒杀”，要么是“碾压”！

于谦的工作单位，一开始就是中央都察院（相当于国家纪委、监察部），这个起点相当高，当然，他还很年轻，资历不够，所以级别不高。但不管怎么说，像这种北大研究生毕业的人，一定是国家重点培养的对象了。

果然，年轻的第五梯队青年干部于谦，很快就得到了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大明第五任皇帝朱瞻基同志，亲自安排他去山东骂人。

骂人在中国有很悠久的传统，而且是门很复杂的学问，不同的地域，骂法各有特色，多姿多彩，但总体来说，分两种风格流派：一种叫作“乱骂”或“武骂”，也就是常见的泼妇骂街，只见骂客们在街上跳着脚骂，言辞主要是问候对方家族的雌性，矛头直指对方的祖坟，最有杀伤力的话，几乎都是怀疑对方的血统，最恶毒的话，无非是诅咒对方的子孙。

而另一种骂法截然不同，基本上见不到那些以生殖器为关键词、以血统论为出发点和归结点的污言秽语，他们引经据典，从道义、从法理、从人品、从历史、从社会、从信仰等多角度进行深入挖掘，巨细不遗，以小见大，上纲上线，最后给对方来个盖棺论定式的结论：“你就是国贼，你就是人渣，你这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哈哈，很明显，这叫作“文骂”，其代表作，参考骆宾王所拟《代李敬业讨武瞾檄》可也。

说起来，于谦的本职工作，还真就是骂人。要检举，要揭发，要打倒，要批斗，这本身就要开骂战，只不过，讲究的是以事实（或风闻）为依据，以大明律法为准绳，说话要有严密的逻辑性，语句要相对文明，抓辫子、打棍子那一套，一定要抓得稳、打得准！不然对方不会觉得痛，会反复纠缠。

于是在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十日，在朱瞻基讨伐他二叔朱高煦的削藩征程中，于谦同志第一次出差了，是到山东乐平（今滨州市惠民县）随军出差。【插话：现在的历史一边倒，把朱高煦描述为一个无赖、反贼，实际上这是不真实的。真实的朱高煦有勇有谋，没有他，就不会有朱棣“靖难之役”的成功。而且，他也并未造反，否则，无法解释他未曾杀害一个明朝的地方和军事官吏，也未杀明朝一兵一卒。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请记住这一点。】

当朱高煦出城来投降之际，按惯例，朱瞻基应该历数他二叔的罪恶，不然，王师出征，道义何在？当然这么费口舌的事，他只得交给别人来干。这个别人，正是于谦。

于谦没有辜负朱瞻基的殷切期望，同时也没有让广大的看客失望。他饱含无产阶级革命的激情，义正言辞地控诉朱高煦投机钻营、背叛革命、贪图个人享受、数典忘祖、恩将仇报、结党营私、大逆不道、鱼肉百姓、残害军民等等罪状，骂的大快人心，让朱高煦无地自容，伏地请罪，承认罪该万死。

吃瓜群众听得解气又解恨，纷纷鼓掌，还有人领头喊起了“血债血还”、“打倒反革命”等口号，连朱瞻基也忍不住为于谦鼓了掌。

一骂成经典，一战而成名，接下来，于谦年纪轻轻，当上了巡按御史，被派到了江西。

那时朝廷正式确立御史巡按制度，设十三道监察御史一百一十人，再从他们中选派巡按御史，要求十分严格，每名巡按御史的产生，都是先由都察院选出两名候选人，引至皇帝面前，然后请皇帝钦点一名。

十三道监察御史，平时归中央都察院管理，但直接对皇帝负责。巡按御史职责是代天子出巡，“大事奏裁，小事立断”，俗称“八府巡按”，专门负责监察，一般不理其他事务，权力极大。其作用，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巡视组，他们走到哪里，老百姓欢呼，当官的痛苦。

在江西干了三年，于谦平反了上百起冤假错案，赢得了口碑，于是在1430年，他被召回北京，朱瞻基亲自给吏部写条子，越级提拔他为兵部右侍郎（国防部第二副部长），派到河南和山西当巡抚，主管这两地的军务和河防等。这一干，就干到了1446年。

所以从这份简历上看，至少在1441年之前，王振在于谦面前，只能算个屌丝，而且是个二级残废，无论是讲学问，还是论官位，完全是两个不相称的级别。

然而1442年开始，地球有点加速旋转了，许多人看的眼花缭乱了。不断地有人来提醒于谦，回京奏事时，千万不可得罪王公公王振，见到他一定要磕头，要记得送礼，否则恐怕有你好看的。

谁是王公公？于谦可以装傻，说自己不认识这个人，但说他不知道 的老师、司礼监首监是王振，这个无法装得了。可是呢，于谦一辈子当官，追求清正廉洁，自己兜里都没几个余钱，到哪里给王先生搞钱送礼去？所以他说：“我没钱，唯有两袖清风。”

习惯送两袖清风的于谦，见了王振，不下跪、只是作揖，而且嘴里不是说“祝王公公永远健康”，只是说“王公公好！王公公辛苦了！”一直这么搞了好几年，王振心里就越来越不爽了。他想，你于谦哭穷，我也就忍了，但山西的老陈醋，多少钱一坛？河南的道口烧鸡，多少钱一只？你别说连买坛醋、买只鸡的钱也没有，你这分明是对俺大不敬嘛！

时间到了1446年，于谦还在坚持不懈地玩他的“空手道”，王振忍无可忍，发了个通知，让东厂立即把于谦抓捕归案，丢进大牢，并密令：“把这厮的罪行搞扎实，必须处斩！”

啊，当牛人遇上“强监”，别说牛了，连狗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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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谁是谁的谁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然而人生在世，谁无过错？更别说混了一辈子官场，若有人要找茬，那过错真可以随手拈来。

于谦当了很多年的山西和河南二省巡抚，这是很大的权利。这里有必要先弄清他的官职和身份。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防止地方官员权力过大，威胁到皇权，在地方各省实行的是三权分立，即设立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布政使主管行政、钱粮、税收等（相当于省长），而按察使类似主管公安厅、司法厅的省政法委书记，主管全省治安（司法独立，省长莫问），都指挥使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员，主管全省军队（军队优先，谁也别管）。所以，这三者基本上平起平坐，互不服气，但只能干瞪眼。

于是很多时候，三个最高地方长官，遇到好事就争，遇到麻烦就推，他们的主要工作变成了扯皮，堪称优秀业余足球队长，经常耽误正事。

没奈何，皇帝就派中央都察院的人，经常代表皇帝到各地方监察工作，虽然这帮人官职低，但因为代表皇帝，是钦差，所以，可以处理很多地方上扯皮的事，这就是戏曲里所谓的“八府巡按”。当然，巡按能按得住的葫芦瓢，一般只是下面地市州县级的事情。

那么，遇到像前面所说的，省级干部天天扯皮，咋整呢？朝廷就会派中央监察机构的高级官员，一般是都察院侍郎（副部长）级别的人，代表皇帝去地方上处理，这就是所谓“巡抚”——也就是中央都察院特派员。

巡抚代表皇帝协调指挥地方事务，少则一省，多则数省，因为很多事，特别是打仗，虽然是都指挥使的事，但后勤、治安、钱粮等他是管不了的，需要很长时间来处理，所以时间长了，这些巡抚就在地方上长期驻扎了下来，或者从一个省处理完后，不回京，接着去另一个省处理。这样，他们实际上就变成了地方的最高长官了，比省长还大。再后来，才演变为总督。


被中央派出去协调打仗的巡抚，因为要指挥省最高军事长官都指挥使，及地方各卫所军队，所以，中央就多给他们挂了个官衔——兵部侍郎，也就是国防部副部长。这样，这些巡抚就有权指挥军队了。

但是，在明朝从始至终，巡抚都是中央官员身份。

从于谦任职的角度看，他虽然是河南、山西二省的巡抚，但他最主要的工作，显然在山西，因为这里是边防，时时刻刻都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北面的蒙古人，曾经占领了华夏，但好日子没过多久，就被赶回了荒无人烟的大草原。【插话：元朝1271年建国，国运共98年，若刨去前期完成统一的八年，及后期发生战争的十七年，蒙元的真正有效统治期，其实很短。】

狼被赶走了，但它的眼睛始终还望着中原，时刻在磨牙。山西代州的雁门关、大同府及长城、内长城一线各关隘，这是正面防御蒙古人的咽喉之地，那可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所以，于谦骑着马，走遍了前线的山山水水，把他的智慧和汗水，倾注到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至于河南，最主要的工作是治理黄河堤防，这地方当时还并不乱。河南要说让地方和中央都头痛欲裂，那还得要二百年之后，陕西的李自成和张献忠造反，随时把河南当演武场，当真是要了大明王朝的命。

因此可以这样说：于谦在他长达十六年的巡抚工作中，做到了清正、廉洁、奉公，在当地的口碑还是不错的。

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选择走做清官的道路，未必是一条受人欢迎的康庄大道。道理很简单，大家千里做官为发财，遇上一个不喜欢发财的，你就成了贪官们的眼中钉。虽然你暂时比他们权势大，但希望你永远能保持这样大的权势，你千万别有事儿，出事的时候，大把的人会来搞死你！此乃后话。

于谦一生，总共出过三回事，每次都惊心动魄。王振把他抓起来投进监狱，想弄死他，这是他的第一次人生危机。王振这次是靠用巧计，抓住了他的“辫子”。

通过前文的讲解，我们应该都明白了，从1427年到1445年，前后共有18年，于谦都是在江西、山西和河南工作，但他真实的身份，其实一直是京官，而且是朝廷大员。

那么问题来了：作为国家部委的高级干部，长年累月地下放到基层工作，一干就任劳任怨地干了相近二十年，那么换着是你，就不想调回北京，混个“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逸生活，或者在政治上追求“更上一层楼”的境界吗？

人非圣贤，谁不自私呢？所以于谦就动了私心。要是放在以前“三杨”当政时期，他于谦打个报告，从来是早上报告进京，晚上批示就出京了，效率极高，而且很少不批准的，那工作开展起来十分顺手，令人心情愉快，要说在下面多熬两年，吃点苦也无所谓。

但现在三杨一个一个地死了【插话：杨荣卒于1440，杨士奇卒于1444，杨溥卒于1446】，朝中王振掌权，打个报告等于放屁，想想也让人心寒。于是于谦决意请调回京。

但于谦在地方当一把手当惯了，他习惯于自己的意见，就是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的最高指示，可他忘了，做事情应该按组织程序的规矩来。于是他干出了一件荒唐事：他分别推荐参政王来、孙原贞替代自己的巡抚职务，然后一拍屁股，回北京去跑调动了。

你一个人跑调动，擅离岗位，让两个省的军政工作放鸭子放山羊，这事如果中央假装不知道，就没事，若要追究，那就是大事。

显然，耳目众多的王振同志，一听这情报，就觉得有戏了。李锡是王振的党羽，任通政使（相当于国家信访局局长），在王振的授意下，他出面控告于谦擅离岗位、玩忽职守罪，王振立即让东厂抓捕于谦，关进了锦衣卫的诏狱。这监狱在历史上的知名度很高，进去的都是人，出来的都是鬼，一种是活鬼，一种是死鬼。

接下来，东厂的特务机构加速运转起来，他们只需把黑材料搞齐，比如你于谦擅离职守，造成黄河多少管涌，塞北多少军人牺牲，中原多少农民饿死，某地突发大火烧死了多少人，又有哪里突发了疯牛病等等，就凭这些材料，搞他个三堂会审，嘿嘿于谦，要记住，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辰！

于谦在监狱里被关了三个多月等死，他知道自己此番凶多吉少，想我一世英名，身负宰相之志，却将死在一个二级残废的刀下，那真是死不瞑目呀！

却说对王振而言，要提拔个国防部长仅需一句话，要杀个挂名的国防部副部长，那也仅需一句话。在于谦的这个生死关头，史书上突然冒出来一个记载，说在他工作的山西和河南，有成千上万的人跑来京城上访，于是，迫于民愿，于谦得以无罪释放。

三刀在读历史的时候，常常被这样的所谓史料所惊讶，而这些芜杂的东西，竟然充斥于正史里。事实上，不用动脑，只要挪动一下屁股想一想，就会发现，这样的历史记录，简直无异于哄鬼。

河南、山西，离京城都不算远，但也不算太近，在那个没有飞机、火车、汽车、摩托车和自行车的时代，人们能够选择的交通方式大概有三种：一、骑马；二、坐牛车或驴车；三，步行。马在当时是军用物资，国家严格管控，普通人买不起，也没资格骑乘，可以排除。而坐牛车或驴车，一是慢，二是麻烦很大，比如停车住宿，这住宿费恐怕交双份，还不够。

因此，赴京请愿团的人员，绝大多数得靠步行。按距离，从山西和河南最靠近河北的地区出发，到北京，没个十天半月也不行。就算他见到皇城的影子即转身回去，这一来一回，也得花费差不多一个月时间，起码的！

请愿团的成员，不是农民，就是小商人，还有就是小手工业者，也不排除有学生，无业游民等。莫非这些人闲的蛋疼，吃饱了撑的，自己出钱出粮，顶烈日冒风雨，步行千里去京城为一个从未见过面，或有幸见过一面、但再见绝对不会认识的蒙冤官员请愿，别问别人了，就问问你自己呗，千里迢迢，你去吗？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历史书上这样写，那是瞎扯，无非是给于谦同志脸上贴金。如果真有成千上万的民众赴京请愿这事，那绝对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阳谋。

可以这样推测：他临返京前所推荐来接替自己的那两个孙原贞、王来，绝非等闲之辈。很显然，如果于谦被冤死，则自己非但官位不保，并可能大受牵连。那么，解铃还须系铃人，不是李锡在出面控告吗，你李锡不是信访局局长吗？好，我们给你来个收不了场的局面：群体上访！

关于维稳这事，不是现在才是个敏感词，自古以来的政府就要维稳，稳定压倒一切嘛！

于是在精心的策划、组织和利益承诺下，山西和河南的部分人民出动了，他们直奔京城，口称冤枉，要求释放于谦。不放于谦，俺们就天天跪在紫禁城前，跟国家信访局死磕到底！

这个推理，同时解释了，为什么于谦在江西平反了那么多冤狱，可是为什么江西没有一个人来北京上访请愿——不是因为路途远，而是因为无人组织。

按王振的脾气，给老子玩这一招，本公公不怕你，八格牙路，看我宰你！

可是他的门下走狗李锡怕了。话说信访局嘛，你就是写一亿封信来告状，我也未必怕你，很多信可以直接送废品收购站卖钱不是？可是呢，这么成千上万的人跪在那里，口喊冤枉，也没见他们吃饭喝水，这要是出了人命，除了政治责任，还要背法律责任呀！

【插话：群体性事件不好玩。可能很多读者不一定清楚，咱新中国规定，凡一次性死亡六人以上，在二个小时内就必须上报国务院，任何延报、漏报和误报、瞒报，各级领导都推不掉责任。这也是为什么每次矿难、泥石流、火灾等情况发生，对各地官员都是一次大考的原因。同时也解释了，若非万不得已，一般死亡人数都在五人以内的原因。】

于是事情的结果，变得很搞笑。怀着必死之心的于谦，半夜见人打开了牢门，带来了干净衣服，端着脸盆，里面有热毛巾，他的第一感觉是，好吧，现在杀人还讲文明了，看来司法改革有成效啦！等他盥洗完毕，牢子还笑着问了他一句：“于副部长，您老人家肚饿吗？饿的话，我们随便准备了一点酒菜，给您饯个行呗！”

于谦一听，妈的，三月不知肉味了，饯行，总得有肉吃吧！他一点头，很快就吃上了肉，而且喝上了酒。你一定还记得，他从小就是个有胆量的孩子，所以，他很享受这牢中最后的一餐。

一切停当，他等了许久，却没人鸟他了。一直等到天色发白，牢门“哐”的一声响，他扭头一看，王振非常有名的狗腿子马顺来了。这家伙厚着脸皮给于谦施了礼，皮笑肉不笑地说：“抱歉啊于大人，可能闹了场误会，导致您冤枉坐了这么一段时间的牢。”

于谦完全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马顺，你刚才说什么，出了什么误会？”

“这样吧于大人，我不妨直说了，以前有个家伙叫于歉，他得罪了王公公，依例当斩。您看看，下面这些办事的混蛋，把名字看错了，所以嘛，就委屈您啦！”

于谦听了哭笑不得，问：“那你的意思怎么样？”

马顺立即理直气壮地说：“按本朝律例，有错必纠，有冤必平呀！”

于谦说：“好个有错必纠，有冤必平，我算领教了，好！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去？”

马顺说：“啊，您现在就自由了！不过我还想麻烦您，跟我去地安门那边走一趟，很快的。”

“为什么？”

“嗨，您都不知道，山西、河南那边过来许多流民，他们白日夜晚跪着替您喊冤，您只需去露个面，告诉他们您已经出狱了，平反了，叫他们回去，您就没事了。”

于谦想了想，流民聚集，为自己鸣冤，这事不处理好，那又是一门新罪呀，于是跟随马顺，骑马去地安门露了个脸，喊了几句话，人们果然散了。

后来，王振为了自己下台阶，还是把于谦降了一级，放去大理寺当少卿（最高法副院长）。没多久，又让他回山西和河南去继续当巡抚了。

就这样，大明第一个出场的一代名臣，与第一个出场的一代权监，就这样以非常难忘的方式，交了一回手！期间，于谦试图带球上篮，被王振盖了帽；然后前锋李锡赤膊上阵，悄悄拿出了扳手，想趁其不备敲断于谦的膝盖骨，哪知场外观众大喊：“于大人注意啊，某人亮胸器了！”

最终，王振见势不妙，吹了中场休息哨，他俩的比分是0:0，平局。也就是说，上半场大家都白忙活了，谁也没打赢谁，因为都未能得分。

由于双方都觉得累，就暂时取消了下半场比赛，约定以后有机会再战。


【敬请关注明日连载第16节《爱的阳光》】

16、爱的阳光


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这意思就是说，春光莫负少年时，青年男女多是趁着体力好状态佳，忙着做夫妻；到老了，夫妻也做累了，于是就只做伴侣了。所谓“伴侣”，请参见“雀巢咖啡伴侣”使用说明，往雀巢里加的那一点白色物质，起的是神秘的调味作用，没有它，生活太苦，加太多，人生就变了味，因此“伴侣”就是少不了又多不得的对象，极其类似炒菜时用来提鲜的味精。

于是朱祁镇与钱蕙自大婚后，日日耳鬓厮磨，相亲相爱，过着童话仙境般的幸福生活，努力耕耘与播种，盼望有朝一日能开朵什么花，结个什么果出来。

朱祁镇早就有言在先，一定要让钱皇后生下儿子、立为太子之后，他才会去宠幸其他妃嫔。作为皇帝，他认为这是对皇后最大的尊重，和最无私的爱。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婚后整整三年，他都没有跨过其他妃嫔的寝宫一步。


看到皇帝丈夫对自己能好到这种程度，钱皇后也是醉了，为了早日实现当上母亲这个伟大心愿，她暗地里也是拼了，积极配合小朱把那祖传八八六十四招功夫，拳打脚踢用完用尽，然而大半年过去，她的小腹依然是那么平坦光滑，看上去半点动静也没有。

一日，她母亲进宫来看女儿，打探动静，悄悄细问了房事情形，不觉深感忧虑。母亲觉得有可能是男方年纪尚幼，种子还不够成熟，她一边这样安慰女儿，一边教了女儿一个绝招。

从此后，为了做的滴水不漏，每次同房时，钱皇后都要在屁股下垫个小枕头。第一年，垫一个；第二年，垫两个；第三年，垫三个。

随着枕头越垫越高，就像打仗前先要垒麻袋修工事，很不方便施工。有一天，朱祁镇终于罢工了，因为他怀疑再这样搞下去，有一天得把人倒吊起来，才能干活。可是书上并没那样的招式呀！难度系数应该挺高的。

钱皇后也知道，怀孕与枕头，应该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这不是朱祁镇的牛有毛病，就是自己的地有问题，不然咋只见播种，就不见出粮呢？她哭了一场，劝朱祁镇去其他妃嫔的寝宫溜达溜达。说辞还是那一套：

“想当初我们十姊妹一起选秀进宫，都是来服侍陛下的。这几年圣上专宠臣妾，让其他人容易对我产生妒忌，以为臣妾故意弄权争宠，而且会误会陛下私心偏爱。再说，为了大明社稷，圣上应雨露均施，早得皇子，这才是最最重要的大事啊。”

朱祁镇闻言，勉强笑了一下，安慰道：“皇后考虑事情，总是很周到，朕深感宽慰。但我也不清楚，为什么就不能得个一男半女？这心里也不踏实，老是空落落的。这样吧，你安排多请些僧侣来，好好做场功德法事，祈子祈福，另外呢，让太医院瞧瞧，看有没有什么灵验的偏方。我的心还是在你这里，过段时间再回来陪你，好不好？”

钱蕙心里很温暖，主动踢了枕头，二人按常规方式温存了一番，作为一个阶段的恩爱告别仪式。

却说朱祁镇第二天晚上的时间空出来了，就把敬事房太监叫来，向他询问，朕想去后宫转一转，你看去哪里，选谁为好？要选那看上去特别好生养的。

这太监叫秦悦，话说他已经整整三年没有事干了，天天比皇帝还急。被圣上突然这样一问，就猛地想起了自己的湖南老乡樊顺妃。

樊顺妃是湖南宁乡人，其实大了朱祁镇十三岁，当年选进宫时，就已经是27岁的老姑娘了，如今是芳龄已满三十的“圣斗士”了。

说起来，在古代，姑娘要是满二十岁还没出嫁，已算高龄大姑娘啦，樊顺妃如何混到二十七岁尚未出嫁呢？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她长的太漂亮，而且读过书，这心性就很高，一般的世俗男子，她还真看不上眼。

剩女，往往都比剩男要优质，于是越往后拖，就越难挑到适婚对象了，剩下唯一的一条路，只能给官商界成功人士充当二奶小三，更有那些土豪恶霸想采花，把她弄过去当七房八房的小姨太。然而，这恰好是樊姑娘最不愿走的一条路！于是，她只好光荣地把自己剩下了，她的爹娘，甚至已经做好了把姑娘养到白头到老的心理准备。

偏偏天无绝人之路，老天竟然开眼，樊姑娘竟然过五关斩六将，顺利进宫当了皇妃！

当初选秀时，不是对女孩的年龄有明确的要求吗？是的。然而那个时代，既没户口本又没身份证，又不能查骨龄，把二十七岁，报成17岁，谁又能鉴别呢？反正美女都很相似，是吧！

樊顺妃知道，后来有很多女明星，都很擅长装嫩，其实装嫩就是装逼，一个意思，装呗！能把自己嫁掉就是成功，能嫁的这么好，她很满意。唯一不满意的地方，是不知新郎啥时候才会来圆房。

幸福总是来的很突然，甚至来得有点荒唐。她能够引起敬事房太监秦悦的注意，除了老乡的因素，更主要是由于她的气质与众不同。说白了，她比其他的小姑娘成熟得多，因而她比任何妃嫔都更渴望圣上的临幸，这就像一朵盛开的花儿，因为接近花期凋零，所以渴望蜜蜂、蝴蝶快快前来传播花粉。翻译成当代汉语，她不光是“闷骚”，甚至已经想公开“发骚”。

这股人体气味很芬芳，经过秦悦的引路，一下子就把朱祁镇引进了她的房间。而朱祁镇的到来，无异于给这间小房间带来了阳光，让她灰暗的生活变得明亮起来，满足了她从小对于白马王子所有五彩缤纷的幻想。她的那个激动哇，别的姑娘圆房是叫，她是不停地笑，让朱祁镇很愉快。

同时，朱祁镇还给她带来了新奇的雨露，这很解渴。按她对后宫形势的观察，这是绝好的机会，现在万事俱备，只欠肚子争气了！假如雨后发一茬春笋，那真是人生新境界哇。

人说“湘女多情”，更何况朱祁镇遇到的是个轻熟女，他被迷得五魂三道，两个多月下来，有一天，太医跑来给他报喜：“恭喜圣上，樊顺妃有喜了！”

樊顺妃有喜了，这可是大喜事哦，用事实证明了我大明后继有人！但这事让后宫的形势立即变得很微妙，高兴的人很少，大概朱祁镇、孙太后、樊顺妃、秦悦等人是开心的，其他的人一律不开心，包括钱蕙！

为什么呢？樊顺妃顺利怀孕这事，严重地打了钱皇后的脸，从此宫中所有人，暗中都可能会说她是“一只不会下蛋的母鸡”。不孕不育，本来对一个女人来说就很残酷了，尤其对于皇后这种政治人物而言，增加了太多的变数，天啊，你为何如此待我？！钱蕙羞惭得三天没有出门。

而对像周贵妃、万贵妃等一同进宫的妃子而言，她们的内心开始愤怒了！起初的三年，你圣上专宠钱蕙，她吃肉，我们连汤也没喝到一口，我们都忍了，她是皇后，她为老大嘛。现如今你跑去贱人樊顺妃房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路过我们的寝房而不入，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当个贵妃，容易么？莫说（交配权）那么难听的话，（生育权）我们应该均等，是不？

这样的牢骚话，当然不能当着朱祁镇的面发，实际上，她们也见不到朱祁镇的人，那么，她们只好去找钱蕙谈话了，你不是皇后吗，我们认你做老大，你就要担起当老大的责任哦！你要主持公道呀。

所以，钱蕙收拾起内心的痛苦情绪，还得和颜悦色地找朱祁镇谈心：“圣上啊，大家都知道你是重情重义之人，但你专宠一人的做法，真的有些欠妥哦！我看你应该采用轮流值班的方式，排日子来，你就辛苦一点，雨露均施，一方面解决了后宫的不平情绪，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喜得龙子龙女的几率，岂非两全其美？”

朱祁镇抚掌笑曰：“皇后言之成理！这样吧，不管谁先产下龙子龙女，我一律不封，机会一直留给你，你要多访名医，多拜菩萨，我相信天命有数，事在人为，好不好？”

钱蕙听他这样讲，自然是吃了定心汤圆，开心的不得了，于是叫来秦悦，要他认真、合理地安排后宫值日表，要保证当初选进宫里的另外四十个佳丽，人人都有享受阳光雨露的机会。

1446年7月初，樊顺妃果然不负皇恩，率先产下一女，引起宫廷轰动，她也大出风头、扬眉吐气。然而天不遂人愿，孩子还没满月，竟然夭折了。

朱祁镇一生共有9个儿子、12个女儿，算是相当有生产力的皇帝了。其中有四个女儿夭折，都没有封号，故史称其有“九皇子”、“八公主”。从1446年至1449年七月，他共有七个孩子诞生，其中老大（樊顺妃生）和老四（魏德妃生）是女儿，都夭折了，存活五人，他们依顺序分别是：

次女重庆公主（1446年底，生母周贵妃）；

三女嘉善公主（1447年初，生母王惠妃）；

长子朱见深（1447.12.9.出生），生母周贵妃；

次子德王朱见潾（1448.5,7，出生），生母万宸妃；

第三子朱见湜（1449.8.2.出生），生母万宸妃。

这份名单里，需要特别留意的是，当年与钱蕙一起名列前三的周春蓉，此时已顺利产下了重庆公主和皇长子朱见深，而另一个重要人物万清芳，则连生二个皇子。

毋容讳言，女人是有繁衍人类的重大义务的，所以她们的生养指标，往往决定着一个家族的兴衰，尤其对皇族而言，这非常重要。

这里还很有必要，为朱祁镇的房事活动，解决一桩历史冤案。

近年流行的一部宫廷传奇剧，叫《女医明妃传》，说的是大明国体昌盛却礼教严苛，女子地位低下，不得从医，隐疾难治。谭家为医学世家，祖上几代均为御医，因被奸人所陷害而遭遇灭顶之灾，从此留下祖训，后世不得行医。但聪慧的谭允贤从小耳濡目染，偷偷随祖母学习中医知识，悬壶济世、妙手仁心，允贤从救人身体到救人灵魂，再由救人到救国，传播弘扬了祖国医学文化，最终成为了一代女国医，名扬天下。

怎么样，这主题够高大上吧？但剧情却是天雷滚滚。查，谭允贤，真名谈允贤（1461-1556年），今江苏无锡人，世代从医，她本人确属古代四大女名医之一（其他三位是义妁、鲍姑、张小娘子）。然而，谈允贤出生的时候，朱祁钰早已死了五年，她三岁时，朱祁镇也死了，可是一部50集的连续剧，却把她描写为朱祁钰的第二任皇后，而且安排朱祁镇充当弟弟的情敌，还把敌人（蒙古人）也先，也搞来争风吃醋，活生生地弄成三角恋。

真是一地鸡毛，遍地狗血！可见现在的许多所谓作家，不仅历史知识常为负数，且为了博眼球，连基本的做人良知也不要了。如果作家编剧注明“本剧乃架空历史”，或“本剧纯属虚构”，那都没问题，可他们偏偏要说“根据真实历史改编”！这样看来，把作者和编剧的母亲改编为清宫涮马桶的丫鬟，看来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了。

呜呼哀哉！致历史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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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边贸朝贡


朋友，你看过电影或电视剧《东归英雄传》吗？前者摄制于1993年，后者是2008年的一部大戏，讲述的都是在伏尔加河下游、生活了近150年的蒙古土尔扈特部族，由于不堪忍受俄罗斯帝国的种族灭绝政策，在其首领渥巴锡汗的率领下，于1771年举部东归故土的传奇故事。

万里长征历经苦难，二十万人仅剩下七万余人，然而他们回到了新疆伊犁河畔，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也是人类史上最后一次悲壮的种族大迁移。

不久，渥巴锡等十三人及其随从四十四人，在清朝官员的陪同下，自察哈尔旗来到承德避暑山庄，拜见了乾隆皇帝。在渥巴锡拜见乾隆帝时，他虔诚地出示了一件宝贝：本部族于永乐八年（1412年）由明成祖朱棣封授的一颗汉篆敕封玉印。这颗玉印已流传360年，他以此证明，他们蒙古部落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乾隆大喜，下令在普陀宗乘之庙竖起两块巨大的石碑，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铭刻他亲自撰写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用来纪念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

问题来了：土尔扈特部落，到底是蒙古族的哪一支呢？

答案相当令人惊异：他们就是在明朝初期时相当强盛的瓦剌部落。在明末时离开蒙古远迁新疆，因受准噶尔部落的排挤而远迁伏尔加河流域，又因大清平定了准噶尔，再次回迁中国。

瓦剌（la），是令朱祁镇最刻骨铭心的一个部落。其实他的曾祖父朱棣，对这个蒙古部落就已经操碎了心。

让我们还是把视线转回那个战乱的年代吧！

元末明初，成吉思汗的后裔（即元朝统治者），被我大汉民族逐出中原，回到了荒凉的北方草原和沙漠，他们就是号称“黄金家族”的传人，在北方继续建立了“北元”统治中心，随时妄想复辟。然而朱元璋同志不给他们机会，于洪武二十一年（1389年），朱元璋御驾亲征，经过捕鱼儿海之战，彻底击溃了北元势力。

到明成祖朱棣即位时，蒙古的黄金家族已经死的死，逃的逃，再也无力复兴，于是原来的臣属啦，自由民啦，奴隶啦，等等，翻身农奴把歌唱，谁有本事谁称王，这时草原民族整合为两大势力：鞑靼和瓦剌。

最初瓦剌部族显得比较乖，懂事，因为他们最早就跟大明政府上表称臣，表示我们只想当良民，混个一日三餐肚儿圆，绝不敢与天朝为敌。

而鞑靼部族却比较屌，朱棣同志亲自给他们的头目本雅失里写信说：“朕乃中国天子，亦是蒙古天子，尔可汗王朔漠，彼此可相安无事。”本雅失里接信后，冷笑一声，把国书置之不理。

而这就意味着，他想讨打！像朱棣这种从枪林弹雨中冲杀过来的领导，哪会服你个鸟人的软，你想讨打，老子都懒得准备，随时奉陪！可是第一仗，他派出大将丘福北征，在沙漠里转来转去，找不到敌人的主力，反而迷了路，最后又吃了敌人伏击的亏，没打赢。

好，手下不行，那就本皇帝御驾亲征，看我能不能收拾你个龟孙子！在第二年（1412年）八月，朱棣果真亲自北伐了。为了锻炼革命接班人，他还亲自带上了皇孙朱瞻基，让他随军观战。他鼓励十五岁的朱瞻基说：“畏战、不能战的人，当不了皇帝，至少当不了好皇帝！孙子，好好向你爷爷学习，看我这一仗，不把鞑靼人打趴下，那就奇了怪了！”

牛皮不是吹的，明朝大军果然在大漠深处，打得鞑靼人哭爹叫娘，四处奔逃，其傀儡大汗本雅失里，在溃逃中跑进了瓦剌人的防区，瓦剌人对他毫不客气，割了他的脑袋，拿给朱棣领赏来了。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瓦剌的首领太平被封为贤义王（360年后东归时，他的后代向乾隆出示的正是这枚封印）。

而鞑靼的实权人物阿鲁台，见势不妙，立即向大明进表，表示臣服，称：“元氏子孙已绝，欲率部属来归。”永乐十一年，朱棣封阿鲁台为和宁王。

鞑靼与瓦剌的正式受封，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伟大转折，表明从1415年起，蒙古正式成为了中国的属国。虽然此后仍然发生过许多次战争，但中国政府出兵，都属于平叛性质。就连他们自己，也承认自己是中国政府的下属一部分，所以在360年后回来见君主，也要拿证据表明自己历来就是中国人。

有意思的一个插曲是，瓦剌趁乱杀死了鞑靼大汗本雅失里，鞑靼人也不会让他们日子好过。比如，明朝规定蒙古人没资格自封可汗，但总有人会悄悄这样干，于是鞑靼首领阿鲁台就抓住机会打小报告：“英明伟大的朱皇帝啊，俺向您反映个情况，瓦剌那帮杂毛背着中央政府，又悄悄立了个大汗，这是伪政权哟，要不要我代表中央政府教训教训它？”

朱棣同志一听，说：“对于瓦剌这种自封自立的事情，等同于造反，寡人决定亲自出马收拾他们，到时候你来接应一下就行了！”

于是，朱棣同志又辛苦出了次差，带着大军搞第二次亲征。他一生总共亲征了六次，到最后，鞑靼和瓦剌互相都懒得告密了，妈的告来告去，咱蒙古人狗咬狗一嘴毛，谁落了个好？年轻的男人都快给杀光了啊。于是，北方边防终于稳定了下来。

边防稳定了，大家都要恢复生产，想过上好日子。这个问题对于咱大中华家来说，很简单，因为我们地大物博，物产丰饶，中国就是关上门，照样可以过上好日子，这是明摆着的事。但蒙古人这时离了宗主国中国，他的日子就会相当难过。原因也很简单，他们的产业结构太单一：只会跑马放羊牧牛。

评价一个中国古代政府的最高美誉，大致可以用这样四句话来概括：政治清明，军力强盛，国富民安，文化鼎盛。然而，这都是说的国内状况，要表扬到点子上，还必须得加上一句：“八方进贡，万国来朝”！

是的，大凡有点理想追求的土皇帝，都想达到“万国来朝”的最高境界。

由于唐宋以来都有追求朝贡的传统，尤其是元朝把国土扩大到了地中海，那朝贡的小国和地区，真的是应接不暇。朱元璋一建立政权，就规定了十五个国家不得征战，因为他们自觉承认中国为宗主国，而他们为藩属国。

很可惜这势头没有持续坚持下来，若能坚持到二十世纪，这些国家就从国际法的角度，都可以划进我国版图了，包括朝鲜半岛、日本、琉球、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尼泊尔、印度（含巴基斯坦和孟加拉）、阿富汗、塔吉克斯坦等等。

闭着眼睛都能想到，南海自古就是中国的内海，这个法理依据非常有力，因为在明朝时，中国政府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不仅设有政府机构，而且有驻军。南海真的就是咱中华家的游泳池！

到了朱棣的永乐时期，他一方面让解缙等主编《永乐大典》，打造文化软实力，一方面命郑和六次下西洋，耀武扬威，彰显军事和科技硬实力。

明成祖朱棣搞的这一套，说白了，在搞海禁的同时，他同时在搞海上丝绸之路，要软硬兼施，让东亚、东南亚、印度洋及东非的国家来给中国朝贡！你承认中国是国际中心，愿意承认天朝乃地球老大，好，我给你的国王就发委任状。你把你国内的奇珍异宝进贡给我大明，我就对你加以厚赏，赏金绝对让你感到惊喜，也许是几倍，也许是几十倍，具体是多少，要看你们的态度，和朕的心情！

据统计，整个明朝，先后前来中国朝贡的国家，多达165个，其规模和声势，真的吓死人。为此，政府在北京和南京二个首都，设置了专门接待各国使节的国宾馆“会同馆”，另外还在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和广东广州设置了三个市舶司，也分别设了安远、来远和怀远三大迎宾馆。

那么，在表面的热闹和繁华背后，这样的朝贡，真的很好吗？可以说，又好，又不好！好处在于，它是一种独特的国际贸易形式，皇家和达官贵人得到了在国内弄不到的新奇特商品；不好处在于，得到这些商品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出了商品的实际价值。因为中央政府要充当安抚四方的大头鬼，要表现所谓大国风范，于是随意加大赏赐，那些老外为了骗得中国的利益，刻意溜须拍马，把你捧到天上去，目的无非是让中国皇帝听了高兴。

花大把的真金白银，换来别人的几句虚伪吹捧，这事情皇帝可能脑袋早就被吹得晕乎乎的了，然而负责朝贡工作的人，心里可亮堂得很呀！

所以，到了朱祁镇当政的时期，上上下下对于朝贡这事，头脑开始有所冷静了。

话题回到大明与蒙古人的朝贡关系这个话题来。此时，瓦剌已经彻底打败鞑靼，成了蒙古高原的霸主，他们的头领，从脱欢到也先，无不重视与大明的朝贡关系，因为蒙古人要获取盐巴、茶叶、丝绸、粮食或锅碗瓢盆，无不要从中原搞来。那么，他们只得把牛羊、马匹及皮毛等物资，进贡给明朝政府，从而换取打赏，解决实际需要。

纵观整个明英宗时期（1435-1464，含朱祁钰时代），蒙古瓦剌部和明廷均基本保持了一种良好的、繁荣的朝贡关系，29年的时间里朝贡达50余次，其间既有一年之中数次遣使朝贡的情况（最多达5次），也有一年一次入贡的情况，而这一年一次入贡大多是在也先势力正处于强盛的时候。

如1449土木之变前，瓦剌也先连年向明朝派出贡使，并且突破朝廷对贡使人数限额的规定，“利朝廷爵赏，岁增至二千余人”。（注：《明史》卷328《瓦剌传》。） 譬如正统十二年（1447）十一月，瓦剌来朝贡的使臣竟有皮儿马黑麻等2472人，贡马4172匹，貂鼠、银鼠、青鼠皮12300张。（注：参见《明英宗实录》卷160，正统十二年十一月甲辰条。）

这么大规模的朝贡贸易，对于明朝政府来说，已经成了很大的一笔负担，但还是咬着牙全部收下了，并且依据朝贡人员的身份，给足了打赏，让他们开心离去。他们所带来的多余物资，以及需要采买的生活必需品，政府还特许他们在北京会同馆开展三至五天的自由贸易，这就有点像现在的广交会了。

然而，在接下来的1448年，双方因为朝贡，产生了一次重大的贸易摩擦！

事情是这样， 正统十三年（1448）十二月，礼部奏报：“瓦剌脱脱不花王及也先使臣，并买卖回回阿里锁鲁檀等共3598名，原应按照登记的名册发给一应赏赐物品，可是经会同馆一核实，查得脱脱不花王使臣471名，实际只有414名；也先使臣2257名，仅有1358名；买卖回回870名，只有752名；总共2524名，比原来申报的数字，少1074名.”。（注：《明英宗实录》卷173，正统十三年十二月庚申条。） 这显然是为了多领朝廷的赏赐物品，而虚报了一千多人，而明朝的边关守臣又没有认真核实的缘故。

事情通过内阁，最终汇报到了王振手上，他拿着这份奏章来找朱祁镇。朱皇帝看完，问：“也先何贪至此？”王振说：“也不怪他们贪，别的朝贡国，自己都能过小日子，拿点赏赐品，那叫锦上添花。偏偏这瓦剌等部落，处于苦寒之地，除了牲畜，什么也不出产，若不从我朝获取物资，就活不下去。”朱祁镇又问：“那怎么办，就让他们这样强取豪夺吗？”王振说：“此风不可长！这次一定要趁抓住了他们的把柄，给他们一个教训，让他们识时务，变老实一点！”

于是，王振命令礼部，以查实蒙古使团虚报三分之一名额、冒领赏赐为由，减去原拟赏赐的五分之四份额，进行发放，以示惩戒。

实在话说，即使减去五分之四的赏金，也大大超过也先所进贡物品的价值。但人的劣根性在哪里呢，是有贪婪和依赖心理。

比如说你和你的邻居，本来没什么特殊关系，纯粹就是个邻居关系。有那么几年，你出去当包工头挣钱了，过年回家，出于同情，也多少有点炫耀，就给他包了个万元大红包。起初，他不敢相信天上会掉馅饼，后来见你真诚，就战战兢兢地收了，那种感恩戴德，差不多达到你看上了他的老婆女儿，他也假装不知道。

如是者几年，他已经养成了习惯。有一年，国务院给房地产踩刹车，你的钱不好挣了，于是就给他断了奶，他非常不安，跑来假装看望你，还给你提上一只老母鸡，探口风。你给他讲了困难，但因为这只老母鸡的人情，还是咬牙给他包了个二千元的红包。

结果怎么样？他一回到家，肯定不是算一只鸡卖了2000元的账，他把老婆女儿叫出来，破口大骂：“某某邻居，他妈的简直是天下第一大恶邻，你们从今后，决不许再给他暗地里送秋天的菠菜，老子与他势不两立，这就去找炸药雷管收拾他！”

嘿嘿，人与人如此，国与国也是如此！正因为人通常不知感恩，所以社会上才流行一个说法：“学会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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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三大营


可以想见，瓦剌朝贡使团这脸被打的啪啪响，他们回到蒙古之后，蒙古国师也先，一定会恼羞成怒！

也先（1407-1454年），姓绰罗斯，出生于蒙古西部的准噶尔部，其父脱欢统一了蒙古高原，他于1439年继承了首领地位，不过是当国师（相当于宰相），可汗是脱脱不花。（注：这二人肯定不和，因为实权抓在也先手里，国王看上去就像傀儡。）

在也先最鼎盛的时代，他采用军事征讨、封官设制、联姻结盟等手段，把势力范围东扩至女真部落、朝鲜半岛，西至楚河、塔斯拉河，北至南西北利亚，南至中国长城一线。如果拿一幅世界地图来看，他的领土范围是相当可观的，虽然地广人稀，但这仍然意味着他可以广泛筹集粮食、金钱和战马、兵员。

那么，大明眼看着他这么扩张，就无动于衷吗？是的，因为他只要不进攻中国，中国并没有理由收拾他。

1448年年底这场贸易摩擦，激怒了也先，他认为既然你明朝要收拾我，那我呢，也要Give you some color see see（给你点颜色瞧瞧）！具体的办法，就是披挂上马，干祖宗的老行当，咱们抢劫去！能抢到什么算什么，反正咱什么都缺。【插话：听过“抢人”这句俗话吗？这词在汉语里是指抢劫钱物，到了蒙语里，真的就是抢掠人口，把汉人或其他民族的居民，抢进蒙古部落当奴隶。】

于是，不平凡的1449年（明英宗十四年），悄无声息地到来了。

在展开这个沉重的话题之前，我想毫不客气地说一句：那些信口开河的后来人，在这里我指的是后来的史家和作家，个个都把即将发生的那场大战的责任，轻率地推到了王振身上，因为他们说，是也先每次朝贡都要给王振行贿，由于1448年没有给王振行贿，所以王振要克扣对也先的赏赐，从而引爆了战争。

我的驳斥只有两句话，一，行贿说，时间、地点、人物、数据，为什么历史上见不到任何记载，就凭某些人脑子一热、嘴皮一翻吗？二、如果王振真想玩黑吃黑，他抓住了也先使团的把柄，那得立即和他们私下谈判呀，就算多出来的赏赐平分，那不也赚的盆满钵满吗？他还用公开撕逼？

更有甚者，说王振在大同、宣府等边关重镇，早就跟蒙古人走私，贩卖军火。这谎言编的更不着调了，在明朝，别说卖刀枪箭枝等武器了，你就是敢拿一块铁在街上走，也可能会丢了脑袋，这和今天你背着一杆冲锋枪在街上招摇过市，罪名是一样的。

【三刀结论一】：虽然王振并非什么好鸟，但他也不是公共场所，随便什么屎尿都可以往他头上拉！往他头上拉不打紧，会掩盖历史真相，误人子弟。读历史，一定要学会独立分析，虽然这比较难。

闲话休叙，书归正传。

也先经过一些列战争准备，于1449年七月，按下了发动战争的按钮。他把第一个目标，对准了大同。明朝的北方长城防线，最重要的就是大同与宣府（今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距北京170公里，距大同180公里），他想试探一下明军的实力。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骑兵就是一切，但大家知道，马虽然跑得快，但它并没有翅膀，不能飞。所以，凡是在平地上的对决，大同守军都打输了，他们能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坚闭城门，严防敌人攻城，二是十万火急给京城报警求援。

京城军委作战部里，大家拿着红黑毛笔画地图，也有人在看沙盘，当然，是没有人打电话发电报的，更没有女兵在旁边挤眉弄眼。他们发现西起甘肃，东至辽东，中间包括大同和宣府，同时报警了，这是全面战争的节奏啊！

于是军委下令：全面迎战，坚决歼灭来犯之敌，保卫祖国每一寸大好河山！

严令之下，将士用命，拉开了气壮山河的卫国战争。然而大同的正面，是敌人统帅也先带领的精兵，且是蒙古铁骑主力。王振的心腹、监军太监郭敬，奉命督战，主将宋瑛率主力于阳和关隘主动出击，一仗打下来，明军全军覆灭，郭敬躲在草丛装死，侥幸活命，而副将石亨，单人单骑靠驾筋斗云逃回北京报警。

大同战败的消息震动了北京上层，情势万分危急，败将石亨立即被投入了大牢，驸马井源都尉奉命火速带兵驰援大同。

我们在这里，必须要深刻地认识和理解明朝这个政府，它也是咱,大汉族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把国都建在北京，也就是把政权中心抵近了前线，因此“天子守国门”那不是一句漂亮话，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中华之敌，从来就是来自北方或东面，西面或南方自古无大事。而在大明的辞典里，只有用武力扫荡敌人，或跟敌人血拼到底，从来没有“和谈”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意味着屈辱！

形势如此危急，该怎么办？这时候，朱祁镇必须有个明确的态度了。他的态度也确实很明确：没得说，咱御驾亲征，打败侵略者！

很多人读到这里，恐怕又要喷口水喷尿了：这一场大战，书上不是说，是死太监王振怂恿的吗？怎么到你何三刀笔下，竟然变成了朱祁镇自己要亲征了呢？！

别激动，且听我两句话说完。一，王振当时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大权在握、小钱不断，只要朱祁镇好好地活着、上着班，他几乎就是普天下最幸福的人了，他为什么要力主亲征呢？打赢了，他是能当元帅还是能当大将，有意思吗？打输了，他却立即成了千古罪人，所以，以他的年龄和身份，只会求稳，这是最合理的解释。

其二，大明皇帝，有亲征的传统，朱祁镇的祖先朱元璋和朱棣，之所以威望很高，那是因为他们从战场一路拼杀过来。所以，朱祁镇的老爹朱瞻基，无论如何也要抓住机会，到山东乐平去跟他二叔朱高煦干一仗！这个道理，朱祁镇很懂。再加上他只有23岁，正是血气方刚之时，所以他脑子里闪过了革命前辈指挥千军万马冲杀的画面，顿时热血沸腾了：“中国移动，我能”！（注，不好意思，借用了移动的广告语。）

这里还很有必要提出一个最有力的旁证：英国公张辅，开国大将张玉之子，他是四朝元老，托孤大臣，当时相当于军委副主席，以其在国内和军队的威望，王振是绝对不敢动他的，若是王振怂恿朱祁镇出征，他一句话就可以让王振靠边凉快去。

然而，自始至终，张辅对于朱祁镇亲征这事，没有说过半句话，而是选择了默默伴随。他当然知道风险，但为什么他要选择沉默和伴随？因为他知道小皇帝需要一场伟大的胜利，才能名垂青史，哪怕这样做，有一定的风险。

其实对于御驾亲征这事，朱祁镇也好，张辅也好，王振也好，心里还是有底气的，也不能完全理解为他们在搞冒险主义。因为大明的底气在于，京师有着现成的最精锐部队：“三大营”！

“三大营”，指明军的神机营、三千营、五军营，这就像后来许多中东国家搞的“共和国卫队”，或者说相当于现在拱卫京师的38和27集团军，在国内那是早已威名赫赫了。

神机营是明军中专门掌管火器的特殊部队。士兵使用的武器是火炮和火铳，后期又添置火绳枪。在明朝时候，这些火器被称为神机炮，许多游牧民族的骑兵就是丧命于这些神机炮下。这相当于明朝政府的炮兵部队。

火铳兵列队为三行，发现敌骑兵前进后，第一行首先发射火铳，然后第二行、第三行继续发射，在二三行发射时，第一列就可以从容装好子弹，以此类推，形成完备而持续的强大火力。

此一战术最早为明初名将沐英所创制，是所有前填枪最核心的战术，领先西方一百余年，领先日本二百余年。

而组建三千营时，最初是以三千蒙古骑兵为骨干的，当然后来随着部队的发展，实际人数远不止三千人。这支部队是明军最为强悍的骑兵力量，他们在战争中主要担任突击的角色，是移动堡垒，相当于后来的坦克部队，冲锋陷阵时如同摧枯拉朽。

五军营则是骑兵和步兵的混合体。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始分为中军、左哨军、左掖军、右掖军、右哨军，这支部队是从各个地方调上来的精锐部队，担任攻击的主力。放在现代，算是特战部队了。

三大营的作战方式，简单说来是这样：在发现蒙古骑兵后，神机营的士兵会立刻向阵型前列靠拢，并做好火炮和火铳的发射准备，在统一指挥下进行齐射。这几轮齐射是对蒙古骑兵的火力打击。神机营射击完毕后，会立刻撤退到队伍的两翼，然后三千营与五军营的骑兵会立刻补上空位，对已经受创的蒙古骑兵发动突击。骑兵突击后，五军营的步兵开始进攻，他们经常手持制骑兵武器（如长矛、长钩等），搠人、钩马腿、补刀，对蒙古骑兵发动最后一轮致命打击。

用猛烈的火炮形成扇面式打击，阻滞敌人的进攻，大量杀伤敌人，并打乱其阵型，然后用骑兵勇猛的冲锋展开线式冲杀，撕开敌人阵地的缺口，血腥地屠杀，继之以步兵的清扫式作战，该杀的杀，该俘的俘，该收捡的收捡。

评语：按现代军事作战理论，六个字：“立体协同作战”；按在越南北部和在广西平叛的战争实践，效果就俩字：“完美”！

试想，有这么强大的精锐部队，而且规模达到十余万人，谁会产生畏战情绪呢！也许你会，我会，因为我们都是后来者，什么结局我们都知道了。但朱祁镇不会，他手下的将士们也不会！因为他们不知道结局，只知道自己很牛叉。

说的这时候，大明的第一代名臣于谦，又得辛苦他出场了。而于大人一出场就垂头丧气，一副如丧考妣的模样。事实上，他家里的主要成员不停地死，于大人此时的心情非常不好！

让我们把镜头稍微回放一下吧！1446年十月，于谦在河南治好黄河后，于汴城黄河岸铸镇河铁犀，并作《镇河铁犀铭》和《祭河神文》两则，高调宣传治黄业绩，就在这时，京城传来噩耗，他的老婆董氏死了。人说“幼年丧父，中年丧偶，老年丧子”是人生三大不幸，这不幸让于谦很悲痛，但他请不到假，只好安排儿子把董氏送回杭州老家安葬。

就在第二年五月，从老家又传来噩耗：他的亲爹过世了。在古代，父母去世，当官的儿子要回家守孝三年，如果不按规定办，属犯法，要坐牢的。因此于谦这次名正言顺地辞去了他的巡抚职务，回家守孝去了。

然而，京师的王振发来命令，要他回国防部担任原来的第二副部长，不要守孝了。这里面有什么猫腻呢？并无猫腻，就是要他担任专职京官，因为国防部需要人，他多年的调动心愿，实现了。

哪知只过了一年，1448年五月，杭州又传来噩耗，于谦的老娘也过世了！无可奈何，按规定，于谦又得回去守孝三年。

没多久，王振又派人来请他返京，这次是提拔他为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啦！

看来家里死个人，自己就能捞着一桩好事，可家里哪有那么多人好死呀！于谦不由得摸了摸自己的脑袋。于副部长其实不知道，他的脑袋的稳定性，比王振王大人还好呢。

当朝中传出朱祁镇同志要御驾亲征瓦剌的消息后，作为国防部部长的邝埜（ye），他和助手于谦，第一反应都是：此事万万不可。因为朱元璋那是提着菜刀闹革命的角色，朱棣也是从小在枪林弹雨中翻跟斗过来的，朱瞻基好歹也看见过战场，你朱祁镇别说连敌人长啥模样没见过，甚至你连蒙古的鸟长啥样，也没见过嘛。

然而，反对无效！而且邝埜被安排随军出征，于谦被安排留京，代理国防部长一职。

朱祁镇的亲征准备工作，前后总共只有五天。说没打过仗的人幼稚，仅从这一点就暴露无遗：他以为自己把行李、包裹、小食品、娱乐工具、几张地图几只笔一摞纸等准备好，大家就都准备好了。

开什么玩笑啊，美国要打个萨达姆，哪一次不准备半年以上的时间？就是解放军打越南，也准备了半年。抗美援朝够仓促了吧，那也有三个月的准备。

朱祁镇啊朱祁镇，你的对手也先，是做了半年时间充分准备的！你匆匆忙忙拉出了二十万大军，你是否知道，连夜所发的枪炮，甚至来不及擦掉润滑油，有一些新兵，舞刀时还会误伤自己？“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请问粮草在哪里？

所以，朱祁镇的做法更像一个愤青，而不像一个统帅。他输在了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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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出征艳遇


下面，三刀准备带读者做一道史上最难的算术题：1449年农历七月十六日，朱祁镇北伐亲征，他带的实际兵力是多少，真的有50万之多吗？

现在许多人采信的数据，都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的数据。让我们以真实的历史数据来说话吧！

据叶盛《水东日记》卷廿二《府卫官旗军人数》：“正统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军都督府并锦衣等卫官旗军人等”计3,258,173名，实有1,624,509名（这是全国总兵力）。其中“锦衣等三十五卫”294,117名，实有159,871名。锦衣三十五卫与五府所属分列，则应指亲军二十六卫与武功中、左、右卫，永清左、右卫，彭城卫，长陵卫，献陵卫和景陵卫等役作军卫和陵卫，五府所属京卫至万历共三十九卫。

无论全国统计，还是将三十五卫分别统计，军员实额皆为原额之半，不妨以此作为当时各卫的普遍情况。役作军当然不会编入三大营，所以将亲军二十六卫与三陵卫合计，约占三十五卫的六分之五，应有14万人左右，取其一半为7万人。若按叶盛所记，五府属卫每卫平均六千六百人，则五府属卫之半应为13万人。但考虑到外卫往往有额外的千户所，而京卫一般五所，则五府属卫按每卫满额五千六百人的一半计，为11万人。合计得18万人。

土木之变后五天，“令新选余丁、官舍并旧操舍人及报效者人赐银一两，布二匹；守城匠人、守门军火夫并皇城四门内外官军人赐布二匹。”新选余丁、官舍无疑是匆匆凑集的新兵，而旧操舍人应是来自隶属五军营的幼官舍人营，报效者应来自殚忠效义营，匠人、火夫可能来自专供匠役的武功诸卫，他们都应属战斗力较弱者，故得留守。官军显然指留守的部分上直军。土木之变后次日“京师戒严，羸马疲卒不满十万。”就是指这些留守军队。姑且以旧操幼官、舍人占留守兵一半即近5万人计，合计班军、京卫操军与幼官舍人，当时京营最多30万人。

英宗亲征前一月即六月底，“命太保成国公朱勇选京营四万五千人。令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都督耿义、毛福寿、高礼，太监林富率三万往大同，都督王贵、吴克勤率万五千往宣府，各备虏。”可见英宗亲征前京营兵精锐已被抽调出不少。明军从京师出发时，合计三大营与全部上直军，即（30+7-10-4.5）≥23万人左右。

23万，这就是朱祁镇仓促北伐时能带走的最大数字！为什么要号称50万呢？那你得先去挖曹操的祖坟，问他为什么赤壁之战时明明只出兵30万，却要弄虚作假打广告，说以八十万之众讨伐逆贼！

弄清了朱祁镇同志的实际兵力（注：这在明朝一直是最大的军事秘密），他就轻松了，到后宫给他娘辞行，并叫来了他的弟弟朱祁钰。

孙皇太后问：“这么快就准备好了？有必胜的把握吗？”

朱祁镇答：“瓦剌兵力不过五六万，加上胁从之众，总共亦只有七八万人。而此番亲征军就有23万，加之大同五万余，宣府四万余，我方兵力有绝对优势，且不论我三大营的实力，张辅和朱勇等老将也要随军征战，请母后放心。”

孙太后说：“也罢！瓦剌人得寸进尺，一味忍让不是办法，只有迎头痛击，他才懂得敬畏我大明。只是这一去，你准备打多长时间呢？”

朱祁镇答：“关键是要能尽快寻找到敌人主力决战！按以往战例，快则二个月以内，慢则三个月左右，必返！”

朱祁钰插话：“皇兄，时近中秋，塞北苦寒，一定要速战速决，必须赶在二个半月之内返京啊，不然天寒地冻，军民皆吃不消哇！”

朱祁镇点点头：“嗯，你的提醒很对！御弟啊，朕此番亲征，临行匆忙，就有劳你代理朕位，监理国政了，遇事别急，要多听臣下意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嘛！同时也要多听母后的教诲。”

朱祁钰说：“多谢皇兄赐教，我会事事征求太后意见，并多与众臣商议的。盼皇兄旗开得胜，早日凯旋！”

要说朱祁镇、朱祁钰兄弟情深，那是真的情深。本来郕王朱祁钰早就该下乡去河南驻队搞精准扶贫了，可他娘吴小三多次找钱蕙说情，钱蕙一劝，朱祁镇还真就答应让弟弟留在京城享受王爷生活，还帮他讨了几个老婆。也亏了这一着，临战前，朱祁镇才能命令朱祁钰当代理皇帝，代他监国。

别过他们，朱祁镇又到钱皇后处辞行，只见其他妃嫔都集聚在这里，等着与他告别。一见他到来，大家竟然哭哭啼啼，看情形，知道的人会说在惜别，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在永别。

朱祁镇看了一圈，安慰大家道：“各位爱卿，朕也就是出去一两个月，何须牵挂？以我大明的雄厚实力，犁庭扫穴，指日可待嘛！不破楼兰终不还，啊，大家放心吧！”

大家这才收起了哭声，纷纷劝圣上要多保重。朱祁镇问：“怎么不见万宸妃？”钱皇后说：“她这几天就要临产了，故而不能前来为陛下送行。”

朱祁镇听说又要添丁了，高兴地说：“好，好！”

这时钱皇后说：“为了照料陛下的饮食起居，我想最好还是安排个妃子随行吧，也好有个体贴？”

朱祁镇想了想，摇了摇头：“谢皇后美意，打仗非同儿戏，还是不要带女眷吧，不方便，况且易于惊吓着美人！我这就出发！”

他出宫时，妃嫔们都向他招手，喊：“陛下，您一定要打赢啊！”朱祁镇笑笑，挥了挥手，心想，娘们这话说的可有点奇怪呀！

明朝大军浩浩荡荡开拔，朱祁镇稳坐中军帐，跟在他身后的还有满朝文武大臣一百多人，看这阵势，朱祁镇是一心一意要带领他的全套班子接受战争洗礼，打算让大家分享至高无上的胜利荣光了。

眼见刀枪如林，旌旗如云，不用说，每个人心里，此时此刻都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要说明军的王者荣耀，那真是一段今古传奇。大家知道，朱元璋起兵于江淮，南方部队基本上就是步兵，而他们的对手元军，善骑射，性刚烈，冲起锋来势不可挡，当初大宋就是因此而覆灭的【插话：大宋可并非弱国，在整个对抗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中，总胜率高达70%】。因此，明军对元军，原本无任何胜算可言。但历史在这里，偏偏就拐了个大弯，南方的步兵，竟然完胜了北方的骑兵！

这当中，到底有什么奥秘呢？

根据现在军事学家们的研究，秘密就在于两点：一是明军的长枪阵，二是大量使用弓箭手。据统计，在朱元璋和朱棣的时代，明军以一百人为一队（约相当于现在的连），其构成比例为：长枪手40名，弓箭手30名，刀盾手20名，火枪手10名。

纵观人类军事史，使用长枪为主要武器的军队，无一例外都需要严密的训练与高昂的士气，才能发挥这种武器的最佳效果。无论是古代的马其顿帝国还是中世纪的瑞士人，又或者是近代开始后崛起的西欧地区，长枪都是军队长期依仗的骨干兵器。明初军队也以其独特的长枪方阵战术，独树一帜。

此外，明初军队的远射武器，主要使用弓箭而不是弩。自战国时代开始，中原军队就一直大量装备各色的弩，来作为最主要的远射武器。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弩依然有诸多不如弓箭的地方，例如弩无法像弓箭那样进行大仰角的抛射，这也就意味着使用弩的士兵，无法隔着己方队伍进行有效射击。

一支以弩为主要射击手段的军队，其负责肉搏掩护的近战力量，就不能布置较大的纵深，妨碍弩手的瞄准与射击。这在冷兵器时代是存在较大缺陷的。面对实力较强的对手发动的冲锋时，这样的队伍比较容易被撕裂与击破。

同时，一个熟练弓箭手的培养，同样也比培养一个弩手要高许多。相比进行短期训练即可匆匆上阵的弩手，弓箭手需要的是士兵长期的练习，需要占据更多的社会资源进行供养。

正是靠着长枪与弓箭这两种古代的最优配置，明初的军队在面对各类敌人时候，显得游刃有余。

有人会问了：靖难之役时，朱棣与建文帝的对决，他们都是明军，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战略战术都是一模一样的，为啥朱棣夺了天下，建文帝却亡命天涯呢？

这正是全部奥秘的精华所在！朱棣当时在北京是防守北方的蒙古，他的部队依然保持了过去的战斗力构成，而在南方，明军的队伍正在改革，大量使用硬弩，而减少弓箭手的配置。也许，这样占据了一些中长距离的进攻或防御优势，但一旦阵型被突破、两军短兵相接时，却容易被杀得落花流水。

而到明英宗朱祁镇亲征时，他的队伍编成是：将二十名火铳手，二十名弓箭手，二十名刀牌手，二十名弩手，以及一些负责管理火药、粮草的杂役编成一队。使用长枪的士兵依然有，但长枪阵已经不见了影踪，战术变成了单纯的以远距离射击为主，缺乏近身肉搏战的能力。

历史，往往将奥秘隐藏在浮云中。

这里还不妨给这支大部队再泼点冷水：虽然这些早期火炮枪支看着非常超前，很炫酷，像是打怪升级的高级道具，但由于当时的火门枪，在填装及发射过程中有诸多不便，造成了这种武器的效率，不仅无法比拟弓箭，甚至连一般的弩，都有所不如，其杀伤能力，并不比噪音与烟火带来的心理震撼更强！

【再顺便插一句：到明朝晚期，为了对付清军的骑兵，他们甚至搬出了古代的战车阵，画地为牢，自缚手脚！所以整个明朝的军改，是越改越落后，一直在开历史倒车。史上再无朱元璋，这是历史的悲哀，也是汉民族的悲哀。】

就这样，猎猎军旗卷着历史的浮云或者奥秘，满含悲壮地向草原大漠，进发！
然而才走到第二天，他的艳遇就找上门来了。没办法，他不仅是全国有名的高富帅，而且是真正的三军统帅！他是神一样的传说，因而，这次是神的代言人——一群尼姑找上了他。

就在第二天黄昏，大部队行至接近居庸关时，中军队伍停下来了，不远处传来了锣鼓唢呐声，还有鞭炮声。原来一只陕西咸阳的牛拉鼓表演队，在沿路表演。只见两辆牛车，两只牛身披红彩，各拉一车，上置大鼓，鼓手背向前方，面向后面数十名锣鼓手，边敲边作指挥鼓，落音铿锵，回音相配的锣鼓声响彻云空，鼓手个个身着彩装，头戴白巾，腰系彩带，前后呼应，配合默契。

牛拉鼓是民间社火中常见的一种大型鼓舞，在咸阳、户县等地广为流传。所用之大鼓高约120厘米，直径约140厘米。因鼓身较大，须用牛车拉运，鼓手要站在牛车上敲击，从而得名“牛拉鼓”。

牛拉鼓表演时，舞者动作干净利落，刚劲有力，在做“单劈槌”、“单劈单花”等动作时，晃手快，转身疾，溧亮的甩头动作，坚实的弓步亮相，都富有鲜明的造型美。做“单抛槌”、“双抛槌”时，跳跃适度，稳抛稳接，稳中仍不失热烈欢乐的情绪，自然地表露出敦厚质朴的性格。舞者在动作的起伏转折中，运用腰、臂、手、腕、头、眼神，在千变万化的姿态中，形成了和谐自然的表演和威武飘逸的形象美。

朱祁镇也停车驻足，看的津津有味，他简直被牛车上一个领鼓的女子给迷住了，那种健硕的野性美，美的十分震撼。

不一会，有军士来报：当地百姓在列队为大军送行，其中有个女尼姑，请求面见圣上，她说有两句话想对皇帝陛下讲。

“女尼姑不在庙里念经，跑来凑什么热闹？”王振呵斥道。

“慢，路上正好闷的慌，且叫女尼前来，看她怎么说。”

不一会，一个女尼姑前来，她双手合十，给英宗道了“阿弥陀佛”，然后才下跪磕头，口称“吕尼叩见吾皇陛下”。

朱祁镇仔细一看，不觉大感惊奇：“噫，你不是刚才会儿在牛车上打鼓的那个妹子么？”

吕尼抬起头来，扑闪着她的一双大眼，含笑道：“圣上眼力真好，适才小尼就是在领鼓，为我大军壮行来着。”

朱祁镇说：“壮行啊，好，好！你且平身，朕问你几句话。”

这一问不打紧，又一段神秘的历史传奇，开始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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