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阴侯韩信—一代军事天才波澜壮阔却结局悲惨的一生——之十八
如果说韩信还是楚王的时候，成天四处显摆嘚瑟，是为他以后的悲剧埋下祸根的话，那现在这条祸根已经开始生长、蔓延，并且破土而出了。此时的韩信，已经不是以前的韩信了。他开始在心里盘算，寻找机会向刘邦复仇，韩信的心里在怒吼：“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机会很快就来了！
陈豨，应该是以前韩信的部下，和韩信关系很好。刘邦任命陈豨做巨鹿的太守，兼赵国国相。临走时，陈豨来看望韩信，向老领导辞行。韩信拉着陈豨的手，来到庭院里，退下了身边的侍从，对陈豨说：“我能和你说点掏心窝子的话吗？我有事想和你商量商量。”
陈豨听出了韩信话里有话，就说：“我什么都听大将军您的！”
韩信说：“你要去上任的地方，是能培养出天下最精锐的部队的地方，而刘邦又比较信任你。你去了以后，一定会有人告你谋反。第一次刘邦肯定不相信；但第二次再有人告你谋反的话，刘邦一定会对你起疑心；等到第三次有人告你谋反的时候，刘邦就一定会怒火万丈，亲自率兵来攻打你。（你看，我不就是个现成的例子嘛！）这时候我就再长安起兵响应你，这样，天下就能到手！”
这时的韩信已经不仅仅是图谋造反，而是开始有实际行动了！
陈豨对于韩信这位老领导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对于韩信的才能那是顶礼膜拜的。所以就相信了韩信的话。说：“我一定按照您的教导去做！”
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6年），陈豨果然起兵造反！刘邦御驾亲征，带兵平叛去了。而韩信依然打着“身体不好”的幌子，没有跟着去。还偷偷派手下给陈豨送信，“兄弟你起兵，我在长安做内应。”
于是韩信就计划在夜里伪造刘邦的诏书，招募以前自己的部下，释放关押的囚徒，抢劫兵器库中的武器武装起来，攻击吕后和太子。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就等着陈豨的回信。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彻底让韩信的阴谋翻了船！
韩信家里的一个仆人得罪了韩信，韩信就把他关了起来，准备杀掉。这个仆人的弟弟知道韩信的计划，就向吕后告发了韩信。
吕后是一位政治上的女强人，听说了以后没有慌乱，本打算招韩信入宫，但又一想担心韩信不愿意来，就喊来了丞相萧何研究对策。萧何也是个老狐狸，就出主意说：假装向群臣传话，就说刘邦已经平定了陈豨的叛乱，杀掉了陈豨，令所有的大臣都进宫向吕后和太子道贺。
萧何还担心尽管这样韩信也不来，就亲笔给韩信写信说：我也知道老弟你身体不好，但这么重要的事你不来就太失礼了吧，勉强来一下，道贺完毕就回家。
还回家呢，回老家差不多。
所以现在的我们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韩信在战场上料事如神，但是在政治上就连个三岁的小孩子都不如。上次就让刘邦轻易地骗了一次，同样的错误他居然能犯第二次！真是一块糖就跟着人家走了。
但是要命的是，这一次真的是要命啊！
蒙在鼓里的韩信屁颠屁颠地进了宫。一进宫门就被吕后事先埋伏好的武士拿下，在长乐宫的钟室（挂钟的地方），被斩杀了！
一代军事天才，就这样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里路！
临死前的韩信后悔了，说：“后悔啊！我没有用蒯通的计策！被你个龟儿子萧何还有吕后给骗了！这难道不是天意么？”
杀了韩信的吕后还不罢手，接着灭了韩信三族！
等到刘邦打败了陈豨，平定了叛乱回到长安，听吕后说杀掉了韩信的事，又高兴又可怜韩信（“且喜且怜之”）。
司马迁在这里用的这个“喜”字，实在是太传神了！把当时刘邦的神情心态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要知道刘邦一直害怕韩信的才华，就担心韩信会对他不利；但是又没有韩信谋反的证据，且韩信对于汉朝的功勋是明摆着的，杀掉他会招来滥杀功臣的骂名！如今不但除掉了心腹大患，还逮到了韩信谋反的真凭实据，杀掉他合情合理合法，最重要的是，自己还动手，吕后帮了大忙！你说说看，刘邦怎么能不“喜”呢？
再来说“怜”。刘邦可怜韩信的下场，应该也不是装样子给我们看的。刘邦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从他能破格封郦食其的儿子为侯就能看出来。刘邦不会不念到韩信的功劳。这时候的刘邦估计在心里千百遍地说：韩信啊韩信，你可别怪我心狠手辣，谁让你太能“作”呢？
刘邦接着问吕后：“韩信临死的时候说了些什么？”
吕后说：“他说：后悔当初没有听蒯通的话！”
刘邦一听，“蒯通，是齐国的一个辩士啊。”于是下诏书到齐国抓捕蒯通。
蒯通装疯卖傻装了二年半，临了也没能躲过这一劫。
蒯通到了长安，刘邦亲自审问。
刘邦问蒯通：“听说是你教唆韩信造我的反，有这回事吗？”
这种问题打死都不能承认啊！韩信谋反被灭三族，而教唆他谋反的也起码是满门抄斩。况且韩信人都死了，不可能再从坟墓里爬出来对质，这时候只要咬死不认，“打死我也不说！”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仁厚的刘邦应该也不会对蒯通怎么样。
而蒯通不嘚瑟嘚瑟浑身都痒痒。他大大方方地承认了！“是啊，我当初是教韩信造陛下的反来着，咋的？这个小子没能听我的意见，所以才落到今天这般田地。如果当初他听了我的话，陛下您哪能灭他三族哟！”
刘邦一听就火了，“哎哟，你还真不客气啊！这可真是我审过的最容易的案子了，你不打就自招了么！既然都承认了，那就好办了！来人啊，把他拉下去，煮了！”（“亨之”）
蒯通一听，大声叫嚷起来，“哎呀冤枉啊！要煮了我！太冤枉了！”
刘邦看着眼前的这个逗比，又好气又好笑，“你都承认教唆韩信谋反了，还有什么可冤枉的？”
蒯通在来的路上应该把眼下的这一幕精心准备了无数遍了，于是成竹在胸的蒯通侃侃而谈：
“秦朝的统治出了问题，于是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这就好比秦朝丢了一只鹿，全天下的人都来追逐这只鹿，（“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这就是“中原逐鹿”的来历。）于是身材高腿脚快的人先抓到。（用“鹿”来比喻天子之位，说明有能力的人才能得到。）蹠的狗对着尧叫唤，不是因为尧不仁义，是因为尧不是它的主人。（为自己后面的话举例子）在当时，我只认识韩信，不认识陛下您啊！（说明自己为韩信出主意的理由）况且当时全天下的能人手里拎着武器想做陛下所做的事情（指刘邦打天下），这样的人多了去了，只是能力不够才没有做到罢了，难道陛下还把他们全煮了吗？（为自己开脱）”
我认为蒯通的这一番话，语言精炼，逻辑清楚，修辞完美并能很好地衬托主题，是先秦汉初散文的上乘之作！
刘邦也为蒯通的这一番精彩发言所折服，挥了挥手吩咐手下说：“放了他吧！”于是就赦免了蒯通的罪过。
到这里，韩信的故事就讲完了。

淮阴侯韩信—一代军事天才波澜壮阔却结局悲惨的一生——之终章
楼主小结：
信始有异人之志，不安于市井，不甘于人后。仗剑从军，为楚不用，为汉有奇之者，萧何也。已拜大将，汉中对授高祖奇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定三秦，涉西河，克魏下赵，臣燕王齐。忠心事汉，王爵加身。天下已定，荣归故里。然其能为人所患，其功为人所妒。憾失其位而不平其心，天下思定而阴谋逆行，何其谬哉！谋事不密，死妇人之手，祸沿三族。今人有戏言曰：不作死就不会死。由是知之！
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的最后评论道：
如果韩信能够多多学习道理，为人谦虚谨慎，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不显摆自己的才能，不就不会有事了吗？他对于汉室的功勋可以和周公、召公、姜子牙媲美啊！凭着这份老本，后代几辈子都吃不完啊。而他却没能这么考虑，天下已经安定了还想造反，以至于连累到全宗族都被杀光了，这不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么？
最后让我们再来看看韩信给他的母亲寻找墓地的故事吧，这个故事充分地说明了一个道理：
人还是要有点理想的，万一实现了呢！

南郡公桓温——有贼心没贼胆还死要面子的一代枭雄——序
今天要说的人是桓温。
桓温，东晋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官至大司马，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死后追赠丞相，封南郡公（公爵），谥号宣武。
桓温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不过有一句话估计大家都听说过，就是“如果不能流芳百世，那就不如遗臭万年。”这句话就是桓温说的。
西晋和东晋是对当下中国人比较陌生的一个时期，远不如三国、汉、唐、宋甚至明、清所了解得多，主要原因是主流媒体、或是教育环节对于这一时期的介绍实在是太少了。不过我看近年来两晋南北朝却是天涯上的一个热门话题，大作不少，对于广大读者了解这一时期很有帮助。
因此在下也来凑个热闹，计划写几个这一时期比较“有故事”的人物。本篇写作的基础是《晋书—王敦桓温列传》和《世说新语》。
这里要多说几句《世说新语》。《世说新语》是南北朝时期的宋朝临川王刘义庆主持编写的一部以记录魏晋时期文人名士的言谈举止和逸闻趣事为主的笔记小说集。其中很大一部分的故事，是不能入史家的法眼的，记录的都是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很“八卦”的一些内容。（而今天我们讲“八卦”就只剩下男女关系这“一卦”了）但正是这些内容，让我们看到了有别于正史上的那种一本正经的人物，更显得有血有肉，鲜活多彩。
另天涯上的迅发兄的《细说两晋南北朝》和linyi518兄的《《世说新语》的解释和疑问》对在下的写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启发，在此谨表示感谢！

南郡公桓温——有贼心没贼胆还死要面子的一代枭雄——之一
桓温，字元子。父亲桓彝，字茂伦，谯国龙亢人（今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龙亢镇）。西晋永嘉之乱，中原乱成了一锅粥，很多中原士族人士南迁到江南避祸，桓彝也在其中。来到江南的桓彝举目无亲，政治上没有根基，经济上更是没有来源。好在桓彝不甘人后，也颇有些才学，逐渐在上流社会里站稳了脚跟，和谢鲲、阮孚等八人号称“江左八达”。
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那是一个讲究门第的时代，桓家充其量也就属于二流门第，和一流门第诸如琅琊王氏、太原王氏、颍川庾氏不能同日而语。
随着桓彝在上流圈子里混出了点名气，一些高门人士也开始注意到他，提拔他，这其中就有庾亮和温峤。
桓温刚出生不久，还没有起名字。有一天温峤来做客，看见了还在襁褓之中的桓温。温峤大惊失色，对桓彝说：“这个孩子的骨骼长得很不一般！让他哭两声我听听。”等听到了小桓温的哭声后，更是断定：“这个孩子今后一定是个英雄！（‘真英物也’）”
温峤在当时有很高的名望，和政治新星、晋明帝的大舅子庾亮是老弟兄，还曾经当过晋明帝做太子时的太子中庶子（相当于太子的秘书）。桓彝和温峤看来关系不错，顺便还想乘机巩固一下和温峤的关系，于是就给自己的这个老大起名叫“桓温”。
温峤听说桓彝给孩子起名为“温”，就笑着对手下人说：“恐怕以后我的姓氏要改一改了！”
温峤为什么会这么说？这是因为古人有避大人讳的规矩，帝王或长辈的名字在日常生活中是不能触碰的。比如唐初大名鼎鼎的徐茂公，本名徐世绩，字茂公。李世民赐其姓“李”后改名李世绩，李世民当皇帝后，“世”也不能用了，又改名为“李绩”。温峤说自己以后要改姓，意思就是说桓温长大以后是个不臣之人，会有篡夺晋室的行为。一旦桓温当了皇帝，自己全家都不能再姓“温”了。
不过我很奇怪，温峤凭什么这么说呢？就凭一句“此儿有奇骨”吗？他又没开天眼。
王敦之乱后，温峤为了照顾老弟兄，向晋明帝推荐桓彝做了宣城内史。（今安徽省宣城市，内史相当于市长，但当时的宣城管辖的范围比现在的宣城要大得多。）
但是没想到温峤好心办坏事，不久之后的苏峻之乱中，宣城处在都城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周边，是叛军的重点打击区域。桓彝忠于晋室，起兵抵抗。但在苏峻手下大将韩晃的打击下，宣城失守。桓彝退守泾县（今安徽省宣城市泾县），韩晃又包围了泾县。桓彝的手下都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先假装投降，以后根据情况再说，但桓彝死活不肯。结果泾县县令江播打开了城门投降，桓彝就被韩晃抓住，杀害了。
当时的桓温，只有十五岁。
看看现在十五、六岁的男孩子在干什么？打游戏，踢足球，或是埋头苦学准备高考，早慧一点的可能都拉着小女友的手花前月下了。而我们的主人公桓温呢，每天枕着武器睡觉，痛哭流涕到能哭出血来，一心想着为父报仇。
苏峻之乱只延续了一年就被平定，仇人韩晃也战死了，但另一个仇人江播还活着，也没被朝廷追究责任。这时候社会安定了下了，又过了两年，仇人江播也死了。这时候的桓温十八岁。他就把自己装扮成前来吊唁的宾客，混进了江播家里。江播的三个儿子在守孝，可能江湖中也有桓温要替父报仇的传说，这三个儿子就在手杖里藏了兵刃，用来防身。进入灵堂里的桓温趁江家老大江彪不备，上去就是一刀，当场就把他杀了。江家老二、老三吓得夺门而逃，桓温一不做二不休，追了出去，接连杀了江家老二、老三！
这要是放在现在的星条旗国的个别州里，就是一级谋杀罪，情节恶劣，手段残忍，要坐电椅的！
但在一千七百年前，那个真正讲究“百善孝为先”的年代，桓温的这一举动，非但没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反而获得了舆论的一致好评！一时间点赞点到手软，圈粉无数。

南君公桓温——有贼心没贼胆还死要面子的一代枭雄——之二
这个故事就说明从青少年时代开始，桓温就生性豪爽。而豪爽一般就和好赌联系在一起。桓温有一个好赌友，叫袁耽。袁耽出身陈郡袁氏，在当时的赌博界里就是相当于赌神高进一样的人物。
有一次桓温和袁耽赌钱（竟然敢于挑战赌神，这也说明桓温的胆子有多大。），没成想这一次袁耽可能是早上起床没洗手，手气奇差，怎么掷都掷不到自己想要的点数。于是袁耽气得把骰子给扔了。当时温峤正好也在场，就笑着挤兑袁耽：“看到小袁发脾气，才明白颜渊（孔子得意门生之一）为什么那么为人称道啊！”
温峤能和桓温一起玩乐，说明温峤赏识桓温不只是嘴巴上说说，经常能和桓温厮混在一起。不过温峤也是有名的烂赌鬼，而且还是属于瘾大水平低的那种！温峤经常和别人在船上赌钱，不但输得精光还倒欠一大笔，被人家扣在船上，不给钱不让走！温峤只好对岸上高喊，“元规！元规！（庾亮字元规）”岸上的仆人听了就跑去庾亮家求救，每次庾亮都出钱把温峤赎了回来。不过庾亮的投资也没打水漂，日后的苏峻之乱中正是温峤救了庾亮。
桓温好赌估计就是给温峤带的。
还有一次桓温和人家赌钱，结果输得连内裤都是人家的了，还欠了一屁股债。债主逼债逼的很凶，桓温的家里也不富裕，没办法只好去找好友袁耽求助。袁耽不巧这个时候正在守孝。按规矩守孝期间是不能赌钱的。桓温本来还不好意思，担心袁耽不肯帮忙，只好小心翼翼地说明了来意。没想到袁耽二话不说，脱了孝服，换了平时穿的衣服，把守孝时必须戴的白布帽揣在怀里，跟着桓温就去找债主了。债主似乎不认识袁耽，桓温也没有介绍，但久闻袁耽的大名，又听说袁耽正在守孝，所以就没把桓温请来的救兵放在眼里，临开赌的时候还不忘调戏一句：“你该不会是袁彦道吧（袁耽字彦道）？”
于是赌局就开始了。那时候是用掷骰子的方式赌钱的，可能和现在差不多。十万钱一把（赌得好大啊！），不久袁耽就赢了上百万钱！（真不愧是赌神）袁耽在掷骰子的时候肆意地高声叫嚷，旁若无人。赌完了，也帮桓温还清了赌债，袁耽从怀里拿出守孝戴的白布帽，直接扔给那个债主，说：“这下子你算认识袁彦道了吧！”
袁耽还有意和桓温成为亲家，但可能桓温的年纪比袁耽小很多，等不到他长大成人，袁耽就把两个妹妹，一个嫁给了殷浩，另一个嫁给了谢尚，于是袁耽就对桓温说：“可惜我再没有妹妹可以嫁给你了！”
桓温儿时的玩伴，除了上面的殷浩和谢尚，还有刘惔，这些人长大以后也都成了那个时代的人物。
尤其是刘惔。刘惔是沛国人（今江苏省沛县），和汉高祖刘邦是一家子的。《晋书》中称刘惔“雅，善言理。”魏晋时期文人圈里流行清谈，主要是讨论玄学、哲学这一类比较虚无缥缈的话题。而刘惔是当时清谈界里数一数二的人物。
刘惔就这样评价桓温：“眼睛像紫水晶，胡须像刺猬的刺，是仅次于孙策和司马懿之流的人物！”
仔细看看刘惔的这条评论，我们不难发现问题。历史上的能人多如牛毛，远的有管仲，近在眼前的就有诸葛亮，刘惔不提这两个人，却偏偏把桓温比作孙策和司马懿。孙策是什么人？借了袁术的兵马，打着为袁术开疆辟土的旗号攻取江南之地，实际上就是为自己抢地盘。而司马懿就更不用说了。这就说明刘惔早就看出桓温虽然有能力，但是没有一颗忠心。
长大以后的桓温身材高大，器宇轩昂，长相也不错，脸上有七颗黑痣，就如同北斗七星的样式。估计是和姜文、胡军一路子的。再加上是英烈子弟，又有替父报仇的好名声，桓温的人生道路迎来了好运气，东晋皇室看中了桓温，把当时在位的晋成帝的姐姐，南康长公主司马胜男（这个名字好有气魄）嫁给了桓温。
成了驸马的桓温有了官职，叫驸马都尉，这是个荣誉头衔，在皇帝的仪仗队里骑着马，护卫皇帝銮驾左右的。并且授予了万宁男（男爵）的爵位。后出任琅琊（今山东省临沂市）内史，后又升职为徐州刺史。

南郡公桓温——有贼心没贼胆还死要面子的一代枭雄——之三
有一点要说明一下，当时的琅琊和徐州，已经不在东晋的管辖范围内了。公元322年和323年，当时统治北方的石赵政权后赵天王石勒派他的侄子石虎相继攻灭了盘踞在山东境内的两股割据军阀徐龛和曹嶷，整个山东就纳入了石赵的统治范围，这时候桓温才十岁。后来石赵政权的兵锋一直向南，把东晋的势力赶到了淮河以南的地区。而整个东晋一朝都有“遥置”的惯例，就是把从北方南迁的流民按照籍贯集中安置在某一地区，然后设置官府管辖。比如徐州刺史的治所不在徐州而在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而琅琊郡的治所金城就在今江苏省南京市的栖霞区和镇江市的句容县交界的一带。所以桓温虽然身为琅琊内史，却一直在都城建康（今南京市）上班。
有了官职爵位，又成了皇亲的桓温，开始跻身于上流社会。《世说新语》里就记载了桓温在一时期和各位名士相识相交，清谈游乐的故事。
殷浩是桓温的发小，年纪轻轻清谈的水平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而同时期的桓温不仅任侠、好赌，也很好学，清谈的水平也不低。《世说新语》上说，“桓公少与殷侯齐名”。但桓温很不服气，因为小时候大家一起骑竹马玩（就是用一根竹竿骑在胯下当马），桓温骑过后不想再骑的竹马，就扔在一边，而殷浩总喜欢捡起来再骑，因此桓温一直认为殷浩不如自己。于是也总想在清谈上和殷浩一较高下，经常就问殷浩“你比我如何”这样的问题。殷浩被桓温纠缠得烦了，就对桓温说：“我和我自己周旋久了（不说桓温你和我周旋），我还是愿意做我自己啊。”
王导还在世的时候，殷浩受庾亮的征召，做了庾亮的长史（类似于现在高级领导的大秘），有一次来到建康。当时的殷浩名气非常大，已经是清谈界里的超一流高手，王导就专门为殷浩开了一场party，请了在建康的名士王濛、王述、谢尚，桓温也参加了。王导的年纪比其他人大很多，是在座唯一一位经历过永嘉大乱前洛阳名士们清谈游历的人，所以清谈的水准也相当高。于是王导和殷浩谈得津津有味，其他人根本插不上嘴，以至于一直谈到了三更半夜才散场。第二天早上桓温就对身边的人说：“昨天夜里听王导和殷浩的清谈，那水平是相当的高啊！谢尚听得有滋有味，一点都不觉得无趣。有些谈话，我听了，内心都有些触动。再看王濛和王述，根本一句都听不懂，就像两只蠢笨的母狗一样坐在那里！”
谢尚和桓温是发小，关系一直很好，后来在政治上也相互依靠。而王濛和王述则显然和桓温不是一伙的，所以桓温才会这么恶毒地说他们俩。
而王濛和刘惔是铁杆兄弟，两人的关系非常好。有一次桓温、刘惔和王濛相约去覆舟山（在今南京市玄武湖的边上，现在名叫九华山。）游玩，大家喝酒聊天，气氛非常融洽。刘惔大概是喝高了，居然一伸腿，把脚翘到了桓温的脖子上。这样的举动也说明刘惔和桓温的关系很到位。不过谁都不会愿意接受这样的行为，有人把臭脚丫子伸到你的鼻子底下，你会乐意吗？于是桓温面露不悦之色，伸手把刘惔的脚推开了。事后王濛还对桓温的举动耿耿于怀，对刘惔说：“桓温这家伙居然给我们脸色看！”
王濛和刘惔绝对是一对损友，经常在一起作弄别人。有一次他们想戏弄一下司徒蔡谟，就问蔡谟到：“你觉得你和王衍比，怎么样？”（王衍是西晋末年的太尉，大名士。）蔡谟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不如他啊。”王、刘二人愉快地相视而笑，进而继续挤兑蔡谟：“你哪里不如王衍啦？”蔡谟也明白这两人在戏弄他，于是慢慢地回答：“王衍的家里，没有像你们俩这样的客人！”
又有一次天上下着大雪，对于王濛和刘惔这样的名士正是趁雪游玩的好机会，恰巧碰上桓温一身戎装，正带领着士兵打猎，可能也有顺便训练士兵的意思。刘惔就对桓温说：“老贼穿成这样，要去干什么啊？”言下之意是不如来和我们一起喝酒赏雪。桓温则怼了刘惔一句：“我不这么做，你们这种人哪里能踏踏实实地安坐清谈呢？”
一天，桓温去刘惔家找刘惔玩。这天刘惔不知道是身体不好还是心情不好，一直躺着睡觉不搭理桓温。桓温就想作弄一下刘惔，拿出弹弓来打刘惔，射出的弹丸击中了刘惔的床铺，碎裂开来溅得床上到处都是。挨了一下的刘惔不高兴地起身数落桓温：“你这家伙这么干，怎么可以用动手的方式来比较高低呢？”桓温听了感到很惭愧。可见当时的名士只看中清谈的水平，耍嘴皮子功夫，看不起动手来一较高下的，认为那是粗人才干的事。
从这些小故事里，我们能看出桓温在这一时期，和标志着上流社会的人士交往甚密。但是桓温和那些上流人士又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当时的所谓名士，只重视清谈这一毫无实际意义的活动，对于政事根本不关心，具体的工作都由下属打理，自己成天游山玩水，喝酒聊天。而桓温应该是看不起这一类人的。他虽然也善清谈，而且水平还很高，但桓温同样重视具体的工作，很多事情都事亲力亲为，从他对刘惔的一句“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就能看出来，即表达了自己对于政事军事的认真态度，又表达了对于所谓名士成天游手好闲的不满和鄙视。
还有一则小故事就把这一种状态表达得淋漓尽致。
一天桓温和刘惔在一起听课，讲课的内容是《礼记》。《礼记》是儒家经典之一，作者是西汉大儒戴圣。《礼记》不像《论语》、《孟子》那样讲述的是儒家核心哲学思想，而是记载了先秦时期的各种规章制度，通过这些有操作性的制度来规定了实施儒家思想的方法。所以象桓温这样有心建立功业的人来说，听得津津有味，深受启发，忍不住就对刘惔说：“我听得时常感到心动啊，感觉距离玄门已经很近了。”而刘惔则不以为然，对桓温说：“谁说的？我认为还差得远呢，不过就是些迂腐的老生常谈而已。”
从这二人对待《礼记》的态度就能看出桓温和那些所谓名士的区别。刘惔是玄学大家，自己从来不操作具体的政务，所以对于规章制度这种东西完全无感。而桓温是有心功名的人，对于如何管理人，管理社会是最感兴趣的。
也是在这个时期，桓温的朋友圈中加入了一位重量级的好友，会稽王司马昱，也就是后来的简文帝。司马昱是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最小的一个儿子，一生之中三次遇到登上帝位的机会，直到最后一次，才被桓温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世说新语》里桓温和司马昱的互动也相当多。
一次桓温和司马昱上朝，当时司马昱的官职是抚军将军，似乎比桓温的徐州刺史低一些，但是司马昱爵位是会稽王，又比桓温的男爵高很多，再加上大家关系不错，就为谁走在前谁走在后相互推让起来（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吃完了饭抢着买单一样）。最后桓温被推到了前面。桓温有点不好意思，随口就说：“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司马昱接着就说：“这就是所谓的‘无大无小，从公于迈。’”这两人的话都出自于《诗经》，桓温说的意思是我拿着武器，为大王您做仪仗，在前面开路；司马昱说的意思是无论年级大小，都很荣耀地跟在您的后面。可见当时的名士对于经典的熟练运用，显示出极高的文学素养和知识水平。一千多年后的我们就只剩下仰视的份儿了。
另一则故事说的是有一次司马昱请桓温来说话，司马昱坐在一个暗室里面，桓温进来后看不见司马昱在哪里，就问：“大王您在哪儿啊？”司马昱则回答：“某在斯。”这也是《论语》里的一句话，当时的人们都觉得司马昱的这句回答很有情调。
桓温除了和这些名士喝喝酒、拌拌嘴之外，在有些方面也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地方。比如当时的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西晋武帝司马炎把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弱智儿子惠帝司马衷，而没有传给学识、能力俱佳的弟弟齐王司马攸，最后西晋虽然毁在了司马衷的手上，但司马炎的做法没错，符合传子不传弟的规矩。而桓温就不这么认为，他说：“你们说的不对！儿子继承父亲的家业，和弟弟承担家族的祭祀，（古时候家族的祭祀只能由继承人主持，这么说就是弟弟继承家业的意思。）不是都一样吗，那么齐王司马攸继承皇位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南郡公桓温——有贼心没贼胆还死要面子的一代枭雄——之四
桓温这一时期的经历，为他在官场上的进一步发展积攒了人品，聚拢了人气，捞到了足够的政治资本。除了和建康的官场搞好关系以外，出镇一方的地方大员，时任荆州刺史，庾亮的弟弟庾翼，也非常看好桓温。庾翼就曾经对晋明帝说：“桓温年纪轻轻就有雄习壮志，希望陛下不要把他当作普通人来对待，当作普通的女婿来豢养，应该可以授予他独当一面的重任，倚仗他的才干，在乱世中建立功业。”
《晋书》这一段的记载可能有误，晋明帝司马绍公元325年就去世了，那是桓温才13岁，就已经娶南康长公主（明帝的大女儿）了吗？似乎应该是对晋成帝说的。
庾翼说这话，对于桓温后来能当上徐州刺史应该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个徐州刺史实际上是个后方大员，手上又没有地盘，只管辖数量有限的几个流民，基本没什么实力。但随着公元345年庾翼去世，桓温的机会来了。
庾翼去世前，曾经上表朝廷，希望任命自己的二儿子庾爰之来接任自己荆州刺史的位置。但是当时庾家的两位政治大佬庾亮和庾冰都去世了，朝廷把持在庾家的政治对头何充的手上。庾家在中央没有了根基，而庾家的外甥晋成帝和晋康帝这两座靠山又相继去世，刚登基的晋穆帝是晋康帝的儿子，成了庾家外孙子的一辈，血缘关系拉远了。于是在何充和司马昱的坚持之下，桓温被推到了前台，接任了荆州刺史一职，同时加都督荆梁益雍四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领护南蛮校尉，假节。
当时朝中对于桓温接任荆州刺史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而这个最坚决的反对者，竟然就是桓温的好友刘惔！
刘惔很欣赏桓温的才能，同时也很清楚桓温是个不臣之人。《世说新语》中记载，朝廷讨论是否任命桓温为荆州刺史的时候，刘惔就表态：“如果桓温当了荆州刺史，一定能够控制住荆州的局势（当时朝廷认为庾爰之会起兵抵抗朝廷派来的新任刺史，然后拥兵自立。），但是这样以来就没有人能够控制得住桓温了！”
《晋书》中则记载，桓温当了荆州刺史后，刘惔曾经对司马昱说：“不能让桓温长久的处在荆州这种地势险要的地方，同时对于他的官职和爵位也要有所压制。”还劝谏司马昱，让自己带兵镇守在建康的上游，以防备桓温。司马昱倒是用人不疑，根本不听刘惔的意见。刘惔反复劝说，都没有被采纳。
刘惔死后，孙绰为刘惔写诔文，里面尽然有“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这样的句子，说白了就是什么事都不管！而当时人们还当这句话为名言！很难想象一个诸事不烦的人却对于桓温这么上心！可见当时的桓温已经为人所忌惮了。
对于桓温而言，荆州刺史和徐州刺史表面上看只是平调，并没有升官，但实际上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当时的徐州在石赵政权的控制之下，徐州刺史就是个空头衔。而荆州则完全由东晋朝廷控制，其管辖范围相当于现在的整个湖北省外加河南省南部地区。这一地区不但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还由于处在对敌斗争的最前沿，西边是位于巴蜀的成汉政权，北边和石赵政权接壤，军事力量非常雄厚。这对于桓温而言，是一个可以大展拳脚的舞台。
这时候的桓温，在政治上已经不仅仅需要那些只会空谈的名士做朋友了，还需要招揽两类人才，为他将来进一步的发展做准备。
一类是继续扩大他的朋友圈。对于东晋讲究门第的政治制度，拉拢各个家族，以期这些家族在政治上和舆论上能够给他支持和配合。而当时第一流的高门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实在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庾氏又已经没落，桓温就把眼光放到了那些第二流的高门身上。
首先拉拢的是谢氏。
我们现在都说“王谢”，谢氏和王氏齐名，那是因为谢安官至宰相，才使谢氏跻身于一流高门的。而在当时，谢安还在东山隐居（这个东山不是南京的东山，是会稽的东山，在今天浙江省绍兴市。），谢家的一支谢尚和桓温关系很好，当时任江州刺史。另一支的家族老大是谢奕（谢安是老四），时任晋陵（今江苏省常州市）太守。
原本桓温和谢奕的关系一般，属于那种朋友圈里十天半个月也不啰嗦一句的那种。突然间桓温对谢奕关怀备至，天天刷屏。谢家上下本来也没当回事，但有一天谢家老二谢据的夫人看出了名堂，对家里人说，“桓温这么做，看来大哥要和他一起西去了（指去荆州上任）。”果然，不久征召谢奕做桓温的司马的任命就到了谢家。
而谢奕也是一个一身名士臭毛病的人，杖着从小就和桓温认识，穿着非常随便，和桓温坐在公堂上的时候，也随意地大声说话、长啸吟咏，成天就知道喝酒，不务公事，空占着司马的头衔。而桓温也就随他去了，还说谢奕“就是我家的‘方外司马’（有编外的意思）啊。”
谢奕喝酒不但不醉不休，还喜欢拉着桓温一起喝，经常拎个酒壶就找桓温来了。桓温心想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每次谢奕一来，桓温就只好躲到内室去了。内室是家眷起居的地方，外人是不方便进出的。而谢奕也不把自己当外人，根本不讲什么礼数，直接跟到内室里去。桓温无奈，只好躲到了正室夫人南康长公主的房间里，谢奕似乎忌讳公主的身份，不敢再跟进来了。公主却趁机调侃桓温：“老公你要是没有这么一个狂放的司马，我都没有机会见上你一面啊！”
除了谢家，陈郡袁氏也是拉拢的对象。由于好赌友袁耽的关系，袁家人和桓温也保持着良好的交情，而此时赌神袁耽已经因病去世了，没能亲眼看到桓温后来建立的功业。袁家的袁乔和袁宏也都在桓温的帐下听用。袁乔在桓温平蜀的过程中立了大功，而袁宏的文采出众，在当时只有孙绰能和他媲美。这两人在后文还会多次提到。
另一类人就是虽然出身不高，但是是有能力有才干的人士。
最典型的就是习凿齿。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家族在襄阳属于大地主那一类。但是中央的人士看来，这种人只属于寒门。后来习凿齿去建康看望谢安，王羲之那个著名的小儿子王献之也来了，竟然不愿和习凿齿并排而坐（以和寒门出身的人并排坐为耻）。习凿齿年轻时候就有了名气，学问很好。桓温听说后，招他为从事，后提拔到荆州治中，这时的习凿齿还不到三十岁。习凿齿很感激桓温，在写给桓温的信里说，“我要不是遇到明公您，这辈子也就只能在荆州当个普通的小吏罢了。”
然而习凿齿和桓温的友谊似乎没有维持很长时间，也可能是习凿齿逐渐看清了桓温的面目，在政治上开始有意地和桓温拉开距离。何充去世后，司马昱任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全面接管了中央的工作。一次桓温派习凿齿去建康公干，等习凿齿回到荆州后，桓温就问习凿齿对于司马昱的印象，习凿齿毫不避讳地说：“我这辈子没见过像相王（当时司马昱的职务相当于丞相，又有王爵在身，于是被人们称呼为“相王”。）这样优秀的人物！”此时的司马昱已经成为了桓温政治上的对手，习凿齿这样褒奖司马昱，引来了桓温的反感。

南郡公桓温——有贼心没贼胆还死要面子的一代枭雄——之五
当时在桓温治下的西面，也就是现在四川地区，存在着一个由氐族李特、李雄父子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成汉，自公元303年立国，到桓温治荆州的时候，已经存在了四十多年，传六主，当时在位的名叫李势。这个李势是个典型的富二代，身材高大，身手敏捷。可是又贪财好色，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对于有能力的大臣，肆意怀疑诛杀。于是上下离心，国势日渐衰落。
桓温的眼睛一直盯着李势。永和二年（公元346年），也就是桓温才到荆州的第二年，桓温就开始和手下讨论伐蜀的事情了。而当时桓温的幕僚们，普遍认为伐蜀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道理很简单：从荆州（荆州州治在江陵，即今天湖北省荆州市。）出发，到成汉的都城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有上千里地，并且当时交通不变，入蜀的唯一通道就是沿长江而上，一路都是险要地带，后勤供应肯定跟不上。况且当时荆州的兵力也不是很多，还要防备北方的石赵政权，兵力少而一旦打了败仗，能不能活着退回荆州都是个问题。于是反对的声音特别大。
所谓“做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桓温的这位非常之人就是袁乔。袁乔，字彦叔，应该是袁耽的叔伯兄弟，在桓温还是徐州刺史的时候就是桓温的手下了，时任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相。桓温调任荆州刺史后，又跟随桓温来到了荆州，当时的职务是江夏（今湖北省武汉市）相。
《晋书》记载了袁乔劝说桓温的一番话，总结起来说了四点：首先指明了成汉政权比石赵政权弱小，是优先打击的对象；其次说明了打击的方式，以轻兵速进，直捣成都，沿途的敌人仗着蜀地险要，一定不会预计我们敢来进攻，不会有防备，等李势反应过来，我们已经兵临成都城下，一战可擒李势；第三分析了进攻成汉的时候，石赵政权不会来进攻荆州，即使来，留下的兵力也足以应付；第四说明了伐蜀的意义，蜀地地产丰富，人口众多，拿下后对国家有大利益。
袁乔的这番话坚定了桓温伐蜀的决心，于是就向朝廷上奏表，不等朝廷的批复下来，于当年的十一月，以安西将军长史范汪留守荆州，袁乔领兵两千为先锋，自己带领益州刺史周抚、南郡太守谯王司马无忌，率军出发了。
朝廷接到桓温的奏表，全都吓了一跳，都认为桓温这么做简直就是在作死。唯独刘惔认为桓温一定会成功，他对大家说：“我通过观察桓温赌钱，就知道他一定能行！桓温很善于赌钱，没有把握赢是不会赌的，况且这次还赌得这么大！但是这次桓温成功了以后，最终整个朝廷都会被他控制了。”
再来说桓温。这次伐蜀是桓温人生中第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这时的桓温三十四、五岁，正值壮年。桓温率军乘船沿长江而上，站在船头的桓温，望着两岸的悬崖峭壁，江水水流湍急，感慨万分的桓温忍不住说到：“既然要做忠臣，就不能再做孝子了，咋的？”这句话反映出桓温为了建功立业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同时也多少反映出桓温对于这次的行动心里也有点没底，但是这一步既然迈出来了，已经没有了退路。
桓温全军来到了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看到了当年诸葛亮在鱼腹浦上布的八阵图，用石头垒砌了八行，每行间距两丈。全军上下没人能看出是什么意思，而桓温却看出来了，说：“这是常山逶迤的走势！”说白了就是诸葛亮做了一个表示地形的大沙盘。
我没去过奉节，不知道诸葛亮的八阵图还在不在了。
果然如袁乔说的那样，桓温一路上根本没遇到抵抗，所过成汉的州县全部望风而降，桓温几乎兵不血刃，轻松地于公元347年二月，抵达了青衣江江口（在今四川省乐山市）。
这时候的李势才反应过来，急忙做出了军事部署：派出他的叔叔李福，堂兄李权和将领昝坚一起领兵抵抗桓温。《晋书》上记载，这三个人一共才率领了几千人的军队，从袁乔劝说桓温的话来看，桓温的总兵力应该也就一万多，很奇怪为什么当时双方的兵力都那么少。
整个《晋书》对于桓温伐蜀记载得都非常简单，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详细记录了很多细节。只是有一点，无论《晋书》还是《资治通鉴》记载的双方行军的路线上的地名，我实在无从查考，只能根据字面的意思加以猜测。
《资治通鉴》和《晋书》上都记载，李福、李权和昝坚率军从“山阳”向“合水”进发，这个“山阳”是一个地名？还是是某一座大山的南面？不知道。这个“合水”又是哪里呢？是另一个地名，还是桓温二月抵达的青衣江和岷江的交汇处？也不知道。
这时候，李福、李权和昝坚在如何作战的问题上产生了矛盾。李福和李权认为应该在岷江的西岸设下埋伏，坐等桓温钻进口袋后来个关门打狗。这无疑是个好方法，毕竟桓温远道而来，对蜀地的地形很陌生，利用有利的地形打一场伏击战，这就是兵法上说的“地利”。而昝坚似乎类似于韩信一节里的陈狳，鄙视这种偷鸡摸狗的行为，打算光明正大地和桓温对撕，于是就撇下李福和李权，带领自己的部队从岷江东岸的鸳鸯碕向“犍为”进军，计划迎头痛击桓温。这个“犍为”应该是指犍为郡，当时的郡治是僰道（今四川省宜宾市）。昝坚的这条行军路线估计是当时从犍为到成都的大路，昝坚认为桓温对地形不熟，只能沿着大路向成都进军。
结果昝坚为他的自大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桓温根本没有按照他的设想，走大路沿岷江东岸北上。而是出“山阳”，走岷江西岸的小路北上，于三月抵达了“彭模”。这个“彭模”是哪里？我也没查出来。不过迅发兄在《细说两晋南北朝》里说是今成都市彭山区。我看了看地图，似乎有道理，姑且采用他的说法吧。（不过对于昝坚的行军方向，我的理解和他的不同。）
到达了彭模的桓温，内部也对下一步的行动产生了分歧。有人提议说，兵分两路向成都进攻，这样成汉军也要兵分两路来对付我们，就能削弱成汉军的军力。（这是什么理论啊？自己兵分两路，军力不也是被削弱了吗？）
这次袁乔又一次坚定地站出来反对，他说：“我们现在孤军深入敌后，胜了就能立下大功，败了则大家都要死，没人能活着回去。所以只能集中兵力，一战而胜。如果兵分两路，大家就不能齐心，万一一路失败，大事就玩完了！因此只能全军前进，把烧饭用的锅碗全扔掉，只带三天的粮草，抱着必死的决心，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的！”
桓温则又一次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听从了袁乔的建议，把辎重留在彭模，留下参军孙盛和周楚（周抚的儿子）和一些老弱残兵镇守，自己带领步兵直向成都杀来！

南郡公桓温——有贼心没贼胆还死要面子的一代枭雄——之六
昝坚虽然带兵走了，李福和李权还在啊，这二人怎么也没按照最初的计划在岷江西岸设伏呢？史书在这里交待得一点都不清楚。不过发现桓温的主力出现在眼前，李福和李权迅速做出了反应，李福带兵绕到桓温的后方偷袭留在彭模的孙盛，李权则率军在正面狙击桓温。
这一部署表面上看无懈可击。桓温远道而来，根本没有后方，只要击败孙盛攻占彭模，烧掉桓温的辎重补给，桓温没了粮食根本支撑不了几天，同时还掐断了桓温的退路，这是一条“关门打狗”之计。然而李福和李权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就是兵力太少！本来三个人一共才率军几千人，昝坚又带走了一部分部队，李福和李权手头上的人马，估计最多也就三、四千人。所以李福前来偷袭彭模的部队，我估计能有一千五百人就不错了。结果这只人数少得可怜的部队，连孙盛那里留守的老弱残兵都没打过，反而被孙盛击溃。正面狙击桓温的李权，面对桓温的主力，人数处于下风不说，士气肯定也没桓温高。结果虽然李权力战到底，被桓温击败一次，又聚拢人马继续跟桓温死磕。一天之内被桓温三次击败，这一下李权也傻了眼，看着溃散的部队无能为力，和李福逃归成都。
再来说那边的昝坚，率领大部队一路南下，走到了犍为也没看到桓温的影子，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路走错了。急忙在沙头津渡过岷江，沿西岸北返。等到追上桓温的时候，桓温已经走到成都市郊的十里陌。昝坚的部队刚出发的时候应该还是有很足的士气，但给这一趟长途拉练给彻底耗光了，又发现李福和李权相继败北，士气彻底奔溃，部众都还没和桓温接战，就一哄而散！昝坚一眨眼成了光杆司令，也只好从小路逃进了成都。
李福这三人，最终成了军事上的“添油战术”的典型。本来实力就不强的部队，还兵分几路，逐次投入战斗，最后被各个击破。
李势眼看上门踢馆的桓温已经站到了门口，不甘心就此失败，立刻组织起了一支军队，出成都城迎战桓温。
于是这样一场谁都输不起的战斗，在成都郊外的笮桥打响了！
袁乔的前锋最先和成汉军接战。头顶这亡国压力的成汉军，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袁乔顶不住了，节节败退，退到了桓温的大部队面前，参军龚护也在战斗中阵亡，成汉军的流矢都射到了桓温的马前。
此时的桓温军上下似乎都有点轻敌，毕竟伐蜀以来一路都势如破竹，唯一像样点的抵抗还都被打败了。看到眼前的这种阵势，桓温军都有点发懵，一时军心有所动摇。
桓温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直觉告诉他再这样坚持下去军队就可能发生溃散，那样可就彻底完蛋了！桓温急忙传令：撤军！大概他是想先退回彭模，休整后再战。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连老天爷这一次都站到了桓温这一边。不知道是传令官听错了桓温的将令，还是司鼓官听错了命令，亦或是被眼前的败象吓傻了，司鼓官竟然敲出了全军进攻的鼓声！
听到了鼓声的袁乔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在号令之下不敢不从。只好抽出宝剑，大声呼喝，鼓励自己的士兵，转身投入了战斗。本来开始动摇的桓温全军也被总攻的鼓声所激励，爆发出了高昂的斗志投入战斗。一鼓击溃了成汉军！
从大败到大胜，剧情反转之快，我们这些围观的吃瓜群众也看傻了。
大胜之下的桓温乘胜进军成都，一把火烧掉了成都外城的各个城门。城内的成汉老百姓人人惶恐。彻底没了招儿的李势连夜从成都东门出逃，一路逃到了葭萌（今四川省广元市）。在葭萌，才有点回过神来的李势知道大势已去，听从了邓嵩和昝坚的劝告，派人给桓温送上了降表，降表中称“略阳李势叩头死罪”。桓温接受了李势的投降。
于是李势用自古以来投降的惯例，反绑着双手，披下头发遮住脸，用牛车拉了一口棺材，来到了桓温的军营前。桓温也按照惯例，给李势松绑，烧掉了棺材，表示无加害之意。把李势和李势的宗亲十多人送到了建康。东晋朝廷也没有为难李势，封李势为归义侯。升平五年（公元361年），李势病死在建康。
成汉政权在立国四十三年后，就这样灭亡了。
进入成都的桓温任用了成汉政权里的几位贤良作自己的参军，其中有王誓、王瑜、邓定、隗文等。一时成汉的老百姓都很高兴，认为来了一位明主。社会也逐渐安定下来。
一次桓温在李势的大殿上举办酒会，桓温自己的幕僚参佐都来了，成都周边的乡绅大户也都被邀请参加。桓温平日里就气度不凡，在酒会上更是高谈阔论，叙说古今之事，成败兴废，条理清楚，头头是道。在座的人无不被他的风采所折服。酒会散了，大家还都在回味桓温的精彩表现。周抚见到了，则说：“可惜你们这些人没见过王敦王大将军的风采啊。”
王敦是什么人？王敦也是东晋初年的风云人物，曾经起兵反抗东晋开国皇帝元帝司马睿对高门氏族的打压，最后把司马睿给气死了。临死前又一次兵发建康妄图改朝换代，还没行动就病死在军中。当时就已经被盖棺定论为“乱臣贼子”。周抚曾经是王敦手下的将领，王敦死后并没有被朝廷追究责任，后一直在荆州担任军职，直到桓温的到来。
可见，后来社会舆论普遍认为桓温就是像王敦这样的人物，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而桓温对人们把他和王敦相比感到非常愤怒，但又堵不上众人之口。
桓温在成都一共就待了三十天。而成汉的上流社会似乎对桓温的拉拢不以为然，当他们发现桓温就带来了这么点兵马，就陆续起了糊涂心思。王誓等人相继造反，又先后被桓温剿平。桓温杀了带头起哄的王誓、王瑜等人，震慑蜀人。然后留下益州刺史周抚，屯兵于彭模镇守益州，自己则带领大部队班师凯旋。
而就在这期间，桓温的得力助手，这次伐蜀立下了大功的袁乔，却因病去世了。这绝对是桓温的一大损失。
留下来的周抚，前后又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把整个益州境内的各个反叛势力剿灭，从此益州重新回到了晋王室的大家庭里。这应该说是桓温为晋王室做出的一大贡献！

@贰拾柒V 2016-12-25 01:38:39
幽默调侃的度分的清嘛？过度调侃根本不好笑，反而很轻浮，历史是严肃的事，你把韩信受胯下之辱这种城府隐忍说成是脑袋进水不嫌太过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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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绝对不认为韩信受胯下之辱是什么隐忍、城府。
什么叫隐忍？张耳和陈狳为了躲避秦朝的追捕委身做看守城门的小吏，陈狳受到门官的鞭打，想杀了门官报仇，张耳劝他忍了，这才叫隐忍。因为这两人之前已经有名声有地位，为图东山再起，可以忍一时之气。
而当时的韩信一没名声二没地位，有的就是那点可怜的尊严，有多少需要隐忍的必要吗？他是有理想，但现在有理想的庸人也很多，没成功之前谁知道你的理想？
面对一个市井无懒的挑衅，就算不杀人，动手打一架是最起码的吧。街头天天都有架打，打架就算打不过人家，被记载到史籍里也总比钻人裤裆好很多！
我推想韩信是因为饿得连打架的力气都没有，已经是在照顾他的面子了。

南郡公桓温——有贼心没贼胆还死要面子的一代枭雄——之七
凯旋而归的桓温还夹带了件私货，那就是李势的妹妹李氏。
李氏当时还没出嫁，估计年纪也不大，长得是国色天香，大美人一枚。桓温一见，口水就流了一地，当即纳李氏为妾。
即将东去的李势，前途未卜，能有桓温这样有实力的人做妹夫，当然是再好不过，欣然答应了这门亲事。不过以李势当时的情形，估计也由不得他做主。
李势能够舒舒坦坦地活到自然死，很难说和桓温没有一点关系。要知道在李势之后，被东晋朝廷灭掉的几个地方政权的掌门人，下场都是东市问斩！
然而桓温似乎是怕老婆的，回到了荆州，竟然不敢直接把李氏带回家，而是在外面建了座别院，偷偷把李氏养了起来。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桓温养小三的事，很快就让他的正室妇人—南康长公主知道了。
长公主是明帝司马绍的大女儿，当时在位的皇帝穆帝司马聃的大姑姑，权势地位那自然不用说。听说老公居然背着她养小三，立马火冒三丈！好你个桓温，去了一趟四川，就长本事了！于是长公主手持利刃，带领一帮奴婢，杀上了门去，打算亲手砍了这个小贱人。
李氏刚好才起床，正坐在镜子前梳头。看到长公主凶神恶煞地冲了进来，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李氏丝毫没有慌乱，向长公主行礼，礼数很周到，显示受到过良好的教育。
然后李氏开口说到：“我是个国破家亡的人，早就不想活在世上了。被带到这里根本不是我的本意，今天能死在你手上，也算合了我的心愿吧。”
长公主看见李氏一头乌黑的长发都拖到了地上，肤色白皙，面容姣好，估计气也消了一大半。又听到李氏这一番哀怨的话，《世说新语》上记载，“主惭而退”，接受了李氏妾室的地位。
而成书比《世说新语》晚几十年的《妒记》上的记载，则要搞笑得多。《妒记》上说：长公主听了李氏一番话后，“掷刃于地”，拉着李氏的手说，“我看到你都忍不住怜爱，更何况我家的那个老东西！”(“我见犹怜，何况老奴！”)于是和李氏一同乘车回家，后面的发展就进入了童话故事的老套路，“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桓温伐蜀，是他一生中浓墨重彩的第一笔！给他带来了极高的声誉。因为西晋末年天下大乱，五胡乱华，汉人的政权东晋丧失了中国北方的广大领土，偏安在东南一隅。皇帝的玉玺都流落到了胡人手里，被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嘲笑为“白板天子”。桓温攻灭成汉，是东晋立国以来消灭的第一个地方割据势力，政治上扬眉吐气了一把，还把益州这一大块领土收入囊中，的确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丰功伟业。
建功立业的桓温在中央的那些高门望族面前挺直了腰杆，连以前可以在他面前放肆无礼到可以把脚翘到他脖子上，口称“老贼”的好友刘惔，见了桓温也经不住拍起了他的马屁。《世说新语》上记载，桓温入朝见到了刘惔，好友相见，不免谈起了名士圈中的话题。桓温问刘惔：“听说会稽王司马昱近来清谈的水平突飞猛进，是真的吗？”刘惔回答：“他的确进步神速，但是还是处于第二流的层次里。”桓温就问：“那么第一流的都有谁啊？”刘惔说：“正是你我这样的人啊。”
桓温获得了舆论的认可，从此开始原来看不上他的高门人士也乐于和他打交道了，一些高门出身的人物纷纷先后加入了桓温的团队，甘愿给桓温当助手。下面就介绍几位重量级的人物。
第一个是王珣。王珣字东琳，出身东晋第一高门琅琊王氏，是王导的孙子，身份自不必说。历史上王珣最著名的，要数他的书法。他的《伯远帖》被乾隆帝专门收藏，和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并称“三希”，而且是“三希”中唯一的真迹（其他“二希”均为后人的临摹之作）。《伯远帖》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是国宝级的文物。见下图。


王珣很小的时候名气就很大，桓温征召他来做主簿，应该是负责文书的秘书，非常器重他，希望他能成为府内众官吏的榜样。谁成想王珣刚到荆州，第一次拜见桓温的时候，礼数有点不周到，但是神色自若，一点没有为自己的失礼而表现出丝毫的窘迫。这可能还是王珣的高门心态在作祟，有点看不起当时在座的其他寒门人士。再加上当时的王珣应该也就二十岁出头，还是个毛头小伙子，于是在座的其他幕僚都笑话王珣没规矩。桓温却对其他人说：“不是这样的，我看他神情相貌，一定不是个普通人物，找个机会我来试试他。”一次月初例会，全体幕僚都在坐在厅堂前的院子里等桓温来开会。桓温突然骑着马冲进了院子，所有的幕僚都吓坏了，趴在地上躲避，只有王珣岿然不动，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这一次临危不乱的表现赢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都说王珣是个人才啊。
王珣还才思敏捷，替桓温起草文书，文不加点，一挥而就。有一次桓温想和王珣开个玩笑，顺便试试他的水平，就派人把王珣写好了等着第二天承给桓温的的文书给偷了出来。等到王珣来到桓温的厅前，却发现文书没有了。王珣拿起笔就又写了一份，依旧条理清晰，两篇文书没有一个字是重复的。由此桓温就更加器重王珣。
桓温器重王珣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王珣的政治态度是中立的，对于桓温的种种不臣之迹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对抗，这和桓温其他的很多佐吏都不同。有一次相王司马昱和谢安一起来桓温府上谈事，桓温就对王珣说：“你不是一直想见见司马昱吗，正好他来了，你就躲在帐后偷窥。”于是王珣就躲起来偷偷观察。等司马昱和谢安走了，桓温就问王珣：“你看相王如何啊？”王珣说：“相王作为辅政大臣，自然气度不凡，像神仙一样。大人您也是国民希望的寄托。所以谢安在你们二人面前，才会心甘情愿的收敛锋芒。”王珣的这番话就和习凿齿面对同样的问题，回答得不一样。王珣既肯定了司马昱，又不忘吹捧桓温，而且说得很清楚，司马昱只是神态出众，但做事还依要靠桓温，就是一个花架子。最后还要稍微贬损一下谢安。王珣这么做就是一个老好人，谁都不得罪。而习凿齿一句硬梆梆的“一生不曾见此人”，差点毁了自己的仕途。

不好意思，《伯远帖》的图片贴错了，在百度“伯远帖”词条下信手摘得，仔细一看，有误。这一幅才是真迹，考证不认真害死人啊！

@贰拾柒V 2016-12-30 11:49:28
评论 caniforget999：你这一副指点江山的优越感哪来的？堂堂一代兵仙需要你给面子？那是一个生存和死亡的选择题，那时的地痞流氓可不是跟你闹着玩打一顿就算的？你是有够天真的，愤而杀人在两汉记载里少吗？这不是隐忍是什么。侮辱先贤，脑袋进水呵呵。你这贴能红天涯都可以不用再上了。对历史人物最起码的尊重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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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写历史，尊重的是历史事实，不胡编乱造，也不瞎说八道。
至于其中的人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可能认为是美味，我可能认为是狗屎。
对于韩信，我认为比较公正恰当的评价是：秦末汉初著名的军事家。
至于你张口“兵仙”闭口“兵仙”，那么我问你：谁说韩信是“兵仙”的？哪一年说的？在什么情况下说的？你考证过吗？思索过吗？
至于“先贤”一说，韩信是一个“名人”没错，但是要说他“贤”，请你仔细把韩信的传记好好看一看，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张良可以曰“贤”，萧何也可以曰“贤”，而韩信，距离“贤”还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先多读一点书吧，那样可以提高你的眼界，或许看问题的角度就会不同，对问题的认识理解也会不同，因而不至于人云亦云，亦或许可以提高一点水平。

@贰拾柒V 2016-12-31 20:54:21
算啦，跟你这个不学无术的家伙再科普一下，兵仙这个赞誉出自明代茅昆之口，你肯定不知道是谁可以去百度，哈哈。或者你直接任意搜索引擎搜兵仙两个字，看出来的人名是不是韩信。另外先贤意指已故有才能的人。多读点书再来发帖吧，别惹人笑啊。哈哈哈拉低了煮酒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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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昆，无名之辈而已，你还奉为珍宝？
看来你的知识面，也就是百度这种层次了。

南郡公桓温——有贼心没贼胆还死要面子的一代枭雄——之八
第二个是王坦之。王坦之字文度，出身太原王氏，是蓝田侯王述的儿子，王述就是那个被桓温骂成是“蠢笨的母狗”的人。王坦之也是年少就有才气，为世人所称颂，当时就有谚语云：“扬州独步王文度”。桓温征召他作了自己的长史。
王坦之还没有出仕的时候，江虨时任尚书仆射，主管选官，曾经打算征召王坦之任尚书郎（各部尚书的助手）。但当时门阀政治严重，高门子弟都不愿出任尚书郎，认为官太小，且做的都是具体的工作，和名士们整日务虚不务实的风格相悖。王坦之也不例外，当听到有人告诉他江虨的意思时，毫不客气地说：“自从元帝登基以来，尚书郎都是在第二等的门第中挑选子弟任职，江虨怎么能打算征召我呢？”江虨听到了王坦之的话，乖乖地放弃了这个念头。
桓温想借拉拢王坦之继而拉拢整个太原王氏，就想和王坦之攀亲家，让王坦之的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这件事似乎发生在王坦之做桓温长史不久，当时二人的关系还挺好，王坦之就答应了，但出于规矩，对桓温说要回家征求一下父亲王述的意见。王坦之回到家就把这事和王述说了。王述一听，大怒，当即就把王坦之臭骂了一顿，“你傻了吗？脑子进水啦？怎么怕起桓温来了？桓温就是一个大兵，怎么能把女儿嫁到他家里去！”（“兵，那可嫁女与之！”）
当时的高门看不起军人，认为是粗人，出身低下，没受到过教育、没教养的人才会从军。王述直呼桓温为“兵”，说明其内心对桓温充满了鄙视。而桓温说王述是“母狗”，可见这两个人绝对不对付。
这下让王坦之很为难，自己都答应了，但父命难违，只好硬着头皮，编了个小慌来对付桓温，“下官的家里已经把她许配人家了。”桓温当然不傻，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知道了，是你爸爸不答应而已。”但是桓温还没死心，既然不能为自己的儿子娶到王坦之的女儿，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王坦之的儿子。
然而桓温的这笔政治投资很快就打了水漂。王坦之意识到桓温的不臣之心以后，立刻站到了桓温的对立面。后来利用其父王述去世，王坦之回家守孝，离开了桓温。守孝结束之后，即被招入中央，拜侍中。在政治上和桓温强硬对抗，维护晋室，是桓温谋朝篡位的两大绊脚石之一。
第三个是郗超。郗超字景兴，小字嘉宾。不知是什么原因大家似乎都喜欢用“嘉宾”来称呼他，而不用“景兴”。郗超是东晋初年名臣郗鉴的孙子，郗鉴长子郗愔的儿子。当时的谚语“扬州独步王文度”的下一句，就是“后来出人郗嘉宾”。
年轻时的郗超性格豪放。他父亲郗愔很会敛财，家里的府库里藏了几千万钱。一次郗愔对郗超说，今天我府库里的钱你可以随便花。郗愔想你就是抓这钱到处撒，一天最多也就撒个几百万不得了了。哪知道郗超听父亲这么一说，就把自己所有的亲戚朋友全都喊来，一天之内把郗愔的几千万钱送了个精光！晚上郗愔发现府库都给搬空了，心疼了好几天。
同时郗超名士范儿十足，在名士圈里交游广泛，清谈的水平也很高，《晋书》上说他“善谈论，义理精微。”当时的谢安还在绍兴隐居，安心给在外做官的兄弟们的子女做家庭教师。有一次谢安和子侄辈们探讨圣人和常人的距离问题，谢安认为圣人和常人之间的距离是属于n趋向于无穷小，而子侄们却认为n趋向于无穷大。谢安就感慨道：“要是郗超听了我的理论，绝不会认为有像银河那么遥远。”（“必不至河汉”）谢安能这么说郗超，说明当时还没有出仕的郗超给谢安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后来二人的政治立场严重对立，两个人的友谊也随之飘散了。
桓温当然不能放过这样一个人才，伐蜀后，桓温的军衔由安西将军升级为征西将军，于是征召郗超为征西将军掾，给桓温做助手，后为记室参军，相当于参谋。桓温本人也是名士，还被刘惔推崇为第一流的名士，轻易不会佩服什么人。然而和郗超交谈，总认为郗超深不可测，于是对于郗超礼待有加。当时王珣是主簿，和郗超一样被桓温赏识。王珣是个短胡子，郗超是长胡子，于是当时就有个顺口溜“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郗超也佩服桓温的为人，对桓温的敬仰不亚于当下的脑残粉。和王坦之不同的是，郗超完全倒向桓温，成了即袁乔之后，桓温的首席谋士，为他鞍前马后，尽力谋划。
后来桓温权倾朝野，被桓温推上帝位的司马昱都说，“政出桓氏，祭由寡人。”桓温就把郗超安插进了中央，任中书侍郎，就是副中书令。权势熏天的郗超根本不把曾经的同事王坦之和谢安放在眼里，有一次王坦之和谢安来拜访郗超，郗超故意怠慢他俩，两人一直等到太阳快落山郗超都没接见。王坦之气不过，起身要走，谢安阻止他说：“为了身家性命，你就不能多等一会儿吗？”从此和这两人交恶。
桓温死后，郗超没了靠山，受到了谢安和王坦之的排挤。后因母亲去世回家守孝，守孝结束，中央仅任命他为临海（今浙江省台州市）太守，这无疑就是对他的侮辱，理所当然地遭到了郗超的抵制。人生从巅峰一下跌倒谷底，无限感慨“人生实在是太刺激了”的郗超郁郁寡欢，不久就生病去世了，享年才四十二岁。
郗超临死时，知道自己的父亲郗愔平素最爱自己，得知自己去世的消息一定会寝食不安，影响身体健康。就把一个封好的箱子给了自己的仆从，对他说：“我父亲年级大了，我死以后，他一定会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如果是这样，你就把这个箱子送给他，如果不是，你就把箱子烧了。”郗超死后，郗愔果然不吃不喝，也跟着生病了。仆从就把箱子送给了郗愔。郗愔打开一看，竟然全是以前郗超和桓温的书信，内容全是商量怎么谋朝篡位的。郗愔为人没什么才干，但是和他的父亲郗鉴一样，对于晋室忠心耿耿，看到儿子居然如此大逆不道，既从道德上无法接受，又为郗超的行为可能给宗族带来灭门之祸而后怕。深受刺激的郗愔忍不住痛骂，“这个家伙，早就该死了！”（“小子死恨晚矣”）
王羲之娶的是郗愔的妹妹，东床快婿就由此而来，因此王献之兄弟是郗愔的外甥。郗超还在世的时候，王献之兄弟对郗愔礼数非常周到。等到郗超死了，就开始怠慢起郗愔来了。郗愔为此气得牙根痒痒，说：“如果嘉宾还活着，这些鼠辈怎敢如此！”
而郗超的夫人更是和他伉俪情深。郗超死后，她的娘家人要把她接回去，意思是想让她再嫁他人。郗超夫人誓死不从，说：“活着不能和郗郎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死了也要埋在一个坟墓里！”

南郡公桓温——有贼心没贼胆还死要面子的一代枭雄——之九
第四个是谢安。没错，“王谢”中的谢安。没想到吧，大名鼎鼎的谢安，仕途的起点竟然是给桓温做幕僚。为什么第四个才提到谢安？是因为当时的谢家根本算不上第一流的高门。南渡以来，谢家的门庭先是由谢安的父亲谢裒和伯父谢鲲支撑，但这二人的官职都不算高。长辈们去世后，接力棒落到了谢安的大哥谢奕（被桓温称为方外司马的那位）和堂兄谢尚（谢鲲之子，也是桓温的发小。）手里。这两人先后担任豫州刺史之职。谢尚任豫州刺史十二年，政绩卓著，期间还利用北方的石赵政权的内乱，把丢失多年的传国玉玺给弄了回来，这也算大功一件。谢尚去世后，谢奕接任。可是谢奕当豫州刺史才一年，也跟着去世了。谢奕去世后，晋室可能是看在谢尚弄回了传国玉玺的功劳上，继续任用谢家人，谢安的弟弟谢万出任豫州刺史。但是谢万空有名士做派，政事军事全是外行，和军队里各级军官的关系势如水火。结果率军北伐当时的前燕政权，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到，军队居然自行溃散了。狼狈逃回的谢万被朝廷废为庶人。这一下，谢家的天都塌了！
谢安，字安石，东晋著名政治家。谢家有人支撑门庭的时候，他就安心在绍兴隐居，一面在名士圈里刷人气，一面给子侄们做家庭教师。朝廷屡次征召他做官，他都坚辞不就。隐居是从上古就流传下来的一种光荣传统，有道德的人认为官场太污浊，宁愿独善其身，不愿同流合污。所以坚持隐居的谢安在名士圈里赢得了很好的名声。但是寒门人士看来，这样做其实就是在沽名钓誉。
《妒记》中有一则关于谢安的小故事，非常有趣。
谢安的夫人，是刘惔的妹妹。当时名士们喝酒游乐，一般都会携带小妾作陪。而谢夫人刘氏，不允许谢安纳妾。谢安自己不好说，就让子侄们为自己出头，引用《诗经》中的“关关雎鸠”，给刘氏洗脑。作为大名士刘惔的妹妹，自幼肯定也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当然明白“关雎”的含义，也知道晚辈们的意图。于是就问道：“关雎”是谁写的？答曰：周公！刘氏就说道：周公是男人，当然会这么说！如果让周公的夫人也来写诗，一定不会有这样的话！
如今，谢家人死的死，废的废，子侄辈们年级还小，为了谢家的荣耀，为了子侄们未来的前途，被逼到了墙角的谢安只好放弃隐居生活，出来做官了。很奇怪，当时朝廷屡次征召谢安，谢安如果要做官，路子应该有很多，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桓温呢？难道也是仰慕桓温吗？这时候的谢安，已经四十岁了。
谢安在桓温的幕府之中，时间并不长，前后两年都没有，因为弟弟谢万去世，回家料理丧事，离开了桓温。
也就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谢安获得了桓温极高的评价。
一次桓温来谢安的住处，谢安正好在梳头，看到领导来访，赶忙带好头巾，穿好衣服。桓温却说：“不必这么麻烦！”当时名士聚会，衣不蔽体、不拘常礼是常态，所以桓温看见谢安要穿戴整齐，才会这么说。于是两人说了一天的话。桓温离开后，对手下人说：“你们曾经见到过这样的人吗？”
还有一次，桓温生病了，谢安前来探望。刚从东门进来，桓温老远看见了，感慨地说：“我家里很久没有见到这样的人了啊！”
从桓温对谢安的评价就能看出桓温是多么地欣赏谢安。桓温对其他人，包括郗超、王坦之等，从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他的内心是多么希望谢安能够为他所用啊。
可惜，谢安压根儿就不买桓温的账。办完谢万的丧事，谢安就接受了中央的征召，投入了司马昱的怀抱，从此也站到了桓温的对立面，和王坦之一起，成为桓温谋朝篡位的第二大绊脚石。
和王坦之的刚硬不同，谢安对付桓温，用的多是软刀子，他知道桓温有名士风骨，就利用桓温的这一要面子的特点，表面上迎合桓温，给桓温戴高帽，实际上是在吹捧桓温的同时，逼迫桓温不好意思把事情做绝。如果说王坦之是少林拳，强硬之余，自己也会有内伤，谢安就是八卦掌，以柔克刚，柔中带刚。这两个人互助互利，帮扶晋室，彻底把桓温的好事给搅和黄了。
第五个人是顾恺之。顾恺之，字长康，我国历史上著名画家。出身江南士族大家的顾家。顾家自从顾雍任孙权的丞相开始显贵，和陆家、周家、孔家、虞家一起，一直都是江南的大族，东晋政权的建立，当时顾家的族长顾荣也出了不少力。顾家后来还出了一个顾和，也是元帝、明帝时期的名臣。
顾恺之年少时就表现出了极高的绘画天赋，他的母亲早逝，他硬是通过他父亲的描述，画出他母亲的画像，父亲看了后都说非常像。
顾恺之除了绘画有天赋，文采也很好。桓温在荆州多年，城市建设搞得不错。一次桓温带领幕僚来到江边，远眺荆州城，桓温对幕僚们说：“你们谁能形容形容荆州城的壮丽啊，说得好的，有赏！”顾恺之脱口而出：“遥望层城，丹楼如霞。”大家都夸他说得好，于是桓温赏给顾恺之两名婢女。
顾恺之还有一个吃甘蔗的故事。当时人们吃甘蔗都是从头向根部吃，而顾恺之却和别人相反，从甘蔗的根部开始吃。甘蔗的根部不甜，头部甜。人们问顾恺之为什么是这个吃法，顾恺之回答说：“渐入佳境！”这就是渐入佳境这个成语的来历。
顾恺之也是桓温的死忠粉。桓温死后，顾恺之去桓温墓凭吊，痛哭流涕，并作诗道：“山崩溟海竭，鱼鸟将河依？”有人说是桓温器重你顾恺之，所以你才会这么说，让他描述一下他是怎么哭桓温的。顾恺之就说：“鼻如广莫长风，眼如悬河决溜。”还有一种说法是“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可见他对桓温的感情有多深。

顾恺之《洛神赋图》


顾恺之《女史箴图》

南郡公桓温——有贼心没贼胆还死要面子的一代枭雄——之十
成功伐蜀后的桓温，军衔由安西将军进号为征西大将军，爵位由万宁男直升为临贺郡公（公爵），并获得了开府荣誉（即在自己家里设置官府，不需要跑到专门的衙门办公。）由于伐蜀带来的崇高的声望，桓温一举成为东晋政坛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而此时的东晋朝廷，由于穆帝登基时才两岁，朝廷由会稽王司马昱辅政，效仿的是当年周公的故事。司马昱本来和桓温就是好友，可如今面对桓温日益逼人的声势，司马昱也开始考虑起刘惔曾经的建议，对桓温逐步出手压制了。
桓温是一个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的人，只灭一个成汉政权显然不能满足他的胃口，而当时东晋的唯一一个敌人，就剩下北方的石赵政权了。石赵自从石勒于公元319年立国，公元329年灭刘曜的前赵政权而统一了中国北方，实力本来很强大。但是少数民族政权有一个重大问题总是解决不好，那就是继承人的问题。石勒死后，他的侄子石虎杀光了石勒的后人，自立为赵王，后又进位为皇帝。到了桓温伐蜀后的第三年，永和五年（公元349年），石虎也去世了，后赵又陷入了诸子争位的混乱之中。顿时，北方大地烽烟四起，乱成了一锅粥。乱战的主战场集中在黄河北边，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的周围。而黄河以南的今河南、山东等地的原石赵政权地方官员，纷纷向东晋投降，表面上归顺了东晋，但实际上成为了一个个割据的军阀。
桓温这两年显然没有闲着，一方面安心治理他的荆州，从顾恺之的诗句来看，荆州的城市建设搞得还不错。另一方面桓温肯定是在整军备战，时刻准备北伐。他的眼睛也一直盯着北方，如今消息传来，桓温一看，机会来了！立刻上书朝廷，要求自己率军北伐，铲除那些割据军阀，把实际统治权收归东晋朝廷。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然而怪事却来了，桓温发给朝廷要求北伐的奏表，一封接一封的如同泥牛入海，全部没了下文。桓温一开始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然而时间一长，桓温意识到了，司马昱压根儿就不想给他这个立功的机会！
此时的司马昱，一方面压制桓温，另一方面，自己也在着手北伐。司马昱需要一个助手，这一次，司马昱犯了一个错误，他找来了大名士，也是桓温的发小——殷浩，来担当这个重任。殷浩就这样被司马昱推到了前台，成了司马昱对抗桓温的一枚重要棋子。从此，殷浩和桓温从一起骑竹马时就建立起来的友谊，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一心建功立业的桓温，显然对朝廷这种明目张胆的压制感到无比愤怒。但听说司马昱启用的是殷浩，又多少放心了。他太了解这个发小，根本不把殷浩放在眼里。同时，朝廷不让自己北伐，而荆州周边又没有了对手，桓温逐步开始积累自己的力量，扩充军队，募集粮饷。对于朝廷也开始了阳奉阴违，表面上的君臣礼节还算到位，但私底下，桓温控制下的荆州、益州等地的物资钱饷全部私自截留，不向中央上缴。而司马昱拿桓温也没有办法。
很难说桓温的不臣之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温峤看到还是婴儿的桓温，就断言这个小子会造反。难道会有谁生下来就注定是个乱臣贼子？我想肯定不是这样。如同上一节我们介绍的韩信，也是在受到了刘邦的不公正待遇后才要造反的。在那个时代，从小就生活在忠孝的道德氛围里的人们，不会有谁骨子里就要造反。伐蜀途中的桓温，还发出过“既为忠臣，不得为孝子。”的感叹，我想，当时的桓温说的肯定是心里话。可是，现在自己的一片雄心却被朝廷泼了一盆冷水，有心建功却被束缚住了手脚，桓温心里的不平可想而知。大概也是从这个时候，桓温的内心开始发生变化了。
就这样，从公元349年开始，桓温就和朝廷不尴不尬地耗着。整日无所事事的桓温，有一次躺在床上发呆，冷不丁说了一句，“成天做这种默默无闻的事情（指没事可干），死后一定会被文帝（指司马昭）和景帝（指司马师）取笑！”司马师和司马昭是什么人？都是用实际行动篡夺曹魏政权的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听了这样一句大逆不道的话，身旁的侍从都吓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桓温于是一翻身坐了起来，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如果不能流芳百世，难道就不能遗臭万年吗？（‘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
《资治通鉴》和《世说新语》都把桓温说这句话的时候放到了桓温生命的晚期。而我觉得桓温正值壮年，有心杀贼却受到排挤，眼巴巴地看到大好时机就在眼前却无能为力，内心在愤怒和不甘心之际，在忠臣和贼子之间反复挣扎，才更有可能说出这样一句怨言来吧。
终于，忍无可忍的桓温于永和七年（公元351年）十二月再次上表要求北伐。这次他没有等候朝廷的回复，在奏表送出的同时，就亲率五万大军从荆州出发，顺长江而下，抵达了武昌（今湖北省黄冈市）。
桓温的这一举动实在有些莫名其妙。古时候军队的统帅在没有接到皇帝的命令是不能随便带领军队离开驻地的，凭此一条就是死罪。更何况桓温带兵不向其他地方进发，而是直指都城建康，这是要干什么？要造反吗？
当然不是。那时候桓温要想进攻淮河以北的河南地区，大军走陆路是很不方便的，士兵疲劳不说，大量的粮草物资在陆地上无法顺利运输。而走水路就容易得多。走水路就要先沿长江东下，在扬州进入秦始皇时期开凿的邗沟北上，再进入淮河，通过淮河的部分之流向西向北前进。因此，桓温打着北伐的旗号，向建康进军也有其合理性。另外，也可能是桓温被司马昱和殷浩压制得太久了，趁机耍耍小性子。也有试探朝廷底气的可能。
朝廷可是被桓温的这一举动吓得不轻。要知道，东晋立国以来，一共有两人（王敦和苏峻）三次（王敦两次，苏峻一次）带兵兵发建康。除了第二次王敦病死军中而失败，其他两次都攻克了建康。一次气死了晋元帝司马睿，一次俘虏了晋成帝司马衍长达一年时间，给当时年仅七岁的小皇帝的身心造成了严重伤害。这次桓温率军前来，到底是想干什么，朝廷上下心里也都没底。
而殷浩更是被吓坏了。殷浩被司马昱重用后，不仅仅压制桓温，还下重手打击不听朝廷话的大臣。老臣司徒蔡谟，就是刘惔和王濛想联手捉弄的那位，都七十多岁了，被殷浩收拾得率领全家穿着丧服，跪在廷尉署门前请罪。因此朝野对殷浩也有微词。这次桓温率军前来，殷浩认为就是冲自己来的，一时慌了手脚，竟然打算辞官回老家继续隐居。
时任吏部尚书的王彪之对殷浩说：“桓温如果是打算兴师问罪的话，您是首当其冲啊。如今您和桓温的梁子已经结下了，您还能跑得了吗？就算回去做个平头老百姓，您的身家性命还想保全吗？如今只能静观其变，坐等桓温前来。让会稽王司马昱先以个人的身份给桓温写信，阐明利害，让他退军；如果桓温不听，就以朝廷的名义下旨，严令桓温退军；如果桓温还不听，就发动朝廷的军队讨伐他。您怎么能够无缘无故地先自乱了阵脚呢？”听了王彪之的话，殷浩才从慌乱中平静下来。
司马昱的抚军司马高崧也对司马昱出了同样的计策。于是司马昱就给桓温写了一封信，信中先吹捧了一下桓温；再以军队实力不济，后勤供应艰难说明拒绝桓温北伐的客观理由；接着委婉地指出桓温的军事行动给朝廷带来了困扰，并指出这样的行为给国家带来的危害；然后司马昱又展开了自我批评，说自己能力不行，德行不够，“内愧于心，外惭良友。”最后期望桓温可以和自己一条心，为国家贡献力量。
整个一封信倒是至情至理，但是通篇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低三下四”！由此可见，说明司马昱一是很看重和桓温的友情，二是在桓温面前根本就强硬不起来。
而桓温似乎很吃这一套，看到了司马昱的来信，桓温立刻拔军起寨，回到了荆州。同时给朝廷上了一封奏表，言辞也非常恳切，说明了自己出兵只是希望北伐，收复失地，没想到给朝廷添了这么大的麻烦，很自责。最后再三强调自己的忠心，也婉转地表达了希望朝廷不要听信小人的谗言，对自己无端地怀疑。
朝廷收到了桓温的奏表，也表示出相当的诚意来安抚桓温，竟然授予桓温太尉的头衔！太尉虽然只是个虚衔，但是位列三公，代表了无上的荣耀。桓温坚辞不受。这也说明此时的桓温不想太招摇，惹人嫉妒。
于是，一场看上去惊心动魄的内乱，最后和谐地收场了。

南郡公桓温——有贼心没贼胆还死要面子的一代枭雄——之十一
打发走了桓温，但是北方的乱局就摆在那里，谁都知道应该趁乱做点什么。司马昱也在筹备北伐，当时朝廷主要的军事集团，一是桓温的荆州军团，另一个就是掌握在朝廷手中的由徐州和豫州流民以及扬州（不是现在的那个扬州市，当时的扬州包括今江苏省沿江地区，苏南地区和整个浙江地区。）百姓组成的徐豫军团。司马昱用人不疑，把朝廷最后这点老底子，全交给了殷浩。
前面介绍过，殷浩年级轻轻就是清谈界里的超一流高手，学术水平那是没的说，但是带兵打仗可就是个外行。同时，殷浩的统战工作做得也很差。当时，北方的一支羌族部落，为避石赵的内乱，在头领姚仲弋的带领下，举族南迁，投降了东晋。姚仲弋死后，其子姚襄成了首领。殷浩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特别讨厌姚襄，几次三番地想除掉他，但都没有成功。当时殷浩经过一年多的准备，正率领朝廷的精锐共七万兵力驻扎在寿春（今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姚襄不敢和殷浩硬碰硬，就派手下谋士权翼去劝说殷浩。在理直气壮的权翼面前，殷浩心里有鬼，居然放下了对姚襄的戒心。而姚襄却对殷浩恨之入骨，伺机对殷浩发动反击。
机会很快就来了。自认为准备妥当的殷浩于永和九年（公元353年，著名的兰亭集会发生在这一年春天。）十月，殷浩全军出动，开始北伐，目标是收复晋朝的旧都洛阳。殷浩让姚襄做先锋，自己率大军尾随。姚襄才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部队走到了山桑（今安徽省蒙城县坛城镇），姚襄向殷浩谎报，自己的部队发生了溃散，要殷浩速来支援，实际上预设好伏兵，给殷浩下了个套。殷浩不知是计，加速部队运动，一头钻进了姚襄的口袋，被姚襄打了个措手不及，不但损失了上万的军队，辛辛苦苦筹备的辎重也全被姚襄俘获。
司马昱筹划多年的北伐，就这样被殷浩给搞砸了。
本来已经倒霉到家的殷浩，又被老友桓温狠狠地踩上了一脚。永和十年（公元354年）正月，桓温上书朝廷，历数殷浩的斑斑劣迹，要求朝廷废黜殷浩。桓温的上书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朝野的声音，司马昱眼看保不住殷浩，只好废殷浩为庶人，押送到东阳郡的信安（今浙江省衢州市）软禁了起来。
软禁之中的殷浩依然不失名士风采，表面上没有任何的颓废和忧伤，还在名士圈里声称，从此开始研究佛学，（当时佛学还没有被士大夫阶层普遍接受）很快殷浩还就成了佛学行家。然而殷浩的家人经常看到殷浩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用手指在空气中写字。仔细观察后发现，殷浩写的是“咄咄怪事”四个字（这就是成语“咄咄怪事”的来历）。可见表面上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的殷浩，内心有多么的苦闷。
眼看自己一下把老友整得这么惨，桓温又有点后悔了。一次他对郗超说：“阿源（殷浩字渊源）要德行有德行，要学问有学问，如果任命他做尚书令或尚书仆射的话，一定能够领导朝廷各位大臣。朝廷却让他带兵打仗，是朝廷用人不当啊。”于是打算重新启用殷浩做尚书令（相当于国务院总理）。
郁闷之中的殷浩收到了桓温的来信，心情无比激动，就亲手给桓温写了一封回信。然而兴奋过了头的殷浩，反复斟酌自己回信中的词句，信封上了又拿出来研究，生怕写得不好让桓温不悦。如此反复了十几次，最后信发出的时候竟然没有把信纸装进去，给桓温寄去了一个空信壳！
桓温被殷浩这种无厘头的举动弄得莫名其妙，理所当然地认为殷浩在向自己示威，也在表达绝不站到他这一边的意愿，可见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啊。于是两人彻底翻了脸。郁郁寡欢的殷浩于两年后（公元356年）病死在信安

南郡公桓温——有贼心没贼胆还死要面子的一代枭雄——之十二
永和十年正月里排挤了殷浩之后，二月，桓温亲率步骑大军四万人，正式北伐。全军先走水路，从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市）沿汉江北上，在均口（今湖北省丹江口市均县）转入汉江的一条支流到达了南乡（今河南省淅川县南）。在这里全军登陆，走陆路向武关（今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境内）进发，同时命令司州刺史司马无忌从汉中出发，北上经子午谷向关中平原进攻。
桓温这次进攻的目标，是氐族人刚在关中地区（今陕西省西安市周边）建立前秦政权。
桓温一路攻势凌厉，先攻克了上洛（今陕西省商洛市），俘虏前秦荆州刺史郭敬，又攻占了青泥（今陕西省蓝田县南）。司马无忌出子午谷，在长安西部地区劫掠，骚扰前秦。而自永嘉大乱以来一直割据西北，以今甘肃省武威为中心，并向东晋称臣的前凉政权也派出秦州刺史王擢进攻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接应桓温。一时间，前秦政权岌岌可危。
前秦皇帝符健没有坐以待毙，他派出自己的儿子符生和弟弟符雄率军数万迎战桓温。
符生率先出战。符生从小就力大无比，还是个独眼龙。交战中符生亲自冲锋，先后杀死桓温的应庭和刘泓两名将领，桓温军伤亡数千人。而桓温的军队也不是吃素的，没有被符生的冲锋冲散队形，依然结阵力战，击溃了符生的军队。
符雄看到符生败落，也率领自己的军队，在白鹿原（今西安市东南）和桓温决战。被桓温的弟弟桓冲领兵打败了。
符雄一看桓温是快硬骨头，根本啃不动，只好回军攻击在长安西边扫荡的司马无忌。司马无忌打不过符雄，退守女娲堡（地址不详）。
桓温连战连胜，进军驻扎在霸上（今西安市东）。符雄则率领五千人，背靠长安城，阻挡在桓温的正面。深沟高垒，坚守不战。两军就这样夹着灞水对峙着。
长安周边的老百姓纷纷拿出酒肉犒劳桓温军。很多白发苍苍的老者都流着泪感叹道：“想不到今天还能再次看见官军啊！”可见依附于少数民族政权之下的汉族百姓，内心还是向往东晋政权的。
长安就在眼前，桓温为什么不渡过灞水进攻呢？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这时，司马无忌已经和王擢攻克了陈仓，应该说战局对桓温非常有利。
桓温是想保存实力吗？攻城一定会带来重大的伤亡，而且也不一定就能攻下长安。就算攻克了长安，还要考虑由谁来治理的问题。毕竟攻克长安后就要留下军队驻守，而此刻的桓温一共也就四万人，他还要手头留点资本和司马昱抗衡呢。
桓温出兵前，是计划就地收割粮食补充军资。然而符雄采用坚壁清野的策略，提前把长安周边的麦子都收割了，桓温的军粮发生了短缺。不能下定决心攻城的桓温于是决定撤军。六月，桓温收纳了长安周边三千多户老百姓撤退。原本依附前秦的匈奴一部一万多人也在首领呼延毒的带领下，跟随桓温东返。
前秦太子符苌则率领军队，跟随在桓温后面偷袭，给桓温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而符苌也在战斗中受了箭伤，不久就去世了。
九月，桓温全军退回了襄阳。司马无忌和王擢看到桓温退军，也撤出了陈仓，退回了各自的出发地。司马昱派侍中黄门到襄阳犒劳桓温。桓温的第一次北伐就这样结束了。
这一次的北伐，应该是东晋朝廷的实际控制人司马昱在经过了多年的准备以后，趁着石赵的内乱，对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从军事上讲，司马昱采取两路出兵的策略，由殷浩率领徐豫军团进攻洛阳，由桓温率领荆州军团进攻长安。殷浩先出发，攻占洛阳的同时，还能保护桓温的侧翼安全。
从政治上讲，对外打击少数民族政权，收复西晋末年以来汉族政权丢失的领土；对内，一是迎合朝野内部北伐的呼声，尤其是压制桓温四、五年了，一点行动都没有，舆论上说不过去。二是由中央的首脑人物殷浩主导一路的军事行动，即使桓温北伐也取得了成功，也能依靠殷浩的胜利来相抗衡，避免桓温一家独大的局面产生。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司马昱的如意算盘，都被殷浩给毁了。
纵观桓温的这次北伐，虽然在战斗中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实际没有占领任何一块地盘，因此从军事上来说，桓温的这次北伐不能算是成功的。但是从政治上来讲，桓温北伐，对前秦政权还是造成了相当大的打击效果，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一扫永嘉大乱之后汉族政权在少数民主政权面前节节败退的窝囊样，对于全体东晋国民的士气是一次极大的鼓励，给东晋朝廷长了脸！
而对于桓温来说，本来一次军事上的并不成功，却在殷浩惨痛失败作背景下，反而衬托得高端、大气、上档次了起来。朝野上下都看到了殷浩的失败，与之相对比桓温那还算说得过去的胜利就显得那样的耀眼！司马昱精心准备后的一次和桓温之间的政治对决，以司马昱被打得鼻青脸肿而结束。
此时的司马昱，估计只能感慨：不怕桓温一样的对手，就怕殷浩一样的队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