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加九锡
山君只是个历史的业余爱好者，实在没弄明白“九锡”是些什么东西，只是知道是由皇帝赐给有大功于国的重臣的仪仗，落实到王莽头上的具体为：“绿韨，衮冕，衣裳，玚琫，玚珌，句履，鸾路，乘马，龙旗九旒，皮弁、素积，戎路、乘马，彤弓矢、卢弓矢，左建朱钺，右建金戚，甲、胄一具，秬鬯二卣，圭瓒二，九命青玉圭二，朱户纳陛。”山君一看很懵逼，连字都读不全，更无法解释这些东西是什么，只好使用度娘，但所得的解释其实与不解释没多大区别，看完解释后，仍没明白究竟有什么礼仪上的意义。这东西太专业了，我们只需要知道是古代一种很隆重的仪仗就是了，大家难得糊涂罢。
到了这个地步，朝臣们就更进一步提高规格，为王莽的篡位铺路了：“甄邯等白太后，诏曰：‘公每见，辄流涕叩头言，愿不受赏；赏即加，不敢当位。方制作未定，事须公而决，故且听公制作；毕成，群公以闻，究于前议。其九锡礼仪亟奏！’五月，策命安汉公莽以九锡，莽稽首再拜”。请注意王莽是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第一个受九锡礼仪的大臣，并在其后篡夺了汉祚。所以，从此以后，受九锡者，几乎都是改朝换代，谋朝篡位者的标准配备。除王莽外，请看看受九锡的还有些什么名人：曹操，东汉皇朝的实际终结者；司马懿，曹魏的实际终结者；西晋八王之乱中的一堆姓司马的草头王爷；南北朝中南朝宋齐梁陈的开国者：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北魏的终结者，北齐的高欢；东晋的叛乱者桓玄；梁朝的乱臣贼子，饿死了萧衍的侯景；北周的终结者，隋杨坚；隋的终结者，唐李渊；等等。可以说，这是唐以前改朝换代、谋朝篡位、叛乱造反者集大成的名录。当然还有让还不受的：蜀汉丞相诸葛亮，他推拒的说辞还是大义凛然的：“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魏，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终结唐朝的朱温朱全忠，讽剌的是“全忠”这个名还是唐皇的赐名，他不受九锡不是因为他不敢，而是“全忠怒其稽缓，让不受。”即嫌给得太慢，觉得被怠慢了，不肯要。到了以后，由于这个“加九锡”的名义太可怕了，加上的人就是千夫所指的大奸大恶之辈，无人敢受了。那怕是安史之乱中再造朝廷的郭子仪；濮议中为英宗出了大力，辅政三世的韩琦；力抗金兵，战功卓著的韩世忠；促成和议，一生受高宗宠信的秦桧；坚持抗蒙，拥立新君，决不妥协的于谦；权倾朝野，号称九千岁的魏忠贤；都没人敢提什么九锡，因为一提，不用到实授，恐怕就已被天下人的口水淹死了。
加了九锡，王莽更加气势逼人了，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傅太后的事再弄出来说，要迁走傅太后，丁太后的灵柩，入葬回共王墓中，本来人死为大，王老太是不同意的。但经王莽说服，可能王老太也十分讨厌傅太后，最后仍是同意了，于是王莽居然指令公卿们派遣子弟亲自动手平掉了两人的墓冡，而且还在二人的故墓处种植荆棘，这是不是太小心眼了呢？还将哀帝老爹共皇的庙给砸坏了。这种做法太下作，连王莽的党羽们都有不安的：“哀帝时，马宫为光禄勋，与丞相、御史杂议傅太后谥曰孝元皇太后。……宫内惭惧，上书言：‘臣前议定陶共王母谥，希指雷同，诡经僻说，以惑误主上，为臣不忠。……愿上太师、大司徒、扶德侯印绶，避贤者路。’”虽然没有真的去位，但也可说明王莽的做法太过份，连自己人都不赞成了。
有一就有二、三，既然都加九锡了，不如且就做皇帝可好？于是景陵侯刘庆（这是宗室的封侯）上奏说：“周成王年少，称孺子，周公居摄。今帝富于春秋，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周公。”下面的大臣谁敢反对？而且这也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于是异口同声：“宜如庆言。”这也是王莽篡汉的一大奇观：竟然有一大帮汉宗室和贵族们强烈支持王莽篡位，为之推波助澜的，真不知他们是如何想的，难不成王莽篡汉后还能再给刘姓宗室们以荣华富贵？所以养的时间长了，这些宗室们都给养成猪，只添肥膘，不长脑子了。

3、图穷匕现
王莽摄政，有一个不可能绕过的障碍就是小皇帝始终会长大，而且长大后，摄政终须归政皇上。周公最终也要归政成王，虽然之后仍是作为国家重臣辅政，但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一言九鼎。如果王莽能做到这点，那么毫无疑问，史书给他的评价不会比霍光低，甚至比霍光还要高得多，因为王莽推行的是儒家的道德观，不篡位，就近圣了。
但王莽早就没有归政的想法了，从打击卫家开始，他可能就没有归政皇帝的念头，否则何须做得这么绝？那怕女儿是皇后，也不会比皇帝母亲，皇太后更尊贵，一但皇帝亲政，如何能允许王莽再隔绝母子亲情？何况，王莽还杀绝了卫家！这是多么深的仇恨！所以，到了这一步，王莽的下一个行动就显得很顺理成章了：“时帝春秋益壮，以卫后故，怨不悦。冬，十二月，莽因腊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请命于泰畤，愿以身代，藏策金滕，置于前殿，敕诸公勿敢言。丙午，帝崩于未央宫。”（注：王莽是否毒杀了平帝，是个历史疑案，《汉书》并没有记载这事，但《通鉴》记载了，按理说《汉书》离王莽篡汉的时间较近，应以《汉书》为准才对。但山君主要读的是《通鉴》，所以采信了《通鉴》的说法）平帝十四岁了，会想事情了，自然成为王莽眼中钉，肉中刺，不除掉他，又如何能实施篡政的下一步？所以，王莽篡汉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蓄谋已久，对于汉皇朝的外强中干，作为辅政大臣，他清楚得很，“小丈夫不可一日无钱，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从去职就国到几乎被朱博要了老命，王莽早就想通了。一旦复辟，他就开始着手专权，并且在加宰衡后，发动吕宽一案，已可确定王莽有篡政的谋划，并步步推进了。而平帝一崩，他就撕掉了那份伪善的面纱，赤裸裸地表明了篡夺汉祚的态度了。而当时的王莽已经完全控制了朝廷，党羽列布，稍示颜色，回响如雷，而且他多次加恩庶众，着意拉拢士大夫和读书人，朝野已是一片颂扬的声音。就以授九锡前的不受田一事来说：“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皆叩头言：‘宜亟加赏于安汉公。’”这四十多万人可都是读书人，一般百姓根本不识字，何来的上书？由于此可见当时王莽在天下人心中威望是何等崇高！对此时王莽的所作所为，连《汉书》作者班固都不得不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显功，以自尊盛。观其文辞，方外百蛮，无不思服，休徵嘉应，颂声并作”。
可纵使是王莽声望已达到这样高的地步，但想要篡汉，也还是不成的。这缺少一个楔机，一个可以向天下人说明王莽当代汉的由头。总不能赤裸裸地跳出来说：“汉不成了，我要当皇帝”罢？但事在人为，办法总是能想出来的：“前煇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于是，大家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通过符命，来宣扬王莽代汉是上天的意志，为王莽篡汉铺平道路。但为何符命这东西就能起到这个作用，而大家又居然信之不疑呢？这不得不先解释一下符命这东西是什么。
符命又叫谶语、图谶，是从先秦的占卜祭祀所得的预测凶吉的图像变化来的，用于预测事情的吉凶，国事的走向，河图、洛书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其常由一些模糊难解的文字组成的语句，写在金木玉石类的载体上出现，或是由某个装神弄鬼的人物口中传出，往往当时浑不可解，事后才让人恍然大悟。其后出现的“亡秦者胡也”这句谶语，最后的所谓应验就在胡亥身上，人们才明白所指。汉之前，这种神秘的东西并不怎样受到重视，虽然有所记载，但并没有影响到国事，人们说秦始皇因为那句谶语而发三十万边军防备匈奴，实际上北部游牧民族一直都是中原政权的大敌，没那句话，秦朝就不备边了？

到了汉武时期，由于接纳了大儒董仲舒的理论，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董仲舒所著的《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在整个汉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董的理论除了强调儒家思想的正确性外，更在其中渗杂了不少自己的私货，这些私货主要是将儒家思想与天地运行对应起来，形成了一套形而上的唯心主义体系，这套体系强调了统治者的权威是由上天授予，他的施政好坏老天会给出相应的提示（所谓“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是也），其中就吸收了不少谶语类的神秘主义的东西作为证据。他将儒家理论包装成天地的至理、治国的根本，从而奠定了儒学的正统地位。由于董的理论本身就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其后儒学逐步衍生出了与图谶符命相结合的理论：谶讳。
但是将图谶用于改朝换代的第一人是王莽。从史上看，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王莽作为登基依据的符命的虚假，不管是孟通的白石谶，还是哀章制作的铜匮符命，都是人为的产物，不过投王莽所好而产生而已。但是，真正让谶讳之学大兴的不是王莽，而是中兴汉室的汉世祖、光武帝刘秀。由于当时的图谶有“刘秀当为天子”一语，而且光武起事，形成强大军事集团后，“光武先在长安时同舍彊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鬭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光武得到这个后大喜，顺势宣布自己上应天命，于是登基为帝，最终中兴汉室，再造东汉二百年的辉煌。所以光武自认得天命，其后十分迷信图谶，并将其作为治政的依据，儒家门徒由此将儒家的《诗》、《尚书》、《礼》、《易》、《春秋》和《孝经》用图谶的形式重新加以解释，形成的经书之外的纬书。光武以国家的名义让儒者们精心整理的四十二篇谶讳，并“宣布图谶于天下”，从而产生了影响深远的谶讳理论。其后在东汉成了治国的理论。三国、晋、南北朝，这个理论都广泛流传，对朝代更替产生了难以置信的影响（预言曹魏代汉的谶语“代汉者涂高”就是一例）。
但这种神秘主义的东西实在不可预测，而且大量存在人为的伪造和解释上的随意性，就成了一把双刃剑，既然有人可以据此证明天命的支持，那就可以也被用于天命的迁移，从而动摇统治政权的合理性。所以从晋后，统治者们对这个理论的限制和禁止越来越严厉，最后到了隋炀帝时，干脆将这类书籍集中销毁，从而导致了大量这种书籍的失传和散佚。其后各代对于预测朝政、推论国是的图谶都是严厉禁止的，《推背图》、《烧饼歌》之类其实就是图谶学的流裔而已，并不能代表谶讳的最高成果，真正的儒学理论家们根本就看不起这种无根无据的胡言乱语。
虽然谶讳学说后来在统治者的排斥和儒学正宗、佛法、道家的联合打击下最终退出了国家的政治舞台，但在民间仍是大行其道，并且由于其神秘和预测，很得到文人和庶众的喜爱，从各种话本、小说中就可以看出，四大名著和《封神演义》、《金瓶梅》、《三言二拍》等文学作品中就大量充斥着诸如妖人吉平、玄女赠书、真人施法、高僧作偈之类情节，这也是谶讳学说在民间流传发展的结果。甚至可以说，直到现代，这些神秘主义的东西仍有市场，仍有着与科学对立而迷惑人心的情况。
王莽得到这个符命，当然要将其作用发挥极致，于是指使党羽们上奏太后：“莽使群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谓太后曰：‘事已如此，无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称摄以重其权，填（镇）服天下耳！’太后心不以为可，然力不以制，乃听许。”王老太虽老，但还未完全糊涂，知道这个恶例不可开，但是，到了这个时侯，已由不得她了。王舜说出了大家的心声：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个阶段，没有什么再有能力阻止了，因为这已不是某个人的事，而是整个朝廷所有人的事，阻挡王莽登位，就是与大家为敌。王老太很快就明白了事情的性质，干脆下诏：“安汉公莽，辅政三世，与周公异世同符。今前煇光嚣、武功长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为皇帝’者，乃摄行皇帝之事也。其令安汉公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具礼仪奏！”于是群臣乃奏曰：“臣请安汉公践祚，服天子韨冕，背斧立于户牗之间，南面朝群臣，听政事；车服出入警跸，民臣称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庙，享祭群神，赞曰‘假皇帝’，民臣谓之‘摄皇帝’，自称曰‘予’。平决政事，常以皇帝之诏称‘制’。……其朝见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复臣节。自施政教于其宫家国采，如诸侯礼仪故事。”这已经完全是皇帝的规格了，摄不摄的，又有什么关系？当然，事得一步步来，虽然到了这个地步，天下人都知道王莽想干嘛，但还有没有什么人反抗的可能？当然有，所以，需要将他们引出来，处理掉，才能真正成为皇帝。

五、登顶
既然仍是个“假皇帝”，那么当然要有个“真皇帝”才行。但这个真皇帝可不能是成年人，否则就要归政了，还如何做假皇帝？所以王莽还是需要假模假式地选一个皇帝出来。其时元帝一系中，除成帝外，定陶王刘欣（哀帝）无子，中山王刘箕子（平帝）也无子，所以元帝已绝后。但宣帝的子孙是很多的，还有“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这些都是与哀帝、平帝同辈的，如果他们当皇帝，王莽就没戏了，于是“莽恶其长大，曰：‘兄弟不得相为后。’乃悉徵宣帝玄孙，选立之。”最后“立宣帝玄孙婴为皇太子，号曰孺子。婴，广戚侯显之子也。年二岁；托以卜相最吉，立之。”吉不吉的没什么关系，关键是“年二岁”，对王莽的篡位没有任何阻碍就行。
1、诸刘反抗
王莽想干什么，天下人都明白，但是，敢于反对的就不多了。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王莽的施政并无什么错失，上至朝臣、宗室，下及庶民百姓，都大面积受惠，朝野声望日隆，反对的势力并不强大。当然，不强大并不代表没有，虽然大部的宗室贵族们已被养成猪，没有了骨气和反抗精神，不将祖宗留下的江山当回事，但还是有那么几个仍有点血性的宗室贵族，挺身反抗王莽的。
王莽居摄元年（公元6年）四月，“安众侯刘崇与其相张绍谋曰：‘安汉公莽必危刘氏，天下非之，莫敢先举，此乃宗室之耻也。吾帅宗族为先，海内必和。’绍等从者百馀人遂进攻宛，不得入而败。”从过程中可以看出刘崇虽有勇气，但行动仍未摆脱猪头的形象，他就是一头有点勇气的猪而已，他的傅相张绍也就是一糊涂的书生，两个糊涂蛋凑在一起，只有一勇之气，没有任何的计划、准备、支持、配合，一窝蜂的冲向宛城，就这么几个人，就想打下当时天下有数的雄城宛？而当时宛城又有什么防御手段？好象没采取什么手段，只是关闭了城门，不让他们进城而已。而且那些从者也不是训练有素的军人，一见进不去，恐怕就一哄而散了，当然刘崇和张绍也就难逃一死了。但刘崇与张绍固然可笑，可是，其后他们的亲人的表演只能说可耻了：“绍从弟竦与崇族父嘉诣阙自归；莽赦弗罪。竦因嘉作奏，称莽德美，罪状刘崇：‘愿为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负笼荷锸，驰之南阳，豬崇宫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赐诸侯，用永监戒！’于是莽大悦，封嘉为率礼侯，嘉七子皆赐爵关内侯；后又封竦为淑德侯。”如果说张竦的行为尚有投机取巧的成分，那刘嘉的行为完全可说是无耻之尤，让人无语了。刘崇是他的侄儿，刘崇那怕是怎样的愚蠢，但他都不失为一个有血性的宗室子弟，在看清了王莽的行径后，那怕是螳臂挡车，他仍勇敢地举起了那条瘦弱的臂！刘嘉的行为，不是污辱了刘崇，他是卖掉了他的祖宗！他的行为，不单对王莽的所为没有任何的愤慨，反而将头叩到了地上，完全将自己的人格卖了个精光，真让人对他的行为感到悲哀，而且，悲哀的不止于此，此时和此后的大部分汉宗室们都是那样的麻木不仁，甚至为王莽篡汉评功摆好，抬轿拍马，贡献符命，为王莽篡夺自己祖宗的江山大声喝采！那是怎样的一种悲哀？直到现在，仍有这种败类的存在，祖国未强大时，对祖国百般鄙视、仇恨、贬低；祖国在发展兴盛时，配合外国反华势力扇风点火、造谣生事、抵毁中伤；当外敌入侵时，卑躬屈膝、出卖灵魂、为虎作伥。当时的人们就很鄙视他们，长安就有流传的歌谣唱道：“欲求封，过张伯松；力战斗，不如巧为奏。”想得封爵，就要做得比张竦下作；通过战争挣取军功，何如象刘嘉那样上一篇马屁奏章有效？直指两人的无耻下作。

当前丞相翟方进之子翟义联合诸刘起事时，就不象刘崇那么儿戏了。翟义是东郡（故魏国地域，今开封一带）太守，是个有经验的官僚，他的组织联络严密多了，而且宗旨也很明了：“与姊子上蔡陈丰谋曰：‘新都侯摄天子位，号令天下，故择宗室幼稚者以为孺子，依托周公辅成王之义，且以观望，必代汉家，其渐可见。方今宗室衰弱，外无强蕃，天下倾首服从，莫能抗扞国难。吾幸得备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汉厚恩，义当为国讨贼，以安社稷。欲举兵西向，诛不当摄者，选宗室子孙辅而立之。设令时命不成，死国埋名，犹可以不惭先帝。今欲发之，汝肯从我乎？’丰年十八，勇壮，许诺。”如果史载为真，那翟义确可算是汉室忠臣了，当然，也不排除他成功后成为另一王莽的可能，但他毕竟没成功不是？要起事，当有大义，就要有宗室的支持作为号召，于是“义遂与东郡都尉刘宇、严乡侯刘信、信弟武平侯刘璜结谋”这样就有了大义的名分了，也有了拥戴的对象，具备了起事的条件。刘信应当是比较近支的宗室，不但两兄弟为侯，而且“信子匡时为东平王”，可见其身份贵重。有人脉、有大义还不够，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可缺。起事的时机很关键，起事需要的实力也很重要，不然凭什么与王莽对抗？于是这几位“以九月都试日斩观令，因勒其车骑、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将帅。……乃并东平兵，立信为天子；自号大司马、柱国大将军。”山君不知他们这样做是否妥当，在有嗣太子（孺子婴）的情况下，另立朝廷，能得到大家支持吗？如果以东平王的名义打出“清君侧，除国贼”的口号，是否能得到更多支持？但无论如何，他们的行动还是做得比较有条理的，“移檄郡国，言：‘莽鸩杀孝平皇帝，摄天子位，欲绝汉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罚！’郡国皆震。比至山阳（古山阳郡，今山东巨野），众十馀万。”这十多万人中，能战者估计只有几千人，其中封地奴仆雇农，途中加入的无业游民和裹协的百姓应占绝大部分。但这样也足以震动天下了。
王莽并不知兵，当得知翟义起兵，已占据山阳，并且有十余万众后，吓得“惶惧不能食”，饭都吃不下了。王莽一直都是在朝廷上进行各种争斗，所以并不清楚自己对军队的掌控如何，这次就是对他控制军队的一次考验。从王莽的布置中，可以看到他对军事的外行：“莽乃拜其党亲：轻车将军、成武侯孙建为奋武将军，……凡七人，自择除关西人为校尉、军吏，将关东甲卒，发奔命以击义焉。”由于古代生产力低下，所以只有边军是正规军，而各地就无法长期维持常备军，军队都是临时召集，平时就是有服兵役义务的百姓而已，但也比反抗军好些，毕竟是有组织的民众。但王莽的任命有两个大问题：没有确定统帅是谁，这样就无法统一指挥；另一个是各军间互不统属，将不知兵，如果对手也是这样，自然没有问题，靠数量也堆死对方了，但如果对方是百战精兵，那莽军就成了乌合之众了，纵使有统一指挥也无法运转如意。新汉昆阳之战就是这样输掉的。那么，当时王莽是不是有好将领呢？有，廉丹、严尤就是。如果由这两人统军，一开始就严厉镇压造反势力，再辅以开仓赈济，招纳流民屯田等措施，那么，纵使有十个刘秀，也成不了大事，更别说什么赤眉、铜马、平林、下江之辈了。但王莽是通过专权夺得汉江山的，对于臣下就不是很放心，更何况是握有军权的将领们？如果一支很能打的军队掌握在有野心的将领手中，突然反过来对付朝廷，危险就大了。所以，新朝直到崩溃时，将领们的军事才干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那就谈不上能镇压掉那些越战越强的起义军了。
这时关中有人看到了机会：“三辅闻翟义起，自荗陵以西至汧二十三县，盗贼并发。槐里男子赵明、霍鸿等自称将军，攻烧官寺，杀右辅都尉及嫠令，相与谋曰：‘诸将精兵悉东，京师空，可攻长安！’众稍多至十馀万，为见未央宫前殿。”这赵明、霍鸿应当是地方上有一定影响的豪杰，否则不可能聚集起十多万人，而且对局势的分析也很到位，当时关中的精锐确是大部被抽调去对付翟义造反了，关中相当空虚，正是可乘虚而入的时候。可惜此二人起事在关中，这是国都所在，是国家的重点防卫的地区，那怕已抽调大部分精锐，但还是有足够对付起事者的兵力的，起码保卫国都不会有问题，而且赵、霍的是乱民，并不是精兵，他们没什么机会拿下首都。山君觉得他们有点象刘邦初起事时的情况，人是很精明的。可惜地点和时机都不对，所以成功的可能性就不高了，如果他们起事是在较偏远的地区，结果就不好说了，起码能支持一段时间。
王莽调兵遣将，除了派出军队讨伐翟、赵两支造反队伍外，还派兵防守函谷关、武关、南阳、长安城外，其防守方针很清晰，由于大军已调出进攻翟义，所以是关东主攻，关中主守。守住国都，待平叛大军回返就行了。翟义们得知朝廷派遣大军进剿，于是率军回返陈留，与莽军决战。但翟义们明显被一时的成功冲昏了头脑，大概以为自己是顺天应人，成功在望了吧，一时的实力膨胀也让他们觉得天下无敌了。但实际上他的军队不过是一群刚洗脚上田的农民而已，而莽军的骨干却是职业的军人，这是有区别的。两军交战，以半职业的朝廷军队打业余都算不上的翟义军，结果没有悬念，翟义军大败，刘璜被阵斩，残军退守圉城（今河南杞县内仍有遗址）。王莽得知讨伐军得胜，大喜，马上对有战功的前线军官封官许愿，封侯拜爵。圉城不大，如何挡得住七、八路大军的围攻？何况那些军人们还被王莽的封赏弄得象打了鸡血般兴奋，将不大的圉城团团围住，拼命猛攻，终于在居摄二年十二月讨伐军攻破圉，刘信、翟义弃军逃亡，稍后翟义逃到固始后被捕，被凌迟处死，但王莽却一直没抓到刘信，他最终下落不明。平定刘信、翟义后，计伐军回师关中，镇压赵明、霍鸿的乱民，这些乌合之众更是不堪一击，于次年二月被彻底平定。大军振旅还朝，曾被义军声势吓得吃不下饭，抱着孺子婴跑到城郊祷告上天，信誓旦旦说要日后还政于孺子的王莽马上就底气充足了，再也不说什么还政一类的废话，而是密锣紧鼓地准备“即真”，即要做真皇帝，篡夺汉祚了。
王莽镇压了翟义、赵明的造反，影响确是很大的，其时一般民众并没有什么生活上的困苦，反抗的只是刘汉宗室和受刘汉厚恩的官员，他们并没有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所以纵使一时声势浩大，但终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旋起旋灭，无法挡得住朝廷的镇压。而众多宗室看到反抗无望后，也就乖乖地接受了王莽的笼络，支持他篡夺汉祚了。而象“期门郎张充等六人谋共劫莽，立楚王。发觉，诛死。”之类的行为，只能说是无脑了。

2、成功登顶
平定叛乱，镇压了刘姓宗亲的反抗，环顾天下，再无抗手。王莽心知正式登基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周密准备，利用符命，制造了一出顺天改命的闹剧。
他的党羽们是很清楚要干什么的：“是岁（初始元年，公元7年），广饶侯刘京言齐郡有新井，车骑将军千人扈云言巴郡石牛，太保属臧鸿言扶风雍石，莽皆迎受。”这个刘京还是宗室贵族，参予拥立王莽，将祖宗的江山丢到九霄云外，数典忘祖，真够无耻的。这些鬼画符的东西，其实就是王莽下属们弄的鬼，王莽自己清楚得很，但他需要有这么个由头，让自己能登上这个九五皇座。但这些东西的份量还不太够，他只能由此上奏太皇太后，要求称“假皇帝”，王老太当然没问题，都“摄皇帝”了，改个名头又如何？但“众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群臣博意别奏，以示即真之渐矣。”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都明白王莽快要登位了。
这时有个一直注意着王莽行为的家伙，他深刻地揣摸出了王莽的心思，制造出了一个大大的符命爆款，令王莽喜出望外，而他也得到了他想要的荣华富贵，终莽一朝，享用不尽：“梓潼人哀章学问长安，素无行，好为大言，见莽居摄，即作铜匮，为两检，署其一为‘天帝行玺金匮图’，其一署曰‘赤帝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某者，高皇帝名也。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这家伙是早有预谋的，要知道在那个生产力低下，技术工艺落后的年代，要做两个精美的铜盒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不但花费大，而且耗时长，估计哀章为做这两个盒子也耗尽了家财，如果粗制滥做，也入不了王莽法眼不是？费这么多的心机，做成这个玩意，当然要有所回报的：“图书皆书莽大臣八人，又取名王兴、王盛，章因自窜姓名，凡十一人，皆署官爵，为辅助。”这是有风险的，虽然投了王莽所好，但明眼人一看即明白哀章于中藏了私货，如果由此推断认为哀章伪造符命，那他九族都不够杀的。所以，这个西贝货的推出时机就很考究了，哀章不但胆够肥，而且也不乏心细，“章闻齐井、石牛事下，即日昏时，衣黄衣，御王冠，持匮至高庙，以付仆射。仆射以闻。”山君没想明白这石牛、新井什么的与祥瑞符命有什么关系，为何就能证明图谶的正确性，可见其太过牵强。但哀章的铜匮就不同了，里面清楚地写着这个王莽该当皇帝的话，那就再也明白不过了。哀章的投机大获成功：“戊辰，莽至高庙拜受金匮神禅，御王冠，谒太后，下书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祇畏，敢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酋为始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色尚黄，牺牲应用正白，使节之旄幡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以承皇天上帝之威命也。’”王莽终于籍着金匮符命一跃而起，占据九五宝座，成功登顶。在这盘大棋中，哀章帮王莽投下了关键的一着，那么，等待他的自然是希望的荣华富贵了。
既然要当皇帝，那就要得到传国玉玺才能真正算是正统。传国玉玺这东西，自从卞和为它失去双腿，抱玉而哭后，秦从玉中琢出来这个玉玺，上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就成了国家正统的象征，只有拥有此玺的朝代才被大家认为正宗统治者。所以历代皇帝们都十分重视，直到唐末帝李从珂被石敬塘迫得抱玺自焚后，才下落不明了。当时由于孺子年幼，掌玺的是老太后，“莽将即真，先奉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惊。”山君不信王莽在做了这么多的铺垫后，王老太还不明白他的这个“假皇帝”侄子要干些什么，这个“大惊”怕也是装的吧？在一堆侄儿中，安阳侯王舜是很受老太后喜爱的，王莽于是就派他取玺。交出玉玺，就意味着政权的更迭，王老太再也不是国家的名义元首，汉室也不再存在了。王老太当然不愿意，于是破口大骂：“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使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恩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天下岂有而兄弟耶！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而欲求之！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老太太边哭边骂，弄得王舜也很尴尬，但他是明白人，于是劝说王老太说：“臣等已无可言者，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宁能终不与邪？”老太太也明白交玺是不可避免的了，于是她将玺扔到地上，说“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灭也！”王舜听到姑母这么恶毒的诅咒，也不敢说什么，捡起王玺就回复王莽了。据说玉玺由于被扔在地上，崩掉了一角，王莽于是就找了高手匠人，用金将缺的一角补上，也有人就此推断新朝命不长久，当然这也是一种图谶了。有一种传言指民间所说的“金镶玉”是指这个镶金玉玺，不知对否。
不管如何，王莽拿到了玉玺，正统象征已得，新朝正式鸣锣开张了。

3、孺子的结局
做戏做全套，王莽的演技得个奥斯卡都够格了。当了真皇帝，前“真皇帝”自然要有所处置，“莽乃策命孺子为定安公，封以万户，地方百里；立汉祖宗之庙于其国，与周后并行其正朔，服色；以孝平皇后为定安太后。”还算是不太狠心，与那些改朝换代后就将前朝皇族斩尽杀绝的家伙相比，算是手下留情了，这也与其是和平演变有一定的关系，双方并没有见血，自然毋需做绝。“读策毕，莽亲执孺子手，流涕歔欷曰：‘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叹良久。中傅将孺子下殿，北面称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动。”怎么样？够精采罢？奥斯卡最佳也不见得有此演技吧！所以有人说政客都是出色的演员，信哉斯言！那帮观众也够配合的，“莫不感动”！真见鬼了，大既是因为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王莽终于成真皇帝了，大家前程似锦，高兴的吧。
如果王莽真的能让孺子健康成长，在封地内执掌大权，那山君也要道一声“佩服”了。象太祖改造宣统帝溥仪那样，将他最终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实在是功德无量的，虽然溥仪的实际想法大家不得而知，可那些遗老遗少们在北京公交站跪拜溥仪时，他明显是不接受的。满清皇族在建国后是受到优待的，不少人出任各种职位，人大政协都有他们的位置。但要王莽这样做是不可能的。王莽得国本就是权谋诡计的结果，又如何会让孺子的存在妨碍自己行事？虽然杀不得，但世上将人弄得生不如死的法子有的是。“以大鸿胪府为定安公第；皆置门卫使者监领。敕阿乳母不得与婴语，常在四壁中，至于长大，不能名六畜”，怎样？比要他的命还残忍吧？就是人为地将孺子婴弄成一个弱智，而孺子婴本来是个正常的婴儿！后来王莽让自己外曾孙嫁给了他，但这样除了又多害了一个无辜少女外，又能表明了什么呢？
这样一个无知的弱智儿，最后仍未能逃脱那些别有用心的毒手。新朝被推翻后，各路起义军风起云涌，争斗不休，你立个刘玄，我就树个刘盆子，你争我夺，流血盈野，生民涂炭。这时有人想起了这个西汉的末代皇太子来了。从法理上说，不管是谁，只要是继承了汉的名号，就没有比孺子婴更正宗了，如果他仍认为自己是汉室后裔的话。于是在更始政权与入关争夺皇位的赤眉军大战将爆发时，这些人也想乘时而起，“（建武元年，公元25年）春，正月，方望与安陵人弓林共立前定安公婴为天子，聚党数千人，居临泾。更始遣丞相松等击破，皆斩之。”就是说，刘婴也是“皆斩之”的人中一个，这就是孺子婴最后结局了。可以说，只要是通过武力夺取天下的刘姓继位宗族，谁也不会放过刘婴的，因为只有刘婴才是最正宗的汉皇位继承人，没了他，那么其它人谁来当皇帝，就只好凭手中的武力一决高下了。而在这个乱世中，就不是说谁是正宗传人，谁就能得天下的，刘秀在河北打败了冒充成帝后代刘子舆的王郎时，王郎派人请降，这使者还幻想能通过这个所谓的成帝后代的名义占点便宜，光武直截了当地告诉对方：“设使成帝复生，天下不可得，况诈子舆者乎！”也就是说，这时在这帮争夺天下者心目中，武力才是王道，你打着什么什么的名头都不好使。

3、孺子的结局
做戏做全套，王莽的演技得个奥斯卡都够格了。当了真皇帝，前“真皇帝”自然要有所处置，“莽乃策命孺子为定安公，封以万户，地方百里；立汉祖宗之庙于其国，与周后并行其正朔，服色；以孝平皇后为定安太后。”还算是不太狠心，与那些改朝换代后就将前朝皇族斩尽杀绝的家伙相比，算是手下留情了，这也与其是和平演变有一定的关系，双方并没有见血，自然毋需做绝。“读策毕，莽亲执孺子手，流涕歔欷曰：‘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叹良久。中傅将孺子下殿，北面称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动。”怎么样？够精采罢？奥斯卡最佳也不见得有此演技吧！所以有人说政客都是出色的演员，信哉斯言！那帮观众也够配合的，“莫不感动”！真见鬼了，大既是因为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王莽终于成真皇帝了，大家前程似锦，高兴的吧。

如果王莽真的能让孺子健康成长，在封地内执掌大权，那山君也要道一声“佩服”了。象太祖改造宣统帝溥仪那样，将他最终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实在是功德无量的，虽然溥仪的实际想法大家不得而知，可那些遗老遗少们在北京公交站跪拜溥仪时，他明显是不接受的。满清皇族在建国后是受到优待的，不少人出任各种职位，人大政协都有他们的位置。但要王莽这样做是不可能的。王莽得国本就是权谋诡计的结果，又如何会让孺子的存在妨碍自己行事？虽然杀不得，但世上将人弄得生不如死的法子有的是。“以大鸿胪府为定安公第；皆置门卫使者监领。敕阿乳母不得与婴语，常在四壁中，至于长大，不能名六畜”，怎样？比要他的命还残忍吧？就是人为地将孺子婴弄成一个弱智，而孺子婴本来是个正常的婴儿！后来王莽让自己外曾孙嫁给了他，但这样除了又多害了一个无辜少女外，又能表明了什么呢？

这样一个无知的弱智儿，最后仍未能逃脱那些别有用心的毒手。新朝被推翻后，各路起义军风起云涌，争斗不休，你立个刘玄，我就树个刘盆子，你争我夺，流血盈野，生民涂炭。这时有人想起了这个西汉的末代皇太子来了。从法理上说，不管是谁，只要是继承了汉的名号，就没有比孺子婴更正宗了，如果他仍认为自己是汉室后裔的话。于是在更始政权与入关争夺皇位的赤眉军大战将爆发时，这些人也想乘时而起，“（建武元年，公元25年）春，正月，方望与安陵人弓林共立前定安公婴为天子，聚党数千人，居临泾。更始遣丞相松等击破，皆斩之。”就是说，刘婴也是“皆斩之”的人中一个，这就是孺子婴最后结局了。可以说，只要是通过武力夺取天下的刘姓继位宗族，谁也不会放过刘婴的，因为只有刘婴才是最正宗的汉皇位继承人，没了他，那么其它人谁来当皇帝，就只好凭手中的武力一决高下了。而在这个乱世中，就不是说谁是正宗传人，谁就能得天下的，刘秀在河北打败了冒充成帝后代刘子舆的王郎时，王郎派人请降，这使者还幻想能通过这个所谓的成帝后代的名义占点便宜，光武直截了当地告诉对方：“设使成帝复生，天下不可得，况诈子舆者乎！”也就是说，这时在这帮争夺天下者心目中，武力才是王道，你打着什么什么的名头都不好使。

第三章 王莽改制

王莽通过和平演变的手段夺取了政权，篡夺了汉祚。
很多史料受到老马的思想影响，将结局斗争那一套搬弄到史学中，非要将西汉的灭亡原因归究为其时已“民不聊生”、皇帝愚蠢、官员无能、朝廷腐败丛生、官僚政治已到了崩溃边缘，“汉末以来，政治腐败，朝廷奢华无度，地方搜刮盘剥，再加上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使得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经济凋敝，所以人心浮动，政治危机愈演愈烈。”于是被一推就倒，而王莽不过是承其弊，伸手篡夺了政权而已。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按《汉书》的记载，其时“因汉承平之业，府库百官之富，百蛮宾服，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虽然这有夸大的地方，可是这时的天下的隐患远没有到爆发出来的时候，政局看上去本来就没太大不妥，因为平帝朝和孺子婴朝都是王莽在辅政，这些都是他治政的成果，是他自己努力而取得的政绩，这也说明了王莽并不是浪得虚名的人，他是有真材实料的。可是，在王莽登基后，却迫不及待地推行了一系列的改制措施，从官制、地域、财政、钱币、边事等全方位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托古改制，最后因改制失败，导致统治基础的崩溃，从而覆灭了自己一手打造出来的新朝。这是为什么呢？山君无法相信这是因为王莽“心意未满，狭小汉家制度，欲更为疏阔”、“莽性躁扰，不能无为，每有所兴造，动欲慕古”而要进行改制，要知道，王莽是个胸有城府，深谋远虑的成熟政治家，他为了篡位，竭精惮虑，步步为营，最终完美地实现了篡位，连众多的汉宗室也为他歌功颂德！如果他沿着自己以前的治政措施推行下去，相信不会短短十五年就土崩瓦解的，在作出适当改良后，至少也能传个几代吧，也不至于这样被人千古咒骂了。所以，我们有必要认真地分析研究一下王莽改制的初衷、过程和结果，尽量解开这个千古的谜团。
一、王莽改革的初衷是什么
王莽是个很有能力的政治家，汉朝的政治虽然在哀帝时确实是比较混乱，他宠信弄臣，打击直臣，朝廷中奸佞横行，小人得志，可是在他死后，王莽辅政，很快扭转了这种情况，对于王莽辅政的情况，班固是有比较客观的评价的：“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及居位辅政，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岂所谓‘色取仁而行违’者邪！”“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显功，以自尊盛。观其文辞，方外百蛮，无不思服，休徵嘉应，颂声并作”。可是，在王莽夺得国家政权后，几乎是马上就启动了改制过程。如果说王莽是一个书生，只相信儒家的经典，坚信通过复古，恢复三代之政才能治理好国家，这样一个书呆子，那能这样老练、稳重并且无情地夺得汉室江山？这明显不能说明王莽改制的出发点在那。作为一个长期辅政，有深刻的治国经验的政治家，王莽一定是非常清楚国家的弊病在什么地方的，是不是因此才令他急切地发起了改制的原因呢？毫无疑问，王莽是希望能通过改制，真正奠定自己所建立朝代长治久安的基础，可是，事与愿违，最终改制结果适得其反。
当然，我们不能违心地说当时汉政权的统治是很好的，就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当时皇朝的末世景象已经很明显了，朝廷党争严重，党同伐异；投机取巧的小人充斥朝堂，正人君子无立脚之地；外戚垄断国家权力，为所欲为；权宦弄臣把持朝政，弄得国家乌烟瘴气。这些情况在王莽当政时有了改善，可是，王莽自己也是外戚，也在专权，他同样排斥异己，朝堂上同样充满了王莽的党羽爪牙，所以决定了朝政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末代皇朝的几个明显特点，如果不进行大的动作，是没有希望有大的改善的：
一是土地兼并严重，这是任何一个封建皇朝都无法改变的痼疾，几乎所有的大一统皇朝最后都是因为土地兼并严重，造成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各种原因的影响下，这些农民们揭杆而起，从而宣告了皇朝的灭亡的。西汉末年也同样有这样的情况，不说别的，就说王莽自己就曾因女儿被立为皇后而“有司请‘益封公以新息、召陵二县及黄邮聚、新野田”，这得多少田地？新野地处南阳盘地，是开发较早的地区，二县之地，无论如何都不止百万亩罢？虽然王莽让还了封田，但别人有这样的觉悟么？如没有，那么，有百万亩土地的大贵族不止那么一个两个吧？那拥有几十万亩几万亩的地主贵族又有多少？那些诸侯王、列侯们又拥有多少土地农田？拥有万户封爵的贵族同样有不少，这万户是贵族的领民，也就是那些无地贫民，人身也得依附在贵族老爷身上的人。这样一来，就可见当时土地兼并到了什么地步！王莽虽然也做出了一点样子，如主动捐赠三十顷地来救济灾民，但与他所拥有的，其实九牛一毛而已。

二是财富集中于权贵朝臣手中，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搜刮天下财富，古代商业不发达，虽然天下财富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靠农业的生产所得，财富的增长也是有限的，当财富迅速集中到一小撮人手中时，伴随而来的自然是广大百姓的越来越贫困和艰辛。不说当时王家、傅家、丁家、史家等外戚们的生活是如何腐朽靡烂，就说哀帝爱豆董贤，被抄家后，财产由县里发卖，纵使扣除了官员们从中分肥，贵族们的巧取豪夺后，居然仍能卖出四十三亿钱之巨，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要知道当时一户贫民一月只需十余个铜钱就能生活下去，免于饥寒了！
三是一个官僚机构，无论它当初的设计是如何地完美无瑕，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都会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病，变得越来越雍肿颟顸、效率低下、贪婪无能。这并不是它不愿意与时俱进，而是作为社会矛盾的一方，官僚机构是通过朝廷的权威而对民众实施管理的，它并不需要通过了解民意来修正自己的施政目标和手段，所以它的修正并不是主动地适应社会的变化和吸纳民众的需求，而是往往是它的弊病发展到不可忍受，遭到民众的反抗后，才无可奈何地进行一些变化，以缓和社会矛盾；可是当权力集团在缺少或没有有效的监管和制约后，它必然会利用机构的漏洞和规则缺失来为自己谋取私利，而且还会不断地扩大这个漏洞和制造更多的缺失，以满足自身没有止境的贪欲。当这些利益达到某个程度、卷入的相关成员达到某个比例和成员的身份达到某个高位后，作为最高统治者和统治集团，也不敢对他们逼迫太甚，因为这样引发的反弹连最高统治集团都难以承受，而且，最终还是要靠这帮人来管理国家的。统治集团的成员们为了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也会利用自己手中的财力优势大力培养接班人，从而导致朝中和地方上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使他们的统治更加难以动摇。宋以后的朝代就看得很清楚，官员们往往家资富有，而且不管是种地还是经商，都有免税的特权，这个特权，连皇帝都不敢随便触动！而富有的商人也通过资助贫穷学子和供养自家子弟入仕，从而最终与官员们合流，形成覆盖全国上下的特权阶层，牢牢地控制着国家各级权力。雍正不过是强制推行了“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官绅一体纳粮”等稍为抑制官员和读书人特权的措施，就被颠倒黑白地痛骂了几百年，还被加上众多诬蔑不实的罪名，可见这些特权的可怕。可是，他们什么都想到了，就是不去想想这样做，肥了自己和同伙，但是，百姓们却因此越来越穷困，与他们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被私利蒙蔽了双眼的特权阶层们，由于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和财力，根本就不会向百姓让步，损害自己的既得利益。于是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后，忍无可忍的民众们就只能奋起反抗，最终通过暴力手段彻底打碎并铲除这个特权阶层，从而导致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再分配。当时汉末的官僚体制已经开始失灵，看看陈汤的遭遇就可以明白，但还未到需要人民奋起反抗的地步，王莽的施政，总算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矛盾，但再发展下去，也只能是迟早的问题了。

从来大一统皇朝的更替和建立，往往伴随着的是大规模的起义和社会动荡，汉朝建立在秦末农民起义基础上，刘邦自己就是起义军的首领之一；唐朝建立在隋末农民起义基础上，李渊、李世民是通过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宋朝上承五代长期混乱，最终赵匡胤削平群雄，立国开基；明朝崛起于元末的农民大起义中，朱元璋也是义军领袖之一；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干翻了腐朽的明朝，但却为满清的入主中原扫清了道路。这些朝代的建立，得益于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为它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大规模的起义和战乱，彻底打碎了前朝的国家机器，基本上消灭了他们建立起来的特权阶层，损失了大量的人口，腾出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使新皇朝可以在此基础上重新分配社会资源，大致上做到相对公平，从而使新朝的社会基础相对稳固，能得到较长久的维持。至于那些不能做到彻底打碎旧阶层的朝代，就容易因为特权阶层的存在和利益上的争夺而导致皇朝寿命短促：秦朝建立后，它的统治架构并没有任何改变，消灭六国后，作为靠军功发迹的统治阶层，依然按惯性对六国进行掠夺式压榨，最终导致大规模反抗而崩溃；晋承魏余业，它的依靠力量就是原来魏的那帮既得利益者，为了巩固皇族的统治，控制各地心怀不轨的异己分子，晋大规模分封实权诸侯王，企图拱卫皇室，可司马炎却想不到，最终葬达了西晋的就是他分封的这帮子叔伯、兄弟、子侄；杨坚上位与王莽相似，也是由辅政的岳父大人最终成长为开国皇帝，他所依靠的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杨坚在时还可以压制住各方矛盾，但他死后，杨广明显地感到了关陇贵族对他的压迫和威胁，于是想方设法地削弱和瓦解关陇贵族，不惜利用战争的手段消耗对手的力量，可是，最终结果不是消耗掉了关陇贵族的力量，而是消耗光了天下民众的财富，导致大规模的反抗，关陇贵族也乘时重新推出了李唐势力作为新代表，干掉了杨广的隋朝。于是这就产生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通过和平演变建立的新朝，如何能解决这些社会矛盾，重新进行利益分配，稳定新朝的统治基础呢？
王莽作为一个有丰富治国经验的政治家，而且前期的治政成绩斐然，也受到一致的赞扬，他应当比较明白国家的弊病在什么地方。在未登基前，他就曾经尝试通过捐献家产赈济灾民，推辞封地，施恩给百姓等方式，试图缓解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他一定明白，这不过是治标之法，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皇朝的颓势。新朝是承袭了前汉的所有体制和弊病的，如果新朝建立后，不进行深刻的变革，而是继续按前汉的那一套走下去，那怕王莽可以按自己的治政经验、通过一定的改良勉强维持住一代，但下一代就不会再有与旧体制相对抗的能力，也就会在下一代崩溃掉。由于没有大规模暴力手段打下的根基，没有办法通过减少人口和分配社会的大量剩余财富而达到相对公平，所以新朝的社会基础是很不稳固的。王莽是通过利用旧的体制的弊病达到专权，从而篡夺汉祚的，如果不作出改变，让新朝的基础深扎在整个国家民众当中，那么，在他之后，难免也有与他一样的野心人物，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手段篡夺新祚。在和平演变后，如果要重新分配权力和利益，就只能通过变法的手段，尽量限制住特权阶层的利益扩张，通过国家的行政手段强力阻止土地兼并，抑制财富过度集中，通过对国家的统治机器进行政治改革，刷新吏治，重新恢复官僚机构的工作效率和灵活性，使普罗大众都能享受到新朝建立后的福利，从而达到构筑起新朝的统治基础，让百姓认可并支持新皇朝的统治，使国家长治久安，更替平稳的目的。所以，王莽在新朝建立伊始，就着手进行改革，希望能通过变法达到自己的预期。
王莽是个儒生，从小学习儒家经典，虽然后来在朝堂上打滚，越来越朝政客的方向发展，但是他心中一直是有一个理想的，那就是以周公为榜样。他处处仿效这位确立了周礼，受到儒学创派宗师孔圣无限景仰，被儒学一代又一代大家们推崇备至，被形容为达到了儒家思想中的至治境界的伟大政治家，从他前面辅政的所为就可以看到王莽对周公是如何尊崇和模仿的。虽然他在最后一步没做成周公，但并不能阻止他在其后的执政中以周政为蓝本进行“托古改制”，在王莽的认知中，只要按周礼、周制去做，纵使不能重现“三代之治”，最差也应当可以达至天下大治、政通人和、措国家于磐石之上吧？
可惜，他的动机和希望都很好，但所采取的手段并不切合实际，而国家体制的执行力更远不能达到支持改革成功的程度，最终，他的改革事与愿违，而失败的后果就是付出整个王朝崩溃的代价。

二、即位初的政令
王莽于他登基的第一年始建国元年（公元8年）四月就颁布了第一个明确的改制诏书：“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书》曰‘予则奴戮女’，唯不用命者，然后被此辜矣。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时则有嘉禾之祥，遭反虏逆贼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这道诏书中，王莽提出了他的两项改制措施：一是恢复井田制；二是禁止奴隶买卖。让我们看看王莽想干什么。
王莽首先说明恢复井田制的原因：为了抑制土地兼并。古代的所谓井田制，是将土地划成井字形的九份，每份百亩，四周的是私田，中间的百亩为公田，八家共同耕作，中间百亩的收入上缴作为税。其实就是九税一的税率。井田制将农人与土地捆绑在一起，按王莽的理解，这样是很平均的，每户一百亩，大家不用争了，而且交税也很合理，故而会“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也就不会有土地兼并的产生。而秦制就成了王莽批判的对象了，“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就是说，秦的制度很恶劣，为了满足统治者的欲望而强征暴敛，劳民伤财，破坏了圣人制定的井田制，从而导致土地兼并的产生。最后一名句倒是说明白了兼并的危害：大地主聚敛了千万顷田地，而导致了广大农民们因失去土地而破产，沦为赤贫雇工，一年做牛做马，也难得温饱。
其次王莽说明他禁止奴隶买卖的根本原因：“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语出《孝经．圣治章》：“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没有任何证据说明王莽禁止奴隶买卖的出发点是出于虚伪、收买人心之类的政客行径，如果这是王莽发自内心的意愿，那么我们无论如何都要为他有这么高贵的思想而喝采。这也说明了儒家思想对他确是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在封建社会，尤其是乱世，政客军阀们视人命为草芥，杀百姓如犬羊，又有几个统治者会将人的生命、人的尊严提高到这个地步？象李世民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并不是说他对人性有多么的重视，只不过因为明白到了民众的伟大力量后，所产生的敬畏、害怕心理而已，与王莽的境界其实不可同日而语。可为什么人们就对李世民大加喝采，而没有人重视王莽出于对人性的尊重而采取的措施呢？王莽之前就因其次子王获杀婢一事，令其自杀，虽然有其政治失败后的避祸因素，但是，这还不至于严重到需要用儿子的生命去做交换。最终王莽仍是责令儿子偿命，山君认为这其中还是含有了王莽对生命的尊重因素在内的。

1、井田制能恢复吗？
王莽指出了汉制的不足：“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汉初高祖缘于长期战乱，民不聊生，于是采取黄老之学治国，实行无为而治，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使国家得以很好的恢复，其时的田税为三十税一，实在是很低了。可是这样低的赋税所得，实在是难以维持国家运转的，所以，于赋税之外，百姓还有服役的义务，即一年中需要无偿为国家服务一段时间，这也是一种变相向国家提供赋税的做法。由于兼并和贵族封地的增加，国家得以正常征收赋税的田地越来越少，国用不足，于是官府就开始以各种各样的名目加派赋税，并且无止境地滥用民力，从而造成了土地产出的一半以上被国家和官府征去，余下的不足以维持一家所需的情况。更何况各种徭役，尤其是建宫室、起皇陵、建桥修路等，在古代技术工艺不发达情况下，都是需要用人力硬干的，很易造成因保护不力而死伤建设者的情况。死者一了百了，伤残者就度日艰难了。而发生各种灾害时，就是兼并大行的机会，百姓为生存被迫贱价出售田地，甚至卖儿卖女，破家失业。纵使有官府能及时救济，那也止于能让人不死，失去的田地却不能再回来了，这样的家庭同样沦为赤贫，只能受雇于大户，出卖劳力，田地产出除了国家收税，主家也取去大部，生活更是困苦无助。这是土地私有制的痼疾，在整个封建时代，基本无解。所以王莽所指出的问题并无错误，不过他开出的解决药方却不对症而已。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这就是王莽开出的解决兼并问题的药方。他将天下田地收归国有，禁止买卖，连奴隶买卖也一起禁止了。动作当然很坚决，也足够粗暴。对于土地较多之家，男丁不超过八人，而拥有的田地多于一井（九百亩），必须将多余的田地分给同族和邻里，让大家也享受到均田的政策好处。而无田之家，就按国家规定，即井田的方式授予田地。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我们当初的土地改革，从井岗山时代的“打土豪、分田地”直至土改时没收地主田地分予贫农等政策，实在与王莽的制度是一脉相承的。难怪适之先生会称王莽为“社##义皇帝”。不但有均田制度，对于抗拒者也有相应的制裁措施：流放到边境去抵御四夷，在穷山恶水中挣命。
可是，恢复井田制就真的能抑制兼并了吗？山君对此严重怀疑。对于井田制这种据说起始于商代，大兴于周朝的土地分配和耕作制度，山君觉得其实施的可能性并不高。史学界有一种说法是三代时期的土地是为天子所有，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允许买卖，土地的分配方式是对于贵族，封地由天子赐予，而对于平民，则是由天子按井田的方式分配。贵族以进贡的形式向天子交纳他的收益，当然其上缴远小于一般的税收；而平民则以耕作公田并将收益向国家纳税。对于井田制能否大面积实行，山君有几方面的疑问：一是不管是夏、商还是周，其实天子只是个共主，即大家承认他是名义上的首领，有高一等的身份，但是这个身份对于诸侯们来说意义只在于互相间有纠纷时能找个仲裁的地方，为表示尊重，每年都要给他进贡而已。可诸侯国内的政务天子是无权干涉的，除非发生了对王权和礼制构成重大威胁的事件。所以诸侯们是否实行井田，完全取决于国君的决定；二是井田制的田地安排未免太理想了一点，九百亩的方形田土，在非平原的地方，如何安排？周天子的国土在洛阳，那是在华北平原上，土地平整，一望无际，可能比较容易搞这个井田制，可大家都知道中国是没多少平原的，多的是丘陵和山地，这样的地理条件是无法实施井田的，周的两处京城，镐京处于关中平原上，洛阳处于华北平原上都有条件搞井田，但别的诸侯国就不见得有条件了；三是对于贵族来说，他对于国君只是承认他的统治地位，承担贵族应负的义务，包括保卫国家和安定封地治安等，并且将收入的部分作为赋税上缴，而在贵族封地内，进行耕作的是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奴隶，这样就完全没有进行井田制的必要，而国家的好土地往是被公室和贵族们占据的，这样别的土地搞不搞井田制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现代有不少学者史家们质疑井田制这种生产形式是否在历史上真的存在过，还是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山君也觉得井田制这东西纵使不是一种乌托邦，也只是一种只在周王室能影响到的小范围内实施的制度，完全不具备大规模推广的可行性。
井田制的实施其实并不能抑制兼并，因为当时也一样有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不过没有大地主而已。奴隶制下，土地是名义上国君所有，他爱赐给谁就给谁，根本就不会出现兼并不兼并。欲望与贪婪是人类发展的驱动因素，这是社会学公认的原理，奴隶制的条件下，人们根本就没有开垦土地，发展生产的的积极性，连人身自由都没有的奴隶们，如何会为奴隶主开垦土地？因为开垦出来的也不是开垦者所有的。土地的私有制出现是封建社会的标志，秦国在孝公的支持下，由商君领导率先进行了变法，变法的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鼓励农民们开垦土地，所垦出来的田地归私人所有，并一段时间内可获税收减免，这样就极大地调动了民众开荒种田的积极性，秦国也由此在十多年的时间内，迅速成为各国中国力最强大、辗压山东各国的存在，并且其后山东各国才分别进行了变法，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迈进。之后才出现了私有土地的交易，才会出现土地的买卖和兼并，而只有进行土地大规模的经营，才能提高效率并改进生产手段。因此，对于这些土地，国家是不可能收归国有的，如果真的实施，必然会遭到所有者的坚决反抗的。既然不能收归国有，就谈不上什么井田制了。

2、奴隶买卖的源流
而奴隶买卖的来源就比较深远了，在奴隶社会，社会成员的构成基本上有三类：统治阶层，包括王室、公室、贵族和士大夫们；庶民，是统治阶层同族中没有贵族身份的一般百姓，是统治阶层的基本支持力量，也能得到统治阶层给予的一些好处，诸如分到田地，不愁衣食等；奴隶，产生的来源是战争中的战俘、被占领地的平民和破产后被迫加入的平民，他们依附于奴隶主，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劳动报酬，甚至生命也没有相应的保障。因此，奴隶是被视为与其它物品，如畜牲、用具、食物同类的东西，可以交换，即使到了春秋战国，奴隶买卖仍然盛行，秦穆公手下的重臣，支持他争霸天下的谋主百里奚，就是穆公用五张羊皮换回来的奴隶，不过虞君实在是个蠢才，居然不知奴隶中有如此人才。
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过程中，奴隶们得到了解放，大部分转为了自由民，但是，奴隶买卖却并没有杜绝，这是因为利益驱动导致的。在社会比较正常时，贩买人口主要是为了谋利，这是带有强迫甚至诱拐等性质的，受害者往往是妇女儿童等反抗能力比较弱的人群，就象王莽指出的“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导致受害家庭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而强壮者是比较少沦为奴隶和婢女的，这时的奴隶买卖给社会带来的基本上是负面的影响。但在灾害降临时，奴隶买卖就会发展到达高潮，受灾害影响的衣食无着的人们会出现大面积卖身为奴为婢，只为求得生存温饱的情况，尤其是在王朝末路的情况下，灾民们甚至希望能被卖和自卖入大户家中为奴为婢，只有这样才能有生存下去的可能。而官府的所谓救济，往往会被腐败的官府和官僚们贪污一空，剩下可怜的一点根本上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虽然同样是妻离子散，此时的奴隶买卖却一定程度上给了这些可怜人们一条无奈的生路。随着社会的发展，奴隶的人身自由虽然仍然不多，但生命却是越来越有保障的。唐以后，国家法律都有关于家奴处置的规定，虽然仍比不上自由人，但也不能随意伤害，甚至不少有条件和见识的主家，对于有能力的家奴在服务一段时间后，给予免掉奴隶身份的奖励，对一般的家奴，会发给相应的月钱供他们自由支配，这是社会的进步。可直到现在，仍然有拐卖妇女儿童的情况，这是奴隶买卖的残余，也是人性丑陋的表现，虽然现在为人们所摒弃，为国家所大力打击，仍是如不死小强那样，不时冒出来表演一番，无法彻底根除。
因此，禁止奴隶买卖虽然理论上能打击奴隶贩子们的利益，减少家庭悲剧的发生，但实际上，在中国，秦以后已经没有了成规模的，成行成市的奴隶买卖了。平时的奴隶买卖都是通中间人（就是俗称的“人牙子”）介绍，相应资源也掌握在他们手中，交易是私下进行的，并且谈成的交易可在官府备案。王莽的做法可以制止官府的备案，但却不能阻止交易的私下进行。而通过战争掠夺敌方人口为奴，这个本身就是战争红利，并不受国家禁止，甚至还有专门的牙行从事这些奴隶的买卖，这就不在诏令限制之列了。在灾年，衣食无着的灾民们往往自发的形成自买的人市，这也是无可奈何中的一条出路，被大户买去，自买者总也能得口吃食，不至饿死，而自买所得又可暂时帮助家人度日。所以，王莽禁令带来的一个副作用是绝了这些可怜人的生路。这就是王莽没有过基层工作经验带来的弊病了：他不清楚底层民众的情况，所颁布的诏令就不能切合实际的需要，往往带来严重的副作用，令到结果与初衷完全背离。

@七里河边z 2019-10-14 11:06:10
王莽有智囊团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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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不上是不是智囊团，但是当时他的同党是很多的。

3、王莽这两条改制的最终结果
王莽托古改制，复辟井田，禁止奴隶买卖，其出发点是好的，但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实在浅薄，实施条件、手段和能力却是严重不足。
封建统治的统治基础是三类群体：一是士，即读书人；二是大夫，即封建贵族；三是地方豪强，这些人是由退休官员、已经没有了封爵的贵族后代和占有相当多土地的地主们所构成。而普通百姓从来都不是统治集团的依靠对象，而是被统治对象、被压迫压榨的群体。王莽的井田令，与三代相似的是并不涉及到贵族的利益，即由皇帝赐予的贵族田地是不属于井田均田范围内的。这样一来，最大的兼并者，众多的贵族们就不受影响，所谓的均田地，止兼并，在这一点上就名不符实了。官员的来源就于这三类人，其中以读书人最多，没有好的家庭环境，如何有能力供养读书子弟？所以读书人家庭，大都非地主即商人，而且商人往往同时也是地主。贵族同样也是有文化的人，贵族子弟也读书识字，在仕途上比一般人更加优先，这些不能袭爵的子弟，家中给予的补偿就是为他们谋取官职和给予田地，让他们衣食无忧。所以，井田令如果能实施下去，受到最大伤害的群体是谁？这就一目了然了，受到最大伤害的就是统治集团的两个支持群体：读书人和地方豪强。这么做，会动摇新朝的统治基础的！而且，土地是他们私有的，强制他们交出田地，没有任何补偿，何异于剜他们的心头肉，夺他们的口中食？他们的社会地位，就来源于他们对土地的占有，拥有比平民更多的财富，从而成为地方上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交出田地，不但剥夺了他们的财富，也令他们失去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这必然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抗和坚决抵制。即使是经历大乱后的新皇朝，也不敢剥夺拥有合法来源的地方绅士的土地！统治者们十分清楚谁是他们的依靠力量，他们所分配的只能是那些大乱之后的无主土地。王莽的做法，就是与这两股力量为敌，引发的后果他是难以承受的。其后的农民起义，真正由农民带领的没几家，基本上都是由地方豪强们发动并统率的，刘秀兄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变法也好，改制也罢，都需要人去执行的。朝廷的政令颁布下来，执行的就是下面的官僚阶层。如果这个政令是有利于他们的，或是对他们没什么影响的，当然可以高高兴兴地去推行、督促，可如果是伤害到他们利益的，那么执行起来就会大打折扣，被推三阻四的，甚至会出现被搁置、歪曲、怱略、不予理睬的情况。井田令对官僚阶层会造成巨大和全方位的伤害，而且受伤的不是其中的某个或某部分官员，而是全体，这点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不可能指望官员们和下面的小吏们会给予认真的执行。
要实施井田均田令，首先就需要清点田亩；在清点清楚后，统计清楚地主们的田地数量，需要拿出来均田的是多少；再统计无田，少田的贫民数量和分布；然后将多余的田地按需要分配的人口和国家规定的数量调整分配下去，并在官署记录明白，发给土地所有证明。其间执行这些工作的是官僚集团中的地方官员和下属的幕僚小吏，而执行结果的监督也同样是官僚系统中的监督机构。也就是说，是让官僚们去做那些损害自己切身利益的事，这可能吗？当然不可能！可这是国家最高权力者发出来的诏令，并得到最高权力机构的支持，那下面又会怎么对待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是现代才有的情况，可以说古已有之。不管是商鞅、王安石、张居正还是雍正，在改革过程中都遇到过巨大的反对力量，并且与他们的斗争贯穿在变法的整个过程中，王莽的也不例外。下面的官员既然不能正面反对，那么就只能在旁的法子上出邪招了。一般来说，在没有得到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可以使出来的歪招有以下几种：一是在统计数字上弄虚作假，将应统计的田亩数按自己的利益关系进行瞒报或多报，令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人受益，与自己不对付的人受害；二是受益对象上作文章，将应受田的人和受田数量减少，而将多余的受田分配到自己人甚至一些不存在的人头上，为自己从中牟利作弊；三是，也是最为恶劣的是官员与蠹吏们勾结一起，利用均田的机会，欺上瞒下，直接压榨那些中小地主，侵吞掉他们手中的田地，不但没有均田，而且还制造出了更多的赤贫，官员们上下其手，大发横财。四是发动舆论力量，形成大规模的反对声浪，并上升为声势浩大的反抗行动，将官员们的胡作非为歪曲为变法措施的不良后果，不但保住了既得利益，而且又能最终破坏掉变法的推行，这是最为狠辣的一招，而且用这招对付变法，屡屡奏效，可以说是反对派们的终极手段了！从古到今，变法的失败，几乎全是败在这一招上的。
作为一个国家领袖，王莽最大的缺点是没有基层工作经历，所以对于下面的鬼域伎俩就不是那么了解了。可以想象出王莽的这个改制措施在推行时遇到多大的阻力，而且又给百姓们带来了多少困扰。在官员们的破坏下，井田制根本不可能实行，而且老百姓们也肯定怨声载道，那样又会给官员们处罚违反者带来口实，给百姓们带来更大的伤害。这种一厢情愿的改制，不少官员都能看到问题，可是他们却不敢说，因为王莽规定得很明白，反对者会被流放到边远之地，与四夷为伍，既然皇帝都不爱惜自己的江山，那别人又该说什么呢？但是，中国从来都不缺少敢讲真话的硬汉，在井田均田令推行一段时间后，他看不下去了，于是挺身进谏，他的名字叫区博，官职是中郎。他说出了真话：“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他的话其实已经是批驳了王莽的诏令。井田法已经完全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已被历史发展所抛弃，而且，土地制度变革完全不是秦灭亡的原因，汉朝的土地制度是沿袭秦制，并没有造成不良后果，也为庶众所乐意接受。如果要恢复井田制，也不能这样仓促地实施，只有循序渐进，才有可能，这其实就是否定了实施的可行性了。而且刚才建立新朝，正是需要收拢人心，支持新朝的时候，实施这个，只会令人心涣散，动摇朝廷的基础。
王莽其实已经明白了他的想法太理想化了，要实行井田制，其实是不可能的。在听到区博进谏后，面对强大的反对力量，王莽无可奈何地退缩了：“莽知民愁怨，乃下诏：‘诸食王田，皆得买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就是说，王莽的这两条改制是完全失败了，而且不但失败了，还带来了恶劣的后果：由于均田严重侵犯了官员、读书人和地主们的利益，这些人从对王莽支持变成了明里暗里反对他的力量。这是促使新朝崩溃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因为王莽改制还有比这更混帐的措施，而且这两条失败得也太快了，从始建国元年颁布诏书，到四年宣布取消，仅过了三年，所以这两条的失败并没有激起太大的浪花。但这个失败的余波影响所及很深远，直到天凤五年，就是王莽取消诏令六年后，他想任命大司马司允费兴为荆州牧，先问问费兴有什么治政措施，费兴除了指出五均六筦给百姓带来的危害外，还说明了起义者们造反的重要原因是田地问题，他打算用土地引诱他们，瓦解造反者的队伍：“兴到部，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阔其租赋，冀可以解释安集。”这其实是很有效的一条措施，如果王莽能放手让费兴实行，起义的浪潮纵使不被瓦解掉，也会势头低落得多。可惜，费兴的指责都是针对王莽改制的关键问题，让王莽很不高兴，认为他是反对自己的改制（实际也确是反对者），不是自己可以依靠的人，干脆地免了费兴的职，费兴连实施的机会都没有就滚蛋了。也使新朝失去了控制起义队伍壮大的良机。

三、五均六筦
推出井田制的次年，王莽又放出一个改制大招：“国师公刘秀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与欲得，即《易》所谓{理财正辟，禁民为非}者也。’莽乃下诏曰：‘《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筦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筦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这就是所谓五均六筦是也。这实际上就是国家行政干预商业运作，并将与百姓息息相关的生活物资纳入国家管理和专卖，是国有商业的最早形式。王莽实施五均六筦，目的应当有两个，一是平抑物价，防止囤积居奇等不良商业行为发生，伤害百姓正常生活；二是将商业纳入国家控制范围，从中收取税赋，充实国库。
1、何谓五均六筦
五均机构是国家设立的商业管理机构，《通鉴》的介绍内容不如《汉书。食货志》详细，现在采用食货志的内容。其构成和设立地是这样的：“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注意司市的设立是在两都和位置处于某地域的中心城市中，并不是所有城市都有的，同样是大城市，象大梁、彭城、蓟等城市就没有设立，这说明这几处除了有管理商业市场功能外，可能也具有对周边各郡交易管理指导的作用。因为五均官除了这几位外，在各郡也有相应的交易管理员（羲和命士），按归属应当由相近的城市的五均司市管理。五均司市的功能如下：
一是平抑物价。“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它所。众民卖买五谷布帛丝绵之物，周于民用而不雠者，均官有以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毋令折钱。万物卬贵，过平一钱，则以平贾卖与民。其贾氏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以防贵庾者”。
这是以春夏秋冬四季中第二月的各类商品价格为准，根据商品质量，确定上中下三种品质的价格，作为标准价格，用这个作为参考，而且不同的地方可以有不同的价格，不强求一律。当交易者有出售粮食和布帛之类为民众日常必须的用品，但却因各种原因不能售出的，五均官们就要对这些商品进行检验，品质无误而又确实销售困难的，国家就应以商品本身的成本价从出售者手中购入，不要让出售者亏本。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出现在粮食收获季节和蚕茧丝麻收获后纺织季节，国家预先进行收购，防止出现因丰收而谷贱伤农和丝贱伤蚕的情况。当淡季时，民生商品价格高企，政府就会根据物价对市场进行干预，物价比标准价目高过一钱时，就将收购的必须品以标准价售出，平抑物价，以此打击商贾们囤积居奇的倒卖行为。如交易价低于标准价，则由交易者们自行交易，商业部门不予干涉。也许看官们认为一钱的差价不多，是否就有入市干预的必要？实际上，古代由于我国一直是缺铜的国家，铜钱的价值从来就不低，古代一文钱比之今天一块钱，购卖力应高得多。平常的日子，一个普通的几口市民家庭只需几十到一百钱就可以支持一个月的正常生活，柴米油盐布帛一类的必须品如一斗（尺）升价一文钱，还能说少吗？

二是官办贷款业务。“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毋过三月。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
这个官办贷款业务来源为五均司所收取的工商税收，贷款分为两种：一种是无息贷款，针对的是有困难的家庭，如遇到逢年过节需要祭神拜祖先的场合，和亲人去世、办丧事有困难的场合，可以向五均司借贷救急，这种贷款是无息的，但规定了归还期限：祭祀的费用在十天内必须归还，丧葬费用在三个月内也要归还。对此山君要说，如能真正实行，这确是一大善政，惠民多矣！另一种是商业贷款，如民众有想从事工商业经营而又缺乏本钱的，都可以提出贷款请求，官府的收益是按盈利计算的，在业者除去成本后，所余利润的十分之一作为贷款利息。
三是收取工商业交易税。“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纴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
这就是收取工商交易税了，可以说是所有可以在集市中交易的物品，都有交税的义务。这是国家的工商业管理机构，不但规定了需要交税的物品种类，而且说得很清楚，连各个行当的手工业者和行商坐贾都必须交税。交税所采取的方式是交易者自觉申报，官府核实，所收税金为交易总利润的十分之一。对于偷税（“敢不自占”）和漏税（“自占不以实”）的交易者，不但没收货品，而且还要劳教一年。“作县官一岁”不是让你当一年县官，而是在户口所在县的管辖下，进行一年的公务劳作。
四是督促耕织，禁绝游荡。“又以《周官》税民：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作，县官衣食(饲)之。”
古代生产力低下，粮食什么时候都是不够吃的，布料什么时候都不够用的，所以，对于丢荒田地，怠慢农桑，处罚极严厉。王莽对此也深恶痛绝：有田不耕导致荒芜的，罚交三人的田税；房舍有空地不植桑麻的，缴纳三人需交的布帛；对于游手好闲的人，交一匹布作罚款，不能交布的，需要出公务劳工抵偿，由公家给以衣食。这样既能有效利用劳力，又能防止闲人因此发生不法事件。
五是实行专营。“命县官酤酒，卖盐铁器，铸钱”（《汉书。王莽传》），“工商能采金银铜连锡登龟取贝者，皆自占司市钱府，顺时气而取之。”其后羲和（大司农）鲁匡上奏请设立酒酤：“名山大泽，盐铁钱布帛，五均赊贷，斡在县官，唯酒酤独未斡。……请法古，令官作酒，……除米曲本贾，计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醩酨灰炭给工器薪樵之费。”
新朝规定了四种由官府专营的商品：制盐、铁器制作、酿酒、铸钱。
对于开采收集可用于货币的商品：金、银、铜、铅、锡和猎取龟甲和采集贝壳的，必须将所得上报给五均司市的钱府官，他会按季节的时价全部进行收购。这是对于货币的原料生产进行国家管制。不服管制的生产者是会受到严厉制裁的。
而鲁匡的奏章中，对于酒类专营的收成作了规定，除了粮食、酒曲成本外，余下卖酒的毛利润国家收取百分之七十，余下的三十作为原材料和人工开支费用。这样就可以知道国家从酒类专卖中所得的是利润的大部，而工匠们所得和材料仅占小部分，由此可见专营是对国家财政有多大的支持。酒类如此，其它几类同样，这是国家财政的一个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