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来亡国多妖孽，
一世兴衰过眼明。
幸有艰难能炼骨，
依然白发老书生。

1942年5月27日，四川江津城三十里外、一座偏僻的乡间小院，一个寂静得使人窒息的夜晚，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在饱经忧患磨难之后，终于没能逃脱死神的魔掌，极为不甘地停止了呼吸，在无限凄苦、孤独中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很难将眼前这位满脸沧桑的老人与当年那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划上等号，也很难把如此悲凉凄惨的场景与这位老人早年轰轰烈烈的壮举联系起来。这不是虚构的戏剧情节，也幷非夸大其辞的文学渲染，它是活生生的残酷现实。而此刻，几百里外，火光冲天，炮声隆隆，这个令他念念难忘、深深眷恋的古老民族正在苦难的深渊中艰难挣扎。这位生性倔强、刚强、一生被捕五次、被称为“永远的反对派”的老人的去世对某些人来讲无疑意味着麻烦的结束和尴尬的解脱，但盖棺定论这句古话对这位老人显然幷不适用，因为他此刻还背负着“汉奸”、“托匪”、“反革命”、“机会主义”等种种极为恶毒的骂名，即使是其中只有一项罪名成立，就足以使老人跌进无边的深渊而永无出头之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但所有的是非成败都能随着一盏生命之灯的熄灭而从此变成虚空吗？
没有哪个人包括这位经常预测世界未来走势的老人本人能想到，一位叱咤风云、风流倜傥的历史领军人物最后竟走到穷途末路、以致于靠朋友接济来维持生存的悲惨境地。为什么一个一呼百应、对整整一代人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政治、文化领袖到最后竟然会被各种政治力量所抛弃，成为一个在夹缝中苦苦挣扎的多余者？为什么这个号称礼仪之邦的古老国度如此吝啬，竟然未能给一位如此挚爱着他的优秀儿女一个哪怕是仅仅维持生计、安身立命的归宿？确实，这位老人在晚年陷入了重重困境，这种困境一方面是生活上的，连续的战乱和不断上涨的物价使他屡屡陷入困境，没有亲友的接济和帮助完全是寸步难行，有时甚至还要看别人的眼色，但更大的困境则是精神上的，几乎所有的政治派别都在指责他，从延安到重庆，从莫斯科到上海，共产党、国民党、苏联、中国托派……，无不视他为异类。他甚至比当年自艾自怨、流连江畔的屈原更感孤独和凄苦，但远比屈原执着坚强，他就像鲁迅在《野草》中所描写那位的孤独者，独自前行，尽管不知道终点何在，尽管最后终将失败，但仍然坚持走下去，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而绝不会自投长江以求解脱。他虽然无法解决自身面临的种种危机，但仍然满腔热忱地密切关注着国内外局势的进展，一篇又一篇地撰写着充满激情的长文，发表着自己对时局的主张，做着种种大胆的预测，尽管此时已经没有什么人再理睬他。他倒更像几千年前那位周游列国、四处碰壁的孔圣人，这位圣人在五四期间曾被他当成猛烈抨击的靶子，但到晚年之际，想必他已对这位与自己有过类似境遇的先哲多了一份理解之同情吧。
他一生中曾扮演过多种社会文化角色：报人、作家、教授、政治家……，总的来看，成功者少，失败者居多。不过，最能体现其个性特色，也为其本人所认同的，还是书生这一角色。他虽然接受了不少来自异域的思想文化，但骨子里仍保持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本色，他的狂狷，他的孤傲，他的激情，皆可由此得到合理的解释，皆可以从古代那些奇才怪杰的身上找到一些影子。忽视了这一点，对他的认识无疑是残缺的、片面的。如果因屡受挫折而泛舟江上，惯看秋月春风，到美国去当寓公，靠出卖自己的传奇经历写自传谋求安逸超然的生活，那不是陈独秀；如果随便接受别人的施舍，拿十万大洋去组建一个花瓶一样的党派粉饰太平，去当政治摆设式的劳动部部长，那也不是陈独秀；如果不惜抹杀自己的个性人格，以投降者的低贱姿态去向延安方面道歉靠拢，那更不是陈独秀。毫无疑问，在那个投机成为风气、朋友敌人瞬间转换的时代里，愿意这样做的人多的是，有的想这样做恐怕还没有资本和机会，而且这样做的人也都会找到各种各样冠冕堂皇、心安理得的理由，不必为之脸红，但惟独他陈独秀做不来，也不屑于这样做，他宁愿以写字卖文的方式来筹集谋生所需，靠着真正关心自己的亲友接济艰难度日。因为他不是一个投机者，因为他是一个有着铮铮傲骨的本色书生，虽然穷困潦倒，但穷困得理直气壮，潦倒得光明磊落。
书生从政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极为惨痛的教训，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这些话尽管浅白直露，但它是几千年历史经验的凝结，非常生动地点出了中国传统政治的本质和症结所在：中国的政治从来都不是按书本上所写的种种规矩来运作的，最起码是不按能摆在桌面上的那些套路来进行的，而是有着一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潜规则，以黑箱操作的方式完成。纸面上的正义和规则不过是一张华丽体面的遮羞布，只有彻底胜利或失败后才需要、才会用得着。谁兵多势众、谁杀的人多，谁就是正义的化身，胜者为王败者寇，政权的更迭不过是一场充满暴力血腥的屠杀竞赛，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但历史上政治运作的从来没规矩没规则幷不等于政治本来就该如此，政治幷不生来就是个臭泥潭，它决不是野心家、屠夫和流氓们的专利，书生是完全可以参与政治，而且也是必须参与政治的，官府的大门应该为每一个愿意报效国家、造福民众的有志之士敞开。可以想象。如果将战场上的杀人比赛变成会场中的口才较量，将残害生灵的对决变成人皆有份的智力游戏，哪一个社会成本更低，哪一个老百姓受苦最少，哪一个更能促进社会进步，哪一个更为文明，明眼人自不难看出。为什么一定要把少数人政见上的不同变成全民参与的相互屠杀，而不是让老百姓以投票的方式进行选择？为什么政权的更迭一定要以大批社会精英的生命作为祭品，而不是让他们求同存异，皆有参与管理国家的机会？谁也不能因为长期的黑暗就否定向往光明的合理性。在笔者看来，书生能否参政、一个政权给热心者多少参政机会恰恰是判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否则我们就永远无法走出中国政治的黑暗怪圈。
不可否认，作为一名政治领袖，陈独秀身上确实存在着不少缺陷，比如他的固执、他的率真、他的书生意气等。这固然为他的政治生涯带来不少意外的坎坷和磨难，但不可否认，这也是一笔十分可贵的人生财富。正是这种难得的固执、率真和书生意气，使他能够超越党派利益的小圈子，从更为广阔、深入的视野来审视国内外局势，常有振聋发聩的特异之见，大胆提出中国的事情应该由中国人来管，向打着国际旗号、行一己之利、蛮横霸道的共产国际、苏联之类公开叫板，向被他人视为偶像膜拜的斯大林、列宁等人不断提出质疑。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异常敏锐的洞察力使他成为一位超前的预言家。半个世纪后，当那个不可一世的庞大帝国土崩瓦解时，我们不能不惊叹他深邃的目光。而在当时，这些预言却完全被当成了狂言梦呓，没有几个人认真对待。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除了陈独秀，还有几个人能在半个世纪之前做出这样准确的预言？为什么那么多号称一贯正确、消息更为灵通的政治家们却无此超远的识见？这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可以说，陈独秀的失败幷不是败在性格，不能因此而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他。
平心而论，曾被后人无限夸大和神话化的辛亥革命不过是从形式上赶走一个皇帝而已，大清帝国的灭亡幷不意味着封建体制和意识的消失，整个社会反而因权威、核心的丧失从此变得更加动荡和混乱，不断有人争着填补由此形成的政治真空。看似取得胜利的革命幷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政治的那种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运作规则，依然是谁的枪炮精良，谁杀人最多，谁就有着更多的发言权。北洋政府内阁走马灯似的更换、各派军阀间的分分合合、恩恩怨怨不过是这一规则的不断强化和现代变调而已。这个号称民主的民国政权几乎有着民主政治所需要的一切正当形式和程序，但它依然上演着帝王将相的情节剧，这正是典型的中国特色。确实，如果把战场上的残酷嘶杀变成议会里的激烈争吵，而不是以武力来决胜负，就像欧美各国所做的那样，相信陈独秀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最起码不会失败得那么惨，以他的能力和声望，当个总统、总理之类不成问题。但是历史幷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还远没有进化到这种程度。他要讲规则，但他的敌人和竞争对手却不讲，大家都不能走出中国传统政治的怪圈，于是他就只能被强行淘汰出局，成为现代政坛上的唐吉可德。他完全可以变成一个善变的政客，以他的别人难以企及的资历和声望，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幷不是什么问题，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有他的人生准则。在别人看来，许多梦寐以求的人生良机一再被他放弃或浪费。不过，其传奇人生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也正在于此，尽管苦心经营的事业失败了，但艰难跋涉的人生经历幷非毫无意义，精神人格也幷没有因此而打折，依然焕发出永久的魅力。这也许可以理解为他过于超前，当然也可以世故地说他太天真了。他深知中国的国情，却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和人格去随波逐流，而是一心要改变传统的游戏规则。他的境遇即使是在当下，无论对新左派还是自由知识分子来说，都是极富启发意义的。可惜当时在兵荒马乱之际，大家皆忙于生存养家，忙于在势不两立的政治派别中选择立场，不少人还来顾不上来认真思考这一问题。
他曾经与胡适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起点甚至比胡适还高，两人由于个性、兴趣各异，分别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到晚年，在将打着各种招牌的主义像走马灯似的尝试一遍之后，他又回到了原先的出发点，重新举起民主自由的大旗。正如胡适所说的，晚年的陈独秀已经不是什么托派，而是一位自由知识分子，走上民主自由的路了（见胡适1949年2月23日日记）。回归幷非简单的重新开始，它往往意味着升华和超越，这段弯路对他来说固然是一段极为痛苦的人生历程，但对历史来说，又何尝不因此而多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革命、改良拉锯战后，回过头来再重新审视一下当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我们或许能悟出一些什么。对一个在强大历史惯性推动下缓缓前行的古老民族来说，主义就一定比问题更正当，更有效吗？是进行狂风暴雨、脱胎换骨式的革命，还是着眼于具体问题的逐个解决，无论是回顾历史还是面对现实，这无疑都是值得深思的。一百多年来，在革命这一动听的词汇下掩饰了多少非理性的暴行和罪恶。
由这位老人坎坷凄凉的身世，我们还不能不想到那位因英年早逝而给历史留下巨大遗憾的李大钊。他和陈独秀有着更多的相似之处，两人完全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都是属于那种充满激情和幻想的浪漫书生。不过，从陈独秀的最后结局来看，李大钊的早逝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和解脱。不难想象，如果再给他三十年跋涉政坛的时光，他该会面对一个怎样难堪的人生局面，从瞿秋白和陈独秀二人身上不难看出他的未来。历史车轮的前行往往需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而不幸成为祭品的又往往是那些先知先觉的社会先驱和文化精英。
这位老人的政治生涯终于以过于凄凉的人生谢场而宣告失败，其中固然有其性格方面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个人无法抗拒的外力。一个人再强大，再能干，也无法抗拒由传统与时尚形成的潮流，不管这种潮流日后被证明是推动历史的还是阻碍文明的。失败幷不意味着过错，这位老人已经为此承担了过于沉重的历史责任和人生代价，他的名字甚至曾被用作推卸责任的挡箭牌。但他仍然是一位英雄，一位真正的悲剧英雄。他的悲剧也幷非仅仅个人的不幸，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大不幸。虽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未来却是可以幻想，可以规划，而且是可以为之付出努力的。我们怀念这位老人也幷不仅仅是为了凭吊，文人墨客多愁善感似的哀伤惆怅是对这位老人的一种亵渎，我们的目的是面对历史，从这位老人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境遇中寻找通向未来的捷径。
几度夕阳，青山依旧，那些曾经显赫一时、不可一世的达官贵人们成群结队地随着滚滚江水东流而逝，再无踪迹，但有一些名字却因岁月的冲刷而更显苍劲、清晰。无疑，这位老人的身后是寂寞了些，低矮的墓前一茬茬枯荣轮替的衰草在寒风中形成无数问号，幽怨地诉说着人世间的孤独和无奈。但历史注定是公正的，真相也是不可能永远被遮蔽的，尽管这相对于短暂的人生来说稍显迟了些。是的，这位生前身后都毁誉交加的老人至今还没有获得立碑塑像的荣耀，但他需要这些吗？有形的塑像能将外在的形貌刻画得栩栩如生，却无法传达这位老人写满坎坷曲折的传奇人生的全部内涵；有形的塑像能逼真地再现那一闪即失的音容笑貌，却无法表现这位老人风采独具的铮铮铁骨和高贵品格。他根本不需要这些人为的拙笨手段来刻意、打扮美化自己，因为在后人的心目中，他是一座山峰，一座巍峨挺拔、令人仰止的雄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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