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十日》是日本人伪造的

1.扬州十日的记载主要来自《扬州十日记》，清末有心人士将此书由日本带回
2. 1905年8月，在日本人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的牵线下，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3.日本人把岳飞捧上神坛



晚清风云激荡。岳飞再次被海外流亡的革命党人，捧上神坛。说来有趣，首先想到岳飞的却是日本人。1903年，日本学者世川仲郎写了一本叫做《中国第一大伟人岳飞》的著作，刊行量相当大，正好被留日清国留学生看见，如获至宝，于是革命党借机再铸国魂，各种民族主义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而起。譬如安徽中学教员陈仲甫（独秀）搞的岳王会，江浙陶成章等的龙华会，统统都以岳飞为精神领袖，试看他们的会章：“凡入会，必供少保忠武王岳爷爷神位于中央，左首列杨将军再兴之神位，右首列牛皋之神位，左下列王将军佐之神位，右下列施义士全之神位，供三牲......刺左臂，歃血盟，祭文（黄纸写），四起四拜，誓毕，斩鸡头......”据说每次行事，都要重复以上程序。好像全世界民粹组织，远说当年萨拉热窝的塞尔维亚黑手党，近说哈马斯等等恐怖组织，都有类似行为，唯一的不同在于念的经而已。

接下去就是晚清十年笔战，对战双方却又都是汉人。一方叫维新党，一方叫革命党。双方都想从故纸堆中找出国魂，不过梁启超爱讲的是汉唐故事，而党人喜欢说得却是宋明痛史。笔战经年，梁始终处于下风。也不能怪他，论国学，他碰上的是比他老师康师傅还BT的余杭章太炎;讲西学，南海王兆铭开口就是“nation--state”，闭口是“民族の国家”，侃的是云山雾罩;说脏话，在吴稚辉口中，连太后，皇上都是“上海四马路的野鸡”，“巴黎扫马粪的小孩”，何况区区一个梁卓如，用吴的原话：“梁乌龟，梁强盗侍侯着小狼主爷，洗干净PP，拉JB来干”（耐人寻味的是这三位文胆，最后成大器的，既不是文豪章氏，也不是文青汪氏，而是老吴，活着是党国国师，死了配飨蒋陵，看来三分文，七分痞才是王道），要说文斗不行，那武斗就更别提了，同盟会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暴力组织，梁本一届文人，刚在东京开个庆祝预备立宪大会，湖湘宋渔父立刻带人上门寻衅滋事，这就是著名的冲砸锦辉馆事件。参与的都是日后党国精英，立法院长张继，司法院长居正，云南省长李根源，立委，中委等等，全到齐了，亲手海扁梁的是未来的天津市长，山西人南桂馨，当时是警校学生。（其实任公的面子算不错得了，日后蒋委员长开会，也凑不齐这么强大的全明星阵容了）。

《扬州十日》是日本人伪造的

1.扬州十日的记载主要来自《扬州十日记》，清末有心人士将此书由日本带回
2. 1905年8月，在日本人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的牵线下，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3.日本人把岳飞捧上神坛


1905年8月，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的牵线下，结合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蔡元培与吴敬恒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总理，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孙氏曾自称为洪秀全第二，并认为洪氏为“反清英雄第一人”。至于“孙大炮”这个当时政治对手揶揄孙文的外号，在辛亥革命前已有，系粤语“不切实际之人”的意思，暗讽孙文言辞夸大却不实在。孙文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常当众倡言反清，闻者多胆怯走避，惟陈少白、尢烈、杨鹤龄附和之，乃得四大寇之浑名。

1911年9月，在同盟会推动下策划武昌起义。两个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召开联席会议，组成领导起义的总指挥部。定十八星旗为旗帜。十八星旗，全称铁血十八星旗，又称铁血旗、九角旗、九角十八星旗。是武昌起义后，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时的旗帜。1912年1月10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通过专门决议，以五色共和旗（或称五色旗）为中国国旗。以十八星旗为陆军旗，海军旗则是一种以十八星旗为基调的旗帜。

铁血十八星旗，由红黄黑三色组成，红底与黑九角象征“血”与“铁”，即革命须抱铁血主义；黑九角代表《禹贡》中记载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黑九角内外两圈各九颗共十八颗圆星，代表关内汉族的十八行省；星呈金黄色，表示与满清对立之汉族炎黄子孙。革命政府收复中原十八个汉族人省份的主权，把满蒙疆藏“出卖”给列强，以换取他们对革命的支持。



十八星旗

十九星旗是十八星旗的变体。1912年（民国元年）1月10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通过专门决议以十八星旗为陆军旗。1912年（民国元年）5月，中华民国的临时参议院在北京提出“国旗统一案”，仍然以五色旗为中国国旗，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海军旗。但是否继续以十八星旗为陆军旗则受到多数东三省籍的议员反对，因为十八星旗并不包括东三省，也不能代表全中国。于是议员们提出意见修改十八星旗，先是有提议在旗中央加上一颗较大的黄星，以表示中国的统一。后又认为中央黄星大有侧重中央之意，忽视地方之意，中央黄星又改成与其他黄星一般大小。成为十九星旗。十九星旗的提案被议会表决通过，取代十八星旗成为陆军旗。1912年6月11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公布此次国旗议案结果，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国旗方案。1928年12月17日北伐成功后，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全面废除铁血旗。



十九星旗

1912年2月12日——溥仪宣读清室退位诏书，和平退位，但退位后，革命当立即对满族人(包括汉蒙八旗)进行全国性的屠杀，三日后才被民国政府勉强制止。

《扬州十日》是日本人伪造的

1.扬州十日的记载主要来自《扬州十日记》，清末有心人士将此书由日本带回
2. 1905年8月，在日本人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的牵线下，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3.日本人把岳飞捧上神坛
4.中山装与中日友好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是以海外为基地的,而日本在其中所占的地位尤为显著.在日本,孙中山一方面广泛结交朝野人士,以争取他们对革命的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进行了大量的革命活动,对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所有这一切都表现了孙中山的日本情结.孙中山与日本人士的交往扩大了革命的影响,而使革命带有一定的国际性.孙中山的日本情结表明他是一位国际主义者. 孙中山为换取日本支援革命，曾主张把中国东北，也就是满族的发源地——满洲，让给日本。此种看法与内地十八省“驱除鞑虏”后放弃满蒙西藏的情绪相契。革命党在长江中游等地使用之旗帜即为十八星旗。此类主张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组织中相当普通。孙中山为讨袁，企图争取日本反袁。曾在致日本有司小池张造私函中提出与二十一条相匹敌之不利条件。孙中山革命时期曾颇受日本友人资助，流亡时也曾避居日本。建立共和后企图推动中日合作，曾首先提出大亚洲主义，成为日本大东亚战争的思想根源之一。惟此一战略后来不受日本日趋激进的扩张派势力欢迎，孙中山转向俄国。



孙中山写的《有志竟成》记载:　“抵日本后，其民党领袖犬养毅遣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来横滨欢迎，乃引至东京相会；一见如旧识，抵掌谈天下事，甚痛快也。时日本民党初握政权，大隈为外相，犬养为之运筹，能左右之；后由犬养介绍，曾一见大隈大石尾崎等，此为予与日本政界人物交际之始也。随而识副岛种臣及其在野之志士如头山、平冈、秋山、中野、铃木等，后又识安川犬冢久原、等，各志士之对于中国革命事业，先后多有资助，尤以久原犬冢为最。其为革命奔走始终不懈者，则有山田兄弟、宫崎兄弟菊池萱野等；其为革命尽力者，则有副岛寺尾两博士。此就其直接于予者而略记之，以志不忘耳。其他间接为中国革命党奔走尽力者尚多，不能于此一一悉记，当俟之革命党史也。” 犬养毅在1931年底到1932年作过日本首相。天隈重信，1914年任日本内阁首相，曾经提出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副岛种臣，曾任日本枢密院副议长和内相，一直力主侵略朝鲜。头山满是黑龙会首领，黑龙会不是黑社会，是受军方支持，对中国、朝鲜进行侵略渗透的特务组织。中野，即中野正刚，是主张侵华的急先锋之一。平冈浩太郎，是日本福冈煤矿矿主，不知道这个福冈煤矿和侵华时使用劳工是否有关系。山田兄弟中的山田良政，直接参加孙中山在惠州组织的起义，结果战死。



孙中山在提到惠州起义时记载：　“旋遇清廷有排外之举，假拳党以自卫，有杀洋人围使馆之事发生，因而八国联军之祸起矣。予以为时机不可失，乃命郑士良入惠州，招集同志以谋发动，。。。。时台湾总督儿玉指颇赞中国之革命，以北方已陷于无政府之状态也，乃饬民政长官后藤指与予接洽，许以起事之后可以相助。。。。。不图惠州义师发动旬日，而日本政府忽而更换，新内阁总理伊藤氏对中国方针与前内阁大异，乃禁制台湾总督不许与中国革命党接洽，又禁武器出口，及禁日本军官投劾革命军者。而予潜渡之计划乃为破坏。”　 孙中山的这段话说明，支持孙中山的有日本“志士”，还有日本政府政策，儿玉源太郎当时担任台湾总督，后藤新平是行政长官，也是在统治台湾过程中最有“成就”的一个，支持孙中山曾经是一个时期日本的政策，当时日本出钱，支援武器，派遣军官。孙中山认为惠州起义之所以失败，主要是日本政府政策变了，可见至少在一个时期，日本政府是积极支持他革命的。其实，当时儿玉源太郎不仅在经济上、装备上、干部上支援孙，还派兵登陆厦门，南北呼应，可以说是在军事上互相配合了。主要是伊藤博文在英国压力下取消了计划，同时也取消对孙的支持。


革命党人多留学于日本，日本为了中国美好的未来，大力支持革命党的正义进步运动，革命党人也从心理感谢日本的国际主义精神，孙中山便顺势改造了一下日本大学里的学生服，演变成了中山装。有心者可以注意一下当时孙中山先生等与日本学生的合影，就可以知道两者之间的个中奥妙了。







右边是蒋介石， 难怪"不抵抗", 白送出东北三省、华北五省



起初，中山装并没有马上在中国普及，而且还随着袁世凯复辟时的易服、上世纪30年代西服的盛行，一度落入历史的阴影中。

毛泽东时代，中山装才真正流行起来。所以，老外常常把中山装叫做“毛装”。那个时代，配上上衣兜里的若干支水笔，中山装一下子成了思想进步青年的标志。 从解放后开始，这种服装政治化、随大流的趋势，文革期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 红卫兵小将穿的洗旧的军装成为最时髦的服装样式。当时人们对着装有个“老三样、老三色”的说法。“老三样”就是干部装、中山装、人民装。“老三色”就是蓝色、灰色、黑色。足见那个时代灰暗统一的服装背后，人们的精神气质单调压抑到何种程度。 这样，传统的服最终绝迹于中国。

改革开放后，中山装成了左派、保守的标志，西装则成了开放的标志。上世纪80年代，某位中国领导人穿西装革履忽现中国电视新闻中，外国人为之目光一亮。次日，外国媒体几乎口径一致：这次中国人的开放是真下了决心了。 现在，中国在文化上走进全球化秩序中了。



经过近代的风风雨雨，旗袍成了今天无可争议的国服。

明代中期对建州女真的五次种族灭绝性屠杀


作者：族卫军　回复日期：2007-4-21　03: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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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知道有人会跳出来：

1。倭寇没有否认南京大屠杀，只是数字有争议
2。扬州十日是伪造的，证据确凿
3。郑成功大屠杀有多方证据



明代中期对建州女真的五次种族灭绝性屠杀


在北方，对待相对强大，难以战胜的蒙古族，明人在永乐时代之后从主动进攻转入被动防御；而在西南，面对贫弱的诸少数民族，明朝则采取了“改土归流”的强硬政策，以推行“王化”为名，进行强制同化的政策。这种破坏其他民族固有文化传统的行为势必激起反抗，对于敢于反抗者，明政府采取了无情镇压的政策，因而在西南地区引发了大小数百场战争，使得棘人等十几个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古少数民族被人为毁灭了。
相对于北方和西南方的刀光剑影和血腥杀戮，明代中期之前的东北方却显得较为安宁。永乐七年（纪元1409年），明朝在东北设置了奴尔干都司，其治所在今黑龙江下游俄罗斯境内的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塔赫塔一代，并于永乐九年（纪元1411年）将库叶岛纳入都司辖区，认命当地的女真、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少数民族贵族为卫、所官员。根据《明通鉴》和《明实录》的记载，隶属于奴儿干都司治下的各族土官在各自辖区内虽有较为宽松的自治权限，但不能如汉唐时代那样自建王号，亦无“国”之概念，所以都司制度较之汉唐的羁縻制度更为严密，是有助于东北各民族融合的行之有效而又较为温和的明智措施，也有助于明朝从侧翼夹击当时尚争战不休的北元的军事策略。而日后建立清朝的主体民族满族也是在这一时期以建州女真之名首次登场于历史舞台之上。
建州女真脱胎于元代建立于松花江流域黑龙江省依兰县一代的女真三万户，大约在元明交替之际开始南迁，其中一支叫做胡里改部的女真人在酋长纳哈出的率领下迁至辉发河上游的凤州（今吉林与黑龙江交界处，旧称开元城的地方）。至其孙李满住时又继续南迁至浑河流域。另外，同样出自三万户之中的另外一支吾都里部则在酋长猛哥贴木儿的带领下展转抵达图们江下游，后又继续迁移到今朝鲜国北境。根据《朝鲜太宗实录》记载，他们曾经接受过李朝的建立者李成桂的管理，并以佣兵的身份参与过李成桂夺取高丽政权的战争。大约在永乐元年至九年之间，李成桂建立李朝后要求吾都里部完全归顺朝鲜，这个女真部落虽然仅有180户，但也不愿接受朝鲜的统治，于是再度迁移到浑江一带，投奔已经居住在那里的胡里改部。还有一种说法是，纳哈出接受了明朝的建州卫官之后，自告奋勇派人往招猛哥贴木儿。总之，猛哥贴木儿是在永乐四年接受了明朝的建州卫都指挥使一职的，迁往凤州的时间则系之于永乐九年。大约也是在这一年里，建州卫被明朝析为两部，猛哥贴木儿被改任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这就是日后建州女真的雏行，我们也知道猛哥贴木儿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直系祖先。




在凤州这一段时间内，由于受到明朝武力的保护，使得朝鲜不敢再对建州女真施加压力，建州两部的经济和民生也在和平的环境内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单建州左卫一部，至永乐二十一年时，人口已增加到1000余户，6250口（据《朝鲜世宗实录》载）。永乐二十年，为了表示对明朝的感激，猛哥贴木儿还率领部众参加了明成祖发起的对鞑靼部阿鲁台的远征，并在战争中建树了功勋，被明成祖召至北京加以接见。在这段时期内，明朝与建州的关系是友好的，猛哥贴木儿对明朝是恭顺的。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宣德年间，猛哥本人还数次亲自前往北京朝贡。
可惜，这样的好景不常。在明成祖死后，宣德十年（纪元1435年），明朝的对北方政策从进攻转入收缩防御，其代表性事件即撤销奴儿干都司。而在稍早的宣德八年（纪元1433年），猛哥贴木儿本人及其长子阿古死于与七姓兀狄哈人的战斗之中，其部众也因战败而从千户锐减至500户。建州女真之所以在这场战斗遭到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明朝与朝鲜军队的介入，仅朝鲜军就杀害了500余名女真人，使得建州女真“流离四散，其余存者无几”（据《朝鲜世宗实录》载）。又据《满洲实录》记载，兀狄哈人“尽杀其（吾都里部）阖族子孙，内有一幼儿名樊察，脱身走至旷野，后兵追之，会有一神鹊栖儿头上。追兵谓人首无鹊栖之理，疑为苦木桩，遂回。于是，樊察得出，遂隐其身而终焉。满洲后世子孙俱以鹊为神，故不加害。”其实，又被称谓凡察的他并非一个神话人物，而是可以从朝鲜史料内得以求证其存在的真实历史人物。其实，他当时野并非一幼儿，而是猛哥贴木儿的异母弟弟。在躲过追兵之后，他找到了猛哥贴木儿的次子董山，叔侄二人收拾了溃散的部众。为了躲避兀狄哈人的侵攻，他们在正统五年（1440年）率300户南迁，在浑河上游支流苏子河畔与先期迁移至此的胡里改部重新汇合。发源于长白山麓的苏子河在汇入浑河处形成了一片平坦富饶的冲击平原，为建州部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天然条件，使得遭到失败的吾都里部和另一支同样经过长途跋涉的胡里改部得以休养生息，繁衍发展。在这一时期内，由于董山与叔父凡察之间发生了矛盾，经明朝辽东经略的调解，将建州重析为三卫，即建州卫、左卫和右卫，董山执左卫印，凡察领右卫，李满住仍居建州卫。这样的调解措施固然有建州内部斗争的原因，但也不能不看到这是明朝为防止女真强大而采取的分而治之的策略。这件事情发生在正统七年（纪元1442年）。



在建州三卫的首领之中，董山是一位文武全才，骁勇善战的英雄人物。由于他的治理，至成化三年（纪元1467年），建州左卫的实力已居于三卫之冠，引起了明朝的猜忌，遂于当年趁其来边市贡马之机将其拘禁起来并加以杀害。同年9月，明军联络朝鲜部队在24日向建州左卫发动突然袭击，包围了女真的营地。经过历时一个月的大规模搜捕和围剿，杀死女真人千余名，并将其多年积畜劫掠一空。在这场劫难之中，毗邻的建州卫也未能幸免，李满住及其长子古纳哈亦遭杀害。
这是建州女真第三次遭到明朝与朝鲜联军的屠戮，前两次发生在宣德八年（纪元1433年）与正统二年（纪元1467年）。其后，明朝与朝鲜又于成化十四年（纪元1478年）和十五年（纪元1479年）连续两次围剿建州女真，对该地区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当时，两军约定“可屠者屠之……尽灭乃矣”（出处同前）的方针，完全是意图对建州女真采取种族灭绝的政策。明朝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暴力政策，除了建州女真因自身生产力不能适应人口增长而对明与朝鲜边境进行劫掠为其一部分原因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正如开篇所述的那样，对弱小民族一以贯之的高压政策，还有就是明朝边臣们急欲立功而不惜用女真平民的鲜血来染自家紫袍的罪恶心态。众所周知，边臣必须通过军功才能获得升迁，在眼见西南同僚们通过对少数民族的征服而步步高升后，东北的明朝边将也自然不甘寂寞，而密迩辽东的建州三卫就因此首当其冲地成为了他们的屠杀目标。从因成化三年之役而加封武靖伯的明将赵辅在《平夷赋自序》之中得意洋洋地夸耀武功为“强壮尽戮，老稚尽俘”（《明实录·宪宗实录》），可见其以杀人为功、为乐的残忍面目。
以上这针对建州女真的五次屠戮，前后长达四十五年时间，对这个民族的破坏之严重达到了令人发止的程度。从嘉靖三十一年（纪元1552年）明朝官员在谈论东北边事的时候说，建州女真“至今五、六十年未反侧”（《明世宗实录》）一语中可见，经过这五次屠杀后，建州女真的实力直到明朝后期的嘉、隆年间后才得以逐渐恢复起来。从朝鲜史料给出的建州女真人口数字来看，三卫合计起来也不过万余人而已，其壮丁最多不过两、三千人而已，即使对明边有所骚扰，其规模也是微不足道的，完全可以通过政治上的策略加以调和，文化上的交流加以融合，而明朝政府恰恰没有采取这样的上策，而是自恃强大，不惜大动干戈，加以不分青红皂白的“犁庭扫穴”，其暴虐不仁可见一斑。虽然五次屠杀从死亡人数而言和“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考虑到建州女真自身人口基数的渺小，则可说其性质完全达到了种族灭绝行为的程度，是更加严重的战争罪恶。
当然，本文的宗旨并非宣扬民族报复，更不赞成为了早已淡忘的陈年旧恨而制造新的民族仇恨。而是希望读者们可以看到，残忍的杀戮是人类潜藏于心底的共性，是必须通过理智和人文主义精神加以遏止的邪恶心魔，同时衷心祈祷在未来的时代之中，通过人类的共同努力，避免这种自相残杀的悲剧再度上演。

参考资料：
1.《明通鉴·成祖纪》
2.《明实录·成祖实录》
3.《朝鲜太宗实录》
4.【日】和田清著《东亚史研究》
5.《朝鲜世宗实录》
6.《满洲实录》
7.《明实录·宪宗实录》
8.《朝鲜世祖实录》
9.《全辽志》，辽海丛书版
10.《明世宗实录》

20任皇帝中17个暴君 中国历史上最残暴的王朝

明王朝的暴君数量之多，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二十任皇帝就有十七个是暴君。其中二任帝朱允炆一上任就遇到叔父发动的叛乱，四年后兵败身死;十五任帝朱常洛在位只有三十天，还来不及作恶;如果让这两人多在位几年，也极有可能成为暴君，事实上只有七任帝朱祁钰一人不是暴君。

一任帝朱元璋：大规模屠杀功臣，制造胡惟庸冤狱和蓝玉冤狱，共杀五万余人，使明廷成为恐怖世界。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来，合家才有笑容。最恶毒的暴政是把罪犯的妻女发配给妓院强迫卖淫，任两条腿的动物百般凌辱。

制造文字狱，毁灭知识分子的灵性和思想。它的特征是：罪状印厩胧褂梦拿饔糜铩卡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印厩胧褂梦拿饔糜铩卡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处斩。北平府学教授赵伯彦，奏章上有“仪则天下”，处斩。桂林府学教授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处斩。这些句子的“则”本是“法则”和“标准”之意，但朱元璋却把“则”当做“贼”，认为是讥讽他当过小偷的往事。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奏章上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这两句话是千年以前的古文，朱元璋却解释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头，讽刺我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显然要我早失太平。”于是许元被处斩。朱元璋又尝于元宵夜出游，市上张灯结彩，并列灯谜。谜底系画一妇人，手捧西瓜，安坐马上，马蹄甚大。朱元璋见了，大怒回宫，即命刑官查缉，将做灯谜的市民拿到杖死。刑部莫名其妙，奏请宽宥。朱元璋大怒道：“亵渎皇后，犯大不敬罪，还说可宽宥么？”刑官仍然不解，只好遵旨用刑。后来研究起来，才知马后系淮西妇人，向是大脚，灯谜寓意，便指马后，所以触怒朱元璋，竟罹重辟。做了一个灯谜便招来杀身之祸，可见朱元璋的残暴和冷血。

三任帝朱棣：制造靖难大屠杀，一下子杀了一万四千多人。前祭祀部长黄子澄全族处斩。前国防部长齐泰兄弟全部处斩。皇家教师方孝孺屠杀十族，连朋友学生都包括在内，杀八百七十三人。财政部副部长卓敬灭三族。教育部长陈迪全家处斩，亲属一百八十余人廷杖后贬窜蛮荒。监察部代理部长景清磔死，家属亲朋全数处决，故乡一连数个村庄房舍一空。监察部副部长练子宁磔死，家族一百五十一人处决，数百人贬窜蛮荒。最高法院秘书长邹瑾家族四百四十八人处决。最高法院副院长胡闰家族二百一十七人处决。

六任帝朱祁镇：信任太监王振，王振怂恿他亲征瓦剌，结果兵败被俘，朱祁镇复位后竟然仍思念王振，特地为王振雕像，招魂安葬。

九任帝朱见深：宠信太监汪直，在位二十四年，始终藏在深宫，不朝见政府官员。万安因敬献春药有功，竟被擢升为首相。

十一任帝朱厚熜照：宠信太监刘瑾，使他权倾朝野。刘瑾有一个核心集团，被称为“八虎”，单是这个名字就可说明这帮人的暴虐和残酷。一天早朝时，殿阶上忽然发现一封信，朱厚熜照命拣起来看，是一份揭发刘瑾种种罪行的匿名控诉状。朱厚熜照在上面批示：“你所说贤能之人，我偏不用。你所说不贤能之人，我偏要用。”（今天听起来仍然耳熟。）朱厚熜照有这种倒行逆施的能力，但这样做最大的受害者恐怕是他们朱家。刘瑾有皇帝撑腰，大发雷霆，命部长以下高级官员三百余人跪到奉先门外烈日之下追究事主。那些高级官员从早晨跪到天黑，国防部科长和北京地方法院法官焦渴过度，倒下来死掉。天黑之后，未死的人再被囚进锦衣卫诏狱。刘瑾死后，朱厚熜照在另一位太监钱宁的引导下去南中原游荡，常常信步走到一大户人家，命锦衣卫把这家的男人赶走，而留下女人伴寝，世界上最凶暴的强盗行为也不过如此。

十二任帝朱厚熜：在位四十六年，1540年起不出朝见政府官员，一直到1566年逝世，二十七年间总共跟群臣只见过四次面，平均七年出席早朝一次。他信任大贪官严嵩，后者专擅朝政二十年，惟一的嗜好就是贪污和排除异己，朝中稍微有点理性的官员不是被诬陷进监狱就是卷起铺盖走人。因为朱厚熜的渎职和严嵩的滥用职权，明政府已腐烂透顶，全国沸腾的抗暴民变如火如荼，每年至少都要有一次大规模的暴动。连宫女杨金英等人也因受不了朱厚熜禽兽般的恶行，试图乘朱厚熜熟睡时用绳索把他勒死。如果她们不是因为太紧张打了个错结，朱厚熜必死无疑。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仇恨，使世界上最善良的宫女用谋杀的手段，以图跟她们的仇敌同归于尽。由此可以想见明政府的宫廷是何等肮脏恐怖。

十四任帝朱翊钧：十岁即位，在位四十九年，二十岁之前因张居正摄政，还不敢有太大的恶行，只是经常拷打身边的宦官和宫女，把这些可怜无助的人拷打至死。朱翊钧在张居正死后亲政，第一件事就是抄张居正的家，继而开始吸鸦片，接下来开始不跟大臣见面。到了1589年，朱翊钧像是被皇宫吞没了似的，不再出现，一直到1620年死亡，只在1615年才勉强到金銮殿上亮了一次相，一味龟缩在深宫吸毒酗酒和打杀宫女宦官。朱翊钧1582年亲政，到1592年的十年间，仅官方统计就已鞭死了一千多人。明王朝的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其他的官员只能照皇帝的圣旨行政，不能擅自决断。皇帝不作为，全国行政遂陷于长期停顿。到了1610年，中央政府六个部只有司法部有部长，其他五个部全没部长。监察部长缺十年以上。锦衣卫没一个法官，囚犯关在监狱里，有长达二十年还没问过一句话的，他们在狱中用砖头砸自己，辗转在血泊中呼冤。全国地方政府的官员也缺少一半以上，但请求任用官员的奏章，朱翊钧视若无睹。1619年，辽东军区司令官杨镐四路进攻后金汗国，在萨尔浒大败，死四万五千人，开原、铁岭相继失陷，北京震动。全体大臣跪在文华门外，苦苦哀求皇帝批发军事奏章，增派援军，急发军饷——前线将士正在冰天雪地和饥饿中杀敌，可朱翊钧毫不理会。
由宦官管理开矿和负责征收赋税，是明王朝的暴政之一。朱翊钧的“矿监”和“税监”全是一群人伦丧尽的饿狼，把百姓的财富搜括罄尽，全国中等以上的家庭大部分破产。

十六任帝朱由校：在位八年，是一个狂热的木匠，经常在宫中赤膊短裤挥汗如雨地运刨抡斧，制造桌椅案柜，雕刻屏风;对政治则是白痴，把朝政委托给孩童时带他的玩伴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心灵阴暗歹毒，在朝中结党营私，疯狂迫害对国家民族还有一点责任感的朝臣。他最为得意的杰作是诬陷抗击后金的军事天才、辽东军区司令官熊廷弼“贪污”，自毁明帝国的“长城”;然后又诬陷为熊廷弼呼冤的监察部长杨涟和评议部主任委员魏大中“受贿”，逮入诏狱，用酷刑迫害至死。

魏忠贤的核心组织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一看这些称呼，就可窥知他们的成员是些什么东西。魏忠贤当权的后期，各地官员纷纷为他建立“生祠”，以歌颂他的丰功伟绩。祠堂本是祭拜死人的场所，但摇尾拍马屁的官员却在魏忠贤还活着的时候，在祠堂中树立他的塑像，供人当神仙般的焚香跪拜，祈求降福，这真是一件空前热闹的政治奇观。魏忠贤当权仅仅七年，就把明王朝的根基全部挖空。

十七任帝朱由检：在位十八年，精力充沛，有心治理国家，但智商不高，脾气暴躁，发脾气时不可理喻，而且几乎是没睡着的时候都在发脾气。他对自己的错误永远有动听的掩饰，绝不寻求更正，却喜欢部下歌颂他英明。

朱由检最津津乐道的政绩是他中了清帝国的反间计，宣称清帝国的克星、用兵如神且忠心耿耿的辽东军区总司令袁宗焕是清帝国的“奸细”，把他押赴刑场千刀万剐。清帝国的势力自此失去控制，最终夺占了明帝国的江山。

朱由检最勇敢的一件事是杀人，发脾气时像一头挣脱了铁链的疯狗，人性和理性全失。有一次他把大臣们请到金銮殿上，向他们作揖行礼，说：“谢谢各位先生，帮助我治理国家。”然而不久就大发雷霆，把被他谢谢的“各位先生”杀掉。朱由检宠信太监曹化淳，让他担任北京城防司令，后者在李自成兵团来到时大开城门迎接农民军进城，像铁铸一样坚固的北京城没经过战斗就告陷落。这进一步地证明了朱由检的“知人善任”。

十八任帝朱由崧：在临时首都南京即位，这时清帝国大军压境，明政府的残余国防军力量弱不禁风，不堪一击。朱由崧上殿时表情忧愁，大臣以为他忧心国事，未免说些安慰话，朱由崧却回答说后宫宫女数量少且不够漂亮，当务之急是挑选美女，扩充后宫，弄得大臣一个个哭笑不得。朱由崧颁布的第一道敕令是征集宫女，第二道敕令是命各地方官员进贡春药秘方。被贬窜的阉党巨头阮大铖被召回政府担任要职，跟实力派宰相马士英结成一条阵线，疯狂打击忠于明政府的文武官员。朱由崧只当了十三个月的皇帝，就被清帝国俘虏，送到北京砍头。

二十任帝朱由榔：在位十六年，一直像流寇一样被清政府追逐，在西南诸省的大山中不停地逃亡，最后逃入缅甸，在边界蛮荒地区搭建草屋，与土人杂居。在破草屋的金銮殿上，任用另一位太监巨头马吉翔，对忠心耿耿、追随正统政府流亡的官员呵责辱骂和施用廷杖酷刑，好像仍在北京一样。

如果给明王朝的暴君逐一画像的话，肯定是一幅带有漫画性质的“群丑图”，看后让人作呕又忍俊不禁。

明对少数民族的残酷迫害史

满汉全席懂吗，乾隆年间搞的千叟宴，不论各民族老者皆可赴宴。你大明的皇帝搞过吗，倒是清因为明的不公平民族政策才撅起的，明要是能象唐太宗四海一家的民族政策又会致此啊。

明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残酷迫害史.明的民族政策要那样好，为什么既没使南方的苗族服，也没有能像清那样使蒙古、西藏折服？很多人的对于清朝的残暴不满，指责清朝杀戮太过。可是纵贯所有封建王朝，那有不沾血腥的呢？

洪武五年征三十六洞散毛。景泰六年，征湖广苗蒙能，围攻龙里，怀化、铜鼓诸地，天顺五年，大军深入苗疆，攻破几百余寨 ，焚毁三千家，斩首三千三百余人。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黔中苗族于把珠等起义失败后，有四千四百九十人被杀，五千五百个妇女被俘往他乡，万历年间明朝用兵平定播州土司扬应龙之乱时，许多苗族、仡佬族横遭屠杀，被迫逃走，战后幸存者仅“十之二”。为了“开边”，明王朝在黔东和贵阳、安顺等地大量安屯设堡，强使许多苗族人民迁居。（《邱北县志》第二册）

贵州军务右副都御史白圭的折子，左一个“斩首一万”，右一个“斩首3000”很是洋洋得意啊。
据《凤凰厅志》和《泸溪县志》载：苗区人口“大经草剃，存不满百”，“几经绝种”。“经过挞伐征剿，村寨十室九空，人迹灭绝”

明辽东总兵李成梁军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的引导下,攻克了阿台的古埒城,屠城。还把人家努尔哈赤的祖父觉常刚和父亲塔石误杀了。

明成祖永乐年间,东海女真部分南移,同建州女真经常发生战争.建州女真被迫向南向西迁移.

扬州大屠杀，这个就不多说了。除了著名的《扬州十日记》外，还有《揚州城守紀略》（“初，高傑兵之至揚也，士民皆遷湖瀦以避之；多為偎Γ信e室淪喪者。及北警戒嚴，郊外人謂城可恃，皆相扶攜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長號，哀聲震地。公輒令開城納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遺骸，而天暑眾屍皆蒸變，不能辨識，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日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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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十日记》是日本人的造的，你别散布谣言了


计六奇撰写《明季北略》,收录的基本是野史，“雅俗兼收”，
他的身份也不高，连个秀才都不是。
他又赞美南明与郑成功，足见其史料不可靠

如果是谈迁（1593年～1657年）这样客观的史学家有记述，才算数





计六奇（1622年—？），家境清贫，二次乡试不中，康熙二年（1663年）后以教学为业，并开始撰写《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二书。

《明季南略》，明末清初无锡人计六奇（1622年—？）著，凡十六卷，上起清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止于康熙四年（1665年）二月，记述南明史略与郑成功事迹。其序曰：“虽叙次不伦，见闻各异，而笔之所至，雅俗兼收，有明之微绪余烬，皆毕于是矣。”《南略》与《明季北略》几乎是同时进行编写的，二书资料来源广泛，标明出处的史料就有《野乘》、《野记》、《遗闻》、《国难录》、《史略》、《甲乙史》、《幸存录》、《无锡记》、《无锡实录》、《江阴野史》、《闽事纪略》、《安龙纪事》、《粤事记》等七十余种。李慈铭认为《南略》所记多为亲历，“以闻见较亲，故大端无误”。1944年甲申年，郭沫若在重庆著述《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即大量参考《明季南略》与《明季北略》二书，要求中国共产党高干记取历史教训，不能重蹈李自成覆辙。

作者：族卫军　回复日期：2007-4-21　03:43:46
5、满清迁海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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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让郑成功再来抢劫屠杀才对？


《明代文物打捞记》证明：康熙“禁海”正确

林俊聪《明代文物打捞记》说,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于广东省汕头市达濠区广澳港深水港码头之港池,清淤工程施工，发现7.8米深之水底有一艘沉船，捞出沉船之船板及一批宋、元、明各代铜币、古瓷残片，及大小各一方铜印、一门铜铳、两段折断铜铳、两门铁炮、一铜水壶等文物。 有炮之船，当为战船中之炮船，炮船是水上重武器；印章是一主要信物，权威的象征,印文为阳文九叠篆体，自右纵读为「藩前忠振伯前镇前协关防」,印钮上侧有「礼部」二字，下侧刻一「造」字。

藩前忠振伯是谁呢？阮文旻的《海上见闻录定本》记载，乙酉年： "以闰六月十五日即位，改元隆武。……晋封（郑）芝龙为平虏侯，寻封平国公；赐平国公长子森国姓，名成功，封忠孝伯。又封平国公部将…… 洪旭为忠振伯……。 "「藩」指国姓郑成功，「藩前」即藩王殿前之简称，此明示国姓旗下所属机关、文武官。该船是郑芝龙的战船，也是洪旭所属前镇前协协将驻扎的主船。

据杨英的《先王实录校注》，“三年……十二月……初八日，三镇洪忠振伯奉藩令来至军前。……四年……正月……谕令三镇洪忠振伯驻镇潮阳，以军器粮务委付任理，征输转运不竭，深倚重之。 ”。三镇，是水师部队中的三支水军，忠振伯为洪旭，是三镇长官提督。他们来干什么的呢？是来潮汕沿岸打粮的，或者说是用兵强抢。

从洪氏沉船、印章、大炮的发现，与郑氏集团历史记载对照，证明，郑氏集团强取潮州人的粮食，而且，据《明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序》和《先王实录》记载，被抢的沿海地区还有福建本省及广东（潮阳、揭阳）、浙江（浙江沿海 及长江）三区域。

针对郑氏集团的强抢沿海地区，清朝没有足够的海上军队保护广东福建沿海一线，于是，康熙实施海禁和迁界移民，以断绝郑氏集团粮饷和军用物资的供给，保护当地百姓。

单独的海禁和迁界移民不是永久的办法，1681年4 月，清福建总督姚启圣向朝廷报告了郑经在台死去，郑氏集团因争权夺势发生内乱，实力削弱，康熙武力统一台湾。

这里提一下施琅，有人说他是汉奸，这是错误的，因为，当时郑经试图分裂中国，这是对中华民族的背叛，更是对其父辈事业的背叛。清朝先是试图与台湾郑氏集团和谈, “依朝鲜例，称臣纳贡”是郑氏提出的首要条件和基本立场，也就是说，台湾要和朝鲜一样成为清朝的藩属国，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康熙皇帝说：“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P272）。而郑成功收复台湾，在给荷兰揆一的信中说：“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领土也。”（汤子炳《台湾史纲》引）。

作者：lovesue888　回复日期：2007-4-21　03:54:34
扬州大屠杀，这个就不多说了。除了著名的《扬州十日记》外，还有《揚州城守紀略》（“初，高傑兵之至揚也，士民皆遷湖瀦以避之；多為偎Γ信e室淪喪者。及北警戒嚴，郊外人謂城可恃，皆相扶攜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長號，哀聲震地。公輒令開城納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遺骸，而天暑眾屍皆蒸變，不能辨識，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日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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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十日记》是日本人的造的，你别散布谣言了


计六奇撰写《明季北略》,收录的基本是野史，“雅俗兼收”，
他的身份也不高，连个秀才都不是。
他又赞美南明与郑成功，足见其史料不可靠

如果是谈迁（1593年～1657年）这样客观的史学家有记述，才算数



退一步，就算《扬州城守纪略》是真的
《扬州城守纪略》说“凡七日乃止。”，和《扬州十日记》也矛盾啊

也再次证明《扬州十日记》是日本人伪造的

郭沫若的人格


《扬州十日记》是日本人的造的，你别散布谣言了

计六奇撰写《明季北略》,收录的基本是野史，“雅俗兼收”，
他的身份也不高，连个秀才都不是。
他又赞美南明与郑成功，足见其史料不可靠

如果是谈迁（1593年～1657年）这样客观的史学家有记述，才算数

1944年甲申年，郭沫若在重庆著述《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即大量参考《明季南略》与《明季北略》二书，要求中国共产党高干记取历史教训，不能重蹈李自成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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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原名郭开贞，字鼎堂，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是中国现代具影响力的诗人、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剧作家、社会活动家，是甲骨学四堂之一。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文联 、中国科大第一任校长。

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21年发表第一本诗集《女神》，也是上海文学学社“创造社”建立者之一，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问世。1926年到1927年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1927年他就任蒋介石总司令指挥下的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安庆“三二三惨案”之后，蒋介石清党。郭沫若在朱德的家里，写下了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随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蒋旋即通缉郭沫若，1928年2月郭只好到日本避难。

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开始研究甲骨文、金文。1930年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通过引用当时的历史文献资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学发展规律的论断，证明中国同样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这个说法现在受到海外学者的争议）。随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纲领的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舞台，该书被当作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小学课本的参考教材之一。

郭沫若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回国。尽管他有一个日本籍妻子，这个妻子没有跟随他来中国。回国后前往南京拜谒汪精卫、蒋介石，要求蒋原谅从前的事情。郭沫若是中国抗战的文化领袖。郭沫若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期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歌咏、话剧、电影等各界发动起来，郭沫若功不可没。他本人在话剧领域的创作高峰也是在抗战时期到来的，代表作是《屈原》。1947年国共内战期间郭沫若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文联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中日友好协会名准会长等职。

郭沫若以毛泽东的诗友著称，和毛时有诗词唱和。他曾高度赞颂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也曾赋诗赞美斯大林。郭沫若在文革初期被批判，很快就得到了特别保护；他写了许多赞美文化大革命的诗作，包括直接赞美江青的诗，在整个70年代基本安然无恙。1976年5月12日，郭沫若写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但过了仅仅五个月零九天，四人帮被逮捕之后，他立即又赋一首《水调歌头》抨击“四人帮”：这也是后来他的政治人格受到质疑的主要原因。



郭沫若甚至说过：“ 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 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原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心理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下了我们的眼前。”

1982年宋美龄在给廖承志的公开信中称“相对言之，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除袁世凯之卑鄙觊觎野心失败外，纵军阀时代，亦莫敢窜改国号，中华民国自国民政府执政以来，始终以国父主义及爱国精神为基据，从未狮亵谀外，如将彼等巨像高悬全国，灵爽式凭，捧为所宗者，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斯，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太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其实郭并没有“斯大林是我爸爸”的诗句，但郭确实曾赋诗赞美斯大林——我向你高呼万岁（为斯大林寿辰所作）:我向你高呼万岁/斯大林元帅，/你是全人类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70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细菌战的威胁在你面前只是梦呓/你的光暖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你的润泽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

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毛泽东批准了一个“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主要包括高级民主人士，郭沫若被列为第二位。完整名单如下：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

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1976年5月12日）：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 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1976年10月21日）: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 /拥护党中央



毛泽东和彭真、郭沫若在天安门城楼 ...

毛泽东同周扬、茅盾、郭沫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茅盾、郭沫若等在一起

比较喜欢茅盾


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嘉兴桐乡人。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常用的笔名有茅盾、玄珠、方璧、止敬、蒲牢、形天等。

他于1928年发表首部小说《蚀》（《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著名的作品有代表作《子夜》、《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林家铺子》。他早年丧父，经常流离失所。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失掉组织联系。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副 、中国作家协会 。1981年中共中央恢复其中国共产党籍，从1921年起计算党龄。其在故乡桐乡乌镇的居所茅盾故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他的弟弟沈泽民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


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父亲沈永锡，是开明的维新派，于茅盾童年时逝世；母亲陈爱珠，是茅盾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1904年，入乌镇立志小学，后转入植材高等小学。
1909年，高小毕业，考入湖州省立第三中学。次年秋，转入嘉兴省立第二中学。
1912年，入读杭州私立安定中学。
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文科)。
1918年，回乌镇与孔德沚结婚。
1919年，北大预科毕业，后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
1920年10月，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成为中共最早党员之一。同年，与郑振铎、王统照等12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主编《小说月报》。
1923年1月，辞去《小说月报》主编，在上海大学任教；7月被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5年11月，奉中共中央指示与恽代英筹组国民党(左派)上海特别市党部，任宣传部长。
1927年至1928年又先后完成发表《幻灭》、《动摇》、《追求》──即三部曲《蚀》的创作，开始以茅盾为笔名发表作品。
1928年7月，避居日本，同中国共产党失去组织关系，继续从事创作，完成长篇小说《虹》等著作。
1931年4月回国，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5月，任左联行政书记，数月后因病辞职。创办《北斗》。
1932年，完成长篇小说《子夜》。
1934年至1937年，他几次回乌镇进行写作，著名小说《林家铺子》及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等就是以故乡的背景创作的。
1938年2月，全家到香港，主编《立报·言林》和《文艺阵地》，成为当时有重大影响的抗战刊物。
1939年抵新疆迪化，在新疆学院任教。
1940年4月离开新疆，5月到达延安。
1949年7月，出席中华全国文代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副 、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 。
1979年当选为全国文联名誉 、中国作家协会 。
1981年3月27日，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

作者：念安居士　回复日期：2007-4-21　4:06:10
只是楼主在解释的时候问题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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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主要观点：

1。郑成功的十大罪过和漳州大屠杀成立
2。《扬州十日记》是日本人伪造的，日本还有其他动作，见上

作者：念安居士　回复日期：2007-4-21　12:43:30
拜托攻击楼主的拿证据出来。

有很多史料证明漳州之困使漳人饿死近80万。但是楼主用词有误，并不是郑成功屠城，而是困毙。


作者：念安居士　回复日期：2007-4-21　13:11:31
除了楼主举的谈迁，台湾外记里有更详细的叙述，在亲郑的海上见闻录、海纪辑要里也有记载。还有些时人的笔记里也有。关于当时漳州人口问题，大家可以去查档案。另外，这次攻漳州，有不少城外的人躲进城里避战祸，因为守成的是满洲兵啊，大家都以为可以守住。结果死光光。


作者：念安居士　回复日期：2007-4-21　17:46:10
关天里最近冒出来不少谈明清之争的人，我看他们多数都是东抄西抄却不注明出处。斑竹们应该注意一下。

其实抄抄学者（或者某些牛写手）的观点、文章并不可耻。很多文章都是好多年前的东西，翻出来晒晒可以普及历史知识，只是最好注明一下。老学者们肯定不会在意影响大的BBS转载这些文章。

但非常恶劣的是，抄者往往断章取义和胡乱解释，这是非常可恶的。

作者：百砖斋居士　回复日期：2007-4-21　13:36:28
再转个去年漳州闽南日报上的文字:

郑成功逝世后，黄梧则极力招降成功余部。据黄梧自言，十二年中，先后招抚文武吏二百余、兵数万人。康熙二年（1663），攻克厦门、金门、浯屿三岛。由于黄梧“实心效力，著有劳绩”（《清史列传》卷九《黄梧》），清廷特封其为海澄公，开府漳州。

康熙十三年（1674），靖南王耿精忠据闽反清，移檄全闽各府县。据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六明确记载，黄梧于是年二月二十二日“剪辫反，遣员赍印敕赴福州纳款。”黄梧之所以背清降耿，原因是“漳濒孤城，兵力不支”（《黄公墓志铭》），又手下多郑氏旧部，兵民见状，“嗷嗷思乱，恐制驭不得”（《台湾外纪》卷六）。黄梧背清降耿，耿精忠封以平和公，印敕至时，黄梧已因疽发而卒。降耿之事，《平和县志》、《黄公墓志铭》的记载不同。县志称耿精忠“伪檄”至漳时，“梧方病痈，闻报投袂而起，痈遂迸裂。召长子芳度，嘱以后事。翌日，痈溃而卒。”陈论《黄公墓志铭》亦云：“公伏枕闻变，怒目决眦，痈疽迸裂。嘱长公子曰：‘事已矣，国恩未报，守城拒绝，以死继之，他非所知也。’言讫大恸，遂薨。”二文不仅只字未言黄梧降耿，且云梧因怒耿，痈疽迸裂而卒。这一重大历史关节，给后人留下了考究的空间。

黄梧卒后，其子芳度袭爵。康熙十四年（1675），郑成功子郑经率军从海澄登陆，重兵围困漳州。十月初六城陷，黄芳度兵败，在开元寺投井自尽。郑经下令“有藏黄氏一人者灭族！”杀黄家老幼30余口，挖出黄梧死尸，又找到井中黄芳度尸体，碎尸寸磔于市。




作者：念安居士　回复日期：2007-4-21　17:10:26
围困漳州有好几次，死几十万人那次应该是郑成功干滴。郑经的部队哪有这么强，能围清军8个月之久。

壬辰春二月，成功進取海澄，守將郝文興以城降。陳錦來援，成功簡精銳待江東橋北。錦狃於同安之役，意甚輕敵；及戰大敗，奔回泉州。六月，成功取詔安、南靖、平和，遂圍漳州；兵至二十餘萬，同知張箸、推官石瑋堅守不下。金衢總兵馬進寶來救，成功縱之入城，數日出戰而敗，復退守陴，南軍晝夜百道攻城。距漳三十里有鎮門兩山，屬岸築斷激水灌城，復列柵圍之，城中升米銀數兩，草木之實俱盡，啖弩掘鼠。陳錦在鳳凰山，為其下庫成棟所刺，以其首奔成功，全閩大震。漳圍至八閱月，中外困隔。浙江固山額真金礪、固山大溫都力敖童、梅勒章京徐大貴，總滿洲烏金超哈兵，與提督名高由長泰間道直抵漳城北；成功營城南鳳窠山，乘高壓壘。王師銳甚，為兩翼擊，島人久敝堅城，皆無鬥志。十月三日解圍，退屯古縣；合戰崩潰，追奔四十餘里，積屍布野。成功入海澄，嬰城守。守道周亮工收漳城骸骨七十三萬，焚瘞一大穴，碑曰「同歸所」。是年秋，張名振北師崇明沙，破鎮江，登金山，江南北戒嚴。
（东南纪事卷十一）


作者：念安居士　回复日期：2007-4-21　17:13:20
夏、四月，成功攻漳州。

成功引兵圍漳城。五月，浙鎮馬逢知（原名進寶）率兵來援，縱其入城；引兵出戰，連敗之，遂嬰城固守不出。成功累攻不下，乃壅（原文為擁）鎮門之水灌之，堤壞不浸；復列柵圍之。城中食盡，人相食，枕藉死者七十餘萬人。

（闽海纪要上卷----作者原来是郑氏幕僚）


作者：念安居士　回复日期：2007-4-21　17:16:54
成功之圍漳州者凡七月，援絕糧竭，死者七十餘萬人。固山金礪會總督劉清泰統大兵救漳。成功攻益急，令周全斌御援兵於龍江之東（城東四十里）。將戰，聞礪已潛渡長泰出江東，大驚，成功解圍，屯古縣黃山，率陳鳳等迎礪，戰不利，成功退屯海澄，以郝文興、王秀奇守之，還思明州。
----《台湾郑氏始末》---清沈云著，此书改编自台湾外纪


作者：念安居士　回复日期：2007-4-21　17:24:36
五月，我金衢總兵馬逢知來援。戰少利，突入郡城。成功圍弗下。防鎮門山以水〔灌〕之，堤壞不浸。城中食盡，人相食；枕籍死者七十餘萬人（聞之故老言：城中人既無所得食，又遭泒垛、索餉之慘，夜敲瘦骨，如聽瓦聲。第宅萬戶，門巷洞開，落落如遊墟墓。饞鼠饑鳥，白晝蹲踞几上。圍解，百姓存者僅一、二百人。此一、二百人，其所死者，非父兄，則其子弟；指溝中白骨，歷歷數其生前姓字告人。然氣息僅相屬，言雖悲不能下一淚。又言：九月間，有士人素慷溉，率妻子閉戶，一慟而絕；鄰舍兒竊煮啖之，見腸中纍纍皆故紙，字畫隱然可辨，鄰舍兒亦廢箸自絕。先輩周亮工嘗為「清漳城上」詩以紀其事，酸楚悽痛，亦誰忍讀之）。

----------《郑成功传》作者郑亦邹，是郑成功故里乡亲，此传以褒郑为主调，其说得自故老相传，尤为细致生动。

作者：念安居士　回复日期：2007-4-21　17:31:09
六年春正月，帝在安隆所。成功攻海澄，守將郝文興降，遂取長泰。中提督甘輝遇清將王進於北溪，鏖戰竟日。進敗，圍之。總督陳錦來援，復敗之，錦走泉州。遂破長泰，諸邑俱下。五月，清金衢總兵馬逢知來援，突入漳城。成功圍之，弗下。防鎮門山以水灌之，堤壤不浸。城中食盡，枕藉死者七十餘萬人。七月，陳錦軍於鳳山尾，其奴庫成棟刺之，以首來獻。成功歎曰：『僕隸之人，而背戕其主，是天下無刑也』。賞其功而終殺之。十月，清帥金固山援至，乃解圍，收兵保海澄。
-----《台湾通史》连横----连横对郑成功的态度就不用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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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经有资料显示郑成功在城里人要饿死的时候投糯米之类的食物，导致人又撑死。这难道不是屠城？甚至比屠城更残暴么？

2。最后城里只剩下濒于死亡的几百人了，怎么可以抵抗郑成功数万大军？这不是郑成功变相大屠杀又是什么？南京大屠杀时还有个安全区呢，郑成功比真正的日本人还残忍。

作者：念安居士　回复日期：2007-4-21　13:11:31
除了楼主举的谈迁，台湾外记里有更详细的叙述，在亲郑的海上见闻录、海纪辑要里也有记载。还有些时人的笔记里也有。关于当时漳州人口问题，大家可以去查档案。另外，这次攻漳州，有不少城外的人躲进城里避战祸，因为守成的是满洲兵啊，大家都以为可以守住。结果死光光。

原文嘛，我懒得打。


作者：百砖斋居士　回复日期：2007-4-21　13:26:50
当年围攻漳州的似是郑经,不是郑成功,守城的是原来郑成功手下大将后降清的黄梧之直子黄芳度.转一段网上搜来的文字:


漳州市南昌路西段，以前有公爷街之谓。这名公爷姓黄名梧，平和县高坑（今国强乡）霄岭人。生于明永历五年（公元1617年），卒于清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其公爷称谓缘于清顺治皇帝表彰他献海澄归清诏封其为海澄公。
。用世俗的语言讲，这黄梧与郑成功堪为仇家。结仇的事例不少。比如：黄梧曾经是郑成功麾下的一名将领。清兵南下时，郑成功因要效忠明朝而与其父郑芝龙分道扬镳，拒绝归附于清朝，率师在闽南、粤东一带抗击清兵。清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六月二十二日，黄梧因感觉朝代更替已不可逆转，如助郑成功继续与清朝分庭抗礼，国家势必陷于分裂。遂与副将苏明、郑纯等人一起，杀总兵华栋后率官员八十六人，士兵一千七百名，并以海澄城为见面礼归顺大清。被顺治皇帝诏封为海澄公。海澄为清军所占，使郑成功损失“粮粟二十五万石、军器、衣甲、铳器及郑军将领私蓄无数”，最终迫使郑成功只好从荷兰人手中夺取台湾，以为反清复明基地。
作为对黄梧的报复，郑成功的儿子郑经利用康熙皇帝镇压吴三桂等人造反之机，由台渡海至闽，会合响应吴三桂造反的闽将耿精忠部攻占黄梧之子黄芳度镇守的漳州城，逼黄芳度力竭而跳古井自尽。郑经进城之后，杀黄芳度全家老少男妇三十余人。并将病死不到一年的黄梧坟掘开毁尸，以报“国仇”私怨。
显然，黄郑两家结仇，盖因各事其主所累。后人对此本该客观评判才是，然而不然，不少人在评价黄梧与郑成功时，大都褒郑贬黄。尊郑成功为民族英雄，理由是郑成功收复了被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占的台湾；斥黄梧为汉奸，因为他献海澄而降清，并且为消灭郑家军殚精竭虑。比如：《漳州史迹》的作者就以“实令人痛快之至”评价苏荪浦的咏郑经戮黄梧尸体诗：“叛国居然爵上公，横行海上亦称雄，奈何抵死仇枯骨，一笑看君入瓮中。”还有一本名为《郑氏王朝》的书也说“施琅、黄梧甘于认贼作父，毫无民族意识为后人称之为汉奸”。
此外，指责黄梧的“平海五则”致使沿海民不聊生，罪莫大焉的也不少。如清夏琳所撰《闽海纪要—卷之上》就如此说：“其后梧献平海策……没五大商及迁界等事，祸及五省，人罹其害。”
窃认为：褒郑固然不无道理。尽管史有所记，郑成功是在北伐扬州、崇明兵败后，率溃败之师回返厦门途中，巧遇时任荷兰政府厅通译的何斌，听从其“公何不取台湾？台湾公家之故土也（故土说出于成功父郑芝龙因闽大旱，以舟载乡人渡海到台谋生之举）有台湾则不患饷需无所出矣”之建议：“以子经守厦门而自率舰队往攻台湾”，并光复之。（印鸾章《清鉴》）可见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初衷并非为了统一国家，相反，仅仅为了给自己的反清复明寻找一个后方基地而已。但不管怎么说，郑成功当年光复台湾之举，客观上使台湾重新纳入中华版图。凭此以为民族英雄尚堪以服后人。但褒郑以斥黄梧汉奸为衬实在是有失公允。
历史地看黄梧献海澄投清和荐施琅剿灭郑家军，至少也有客观上避免了国家陷于分裂之功。至于献计“平海五则”，也是特殊时期不得不采取的特殊政治、军事斗争手段而已。明朝衰败必为新朝取代，这是历史发展之必然。黄梧认清大势，其顺历史潮流而动之义举，何罪之有？！斥黄梧为汉汗者的立论前提是为满族人非汉族，但他们却忽略了这么一个大事实：满族人也是中国人，是中华大家族中的重要一员。黄梧归于清皇麾下，又不是降于外戚为虎作伥，怎么能随便扣以汉奸之帽？实事求是的评价黄梧，是落实历史唯物主义之需要。提到黄梧，不应以贬郑为代价；同样，肯定郑成功的历史功绩，也不该拿黄梧当垫脚。凡是为国家和民族做过好事的，就应得到一是一，二是二的盖棺论定。唯此，方有利于后人以史为鉴而知兴亡，以人为镜而明得失！此等幸事，何乐而不为？！


作者：念安居士　回复日期：2007-4-21　17:10:26
围困漳州有好几次，死几十万人那次应该是郑成功干滴。郑经的部队哪有这么强，能围清军8个月之久。

壬辰春二月，成功進取海澄，守將郝文興以城降。陳錦來援，成功簡精銳待江東橋北。錦狃於同安之役，意甚輕敵；及戰大敗，奔回泉州。六月，成功取詔安、南靖、平和，遂圍漳州；兵至二十餘萬，同知張箸、推官石瑋堅守不下。金衢總兵馬進寶來救，成功縱之入城，數日出戰而敗，復退守陴，南軍晝夜百道攻城。距漳三十里有鎮門兩山，屬岸築斷激水灌城，復列柵圍之，城中升米銀數兩，草木之實俱盡，啖弩掘鼠。陳錦在鳳凰山，為其下庫成棟所刺，以其首奔成功，全閩大震。漳圍至八閱月，中外困隔。浙江固山額真金礪、固山大溫都力敖童、梅勒章京徐大貴，總滿洲烏金超哈兵，與提督名高由長泰間道直抵漳城北；成功營城南鳳窠山，乘高壓壘。王師銳甚，為兩翼擊，島人久敝堅城，皆無鬥志。十月三日解圍，退屯古縣；合戰崩潰，追奔四十餘里，積屍布野。成功入海澄，嬰城守。守道周亮工收漳城骸骨七十三萬，焚瘞一大穴，碑曰「同歸所」。是年秋，張名振北師崇明沙，破鎮江，登金山，江南北戒嚴。
（东南纪事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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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扬州十日记”这样即是孤证，本身又破绽百出的东西，为什么被中外史学界当成信史？

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扬州十日记”这样即是孤证，本身又破绽百出的东西，为什么被中外史学界当成信史？

而漳州大屠杀史料这么丰富，却鲜为人知？楼上有自称是漳州人的，也不知道此事。

//作者：鹭水苍茫　回复日期：2007-4-20　17:19:29
放屁！我就是漳州人，从没听过这件事。况且，漳州历史上城市就不大，会有七十万人？三月到十月七个月，每月平均死10万人？撒谎编造也不能这么无耻！//

作者：念安居士　回复日期：2007-4-21　17:35:20
另外，楼主的主贴是抄的。李定国部分抄的是顾诚老先生的。应该注明一下才对。


作者：念安居士　回复日期：2007-4-21　17:37:32
主贴谈围漳州部分，抄的是李竹深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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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枉也不冤枉

不冤枉：我没给出参考文献


冤枉：
1。网上文章，尤其是历史文章，如果没有参考文献，都是抄袭
但是，很少有给出参考文献的
过去我给出参考文献，有人挖苦我假正经
这里我曾经给出相关文献的连接，却说我的在做“广告”

2。我的资料有的来自网上，
你知道，一个文章在网上转来转去的，原作者是谁早就不清楚了
所以，我基本是看文章有否可信度，引用资料

3。你说的两个人名，顾诚的书我没看过
李竹深的是哪个在为郑成功辩护的么？

我只是借用了其引用的文献，而我的分析和观点却和他完全不同
这可以叫抄袭么？

哪个人不但为郑成功辩护，说他和日本无关，还说什么郑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无耻之极。

作者：小野猪皮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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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并不可爱


明史是明朝遗民编写的，有夸大
但其他证据更多

地主日记
洋人传教士等等，都是铁证

此文试图说张献忠只是杀地主阶级，当地百姓是欢迎张的，完全是谎言，他自己提供的资料就反驳他自己的了。有的时候，左派并不那么可爱。不过，史料不少，贴上来给楼上的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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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在蜀事迹考察
孙次舟

张献忠于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进入四川，下夔州。六月，破涪州，取重庆。八月，攻占成都，建大西国。到清顺治三年底(1646)，归于失败。张献忠统治四川的时间，不到三年。在这短短的二、三年中，张献忠在四川和明军及地主叛乱武装曾经进行过一些战争。叛乱的地主，多被张献忠所消灭，明军也多数被打垮了。农民起义军，向地主阶级和封建统治者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是正义的行动，没有丝毫可以非议的。但自清以来却流传着张献忠“屠蜀”的一种谣言，说张献忠“嗜杀自天性”，“一日不流血盈前，即悒悒不乐”(《蜀碧》卷三，《绥寇纪略》卷十)，“发兵四出，搜各州县山野，不论老幼男女，逢人便杀”(《客滇述》)，制造出张献忠“疯狂”滥杀的种种故事。我们考察了张献忠一生革命斗争的历史和张献忠的真正为人，感到清统治者和地主阶级所传述的张献忠“屠蜀”故事，完全不是历史真实，而是有意捏造的一些诬蔑之言。
清军被明朝总兵吴三桂导引进入山海关后，在清军面前摆着三个敌对政权:一是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一是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再就是江南的南明政权。清军如果不能打败这三个独立政权，要想在中国建立满洲贵族的统治，便不可能。清军首先打败李自成，接着又渡过大江，摧毁明朝的南京政权。第三步便是向四川进军，攻打张献忠。由于张献忠顽强地抗击清军，清军曾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在张献忠死后，他的部属又和南明桂王政权相结合，为了保卫西南，反抗民族征服，和清军进行了十五、六年的剧烈战斗。直到康熙初年，清军对四川的军事征服，才算初步停止。可是从康熙十三年到二十年(1674-1681)，在这七年中，清军又和吴三桂部属展开争夺四川地盘的长期战争。到这时，四川人民的确被摧残殆尽!明万历六年(1578)，四川省“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明会要》卷五十)。这个人口数字仅是明官方“赋役黄册”登记的纳粮户，而大量的荫户、漏户以及逃亡人口，并未包括在内。核其实际人口，应比这个数字增加一倍或二倍。但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川“通省之户口，总计仍不过一万八千九十余丁”(嘉庆《四川通志》引何源濬《条议》，但妇孺未计算在内)。原先有着数百万人口或近千万人口的四川，这时却成为“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何源濬《条议》)的荒凉区域。四川人民不是被屠杀光了，又往哪里去了呢?
问题就在这里。屠杀四川人民的，应如清统治者和地主阶级所说，是张献忠“滥杀”的结果呢?还是另有罪魁祸首?清军在顺治三年(1646)据说已“斩”张献忠于“西充”，为什么经过近四十年的“招徕”“生息”，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川还仅有一万八千多男丁呢?在这里，我打算对当年“屠蜀”的真象，作一番严肃的考察。
一、《明史·张献忠传》的诬妄
清朝在征服中国和统治中国的过程中，很早就懂得文化统治的重要性。清朝为了防止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张煌言大举反攻，进逼南京之威胁的再度发生，因此制定了“迁海”、“告密”、“奏销”三项政策，对汉族人民进行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多方面迫害。由于奖励“告密”的结果，发生了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鑨私修“明史”案，许多无辜者遭到杀害(株连而被杀者七十余人，被害之家的妇女均发边)。由此发生了两方面的影响:在汉族知识分子方面，感到明朝的历史变成禁物，不能公开写作，公开谈论了;在清朝方面，开始认识到文化统治的需要，对“明史”要来一番“钦定”工作，对民间保存的明史资料，也要大力搜查一番。康熙十八年(1679)开“明史馆”，地方官假借修史为名，向东南一带世家大族强索明史资料。人民惧祸，大批的明史资料被湮没或窜改了。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南山集》案发生。为了《南山集》中有南明的历史记事，触犯“忌讳”，又有人被杀被充军。清朝的“文字狱”迫害，继续推行，到乾隆后期始渐停止，历时约一百年。“明史馆”规定“屠蜀”的“罪魁”是张献忠。因此在“文字狱”的威胁下，清初士大夫很少有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违反官方规定而如实记述张献忠事迹的真象。
清修“明史”，最初是依据黄宗羲《明史案》稿本，曲黄氏弟子万斯同参加指导，编成《明史稿》五百卷。这部史稿未能符合清康熙帝玄烨的心意，命令汉官们续加改编。康熙五十三年(1714)，王鸿绪的传稿首先改编完成，玄烨相当满意，又命王鸿绪协助进行本纪、志，表的改编。雍正元年(1723)，《明史稿》全部改编竣事。但清雍正帝胤祯仍不满意，又命张廷玉等为总裁，对王鸿绪的《明史稿》再加审查修改，到雍正末年，才告完成。清乾隆帝弘历继位后，开始刻版，到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版《明史》始得流行于世。清朝“钦定明史”纂修与刊刻，历时六十一年。
《明史·张献忠传》，完全照抄王鸿绪的《明史稿》。这说明对张献忠“屠蜀”的诬蔑，是清统治者的授意(王鸿绪是徐乾学之党，参加过皇子的皇位争夺，又作过玄烨的御用特务，《文献丛编》第二辑有“王鸿绪密缮小折”可证。王鸿绪“史稿”和万斯同的“史稿”无关系，可参考魏源《古微堂外集》卷四《书明史藁》一，二)。《明史·张献忠传》到王鸿绪手里已完成定稿，它的史料来源，主要是取自吴伟业的《绥寇纪略》和无行学人毛奇龄的《后鉴录》。《明史·张献忠传》说:“献忠晓行，猝遇我兵于凤凰坡，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于是我兵擒献忠出，斩之。川中自遭献忠乱，列城内杂树成拱，狗食人肉若猛兽，虎豹啮人，死辄弃去，不尽食也。民逃深山中，草衣木食久，徧体皆生毛。”这段话显然是取自《绥寇纪略》，在时间上却加以颠倒。《缓寇纪略》卷十说:
“进忠已入营中，与善射者俱，而指示之曰:‘此献忠也。’发一矢，中额。讶曰:‘果然。’执近侍询之而得，乃曳出斩之。(此下叙述了张献忠死后四川十几年的战乱，即紧接下文)……蜀乱久，城中杂树皆成拱，狗食人肉，多锯牙若猛兽，聚为寨，利刃不能攻。虎豹形如魑魅饕餮，穿屋逾颠，逾重楼而下，搜其人，必重伤且毙，即弃去，又不尽食也。荒城遗民几百家，日必报为虎所暴，有经数十日而一县之民俱食尽者。其灾如此。叙州人逃入深山，草衣木食久，与麋鹿无异。见官军以为献忠复至也，惊走上山，步如飞，追者莫及，其身皆有毛云。”
“明史开局，求天下野史，有旨勿论忌讳，尽上史馆”(《曝书亭集》卷四十四《跋绥寇纪略》)。《绥寇纪略》也被采送“明史馆”。《绥寇纪略》记张献忠死时情形已是妄说，而《明史》袭用了它。所谓“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绝非事实。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献忠兵溃自刎死。”《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七:“献忠以病死于蜀中。”这些早期的私家记录，均和《绥寇纪略》不同。《明史》列传所描写的四川残破荒凉的一段文字也是节录《绥寇纪略》，但它又拿来颠倒了一下，把《绥寇记略》所说张献忠失败十几年后的四川残破情况，一古脑儿都写到张献忠的帐上了。
《绥寇纪略》作者吴伟业没有到过四川，他这部书的资料从哪儿来的呢?是出于东南一遗老的《鹿樵纪闻》。由于吴伟业的本家吴继善(明成都知县)投降张献忠后，因罪被杀，因此吴伟业在改编《绥寇纪略》时，对张献忠任情诬蔑，是必然之事。全祖望《跋绥寇纪略》说:“陈令升曰:‘梅村绥寇纪略，不类其集，疑非梅村所为’。……及见林太常玺菴答赠先公贴子，谓此书原名‘鹿樵野史’，出一遗老之手，梅村得之，遂以行世。然其中为不肖门生邹漪窜改十五，遂无完本。”(《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九)。《绥寇纪略》上“明史馆”的本子，当是经邹漪“窜改十五”的书。《鹿樵野史》当即流行的《鹿樵纪闻》，只残存三卷，这书不但残缺不全，内容也有被后人改动的痕迹(参“神州国光社”本所载毕沅跋文)。但《鹿樵纪闻》记张献忠之死，是“贼众以锦褥裹尸，埋于僻处而遁”，而不是“逃伏积薪之下”，便和《绥寇纪略》有异。

张献忠在蜀事迹考察 2
孙次舟

《明史·张献忠传》再一史料来源是毛奇龄的《后鉴录》。《明史·张献忠传》说:
“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按，张献忠绰号“八大王”，非黄虎，黄虎为另一人。《绥寇纪略》卷一，记崇祯三年“贼党黄虎复乞降于守备白邦政。”《怀凌流寇始终录》卷三:“总兵杜文焕，参将李卑击苗登雾，……招贼党黄虎、小红狼、一丈青、龙得水、掠地虎等来降。”）。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日‘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这段文字，显然是剪裁毛奇龄《后鉴录》而成。《后鉴录》原作:
“献忠黄而长身而虎颔，人号黄虎。强不及自成而狡谲过之。性嗜杀，与自成比，较无道难测。……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入班次，有为獒所嗅者，不忠，引出剖其心。……先杀所俘蒙古一千五百人于南门之外，始分兵计杀。凡一兵杀男子一百，授把总，女倍之，以手足为记。……会计各路所杀，卫军七十五万有奇，兵二十三万有奇，家口不计。……然后捱户杀，名‘草杀’。……岁丙戌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平寇志》无下一“八”字)，女九千五百万(《平寇志》“九”作“五”)。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一路，杀男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剥皮法，从顶至尻，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翅，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者抵死。”
“草杀”字样是毛奇龄的独创，未见于清初其他记载，《明史》采用了这一词汇。《明史》“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便是把毛奇龄的两个数字加在一起;“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便是将毛奇龄的四路杀人数宇加在一起。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在明代，全中国的人口不过一万万，而张献忠在四川竟然杀人“六万万有奇”，象这等弥天谎言，还有一驳的必要吗？毛奇龄年轻时节，曾参加抗清失败而流亡(章太炎:《检论》卷八)，但到晚年却变成一个媚清的文化流氓(参《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二《萧山毛检讨别传》)。毛奇龄在“明史馆”当过几年纂修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四著录《后鉴录》七卷说:“皆记有明一代盗贼之事，盖亦明史拟稿之所余也。”毛奇龄曾分纂《明史·流贼传》，他的《张献忠传》拟稿当和保存于《后鉴录》的从同，而为后来王鸿绪删订《明史》列传时所本。
四路杀人伪说的编造者是冯甦，即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九》所引《见闻随笔》的作者。冯甦曾为官云南。当吴三桂和清朝决裂时，他曾讨一万七千两高价卖身于吴三桂为奴。后来逃脱，为清朝招抚了广东。事见《吴逆取亡录》上和尤侗《艮齐倦X》卷十一《少司寇冯公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四)著录《见闻随笔》二卷，并说:“时方开局修《明史》，总裁叶方蔼以甦久官云南，询以西南事实。因摭所记忆，述为此编，以送史馆。毛奇龄分纂《流寇传》，其大略悉取材于此”。冯甦奉命撰写的《见闻随笔》，是抄袭与伪造的混合品。其大部分的南明史实，是抄袭的原本《劫灰录》，又伪造了李自成、张献忠二传，冠诸编首。这一隐秘，是清咸丰间一位不慕荣利的老学人叶廷琯给透露出来的。叶氏《吹纲录》卷四《劫灰录补注跋并撰人辨》说:
“观《随笔》一书，大段与《劫灰录》相近，惟增入张、李二寇及张同敞、李乾德、皮熊三臣。而三臣事迹，《劫灰录》已散见诸臣传中。颇疑嵩菴(冯甦号)即取珠江旧史(叶氏考证为方以智)之书为蓝本，增删而成《随笔》，上之总裁”(据同治八年刻本)。
冯甦的书，成为毛奇龄据以对张献忠诬蔑栽赃的资料根据了。由此可见，对张献忠“屠蜀”的诬蔑，实出于清政府的意旨，冯甦奉命撰写《见闻随笔》，“以送史馆”，便把这种意旨暗示给纂修官。毛奇龄也就奉迎意旨来拟稿。毛奇龄在当时的著作界很有虚声，因而助长了伪史传播的便利。直到他的弟子邵廷采，在《西南纪事》孙可望、李定国等人传首还说:“可望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报功称最。蜀中千里绝烟火，邑无居人。”云云。既有清政府“文字狱”血腥屠杀的威胁，又有一批附清无耻文人的捏造伪史的传播，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广泛受骗，又何足怪!
二、张献忠在四川究竟杀过些什么人
张献忠在四川短短不到二三年当中，究竟为什么要无故屠杀四川人?被杀的究竟是些什么人?我想根据几种清初直接记载，以探张献忠在蜀事迹的真象。但一考查现存的几种所谓直接史料，发现都有被后人删改的痕迹，这就降低了它们的史料价值。新繁地主费密，亲身经历过四川的战事，写过一部《荒书》。当时“明史馆”曾一再向他征求这书的稿本。由于“文字狱”的威胁，他始终不敢拿出来。直到清末光绪年间，《荒书》才有刻本。他儿子费锡琮在《荒书跋》中说:
“先君子少丁离乱，祸患身经，午近六十，纷成此书。亲历者多，或闻于同时亲友，间得之老父余贼。当诏修《明史》时，《荒书》削稿未成，止以先祖大夫行状，上之史馆。已而韩公菼、徐公乾学、万先辈斯同，及吾蜀樊公泽达，李公先复，咸欲构观。……故裁成逆献之传，必取事《荒书》。不孝兄弟尝请之.，先君子但笑而不答。”
《荒书》原稿所记张献忠在蜀事迹，必然详细真实，和迎合清朝意旨的作品不相同。费密的“笑而不答”，是大可玩味的。再看费锡琮的“又记”:
“先君子之著《荒书》，盖几劳心矣!初属草时，值乌程难作(按，即庄廷鑨明史案)，不遑终其卷帙。……康熙十八年，圣祖仁皇帝修《明史》，通行征书。部议曰:‘凡官员庶民之家，有明时事迹者，虽有忌讳之语，亦不罪之，尽送史馆。’先君子乃哀旧稿，重为涂乙。”
这段话非常重要。据费锡琮《荒书》附注，顺治九年，费密二十八岁，顺推到康熙十八年，费密已五十五岁，所以说“年近六十，始成此书”。这时《荒书》已经写成，只因有“忌讳之语”，不敢把原稿交出。康熙二年庄廷鑨明史案的示威，费密已感到恐怖，所以“不遑终其卷帙”，当曾搁笔一段时间。到康熙十八年的征求“明时事迹”，“明史馆”中“要人”还不断和他打麻烦。费密到此，便十分恐怖了，遂把“荒书”原稿“重为涂乙”，大加删削，《荒书》的本来面目便消失了。不过，现行《荒书》当又经费锡琮加过一番工，违实的地方更多了。怡兰堂刻本第十九页有“献忠遁”一语，和上下文都不衔接。可证这书是经过一再删削窜改，因而发生了凌乱现象。
和张献忠同时的广安欧阳直写过《蜀乱》一书(道光间初刻本名《欧阳氏遗书》，其第一篇为《蜀乱》)，也属于直接资料，如果不被窜改，史料价值当很高。欧阳直二十二岁补了庠生后，逢到崇祯十七年张献忠进入成都。他在顺庆府参加过张献忠的甲申试士。录取后，奉旨发光禄寺给养，又派到刘进忠“骁骑营”任事。大顺二年(清顺治二年)三月，刘进忠为清军派入四川的间谍所蛊惑，背叛张献忠北走秦、陇时节，欧阳直乘间逃脱。清军向四川进攻，被俘于清军。清军败退，逃脱参加了杨展幕府。最后他参加了张献忠部属刘文秀军，随军到达云南。直到吴三桂军攻入云南西部，明桂王逃往缅甸，李定国军溃败，他才脱离农民军回到四川家乡。欧阳直很被刘文秀所敬重。所写《蜀乱》，都是身历目击的记述，有头等史料的价值。可惜在他后人于道光间付刊刻时，也有过一定的删改。欧阳鼎《欧阳氏遗书跋》说:
“先人遗书，……昔岁久残蚀数纸，心常于悒不释。……偶与张玉泉先生闲谈明末轶事。先生云:‘有所藏抄本，纪蜀难事甚详，题名杨老人记。……乃求其书读之，与家藏本竟一字不爽。……一旦缮而辑之，曷胜快然。……兹因同好怂恿，取其记事三篇，付之剞劂”。
据此，则《蜀乱》原稿，不但有了“缮……辑”，并且付刊的不是全稿，仅只三篇。

张献忠在蜀事迹考察 3
孙次舟


此外，现存记张献忠时事的直接史料，还有沈荀蔚的《蜀难叙略》(《知不足齐从书》本)和冯之 的《冯氏历乱记》(1922年梁山石印本)。《蜀难叙略》的价值最低。作者的父亲，为明华阳知县，被张献忠所俘杀。作者方七岁，事先逃入山中。因此这书对张献忠的生前事迹，只是得诸传闻，并非亲历。作者又曾接受东南士大夫的指示，对原稿作过一番修改，可资徵信的地方，更加稀少了。《冯氏历乱记》所记，仅限于‘摇黄”在四川东北涂炭人民的情况，惊心动魄，凄凉满目，作者本人曾度过若干年的原始人生活，幸免于死。这书强有力地证明了把川北人民屠杀光了的，是“摇黄”和清军的罪行。但对张献忠的事迹，却绝少正面地记述。
清初东南历史家的著作稿本，保留到现在的共有三种，都很珍贵。谈迁的《国榷》，是一部巨大的明代编年史，一直是抄本流传，到解放后，才有排印本行世。但这书记事，到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清军攻陷南京而止。对张献忠在蜀的记事，少而且略。清初戴笠编辑的《流寇长篇》，经同时人吴殳删节改编为《怀陵流寇始终录》，是一部明末农民起义的编年史，参考丰富，剪裁精当，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所遗憾的，这书原稿最初存于顾炎武弟子潘耒家中，潘耒是个胆小的人，由于惧怕“文字狱”之祸，连老师的《日知录》(让黄汝成花了三十年的功夫才给考证还原)和《亭林诗集》，都经窜改后才敢刻版。《怀陵流寇始终录》于崇祯十七年以后事，颇有删削，极为简略，且有抄录《绥寇纪略》的痕迹。可能也是潘耒给动了笔。因此，《怀陵流寇始终录》所记崇祯十七年以后张献忠在蜀事迹，便绝少参考价值。东南历史家记张献忠在蜀事迹，比较可靠的，是查继佐《罪惟录》的《张献忠传》。《罪惟录》是保存了三百年的查氏手稿，末经后人窜改过(《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我们根据《罪惟录·张献忠传》，可以看到张献忠在四川究竟杀过一些什么人。
根据查继佐《罪惟录·张献忠传》，张献忠入蜀以后，只有三次杀人较多。
第一次是在攻破重庆时。《罪惟录》说:“城破，瑞王阖宫被难。旧抚臣陈士奇死之。屠重庆—取丁壮万余，刳耳鼻，断一手，驱狥(徇)各州县。”这里所说的“屠重庆”，就是下文所说“取丁壮万余”。“丁壮”是指所俘获的明军的丁壮，并不是说把全城人民都杀光。当时四川按察佥事张一甲上奏说:“六月二十一日，张献忠陷重庆。瑞王遇害，旧院陈士奇拷死。绅弁俱歼，兵民斫一手者万计”(《国榷》卷一百三)。《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说：“重庆陷，……瑞王出汉中时，……士大夫多携家以从。故衣冠死者甚众。”这都可证张献忠并没有把全城人民屠杀光。但《蜀乱》却说:“尽屠其城。间有避匿得存者，查出复断其手。”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二说:“城中数百万生灵，无一逃者。……砍手三十余万，流血有声。”这都是过分夸张了。
第二次的杀人是在攻下成都之后。《罪惟录》说:“陷成都，蜀王阖宫被难。巡抚龙义光暨道府各官，皆死之。檄诸绅于成都，皆见杀。”这里说得很明白:张献忠攻下成都，杀的是明宗室和官绅，并没有屠杀人民。《鹿樵纪闻》说:“悉驱百姓于□(园)，将纵骑蹂之。天忽尾垂一物如龙尾。黄虎喜，以为瑞。贼将汪兆龄亦固谏，乃释去。”《荒书》、《蜀难叙略》也有同类的记载。《绥寇纪略》记“将尽屠蜀人”，以平东(孙可望)之谏而止。这些记载固然有的还夹杂着一些神话在内，但也可证明张献忠破成都后并没有妄杀人民。但《蜀乱》却说:“屠城三日，贵贱同尽，惟少艾妇女为营伍密藏者，暂得免。”显然是欧阳直子孙根据诬蔑资料加以窜改的。《蜀记》说:“贼大众驰聚而入，不分老幼良贱，皆杀之。三日后，方招安”。彭遵泗《蜀碧》卷二:“贼攻成都，陷之，……大杀三日”。“壮男少妇，选入宫中，民间父子夫妇皆失散无复聚者。”这些夸张违实的记载，可能作了窜改《蜀乱》者的蓝本(《蜀碧》是康熙、雍正间人编辑的书，时代晚，谎言多。《蜀记》是《纪事略》的窜改本)。
张献忠在成都所杀戮的，是地主阶级的贵族和官僚。至于他之“檄诸绅于成都”而杀掉他们，主要是因各县地主、官绅有武装反抗的图谋。张献忠进入成都不久，各县的地主武装便纷纷起来和他对抗。《明季南略》卷十二说：“远近州县，无不起义兵杀贼。献忠乃大肆屠杀(攻杀地主武装)。……然贼兵一过，义兵随起。凡献忠所选用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者。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余官者。虽重兵威之，不能止也。”《蜀难叙略》记有:“贼旋下令曰，凡尔处市镇俱顺民，毋恐;家给大顺钱缀于首，可不死;而山中作逆者，当剿除之。人以是不敢入山。然搜求仕宦，尤为残酷，滨于死者，日以数计”。张献忠所捕杀的，是各县图谋暴乱的地主绅士。搜查深山，一在捕杀“蜀王府宗室”(《荒书》)，一在扫荡筑寨恃险抗命的地主武装。《客滇述》说:“献忠遣使四出，趋地方官兵及乡绅朝见，百姓藏匿官员者凌迟，乡绅不来见者，亦如之。其求朱姓更急，蜀府宗支，多在灌县，乃发兵围之，不论宗室细民皆杀之。”关于四川地主及举人、秀才之类，组织武装，据山依险反抗张献忠的事迹，彭遵泗的《蜀碧》曾记载了不少，这里不再抄引。
张献忠对待愿意前来“朝见”的明地方官及乡绅，无不量才录用，给以官职，并不杀戮。至于被押送或拘捕的明官和乡绅，张献忠也是耐心地劝说他们“归顺”，为农民军办事。直至他们要顽固到底，誓不回头，这才处以死刑。《蜀碧》卷二记:宜宾尹申，“历官陕西提学，湖广布政司，以节义文章自负，尤工书法。避乱山中，为贼搜获，大骂贼。贼重其名，欲生致之，舁至井研。骂贼益厉，贼不堪，杀之。”“陈怀西，南充武生，贼诱之官，怀西曰:‘宁作明朝武生，岂为逆贼元老！’贼斩之。”张献忠所杀的都是这种顽固反动到底的分子。我们由张献忠大力争取李含乙的事例，有力地证明了张献忠对乡绅也未曾滥杀。李含乙是渠县人，明礼部主客司郎中，休假在籍。“是时献逆亦僭号成都。所署伪县令杨以为，亲至家款奠(李母)，将以礼招公。公匿不往，潜卜地葬母。事毕，贼首吴之茂、赵万邦将数千人至县，闻公不出，大索村里。……即缞绖扁舟至江干，挺身示贼。大叫曰……。遂奋投逆流中，贼众争驾小舟挽救。志在必死，急以头没水汛波。涌洄浅滩，竟为贼所获。并逻得公胞兄储乙公。驱入城，欲以礼送诣献忠。公瞋目喝之……。贼怒，引出将加刃。储乙公素刚直，不能忍，厉声大骂，公惟仰天大笑而已。……贼知不可屈，乃系之狱中，以兵守之。”(《明殉节故绅北礼部主客司郎中李公讳含乙事实》。载1945年成都排印《李忠烈公四世劫灰集》卷一)张献忠军对李含乙这样的礼遇，这样的耐心争取，直到“厉声大骂”，还不加杀戮，要等待他慢慢醒悟。张献忠对待明官和乡绅的政策、作风，实是这样。谁知地主阶级却组织了武装，攻破渠县，把李含乙劫走。李含乙遂担任了川东北暴乱的主角。他和举人曹司冀联合巴州、达州、邻水、渠县、广安各山寨地主武装，和农民军为敌，大小战斗二十多次，曾攻陷大竹、达州、东乡、太平等城池，俘杀农民军的县令及参将、游击以下大小军官“数千人”(《公请从祀乡贤录》，载《李忠烈公四世劫灰集》卷一)。但到大顺二年(清顺治二年)六月，张献忠把李含乙暴乱武装打垮后，仅仅杀死李氏一门三十余口罢了，此外并未多杀，惩罚是很轻的。李含乙共有十一个儿子，还给他保留下三个。
张献忠在四川的第三次杀人，那便是杀士子。《罪惟录》说：“县榜试士，士争趋乞生。复以兵围之。数千人咸振笔挟策以死。”张献忠为什么要围杀数千名士子?其中定有原故。《鹿樵纪闻》说:“廉得诸生有通表于闯者，由是发怒，命州县教官率生监来省考试。……聚之大慈寺，照牌点名，驱至西城外青羊宫坑之。共一万七千余人，所弃笔砚如邱冢。”《怀陵波寇始终录》卷十八说:“朝天关逻者获成都诸生颜天汉等通闯贼书。怒，诡称开科，尽杀之青羊宫。”据此，则张献忠之杀士子，是和有些士子要勾引外力倾覆张献忠有关。而当时士子们所暗中勾结的，不会是李自成，应是清军，著书人为避祸而歪曲了事实。张献忠杀士子，应在最末一次的开科取士，即丙戌试士，时间应在大顺三年(清顺治三年)，这时李自成早已撤离陕西了(李自成于清顺治二年三月已撤离陕西到襄樊了)。《平寇志》卷十二顺治三年记云:“本朝肃王将吴三桂等诸军大集汉中，将下两川，……献忠不措意也，更开科取士”，可以为证。清顺治二年，清军已进入川北，占据龙安(今平武县。《荒书》顺治二年记，“赵荣贵降大清，军龙安”)。三月，“骁骑营”都督刘进忠拉着张献忠的精锐马队北降清军，清军开始向保宁(今阆中)一带进攻了。张献忠发现士子中有不少奸细，这才动手去杀。《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顺治二年十月《总督八省军门佟揭帖》“一、广东秀才杨一雄，自本地来武昌，打听剃头消息，讨招安。……一、差生员杨再昌、骆锡命持书与告示，往福建招抚，未回。一、差生员唐之名、鲁大儒……往广西招抚，未回。一、差王汉杰、崔法舜持书与告示往四川招抚张献忠，未回。”又，同年三月，《陕西总督孟乔劳启》说：
“四川保宁府州县，亦投降表到。臣以鄜州知州黄应祥委受四川安锦(应作绵)道，以本官原任四川地方，熟识乡绅也。有八大王张献忠伪巡抚吴宇英，系故明朝兵科给事中。据彼处来人说称，彼有投顺之意。臣写信与彼，令其说张献忠投降，相机而行。”
自顺治二年起，清政府已分别由湖广和陕西派遣间谍到四川进行诱降活动。担任这项工作的，多有生员。投顺张献忠的明官有的也派人到陕西和清军勾搭，四川地区一定有剧烈的间谍活动。《滟滪囊》卷三记:把守朝天关的刘进忠，就是受了来自汉中的伪商人严自敏的蛊惑而降清的(严自敏实是降清的一个明总兵官)。又记豪格打败张献忠后，曾委署了大批四川生员为官:“生员罗长允授同知，杨芳名授通判，郑大伦授推官，张思房、李春选各授职有差。”张献忠的杀士子，其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查继佐《罪惟录·张献忠传》所记张献忠在四川杀人较多的事迹，只是这样。此外并没有别的记叙。这虽然也说张献忠杀人，但不只在人数上和《明史》所说大为悬殊，而且所杀的对象也和《明史》所记有根本的不同。“明史馆”人员正是利用这些事实加以扩大渲染，并把张献忠死后清朝统治阶级在四川涂炭人民的血腥罪行，一并加到张献忠身上。这一方面固然由于“明史馆”人员的阶级本能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也是有意识地为了奉迎清统治者的意旨，假借诬蔑张献忠以遮掩清军在四川的滔天罪行。查继佐是明末一位有民族气节的历史家，他参加过鲁王朱以海的抗清斗争，失败后，隐居著述，义不仕清。他曾被庄廷鑨明史狱牵连，坐牢二百天(当时有人给他造过对清屈服的谣言。但彭孙贻《茗齐集》卷七“查生伊璜诗”云:“蔡邕虚续汉，扬子未逢新”。可给造谣者以答复)。关于他的事迹，王崇武有《查继佐与敬修堂钓业》一文可参(《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罪惟录》就是查继佐出狱后偷写的“明史”(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五《曝书亭箸录序》，谓明史狱起时，“凡涉明季事者，争相焚弃”。)他的手稿潜藏近三百年，到抗日战争前夕，才被影印行世。这是逃过清政府摧残和地主文人窜改的原手稿，所以对张献忠便没多少诬蔑栽赃的话。一切奉迎清统治者意旨而诬蔑张献忠的记载，和惧怕“文宇狱”而窜改过的著述，都可依据《罪惟录》把那一些谎言廓清。
三、明朝官军对四川人民的残害
张献忠于崇祯十七年进军四川，一帆风顺，到处迎降。《鹿樵纪闻》所说:“四方郡邑，初惧加兵，故贼号令所至，争先送款。”《荒书》说:“成都州、县皆降，惟崇庆知州王励自焚死，新都知县包某避去。”《明季南略》卷十二说:“由夔州历忠、万，所在军民望风奔逃，并无一矢相加遗者。” 这些，都反映了四川各州县迎降的情况。一开始，不论人民或官僚，都是迎接农民军的。《蜀记》曾记重庆知州潘某藏匿了，“贼檄催缴印，州民迫之出见。”又“新都知县，挂印于县堂，……遁迹于田间，被民擒解。”可以看出当时四川人民对张献忠的拥护。大西建国后，《圣教入川记》也说:“僭位之初，假施仁义，以博民心。……闻献忠有勇有为，能任国事。于是一班官吏(指明官言)，均出任事。”
可是不久，各地地主便纷纷反叛，而投降的明官也据城抗命了。《鹿樵纪闻》说:
“四方郡邑，初惧加兵。……既而王祥起遵义，杨展起犍为，曹勋起黎州，各据地自保。而前大学士王应熊，亦聚众起义，缟素誓师，传檄讨贼。袁韬、武大定(“摇黄”的首领)等皆以其兵反正。前守道马乾德(“德”字衍)自达州起兵，逐贼将刘廷举，迎曾英入据重庆。英以书招(殷)承祚，……承祚大惧，即举顺庆降英。”
《蜀破镜》卷四也说:“初献忠所陷郡邑，建置文武各官，缉捕绅士、富民。时川人(应说是官僚地主)之荼毒未尽者，斩木揭竿，纠集壮勇，杀其伪长，投之火，沉之水，或生剥其皮。”这一来，叛乱的明军，以讨张献忠为名。各自割据城池，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四川人民却大受他们的涂炭了。
残酷地屠杀人民的是地主阶级武装集团，而不是农民军。使四川人口遭到巨大损伤的，其一是由于明官军的杀掠(包括与明官军合流的“摇黄”在内)，其二是自于清军长期进攻四川的杀掠，其三是清政府和吴三桂集团争夺四川地盘的杀掠。在清初二、三十年为长期战争中，四川人民确实几乎被屠杀光了，但和张献忠并不相干！
《罪惟录·张献忠传》说:“时官兵淫掠，杀良作俘，民屯聚以拒官军。”这是张献忠在湖南、江西时期官军的情况。反之，张献忠军队则纪律很好，刘献廷《广阴杂记》卷二就说:“余闻张献忠来衡州，不戮一人。以问娄圣功，则果然也。”(娄有侄曾在李定国营)《蜀碧》卷三也说:“献(忠)初破武昌，有大志，不甚残杀。”封建时代的官军，多数是行同强盗，而明末清初的所谓官军，尤为凶残。冯梦龙《甲申纪事叙》说:
“今未具饷而先聚兵。兵既聚而饷不足，于是倡为‘打粮’之说，公然扫掠民间。掠妇女则为妻妾，掠家丁则为奴仆。一兵家属，多者至十余人，……其势益不得不出于扫掠。而有兵之处，闾里皆空。未馘一二贼兵，先添万千兵贼，百姓嗷嗷，无所控诉。”(载《国粹学报》己酉第八册)
既然湖南、江西的官军，以杀掠老百姓为能，江淮、江浙的官军，到处“打粮”，被称为“兵贼”，然则四川的官军又如何呢？请看欧阳直所记明官军抢劫四川人民的情形吧。《蜀乱》说:
“丙戌(顺治三年)，……时官兵无粮。曾英条议云:‘今沿江冋田，一望荒芜，各营所获牛只颇多，请准兵丁择便屯种，无事则登岸耕作，有警则登舟敌忾。’阁部(王应熊)以田地乃朝廷疆土，百姓己业，末经奉旨，何得给兵？不允其说。于是营兵尽抢劫以自活，自叙、泸以至重、涪，两岸‘打粮’。至一月，路上地方残，民尽饿死，田上尽荆莽矣!”
在清顺治三年，因明官军的“打粮”，自叙州(今宜宾)到涪陵，沿江一千多里的农民遭到最大的残害。耕牛先被官军抢去，无法耕作，才有“沿江冋田，一望荒芜”的情景。接着官军又“两岸打粮”，于是“地方残，民尽饿死”了。《蜀乱》又说:
“甲申(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四川各隘兵乱，遍行抢劫。兵备道马乾集兵下渝州，副将赵云贵集兵走龙安，大旗余朝宗自号“红十万”，集兵劫内、富、犍、威，走长寿。总兵甘良臣，副参贾登联、莫宗文、屠隆、曾英、王祥、王启、冯朝宣等，各集兵走忠、涪、泸、合、永、遵、綦、真等处。凡所过所驻，皆抢劫而食。东南大扰，庐舍一空。”
“丙戌(清顺治三年)，……杨展兵至叙府之南岸，守叙府贼将方都督，扼江拒之。……展兵随势掩杀，贼败走，死者大半。展兵擒掳，城为一空。……上南道(嘉定)周士贞闻报，集军民谓之曰:‘所望者官兵，今官兵入叙，亦复抢掳，……吾当与尔等共逝矣！’因大开六门，传民连夜远遁，全活甚多。……展至嘉，据其城。”
“己丑(清顺治六年)，……杨展先分各处旧将，俱纵兵劫抢，拔营赴嘉定西南，西川大扰。……冬月二十四日，各弃城散去。袁(韬)、武(大定)入城，大肆掳掠，吊拷炮烙，备极其惨，哀号之声，数日夜始息。”
“又(酉)阳土豪李调燮，尝对余言及，彼集士兵扎寨时，无粮，每发兵捕人，谓之‘人粮’。凡拿到人口，选肥少者付厨下，余者系瘦，乃给兵士。烹宰俱按整猪羊法。彼受招安，入杨展营，人赠以绰号，曰‘万人坟’(讥讽他人肉吃得多)。”
沈荀蔚《蜀难叙略》说:
“(顺治)四年丁亥，……(杨)展遂大肆掠眉州、青神之间，凋残亦与川西等矣！”
费密《荒书》说:
“戊子(清顺治五年)，各府州县王公至士庶冢墓，尽皆遭发，十余年未罢。二月，朱容藩还夔府。三月，督师阁部吕大器自贵州出，至李占春营，东南总督杨乔然偕至。大器出而四川鱼烂不可为矣！……容藩……闻广西失守，遂称楚世子，其僚属有光禄、鸿胪之称。吕大器与巡按监察御史钱邦芑移檄讨之。是时，李占春仍屯涪州江口，于大海屯云阳县，谭诣仍屯巫山县，谭文、谭宏屯万县天字城，袁韬屯重庆寨山坪。残民复被杀戮，存者人又相食。”
很明显地在张献忠失败前后，把四川长江两岸千余里之地(自叙州到巫山)，以及川西南一带，烧杀抢掠，使田地荒芜，人民饥饿死徙的，主要是明朝官军，其次便是地主、土豪的武装，和张献忠并不相干。
四、摇黄“土暴子”的屠杀四川人民
在张献忠生前，除掉明官军和地主、土豪的武装残害人民以外，还有一种四川的土军名叫“摇黄”的，杀戮人民最为凶残。这里边分子很复杂，有农民，有流氓，有地主家奴，也有地主、土豪。象后来变成明官军并曾投降过杨展的袁韬、武大定，便是地主、土豪出身，而作了“摇黄”的大头领(《荒书》说:“武大定，贺人龙旧部曲也。”)这种土军，当时也称为“土暴子”。《蜀碧》卷四说:
“崇祯中，川贼有姚天动、黄龙，聚众劫掠。……而沔阳人袁韬，因奸婶事发，逃投响马贼马潮，胡九思等，继踵姚黄，日事掠杀。及献入，遂乘势据蓬州、仪陇、南部各地方。杀老幼，掳精壮，掘墓开坟，生死无得免者。……顺治二年，我巡抚李国英大破诸贼于遂宁之旷虚坝，九思、潮等走死，韬以残卒数百奔川东，归樊一衡(明宜宾总督)。”
“各州县乱民，号‘土暴子’，以打衙蠹为名，凡胥吏之有声者，纠众擒之。或投之水，或畀诸火，甚则脔食其肉。官司束手，无可如何。而一时绅士家豪奴悍仆，戕灭其主，起而相应。深山大谷中，竖寨栅，标旗帜，攻劫乡里，以人为粮。……其时川南、川北，畏‘土暴子’甚于流贼也。”
在张献忠入蜀以后，川北的“摇黄”残部，自加入了袁韬、武大定等地主流氓分子，已变成了“土暴子”，他们没有斗争目标，专以残害人民为事。虽然在崇祯十七年八月，曾以“猺贼五万降于张献忠”之事(《国榷》卷一百二)，但他们仍然盘居于川北原地，张献忠不能过问。因此，“摇黄”很容易为明朝反动政权所利用；而不久，“摇黄”便在袁韬、武大定、胡九思等分别率领下，和明官军合流了。
“摇黄”亦称“摇黄十三家”。如身临目睹“摇黄”残害川北地区的梁山冯之 所写《冯氏历乱记》，就有“忠州总兵胡云凤，与三谭构隙，私通摇黄十三家”之语。有的人往往把“摇黄十三家”和“西山十三家”混为一谈，这是错误的。“西山十三家”是李自成的余部，据夔、归、房、竹一带山区。当时反动派也称之为’“西山寇”。“十三家”之目，是起于崇祯八年农民军的荥阳大会，当时以农民军十三家领头大会农民军首领于河南荥阳，商讨作战方略(《绥寇纪略》卷二)，以后便流传下“十三家”之目，成为定名。但十三家的首领，却不固定，也不限于十三家的数目。李自成的余部支持南明抗清时，有“忠贞营”十三部。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七:“(堵)胤锡为高，李部奏请立名‘忠贞营’。易高得功名曰必正，李过名曰赤心。……忠贞十三部，连营亘二百里。”到以后退据郧西至夔、巫一带山区时，李自成余部即被称为“西山十三家”了。《蜀乱》说:“闯贼余党，合别寇刘体仁、郝摇旗、李登云、塔天宝、王光兴、王友进、党守素等十三家，遁入竹、房各山寨，屯耕自守。”《荒书》也说:“辛卯(清顺治八年)秋，孙可旺(望)遣其将张虎，联络‘西山十三家’李赤心等，并于大海、李占春、三谭等。‘西山十三家’者，李贼余党也。”这里说得非常清楚，“西山十三家”是指李自成“余党”而言，川东其他地方武装，如于大海、李占春、三谭等，并不包括在内。《蜀碧》卷四说:“献忠末败，李自成之众，先溃出关。袁宗第、贺珍(锦)之徒，偕郝摇旗、李本荣、党守素、李永(来)亨等，约结十三家，出入巴渠巫峡间，则所谓‘西山寇’也。”其实李自成余部也不只十三家，《罪惟录·李自成传》说:“及可望入，赤心走楚，同卢、郝等二十八家，拥韩王(朱本 )出没郧阳山中，称尊改元自保。”至于“摇黄十三家”，和李自成余部“西山十三家”，实判然为两，绝无关系。《明季南略》卷十二说:
“是时‘摇黄’贼自汉中流入川北，川中乱民，恐为献忠所屠，悉附之。……‘摇黄’，原名‘姚黄’，原系汉中土贼姚、黄二姓者为首。后其众既多，分为十三枝， 为摇黄。以袁韬为首，拥众十万。……川北保宁，顺庆一带，悉为残破。……张献忠亦不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