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封叶 2017-10-08 11:03:54
虽说商朝不再追究周国的“反叛”行为，但帝乙二年周人这次惨败后，应该丧失了山西和陕东的大部分新得据点，重新龟缩到岐山一带。《孟子·公孙丑》上说，“文王以百里（兴）”，虽然不免夸张，但姬昌早年时周人的地盘又变得很小，应该是事实。这真是老子季历辛辛苦苦几十年，儿子姬昌一夜回到解放前。
俗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今本竹书纪年》称周军伐商失败的第二年，也就是帝乙三年，周国又发生了地震。这时候的姬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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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益之道 2017-10-08 11:30:07
这时山西的虞国受到影响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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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没有任何记载，不过个人猜测没有受到影响，依旧还在。后面的“虞芮之讼”中虞国，还是太伯、虞仲之后的虞国。

周侯姬昌在位初年还有一件“外交”和发展的大事，那就是周国又与莘国（有莘氏）联姻。《诗经·大雅·大明》有云：
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hé）之阳，在渭之涘（sì）。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qiàn）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

诗文说，当时的莘国位于今天陕西东部合阳县一带，姬昌亲自到渭水边迎亲。只见那莘国之女太姒美若天仙，周人为之串舟做浮桥，场面风光盛大。周人之所以对文王娶莘女太姒洋洋自得，是因为有莘氏可是比文王之母的挚国更显赫的家族。据《世本》载，有莘氏是夏王室的支族，姒姓，“莘”又作“辛”。众多史书说，夏末时成汤娶有莘氏之女为夫人，有莘氏的庖正（膳食官）伊尹辅佐成汤夺得天下，因此有莘氏在商朝也非常吃香。故而在《诗经》中周人称莘国为“大邦”。周国怎么又攀上莘国这高枝的呢？《易经》（又名《周易》）中有“帝乙归妹”一句，疑古派大师顾颉刚曾考证，《周易》中的卦辞，多与商周历史有关，“帝乙归妹”可能就是说商王帝乙嫁女给当时的周侯姬昌。不过顾颉刚认为姬昌是娶了两次老婆——最初娶的“大邦”之女是殷商之女，续娶的是莘国之女。其实顾大师应该是误读了古诗。本人以为，所谓“帝乙归妹”应该就是指商王帝乙做媒，把莘国之女嫁给姬昌。帝乙为什么这么“好心”呢？个人猜测，可能这就是因季历无罪死于商朝，帝乙给予他儿子姬昌的一种补偿吧。其实不管“帝乙归妹”是否是指帝乙赐婚周人，总归姬昌娶了太姒之后通过周莘两国联姻，周人的政治势力又有所扩大、又能学到更多的先进文化，则是无疑问的。而且太姒的到来，让姬家人丁极为兴旺。《诗经·大雅·思齐》云：“太姒嗣徽音，则百斯男矣。”意思是说太姒的德行美好，生了一百个儿子，这就是“文王百子”传说的由来。当然太姒就是一个劲地生，一辈子也生不了一百个儿子，这显然是夸张。不过《史记》载，太姒至少给姬昌生了十个儿子：长子伯邑考，次子武王发，三子管叔鲜，四子周公旦，五子蔡叔度，六子曹叔振铎，七子成叔武，八子霍叔处，九子康叔封，十子冉季载。（他们的本名只是最后一个字或两个字，前面的某叔、某公的某，是指他们后来的封邑或封国名。）

对外关系如此，关于内政方面，《尚书·无逸》篇中是这样描写姬昌的：“文王秉承着太王和季历两位先王谦抑畏惧的德行，亲身管理平整道路并重视农业；他的性格仁爱恭敬，关心爱护小民，普施恩惠给那些孤苦无依的人们；从早晨到中午乃至晚上，常常都忙得没空吃饭，为的是让万民和睦生活。文王不敢沉湎于游玩和打猎，只忙于和许多属邦国君共同推行政事。”用一句话来说，周侯姬昌是勤于政事，广施仁政。
姬昌在周国施政时，还非常注重“集思广益”，任用贤良。对他帮助最大的，首先是他的家人。
《国语·晋语四》说，文王自继位以来，遇事“询于八虞，而资于二虢”。我们首先来说说后面的“二虢”。这“二虢”，就是指姬昌的二弟虢仲和三弟虢叔。当然虢仲和虢叔并不是这弟俩的真名，只不过因为武王伐纣后把虢仲封在今天河南荥阳的东虢国，把虢叔后代（伐纣时虢叔已死）封在今天陕西宝鸡的西虢国，所以他们才有了这种称号。《左传·僖公五年》还说，姬昌在位时，两位弟弟虢仲、虢叔都位居卿士（执政大臣），帮助哥哥一同治国，为周族的振兴出力甚多。“二虢”中尤其以虢叔更为贤能，《尚书·君奭》篇中把他列为文王贤臣之首。现在再来说说“八虞”。“八虞”具体是说哪八个人呢？《论语·微子》篇说“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伯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guā）”。“八虞”应该就是指上面这八个人。那这八个人的身份是什么呢？旧时的注疏者，都把“八虞”说成是八个“虞官”（掌管山地和池泽的官员）。其实这种说法显然不对，要知道周人“亲亲”，也就是选拔人才是以亲疏为第一标准的，所以“八虞”能排在文王弟弟“二虢”之前，说明他们必是姬姓近支而且地位高过“二虢”的人，怎么可能只是“八个虞官”这么简单呢？其实当时在老姬家内，地位高于“二虢”、又与“虞”有关联的，用脚趾头也能想出来，那就是姬昌二伯父虞仲的儿子们（太伯无后）。这种猜想，也能得到考古支持。因为“八虞”中的伯达、伯适、仲忽，在《尚书》、《逸周书》里又称南宫伯达、南宫括（适）、南宫忽，而2013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随州文峰塔东周墓地出土的曾侯舆编钟铭文里，曾侯與说曾国始封君就是“伯括（适）”，又自称是“（后）稷之玄孙”，证实南宫适（括）为代表的南宫家族确确实实是后稷的后代、根红苗正的老姬家人。现在我们就明白了，古书中所谓的文王“询于八虞，而资于二虢”，就是说姬昌每遇到事情，总是和自家的哥哥弟弟们商量，而不是独断专行。这也就是后世儒家所盛赞的“孝友”之德。

@gxq1024 2017-10-09 08:41:23
楼主把八虞归为仲雍的后代？剧本是：仲雍先被古公亶父撇下，留在豳，然后无缘无故再迁往平陆，花了也没几年时间就在平陆建了个虞国，给季历做中转站。然后仲雍的儿子孙子中的至少8个，不待在虞，跑去西岐给姬昌那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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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剧本你没看清楚？我的剧本是：周人在豳地受到戎狄侵扰，决定搬家重新寻找乐土，但是走之前并不知道适合周人发展的地方在哪里，于是为了增大寻到乐土的把握，也为了不至于在转移路上遇敌全族覆没，所以他们兵分两路走，太王带着小儿子季历和大部分族人走一路，两个成年儿子太伯和仲雍带领少部分族人走一路，太王他们辗转走到岐山下，太伯他们辗转走到平陆。上古时地广人稀，很多地方都是没人住的，所以太王和太伯各自在当地建国。

仲雍的虞国，因为是周国的分支，国势应该不如周国，仲雍的子孙到周国去发展，难道没有可能？他们本就是一家人。不要说是一家人了，就算不是一家人，商朝也有很多外国外族的贵族去当官，周国也有太颠、闳夭、鬻子、散宜生、辛甲大夫等外族人跑去当官，为什么仲雍的子孙作为自家人不能跑去周国当官？

@gxq1024 2017-10-09 08:44:14
楼主差不多该讲讲文王四友的来历了吧，史料记载比较少。
还有邵公奭，究竟什么身份，也是文王的儿子？庶子？养子？还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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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四友就是文王四位重要大臣，有几种版本，没必要搞清楚是哪种版本对。
召公奭不是文王的儿子，但是是同姓（姬姓）。《左传》“文昭十六国”（文王之子的十六国）里没有燕国。

当然，姬昌在任用自家人之余，也礼贤下士，注重广罗并任用周国之外的人才。《史记》说，姬昌每天接待士人忙到中午还顾不上吃早饭（古人一日两餐），所以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等一大批周国之外的贤士能臣聚集在他身边。这些人中，太颠和闳夭因为相关记载太少，族属至今不明。而散宜生，虽然传世文献中记载也少，但幸运的是我们出土了很多西周散国带铭文青铜器，现在史学界一般认为散国也是姬姓（但和周国并非同族）。鬻子的族属史书上记载得则很清楚，他就是芈姓楚国的先祖，楚国的历史渊源我们后面会用1节详细说。而辛甲大夫又称“辛公甲”，则是姬昌的老岳丈家——莘国的贵族，因为古书中“莘国”又常写作“辛国”。当然按其他史书记载，辛甲大夫投奔周国，其实在文王后期，这里太史公胡子眉毛一把抓，提前写了。关于辛甲大夫的详细事迹，我们以后会继续讲。

（网友@gxq1024问到召公奭的问题，本人就在此处补一段介绍文王庶子的文字，补在太姒生十子之后，“八虞二虢”之前。）

既然说到太姒为文王生的儿子，我们索性就把姬昌所有的儿子都说完。《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东周周襄王的大臣富辰曾提到“文昭十六国”的说法，也就是说文王的儿子封了十六个国家。算上早亡未得封的伯邑考，再加上做了周君的武王发，所以文王实有嫡庶十八位儿子。去掉正妃太姒所生的十位嫡子，文王还有八位庶子分别是：毛叔郑、郜叔、雍伯、滕叔绣、毕公高、原伯、丰叔、郇（荀）叔。
有人可能会说，你咋没提到一些史书上认为是文王庶子的召公奭呢？其实召公奭并非文王之子，只是也是姬姓而已，这点太史公在《燕召公世家》中的描述是对的。首先，周襄王大臣富辰在数“文昭之国”时明显没算上召公奭之后的北燕国。北燕国也是周初分封的重要诸侯国，而且春秋战国时一直存在，如果召公奭是文王之子，富辰作为王室大臣在数“文昭之国”时没理由漏掉燕国。而且现代考古发现，周初北燕国和周王畿内召公家族的成员在青铜器铭文中的名字，往往是“日名”形式，如《匽（燕）侯旨作父辛鼎》、《伯宪盉》等都提到“召伯父辛”这个人。我们知道，商人惯用“日名”，如武丁、武乙、帝乙、武庚，而周人是没这习俗的。这证明召公家族受殷人的影响比较深，他们这支姬姓族人在商末时最初应该住得离商人比较近。显然召公家族虽然也姓姬，但跟周王室关系较疏远，并非周王室成员。有人又要问，那你说召公奭是何方人氏呢？不知大家还记得不，前面我们讲过，殷墟卜辞显示商王武乙时期，就曾经讨伐过一个位于今山西中北部一带、名叫“召方”的方国。因此笔者认为，召公奭应该本是商代山西“召方”人，后来“召方”因受武乙等商王的打击，被迫向西迁移，最终归附了同姓的周文王。可能因为召公奭是“召方”归附文王时的首领，有丰富的对商人作战经验，熟悉商朝内情，所以被周文王重用，甚至被收为义子，以至于一些人误认为他是文王庶子。按传统说法，召公奭是因为文王时被分封在召地（今岐山西南刘家原一带），故称召公。但根据上述推测，召公奭称号中的“召”是源于山西“召方”；陕西岐山的召地，其实是召公奭把原来的国名带到当地而已。

（本段接在姬昌礼贤下士、任用太颠、闳夭、散宜生等人之后。）

这些本家和四方汇聚的贤能之士，无疑使姬昌的周国拥有了一个强大的智囊团和干练的行政班底。尤其要注意的是，在部族方国时代，一个贵族或族长，往往代表他们所在的方国或部族，如鬻子代表芈姓的一支部族、散宜生代表散国。也就是说周文王吸纳外邦贤士，不单是吸纳到一个个个人的归附，而且还等于争取到一个个方国或部族的支持。
显然，经历失败和挫折后，少年姬昌迅速长大。他不再急于求成，而是学会了喜怒不形于色，并逐渐体现出了一个成熟政治家的风范。就这样，一晃数十年过去。太王所选的周原宝地本就水草丰美、自然条件优越，再加上姬昌长期脚踏实地地苦心经营，周国的实力又渐渐恢复，重新成为商朝西部诸侯、方国中的强国。

在此我们要多说几句的是，古往今来，各种史书都把周侯姬昌韬光养晦策略的成功，完全归功于他自身的能力，也即对外能忍会装，对内励精图治。姬昌自身的能力当然不可否认，但自古以来任何事情要成功，内因、外因都是缺一不可的，这就是所谓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是内因，“天”也即当时的外部环境。姬昌的“天”，说白了当时主要就是指商朝。换句话说，如果当时商朝时刻紧盯周国，打压姬昌，姬昌再“韬光养晦”，他的周国也难以复兴并壮大。所以姬昌的成功，除了自身的能力，其实还要多亏商朝方面的“配合”，也即商朝那时没有注意姬昌，没有去打断周国这时期的闷声大发展。
那帝乙为什么会“配合”姬昌的“韬光养晦”，不去打扰周国的发展呢？其实这个原因和武乙时期不管季历一样，就是商朝作为天下霸主、“世界警察”，实在太忙，有太多的诸侯国和方国时不时和它作对，不是反叛就是犯边，需要商人出手。据卜辞记载，因为西边的盂国（传世文献写作“邘”，在今河南沁阳西北）进犯商朝的属国，帝乙九年十月到十年九月，商王帝乙曾经动员多个诸侯国的军力，发起对盂国的历时一年的大规模讨伐。当时还有一些反商方国结成联盟对抗商朝，西有羌人四国组成的“四邦方”，东有东夷二国组成的“二邦方”，帝乙也不得不多次对其进行征伐。所以当时商王帝乙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商王畿近边的那些公开的“叛乱分子”尚且削不完，帝乙哪有功夫去盯遥远的、表面上装的极其恭顺的周国？这个事实，再次证明地理位置是一个部族或国家兴起的重要因素之一（岐邑那地方在今陕西西部，离商朝王畿太远）。

11，纣王宠佞臣

旧时评书常说“花开两头，各表一枝”。本节我们又要再来说说商朝的情况。
我们上节说过，周侯姬昌前半生的对手是商王帝乙。那帝乙在位多少年呢？根据《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帝乙在位九年；但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则说帝乙在位三十七年；而通过研究殷墟帝乙时期卜辞，夏商周断代工程又提出一个新说法——帝乙在位二十六年。我们在此还是选择相信断代工程的说法吧，毕竟有卜辞依据，不能因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很多错误，我们就完全否定它。商王帝乙驾崩后，他的儿子“受”继位，后来日名叫“帝辛”。当然这帝辛他还有一个更为大家熟悉的称号，那就是“纣王”。
“纣王”的称号是怎么得来的呢？其实非常简单，因为帝辛本名“受”，上古史书《尚书》中称他作“商王受”，而古代“受”、“纣”音近通假，所以“商王受”又可写作“商王纣”（《逸周书》中就是如此），于是后世有些人就翻过来误称他为“商纣王”（商受王）了。自古以来不少人认为“纣王”是商王受的“谥号”，还说谥法里“纣”是“残义损善”之意，其实这完全是倒果为因。按传统说法，谥号是周公安葬周武王时发明的（《谥法研究》P2），但现在历史研究者多认为谥号制度大约是西周中期以后才逐渐确立。商末周初的时候，还没有谥号制度，“纣王”怎么能是谥号呢？退一步讲，就算商末周初已经有谥号制度，谥字也是放在前面的，该写作“X（谥字）王”，而不能写作“王X”。而古书《逸周书》中称纣王为“商王纣”，“纣”字在后，显见这是指商王帝辛的名字，而非谥字。“纣”之所以被后世误认为是“谥字”，完全是因为“纣王”在后世的名声太臭，人们“恨屋及乌”，提到“纣”字本能地觉得这就是个坏字眼，以致于把它当做一个很恶的谥字了。就如“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一般。“桧”本非坏字眼，却因为秦桧，后世取名时再无人用。

话说这纣王本是帝乙的小儿子，他还有个大哥叫启。因启后来封于微地（在今山西境内），所以史书上称他为微子启。微子启虽年长，不过却是帝乙的小老婆生的，是庶子。而纣王是帝乙的正妻所生，是嫡子中的长子，因而得以继承父亲帝乙之位。由此可见，商朝后期已经确定了继位的“嫡长子”制度。
传统史书说，这纣王天资甚高，嘴巴能言善辩，脑子聪明过人，而且身体力大无穷，能空手跟猛兽格斗，真是文武全才。

在即位之初，纣王就做了一次重要的人事调整：任命周侯姬昌和鬼侯（又作九侯）、鄂侯（又作邘侯）为“三公”。（注意这时周侯姬昌应该约有40岁了，因为他即位时十余岁，帝乙又执政二十多年。）这三位，都被传统史书认为是“贤人”。大家想必会认为，这是刚登上宝座的纣王希望“励精图治”的表现。其实纣王的真实用意未必如此。
周侯姬昌的情况我们知道，他即位初期为父报仇伐商大败，此后改变策略韬光养晦，对商朝极为恭顺，几十年下来周国力量又重新变得强大起来。那位鄂侯则是姞姓，与密须国和南燕国同姓，文献上又写作邘侯。前面我们说过，传世文献中的“邘”国在甲骨文里写作“盂”国，位于商王畿西南的今河南沁阳西北一带。而在甲骨文里，往往“鄂”、“盂”两地并称，如“二田鄂、盂有大雨”。历史学者一般认为商代时鄂在现在河南沁阳，与沁阳西北的盂地相距仅有几十里。可能是两地太近，所以统治现在沁阳一片的商末诸侯既可以称为“鄂侯”，又可以叫做“盂（邘）侯”吧。现在有些人该记起来了，原来鄂国就是盂（邘）国，也就是我们前面介绍过的、曾被商王帝乙用了一年时间大力征讨过的那个国家！当然纣王时期的鄂侯（邘/盂侯），很可能是帝乙时期征讨的那位盂侯的儿子。从帝乙时期曾大力打击盂国我们猜测，纣王封鄂侯（邘/盂侯）为三公，显然是在军事打击之后，又用官爵来笼络鄂国（邘/盂国）的首领。说白了，商王朝实际上是在用大棒加胡萝卜的双管齐下的方式来对付鄂国（邘/盂国）。我们是否还记得，帝乙当年在大败兴兵报仇的周侯姬昌后，可能也用联姻的方式笼络过他（“帝乙归妹”）。可见作为几百年中原霸主的商朝，玩又打又拉这套把戏玩得极为纯熟。至于纣王时期的鬼侯（又作九侯），自然是晚商时期北方鬼方部落集团中的一国。我们先前也介绍过，鬼方曾是商朝的劲敌为武丁所讨伐，商朝晚期又臣服于商朝，替商王打仗、祭祀、贡献人牲和官吏。
介绍完三国的情况后我们会豁然发现：周国在商朝西面，鬼国在商朝北面，鄂国（邘/盂国）在商朝南面。所以与其说纣王是真的信任并想重用这三公，倒不如认为他是为了笼络商朝西、北、南三个方向的强藩代表。不过不管怎么说，即位之初的纣王采取这些措施，说明他心里还是蛮顾及“稳定”商朝边疆大局的。

但接下来史书又说，“文武全才”的纣王，骨子里又是个贪图享乐的主儿——他好美酒，好歌舞，更好美色。没多久，他就逐渐现出原形。他用象牙做的筷子吃饭，用犀牛角和美玉做的杯子喝酒。他还命令一个名叫涓的乐师，给他创作淫词浪曲，并编排各种鄙俗的舞蹈。吃喝玩乐之后，纣王又开始扩充宫室，大兴土木。史载北到邯郸、沙丘（今河北邢台市广宗县），南到朝歌（zhāogē，今河南淇县），都建有他的离宫别馆，尤其以朝歌宫室最为豪华，传说中的鹿台、摘星楼都在朝歌城里。后来，纣王经常驻跸朝歌，这里俨然成了商都安阳殷墟以外的另一个重要政治中心，犹如副都一般。当然我们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下的是，朝歌的离宫别馆，也并不是纣王时始建的。《水经·淇水注》、唐代《括地志》说从纣王的六世祖武丁时起，商人即开始经营位于安阳殷墟以南百余里的沬邑，也就是朝歌城。武丁是把沬邑当做军事据点建设的，因为考古发现殷墟没有外郭城墙，只是北靠洹水、漳河，西以太行山为屏，东以黄河为障，唯独南面却是开阔的平原，是防御的缺口。因此在殷墟南面建立一个有城墙的军事基地，无疑对保证商人都城的安全非常必要。《史记》、《帝王世纪》说后来纣王的太爷爷武乙、爸爸帝乙就曾迁都于朝歌，这两位商王自然也不会不在朝歌建立离宫别馆。而武乙、帝乙包括纣王之所以看重朝歌，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商末时都城殷墟里的人口已经过于密集拥挤，第二方面则是商朝后期以来国力逐渐衰落，四方战乱不断，找个有城墙的城池做副都商王们也许觉得更安全吧。

回过头来说纣王。他喜好玩乐，自然得有玩伴；要大兴土木，更得有人给他搜刮民财。这些方面，自古被誉为“贤人”的三公显然没法满足纣王的，因为这些事儿只有“小人”才办得来。于是纣王便宠信重用费仲、恶来、崇侯虎等著名的“奸佞”。
先说这崇侯虎，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义》里说他有个弟弟叫崇黑虎，显然是把“崇”字当他的姓，把“侯虎”当成名。其实“崇侯虎”这个称呼中，“崇”是国名也是“氏”，“侯”是爵位，“虎”才是他的私名，意思是“崇国的诸侯，名虎”。根据传说是姜太公所作的《六韬》一书记载，崇侯虎能力举500石的重沙，显然是个猛将的角色。而费仲和恶来都为东夷系统的嬴姓人，传说他们是虞夏之交时帮助大禹治水的功臣伯益的后代。《史记》说费仲善于“溜须拍马”，并负责天天替纣王出馊点子来搜刮钱财。恶来是当时著名的大力士，他的父亲飞廉则以“飞毛腿”闻名于世，他们父子二人自然是充当纣王的打手爪牙。据战国大儒荀子说，纣王时扩大宫室、修筑园林的活儿，都是由这爷俩做监工。鲜为人知的是，恶来这大力士并不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主儿，他还有个“特长”，那就是喜欢打小报告、说人坏话，所以诸侯们也都怕他。纣王有了这些人，就如同后世宋徽宗有了蔡京等六贼，简直是如鱼得水。
眼见纣王越来越不上道，朝中很多正直的臣子纷纷劝谏。面对这种情况，纣王充分发挥了自己聪明智慧、能言善辩的天资，给自己贪图享乐的行为找各种理由辩护，以文过饰非。你别说朝臣们居然还真辩他不过。

不久，纣王发兵讨伐北方的己姓有苏国（今河北邢台沙河市）。小小有苏国哪里挡得住商朝大军，于是献上了一个天仙般的美人儿请降，这自然就是著名的妲己了。得了妲己以后，好色的纣王就“三千宠爱在一身”，妲己让他干啥他就干啥。为博美人笑，史书载此后他更加加重赋税，搜刮钱粮，来收罗狗马奇物，充实后宫。甚至纣王还在沙丘离宫（今河北邢台市广宗县）搞大型Party,把酒倒进池塘，肉脯挂满树梢，让男女光着身子在其间追逐淫乐。当然最后“酒池肉林”的说法显然夸张了些，肉脯倒是能挂在树枝上，但当时的酒都是低度米酒，一大池塘的米酒一次喝不完，太阳底下还不得晒酸了？
随着纣王愈加荒淫残暴，百姓更加不满和怨愤，很多诸侯也纷纷反叛。纣王不但不悔改，反而制定了“炮烙之刑”来震慑天下。据说这炮烙，就是在火中横一根铜柱，上面涂上油脂，让犯人光着脚从上面走。犯人站不住跌下铜柱，自然掉进下面火堆里被活活烧死。纣王和妲己见了则哈哈大笑，以此取乐。

纣王时期，商朝与周边诸侯国、方国的战争也一直不断，最有名的当然就是“纣王伐东夷”了。
东夷，是文献中对东方各部族的泛称。广义上，东方北到幽燕，南至江淮的族群，都属于东夷；狭义的东夷，则指的是中原正东方的夷人，也就是指上古时位于现在山东一带的部族。但如果你到殷墟甲骨文中找“东夷”或“X夷”，你会发现根本找不到。这并不是因为商人没有“东夷”的概念，而是因为商人实际是把东方民族写作“X人”的，如“东北人”、“归人”、“人方”。“东北人”、“归人”换成后世写法该写为“东北夷”、“归夷”，同理“人方”该写为“夷方”，正是文献中的“东夷”（狭义）。在西周金文里，文献里的“东夷”、“淮夷”、“南夷”，依旧是写作“东人”、“淮人”、“南人”的。因此国学大师王献唐等人考证，甲骨文里的“人”字，最初并不是指普遍概念的“人类”，而就是特指“东方之人”，也即文献里的“东夷”人；在甲骨文里凡是提到“人”，身份都是比较低下的，不是奴隶就是平民，甲骨文里的“人”字字形也明显是人作低头垂手的顺从状。这种说法应该很正确。本人推测“人”字概念的演变历程应为：甲骨文中“人”最初是特指“东夷”人，慢慢概念扩大为指所有地位不高的“下等人”，大概到了西周后期概念继续扩大才变为“人类”之意。因为“人”的含义扩大了，从特指变为泛指了，所以西周末、东周之后人们就用另外一个字“夷”来特指“东夷”人了，这才有春秋战国文献中“东夷”、“淮夷”的写法。（当然“夷”字也不是西周末之人新造的，甲骨文、金文中本有“夷”字，但做动词“平息”解，并不做族名。甲骨文、金文中的夷，是由箭头“矢”和绳索“S”组成，不知该字最初是在画“用绳子把箭捆起来”，还是画“系有绳子可回收的箭”。）

卜辞：惟人方受佑


人方即夷方，即文献中“东夷”（狭义）。

西周晚期㝬钟铭文（局部）：南人东人具见（红线部分）

文献中的“南夷”、“东夷”，西周晚期金文还是作“南人”、“东人”

甲骨文中的夷字，从矢从S

说完了甲骨文、金文里“夷”字的变迁，我们再来说说东夷各部族的图腾。《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春秋时期的郯国国君说自己祖宗东夷少昊氏的朝廷里，全是以鸟命名职官——凤鸟氏是掌管天文历法的官，玄鸟氏是掌管春分秋分的官，伯劳氏掌管冬至夏至，青鸟氏是掌管立春立夏的官，丹鸟氏是掌管立秋立冬的官，祝鸠氏是掌管教化民众的司徒官，雎鸠氏是掌管司法的司马官……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为，这就是表明少昊氏为首的东夷部落联盟里，各部落都是以鸟为图腾的，区分这些不同的部落，就是看他们不同的鸟的徽记。这点也为考古所证实。考古学者发现，鸟的形象反复出现在今天山东境内出土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陶器、玉器上。我们知道商人的图腾也是鸟——玄鸟，甲骨文里商人先公王亥的“亥”字，很多时候上面就带有一个鸟字头，而且商人起源于河北北部或东北，表明商人最早应该也是广义东夷的一支。只不过后来商人占领了中原，成了“城里大富豪”，就逐渐认为自己高东夷这些穷亲戚一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