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石井为首的７３１部队，为了屠杀中国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

石井曾经派遣大批细菌专家到北京、南京、上海、武汉各地集中营去，把注射有伤寒菌和副伤寒菌的大饼，分给关在集中营的人们吃

据说吃过这种大饼的人，共有３０００多人。石井命令各集中营负责人，把凡是吃过大饼的人，全部释放出去，让他们去引起伤寒和副伤寒的流行。

除了７３１部队，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日军的细菌部队，也不同程度地以活人为实验品进行细菌武器研究。如日军在济南细菌部队的一名中尉军医竹内丰（刘宝森）就曾供认说：“于１９４３年在济南防疫给水部工作时，为了进行细菌战，用特殊设备制造了大量的肠伤寒，副伤寒菌，供飞机撒播使用。为了实地试验他亲制细菌的效力，曾自济南宪兵队先后要来我军俘虏（指中国抗战将士）１１名，进行了活体解剖实验

第7节 揭发谢罪

侵华日军的细菌战惨绝人寰，不仅违背国际法，而且违背人性，为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所痛恨和谴责。抗战胜利后，被俘虏的细菌战战犯在国际法庭上受审，得到了正义的惩罚，
而更多的参与细菌战的日本人为了逃避惩罚和舆论谴责，归国后隐名埋姓，过着孤独的生活。他们中有的由于不能接受良知的煎熬最终愤然自杀，有的则为当年的所作所为负疚终生。

日本老兵丸山茂的揭发和谢罪行为就很有代表性
丸山茂是广州波字第８６０４部队第一课细菌搜索（检验）班的班兵长。１９９３年，他在东京参观了７３１部队罪行展后，良心受到了很大震动，便主动揭露了８６０４部队的罪行。

他说，广州波字第８６０４部队机构较为庞大，是“配属１２００多名专业人员的师团级单位。本部下设６个课。其中专业将校１００人（根据内山武彦的战地日记，不包括兵区医院的人数）”。据他回忆，该部队“第四课地下室有很多用福尔马林浸的尸体，第四课课长每天都进行解剖。煤油桶里面盛着收集到的做鼠疫实验用的老鼠。”出于内心的不安，丸山茂曾于１９９５年７月、１１月两次到广州，核实揭露材料的可信性，期间不仅向细菌战死难者墓碑敬献花圈，念经文，烧香叩首请罪谢罪，而且还发表了《不管以什么名义，走向战争是罪恶》一文，警示后人，文章指出：

我想没有战争体验的人们可直接听到或从书刊、广播、电影当中了解到战争受害者的悲惨命运，所以对战争能有一定的认识。但在另一方面几乎没有加害者方面的真实的坦白。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旧日军对周围各国人民究竟做了些什么。所以就没有对过去战争的反省，或只有形式上肤浅的表示。

这样就不能体查到周围国家的人们所遭受的痛苦。由于不知道周围国家人民对旧日军的恐惧怨恨心理，被“作出国际贡献”等口号所欺骗。我认为这也是容忍修改战后和平宪法向海外派兵及积极地推进这些的原因之一。

战争是非道义性的，为了防止再次侵略他国，现要将鲜为人知几乎被埋没掉的香港难民大量被细菌战杀伤记录下来

同丸山茂一样心存良知的日本老兵还很多。他们抱着内疚和赎罪的心理，秉笔直书，揭露细菌战罪恶，使侵华日军的细菌战真相逐步为世人所了解。看破军国主义者的蛊惑和欺骗后，蓦然回首，这些老兵才发现其实他们自己也是当年细菌战的受害者。

第三部分 晋北血案：天镇城惨案

第8节 烧杀奸掠
天镇县位于山西省最北部，地处山西、河北、内蒙三省（区）交界处。这里重峦叠嶂，自然景观秀丽，明朝人秦廷奏的“西来策马问危边，斗大孤城山色连”诗句，就是描写天镇风光的。然而，有谁会想到１９３７年９月１２日，这里曾经发生过惨绝人寰的大屠杀，２３００余群众饮刃喋血死于侵华日军的屠刀之下。由于这天是农历八月初八，当地人称这次蒙难日为“八八惨案”。随着时间流逝，这次惨案的幸存者已陆续离开人世，惟有位于县郊外的“天镇蒙难同胞纪念塔”依然挺拔，似乎在如泣如诉地控诉侵华日军在天镇城所制造的人间暴行

烧杀奸掠

１９３７年７月，卢沟桥事变后，日军长驱直入，北平、天津、南口等地相继沦陷，华北形势万分危机。此时，人们把希望寄托于长期拥兵自重的阎锡山。期望阎锡山指挥的军队能够阻挡住日军的攻势。可是，这个时候晋绥军早已做好撤退准备，军无斗志。８月中旬，日本飞机到天镇轰炸扫射。９月初，日本关东军东条纵队本间旅团和铃木旅团沿平绥路西犯，进入天镇县境内。９月６日，晋绥军战略防线主要阵地盘山（位于城东南８里处）被攻占，天镇县城失去屏障，危在旦夕。在之后几天，日军不断炮击天镇城，每天都听到枪炮声，有时也有飞机在城周围低空盘旋，机翼几乎擦着房顶。面对这种情形，有少数居民家将妇女、老、弱者向山区亲戚家疏散。大部分居民以为有晋绥军守城，日军不可能进城。更有一些富户则是为守财产，不愿离开家。到了１１日下午，形势愈加紧张，白天有日军飞机轰炸，黑夜有大炮袭击，人们惶惶不可终日，有许多人躲藏在自家的防空地窖里，胆战心惊。晚间，担负守城的晋绥军第六十一军二○○旅三九九团，趁着夜色从城西悄悄撤出，天镇城成了一座没有军队防守的危城。

９月１２早晨６时左右，日军从大炮轰坍的城墙东北角豁口爬上城墙。住东北街的刘全义，因为门板被晋军搬上城墙作掩体，清晨上城墙撤自家门板被日军第一个发现，登上城墙的日军一刀将他的头砍落城下。

日军进入城内后，先闯入东北角居民院内群众家里，不分老少，逢人就杀，许多人刚刚起床，还来不及躲藏，就被杀害。仅这一处，日军就屠杀群众百余人

进入城内的日军兵分三股开始屠杀：一股沿东城墙向南，一股顺北城墙往西，另一股直入城内街巷。他们边走边射击，城内居民死伤无数。后来由于部分群众急于出城抢收庄稼，搬开了堵塞城门的麻袋。这时日军开着坦克、汽车涌进城来。大批日军尾随而入。这些侵略者入城后横冲直撞，杀人成性，先将这２００余名搬完麻袋的居民用枪驱赶着囚入北瓮城奶奶庙中，对这些无辜同胞用刺刀追杀，一时人群乱作一团，哭喊声、惨叫声响成一片。人们挣扎着，呼喊着，向庙门口冲去。日军见状就向人群密集射击，２００余名徒手民众一个个、一群群地倒了下去，就连守庙的一名和尚也未能幸免

上午９时许，日军在城内四处鸣枪，搜杀逃散在街巷中的难民。西北街贺贤等１４人被日本兵逼到一个院里残忍杀戮，贺贤抱头躲闪，身中９枪，因未伤致命处，死里逃生。对于日军的暴行，贺贤永远不能忘记。回忆起那悲惨的一幕，他泣不成声，痛苦地说：“八月初八那天约是清晨五时半左右，听到城东北方向炮声四起，一阵紧似一阵，后来炮声不响了，只听见枪声和哭叫声。胆大的出街一打听，才知日军已从轰坍的城东北角进来了，时间约早晨六时许（平时人们做早饭的时候），后来听见街上有汽车、坦克声，知道大部分日军从北城门进来了。上午９时许，我听见附近各家有日军砸门声，我刚想躲藏起来，谁知已来不及了，我的腿还未迈出家门，大门已被打开了，日军比划着把我叫出去，又连着走了几个院户，连我在内一共叫出１４个人后，由７名日本兵把我们逼到紧靠我家的高明院内，让我们站成一排，７个日本兵七条枪同时开火，我当时也不知是害怕还是怎么的，下意识地抱着头躲闪，身中数枪，昏倒在地。后来我母亲等人将我抬回家后，我才醒过来，经家人检查，我身上有９处伤：左胳膊６处，头部、右手中指、背肩胛部各１处，养了好长时间才幸存下来。至今，我的背肩胛部仍留有明显的伤疤。被日军打死在家里、院内的人到处可见，仅我知道的就有隔壁王三和吴三的儿子。

同街姓马的一个大院里十几口人，除一名８岁幼女受枪声惊吓昏倒在同院一位７０多岁的老奶奶死尸旁幸存外，其余皆惨遭枪杀。街上一位年轻的母亲，正坐在炕沿边给孩子喂奶，被日寇一枪打死，倒在地上，天真、可怜的婴儿竟爬在血泊中的母亲身上含着奶头吮吸，因吸不出奶汁哭叫，母亲的鲜血染红了不懂事的孩子，其状目不忍睹

南街慈光楼和北街实业银行等古建筑被烧毁。西街“积厚成”、“庆福元”、“德庆隆”、“义和成”、“天德公”等商号，店门大开，货架狼藉，货物被抢掠一空，不值钱的货物弃掷满街。抢劫后，日军又将这２０余间店铺浇上汽油点燃，顿时，火光四起，浓烟滚滚。

大批日军进入城内中心后，便三五成群，挨门逐户勒令开门，如应声稍迟或探头张望者，即遭枪杀。日军闯入民宅，肆意抢掠奸淫。东南街一位姓马的老翁，因与日军争夺一件新皮袄而惨遭杀害

日军每到一家，对男人都要搜身，其用意一是怕暗藏武器，二是要白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