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出走安庆》之悬案疑惑与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的乱世深情

《之一》：郁达夫《出走安庆》之悬案疑惑

安庆这个地方，在郁达夫的人生旅程与经历中，绝对是个重要驿站，譬如其文学创作中重量级作品，包括在国内完成的首部完整短篇小说《茫茫夜》，到后来的《秋柳》《茑萝行》及《迷羊》等，都取材自这段经历。在书中，郁达夫用A城指代安庆，当地的公园、庙宇、街巷、妓院、戏楼、茶馆等名胜也尽入书中。这些作品中描述的同事关系和师生关系，家庭伦理和爱情伦理，继而性苦闷和生活苦闷，都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和情感生活变奏的创作内容，自然成为后人从事研究时，还原郁达夫安庆经历的重要依据。在这期间，郁达夫也完成了学业，组织家庭，得到第一份正式的工作，从一名学子、人子，转型为人夫、人父的关键角色阶段。

从郁达夫的年谱，我们可以了解到郁达夫一生颠沛流离，生活过的地方有故乡富阳，以及东京、上海、杭州、北京、福州、新加坡、苏门答腊等地，但提到他举家前往的定居地并不多，除杭沪京三地之外，就是安庆。总体上来说，郁达夫在安庆的岁月，应该是惬意愉悦，很多年后，当他追忆当年安庆时光，文字依然洋溢闲适情趣。

郁达夫一共三次到安庆，头两次应邀到安庆法政专门学校担任英文教习兼英文科主任，在近一年半的时间，两赴安庆，奔波于安庆、上海和日本之间。

第一次到安庆：1921年10月至1922年1月，共四个月。
1921年9月初，郁达夫从日本回到上海，在泰东书局主持《创造》季刊创刊事宜，在这同时，接受了郭沫若的推荐，独自一人来安庆，将教书视为编刊、写作以外的一份正式职业，10月1日夜半船抵安庆，第二年的春天离职返日本完成学业。

第二次到安庆：1922年9月到1923年3月，共七个月。
这年的秋季学期到来时，郁达夫携带已怀身孕的妻子孙荃来安庆同住，并在这里诞生了他们的长子龙儿，开始经营一个三口之家。这一时期郁达夫似乎埋首书斋，创作出独幕剧《孤独的悲哀》和历史小说《采石矶》。到1923年2月携夫人孙荃及在安庆出生的长子龙儿回上海。

郁达夫第二次来安庆时，已不再是当初那个放浪形骸，在僻巷寻欢的留学归来的文学青年。尤其《沉沦》的出版，把他从一个默默无名的文学青年，一跃为文坛炙手可热的著名作家。《沉沦》虽然读者叫好，但评论界却是一直褒贬不一，且始终贬大于褒，“肉欲描写者”、“肉欲讴歌者”、“颓废作家”、“诲淫”、“不道德的小说”等各种帽子都扣在了郁达夫头上，让“天真、潇洒、真诚、自然，而微微带点神经质”（陈翔鹤《郁达夫回忆琐记》）的郁达夫，一下子无所适从。特别是当时文坛领袖胡适的严厉批评。在胡适眼里，郁达夫只是一个英文水平很差的“初出学堂门的学生”，他和他的同事，都是“浅薄无聊而不自觉”“把他们几个外国人的粗浅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这篇题为《骂人》的文章在1922年9月17日在《努力周报》发表后，在安庆的郁达夫，几近崩溃，他在给郭沫若写的信中，想投江自杀的心都有。

第三次到安庆与《出走事件》
六年后的1929年，郁达夫受邀为新创办不久的安徽大学，教授“两点钟文学概论”。他在9月29日从上海乘船到安庆,但这次仅仅呆了一个星期，到了10月6日就匆匆忙忙离返上海。其中悬案疑惑历来众说纷纭，流传诸多猜测。

根据郁达夫日记中细节生活描述：来安庆后的第二天（即9月30日）“午前在街上空跑了半天，买《戴南山集》一部。”第三天10月2日早晨六点起床，“读《戴南山集》数册，《孑遗录》一篇，简要通彻，真大作也！”。从这一个星期的日记来看，郁达夫天天除了游山就是逛水，看戏读书，很是悠闲，课还没开，也无什么险恶预兆。直到出逃的前一晚（10月5日），郁达夫还与旧友聚会，日记有写“买帐子一顶。晚上约旧友两人吃晚饭，谈到十年前旧事，黯然神伤矣。后天要开课了，生活的行程，怕又要变一变过。”但到了10月6日，突然决定“从安庆坐下水船赴沪，行李衣箱皆不带，真是一次仓皇的出走”。乘船逃回上海。

根据安庆地方资料记载，郁达夫这次出逃的原因，是因为安庆的朋友邓仲纯告诉他，省教育厅厅长程天放（注1）说他是赤化分子，并将他列入政府重点清查的黑名单。闻此消息，郁达夫吓得半死，立刻赶到码头，仓皇出走。

文学研究者从这几天郁达夫的日记,有两次提及清代死于“文字狱”的文学家戴名世（著有《戴南山集》），产生臆想反证了逼害的疑虑（注2）。当时洪传经（注3）亦有首诗作传世，特别加注“郁达夫先生授书安大，闻有通缉之令，匆促出奔，诗以送之”。诗云：“一书竟报逐高贤，行色仓皇尽室捐。鸱嚇狼贪何日了，与公再结未来缘”。

这其中，是不是还有其他内情隐忧呢？
（1）除了日记记载外，我们从其他文献资料得悉，郁达夫在9-30其实还写了两封信，但从性质上，看不出什么端倪。

（i）郁达夫刚到安庆，就收到北大陈大齐的聘函, 9月30日立即作了复函（注4）。缘由是1929年9月,国民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在其未到任前,以陈大齐(百年或伯年)为代理，履新伊始, 陈大齐即电函郁达夫,聘其为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
（ii）鲁迅日记十八（1929年）也有记载：“十月二日昙：晚得达夫信。”据已公开的郁达夫日记，鲁迅收到的这封信，即郁达夫9月30日在安庆付邮的。10月3日鲁迅日记又云：“晨复达夫信”应即此信。陈子善教授认为此信虽落款“十月二夜”，因鲁迅经常当天深夜工作到次日凌晨，“十月二夜”也可理解为10月3日“晨”。

(2) 郁达夫在后来日记里说，10月8日从安庆回到上海，夫人王映霞见怪不怪。其实在去安庆之前，她就担心他的工作会有变故，所以买的是来回往返票。不过让她恼火的是，也不至于走得匆匆，连行李物件都丢在安庆。最后王映霞只好自己去了一趟安庆，不仅把郁达夫的行李给取了回来，而且代他向学校要回了一学期的薪金。（注5）

（3）另根据10月5日的日记，郁达夫出走之前的那天晚上，有记载曾与旧友聚餐“谈到十年前旧事，黯然神伤矣。后天要开课了，生活的行程，怕又要变一变过。” 故有学者认为，令郁达夫黯然神伤的应该是十年前的旧事，也就是当时任教安徽法政学校期间，或许发生一些什么事，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这么匆忙地赶来任教，或是为了要寻觅旧情，但现实里物是人非，他突然觉得没意思，就借机离开了。

《之二》：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的乱世深情

1929年10月6日，郁达夫从安庆出走回到上海至到1933年3月，郁达夫就一直活跃在上海，在文学创作方面屡有新收获;尤其是与鲁迅的往来更是密切,几乎每隔几天，郁达夫就要往鲁迅家里跑。

鲁迅与郁达夫，都是中国近代文学的代表人物，在中国文学史上留有重彩。虽然他们两人的写作主张还是个人行为都大相径庭，却也惺惺相惜，很难想象一位革命型的现实主义作家与一位浪漫主义小说家，是如何坐在一起谈笑风生。

他们相识始于1923年2月17日，当时周作人请吃饭，郁达夫在周家第一次见到了比自己大 15岁的鲁迅，两人因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讨论而熟悉起来。创造社和文研会此前虽有隔阂，但见到鲁迅本人，郁达夫觉得他很亲切，柔和的绍兴口音，清脆的笑声，笑时眼角上几条小皱纹很是可爱。到了1928年，两人还一起创办了《奔流》杂志，开始亲密合作，在文学之路上携手并肩，至于索句、赠书、赋诗等，更是日常交往的主要内容。

郁达夫与鲁迅关系密切可从《鲁迅日记》看出，譬如1932年10月12日有记载：“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运交华盖欲何求，……各人题词留念,鲁迅当场写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赠郁达夫,字的上角写有“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云云”八个字,以记录这是郁达夫请客时所写。可见两人交谊甚笃。

这首诗就是著名的《自嘲》“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鲁迅从自己深受迫害，四处碰壁中，迸发出的愤懑之情，有力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国民党的血腥统治，形象地展现了硬骨头性格和勇敢坚毅的战斗精神。

1932年12月30日，郁达夫再次到鲁迅家叙谈，并求墨宝。第二天，鲁迅就为他分别书写了自己的两首诗。一首是《无题》“洞庭浩荡楚天高，眉黛心红涴战袍。泽畔有人吟亦险，秋波渺渺失离骚。”另一首是前一年写的《答客诮》“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郁达夫非常高兴，立即回酬一首《赠鲁迅》“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群盲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



他断言鲁迅是万古，而“群盲”是看不到。‘彷徨呐喊两悠悠’说的是鲁迅的两本短篇小说集的书名，《呐喊》收录了鲁迅从1918年至1922年所创作的14篇短篇小说，它诞生于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之下。《彷徨》则收录了鲁迅的11篇短篇小说，作品以“表现得深切”“格式的特别”开创了小说现代化的特征；它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更是鲁迅对封建旧礼教、旧思想开战的有力宣言，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1933年春，在王映霞的催促下，郁达夫决定离开上海迁居杭州共筑"风雨茅庐 "（注6）。作为创造社的重要成员，曾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立下了赫赫战功的郁达夫，怎么会在1933年忽而生发移家杭州的想法呢? 郁达夫在1930年加入中国自由大同盟，参加了左联，主编左联文学刊物《大众文艺》，与鲁迅等人一起在五四时代同旧社会腐朽势力抗争，但随着国民党政治压迫的日益加重，郁达夫思想上的矛盾也日益加深，他既不满反动当局的压迫，又畏惧残酷的斗争;既想前进，又缺乏勇气。他辑录的龚自珍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就真实地反映了他的这种思想状态。

对于这次搬迁，鲁迅写了一首七律，以诗相劝。鲁迅通过郁达夫完全能体察到的典故与艺术形象，多层次地巧妙地，把‘劝阻“的意思，寓于其中。至于诗题《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其实是后来加上的。（注7）

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为方便欣赏，谨把逐句大意试解如下“

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
首句大意是说荒淫残暴的吴越王钱镠虽已死去，但鬼魂仍附着在杭州当权者身上，而忠贞耿直的伍子胥，却连死尸也无处找寻了。借古论今，杭州不可去的结论，一目了然。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通过含蓄表述杭州自然环境虽好，但消靡斗志，非革命作家久留之地。离开战场而建造安乐窝，是有远大志向的战士所不屑为。从民族责任感的高度勉励郁达夫不能忘记祖国的命运。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
这两句是“岳将军坟坛冷落” 和“林处士梅鹤凄凉“的倒装句。以历史上为世人敬仰、杭州百姓引为骄傲的民族英雄岳飞，和品德高洁的贤者林逋两位古人的遭遇为例，说明到了杭州等待你的，将是这两位古人现在所受到的冷遇。

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是希望郁达夫为大众为民族解放而进行文艺创作。游旷远-风波浩荡-行吟等词语，显然是激励郁达夫向屈原学习，抒写震撼古今的诗篇，做一名新时代的歌者!

全诗采用借古喻今的手法，把那些似乎各不相干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自然景物贯穿起来，组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阻拦得委婉而含蓄，劝说得真挚而恳切。

搬家到杭州之后的同年12月29日，郁达夫偕同夫人王映霞到上海拜访鲁迅，并恳请鲁迅为他们写几个条幅，鲁迅欣然应允，30日鲁迅即把这七律写成四幅条相赠，利用这机会再次劝说，寄予厚望，并反映了彼此醇深的情谊。

1936年，郁达夫接到国民党福建省 陈仪的来信，请他赴福州任省政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号召文化界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这是他人生重大的转折，全身心投入抗战的开始。

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当时郁达夫在福建南台宴会席上，得悉噩耗如同睛天霹雳，发了几通电报，荟萃了一夜行李，第二天就匆匆跳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22日上午十时船靠了岸，到家洗一个澡，吞了两口饭，跑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去，遇见的只是真诚的脸，热烈的脸，悲愤的脸，和千千万万将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与紧捏的拳头。后来郁达夫写了一篇《怀鲁迅》，仅有四百字,沉郁而厚重，简练且峭拔。结尾是：“鲁迅的灵枢，在夜阴城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一片微红的新月”。



注（1）
据网上资料判断，这个理由很牵强，程天放是江西新建人，五四时期就学于上海复旦大学，曾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选为会长。1920年赴美留学，先后获得伊利诺伊大学政治学硕士和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加拿大《醒华日报》总编辑，回国后担任过江西、安徽、湖北的教育厅长和浙江大学、四川大学校长，著有《欧亚归途》、《美国论》、《胡适与中国》等。这样一个履历完整、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要去迫害一个安徽大学高薪聘请而来之无冤无仇的教授，似乎说不过去。

注（2）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人称南山先生，又称“潜虚先生”，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八年榜眼。品性高傲不羁，著有《南山集》、《孑遗录》，因有悖逆语（即对明末清初志士深怀痛惜之情），康熙五十二年，狱成坐斩。

注（3）
这封信全文如下: 百年先生: 顷接由上海转来沁电，敬悉先生招我去北平膺讲席，感激之至。但王星拱先生因安大接手过迟，找不到人教书，硬拉我来此相助。北平电报来时，已在我到安庆之后，所以今年年内，无论如何,是已经不能上北平来了。敢请给假半年，俾得在这半年之中稍事准备，一到明年春期始业，定当遵命北上,与先生等共处。此事前已与启明先生谈及，大约此信到日，启明先生总已将鄙意转达。好在北平教书者多，缺席半年，谅亦无大碍耳。句此敬复，并祝康健，幼渔先生处乞代候。达夫谨具九月三十日。

此信载于《北大日刊》1929年10月14日第2254号“函电”栏,题名为《郁达夫先生致陈代校长函》，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另从郁达夫年谱得悉， 在1929年10-6日出走安庆回到上海后，半年后并没应约去北大，或许时局人事有变。其实早在1923年10月，郁达夫曾经代替北大教授陈启修到北大教统计学，当时借住哥哥郁华的房子。几个月后，他的原配妻子孙荃带着他的小儿子龙儿也来到北京，只好另在什刹海北岸的小胡同里租了一间小平房。1926年春，郁达夫到广州不久，就接到妻子来信，告诉他龙儿患了重病，当他心急如焚地赶回北京时，看到家门口已贴上白条。龙儿的离世，对郁达夫打击实在太大，几个月后他离开北京，再也没有回来。在《一个人在旅途上》一书中他这样写道：“现在去北京远了，去龙儿更远了，自家只一个人，只是零丁的一个人，在这里继续此生中大约是完不了的飘零。”，故而很难相信郁达夫会去北京择业定居，即使他愿意，后来的妻子王映霞未必同意离开杭州。

注（4）
洪传经（1906~1972），安徽怀宁人。一九二四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后留学英法诸国，一九三三年九月在巴黎被选为国际学生会副会长。一九三四年在法国获经济博士学位，周游欧西诸国。回国后执教于安庆、长沙、成都、兰州各大学，兴贤育才，蔚为世用。一九五五年南归寓居杭州，与一时名流往还，十年动乱中忧患交并，饱受淩辱，贫病以终，士林痛惜之。洪传经留有亮色诗作：”“睛江如练泛波蓝，万柳枝柔拂晓岚。且喜春光真到眼，依稀风物认江南。”

注（5）
郁达夫三次来安庆，都是为教书为谋职生计。虽然诗人多次表白，来安庆执教并非自己最喜欢的职业，抱怨“教书的如何苦法”，“如何不愿意教书”，但事实上郁达夫还是非常投入，颇得同事与同学的好评。作为省会城市，安庆绝不以经济实力雄厚见长，但安庆教育部门当时聘请教授的薪资，却可能是同类学校中最高的，足以让一位大学教授维持体面的生活。据记载，1921年郁达夫来安庆，薪水是每月200元；1929年被聘为安徽大学教授，聘资是每月340元。相对1927年的时候，郁达夫得过一个上海法科大学德文讲习的兼职，每周6小时课，月薪只有48元。

故而这次安庆出走，显然是经济以外的人际关系严重权衡失重的结果。或许其中还有一个内在的原因，就是1929年11月间，王映霞为郁达夫在上海生下了第一个男孩郁飞。

（注6）
1927年春，郁达夫与王映霞订婚时写过一首情诗" 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一年1928 年两人结为连理，"富春江上神仙侣"婚事轰动一时，文士气质深重的郁达夫深陷柔情之中。

（注7）
这首诗并无原题，据考证《今人诗话》作者高疆在读到鲁迅这首旧体诗时，根据内容随手加上去的。后来杨霁云编《集外集》照抄不误，它准确地概括了全诗的内容，故得到了鲁迅的认可。

完稿于2019年7月3日

洪传经有首诗作传世，特别加注“郁达夫先生授书安大，闻有通缉之令，匆促出奔，诗以送之”。诗云：“一书竟报逐高贤，行色仓皇尽室捐。鸱嚇狼贪何日了，与公再结未来缘”。

另根据学者蒋成德的研究，国内近年最早讨论这首《阻诗》，始于单演义于1976年在《杭州文艺》第五期提出商榷意见，直到八九十年代讨论依然勤而不辍，多达40多篇，开展了从鲁迅到郁达夫的旧体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