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2年郑成功围攻漳州之役

1652年（顺治九年，永历六年）正月初三日，郑成功率领船舰二千余号，直航漳州府海澄港口。清守城参将赫文兴②、署海澄县知县甘体垣开城投降，郑成功授赫文兴为前锋镇。

初十日，分兵切断由泉州通往漳州的要道江东桥，清漳州总兵王邦俊据守漳州府城（今漳州市）。十二日，郑军占领平和县，漳州“乡民竖旗响应，四面皆敌，孤城单危，势在急迫，万难支吾”①。二月初二日，郑军奋勇攻城，清军负隅顽抗，游兵营吴世珍中炮牺牲，强攻未能得手。郑成功下令火器营何明带领士兵挖掘坑道，准备掘进至城墙底下时填塞火药，用放崩法轰塌城墙，乘势突进府城。三月初七日，点燃引线，火药爆发，才发现因测量距离不准，坑道尚未挖到城墙底下，爆破计划失败。郑成功志在必克，改而采取围困战术，“聚集二十七万之悍贼，砌筑八十七座之木寨，环树二层栅木，外挖两重沟濠，棋布星列，浑如铁桶”②。

清浙闽总督陈锦见漳州危急，火速抽调两省兵力来援。三月初十日进至马蹄山，与郑军相距五里；十三日两军合战，陈锦部大败，兵员器械损失很多。陈锦退到同安城外扎营。五月，他派浙江金华总兵马进宝统兵援救漳州；郑成功知道城内粮食不多，清援军入城势必增加困难，于是下令对马进宝军不加阻击，任其长驱直入城中，随即发兵切断其后路，继续围困③。马进宝军入城后，曾同漳州总兵王邦俊一道开东门出战，被郑军击败，从此闭门固守。

陈锦和福建提督杨名高、右路总兵马得功扎营于同安城外，在马进宝直抵漳州城下时以为已经解围，高兴了一阵子，不久就发现中了郑成功“粮尽自降”的计谋①，王、马二部被围在漳州城内，自己手上的兵力又不足以进战解围。陈锦除了向朝廷告急，请派援兵外，弄得一筹莫展。他担心清廷所遣援兵到达之前，漳州可能失守，而漳州一旦失守，郑军乘胜进攻闽浙各地，自己将无力招架。由于心中烦闷，陈锦经常暴躁如雷，对身边服侍人员稍不如意便发怒打骂。他的家奴李进忠、李忠、卢丕昌、陈恩等怀恨在心，暗中商议把陈锦杀了，带上总督印信逃往郑成功处献功，求个一官半职。七月初七日晚上，由李忠下手把陈锦刺杀于同安灌口帐篷中，慌乱当中除李进忠逃至郑军请赏外，李忠等人都被擒获②。清廷得报漳州形势危急，总督又遇刺身亡，决定派固山额真金砺为平南将军统兵火速入闽。

这年八月漳州被围已达半年，城中粮食极为紧缺，守军挨家挨户搜括民间粮食，一碗稀粥索价白银四两，接着完全断粜。居民以老鼠、麻雀、树根、树叶、水萍、纸张和皮革等物为食，饿死者不计其数，最后是“城中人自相食，百姓十死其八，兵马尽皆枵腹”③。福建巡按王应元后来在题本中说：

八年五月发难之初，属县无恙，军需能应。自十二月后，漳浦、海澄破而东南去矣。至扼江东之桥，断朝天之岭，长泰、南靖失而东北咽喉俱塞矣。城堡村寨尽为贼掠，一城孤注，四顾无援，迁延七月犹搜括仓储，派借绅民以支吾。迨浙闽援兵继进，兵马盈万，刍粮倍前，储蓄告匮，民力罄竭。八、九两月，每石米价贵至五百五十两，草根木叶鼠雀牛马搜索食尽，继之人肉。父子相食，爨不烟火者月余，病死、饿死、投水投缳而死，兵丁威取强夺箠楚而死，日以千百计。尸骨山积，秽闻数里。嗟此残民靡有孑遗矣。虎狼士卒晓夜鼎沸，金帛珠玉，腰缠索满，犹有醉酒酣歌以娱其主将者。前无战气，后无守心，使大兵稍迟数日，则城社不为丘墟，文官不为齑粉者鲜矣。①

就在漳州清军已经陷入绝境的时候，平南将军固山额真金砺率领的援兵于九月十九日赶到泉州，二十一日会同福建提督杨名高的军队向漳州推进，由长泰县扎篾过河，九月二十八日进至漳州城外。郑成功被迫解围，把兵力部署在城南东山凤巢山。十月初三日，金砺派骑兵向郑军发起猛攻，郑军以铳炮还击。当时正值西北风，炮火烟尘弥漫于郑军阵地，能见度很低，清军骑兵趁势冲入，郑军大乱，后提督黄山、礼武镇陈俸、右先锋镇廖敬、亲丁镇郭廷、护卫右镇洪承宠都在激战中阵亡。郑成功见败局已定，带领余众退守海澄县。清军趁胜收复南靖、漳浦、平和、诏安四县①。

-----------------------------------

② 《海上见闻录》（定本）等书误书为郝文兴，时间记于正月初二日。
① 顺治九年韩代等为“海寇继陷海澄、平和二邑，阻绝要路，据实奏报事”题本，见《
明清史料》己编，第二本，第一一八—一一九页。
② 《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七十五页《查明漳州解围功次残件》。
③ 郑成功有意放马进宝入漳州城事，《台湾外纪》卷三记载颇详。
① 参见《海上见闻录》（定本）。
② 顺治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刑部尚书刘昌等为审拟“总督遇害”事题本，见《郑成功满文
档案史料选译》第九十六—一一一页。按，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记：三月间陈锦“
为其家丁库成栋所刺，来归，赐姓赏其功，以其杀主，阴令杀之。”时间和人名都有误。
《台湾外纪》卷三也记于三月，并注云：“有记锦于七月，误也。”此事自当以清方审讯
奏报为准。
③ 《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七十五页《查明漳州解围功次残件》。
① 《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七十八页，顺治十年二月二十八日福建巡按王应元题
本。《明清档案》第二十一册，A21—12号。《吏部残题本》中也说：“围困郡城八有余
月，城内士民掘草根树皮以延残喘，男妇老幼饿毙者四隅日以千计。”
① 顺治十年《为查报漳州解围功次事残件》，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七十五
—七十七页；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顺治九年十月福建巡按王应元揭帖中
说，金砺“于九月初十日由省城（福州）进发，闻二十六日已直抵漳境矣”。见《明清史
料》丁编，第一本，第七十二页。福建巡抚佟国器在顺治十年十二月初二日“为恭报大兵
抵漳，解围获捷，仰慰圣怀事”题本中说：“夫漳围之解在于顺治九年十月初三日也。先
该各大人率兵临泉，与杨提督商度进发。遂于九月二十八日兵马抵漳。初二日进剿，初三
日贼窜，围解。”见佟国器《三抚捷功奏疏》。

清廷对郑成功的招抚活动

1651—1652年（顺治八至九年，永历五至六年），郑成功在福建沿海地区多次击败清军，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原大西军出滇抗清，占领贵州全省，在广西、湖南、四川战场上大显声威。清廷统治者自进关以来从未受到这佯重大的挫折，他们在军事上的弱点暴露得越来越明显。于是，为了继续推行其民族征服政策，不得不把以汉制汉作为主要手段。

招降郑成功就是为实现这一谋略的重大步骤。在清廷统治者看来，郑氏家族的首脑郑芝龙

是自己手里的一张王牌，利用他出面招降其子郑成功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达到平定东南海域

的目的。

早在1652年（顺治九年）清廷一件密奏稿内就提出了招抚郑成功的建议。其中写道：“成

功等作贼既久，狼子野心，臣等非敢保其不叛，亦难必其就抚。但今湖南、川、广处处用

兵，力不暇及。且湖南之贼，或由江西，或由广东，皆可通闽，万一勾连狂逞，为祸愈大

。故姑以招抚一策，先将此贼牢笼，息兵养民，察其动静；苟有反侧，仍即剪除。若责令

赴京归旗，料彼不能从命，不必起其疑惧。至于颁敕往谕，未宜轻率。应赐督臣密敕一道

，内开招抚成功等语，先遣才干官同郑芝龙家人到彼宣布德意。彼果真心投顺，欲得朝廷

敕书，即以督臣密敕宣示，颇为妥便。若执迷不顺，亦不至损威伤重也。”①可见，“力

不暇及”是清廷采取招抚政策的主要动机。

顺治皇帝显然很欣赏这项建议。为了使招抚工作得以进行，首先给处于软禁状态的郑芝龙

恢复名誉，肯定了他在1646年降清的功绩，把郑芝龙被骗到北京后遭到监视的过失推到多

尔衮身上，承认了清廷处置失当，对郑芝龙予以安抚。七月间，顺治帝派内大臣遏必隆、

鳌拜、哈世屯、大学士范文程等传谕郑芝龙：“朕闻尔子弟在福建为乱。尔投诚有功，毋

轻出城行走，恐人借端诬陷。即往坟茔祭扫，亦必奏明乃去。朕嘉尔功，故以此告谕。尔

子在京有成立者可送一人入侍。”①八月初一日，应郑芝龙请求，将其由正黄旗拨入镶黄

旗，授予郑芝龙在京的第二个儿子郑世忠为二等侍卫，同时命兵部给勘合将郑芝龙的部分

亲属从福建护送来京团聚②。

这年十月，清廷给浙闽总督刘清泰发出一件敕谕，对招抚郑成功作了明确指示：“近日海

寇郑成功等屡次骚扰沿海郡县，本应剪除。朕但思昔年大兵下闽，伊父郑芝龙首先归顺，

其子弟何忍背弃父兄，独造叛逆？此必地方官不体朕意，行事乖张，成功等虽有心向化，

无路上达。又见伊父归顺之后，墨勒根王（即多尔衮）令人看守防范，又不计在籍亲人作

何恩养安插，以致成功等疑惧反侧。朕又思郑芝龙既久经归顺，其子弟即我赤子，何必征

剿？若成功等来归，即可用之海上，何必赴京？今已令郑芝龙作书，宣布朕之诚意，遣人

往谕成功及伊弟郑鸿逵等知悉。如执迷不悟，尔即进剿。如芝龙家人回信到闽，成功、鸿

逵等果发良心悔过，尔即一面奏报，一面遣才干官一二员到彼审察归顺的实，许以赦罪授

官，仍听驻扎原住地方，不必赴京。凡浙、闽、广东海寇，俱责成防剿。其往来洋船，俱

着管理，稽察奸宄，输纳税课。若能擒馘海中伪藩逆渠，不吝爵赏。此朕厚待归诚大臣至

意，尔当开诚推心，令彼悦服，仍详筹熟（察），勿堕狡谋。”①

为了体现招抚的诚意，清廷还下令追查1651年福建当局攻入中左所（今厦门）掠夺郑成功

等人家产一事。1653年（顺治十年）三月把肇事人福建巡抚张学圣、总兵马得功、兴泉道

黄澍、巡按王应元革职，押解回京交三法司审讯。这一案件的另一幕后原因是清朝统治集

团的内部矛盾，张学圣、马得功、黄澍把从厦门掠得的大批金银财宝隐匿私分，引起了朝

廷和有关官员的忌恨。即如新任浙闽总督刘清泰秘封入告所云：“盖厦门一窟，素称逆寇

郑成功之老巢，商贾泊洋贩卖货物之薮也。想诸臣之垂涎已非一日。乃不能振旅以犁其庭

，而乘成功他出之便，借抚臣巡历之名，道臣黄澍摇尾而进谋，镇臣马得功螳臂而先往，

抚臣张学圣继率全军轻身径入。此时一番饱获，自谓无患无争矣。更可异者，马镇搜括数

日，竟为所困后恳成功祖母家书，始得释归，丧师辱命。何诸臣智昏于海中之金穴，而竟

不顾有朝廷之疆土耶？及成功回，而悉数家珍，非以实抚臣之装者，则已入道、镇之囊。

以致借口索偿，弄兵修怨。”②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会审时，张学圣、马得功、

黄澍一口咬定“城内没有财物”，抵赖得干干净净。大概是在暗中用赃物买通了一些官员

，三法司在定罪意见（看语）上游移其词，三四其说，最后不了了之③。但逮捕巡抚、总

兵、道员一举，实际上是对郑成功表示一种和解的政治姿态。

这样，清廷让郑芝龙出面写信，动以父子之情；由浙闽总督刘清泰派人向郑成功转达朝廷

招抚密旨，中心意思是只要他剃发归顺，即可保持自己的军队，仍旧镇守福建沿海，不必

进京，借以解除郑成功担心重蹈父亲覆辙的疑虑。清廷所作的让步实际上是在兵力不敷分

配的情况下企图先稳住东南沿海的郑成功部，集中力量摧毁西南的永历朝廷，然后再迫使

郑成功完全就范。郑成功从自身利益出发，既要考虑父亲的安全，又想趁机扩展兵力和势

力范围。因此对郑芝龙派家人李德送来的劝降书信迅速作了回答，双方各自怀着自己的打

算，开始了“清、郑和谈”。

1653年（顺治十年）四月，清浙闽总督刘清泰依据朝廷密敕精神，写了一封文书派人送到

郑成功的祖母黄氏处，托她转给郑成功。文书中强调了两点，一是“宣扬皇上覆载深恩”

，二是“陈述父子不应绝情”，以忠孝两全引诱郑成功背明归清。五月初十日，清廷正式

颁发敕书，封郑成功为海澄公，郑芝龙为同安侯，郑鸿逵为奉化伯，郑芝豹授左都督①，

给泉州一府地方供郑成功安插和供养军队。敕谕中首先肯定了郑芝龙“当大兵南下未抵闽

中即遣人来顺，移檄撤兵，父子兄弟归心本朝，厥功懋矣”。接着指责“墨勒根王（多尔

衮）不体朕心，仅从薄叙，猜疑不释，防范过严；在闽眷属又不行安插恩养，以致阖门惶

惧，不能自安。……加以地方抚、镇、道官不能宣扬德意，曲示怀柔，反贪利冒功，妄行

启衅，厦门之事，咎在马得功”，并说明“已将有罪官将提解究拟”。然后说清廷遣人赍

敕传谕，开导归诚，郑成功、郑鸿逵“果令李德持家书来，并传口语”，“书词虽涉矜诞

，口语具见本怀”，“尔等保众自全，亦非悖逆”，故意不提郑成功以反清复明为旗帜，

给以下台之阶。除封爵授官之外，特遣芝龙表弟黄征明为使者专程赴闽传达谕旨，以解疑

畏。为了表达诚意，敕谕中宣布“满洲大军即行彻回；闽海地方保障事宜，悉以委托”①

。郑芝龙也派家人李德、周继武等持亲笔信要成功接受清朝招抚。郑成功阅信后说：“清

朝亦欲绐我乎？将计就计，权借粮饷，以裕兵食也。”他给郑芝龙写了一封模棱两可的回

信，摘要如下：

违侍膝下，八年于兹矣。但吾父既不以儿为子，儿亦不敢以子自居。坐是问候阔绝，即一

字亦不相通。总由时势殊异，以致骨肉悬隔。盖自古大义灭亲，从治命不从乱命。儿初识

字，辄佩服《春秋》之义，自丙戌（1646，顺治三年）冬父驾入京时，儿既筹之熟，而行

之决矣。忽承严谕，欲儿移忠作孝；仍传清朝面谕，有原系侯伯，即与加衔等话。夫既失

信于吾父，儿又安敢以父言为信耶？当贝勒（指博洛）入关之时，父早已退避在家。彼乃

卑辞巧语，迎请之使，车马不啻十往还，甚至啖父以三省王爵。始谓一到省便可还家，既

又谓一入京便可出镇。今已数年矣，王爵且勿论，出镇且勿论，即欲一过故里亦不可得。

彼言岂可信乎？父在本朝，岂非堂堂一平国公哉！即为清朝，岂在人后哉！夫归之最早者

且然，而况于最后者？……虽然，儿于己丑岁（1649，顺治六年）亦已扬帆入粤屯田数载

矣。不意乘儿远出，妄启干戈，袭破我中左，蹂躏我疆土，虔刘我士民，掳辱我妇女，掠

我黄金九十余万、珠宝数百镒、米粟数十万斛；其余将士之财帛，百姓之钱谷，何可胜计

？……夫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进战退守，绰绰余裕

。其肯以坐享者反而受制于人乎？且以闽粤论之，利害明甚，何清朝莫有识者？盖闽粤海

边也，离京师数千里，道途阻远，人马疲敝，兼之水土不谙，死亡殆尽。兵寡必难守，兵

多则势必召集，召集则粮食必至于难支，兵食不支则地方必不可守。虚耗钱粮而争必不可

守之土，此有害而无利者也。如父在本朝时坐镇闽粤，山海宁宁（谧？），朝廷不费一矢

之劳，饷兵之外，尚有解京。朝廷享其利，而百姓受其福，此有利而无害者也。清朝不能

效本朝之妙算，而劳师远图，年年空费无益之赀，将何以善其后乎？其或者将以三省之虚

名，前啖父者，今转而啖儿；儿非不信父言，而实其难信父言者。刘清泰果能承当，实以

三省地方相■，则山海无窃发之虞，清朝无南顾之忧，彼诚厚幸。至于饷兵而外，亦当使

清朝享其利。不亦愈于劳师远图，空费帑金万万者乎？况时下我兵数十万，势亦难散。散

之则各自啸聚，地方不宁；聚之则师旅繁多，日费巨万。若无省会地方钱粮，是真如前者

啖父故智也。父既误于前，儿岂复再误于后乎？儿在本朝，亦既赐姓矣，称藩矣，人臣之

位已极，岂复有加者乎？况儿功名之念素淡，若复作冯妇，更非本心。此可为智者道耳。

不然，悬乌有之空名，蒙已然之实祸，而人心思奋，江南亦难久安也。专禀。①

郑成功给父亲的信实际上是对清廷的答复。信中反复表示他不相信清廷的诚意，因为有郑

芝龙前车之鉴。但是，他又不愿把和谈的大门关死，暗示清朝若能将1646年勾引郑芝龙时

许下的三省（浙江、福建、广东）交给自己管辖，还是可以谈判的。然而，1653年的形势

已不同于1646年，福建、浙江两省除某些濒海地区外都已在清朝管辖之下，广东是平南、

靖南两藩的驻地，郑成功自己也知道开出这样的价码，无论是清廷还是闽、浙、粤地方当

局都无法接受。所以，他对负有清廷联络使命的郑氏家族私人李德谈话的口气要和缓得多

，诉说“兵多地少，难于安插；倘若裁减兵戈，一旦出征，何以制胜？”②要求再给“三

府屯兵，并辖三省沿海地方”；还提出清廷既封自己为海澄公，“公为五等上爵，充总兵

官，尚在提督之下”；另外指责清廷一面招抚，一面派固山额真金砺统兵入闽，似为骗局

。最后表示清廷应该“用人莫疑，疑人莫用”，只要将“海上之事”“全权托付”，那么

“父亲致力于内，儿尽力于外，付托得人，地方安静”③。

清廷研究了李德带回的信息，判断郑成功有归降之意，决定作出让步，引诱郑成功入彀。

于是，给郑成功颁发敕谕说：一，“朕念尔兵卒众多，一府难以安插，钱粮委难支给，仍

益以漳州、潮州、惠州并泉州四府驻扎，即将四府水陆寨游营兵饷拨给尔部下官兵，不足

不另补。正课钱粮仍行解部。管民文官俱听部选，尔原辖武官听尔遴选委用，仍将姓名职

衔具题造册送部。开洋船只，尔得稽察，收纳税课，送布政司解部”。二，为解决爵、职

不相应，特命郑成功“挂靖海将军印”。三，解释派金砺统兵入闽在前，命刘清泰招抚在

后，并非骗局；而且告知成功在李德到京反映情况后，清廷当即下令撤回金砺之军①。事

实上，清廷统治者急于招降郑成功，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孙可望、李定国等西南抗清势力，

表现出相当热心，在郑成功尚未正式受抚以前，就下诏金砺撤兵，“原以示信”。金砺奉

旨后六月从泉州起程，八月内撤入浙江境内②。

郑成功并不打算投降清朝，他趁和谈的机会，派兵前往福建、广东沿海地区招兵买马、征

取粮饷。从这年八月起，郑成功派出的部将官员领兵往福建漳州、泉州、龙岩、惠安、仙

游等府、县征粮征饷，“大县十万，小县五万”③，使清朝地方当局处于被动状态。据阮

旻锡记载，到1654年（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二月，郑军在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四

府措饷，“派富户追纳，诸差官俱至各府、县城外屯扎，但不入城耳。计所追凡四百余万

”①。

1654年正月十三日，清内院侍读学士郑库纳、扎齐讷等赍捧封郑成功为海澄公的敕印到达

福州。福建巡抚佟国器依据闽浙总督刘清泰的咨文，派李德往郑军中通知成功。二月初三

日，郑成功差中军常寿宁同李德等到福州迎接诏使。十六日清使郑库纳等到达泉州，十九

日至安海公馆驻劄。二十日，郑成功设香案拜受敕印，清使坚持要他先剃发然后开读诏书

；郑成功则以“具疏自行奏请”②为托辞拒绝剃头。双方相持不下，无法开读诏书。二十

五日，郑库纳等离开安海回福州。和谈陷于僵局，清朝福建地方官既无权宣布招抚决裂，

对郑军的征粮征饷又穷于应付。佟国器在奏疏中诉苦道：“今各属郡县详称，诏到之后，

群贼索饷愈炽，兴（化府）、泉一带在在告急，……有司莫知攸措，剿抚两无适从，将来

事不可知。”③

大约在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间，郑成功给清廷写了一封回信。由于信件内容重要，又

比较罕见，全文引述如下：

去岁（顺治十年，1653）又六月（即闰六月）内章京邵斯、户部黄征明差员李德、周继武

等赍到敕谕并海澄公印；本年正月十四日内院郑库纳、兵部贾勒纳复赍敕谕并挂靖海将军

印，且益以漳、泉、潮、惠四府驻劄。宠命再至，敢不祗承，遂设香案于二月二十日行礼

祗承敕命，以遵简命之隆；尚未敢开印着实行事者，其情其势，敬祗诚直陈之朝廷。计安

山海是以信用豪杰，豪杰卓有表见总在安攘山海。故用人必视其才，小才而大用之，则不

胜任；大才而小用之，则不展舒。信人必本其心。心相猜，近在同堂而能为难；心相许，

远在万里而益相亲。自古交孚相得之世，未有用人而不竟其用，亦未有不外度其情，内度

其能，而苟且为人用者也。敕谕四府寨游营兵饷不过二十万，计算散给足养万人，而现在

精兵数十万，相随多年，诸皆狼野猛戾，无妻子以羁其心，无田宅以果其肠，一旦瓦解，

啸聚千万，祸不可测，此地方之忧也。且此全闽地方寇贼充斥，而镇守北兵，地险不平，

甲马徒劳，寇至则登陴自守，寂不闻声；寇去则掩袭干戈，赤地千里，朝廷之抚有全闽也

可谓有其名而无其实矣。故自入闽以来，马步无暇日，钱粮无粒解，地方无宁刻。若以全

闽委陴镇守，就此现在精兵分布周密，给其饷以用其长，既溪洞薮窟之周知，又什伍保甲

之列定，人地相宜，将士效命，则镇闽马步可别调，而兵有实用矣。闽省正供可解京，而

饷有实济矣。此所谓名实两全者也。朝廷果推诚置腹，无分彼此，无较新旧，又岂有受人

委托而反复不信，无藉则敛戢，有藉则飞扬也哉。此所以矢志誓肌，下解苍生侧悬之苦，

上抒朝廷南顾之忧，自惠、潮以至全闽，则野无弄兵者矣。至于海上防剿，成于宁谧，尤

未易言，盖大江以南莫非海也。寇东下则在交广，南上则在吴越，而舟山等处尤盗贼之咽

喉，窃以为不扼舟山，海不可得而靖也。今在舟山镇将非兵不利、甲不善也，而北人多不

谙水战，以致鲸鲵鼓浪，莫之如何，异日酝酿势成，乘风南北，不惟闽粤之害，实江南之

忧。故将平靖海氛，必用闽兵屯扎舟山，然后可以弹压海寇；而屯兵尤先议饷，不得不就

近支给温、台、宁、绍等处饯粮，以养扎舟山之兵。夫舟山乃海中一孤岛耳，其地不过弹

丸，而闽浙隔绝，水汛不常，倘两浙之海有警欲调闽兵，既有鞭长不及之患，欲挽闽饷更

苦神鬼转运之劳。旧例镇守福建总兵兼管全温地方，齿牙相错，良有深意。倘以温、台、

宁、绍、处五府委任屯扎，调度接应舟山，使寇无窃处，地方宁静，此又可以解苍生倒悬

之苦，而抒朝廷南顾之忧也。自两浙以至闽、粤则海无扬波者矣。诚如是也，克奏肤功，

计日而得，海内咸知朝廷委任得人，岂不休哉！然则今日非不祗承，慎其事乃所以委其任

也。而其宜慎者有三：敕书四府驻扎，而府（指泉州府）镇守尚皆北来兵将，未奉明旨撤

回，不独粤平、靖二王未敢擅命，便则泉、漳镇将谁敢交代，一也；前敕旨云镇守泉州等

处，今只挂靖海空衔，不言镇守事，则欲行事而文移不便，尤恐行事而画饼竟成，二也；

又敕印再加文听部选、武听遴选委用，今泉州总镇刘仲金见在刻日赴任，即一府尚属虚悬

，而三府安能取信，三也。是以俯拜对扬之际，实尔挈瓶负薪之恩，除将敕印祗委，奉安

平公署，专委官斋盥看守以须后命，隆重付予而后即安焉。总之粮少则兵必散，则地方必

危，朝廷欲安地方，当勿吝地方。今日之请非是利地，乃欲靖地方。见今数十万之众嗷嗷

待给，区处经画，安插繁杂，伏惟英明决断而施行焉。①

郑成功对清廷的招抚正如他自己所说不过是“将计就计，权借粮饷”，虚与委蛇而已。他

表面上盛接来使，郑重其事地“三跪九叩头”领受清朝所封海澄公敕印，却拒绝剃发，仍

然使用明朝永历年号；同时又借口已受清廷封爵，堂而皇之地派人到闽、粤沿海地区征收

粮饷，甚至在清廷允许驻兵的四府以外又提出新的土地要求。从上面引述的郑成功信中可

以看出他要求把福建全省，广东惠州、潮州二府，浙江温州、台州、宁波、绍兴、处州五

府都交给他屯兵筹粮，只有这样才算是“朝廷委用得人”，实现“海无扬波”、“地方宁

静”；否则就是“大才小用”，“海寇”四起，“祸不可测”。清政府的许多官员都看出

郑成功并无归顺诚意，福建巡抚佟国器、两广总督李率泰先后上疏朝廷希望不要为郑成功

所愚弄。连原来主张招抚并充当“保人”的浙闽总督刘清泰也在密奏中说：“抚局之变，

不可不防，则剿局之备，不可不早”，要求清廷派“固山额真一人统领满洲大兵移镇闽浙

之间”②。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永吉在疏中直接了当地说：“郑成功如果实心就抚，但当解

甲投戈，遵守国法，上报圣恩。其地方兵马机宜，悉听督抚调度。何得妄以闽、粤为己任

？又何得冀望朝廷委以保全浙海？气傲志高，心雄胆大，明明要挟。虽然归顺，实怀二心

。以职愚见断之，将来为东南大患者，必郑成功也。从前飘泊海岛，脚根不定。今得盘踞

于漳、泉、惠、潮之间，用我土地，养彼人民；用我钱粮，练彼精锐，养成气候，越显神

通。”因此，他力主应当“厉兵秣马以应变”①。

在一片讨伐声中，身居虎穴的郑芝龙慌了神，他深知自己的生死荣辱取决于能否招抚郑成

功。六月间，他上疏清廷一面斥责郑成功“索求不止，致使诏使往来频繁，其罪并非不深

”，一面又婉转代为解释，列举成功对清使如何恭敬，有“亲亲敬主之心，则终非叛臣逆

子”。谈到郑成功拒绝剃头这一关键问题时，他先引述“差官黄征明、李德、周继武等言

，当劝郑成功剃头时，郑成功言，凡为臣者，以礼事君，不在些微细事等语”，借此证明

郑成功是“不懂我朝法令，且其五六名亲信下官，不愿剃头，从中梗阻挑唆，以致稽迟”

。接着表示自己鞭长莫及，“恨不能亲揪郑成功之头剃发”，一显老爸尊严。最后说他经

过昼夜苦思，终于想出了一个妙策，建议清廷准许派他的儿子郑世忠同钦使一道赴闽，“

臣次子郑世忠，现为侍卫，每日侍从皇上，……伊与郑成功情如手足，朝夕相处。若上传

皇恩，下述父言，婉言开导，则郑成功势必心悦诚服。倘若众官内有一二人阻挠归顺，郑

世忠则以君父之命，将其立斩，以遏恣意妄为者。如此，郑世忠全可速报奉命剃头一事”

②。郑芝龙的建议经王、大臣会议后，清廷同意作最后一次努力。顺治十一年（1654）六

月二十八日，清帝再次颁发敕谕给郑成功，其中除重申封海澄公、挂靖海将军印，给泉、

漳、惠、湖四府驻扎军队外，对郑成功的其他要求断然拒绝，“今据尔奏疏，虽受敕印，

尚未剃头，冀望委■全闽，又谬称用兵屯扎舟山，就近支给温（州）、台（州）、宁（波

）、绍（兴）等处钱粮。词语多乖，要求无厌。……尔若怀疑犹豫，原无归顺之心，当明

白陈说。顺逆两端，一言可决。今如遵照所颁敕印剃头归顺则已；如不归顺，尔其熟思审

图，毋贻后悔”①。

八月十三日，清廷派遣的内院学士叶成格、理事官阿山（或译作刑部郎中阿尔善）同郑成

功二弟郑世忠以及郑氏家族亲旧黄征明、李德、周继武等携带敕书到达福州，先命李德、

周继武去厦门向郑成功讲述清廷和郑芝龙的意图。二十四日叶成格、阿山在福建清军护送

下进抵泉州，又派郑世忠、黄征明（成功表叔）往厦门晓以利害。郑成功不为所动，依然

以敷衍拖延为上策。他让郑世忠回泉州约请叶成格、阿山于九月十七日到安平镇见面。届

期，郑成功调集甘辉、王秀奇、陈尧策、万礼、黄廷等二十余名部将统领水陆各镇“列营

数十里，旗帜飞扬，盔甲鲜明”，把安平镇布置得“好似铁桶”，自己才同众参军一道前

往安平准备同清使会面②。叶成格、阿山在清军步骑护卫下来到安平，一看郑军摆下的阵

势已感到气氛不对，连郑方安排的迎宾馆舍报恩寺也不敢住，宁可住在清军临时搭盖的帐

篷里，双方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尽管郑成功大设供帐，馈送厚礼，竭力向清使表示友好

，在原则上却坚持“一云先要四府地方，前诏只有水路游寨，未言陆路；二则不奉东西调

遣；三则不受部、抚节制；恐如姜襄（瓖）、金声桓等俱以剃发后激变，且未与张明振（

张名振）议妥，又比高丽不剃发等语”①。叶成格、阿山只奉有监视其剃发受敕的严旨，

并无谈判的权力，面对郑成功提出的条件知道使命难以完成，于是以“不接诏，不剃发”

②为理由拒绝成功的隆重礼遇，于二十日返回泉州。二十一日，郑成功遣人致书备礼挽留

清使，二使臣回信表示“即使相晤间，不过宣传皇上浩荡德意，与公剃发后上谢恩本，将

贵部官作何安插，及四府设防数目修入而已。他复何言哉！似公又不宜以旁语及也。弟以

一介微躯而膺朝命，钦限在十月内回京，何敢稽迟，以身试法？伏祈早决一言，俾得星驰

复命”。退还所赠礼物，并限二十五日为最后答复时间。二十四日晚上，郑世忠、周继武

、李德、黄征明等往见成功，声泪俱下地哀告：“二使此番失意而回，大事难矣。我等复

命，必无生理，并太师老爷（指郑芝龙）亦难！”③郑世忠说：“若剃发归顺，可全老父

阖家。”成功答道：“吾不剃发即可保全父命，剃发则父命休矣。”世忠“复哭劝其回心

转意。成功于李德身旁手执银盅，高声恫喝：剃发乃身分大事，本藩自会定夺，谁人敢劝

，哪个敢言！世忠未敢再开口”。周继武说他也同郑世忠一起“哭劝成功剃发归顺。成功

起誓，先撤官兵，再议剃发之事。佞官沈佺期曰：藩主剃发为令尊大人，我等剃头又为谁

人。况且同在海上数年矣”①。二十六日，郑成功又派旗鼓史谠、郑奇逢往泉州请清使来

安平再议。叶成格、阿山认为没有什么好谈的，把二人赶回。二十九日，叶、阿派人催促

郑世忠、李德、周继武、黄征明回京复命。当天，清廷使臣和随行人员离开泉州，“从间

道回延平”②，和局至此完全破裂。离别之际，黄征明要求郑成功写一回信给郑芝龙，成

功依言写了一封长信说明整个事件经过并表明自己的态度。主要内容是，“和议非本心也

”，“不意海澄公之命突至，儿不得已，按兵以示信。继而四府之命又至，儿不得已接诏

以示信。至于请益地方，原为安插数十万兵将，固图善后至计；何以曰：‘词语多乖，征

求无厌’？又不意地方无加增，而四府竟为画饼，欲效前赚吾父故智，不出儿平日所料。

遽然剃发，三军为之冲冠！……在清朝总以剃发为是，在儿总以不削发为是。……大丈夫

作事，磊磊落落，毫无暧昧。清朝若能信儿言，则为清人，屈于吾父为孝；若不能信儿言

，则为明臣，尽于吾君为忠”。二使“在泉月余，目睹脱巾情形，未曾与儿商榷，徒以剃

发二字相逼挟。儿一剃发，即令诺将剃发乎？即令数十万兵皆剃发乎？即令千百万百姓俱

剃发乎？一旦突然尽落其形，能保其不激变乎？叶、阿二位不为始终之图，代国家虚心相

商，而徒躁气相加。……使臣如此行动，朝廷可知也，能令人无危乎？能令人无惧乎？况

儿名闻四海，若使苟且作事，不特不见重于清朝，亦贻笑于天下后世矣。大抵清朝外以礼

貌待吾父，内实以奇货居吾父。此番之敕书与叶、阿之举动，明明欲借父以挟子。一挟则

无所不挟，儿岂可挟之人乎？且吾父往见贝勒之时，已入彀中。其得全至今者，大幸也。

万一父一不幸，天也！命也！儿只有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耳！”①在给二弟郑世忠的

信中他把自己的志向说得更清楚：“兄弟隔别数载，聚首几日，忽然被挟而去，天也！命

也！弟之多方劝谏，继以痛哭，可谓无所不至矣。而兄之坚贞自持，不特利害不能以动其

心，即斧刃加吾颈，亦不能移吾志。何则？决之已早而筹之已熟矣。今兄之心绪，尽在父

亲复禀中，弟闻之亦可以了然矣。大抵清朝若信兄言，则为清人；若不信兄言，则为明臣

而已。他何言哉！……夫虎豹生于深山，百物惧焉；一入槛阱之中，摇尾而乞怜者，自知

其不足以制之也。夫凤凰翱翔于千仞之上，悠悠乎宇宙之间，任其纵横而所之者，超超然

脱乎世俗之外者也。兄名闻华夷久矣，用兵老矣，岂有舍凤凰而就虎豹者哉？惟吾弟善事

父母，厥尽孝道，从此之后，勿以兄为念。噫，汉有子瑜而有孔明，楚有伍尚而有子胥，

兄弟之间，各行其志，各尽其职焉。”②

郑成功在和谈中表现的态度似乎是诡异的，在致父书中引用了清帝敕谕指责他“词语多乖

，征求无厌”的话，证明尽管未正式开读，他已完全清楚清廷的底牌。既然没有谈判的余

地，郑成功为什么又一再挽留清使，做出种种无益的举动呢？这只能说按郑成功的本意是

不愿归降清朝，对于父亲的安全虽说置之度外，毕竟不能不有所顾忌。反映在行动上就未

免进退失据，措词更难得体。例如清两广总督李率泰给郑成功的信中就批评说：“所云‘

不知有父久矣’，此言一出，不但伤天性之恩，且贻后世之刺。尊公身为明季重臣，国亡

而择主，非背国而事仇也。足下前无顾命，今无共主，何得灭不可易之亲，而从不必然之

议也？古之求忠臣于孝子者，几无据矣！至今犹屡执此‘三省相畀’之说，胡为乎来哉！

今天下中外，帖然十载。而足下身羁海甸，犹欲招徕之，以大一统之势。谁敢取臣服之版

图、惟正之资赋而轻议畀乎？且从来无此庙算，无此边筹也。即如足下所云，亦可笑矣。

无三省，则舍我而忠于彼；将有三省，即弃彼而忠于我。此皆拂情影借之言，知非足下之

心也。”①从忠于一姓王朝而言，李率泰的批评是一针见血的，问题是郑成功从来就不是

朱明王朝的“纯臣”，也不是郑芝龙的孝子，由于他首先着眼的是维护以自己为首的郑氏

家族和东南沿海部分汉族绅、民的利益，当清朝的“大一统”危及到这一集团利益时，他

只有站在比较软弱的明朝一边，借明朝的名义展开反清斗争。

清廷的招抚郑成功因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条件终告失败。然而，实际上是各有所得。郑成

功利用和谈使清方释放了1653年四月遭飓风飘入兴化港的辅明侯林察；在福建、广东某些

地区扩军征饷，增强了实力。清廷通过招降也牵制了郑成功在顺治十年、十一年两次的可

能出兵广东配合李定国作战。固然，郑成功本不积极于同李定国会师，这点下文还要谈到

；但清廷凭借郑芝龙这张王牌进行招抚，无疑助长了郑成功对永历朝廷的离心力，即他给

父亲信中所说“按兵以示信”。所以，就全局而言清廷所得远大于所失。

和谈既已失败，清廷改而用兵。1654年（顺治十一年）十一月，“议政王、贝勒、大臣会

议，郑成功屡经宽宥，遣官招抚，并无剃发投诚之意。且寄伊父芝龙家书语词悖妄，肆无

忌惮，不降之心已决。请敕该督、抚、镇整顿军营，固守汎界，勿令逆众登岸，骚扰生民

，遇有乘间上岸者，即时发兵扑剿。从之”①。十二月十六日，清廷任命郑亲王（济尔哈

朗）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同多罗贝勒巴尔处浑（二十天后，巴尔处浑即于次年正月初

五日病死，肯定未随军入闽）、固山贝子吴达海、固山额真噶达浑等领兵由北京赴福建征

剿郑成功②。郑芝龙失去了利用价值，清廷官员一再上疏要求严加惩办，他们指出郑芝龙

和郑成功利用和谈的机会派出使者多方联络，郑芝龙不仅在给郑氏集团亲属旧部的信中流

露了不满情绪，而且必然以口信方式泄露清方军事部署等秘密。从清方截获的几次郑芝龙

的私人信件里，确实可以看出他内心的彷徨。在给林忠的谕帖中说：“本爵美景日近，定

不忘尔旧人”；给林瑞骥谕帖中说：“本爵得意日近，定不忘尔”①。这里所说的“美景

日近”、“得意日近”究竟是指什么颇难揣度，他这批信件是在顺治十一年十一月间带出

北京的，次年正月在清廷任职的福建人杨国永疏中说：“郑芝龙或欲亲往（福建），或欲

讹封为王以合其意”②；这种推测有一定根据，因为郑芝龙在十一月间一面把郑成功寄来

的部分书信上交清廷，指斥“逆子”“请地益饷，抗不剃发，寄臣书信语多违悖，妄诞无

忌”③；一面派家人回原籍收取田租，还表示打算具题本请求清廷同意让他的第三个儿子

郑世恩离开京师回泉州管理田产等事务④。如果郑芝龙作的是这种乐观估计，他肯定是失

算了。另一种解释则是郑芝龙预感到噩运降临，用的是反语。尽管人们可以作种种解释，

郑芝龙的处境显然恶化了。1655年（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吏部员外郎彭长庚疏请“

先废郑芝龙以除内奸”；同月三十日正白旗下云骑尉杨国永在题本中说：“灭郑成功易，

除郑芝龙难。郑芝龙一日不除，郑成功一日难灭。……伏乞皇上速灭郑芝龙家族。”同日

，兵部尚书张秉贞等密题“请将郑芝龙本人及其妻孥一同迁居，另行禁锢。将其家人及财

物一并监管原处，视其郑成功系降系拒，再行酌处”①。清帝批示：“郑芝龙之案事关重

大，着议政王、贝勒、大臣等核实密议具奏。”大约可以判定，郑芝龙及其在京家属于顺

治十二年二月间被囚禁②。







-----------------------------------------------------------------------------

---

① 《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六十六页。从语气推测这分奏稿似出于兵部。原件无

年月，但稿中有“宜敕督臣刘清泰星驰赴任，察彼情形，量我兵力，能剿则剿，当抚则抚

”。刘清泰接任浙江福建总督在顺治九年，此件当作于刘清泰尚未赴任之时。
① 《清世祖实录》卷六十六。
② 《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七。《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八十八页，“厢黄旗下正

钦尼哈番郑芝龙揭帖”云：“职初入京时，蒙朝廷宏恩，拨入正白旗下，赐屋齐化门小街

居住。”郑芝龙入京后曾先后隶属正白、正黄、镶黄旗。
① 《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六十七页，顺治九年十月初九日，下注：“本日用宝

即发与亲领讫。”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九。
② 顺治十年刑部等衙门为审拟张学圣等事题本，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七十

九—八十二页；又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十三—二十九页所载顺治十年九月十

七日刑部等衙门尚书觉罗巴哈纳“为劣抚轻贪启衅致地方沦陷”事题本。后面一件更完整

。
③ 顺治十年刑部等衙门为审拟张学圣等事题本，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七十

九—八十二页；又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十三—二十九页所载顺治十年九月十

七日刑部等衙门尚书觉罗巴哈纳“为劣抚轻贪启衅致地方沦陷”事题本。后面一件更完整

。
① 清廷封郑芝龙、郑成功、郑鸿逵、郑芝豹爵职敕谕稿四件，见《明清史料》丁编，第

一本，第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页。
① 顺治十年五月初十日敕谕同安侯郑芝龙等稿，见《明清史料》第一本，第八十四页。

《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五收入了这件敕谕，“移檄撤兵”误写为“移檄彻兵”，“墨勒根

王”改译“睿王”。按，李德系郑氏家丁，为芝龙、成功父子之亲信，在清、郑和谈中北

往南来，传递消息。敕谕中没有明说把泉州府作为郑成功屯兵之地，但给郑成功的敕谕中

所授爵衔为“镇守泉州等处地方充总兵官海澄公”，实际含义是封以海澄公虚衔，充任泉

州总兵。
① 杨英《先王实录》，排印本，第六十二—六十四页。
② 顺治十一年六月初八日“黄征明为郑成功已领敕印事题本”，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

料选译》第三十九页。
③ 顺治十一年三月初四日广东巡抚李栖凤题本所引顺治帝敕谕，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

辑》第七十四—七十五页。
① 顺治十一年三月初四日广东巡抚李栖凤题本所引顺治帝敕谕，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

辑》第七十四—七十五页。
② 佟国器《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顺治十年十月初六日奏本。
③ 福建巡抚佟国器顺治十一年十月初九日奏本中说：“自去年至今，成功派银索饷，大

县不下十万，中县不下五万，……”见《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
①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
② 佟国器《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下文所引郑成功致清廷信很可能就是他所具的

疏。
③ 佟国器《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顺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奏本。
① 见《明季稗史》第三种，原题《朱承晃报书》，抄本用朱笔注“疑似郑成功”，墨笔

改为“即郑成功”。参考其他文献，这是郑成功给清廷的一封重要书信。
② 顺治十一年七月浙闽总督刘清泰“为密报赍到清字咨文事”，此疏虽为七月所上，其

中已说“前疏所以秘切入告也”。
① 《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九十七页，顺治十一年四月左都御史王永吉揭帖。

② 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郑亲王济尔哈朗题本，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四

十四—四十五页。
① 《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第一○一页。
② 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四。
① 佟国器《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顺治十一年九月初九日奏本。按，这里也可看

出张名振并不是郑成功的部将。
② 杨英《先王实录》第八十六—八十七页载叶成格、阿山复郑成功信。
③ 《先王实录》第八十七页。
① 顺后十二年正月初十日同安侯郑兰龙密题本，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八十

二—八十三页。
② 佟国器顺治十一年十月初九日奏本，见《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
① 郑成功复父书见《台湾外纪》卷四；《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收顺治十一年十一

月十八日郑亲王济尔哈朗题本也引述了书信全文，字句略有不同。
② 《先王实录》第八十八—八十九页。
① 《台湾外纪》卷四。
① 《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七。
② 同上。《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第一○八页载“敕谕世子古都稿”，稿内济度译

作吉都、巴尔处浑作巴尔出红，吴达海作吴达亥、噶达浑作噶达洪。
① 顺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福建巡抚佟国器“为报明缉获书札并投验告示恭候睿裁事”

奏本；同年三月十五日佟国器“为再报续获书札仰祈睿鉴事”奏本，均见《三抚密奏疏稿

·抚闽密奏》。按，《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一一七—一一九页收有兵部尚书李际

期顺治十二年六月初五日题本，这件题本就是根据佟国器的奏本奉旨详议具奏的，由于从

满文译出，所用汉字与佟国器所引郑芝龙原信有出入，如“本爵美景日近”译作“本爵好

事日近”，“本爵得意日近”译作“本爵佳音在迩”。语意虽近，仍应以郑芝龙原文为准

。又，该书第一一九页第十四—十五行“顺治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奉旨”有误，三月十五日

为佟国器上奏日期，奉旨日期当在这以后。
② 《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九十一页。
③ 《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七。
④ 顺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福建巡抚佟国器“为报明缉获书札并投验告示恭候睿裁事”

奏本，见《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
① 上引诸件均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其中吏部员外郎彭长庚原译作“吏科员

外郎彭常庚”。
② 清实录不载囚禁郑芝龙事。上引正月三十日兵部尚书张秉贞密题本中谈到“其胞弟郑

芝豹来京，已乘船抵浙江兰溪等语。今若囚禁郑芝龙，恐其途中闻知而惊逃。故此派本部

章京吴克新前往伊处迎之，并与该处官员会同商议，沿途派官兵护送至京”。二月二十一

日张秉贞等题报，浙闽总督佟代赴任途中在嘉兴遇“候补左都督总兵官郑芝豹”，兵部请

旨将郑芝豹“速解来京”。此件批红：“依议，作速密行。”同年六月初五日兵部尚书李

际期疏中则明言：“现今已将郑芝龙囚禁，正待议处之时。”

郑成功收复台湾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在长达千年以上//

顾城的这一段写的很差，什么叫自古啊？明朝以前一直独立于外的，三国和隋朝是去台湾抓奴隶的，如果属于中国的，干什么要去抓奴隶啊，自己的子民啊，怎么可以当成奴隶呢。 清朝才收入版图。






郑成功决策复台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在长达千年以上的历史中，大陆断断续续派出的官员、军队以及出海的商人、渔民同岛上的高山族同胞有过接触，福建沿海的居民移居澎湖、台湾的数量也逐渐增多。元朝和明朝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派驻军队，负责澎、台防务。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荷兰殖民者一度占据澎湖，被明朝都司沈有容领兵驱走。1622年（天

启二年）七月十一日，荷兰殖民者再次占领澎湖，在主岛上建立堡垒作为侵华基地。他们

从这里派遣船只骚扰台湾沿岸，劫掠大陆濒海地区，烧毁中国村庄和船只，把俘虏的中国

百姓贩卖到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去充当奴隶。荷兰殖民者的野蛮行径激起了中国当

局和百姓的极大愤慨，1623年（天启三年）明福建巡抚南居益亲自视察海域，派副总兵俞

咨皋等人带领军队先后在铜山（今福建东山）、厦门海面击败来犯的荷兰海盗船，活捉而

论那、高文律等七十名。次年（1624），南居益驻于金门岛，派出三千名将士渡海直捣荷

兰殖民者在澎湖擅自建立的堡垒。经过八个月的围攻，荷军“食尽计穷，始悔过乞降，拆

城夜遁”①，“彭湖信地，仍归版图”②。

由于明帝国国势衰微，在取得厦门海战和收复澎湖的胜利以后，没有断然阻止荷兰人在台

湾建立据点。荷兰东印度公司利用这一时机在现在的台南市海滨一个沙洲（当时把这个四

面环水的小沙洲称为大员）上建立要塞，命名为热兰遮堡（Zeelandia Fort），从此开始

对附近居民实行殖民统治。从现有材料来看，1624年中国福建当局奉朝廷之命收复澎湖是

因为这里设置了管理台、澎军政事务的衙门，“先朝设有两营兵马，堤防甚备”③；而允

许荷兰人到更远一点的台湾去也仅限于在那里同中国商人做生意，即如疏稿中所说：“况

夷求市为名，或天恩之所可宥；及夷据彭以请，则国法之所难容。”④荷兰殖民者在澎湖

投降后移往台湾大员时，“发现有些中国人定居在这里经营商业”⑤，可见，这里早已是

中国领土。然而，他们却莫名其妙地把事情说成是台湾土地“属于中国皇帝。中国皇帝将

土地赐予东印度公司，作为我们从澎湖撤退的条件”①。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即以荷方引

证的天启四年（1624）八月二十日厦门地方长官何某（可能是泉州府海防同知何舜龄）②

给荷方头目宋克（Maarten Sonk，后来被委为所谓第一任荷兰的台湾长官）的复信而言，

措辞是：“本函作为阁下要求事项之答复。据报你们已放弃澎湖城砦，该地已恢复原貌，

足见你们已忠实执行协定。因此我们深信你们的友好诚意。现在总督大人已获悉荷兰人远

道而来，要求在赤道以南的巴达维亚（Batavia）及我方的福摩萨岛（Formosa）之间与我

方贸易。因此，我们决定前往福州报告巡抚及衙门，以便以友好关系与你们相处。现在通

商之事既已对阁下有了充分保证，你方船队司令可前往巴达维亚向你方长官报告一切。”

③这里，台湾被称为福摩萨岛不符合中国习惯，但“我方的福摩萨岛”却是明确无误的。



明政府收复澎湖之后，福建沿海恢复了平静。但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具有海盗性质

的郑芝龙（原名郑一官，在西方文献中即称他为“一官”）集团的势力逐渐扩展，他们是

一股主要从事海外贸易的中国商人，但是为了取得粮食、淡水和其他物资常常对福建沿海

地区进行掠夺。1628年（崇祯元年）郑芝龙接受明政府的招抚，他利用官方身分扫除其他

“海贼”，既可以向朝廷报功，又增强了自己对海外贸易的垄断地位。史料表明，他同荷

兰殖民者在利益上有勾结，也有矛盾。1633年（崇祯六年）在明朝福建当局的坚持下，郑

芝龙不得不配合其他明军在福建近海挫败了荷兰殖民者为主的海盗武装，但未暇顾及台湾

、澎湖。当时，台湾人口稀少，而大陆战乱频繁，福建居民大批迁入台湾垦荒或经商，同

荷兰殖民当局的私人贸易也有很大增长。

在本书叙述的年代里，荷兰殖民者是侵华的急先锋。他们在巴达维亚建立东印度公司，作

为“经营”东南亚的总部。企图把先来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赶走，垄断整个东南亚。郑

成功以厦门、金门、南澳一带为基地建立强大的抗清武装之后，荷兰殖民者密切注视着明

、清双方战事的发展。他们既担心郑成功的军队收复台湾、澎湖；又得寸进尺，凭借武力

把西班牙人从台湾北部的鸡笼（今基隆）、淡水逐走，还计划从葡萄牙殖民者手中夺取澳

门，然后进攻金门、厦门、南澳、烈屿，“这样，既增加了公司的利益，也会使国姓爷（

郑成功）陷于衰亡，而且，还可以博得鞑靼人（指清朝）的好感和在中国境内贸易的自由

，甚至还可以获得其对外贸易的特权。从此，公司不仅将得到进入中国的根据地，而且还

可以防止敌人通过台湾海峡”①。

荷兰殖民者对台湾的中国人实行野蛮的掠夺和严酷的统治。1625年一月二十日，他们在台

湾本岛上向本地居民“以友好方式”买进了“公司所需要的大片土地”，即后来建立普罗

文查城堡及其附近地区的赤嵌，所付的代价是十五匹粗棉布①。1651年五月十日，东印度

公司决定向台湾的中国人征收人头税，每年达二十万荷盾②，尽管他们也知道“如果说有

什么人有权征收税款的话，那无疑应该是中国人”③。这一类的倒行逆施使“岛上中国居

民认为受公司压迫过甚，渴望自由”④。1652年九月，赤嵌地区的一个村长郭怀一发动反

荷起义，附近中国百姓群起响应，参加者多达一万六千人，他们只有很少一些火枪，绝大

多数手持梭标、木棍、竹杆，凭借一腔热血同殖民者展开拚死的搏斗。荷兰的台湾长官尼

古拉斯·费尔堡派出军队血腥地镇压了这次起义，郭怀一和部下一千八百人遇难，在这以

后的半个月里被杀、被俘的中国人在九千人以上①。荷兰殖民者认为郭怀一起义是郑成功

策动的，无论这种说法有没有根据，参加起义的人数之多证明了台湾的中国人不能忍受荷

兰人的殖民统治，他们为光复故土而英勇献身的精神后来为郑成功发扬光大。郭怀一起义

被镇压后，荷兰殖民刍局在1653年在同大员（热兰遮）一水相望的台湾本岛赤嵌地方修建

了另一座较小的城堡，命名为普罗文查（即现在的台南市安平镇赤嵌楼故址），配备火炮

二门，常驻士兵十七名，借以加强对台湾本岛上据点的统治，防范当地中国百姓再次反抗

。

尽管郑成功将率军收复台湾的流言在荷兰殖民者当中传播了很久，我们也不清楚这个念头

在他脑海中何时出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郑成功真正酝酿复台是在1658年大举进攻南京

遭到失败之后。退回金门、厦门海域时，郑成功仍然拥有一支相当强大的军事实力，特别

是水上舰只损失并不多。凭借海上优势，他击败了达素带领来攻的清军。但是，就全国而

言，明、清双方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形势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西南永历朝廷一蹶不振，郑

军有效控制的沿海岛屿无法支持一支庞大军队的后勤供应。为了继续同清廷抗衡，郑成功

很自然地把注意的焦点转向了台湾。正如沈光文所说：“金门寸土，不足养兵；厦门丸城

，奚堪生聚？”①

各种史籍大抵都提到了何斌（何廷斌、何斌官）其人。这人在大员（热兰遮）任荷兰东印

度公司台湾评议会的通事长达十几年，深悉当地情形。1657年当郑成功禁止中国帆船驶往

台湾时，他曾奉荷兰长官和评议会之命来到厦门，向郑成功讯问禁航原因。郑成功回答道

：“欲在台征收关税。”同年八月，何斌回台报告后，荷兰长官揆一让他再次赴厦门转达

：“关税如不涉及公司，或不至损害本公司利益，对国姓爷自向中国人课税并无异议。”

郑成功对此表示满意，双方贸易重新开放②。1659年，何斌被控告勾结郑氏集团，私自征

税，被剥夺一切职务，并处以苛重的罚款。他负债累累，难以存身，逃至厦门投向郑成功

，建议出兵收复台湾。据说，何斌逃离台湾之前曾经暗中派人测量了进入大员湾的鹿耳门

水道，到达厦门以后向郑成功献上了一份秘密地图，标明船舰如何航行才能绕过荷兰炮台

在鹿耳门登陆。何斌自告奋勇充当向导，无疑对郑成功率兵复台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

某些史著过分夸张了何斌的作用，似乎没有他出谋划策，郑成功就下不了决心，复台之举

也许不会发生。这是由于不了解郑氏集团同台湾的密切关系而产生的一种误解。从郑芝龙

开始，郑氏集团就在台湾建立了包括贸易在内的多种联系，其中一种说法是郑芝龙曾经组

织了大量移民赴台垦荒。郑成功起兵后，他管辖下的商船经常往来于台湾海峡，他手下的

户官郑泰还在台湾置有产业。被认为是荷兰末任台湾长官揆一的著作中说得很清楚：“其

实许多中国居民对公司的情况同何斌一样熟悉”；“国姓爷已经雇到三百名非常熟悉福摩

萨海岸的领航员”①。揆一固然有为自己辩护的意思，但大量商船经常往来于双方之间证

明他说的是事实。真正促使郑成功下决心收复台湾的因素只有两个，一是他需要一块足以

解决几十万兵员的粮饷物资供应的后方基地；二是他根据各种渠道（包括何斌提供的情况

）获悉荷方在台湾的兵力部署情况，做到心中有数，战则必胜。箭已经搭在弦上，正如俗

语所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郑成功翘首以待，一旦适宜的季节风来临，他的舰队

就将破浪前进，向预定的目标驶去。







-----------------------------------------------------------------------------

---

① 《明清史料》乙编，第七本，第六二九页《兵部题彭湖捷功残稿》。
② 同上，第六二五页《彭湖平夷功次残稿》。
③ 《明清史料》乙编，第七本，第六二九页。
④ 《明清史料》乙编，第七本，第六二四页。
⑤ 甘为霖《荷兰人侵占下的台湾》，引自福建人民出版社《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

第九十三页。
① 福建人民出版社《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九十五页。
② 上引《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九十四页。按，写复信官员原文为“Totokof Amo
y
”“Foa”，《史料选编》译作“厦门都督”“何”。“Totokof Amoy”可能是“Totok

of Amoy”的误排。都督是明朝高级武官职衔，在明朝北京覆亡以前厦门地区不可能有都

督。当时泉州府海防同知为何舜龄，上引兵部题“彭湖捷功”残本中说：“何舜龄当夷甫

退，善后之图，轻七尺如鸿毛，驾一叶于鲛室，周旋咨度，为人所难。尤宜特与优叙，以

示激劝者也。”可证何舜龄不仅负责处理荷军撤出澎湖的善后事宜，而且曾亲自乘船到荷

兰军中谈判。他的身份和经历最切合这封信的作者。
③ 上引《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九十四页。按，写复信官员原文为“Totokof Amo
y
”“Foa”，《史料选编》译作“厦门都督”“何”。“Totokof Amoy”可能是“Totok

of Amoy”的误排。都督是明朝高级武官职衔，在明朝北京覆亡以前厦门地区不可能有都

督。当时泉州府海防同知为何舜龄，上引兵部题“彭湖捷功”残本中说：“何舜龄当夷甫

退，善后之图，轻七尺如鸿毛，驾一叶于鲛室，周旋咨度，为人所难。尤宜特与优叙，以

示激劝者也。”可证何舜龄不仅负责处理荷军撤出澎湖的善后事宜，而且曾亲自乘船到荷

兰军中谈判。他的身份和经历最切合这封信的作者。
① 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城日志》，引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二三七—

—二三八页。
① 甘为霖《荷兰人侵占下的台湾》，引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九十六页。

② 同上书，第一一六页。
③ 同上书，第九十六页。
④ C.E.S.《被忽视的福摩萨》，引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一二四页。
① 连横《台湾通史》卷一《开辟记》云：永历“十一年，甲螺郭怀一集同志，欲逐荷人

，事泄被戮。怀一在台开垦，家富尚义，多结纳，因愤荷人之虐，思歼灭之。九月朔，集

其党，醉以酒，激之曰：‘诸君为红毛所虐，不久皆相率而死。然死等耳，计不如一战。

战而胜，台湾我有也，否则亦一死。惟诸君图之！’众皆愤激欲动。初七夜伏兵于外，放

火焚市街。居民大扰，屠荷人，乘势迫城。城兵少，不足守，急报热兰遮，荷将富尔马率

兵一百二十名来援，击退之。又集归附土番，合兵进击，大战于大湖。郭军又败，死者约

四千。是役华人诛夷者千数百人。”按，连横所记多可参考。但郭怀一起义在公元1652年

，连氏记于永历十一年（1657），系时有误。
① 沈光文《台湾赋》，出处见前引。
② 引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二四○页。按何斌代郑氏集团在台湾征税事荷方

记载有不同说法。杨英《先王实录》记：1657年“六月，藩驾驻思明州。台湾红夷酋长揆

一遣通事何廷斌至思明启藩，年愿纳贡，和港通商，并陈外国宝物。许之。因先年我洋船

到彼，红夷每多留难，本藩遂刻示传令各港澳并东西夷国州府，不准到台湾通商。由是禁

绝两年，船只不通，货物涌贵，夷多病疫。至是令廷斌求通，年输银五千两、箭柸十万枝

、硫磺千担，遂许通商。”和荷方记载可互相印证补充。
① 《被忽视的福摩萨》，引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一二七页、第一三四页。

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

郑成功为人志大才雄，遇事独断于心，具有极其坚毅的性格。在决策收复台湾问题上又一次显示了他的这种性格特征。

在进攻南京战役失败以后，郑成功把目光转向了台湾。1659年（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十二月，“议遣前提督黄廷、户官郑泰督率援剿前镇（戴捷）、仁武镇（康邦彦）往平台湾，安顿将领官兵家眷”①。次年正月，达素统领清军入闽，郑成功为集中兵力迎战，

不得不暂时推迟这次军事行动。击败达素调集的各路清军之后，郑成功加紧了复台的准备

工作。1660年冬，他派出大批军队到广东潮州沿海地区筹集粮食。次年正月，他在厦门传

令大修船只，听令出征。召集诸将举行秘密会议，训话道：“天未厌乱，闰位犹在，使我

南都之势，顿成瓦解之形。去年虽胜达虏（指达素军）一阵，伪朝（指清朝）未必遽肯悔

战，则我之南北征驰，眷属未免劳顿。前年何廷斌所进台湾一图，田园万顷，沃野千里，

饷税数十万。造船制器，吾民鳞集，所优为者。近为红夷占据，城中夷伙不上千人，攻之

可垂手得者。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

，并可生聚教训也。”②这是郑成功正式提出收复台湾为根本的战略计划。参加会议的多

数将领对于收取台湾安顿家眷心存疑虑，一个个面有难色。宣毅后镇吴豪说自己曾经几次

到过台湾，那里荷兰人的“炮台利害，水路险恶”，“风水不可，水土多病”，不赞成出

兵台湾。大将黄廷说：“台湾地方闻甚广阔，实未曾到，不知情形。如吴豪所陈红毛炮火

，果有其名，况船大又无别路可达，若必由炮台前而进，此所谓以兵与敌也。”建威伯马

信发言道：“藩主所虑者，诸岛难以久拒清朝，欲先固其根本，而后壮其枝叶，此乃终始

万全至计。信，北人也，委实不知。但以人事而论，蜀有高山峻岭，尚可攀藤而上，卷毡

而下；吴有铁缆横江，尚可用火烧断。红毛虽桀黠，布置周密，岂无别计可破？今乘将士

闲暇，不如统一旅前往探路，倘可进取，则并力而攻；如果利害，再作商量，亦未为晚。

此信之管见也。”郑成功听后赞扬道：“此乃因时制宜，见机而动之论。”吴豪再次发言

反对，各将领“议论不一”。参军陈永华发言：“凡事必先尽之人，而后听之天。宣毅后

镇所言，是身经其地，细陈利害，乃守经之见，亦爱主也，未可为不是。如建威之论，大

兴舟师前去，审势度时，乘虚觑便，此乃行权将略也。试行之以尽人力，悉在藩主裁之。

”接着，协理五军戎政杨朝栋发言支持郑成功，认为恢台之举可行。郑成功非常高兴，称

赞“朝栋之言，可破千古疑惑”，当即拍板决定兴师复台①。这次军事会议的显著特点是

：郑成功部下将领和兵员多是经济比较发达的福建沿海州县人，而当时台湾尚处于初期开

发阶段，吴豪的意见自然有一定的代表性。马信是北方来归将领，陈永华是文官，他们虽

支持复台，不足以扭转会议倾向。杨朝栋是郑鸿逵旧将，他表态之后，郑成功立即抓住时

机，断然作出决策，体现了他的领导艺术。兴师驱荷，是中国近三百多年来在台湾问题上

一个极其重要的决策，对台湾这块自古以来中国的领土的发展前途影响至为深远，出兵前

这次军事会议在史册上是重要的一页，多数闽籍将领的留恋乡土，胸无远志，正好衬托了

郑成功的目光远大。

郑成功的复台计划，经过周密的准备。除了修理战船、备办粮饷、器械以外，他在军事上

的部署值得特别注意。郑成功的基本意图是取台湾为复明基地，而不是撤往该地。所以，

他必须考虑既能从荷兰殖民者手中夺回台湾，又不能失去厦门、金门、南澳一带近海岛屿

。因此，他决定亲自统率主力出征台湾，这支主力又分为首批和二批；在金门、厦门、南

澳一带留下了相当兵力：命忠勇侯陈霸防守南澳，警惕清广东军阀苏利、许龙乘虚而入；

派郭义、蔡禄二镇前往铜山（今东山）会同原镇该地的忠匡伯张进守御该岛，必要时策应

守南澳的陈霸部；留户官郑泰（成功宗兄）和参军蔡协吉守金门；洪天祐、杨富、杨来嘉

、何义、陈辉守南日、围头、湄州一带，连接金门，以防北面来犯之敌；由世子郑经守厦

门，辅以洪旭、黄廷、王秀奇、林习山、杜辉、林顺、萧泗、郑擎柱、邓会、薛联桂、陈

永华、叶亨、柯平，与洪旭之子洪磊、冯澄世之子冯锡范、陈永华之侄陈绳武三人调度各

岛防守事宜。

跟随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将领和官员有马信、周全斌、萧拱宸、陈蟒、黄昭、林明、张志、

朱尧、罗蕴章、陈泽、杨祥、薛进思、陈瑞、戴捷、黄昌、刘国轩、洪暄、陈广、林福、

张在、何祐、吴豪、蔡鸣雷、杨英、谢贤、李胤、李袭。1661年（顺治十八年）誓师，参

加誓师礼的有原兵部尚书唐显悦、兵部侍郎王忠孝、浙江巡抚卢若腾、吏科给事中辜朝荐

、右副都御史沈佺期等，此外还有明宁靖王朱术桂、鲁王世子朱桓、泸溪王、巴东王和留

守文官武将。从参加饯行宴会的人来看，基本上包括了当时在金、厦地区的全部明朝头面

人物，也许其中一些人并不赞成郑军主力开赴台湾，公开反对的是兵部侍郎张煌言。张煌

言认为台湾距大陆较远，郑成功以主力复台即便如愿以偿，却离抗清前线远了，这同他的

急切兴复明朝的主张是相左的。张煌言在《上延平王书》中毫不客气地说：

窃闻举大事者，先在人和；立大业者，尤在地利。……即如殿下东都（指台南，一本作东

宁，误。郑成功改赤嵌为东都，至郑经时改东都为东宁）之役，岂诚谓外岛足以创业开基

，不过欲安插文武将吏家室，使无内顾之忧，庶得专意恢剿。但自古未闻以辎重眷属置之

外夷，而后经营中原者。所以识者危之。……故当兴师之始，兵情将意，先多疑畏。兹历

暑徂寒，弹丸之域，攻围未下（可见煌言此书写于荷兰台湾殖民者投降前夕）。是无他，

人和乖而地利失宜也。语云：与众同欲者罔不兴，与众异欲者罔不败。诚哉是言也。是虏

酋短折，孤雏新立（指清帝福临病死，玄烨幼年继位），所云主少国疑者，此其时矣。满

党分权，离衅叠告，所云将骄兵懦者，又其时矣。且灾异非常，征科繁急，所云天怒人怨

者，又其时矣。兼之虏势已居强弩之末，畏海如虎，不得已而迁徙沿海，为坚壁清野之计

，致万姓弃田园，焚庐舍，宵啼露处，蠢蠢思动，望王师何异饥渴。我若稍为激发，此并

起亡秦之候也。惜乎殿下东征，各汛守兵，力绵难持，然且东避西移，不从伪令，则民情

亦大可见矣。殿下诚能因将士之思归，乘士民之思乱，回旗北指，百万雄师可得，百十名

城可下矣。又何必与红夷较雌雄于海外哉！况大明之倚重殿下者，以殿下之能雪耻复仇也

。区区台湾，何预于神州赤县，而暴师半载，使壮士涂肝脑于火轮，宿将碎肢体于沙迹，

生既非智，死亦非忠，亦大可惜矣。况普天之下，止思明州（厦门）一块干净土，四海所

属望，万代所瞻仰者，何啻桐江一丝，系汉九鼎。故虏之虎视，匪朝伊夕，而今守御单弱

，兼闻红夷搆虏乞师，万一乘虚窥伺，胜败未可知也。夫思明者，根柢也；台湾者，枝叶

也。无思明，是无根柢矣，安能有枝叶乎？此时进退失据，噬脐何及。古人云：宁进一寸

死，毋退一尺生。使殿下奄有台湾，亦不免为退步，孰若早返思明，别图所以进步哉！昔

年长江之役，虽败犹荣，已足流芳百世，若卷土重来，岂直汾阳、临淮不足专美，即钱镠

、窦融亦不足并驾矣。倘寻徐福之行踪，思卢敖之故迹，纵偷安一时，必贻讥千古。即观

史载陈宜中、张世杰两人褒贬，可为明鉴。九仞一篑，殿下宁不自爱乎？夫虬髯一剧，祗

是传奇滥说，岂真有扶余王乎？若箕子之居朝鲜，又非可以语今日也。某倡义破家以来，

恨才力谫薄，不能灭胡恢明，所仗殿下发愤为雄，俾日月幽而复明，山河毁而复完。某得

全发归故里，于愿足矣。乃殿下挟有为之资，值可为之势，而所为若是，则其将何所依倚

。故不敢缄口结舌，坐观胜败。然词多激切，触冒威严，罔知忌讳，罪实难逭矣。惟愿殿

下俯垂鉴纳，有利于国，某虽死亦无所恨。谨启。①

很明显，张煌言对郑成功的决策复台是不赞成的，信中处处流露出对郑成功的失望，认为

复台的目的是脱离抗清前线，仅从郑氏一家私利考虑取远离大陆的台湾为安身立命之所，

是无意复明的表现。这表明张煌言和郑成功两人的着眼点有很大的差异。张煌言是在儒家

学说熏陶下成长的仁人志士，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缺点是眼界狭窄。他在信

中说的清顺治帝去世，主少国疑，实行迁海政策等给复明势力提供了有利时机，虽有一定

道理；但从全局来看，清廷已经比较牢固的稳定了在大陆的统治，张煌言的立论未免过于

乐观。相形之下，郑成功比他现实得多。郑氏家族本是海上起家的，这种家族历史背景使

他视野开阔，台湾、澎湖沃野数千里当然包括在赤县神州之内，为解决数十万兵员和其他

人士的粮食、物资供应，光靠金门、厦门、南澳等弹丸之地是绝对支持不下去的。清廷实

行沿海迁界政策，郑成功了解的情况决不亚于张煌言。这一政策并不意味着清朝把沿海约

三十里的广袤土地让给郑军，任其屯田扼守；而是一种短视的封锁政策，旨在切断郑军从

内地取得物资的通道。如果郑军登陆，清政府将凭借陆战的优势驱逐其下海。郑成功正是

有见及此，不顾张煌言和部下多数将领的反对，毅然决定进军复台。何况，张煌言写这封

信时正是荷兰殖民当局即将投降之时，如果郑成功采纳了他的意见，就将功亏一篑，台湾

的历史走向很可能完全不同，郑氏集团的抗清事业也必然更早失败。这再一次证明分析各

种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是非常复杂的，即便像张煌言这样出类拔萃的人物也不免在个别重

大问题上作出错误的判断。

1661年（顺治十八年）二月初三日中午，郑成功率领首批军队乘船出料罗湾，次日过午到

达澎湖。初六日，他亲祭海岳，巡视附近岛屿，对随行诸将说：“台湾若得，则此为门户

保障。”①随即留下陈广、杨祖、林福、张在四将带兵镇守澎湖。初七日，下令曰：“本

藩矢志恢复，念切中兴。前者出师北讨，恨尺土之未得，既而舳舻南还，恐孤岛之难居，

故冒波涛，欲辟不服之区，暂寄军旅，养晦待时。非为贪恋海外，苟延安乐。自当竭诚祷

告皇天，并达列祖，假我潮水，行我舟师。尔从征诸提、镇、营将，勿以红毛火炮为疑畏

，当遥观本藩鹢首所向，衔尾而进。”②第二天，郑成功在自己的座船上竖起帅旗，发炮

三声，金鼓震天，直航台湾。未刻，已抵鹿耳门。成功命何斌坐于斗头引导船队绕过荷兰

炮台，强行登陆。在岛上几千名中国人的协助下，不到两个小时已有数千名战士踏上了台

湾的土地。大批战舰和船只也驶抵热兰遮和普罗文查（即赤嵌城）之间的海湾。

当时，荷兰在台湾的兵力只有一千多名，长官揆一和评议会率八百多名驻于沙洲上建立的

热兰遮城堡，海面有以赫克托号为主的四条战舰，在隔湾（当时称大员湾）相对的台湾本

岛上的普罗文查堡有四百名兵员防守。此外，在鸡笼（今基隆）、淡水有微不足道的一点

兵力，后来都集中到热兰遮。郑军顺利登陆后，骄横的荷兰殖民者企图在海上和陆地同时

发起进攻，一举击败立脚未稳的郑军。他们以最大的赫克托号带领三艘战舰凭借火炮等装

备的优势首先向郑军舰船开炮。郑军派出了各装两门火炮的六十艘舰船迎战。战况非常激

烈，发射炮弹的硝烟弥漫，以致在稍远的地方无法辨认双方船只。中国的战舰在制造和装

备的火炮上虽稍逊于敌舰，但他们英勇奋战，利用自己在数量上的优势四面围攻荷舰。突

然，中国战舰的大炮射中了赫克托号的弹药仓，引起强烈爆炸，赫克托号连同所载士卒葬

身海底。另一艘荷舰斯·格拉弗兰号也被郑军火船引燃，仓皇逃离。海战以荷方惨败告终

。陆上的战斗情况也差不多。荷方派贝德尔上尉（中方文献写作拔鬼仔）率领二百四十名

精兵出击。贝德尔对中国军队怀有西方殖民者特有的偏见，他认为中国人都是胆小如鼠，

“只要放一阵排枪，打中其中几个人，他们便会吓得四散逃跑，全部瓦解”，“据荷兰人

估计，二十五个中国人合在一起还抵不上一个荷兰兵。他们对整个中华民族都是这样看法

：不分农民和士兵，只要是中国人，没有一个不是胆小而不耐久战的，这已经成为我方战

士不可推翻的结论。……他们认为，国姓爷士兵只不过同可怜的鞑靼人（指清军）交过锋

，还没有同荷兰人较量过；一旦和荷兰人交战，他们便会被打得落花流水，把笑脸变成哭

脸”①。战斗在郑军登陆的一个名为水线尾的沙洲上展开。郑成功派黄昭带领五百名铳手

携连环熕二百门在正面列阵阻击，杨祥率藤牌手五百名绕到敌之左翼侧攻，肖振宸率领二

十艘大船摇旗呐喊，作进攻热兰遮状。贝德尔的军队同黄昭部接战时，以十二人为一排，

连放三排枪，出乎他们意料的是郑军并没有一听枪声就失魂落魄地四散奔窜，而是沉着应

战，像一座铁壁一样阻挡着荷军前进；杨祥部从旁夹击，“箭如骤雨”，这些自命不凡的

荷兰官兵的“勇气”“完全为恐惧所代替，许多人甚至还没向敌人开火便把枪丢掉了。他

们抱头鼠窜，落荒而逃”。郑军乘势全线出击，“直到上尉及其部下一百十八人全部战死

”，剩下八十名见机行事的士兵涉过水深及颈的海面逃到船上返回热兰遮向他们的长官报

告这场出击的经过②。

郑军在海上、陆上初战告捷，荷兰人已失去了出击的信心，躲在城堡里等待救兵。郑军“

切断了海陆交通，包围了普罗文查要塞，切断了它同热兰遮的联络，使各自陷于孤立。他

们也完全控制了乡村，禁止福摩萨人同被包围的军民有任何接触，使他们不能帮助遭到攻

击的荷兰人（按，此处福摩萨人指高山族同胞，但是高山族百姓决不会支持以掠夺为目的

的荷兰殖民者）。上述行动由于得到中国居民中二万五千名壮丁的帮助，在三四小时内就

完成了。那些惊慌绝望的福摩萨人也被迫向敌人屈服，同所有中国居民一样，被利用来危

害我方”①。

完成对荷兰两座城堡的包围之后，郑成功决定先攻台湾本岛上的普罗文查堡（赤嵌城）。

初十月，他命令士卒每人持草一束，堆置城下，派通事向荷军守将描难实叮发出最后通牒

，如果再不投降就点火焚城。描难实叮向热兰遮求救无援，被迫投降。《被忽视的福摩萨

》记载，五月四日，“司令官献出了普罗文查要塞以及一切军用物资，他本人及所有士兵

都成了战俘”②。这样，荷兰殖民者在整个台湾地区的据点只剩下近海沙洲上孤零零的一

座热兰通城堡。即如荷方记载，“大员（热兰遮城所在沙洲）只是一块荒漠的沙洲，寸草

不生，四面环海，不能跨出一步。他们也没有足够的人力或其他方法打击敌人。惟一的希

望是守住热兰遮城堡，等待从巴达维亚得到有力的援助”③。

郑成功军在台湾基本站稳脚根后，于三月下旬（公历五月一日）致信荷兰殖民当局，要求

热兰遮投降，荷兰人可以携带全部财物乘船离开台湾。信的全文如下：

大明招封大将军国姓致书于大员长官费烈德瑞克·揆一阁下：澎湖地近漳州诸岛，乃该州

所属之地。大员紧依澎湖，故此地亦必归中国同一政府之管辖；事实证明隔海两边地区之

居民皆系中国人，其处田产自古以来即为彼等所有并垦殖。先时，荷兰船只前来要求通商

，其人于此处并无尺寸之地，余父一官出于友善指出该地，仅允借给。

余父之时及后来余本人均试图一本友好之念与该公司相处，为此目的余等每遇荷兰人犯即

行释放，遣之回乡，遐方诸国尤以贵公司当已洞悉，贵公司定能历述余之深恩厚意。阁下

居于此地已历多年，亦必尽知此情，而余之英名阁下谅必早铭于心。

现今余已亲统大军临于此地，意在不仅利用此地区，并将建立容纳众多人口之城池。

你应该知道，继续占领他人之土地（此地属于余等之祖先，现传授于余）是不正当的。阁

下与诸议员（若足够明智）定当明于此义，因此，如果你即来谒见余，并通过友好之谈判

将城堡转交予我，那么，我将不仅对你加官进爵，赦免你等及妇孺之生命，并将允许你们

保有原有财物，如果你们愿意还可以在余统治下仍居于此地。

但是，如果与此相反，你们不听余言，故持异议，敌视于我，当深思任何人将不获生存，

全遭屠戮；假如你们企图暗中离开尔等之城堡，逃入船中，开往巴达维亚，尔国严格之法

律有禁于此，亦将处以死刑；在此情况下尔等亦无生路。你们无需在是否投降于我之问题

上争论不休，也无需过多地考虑此举是福是祸，因为迁延时日只会错过机会，那时你们将

后悔无及，望及早作出决定。

最后，我已派出十二船官兵进入尔等之城，以防止一切抢掠与混乱，这样居住于那里的人

——中国人以及荷兰人——都将保有其财物，无人受害，如此一切人均将安全有保，任何

人无需害怕余之官兵。

书于永历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钤国姓爷印。①

当天，荷兰殖民者在台湾设立的评议会讨论是否接受郑成功所提条件。与会者知道热兰遮

市区已被郑军收复，城堡成了孤注，守军只有五百人，形势极为不利，正如这次会上荷兰

人表述的：“他们的力量很强大，他们的中国臣民遍布全境，完全能够切断我们的粮食供

应。”②但是，与会者非常明白一旦投降，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几乎不可能再回到这个岛

屿来”③。经过一番紧张的商议后，评议会决定第二天派议员樊·伊伯伦和检察长勒奥纳

·德·勒奥纳杜斯为全权代表去同郑成功谈判，他们“婉转地对其率领大军前来表示不满

”①，要求保留热兰遮炮台及其通往航道的入口和位于赤嵌的普罗文查堡，郑军则可以“

不受阻碍地进入全岛的其余部分”②。这实际上是一种缓兵之计，其意图是在兵力不足的

情况下迷惑郑成功，先行保住在台的两个重要军事据点，等待荷占巴达维亚东印度公司的

援军，再重整旗鼓，霸占台湾、澎湖。

郑成功洞察殖民者的阴谋，坚持荷兰人必须全部撤出台湾。他对使者义正辞严地说：“该

岛一向是属于中国的。在中国人不需要时，可以允许荷兰人暂时借居；现在中国人需要这

块土地，来自远方的荷兰客人，自应把它归还原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③“两使者狼

狈而归”④。在揆一领导下的荷军固守热兰遮待援。

五月，郑成功的第二批军队黄安、刘俊、陈瑞、胡靖、颜望忠、陈璋六镇乘船二十艘到达

台湾，军事力量进一步增强了。郑成功即着手建立在台湾的行政机构，把赤嵌改名为承天

府，任命杨朝栋为府尹，府下设天兴、万年二县，以庄文烈、祝敬分任知县⑤。这时大军

初至台湾，地方尚待开拓，军心未定，所用粮饷、军械仍须由金、厦运送。世子郑经派兵

部都事杨荣押送补给物资时，报告守铜山（东山）的蔡禄、郭义二将暗中勾结叛将黄梧，

密谋降清。郑成功惟恐后方不稳，命杨荣回厦门向洪旭传达密谕，叫他转令蔡、郭二将立

即率部来台，如果二人拖延观望即证明确有异图，授权洪旭当机立断，处死二将。洪旭奉

谕派人往铜山传达郑成功的调兵命令。蔡禄、郭义既同黄梧有勾结，接到率部渡海赴台的

命令，自知阴谋败露，于是狗急跳墙，决定立即发动叛乱。铜山主要守将忠匡伯张进是忠

于复明事业的，蔡禄、郭义为了把铜山献给清朝，企图胁迫他一道降清。他们谎称广东许

龙兵到，调兵分据四门。张进得知二将谋反，携印从后门逃出，被叛将追及。张进无奈，

只好假装表示愿意同蔡禄、郭义归清；暗中却同部将吕簇商议对策，吕簇建议派人急往厦

门向世子郑经请援。张进知道叛军已控制全岛，使者无法通过，决定在自己的卧室内密置

火药数十桶，邀请蔡、郭二人前来议事，待二人到后点燃火药，同归于尽。这样，逆首既

除，吕簇可以乘机请郑经急派兵将收拾局面。定计后，即由吕簇通知蔡禄、郭义，说张进

有机密事相商，因身体不适，请二人前来议事。不料，二人怀疑其中有诈，拒不入内。张

进见计不行，叹息道：“计不成矣，天也。吾尽吾心而已。”①他命吕簇和随从避出，自

己点燃火药，轰然一声，壮烈捐躯。

留守厦门等岛屿的郑经在处理铜山谋叛事件上优柔寡断。五月间既已获悉蔡禄、郭义有异

谋，却没有及时派兵前往防范。六月初三日接到蔡、郭二人公开叛变后才实施戒严，准备

船只。初九日得知张进被迫自焚时才由厦门派黄廷、杜辉、黄元、翁天祐、何义、黄昌、

杨来嘉等统军乘船南下铜山平叛，镇守南澳的陈霸（即陈豹）也率领舟师前来铜山会剿。

蔡禄、郭义直到十九日才纠众把铜山抢掠一空后，在清黄梧、福建右路总兵王进忠、诏安

副将刘进忠接应下由八尺门渡至大陆向清方投降。黄廷、陈霸等在铜山登岸已为时过晚，

只好派兵防守炮台，安抚遗民，向郑经报告善后情形。郑经命洪天祐、黄元留守该地，黄

廷等回厦门，陈霸仍守南澳。

郑成功统率主力部队围困热兰通城堡，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没有发动攻击，意图是等待固守

堡内的荷军弹尽粮绝，不战自降。当时，郑军的粮食供应也相当困难，士卒甚至靠采集李

子等果实充饥。郑成功在台湾百姓（汉族和高山族）的支持下，派出部卒实行屯田和征税

，在经营台湾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据守热兰遮的荷军在长官揆一领导下仍固守待

援。八月十二日，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巴达维亚派遣以雅科布·考乌（Jacob Caeuw）为司

令的救援舰队到达热兰遮海域，揆一等堡内荷军欣喜异常，以为可以内外配合击退郑军。

不料天公不作美，海上飓风突起，考乌带领的荷舰被迫离港，远泊海外达二十八日之久。

①在风平浪静之后，考乌的舰队也没有再回到热兰遮来，这位司令找了个借口自行返回巴

达维亚了。真正的原因是考乌带的援军兵力有限（荷方记载只有七百名士兵），他亲眼看

到了郑军的雄姿，断定援救台湾已无济于事了。

援军的溜走，使困在热兰遮堡中的荷军“空喜欢了一场”。何况，“他们知道舰队只载来

七百名援军，这不会使他们的处境比战争开始时更好”①。时间的推移，使城堡内的荷军

精疲力竭，患病的人数增加，绝望的情绪漫延开来。十二月十六日（公历），一批荷兰守

兵在军曹拉迪斯（Hans Jur－gen Radis）带领下出城向郑军投降。他们不仅讲述了热兰

遮城内的详细情况，还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条是“充分利用围城内普遍存在的惊慌情绪和

疲弱状态，不仅要用封锁，而且要用连续攻击，来彻底疲惫敌人，使其完全绝望。这样做

既不费事，又不需要很长时间，因为城堡建筑得很坏，经不起大炮猛轰两个整天”。另一

条建议是先攻占热兰遮堡旁边小山头上的乌特利支圆堡，取得制高点②。郑成功欣然接受

了这些建议，立即调集军队，配备了二十八门巨炮，开始攻坚战役。公历1662年1月25日

，郑军攻占乌特利支圆堡，荷兰殖民者知道他们统治台湾的末日已经来临。揆一同评议会

的成员经过五六天的会议反复权衡利弊之后，终于决定“趁早把城堡交与敌人，争取优惠

条件，是为上策”③。在评议会一致同意下，揆一派出使者向郑成功接洽投降事宜。2月

1日双方达成协议。投降协议书开头说：“本条约经双方订定，并经双方同意，一方为自

1661年5月1日至1662年2月1日包围福摩萨岛热兰遮城堡的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姓殿下，另一

方为代表荷兰政府的热兰遮城堡长官弗里德里克·揆一及其评议会，本条约包括下列十八

款。”第一款：“双方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从此不记前仇。”第二款最重要：“荷方应将

热兰遮城堡、外堡、大炮、剩余的军用物资、商品、现金以及其他属于公司的财产全部交

与国姓殿下。”第六款：“经检查后，荷兰士兵得以在长官指挥下，扬旗、鸣炮、荷枪、

击鼓、列队上船。”此外，允许荷兰人携带私人钱财和航行往巴达维亚途中所需的各种生

活用品；殖民当局的档案可以运走；双方交换俘虏。据揆一记载：“当这一投降条约由双

方按照手续签了字，条约上的各项条件一一履行，一切弹药、储藏物资（指条约允许部分

——引者）都运到船上之后，我方战士便全副武装，举着旗帜列队从城堡走出，把城堡交

给国姓爷的军队，他们立即进入城堡，完全占领该地。”一般学者认为双方签字的日期就

是条约中所写的1662年2月1日①，荷兰殖民当局及其士兵全部撤走的日期大约是2月10日

①。时人沈光文正在台湾，对郑成功率领的中国军队光复台湾兴奋不已，赋诗云：“郑王

忠勇义旗兴，水陆雄师震海瀛。炮垒巍峨横夕照，东溟夷丑寂无声。”②

当16世纪到17世纪西欧殖民者侵入美洲、非洲、东南亚，把大片土著居民世代居住的土地

变成自己的殖民地的时候，却在中国被碰得头破血出，举着降旗灰溜溜地离开。究其原因

固然同下面两点有关：一，中国当时在科学技术和军事、经济实力上同西方国家差距不大

；二，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西欧殖民者到中国近海地区作战必然面临兵员、装备、粮食

等后方补给的困难。但是，郑成功个人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他不仅是当时中国人中能够

正视世界的佼佼者，又拥有实现自己的理想所必需的力量。在需要为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

利益而战斗的时候，郑成功和他的将士无所畏惧，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弥补自己的劣

势，从而夺取胜利。郑成功在驱逐荷兰殖民者的斗争中表现的大智大勇，为维护祖国神圣

的领土作出的贡献，将永远光照史册。







-----------------------------------------------------------------------------

---

① 杨英《先王实录》第二二三页。
② 杨英《先王实录》第二四三——二四四页。
① 江日升《台湾外纪》卷五。参见《先王实录》。
① 《张苍水集》第十八——二十页《上延平王书》。
① 江日升《台湾外纪》。
② 《台湾外纪》卷五。
① 揆一《被忽视的福摩萨》，引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一四五页。
② 这次水上和陆上的战役，在中、荷双方文献中都有记载，情节大致相符，细节处略有

差异。如《被忽视的福摩萨》中说荷方两艘大舰一被郑军射中炸毁，一着火后逃走。《先

王实录》记：八月“甲板船来犯，被藩令宣毅前镇陈泽并戎旗左右协、水师陈继美、朱尧

、罗蕴章等击败之，夺获甲板二只，小艇三只，宣毅前镇副将林进绅战死。自是，甲板永

不敢犯。”按，甲板（又作夹板）是中方称荷兰帆动战舰的用语，其建造性能略优于当时

中国战舰。
① 《被忽视的福摩萨》，引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一四七页。
② 同上书，第一五八页。
③ 同上书，第一五七页。
① 此文为荷兰胡月涵（Johannes Huber）先生提供之英文本，厦门大学寄赠。原本当为

汉文，但在中方文献内尚未发现，现据英文本转译于此，仅供参考。
② 《被忽视的福摩萨》引《可靠证据》卷下，第三号，1661年5月1日福摩萨评议会记录

，见前引书第二○五页。
③ 《被忽视的福摩萨》引《可靠证据》卷下，第三号，1661年5月1日福摩萨评议会记录

，见前引书第二○五页。
① 《被忽视的福摩萨》引《可靠证据》卷下，第四号，1661年5月2日大员决议录，见前

引书第二○七页。
② 同上，《可靠证据》卷下，第三号，见前引书第二○六页。
③ 《被忽视的福摩萨》，见上引书第一五七页。
④ 同上，引《可靠证据》第二十号，见上引书第二二三页。
⑤ 《先王实录》和《海上见闻录》（定本）均记委庄文烈为天兴县知县，祝敬为万年县

知县。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建国纪》作“祝敬为天兴知县，庄文列为万年知县”。见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二十六页。
① 《台湾外纪》。
① 《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下，见《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六九页。按，八月十二

日为公历。
① 《被忽视的福摩萨》，引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一六九页。
② 同上书，第一七六—一七七页。
③ 《被忽视的福摩萨》引《可靠证据》卷下，第十九号，引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

编》第二一六页。
① 阿布列特·赫波特在《爪哇、福摩萨、前印度及锡兰旅行记》中写道：“1662年2月10

日，和约成立了。”并说条约规定，“所有枪炮必须先射击而后留下”，均与此稍异，见

《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三三○页。江日升《台湾外记》载于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初

三日（旧历）；夏琳《闽海纪要》亦云：“十二月，红夷酋长揆一降于成功。”
① 双方签订条约中第九款规定荷方人员被拘禁在台湾者“应于八日至十日内释放”，第

十四款规定在荷兰人“全部撤出城堡以前，城堡上除白旗外，不许悬挂别种旗帜”。可知

条约签字后双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但荷兰人交出热兰遮城堡，撤离台湾尚过了八至十天

时间。
② 侯中一编《沈光文斯庵先生专集》第七十七页，遗诗七言第三十四首《题赤坎城，匾

额图》，见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