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

作者：行三　回复日期：2007-4-20　17:53:46
“大屠杀”这几个词用得太险恶了吧？让人如何还能相信你的其他观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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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叫屠杀？

张献忠在四川的残忍至极的大屠杀?


大屠杀一词有多种含义，但最通常的含义为故意对人进行的一种大量杀戮行为，通常与战争犯罪或暴行相关。但除非用做比喻，否则大屠杀一词一般不用于针对战斗人员的行为；但对战俘进行的有预谋的大量杀戮却被认为是一种大屠杀。

此外，“大屠杀”一词也被广泛用在有重大政治含义的，针对个人、公民，或小范围的军事杀戮行为上，如波士顿大屠杀。个人或小范围的谋杀行为有时也可能被描述为大屠杀，如某些学校枪击案件。另外，大屠杀一词经常被用做政治和宣传目的，宣传经常给某些事件有选择的贴标签以使一件事变得敏感，如肯德州大学屠杀越战示威学生事件。在玛雅族印第安人曾被屠杀的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给大屠杀下的一个定义是：“大屠杀是指在同一地点杀害五人或五人以上，并且受害人没有防卫能力。” 。在哥伦比亚，大屠杀隐含的人数含义要比在危地马拉更多一些。

郑延平的「 石升世系」



郑成功是福建泉州南安县杨子山下石井乡人，在世系上，属于郑氏的石井派。关于郑成功的世系，以及其后裔分衍情形，有一项「郑氏和葬祖父墓志铭」的铭文

「王父讳成功，字明俨，号大木，姓郑氏。先世自光州固始县入闽，由莆居漳、居粤之潮。至始祖隐石公，乃移居于泉之南安县扬子山下石井乡，遂世为南安人。数传至八世祖乐斋公，乐斋公传于野公，于野公传西庭公，西庭公传象庭公象庭公传曾大父黄公，实生王父。

曾大父丈夫子六，王父居长；再传丈夫子十，父又居长。王父生于甲子年七月十四日辰
时，卒于壬寅年五且初八日未时，享年三十有九。故明末赐国姓，封延平王，率众取海外台
湾，开阙疆土，设立府县，居之。

父讳经，字式天，号贤之，嗣封延平王，生于壬子年十月初二日未时，卒于辛酉年正月二十八日寅时，享年四十，同王父俱葬台湾。

岁癸亥，不孝克塽等举国内附，携眷入京，蒙恩封汉军公。念台湾远隔溟海，祭扫维艰，具疏陈请，乞迁葬内地，奉特旨恩准。爰令弟克举假回丧事，以康熙三十八年五月廿二日卯时，附葬于南安县康店乡乐斋公茔内，并曾大父灵主、曾祖母翁、祖母董、母唐柩附焉。

王父、父生平事迹，先卜葬台湾，已悉前志。兹第叙其生卒年月世系子姓，纳诸幽扩，
用示后之子孙。王父子十：长即吾父，娶母唐氏，先卒；次聪，娶故明鲁王二郡主朱氏；次明，娶林氏；次睿；次智，娶洪氏；次宽，娶林氏；次裕，娶王氏；次温，娶刘氏，次柔，娶洪氏，次发。女四：长适柯讳良，次适甘讳孟煜，次适洪讳允中，次适故明鲁王世子朱讳弘桓。

父男七：不孝克塽居长，娶冯氐、史氏，次克举娶许氏；次克均，娶柯氐；次克举，娶马氏；次克坺，娶赵氏；次克圻，娶张氏，次克搞，娶刘氏。女六：长适黄讳肇隆，次适黄
讳肇灿，次适陈讳逢泰，次适甘讳纯仁，次适赵讳继麟，次未配。

自聪出者，子一克垣，娶李氏；女三，长适陈，次适柯，次适洪明无甲，以裕之子克俊为嗣，未娶。睿早夭。自智出者，子一克璋，娶洪氏。自宽出者。子一克培，娶朱氏。自裕出者，子二：长克崇，未娶，次克俊，出继与明为嗣；女一，未配。自温出者，子三：长秉模，次克圭，出继与发为嗣，次克杰，俱未娶，女一，未配。自柔出者，子一克玺，未娶，女二：长适洪，次适许。发亦早夭，以温之子克圭为嗣——

不孝克塽子三：长安世、次安邦、次安国，俱末娶；女二末配。克举女二未配。克均子，；一安甸，未娶。克坺女一，未配。余末艾云。川坐巽向乾，兼己亥庚戍分金，在南安卅八都，土名康店乡。

铭曰………。襄事承重孙克塽、孤哀子温、裕、柔仝稽显，期服孙克举等仝勒石。」

天地会的起源

作者：赫治清

天地会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秘密结社组织之一。在清代，它曾广泛活跃于我国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浙江、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对清朝封建统治发起过一次又次的冲击。道、咸以后，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天地会便成为团结民群众进行反封建反侵略斗争的重要纽带。它传播到东南亚及拉丁美洲之后，又成为当地华侨反抗西方殖民主义暴政的自卫组织。天地会在清代历史上所建立的革命业是不可磨灭的，它所谱写的可歌可泣、慷慨悲壮的诗篇，永远值得人们称颂。

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迄今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悬而未决的公案。自从19世纪60年代荷兰人施列格首先写出《天地会》(Thian Ti Hwui，The Hung League，or Heaven Earth League)一书以来，百余年间关于天地会起源时间的说法多达五六种以上。陶成章在《教会源流考》中指出，明亡之后，“志士仁人，不忍中原之涂炭，又结秘密团体，以求光复祖国，而洪门之会设焉。何谓洪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指天为父，指地为母，故又名‘天地会’。始倡者为郑成功，继述而修整之者，则陈近南也”。[1]连横说：“天地会者，相传为延平郡王所创，以光复明室者也。”“延平郡王入台之后，深虑部曲之忘宗国也，自倡天地会而为之首，其义以光复为归。延平既没，会章犹存。数传之后，遍及南北，且横渡大陆，浸淫于禹域人心，今之闽粤尤昌大焉。”[2] 1947年出版的《洪门史》称，“洪门产生于郑成功长江撤兵以后”，“始祖为郑成功”。[3]近三十年，台湾不少学者都从其说。例如，曾提出天地会创立雍正甲寅年(1734年)的萧一山，到台湾后认为“天地会创始于郑延平”。[4]黄玉斋称，“洪门天地会诞生于三百多年前”的清初顺治年间，“倡始者为明延平王郑成功。”[5] 1979年，胡珠生同志发表的《天地会起源初探》一文，也说“郑成功为其实际创始人。”[6]

但是，更多的人则认为天地会并非郑成功所创，其成立时间当为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年)。温雄飞、徐珂、朱琳、罗尔纲、平山周等人都是这种主张。[7]

四十多年前，萧一山根据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所藏天地会文件抄本，撰成《天地会起源考》，认为天地会成立于雍正甲寅年(1734年)。但他又说，“天地会在康熙时已经有了，不过没有象后来那样严格的组织”。“谓天地会起于雍正末年固然不错，谓天地会起于康熙时代，亦无不可。但如谓起于康熙甲寅十三年，则系显然的错误。”[8]施列格根据荷兰殖民当局在苏门答腊的巴东地方一华侨家搜获的天地会秘密文件撰成的《天地会》一书也倡此说。

可是，本世纪60年代以来，上述说法受到新的挑战。首先是蔡少卿同志在查阅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关档案之后，于1964年发表了《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一文，认为“天地会起源于福建漳州地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由漳浦县洪二和尚，即万提喜首倡”[9]。康熙甲寅说、雍正甲寅说，“或是完全没有摆脱天地会的神话传说的影响，或是根据片断的材料作出的一些推测。”接着，台湾学者戴玄之教授发表《天地会的源流》一文，也认为“天地会为洪二和尚提喜所创”。但是，他认为“正式创立于乾隆三十二年”[10]。1970年，他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学报》（社会与人文科学之部）第4期发表的《天地会名称的演变》一文中再次强调“拙著《天地会的源流》一文，证明天地会起于乾隆三十二年，创始人郑洪，地点在福建漳浦县‘云霄镇高溪乡观音寺’的新说法，完全根据清廷的上谕、封疆大吏的奏折，以及创始人郑洪之子及其门徒的供词，文献足征”。作者自信地声称，他提出乾隆三十二年说后，“两年于滋，尚无提出异议者，或可视为定论”[11]。1970年出版的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的《清末秘密结社——第一篇天地会的创立》也倡此说。

1980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秦宝琦、刘美珍同志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有关天地会档案，撰成《试论天地会》一文，支持蔡少卿同志的观点。不过，他们觉得蔡少卿同志把天地会起源时间具体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的唯一根据是汪志伊的《敬陈治化漳泉风俗疏》，目前尚属孤证。他们提出一个较为稳妥的说法，即“天地会创立于乾隆中期”[12]。最近，秦宝琦同志根据嘉庆四年(1799年)十月十二日福建巡抚汪志伊奏称“闽省天地会起于乾隆二十六年”，又修正他们原来的说法，完全赞同蔡少卿同志的乾隆二十六年说[13]。

天地会起源 2

天地会起源问题，绝非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它直接涉及这—秘密结社产生的时代背景、宗旨、性质诸方面。毫无疑问，弄清其起源时间，是深入研究天地会的重要课题之一。我认为，天地会既非明末清初郑成功创立，也非乾隆年间万提喜首倡，它正式成立于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年)。本文拟从下列四个方面分别加以考察和论述。

一、从天地会创立的宗旨看天地会的起源；

二、从清律有关馓血结盟”条款的演变看天地会产生的时代；

三、从清档论天地会源远流长；

四、从天地会文件看该会始倡时间。


一 从天地会创立的宗旨看天地会的起源


天地会为什么而成立?它创立的宗旨是什么?这是和天地会起源紧密相关的问题。“乾隆说”认为，天地会“创立初期，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14]。“‘反清复明’的口号，既非天地会初创时所提出，更非其创立之宗旨”[15]。“天地会在它开始活动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根本就没有提出过‘反清复明’的口号；这个口号，最早也要到嘉庆初年才开始在天地会的活动中有所反映。过去一般都认为‘反清复明’是天地会自始至终所用的一个政治口号，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甚至说“在乾隆朝历次天地会起义或一般天地会案件中，都未见到过‘反清复明’的思想”[16]。他们认为，“起初，天地会主要以‘互相帮助，免人欺凌，及可以‘敛钱分用’等为号召”[17]。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政治色彩越来越浓，才提出“反清复明”这个政治口号。因此，“天地会并非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创立”。它“最初乃是闽广一带世代以肩捌陆惭为主韵苦力劳动者的自卫反暴的秘密结社”[18]。

上述意见，不仅是这些同志用来反驳天地会起源清初的论据之一，而且也是他们关于天地会起源“乾隆说倪一立论的重要支柱。既然如此，弄清天地会创立的宗旨，对于查清天地会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反清复明”这个口号是否一直到嘉庆初年才开始在天地会的活动中有所反映，乾隆年间的天地会是否根本没有存在过“反清复明”的思想。由于持“乾隆说”的同志断言罗尔纲先生《天地会文献录》和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中所收集的天地会文献是咸、同年间的秘密文件，因此，为了避免他们所谓“不应以后世产生的材料去证明前代存在的历史”这种责难之嫌，我们在这里暂不涉及这些史料，先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关天地会活动的材料来说明事实真相。

据陕西巡抚秦承恩披露，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发遣新疆喀什噶尔地方为奴的詹清真曾托八卦教徒刘照魁携带家信并纸条二件。纸条上注有天地会秘密暗号、符式，写有“结万扶明李桃洪顺天”，“顺天服明合和同”等字句[19]。由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刘照魁被族人刘世俊出首，因而清政府发现詹清真又继续作案，并查出他原在广东加入天地会的历史。毫无疑问，詹清真所写的这张纸条，充满了反清复明的思想。据明亮奏称：“该犯所供纸条内暗号，广东各处俱知底里，广东人入天地会者甚多。”[20]可见，这张纸条不仅是詹清真发遣新疆后的个人思想流露，而且还集中地反映了当时天地会的政治思想倾向。据清档记载，纸条内“结万李桃洪顺天”、“顺天和合同”等语句，在乾隆年间的天地会内部早就广为流传[21]。如果当时的天地会组织不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詹清真怎么会在天地会暗号纸内写下这些文字秘密地同家乡联系呢?怎么能谈上广东各处都知道他这张纸条的个中底里呢?

嘉庆十七年(1812年)，广西巡抚成林奏称，嘉庆十六年(1811年)在广西平乐府荔浦县李遇恩家搜获了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浙江人范七传给他的一本天地会会簿。“据李遇恩供称：嘉庆十六年十月内，有苏枝嵩向小的与蓝辉彩、颜庭玉、覃光远们密说，乾隆五十八年有浙江人范七于病故之前传他簿子一本，内载反清复明，真人出在四边等语”[22]。李遇恩供词清楚表明，在乾隆年间流传的天地会秘密文件已载有“反清复明”的内容。

如果说天地会并无反对清朝的政治图谋，仅仅是为了经济上的互相帮助，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天地会的组织是那样的秘密?乾隆时入会“连父母妻子不许告知”[23]？在入会仪式上，每人要“发誓”不得“触破事机”，“如若说破机关，死作刀下之鬼，若不说破，万代富贵”[24]呢?

如果说天地会真的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那么，为什么清政府发现它的编者编造的“邪词”之后大骂“实堪痛恨”[25]，“闻之不胜令人发指”[26]？认定它“狂悖诡诞，即属匪类”？[27]

否定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同志在他们的文章中曾正确地指，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许阿协所交代的“木立斗世”是一首预言诗，认为“木立斗世”确是“预言清政府将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灭亡，而不是暗谕天地会创立于乾隆三十二年”[28]。照此说来，这首诅咒清政府将在乾隆三十二年灭亡的政治预言诗在乾隆三十二年以前就已经存在。既然如此，说当时天地会仍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岂不是自相矛盾!

当然，乾、嘉以来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并不等于这一宗旨就自始至终贯穿于天地会的全部历史过程。天地会是否为了“反清复明”的宗旨而创立，还有待进一步证明。而天地会重要骨干严烟的供词恰好为此提供了足以论证的可靠依据。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林爽文在台湾彰化县大里木弋村组织发动天地会起义。起义军很快就席卷了整个台湾，清廷大为震惊，立即调兵遣将前往镇压。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月，二十七岁的严烟即被抓获。严烟即庄烟，又名严若海，福建平和县人，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经万提喜的嫡传弟子陈彪传授加入天地会。四十八年(1783年)渡海去台，在彰化县地方开设布铺，秘密发展天地会。林爽文等人就是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三月溪底阿密里庄由他直接传授加入天地会的。显然，严烟是一个很知天地会底细的骨干分子。他在被捕刑讯之后，未能保守住会中的秘密，对天地会的根由、结拜仪式、暗语歌词，以及乾隆年间传授天地会的核心人物都向清政府作了较详细交代，因而严烟供词成为研究天地会最有价值的史料之一。

严烟交代，天地会“年代久远，从前有个朱姓、李姓同起的。朱姓叫朱鼎元，李姓实不知名字。陈彪曾教我两句口语：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这就是天地会的根由”。当清政府诘问所传天地会创始人洪二和尚究系何人时，他回答：“同会所称洪二房和尚，并非实有其人，乃暗隐朱、李二姓及万和尚的总称。至二房上加增红字，及用洪字作暗号，说(陈)彪说都是朱、李二家传下的。”[29]严烟交代的这个起会之朱姓、李姓究竟暗喻什么?严烟被捕前，广东天地会员已经供出：“洪水横流李桃洪，李朱洪，及兄弟结拜共姓洪等字”。“洪水漂流泛滥于天下，洪水结拜皆一同。”嘉庆初年以来所发现的大量天地会文物，包括会簿、盟书、诗词、花帖、腰凭等等，都载有“三姓结万李朱洪”字句，而且是“照旧本相沿传抄”。萧一山从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搜集的天地会文件《先锋对答》说：“昔年有三家十八大灶，李朱洪三大姓，如今只五个灶有火”[30]。《天地会反清复明诗》称：“天生朱洪立为尊，地结桃园四海同”[31]。天地会碑亭上更明确写上“李朱洪”[32]。萧一山在《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一书中对“李朱洪”作过解释，他认为“朱指明朝，洪指洪门，固不待释，而李氏何指乎?大约李为义兴馆香主之姓，故以冠之。”[33]萧一山的解释缺乏令人信服的根据，也未找到“李”字的真缔所在，实难苟同。我认为要正确诠解严烟供词中天地会根由诗和“朱、李二姓”，只能借助于其他天地会成员的供词和天地会本身较早的文献。

据林爽文天地会起义军副帅杨咏交代，“小的听得严烟说及起会的根源，是广东有个姓洪的和尚，叫洪二房，同一个姓朱的人起的，洪二房和尚居住后溪凤花亭，不知何府何县地方。那姓朱的年才十五、六岁，不知叫什么名字，也不知住在那里”。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加入天地会的林功裕交代，天地会歌句有“洪水漂流泛滥于天下，三千结拜李桃红，木立斗世天下知，洪水结拜皆一同”。林三长还告诉他“有朱洪德，系食仙桃孕生，约有十五、六岁”[34]。杨咏、林功裕交代的这个十五、六岁朱姓少年，就是天地会传说中的小主朱洪竹。天地会秘密文件记载，康熙年间，“西鲁番作乱”，一直进逼潼关，清军节节败退，康熙皇帝只好“挂起榜文，谁人征得西鲁番者，封得万代公侯。”少林寺僧应征入伍，一举打退“西鲁”入侵。但少林寺僧不要朝廷封赏，仍回寺中诵经、说法、修道。不料反遭奸臣陷害，寺庙被焚，一百二十八位和尚大都惨死，只有十八人死里逃生，后来剩下五人，历尽艰辛，走到海石连天，长沙湾口，海水面上浮起白锭香炉一个，底有“兴明绝清”四字。他们感到命不该绝，决定效法刘、关、张桃园结义故事，歃血盟誓，结拜天地会，时间为康熙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当时结义，正好又来了—位小子，姓朱名洪竹，系崇祯皇帝朱由检西官娘娘李神妃之孙；当李白成农民军进攻北京，李神妃怀胎逃出，藏在伏华山，生下男儿朱洪英，后洪英又生一子名洪竹。少林寺劫余五僧便共扶朱洪竹为主。这就是著名“西鲁故事”传说。嘉庆十六年(1811年)，清政府查获的姚大羔所传抄的《会簿》也记载了这个传说的基本内容。对于天地会的这一传说如何理解，怎样看待“西鲁故事”及其史料价值，史学界还有不同看法。本文将在第四节中专门加以讨论。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传说中的这个朱洪竹一直是天地会拥戴的精神领袖，理想人物。换言之，天地会创立时，是拥立父家朱姓，母家李姓之孙朱洪竹为领袖的。故朱、李为天地会之祖。而朱、李二姓实为一家，即朱明王朝。因为朱明王朝开国君主号洪武，于是由朱、李又演出一个洪姓。如同严烟所说：“用洪字作暗号”，“都是朱李二家传下的”。天地会《八拜诗》云：“一拜天为父，二拜天为母，朱、李父母，派生出天地会之幼主。所谓“朱洪竹”，即“朱洪祖”，“三姓结万李朱洪”，实暗喻朱明王朝鼎革纪元。陈彪教两严烟的那个“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的天地会根由诗，其意就在于隐喻当万家兄弟共结洪姓，云集天下之时，也就是清朝灭亡、明主重登龙位、鼎革纪元之日。因此，严烟关于天地会由朱、李二姓同起的交代，并非无稽之谈，它本身就暗藏了天地会创立的宗旨，也就是说，天地会是由决心反清复明的人所倡立。乾隆年间在天地会内部秘密流传的“洪水横流李桃红，李朱洪，及兄弟结拜共姓洪”等诗句，说穿了它所包含的意义也无非是为了“反清复明”(“共姓洪”)而结拜天地会。

“乾隆说”同志认为，严烟供词关于天地会由朱、李二姓同起的说法不足取信，甚至把寻找“朱”、“李”含义的努力说成是索隐方法。我认为这种责难是没有道理的。谁都知道，由于天地会组织本身的特点所决定，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别具一格的诗词、隐语和秘密联络暗号。正确理解这些所谓，“邪词”、“暗语”，是揭开天地会秘密的关键。时至今日，由于人们对其中许多东西不理解不认识，因而痛感不能步入堂奥，摇头叹息。历史现象本来就异常错综复杂。人们要想从迷离混沌状态中找出它的规律性和本质特征，除了首先需要详细占有材料之外，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包括借助于逻辑推理。如果仅仅依靠现存材料的罗列，就不可能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显而易见，象天地会这样一个复杂难题，不对所有材料进行认真分析，是不可能把许多真相揭示出来，从而把我们的研究推向前进的。这里，我们对天地会文件中“李朱洪”的诠释，只不过是学习分析问题的十种努力和尝试。究竟正确与否，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但是，这决不是离开历史实际的主观猜测、比附，这同红楼研究中曾经出现过的所谓索隐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研究方法风马牛不相及!

本来，天地会“以洪为姓”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可是，正是这一事实本身就告诉人们，天地会是奉行反清复明宗旨的。奇怪的是，主张天地会起源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的同志却闭口不谈。有的同志虽然也提及这个问题，可是却把它说成因万提喜号洪二和尚之故。他们说：“天地会起于福建漳州漳浦县；天地会由洪二和尚，名万提喜，俗名涂喜首创。‘洪门’之名，以及洪门流传诗歌中‘洪水漂流(或曰泛滥，或日横流)于天下’，‘洪水结拜皆一同’，‘滴血盟心本姓洪’，‘洪亭脚下人多众，纷纷饮水共姓洪’，‘洪家子弟’等等，可能均由此来”[35]。其实，天地会“用洪字作暗号”，严烟已经讲明，“都是朱、李二家传下的”。也就是说，天地 会取“洪”为姓，表示它“反清复明”。“洪”就是借用朱洪武之号，代表朱明王朝。万提喜之子行义被捕之后，在回答清统治者的诘问时把他父亲说成“因乳名洪，排行第二，故多称洪二和尚”，纯粹是愚弄欺骗清廷，掩盖天地会的要害。如果我们今天仍然把天地会指洪为姓的信仰和“三姓结万李朱洪”诗句中的“洪”看成因万提喜号洪二和尚而来，至少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没有找到天地会的真谛所在。

天地会起源 3

大家知道，太平天国著名领袖洪秀全在批判总结天地会的历史经验时曾说，“我虽未尝加入三合会(即天地会)，但常闻其宗旨在‘反清复明’。此种主张，在康熙年间该会初创时，果然不错的，但如今已过去二百年，我们可以仍说反清，但不可再说复明了”[36]。洪秀全生长的广东，—一直是天地会最为活跃的地区。他虽然没有加入过天地会，但对天地会是十分了解的。他这段真知灼见的谈话，把天地会创立的宗旨说得一清二楚。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谈到洪门天地会缘起时也说：“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起于康熙时代。盖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生赴义，屡起屡蹶，与虏拚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势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结，以待后有起者，可藉为资助也，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也。”[37]

总之，无论是流传到乾隆年间的天地会文件，还是严烟关于天地会根由的叙述，无论是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对天地会的批评，还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先躯者孙中山关于洪门天地会缘起的论述，都无可辩驳地证明，天地会创立的宗旨是反清复明。既然如此，天地会就庳运悬康题亘年(妊铭年)岚塱王翘覆亡、公硝装抗清斗争基本结东?-清政权确宾7—救中国大陆的全面统治之后不久舶产物。如果把天地会说成远离明亡百余年后才出现，岂非咄咄怪事?

同样的理由，如果把天地会成立时间提前到清初顺治年间，说它由郑成功创立，也是不妥的。当时郑成功一直在进行公开的武装抗清，遥奉桂王永历正朔。顺治十六年(1659年)北伐南京之役失败后，他就移师转向台湾发展了。很难设想，郑成功在世，南明王朝尚存，以秘蜜方式为主进行“反清复明”的新时期还未到来之前，天地会就出现了。事实上，也没有任何史事证明天地会由郑成功首倡。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两广总督徐广缙在一封疏奏中说：“臣查三合会不知起于何时，询之绅耆，佥称前明嘉靖年间即有此名目。该匪祖孙习传，父子授受，敛钱惑众，饰耆惊愚，诚为盛世所必诛”。[38]这种所谓明朝嘉靖年间就已存在天地会(三合会)的说法，其不足为信也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自然，我们讲“反清复明 ”是天地会创立的宗旨，并不否认随着清代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发展变化，天地会的性质、组织成分也相应有所变化。事实上，乾隆朝以来，由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不断侵蚀农村，土地兼论天地会的起源并的加剧，农民两极分化的加速，以及城市手工业的发展部分地排挤农村家庭手工业，农民个体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使得当时广大农村，特别是商业性农业比较发达的中国南方农村，失业农民大量增加。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成为雇佣劳动者，另外一大部分人则鉴于当时軏商品经济的活跃和转运贸易的发达，离乡背井，涌到水陆交通线上从事肩挑贩运、小本经营，或者浪迹江湖，依靠算命打卦、看相行医、卖唱耍艺为生。这些活跃在三江两湖闽粤水陆交通线上而生活又极不稳定的苦力劳动者和并无固定职业的游民，正为天地会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乾隆时期的有关天地会档案证明，天地会正是从他们中间补充了大量新的血液。由于这些构成天地会的基本群众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和阶级地位所决定，当时的天地会不能不反映他们最关心的切身利益。天地会在发展他们时，往往突出“互相帮助”，“免受欺凌”， “敛钱分用”等经济意图。但是，天地会的政治宗旨并埋有因此而变得模糊起来，它仍然在借用“顺天行道”、“扶明”、“反清复明”之类口号来演出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阶级斗争新场面。如果看不到乾隆朝的新变化，就不可能理解天地会发展的阶段钮性；如果仅仅抓住乾隆朝的新变化，并以此断定天地会是这个时期的产物，那就势必抹煞天地会的漫长历史。这实际上是以偏概全，缺乏辩证的观点。



二 从清律有关“歃血结盟”条款的演变

看天地会产生的时代

天地会和明、清时代广为流行的白莲教不同，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异姓结盟的秘密团体。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是结会的基本形式。在探讨天地会的起源中，有的学者引用清朝刑律有关歃血结盟条款，作为天地会起于康熙年间的旁证；“乾隆说”则针锋相对地提出批评，认为它不能说明问题。异姓人歃血结盟和天地会究竟有无关系？清朝刑律中的有关规定能否用来说明天地会的起源呢？

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地是社会基础的集中反映。清朝刑律禁止“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与复兴天地会的有关规定，就是清代社会现实斗争的集中反映。认真清理一下清朝刑律中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对于考察天地会的起源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关于歃血订盟、异姓结拜弟兄这类活动，在我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明代，随着《三国演义》、《水浒传》在社会上的广泛流传，异姓拜把结盟就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大明律》也无禁止这类活动的条文。

顺治三年（1646年），清统治者在“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的基础上制定了第一部大清律。这部《大清律》尚无禁止放血结盟之条款。但是，清统治者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对于任何聚众活动，包括象明末以来士大夫们公开结社在内，都是一概禁止的。他们针对异姓结拜曾作出过明确规定：“凡异姓人结拜弟兄者，鞭一百。”[39]尽管这并非《大清律》的正式条款，可是，它具有同律文一样的效力，在处理现行案件中作为律例加以实施。到了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最高统治者则进一步规定：“凡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者，著即正法。”[40]

玄烨即位后，根据封建专制统治的现实需要，不断发出谕令，严密法网，多次增修律例。康熙三年（1664年）刑部题准新例载：“凡异姓人结拜弟兄者，杖一百。查此款律内未载。今酌议得，凡人结拜弟兄者杖一百。如十人以上，歃血盟誓、焚表结拜，为首者杖一百、徒三年。余各杖一百。相应人律。康熙三年三月十二日奉旨：歃血盟誓、焚表结拜者，殊为可恶！此等之人，著即正法。”[41]康熙七年复准，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应正法者，改为秋后处决。其止结拜弟兄，无歃血焚表等事者，仍照例鞭一百。”[42]康熙八年（1669年），刑部新颁律例，则把上述规定作为赌博的附录列在“杂犯”类中。原文为：“实录内凡异姓人结拜兄弟者，鞭一百。如十人以上，歃血盟誓、焚表结拜，为首者杖一百、徒三年。奉旨：歃血盟誓、焚表结拜者，殊为可恶！此等之人，着即正法。查此款因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为非，所定相应，仍留此例遵行。其立决改为监候，秋后处决。如无歃血焚表盟誓，止结拜弟兄者，照依原定，鞭责一百可也。奉旨依议。”[43]

到了康熙十年（1671年），清朝刑律关于放血结盟的规定，在性质上发生了一个根本变化。这就是它从“杂犯”罪变成了“谋叛”罪。雍正《大清会典》记载：“(康熙）十年题准，歃血结拜弟兄者。不分人之多寡，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秋后处决，为从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止结拜弟兄，无歃血焚表等事者，为首杖一百、徒三年，为从者杖一百。十二年题准，凡异姓人结拜弟兄，未曾歃血焚表者，为首杖一百，为从杖八十。”[44]在这里，清政府对异姓人结拜弟兄事件已经作了严格区别。凡是属于歃血焚表结拜弟兄者，不论人数多寡，一律按谋叛本行律从严惩处。如果无歃血焚表之仪式，按一般结盟活动从宽发落。从“不分人之多寡”可以看出，当时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的活动规模有了扩大，远不只三、两人在一起拜把结盟。

康熙十八年（1679年），刑部遵照玄烨的谕令，着手编辑《现行则例》。二十八年（1689年）又将它附入《大清律》，并于每篇正文之后加上总注、疏解律义，于四十六年（1707年）辑成。但未正式刊行。雍正即位后继续加以修订，三年（1725年）编成《大清律集解》和《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五年正式刊行全国。在雍正初年修订的这部《大清律》中，歃血结盟条款，正式列入了刑律贼盗中的“谋叛”类里，内载：“凡异姓人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不分人数多寡，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其无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结拜弟兄，为首者杖一百，为从者各减一等。”[45]《大清律集解附例》，上述条款列为“增例”。据该书凡例交代，它实际上是康熙年间的“原刻例”，同康熙十年题准新例的有关规定基本一致。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将它说成“雍正三年定”，[46]《大清律例根原》也对上述条款不作任何说明列为雍正三年“现行例”下。从叙述“历年事例”、“律例根原”来讲，均是欠妥的。多年来，一些研究者或者受上面两书的影响，或者以歃血订盟条款正式列入清律谋叛类始见雍正朝修《大清律集解附例》，便认为歃血订盟作为谋叛政治罪，始于雍正初年，其实是不对的。

雍正初年新增条例为“凡不逞之徒，歃血订盟，转相结连土豪市棍、衙役兵丁，彼倡此应，为害良民，据邻佑乡保首告，地方官如不准理又不缉拿，惟图掩饰，或至蜂起为盗，抄掠横行，将不行准理又不缉拿之地方文武各官革职，从重治罪。其平日失察，首告之后，不自隐讳，即能擒获之地方官，免其议处。至乡深邻佑知情不行首告者，亦从重治罪。如旁人确知首告者，该地方官酌量给赏。倘借端妄告者，仍照诬告律治罪。”[47]这是雍正元年开始纂修《大清律集解附例》时新增内容，九月“刑部议复歃血结盟事理”时，认为它和康熙朝原刻条例相类似，故作为“钦定例”同列在“谋叛”条款中。

乾隆五年（1740年），清政府重修律例，纂成一部比较完整的《大清律例》，凡见四十七卷，四百三十六门，一千零四十九条。有关禁止歃血结盟条款，放在第二十三卷《贼盗·谋叛》之中，条文同雍正朝所订内容基本相同。其后，乾隆朝也曾多次增修律例，其中，有三次重大增补很值得注意。

第一次为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增例规定：“闽省民人除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仍照定例拟以绞侯，其有抗官拒捕持械格斗等情，无论人数多寡，审实各按本罪分别首从，拟以斩绞外。若有结会树党，阴作记认，鱼肉多民，凌弱暴寡者，亦不论人数多寡，审实将为首者照凶恶棍徒例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为从减一等；被诱入伙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各衙门兵丁涉役入伙者照为首例问拟；乡保地方明知不首，或借端诬告者，照例分别治罪；该管文武各官失子觉察，及捕获之后有心开脱，均照例参处；若止系乡民酬社赛神，偶然洽比，事竣即散者，不在此例。”[48]这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十一月刑部议复福建巡抚定长条奏福建地方歃血订盟结会树党案时增订成例的。它是清统治者第一次正式将“结会树党”均“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联在一起写进大清律例。这表明乾隆二十九年以前，福建利用歃血结盟方式秘密结社起会活动相当普遍，以致清政府不得不针对福建专门另立禁律。值得注意的是，这条律例的增计显然和福建当时结拜天地会活动有紧密关系。它和嘉庆初年福建巡抚汪志伊所查出的天地会起源于乾隆年二十六年（1761年）只相差三年。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正月，闽浙总督李侍尧在关于审拟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漳浦县张妈求等人发动的“谋抢县城、及焚抢税关、官署、监馆、汛房”的天地会起义情由奏折中[49]，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六月，两广总督孙士毅在关于审拟天地会许阿协等案情韵赛折中[50]，都援引了这一条款，对张妈求、许阿协等“首从各犯”分别定了罪。

乾隆朝对《大清律例》歃血结盟条款的第二次重要增订，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康熙十年（1671年）以来，有关异姓结盟的禁律条款，都是“不论人数多寡，但分有无歃血盟誓情事”定罪。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广东揭阳县陈河高纠众四十余人歃血订盟结拜弟兄，且不序年龄，推二十二岁陈阿高为大哥。清政府破案之后，经广东巡抚德保复审，“拟以绞侯，发回监禁。匪徒林阿裕等与陈阿高交好，探知罪名已定，起意纠匪，潜谋劫狱纵放，遂乘该署县交卸之际，约期举事，潜匿城外”，结果被发觉，劫狱失败，林阿裕等全被抓获。清高宗接李侍尧奏报后，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一月廿一日发出谕令：“实属目无法纪，情罪甚为可恶，着李侍尧即速严行审究，将倡首济恶各犯，立时正法示众，以做凶顽。其陈阿高，既为林阿裕等欲救之人，即与匪党首恶无异，定罪亦应同科，并著该督一面办理，一面奏闻，其余各犯，均须按其情罪从重定拟具赛。”[51]次日，他又谕军机大臣，“此案皆由陈阿高拟罪过轻，匪徒见其久系囹圄，遂尔潜谋滋事，致皆身罹重典。使陈阿高犯案时即将正法，林阿裕等无隙可乘，转得杜其奸谋，亦即可全其躯命，……及查核原案，则陈阿高之向拟绞侯，尚系德保比例加重，是此条旧定之例，原未允协。夫以歃血订盟，谓不分人数多寡，殊觉颥顸失当，岂以十人内外与多至四五十人者漫无区别乎？即如陈阿高一案，结盟至四十余人之多，又系该犯起意聚众，且陈阿高年仅二十二岁，案犯较其年长者尚多，而众皆推之为首，即属匪党巨魁，更非序齿结拜弟兄者可比。自当另定例条，以示创惩。所有陈阿高罪名，已谕令李侍尧归于林阿格等案内，从重定拟。至嗣后遇有此等案件，如何另行定冽之处，著刑部详细妥议具奏。”刑部遵照高宗的指令，议复了陈阿高纠众结盟案，并很快拟出了新的例条，其全文为：“凡异姓人但有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者，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侯，为从减一等；若聚众至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立决，为从者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其无歃血盟誉奖表事情，止序齿结拜弟兄，聚众至四十人之多，为首者拟绞监侯，为从减一等；若年少居首，并非依齿序列，即属匪党巨魁，首犯拟绞立决，为从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如序齿结拜，数在四十八以下，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及二十人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为从各减一等。”[52]

这条律例的增订，充分说明当时放血结盟焚表结拜弟兄活动规模的扩大。而且，清政府尤其注意了“不序年齿”的纠众结拜。四十多年前，罗尔纲先生在《水浒传与天地会》一文中[53]，把上述条款视为“康熙年间现行例”，并用它作为天地会起源康熙年间的旁证，显然不妥。罗先生注明这条材料引自《大清律例》第二十三卷。其实，正式题名《大清律例》乾隆五年（1740年）才修成刊市，第二十三卷也无上述内容。康熙年间现行例中非无按人数多寡定罪的规定。多年来，一些学者并不详查而沿袭其说，应予更正。

乾隆年间对歃血结盟条款的第三次重大修订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关于台湾复兴天地会的规定。条例载：“台湾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者，首犯与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希图抢劫之犯，俱拟斩立决。其并未转纠党羽或听诱被胁而亲非良善者，俱拟绞立决。俟数年后此风渐息，仍照旧例办理。”[54]由于罗尔纲、肖一山等人，对“复兴天地会”发生了误解，因而他们运用这一条文所解释的天地会缘起就留下了很大漏洞。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关案卷记载，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大清律例增修禁止“复兴天地会”条款，是针对台湾张标、谢志、陈潭等人复兴林爽文天地会而来的。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七月，籍隶广东而居台湾彰化县的张标，“向与泉州人不和，仇家甚多”，和同居彰化之素识谢志谈起“想纠人结会，防备泉人”。因谢志曾从陈信那里得到过“天地会誓章一纸”，懂得结会方法，即建议张标“复兴天地会”。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春，张标、谢志等复兴林爽文天地会案被清政府查获[55]。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三月，籍隶福建同安的吴光彩决心为参与张标复兴天地会活动而被处决的好友张阿秀报仇，又邀约吴基到陈潭索内商谈结拜天地会。四月，吴光彩、吴基和张标案内逸犯王都、张英、吴刊等齐至陈潭家内共同结拜天地会。随后，陈潭等又分头纠人入会，旋被拿获[56]。闽浙总督觉罗伍拉纳、福建水师提督兼管台湾总兵事务奎林和他的继任哈当阿向清廷相继奏报了台湾复兴天地会的活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刑部在议复此案时，将它作为典型案例，并拟出了上述条款。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初，哈当阿在关手续获陈潭等复兴天地会案内逸犯廖喜、吴番的奏折中，就援引了这条“新例”。哈当阿称：“新例内载：台湾匪徒复兴天地会名目，其未纠党羽或听诱被胁而亲非良善，俱拟绞立决等语。此案廖喜、吴番素与匪徒交结，致被诱胁入会，其平日之非良善已可概见。廖喜、吴番均应照例拟绞立决。”[57]这是大清律第一次写进禁止天地会名目的条款。律中“俟数年后此风渐息，仍照旧例办理。”

天地会起源 4


这个“旧例”系指正式写进雍正年间《大清律集解附例》中的康熙年间现行例，即“凡异姓人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不分人数多寡，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清朝统治者以为，复兴天地会的活动，数年之后即可平息，可是，不但此风未息，而且到嘉庆年间，闽、粤等省竟蔚然成风，以至嘉庆朝又不得不对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专指台湾的条文改为泛指“闽粤等省”。

嘉庆四年（1799年），福建巡抚汪志伊在向清廷奏报天地会源流时提出，天地会起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58]。可是，大清律明文规定禁止天地会名目却始于乾隆五十七年。可见，乾隆五十七年以前相当长的时间里，大清律中有关禁止歃血结盟的条文也是针对天地会而来的。因此，把天地会同聚众结盟的“谋叛”活动截然对立起来是不对的。我们从清初到乾隆末年大清律有关歃血结盟条款的规定及其演变可以看出，天地会和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的政治活动是一脉相承的。由于天地会活动极其秘密，它又以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作为结会仪式，因而清政府很长时间并没有发现天地会名目，往往把它和歃血结盟活动看成一回事。即使林爽文天地会大起义之后，《大清律》已经载有严惩天地会条款，清政府在处理许多天地会案件中，仍然接引《大清律例》中所谓“凡异姓人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之类有关“谋叛”条款或“闽省民人结会树党，阴作记认”的规定“量刑定罪”。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可能在清代刑律有关放血结盟条款的演变过程中找到天地会起源时间的线索。因为，天地会是在为了反清复明而秘密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的活动基础上产生的。如果这种活动还不普遍，清朝刑律尚无明显反映，很难说天地会就已产生。既然康熙初年大清律例还把“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视同聚众赌博一类的“杂犯”，那么，把顺治朝刑律中的有关规定作为当时业已存在天地会的旁证，显然不能成立。

不过，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刑律将“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之人列为死刑，这就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新的政治压力，迫使歃血结盟活动转入地下，向秘密方式发展。而康熙初年的清朝刑律没有把异姓结拜兄弟事件当作政治谋叛，它就反而如同“刑部向因严禁赌博，定有治罪条例”那样，禁而不止，并给那些利用这种方式秘密从事反清复明的人们留下一个有空子可钻的机会。

众所周知，康熙元年（1662年），永历帝被擒杀，南明王朝的瓦解，大西军的最后失败，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抗清斗争基本结束。尽管当时巴东的“夔东十三家”和隔海一隅的台湾郑成功尚在坚持抗清斗争，但是，其影响已经微不足道了。事实上，不到两年之后，大顺军的著名将领刘体纯、郝摇旗、袁宗第均相继牺牲，郑成功于1662年6月病逝。大顺军的另一著名将领李来亨也在1664年壮烈捐躯。因此，从康熙二年（1663年）起，除台湾等个别地区之外，清中央政权基本上确立了对全国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统治。自清军入关以来以农民军为主体的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清浪潮，从此转入了低潮，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民族矛盾逐渐向阶级矛盾转化。尽管在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之前，社会矛盾的转化尚未完成，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还呈现互相交织的状态，但是，昔日“联明抗清”已经进入“反清复明”，公开的武装斗争已被非武装的秘密斗争所代替。“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这一最适合于秘密斗争需要的聚众结社方式，也就因此而被赋予了浓厚的反清复明政治色彩而逐渐发展起来。

与此同时，清政府在镇压人民革命斗争过程中也终于发现在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的案件中隐藏着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于是，康熙十年（1671年）题定的《大清律例》就将八年尚作为“杂犯”的“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的事件，改为按“谋叛”未行律处理。“煤叛”，在《大清律》中属于“十恶不赦之罪”。仅次于“谋反大逆”，而排列第二。尽管“杂犯”的刑罚也很残酷，同样有死罪，但在性质上和“谋叛”是有根本区别的。因此，康熙十年（1671年）清朝刑律的这一重大变化具有特殊意义。它表明，康熙十年（1671年）前夕，以反清复明为目的的歃血结盟活动有了迅速发展，清政府也已经多次查获了这类案件，从而引起它对此种秘密结社活动的严重注意和关切，并企图借助法律的威力和暴力手段来消灭其存在。由此可知，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以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为结会基本形式的秘密组织天地会的正式成立，当在距离康熙十年（1671年）之后不久。



三 从清档论天地会源远流长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一月台湾林爽文起义，是天地会历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武装反清斗争。清政府先后动员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才把这欢声势浩大的起义镇压下去。“若论经岁军资费，千两黄金一两骨[59]。”赵翼的这两句诗就充分反映了清政府当时所花费的惊人财力。清政府为了把天地会一网打尽，“务绝根株”，在武装镇压林爽文起义的同时和以后，又煞费苦心地对天地会的源流进行了追查。乾隆末年以来，清政府在南方各省又特别加强了对天地会的侦破。这样，清朝官方就留下了一大批记载天地会起源及其活动的档案。蔡少卿、秦宝琦等同志正是利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保存的有关档案而提出天地会起源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台湾学者戴玄之、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的“乾隆三十二年说”的主要根据，也是清廷上谕、封疆大吏奏折和天地会成员的供词。由于“乾隆说”所依据的材料是清朝官方文书档案，这就给人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天地会是否源远流长？“康熙说”还靠不靠得住？目前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有关天地会原始档案是否都证明天地会起源于乾隆年间？为了弄清问题的真相，几年来，笔者也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了天地会和其他民间秘密结社的有关档案。我所得出的结论刚刚和“乾隆说”相反。

现存清档中涉及天地会起源时间的材料，最早当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正月二十一日两广总督孙士毅奏折。孙士毅奏称，广东饶平县地方官拿获许阿协、赖阿恩、林阿俊、涂阿番等四名天地去一要犯（供出“木立斗世知天下，顺天行道合和同”等诗句。据许阿协交代：“这木立斗世，木字系指顺治十八年；立字系指康熙六十一年；斗字系指雍正十三年；世字系因天地会起于乾隆三十二年，故借这世字暗藏”[60]。二月初六日，清高宗根据孙立毅奏折，立即传谕闽浙总督李侍尧、两广总督孙立毅、福建巡抚徐嗣曾严切究办，并说“天地会名色，起自三十二年”[61]。同年二月初五日，孙士毅再次声称：“据供歌诀有木立斗世字样，会匪系起于乾隆三十二年。”[62]显然，孙士毅奏折和高宗上谕关于天地会起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的说法，都出自许阿协的交代。

许阿协交代的这首“木立斗世”诗，是七言四句。他只交代了第三、四句。据同时被捕的赖阿恩补充交代，第一句是“日月车马三千里”[63]，至于第二句，许阿协和赖阿恩等人都没有透露。大家知道，天地会作为秘密结社组织，它有一套秘密口诀、歌词作为内部彼此之间的联络暗号。天地会成员对其中一些重要的口诀、歌词都是背得滚瓜烂熟的。许阿协、赖阿恩等人在严刑拷打之下，虽然被迫交代出这首诗，可是都称“第二句忘记了”，这是颇耐人寻味的。显然，这第二句乃是至关重要的一句。根据天地会内部流传的《刘伯温木立斗世诗》、《又锦囊诗》与《三六底》云“二八山河在眼前，立心来向帝王边，世间多少愚拙子，斗转星移正向前。”“木阳城内兵马动，木立斗世六十年，太子十三来结义，反转山河定太平。”[64]“木立斗世天下知，顺天兴明合和[同]，扶明绝清登龙位，同心协力讨江山。”[65]以及碑亭上所载“木立斗也清皆绝，万里和同再复兴。”[66]可以断定，许阿协交代的“木立斗世”诗，是一首暗藏天地会宗旨的政治预言诗。按照许阿协对“木立斗世”的解释，既然“木字，系指顺治十八年；立字系指康熙六十一年；斗字系指雍正十三年”，那么这“世”字就只能是暗指乾隆在位年数。换言之，这首诗所暗喻的是清朝经过顺治十八年、康熙六十一年、雍正十三年之后，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就要灭亡。许阿协把“世”字所表示的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说成天地会起源时间，“故借这世字暗藏”。显然不是这首诗的原来含义。如果按照许阿协的说法，他对“木立斗世”的解释就前后自相矛盾了。其实，老谋深算的孙士毅在陈述许阿协关于“木立斗世”隐语的解释之后，紧接着就指出“臣闻之不胜发指”。这表明在孙士毅心目中，究竟是一首什么性质的诗是一清二楚的，其中的 “世”字绝非暗指天地会起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只不过他不敢向清高宗直接点穿其中的奥妙罢了。根据曾国藩对李秀成供词的删改，我甚至怀疑许阿协供词关于世字的解释，是出于孙立毅的删改，起码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既然孙士毅奏折内许阿协所交代的“木立斗世”诗，是一首政治预言诗。它的要害就在于预言和暗咒清朝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灭亡，那么这首诗所产生的时代只能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之前。由此可见，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不是天地会的创始时间。

既然清档关于天地会起源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的记载不足取信，那么，它是否创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呢？

不错，清档中确有天地会起于乾隆二十六年（1767年）的记载。嘉庆四年（1799年）十月十二口福建巡抚汪志伊奏折写道：“臣遵查天地会匪始于乾隆二十六年间。”[67]他在《敬陈治化漳泉风俗疏》中则进一步指出；“查闽省天地会起于乾隆二十六年，漳浦县僧万提喜首先倡立，暗中主使，谋为不轨。”[68]目前关于天地会起源“乾隆二十六年说”与“乾隆三十二年说”的立论依据也正在于此。我认为，汪志伊关于天地会起源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的说法，仅仅是他在当年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所找到的福建地区天地会起源时间的线索，远不是天地会创立的最早年代。万提喜也非天地会的创始人。谓予不信，请看清档中严烟关于天地会源流的交代。他说：“这天地会闻说是朱姓、李姓起的，传自川省，年分已远。有马九龙纠集和尚四十八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分投传教。后来四十八人死亡不全，只有十三人四处起会。那在广东起会的是万和尚，俗名涂喜。……那起会的朱姓叫朱鼎元，帮同传会的李姓，实不知名字。他们两家传下一个洪字暗号，所以叫做洪二房。”[69]严烟作为天地会的“重要案犯”，逮解京师之后，大学士和珅会同刑部曾多次“严切事究，加以刑讯”，详细笔录了严烟供词。供词再次确认：“此教起自何年，我实在不知道。但听得陈彪说，此款年代久远，从前有个朱姓、李姓同起的。朱姓叫朱鼎元，李姓实不知道名字。后来有个马九龙，纠集和尚多人，演就驱造阴兵法术。分投传教。近年又有个万和尚，俗名徐春，都是传教的人。陈彪曾教我两句口语。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这就是天地会的要由。至李姓、朱姓起会，传说在四川。万和尚传教，闻说在广东。即陈彪告诉我的时节，他亦不能记清年份，指定地方，我更无从晓得。此外又有赵明德、陈丕二人，亦同陈彪在福建各处传教，都是陈彪说的。我后来听见陈丕也到过台湾传教，但并未与他见过。同会所称洪二房和尚，并非实有其人，乃暗隐朱、李二姓及万和尚的总称。”[70]诚然，严烟供词夹杂了一些不实之词，也回避了某些要害问题，如果对它不加任何分析鉴别据为信史，未免失之偏颇。但是，供词对天地会的缘起交代得那样一清二楚，这在目前尚存的有关天地会的较早档案中则是少见的。严烟供词表明，天地会传至严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他叙及天地会历史所使用的“从前”、“后来”、“近来”三个截然不同、含义明确的时间概念看，万提喜已经是距离天地会创立“年代久远”之后，“近年”在广东传教（会）之人。在万提喜之前，中间还隔了一个所谓“马九龙纠集和尚多人四处起会”的时期。

严烟在交代中所提到的“近年则专会之人万提喜、赵明德、陈彪、陈丕、张破脸狗，都是彼此关系密切，于乾隆年间在闽粤传播天地会有案可查的核心人物。其中除万提喜于乾隆四十四年（ 1779年）身故、赵明德下落不明之外，其他人都在乾隆五十年代初期相继被捕。清政府在诘问陈彪洪二和尚万提喜究竟传自何人时，他“坚供实不知洪二和尚传自何人”[71]，拒绝透露天地会的重要秘密。至于张破脸狗，则混供一气，使清政府弄不清赵明德、陈丕等人下落，甚至供出一个陈栋，矢口否认有陈彪其人。[72]陈丕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冬被捕。据广东巡抚图萨布奏，“陈丕籍隶福建漳浦县，三十二年与张破脸狗同入天地会，俱拜提喜和尚为师，后因同乡人卢茂等破案治罪，即害怕在家耕种。”[73]陈丕供词记载：“小的系福建漳浦县人，今年六十四岁，会医跌打损伤。乾隆三十二年听得本县高溪乡观音亭有提喜和尚传授天地会，如入此会，大家帮助，不受欺负，小的就与同乡的张破脸狗去拜从提喜入会。”[74]在回答话问天地会起源时，陈丕供称：“天地会传闻已久，不知始自何年何人。”[75]陈丕这个交代，和严烟所称“此教年代久远个完全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陈丕入会，并非途遇提喜引入，而是他“听得向是喜在观音亭传播天地会消息之后才于乾隆三十二年（ 1767年）约张破脸狗去拜从万提喜入会的。天地会作为一种秘密结社，万提喜借观音亭为僧的合法身份作掩护秘密传会，陈丕和张破脸狗之所以得闻，显然来自旁人。换言之，他们不是万提喜最早吸收入会的成员，在他们之前，天地会已经传播开来。陈丕供词声称，他入会的第二年，“因同乡人卢茂等破案治罪，即害怕在家耕种。”所谓卢茂案，即指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卢茂在福建漳浦县杜洛地方发动有数百人参加的天地会武装起义，[76]他们“编造诡名悖逆诗词，并分散花兰号布，煽诱各村庄愚民，聚匪百余人，欲图抢劫县城。”[77]起义旋遭镇压，先后被捕者多达二百余人。卢茂等人破案治罪，陈丕就害怕而不敢从事天地会活动[78]，可见，陈丕知道卢茂是天地会内之人。

据永德奏称，这年秋天，福建民人李浩，就因“背卖漳浦县逆犯卢茂等结盟安良二图”，在浙江瑞安县被抓获[79]。按照天地会活动规律，卢茂等人从参加天地会组织，辗转纠人入会，一直到准备有数百人参加的武装起义，至少要有几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在陈丕入会的前几年，福建漳浦地区已经有天地会的活动。难怪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漳浦县响应林爽文起义的张妈求交代：“天地会流传已久，漳州各县均有结会之事，小的张妈求父亲、叔于在日，原是会内之人。”[80]

严烟交代，万提喜为乾隆年间广东传会之人，他的嫡传弟子赵明德、引严烟入会的陈彪等人均在广东加入天地会。这表明万提喜首先是在广东秘密传会，然后才回到故乡观音序继续发展会众，到卢茂、陈丕、张破脸狗等人加入天地会，其间又当有一段时间。因此，万提喜传播天地会的生涯，既不是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始，也不是从乾隆三十年的前几年才开始。如果说天地会创立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这个时间距陈丕入会不过六年，岂能称天地会“传闻已久”？而陈彪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对严烟说“此教年代久远”“亦不能记清年份”，可以肯定天地会在乾隆二十六年（ 1761年）前就早已存在。

主张天地会创立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的同志说，天地会由万提喜首倡，清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的奏折也正式肯定了这一事实[81]。其实，象严烟、陈丕这样一些天地会重要骨干并没有把万提喜看成天地会的创始人。至于清政府在奏折中肯定万提喜为天地会的倡始人倒也不假，而且岂止高级官员，就连清高宗也曾作出过这种论断。但是，他们这个判断究竟从何而来呢？

乾隆五十一年（ 1786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林爽文领导的台湾天地会大起义迅速攻陷了彰化县城。二十九日，与林爽文相识并曾充当彰化县快役的杨咏参加了起义队伍，并封为副元帅。十二月二日，杨咏等人在清军反扑彰化的战斗中不幸被俘。杨咏经过刑讯之后交代：“这天地会是五十年十二月里，有漳州平和县人庄烟即严烟过台湾来兴起的。小的们听得严烟说及起会的根源，是广东有个姓洪的和尚，叫洪二房，同一个姓朱的人起的。洪二房和尚居住后溪凤花亭，不知是何府何县地方。那姓朱的年才十五、六岁，不知叫什么名字，也不知住在哪里。”[82]这是清政府最早查到的关于天地会创始人的线索。当时，清廷如获至宝，立即传谕两广总督究明供洪二房和尚下落。后来，抓获严烟，从他口供中进一步得到了关于所谓洪二房和尚的含义。据供：“同会所称洪二房和尚，并非实有其人，乃暗隐朱、李二姓及万和尚的总称。”[83]因为天地会是“从前有个朱姓、李姓同起的。”“他们两家传下一个洪字暗号，所以叫作洪二房。”[84]其实，杨咏和严烟提到的“洪二房和尚”，就是天地会历史传说中结盟起会的少林寺劫余五僧中的二房祖。按照严烟在这里的说法，当时天地会内部所称“洪二房和尚”不过是虚捏假名。乾隆五十三年（ 1788年）冬，当清政府拿获严烟所称在广东传会的万和尚涂喜（提喜）之子行义后，又发现提喜称“洪二和尚”。行义供称：“伊师父提喜，即系父亲，因乳名洪，排行第二，故多称为洪二和尚，已于四十四年身故。”[85]行义还交代，他的父亲就是他的师傅，并且在世之日，“曾教过三指诀”。但目的“原为诓骗银钱，并无别故。”甚至说“亦未传与别人”[86]。当时清政府已经掌握了提喜传授天地会的不少重要事实，而行义却把问题说得如此简单，甚至称他父亲“并未纠人入会”，就连清高宗也认为“断无此理”，“所供未尽确实”，“更为狡展”[87]。显然，行义没有把天地会的核心机密说出去。至于他关于万提喜所以称“洪二和尚”的解释，显然也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当时，清政府迫不及待想知道的是天地会创始人洪二房和尚究竟是谁？而行义对此却没有作出正面回答。他只说他父亲“因乳名洪，排行第二，故多称供二和尚”。可是，清高宗当看到关于讯究行义的奏折之后却说：“此案前据孙立毅奏，访拿会匪即有洪二和尚传教之语，嗣据图萨布奏拿章获陈丕一犯，究出洪二和尚，现在漳浦县地方居住，是洪二和尚实为此案要犯。”[88]本来，孙士毅奉旨查拿天地会和回奏清廷时提到的是天地会起会人“洪二房和尚”，而图萨布奏拿获陈丕之供词，也只说到传他入会的“提喜籍隶福建漳浦县，住在高溪乡观音序”[89]。既未说提喜是天地会起会之人，也未涉及他叫洪二和尚。提喜称洪二和尚是行义首先交代出来的。显然，清高宗在这里把天地会起会人所谓“洪二房和尚”和洪二和尚万提喜完全搞混了。到了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正月十七日，他在向协办大学上福康安。广东巡抚图萨布下达务必向行义严究其父传会情形的上谕中又进一步认定“天地会节经查明起于洪二和尚，今既据行义供认伊父提喜即洪二和尚，是提喜为此案传教正犯，已无疑义。”[90]清政府最早抓获林爽文天地会起义的重要首领杨咏供称天地会由洪二房和尚和朱姓起的，严烟交代天地会内所称洪二房和尚乃暗隐起会的朱、李二姓及万和尚的总称。现在，乾隆皇帝把他们交代的“洪二房和尚”称之为“洪二和尚”。其实，这个洪二和尚（洪二房和尚）同行义之父洪二和尚万提喜并不是一回事。这两个“洪二和尚不应当混淆：一个是实有其人的万提喜，“洪二和尚”是他的别号；一个是“并非实有其人”，暗指天地会创始人朱、李二姓，“洪二和尚”（洪二房和尚）是其代称。也就是说，在清官方文献记载里，所谓“洪二和尚”的内涵，有广狭之分。万提喜虽然也号“洪二和尚”，但他毕竟不能同“洪二和尚”（洪二房和尚）划等号。正如数学上正命题成立，它的逆命题未必就成立。由于清高宗把二者混为一谈，并且认为“天地会起于洪二和尚”，“提喜即洪二和尚”，这样，万提喜就变成了天地会的倡始人。自此以后，一直到嘉庆年间，清朝督抚大员，包括汪志伊、先福等人在内，奏报天地会缘起时大都声称天地会起于“洪二和尚即万提喜”。这就是所谓清政府一些高级官员在奏折中正式肯定了万提喜是天地会创始人的真相。

天地会起源 5

应当指出，尽管乾隆皇帝把天地会说成由“万提喜即洪二和尚”所倡，嘉庆年间的督抚大员也援其说。然而，在乾隆末年直接负责查办天地会的高级官员并不都这样看。例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福康安、郭世勋在一份折片中就说：“臣等查天地会名目狂悖诡诞，而起自何人、何地，严切追求，终无确据。”[91]可见，清高宗在乾隆五十四年人1789年）声称“天地会节经查明起于洪二和尚”提喜的说法，并不是什么“已无疑义”的结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的《天地会》第一分册《天地会的起源》部分，曾搜集了孙立毅的有关奏折和乾隆上谕多件。文内所载查拿天地会起会人本为“洪二房和尚”，编辑者在对这批档案新加标题时，则一律用“洪二和尚”代替，我以为似欠妥当。

“乾隆二十六年说”的同志还以“天地会结会时都要供奉洪二和尚万提喜的牌位”为由，断言“万提喜是天地会众一向承认的创始人。”[92]其实，天地会结会时也不都是供万提喜牌位。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关材料看，天地会早年结会尚无供奉祖师牌位之事。那时，结会仪式比较简单，一般在荒僻野岭举行，他们“插草为香”，也不摆设香案。只是到乾嘉以来，随着天地会的广泛传播，堂会逐渐增多，原来不信神佛、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歃血结盟的异姓组织天地会受到白莲教和中国其他秘密宗教的影响，在结拜仪式中逐渐掺杂了不少迷信色彩，诸如供奉祖师牌位等等。牌位上多有太始考妣朱范例英、太宗考妣洪启胜太子朱洪祝、大哥万云龙、军师陈近南、五祖、五虎将等，甚至还有供奉观音、土地、太乙真人、关公等名字。诚然，清朝封疆大吏奏折内比较多地提到天地会结拜时“供奉供二和尚即万提喜牌位”。对于这个问题应作具体分析。第一，就清朝官方而言，如前所述，他们往往把天地会内所称起会之人洪二房和尚同乾隆年间传播天地会的重要首领洪二和尚万提喜混为一谈；天地会结会时本来供奉供二房和消或万提喜的牌位，到了这些官员麦折中变成了“洪二和尚即万提喜牌位”。第二，就万提喜本身而言，他在天地会的发展历史上确实起过重要作用。他创立了三指吃烟茶等秘诀、暗号及诗词。他亲自传授的天地会成员，成了乾隆年间粤闽一带传播天地会的重要骨干。天地会正是传到万提喜手上，经过他及其嫡传弟子们的艰苦努力才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获得了发展。自然万提喜也成了会众所敬仰的神秘人物。乾嘉以来，天地会的成员大多是贫苦群众出身。他们对天地会的历史和核心秘密知之不多，对于先学会内关于“洪二房和尚”的含义也不太清楚，往往把距离他们只有一两代人、在闽粤传会起了重要作用的首领洪二和尚万提喜与之相混，视为他们的祖师。嘉庆年间两广、闽、浙、赣等省天地会结会时普遍供奉万提喜牌位这一事实，如果说它反映了万提喜在推动天地会的发展方面作出过重大贡献，以及会众对他的崇敬，那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因此得出结论：“万提喜是天地会众一向承认的创始人”，则未免失之武断。因为天地会并不都供奉万提喜牌位。退一步说，有些天地会组织供奉的太祖、太宗、朱洪祝（竹）、朱洪英、五祖、或土地、观世音菩萨等等，都是虚无飘渺、无影无踪的名字，可是有些天地会组织在结会时所供牌位上的名字则是清代有案可查的人物。例如：嘉庆十九年（1814年）八、九月间，江西崇义县义安墟钟体刚起意邀叶秀发、王瑞先等在真君庙内三次结拜天地会，每次都设立“祖师马朝柱牌位”。[93]查马朝柱，籍隶湖北蕲州，后移居江南霍山一带。乾隆十二年（1747年）至十五年（1750年）间，他在安徽霍山地方与白云庵增正修假捏“西洋出有幼主，名朱洪锦，系明后裔，有大学主张锡玉，大将吴乘云，系吴三桂子孙，李荣爵即李开化等，统兵三万七千为辅”，马朝柱为军师，进行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活动，准备乾隆十七年（1752年）在湖北罗田县天堂寨武装起义，不料被清方发觉，起义旋告失败，马朝柱逃脱。[94]马朝柱是否天地会员，暂且不论，如果仅仅以嘉庆年间天地会结会时供奉牌位之姓名来断定其夭地会的创始人，试问，马朝柱岂不也成了天地会的倡始人？

万提喜是福建漳浦县人，本姓郑不姓万，原名郑开，其子行义名郑继，其孙郑碧。据陈丕交代，其年龄为六十八、九岁[95]。提喜为什么又叫“万和尚”“万提喜”，行义没有交代。点出提喜姓“万”，叫“万和尚”出自严烟交代。这表明，“万和尚”之称乃是天地会内部的秘密。众所周知，天地会是一种异性结盟的秘密结社。天地会的文献大量记载“结万为记”天地会传说中的人物有万云龙、万杜芳、万杜龙等等。可见，结万为姓，乃是天地会发展历史上歃血结盟、化异姓为同姓的产物。僧人郑开称“万和尚”、“万提喜”，显然是他和旁人共同结拜天地会时化异姓为万姓的历史痕迹。所谓万提喜者实为取万人提携之意。

在中国历史上，歃血订盟，化异性为万姓，并不是没有先例的。明末崇祯年间，“乡绅肆虐，百姓苦之”，福建平和小溪人张要联合郭义、蔡禄领导农民起义。他们“谈结同心，以万为姓”[96]，张要、郭义、蔡禄分别改名万礼、万义、万禄。依照排行，又称作万大、万二、万七。顺治六年（1649年）五月，他们加入了郑成功领导的抗清行列，并成为著名的部将。张要、郭义、蔡禄歃血盟誓，结为万姓兄弟事件，和天地会有无关系？天地会结盟仪式是否受其影响？尚待研究。台湾学者郭廷以、翁同文等人据此提出天地会是“‘以万为姓’组织的扩大”或“‘以万为姓’集团余党所建立”的见解是否符合历史实际，也需进一步磋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天地会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曾有过结万为姓的历史活动。而郑开号万提喜表明，天地会决不会迟迟到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辛巳才由万提喜首创。

嘉庆二十年（1815年），浙江巡抚颜检在关于审理天地会刘奎养、谢国勋案给军机处的咨呈和嘉庆皇帝的妻折中一再声称：天地会“自康熙年间相沿至今，时有破获之案，闽者俱经究办，并非相隔百余年此时复行传布。”[97]可见。天地会源远流长，并非创于乾隆年间，早在康熙年间就已存在。

这里，人们会问：既然天地会在康熙年间就已存在，为什么见诸于清朝官方文献或地主文人的记载却很晚？直到林爽文起义后才知道有天地会名目？甚至乾隆五十一年（ 1786年）之前有关天地会活动的档案至今仍然找不出一件？

众所周知。随着清政府最终平定“三藩之乱”，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全国政治形势便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此，清中央政权牢固地确立了对全国的全面统治，处在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下的各阶层人民的革命活动就不能不受到极大限制，天地会也因此转向更加秘密的方向发展，进入一个长期积蓄力量、隐蔽精干、以待将来的时期。直到乾隆年间，随着当时社会阶级矛盾逐渐激化，天地会的活动才趋于活跃。所以在康雍以至乾隆前期，天地会的秘密活动不容易被清政府发现。即使地方官吏发现了天地会的某些蛛丝马迹，他们为了考绩升迁，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采取文过饰非、秘而不报的态度。清高宗在传谕闽浙总督李侍尧严办天地会时就指出，即使有人控告天地会案，地方官则多所“回护，觉置不办。“化大为小，希图规避处分”[98]。另一方面，虽然诚如前引颜检奏折所说，天地会自康熙年间以来，时有破获之案，可是由于代远年湮，经办的案卷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很难保留到现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汪志伊称：“伏查添弟会名目，闽省起自乾隆四十年后，历将著名会匪拿获究办。”[99]道光十一年，闽浙总督孙尔准则称：“伏查闽省之有会匪，……历有年所，源流甚远。闽省督署臬署具经回禄，兼以地处潮湿．卷牍易于霉烂，远年尘案，无从追溯。其乾隆四十年（1775年）以后所有添弟会名目，历将著名会匪章获惩究。”[100]既然一百五十年前孙尔准等人在审理天地会案件时尚且不能找到乾隆四十年前的远年尘案卷读，更何况今天！而汪志伊、孙尔准当时尚存的乾隆四十年（1775年）后乾隆五十年（ 1785年）前历办天地会案续，今天基本上都找不到了，有关添弟会的档案，最多只能直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黄仕简奏折内所讲到的杨光勋结拜添弟会的活动[101]。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天地会材料，大多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之后的。其中，许多重要案卷又不知下落、例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八月二十五日广东巡抚图萨布上奏的《讯问张破脸狗口供由》，明明写着“另缮供单敬呈御览”，可是，张破脸狗的供单却找不到。军机处录副奏折注明，“供单已交刑部”，然而，我遍查刑部档仍然无获。行义的供词更为重要，也不见踪影。即以“乾降二十六年说”津津乐道的汪志伊关于天地会“始于乾隆二十六年”那份折档来说，也只是他在当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找到的根据，远不是天地会远年尘案卷牍的全部。就是这份奏折所依据的案卷，现在也荡然无存了。由此可见，不能因为今天找不到乾隆朝以前的有关天地会原始档案否定天地会源远流长，不能仅仅根据今天所见乾隆朝档始载天地会名目的材料断定天地会起源乾隆年间。


四 从天地会文件看该会创立的时间


乾、隆以来，天地会在福建、江西、两广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清政府在不断侦破这些案件过程中，陆续发现了一系列天地会文件。嘉庆十六年清政府在广西东兰州搜获的姚大羔《会簿》，就是一份包括详细记载天地会起源传说、诗词、对答暗语等内容的重要文献。这些文件，包括收进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中的贵县修志局天地会文件、守先阁本天地会文件，以及肖一山所汇辑的《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中的有关文件，都是天地会本身流传下来的极为珍贵的文献，应当成为考察天地会起源最基本的依据。这些文件从两个方面提供了天地会起源的具体时间。第一，它们所叙述的天地会历史即所谓“西鲁故事”都谈到少林寺劫余僧于康熙甲寅（1674年）七月二十五日共同结拜天地会。第二它们所记载的诗词、会员问答多次提到天地会产生于康熙甲寅（1674年）。例如，姚大羔会簿中《路上盘问》写道：“问己（几）时出世？答曰：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102]《年庚》诗云：“兄弟出世在何辰，本岁年庚是甲寅。月是孟秋二十五，时逢丑未添庚寅。”[103]尹之屏抄在他家《登记修钱米部（簿）》内的天地会诗歌云：“吾兄出世在何辰，岁次原来系甲寅。月尾孟秋二十五，时逢丑位最添定。”他抄写的另一首《冼（洗）心水诗》则云：“天一生水水连天，地二生火火同连，八卦同藏天地结，寅年变化万千千。”[104]贵县修志局天地会文件《又问物件不知》诗说：“康熙流来到现今，洪家事情古井深。”《问你几时到》诗说：“义兄查我何时辰，岁次兄来是甲寅。孟秋吉月二十五，但逢好时便生人。”[105]等等。

“乾隆说”同志认为，这些天地会秘密文件不能作为研究天地会起源的依据，因为它出自后人之手。即便是姚大羔《会簿》也不过是嘉庆年间的产物，至于其他文件，则系咸丰、同治以来的抄本。他们认为，在档案和官书、私家著述和其他史料中，皆从未见过“西鲁故事”中所涉及的事件或人物的材料。清政府在林爽文起义后追查天地会源流而形成的大量资料中没有一件提及“西鲁故事”，也“没有说到过这一传说所涉及的事件与人物，更没有后来流传的那些《西鲁序》抄本。”[106]而乾隆年间“传播天地会的重要人物之一严烟所供，那时天地会结会并‘不写帖立簿’，还不存在嘉庆年间和以后那种形式的《会簿》。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福建台湾镇总兵柴大纪在镇压诸罗（今嘉义）县杨光勋等结拜添弟会事件中，搜获一件添弟会《会簿》，内容仅有入会者姓名、住址及入会时间等简单内容。”可见，这些天地会秘密文件“直到乾隆末年还不存在，更不可能是康熙或雍正年间流传下来的。用这样一个至少是嘉庆初年才出现的天地会秘密文件，证明天地会创于康熙或雍正年间、乃是用后世产生的史料，证明前代存在的历史。这种方法显然是不可取的，其结论也难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107]。

我认为这些意见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严烟所供“不写帖立簿”，并不是指天地会内部一直流传的载有关于天地会起源传说、诗词等内容的《会簿》。严烟所供这段原文是：“凡传会，在僻静地方设立香案，排列刀剑，令在刀下钻过，即传给会内口号，结为弟兄，连父母妻子不许告知，也不写帖簿。”[108]往下内容，就是前面提到的关于天地会的缘起。很清楚，严烟这里所谈的只是结拜天地会的仪式，并突出结会的秘密性质。本来，所谓“写帖”系指天地会结拜弟兄之拜帖，也不立入会花名册，丝毫没有涉及其他问题。且不说严烟所谓“不写帖立簿”究竟是他入会时的真实情况，还是他出于保护其他更多会员不至于进一步遭到逮捕而有意作了隐瞒，因为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破案的杨光勋结拜添弟会时是立有属于花名册性质的会簿的。我认为，如果以严烟所供“不写帖立簿”为根据，断然否认严烟时代“还不存在嘉庆年间和以后那种形式的《会簿》”，至少是对严烟供词的误解。

乾隆、雍正年间，甚至更早，是否存在嘉庆年间以来所发现的那种会簿呢？请看事实：

道光十二年（1832年），湖南巡抚吴荣光奏道：“上年闽浙总督孙尔准咨送访拿会匪折稿内称，乾隆四十年以后历办添弟会匪案内起获花帖、会簿，俱有五房吴添成等名目。其中歌诀亦与张摒等本语句大略相同，是张摒等借得歌本，系由从前搜查未尽转辗抄写，由来已久。”[109]吴荣光奏折表明，开列天地会五房名目的会簿“由来已久”，早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以来就已经被清政府所发现。

道光元年（1820年）正月，广西巡抚赵慎畛称：“粤西自嘉庆十二年广东惩办洋匪后，内河土盗潜至西省，与依山附岭种地之各省游民结伙抢劫，兼勾引本地愚民，或拜弟兄，或拜添弟，或数人，或数十人，或有会簿、腰凭，称为大哥师傅，传授口号，俱系抄袭百余年前旧本。”[110]赵慎畛多年在两广任职。嘉庆十七年（1812年）出任广东惠潮嘉道，逾年，擢广西按察使，二十年（1815年）迁广东布政使，二十三年（1818年）升任广西巡抚，直到道光二年（1821年）再度升迁闽浙总督[111]。他在两广，尤其是广西任职内，经办多起天地会案件。他向清廷专报审理天地会案件的奏折多达数十件。赵慎畛在这里指出广西发现的天地会会簿，“俱系钞袭百余年前旧本”，并非信口雌黄，主观臆测，而是他对当时所发现的大量天地会文物作出鉴定之后提出来的。所谓“百余年”，假定为一百一、二年，从道光元年上推，当为康熙四十年前后。这说明，早在康熙中后期就已经有天地会会簿存在。嘉、道以来发现的大量天地会秘密文件，只不过是转辗抄袭康、乾以来的“旧本”。

如果我们进一步检查保存至今年的有关天地会案卷。更可以发现嘉庆年间以来流传的《会簿》、《花帖》等天地会秘密文件，都是根据先年“旧本”传抄而来，并非嘉庆年间以来的新作。

嘉庆十七年（1812年）正月，广西巡抚成林奏称：“窃照上年十二月十三日接据署平乐府庆吉禀报，据该府所属荔浦县之甲长绅士呈报，该县有已革监生李遇恩结党抢劫，拐卖妇女，被害之家甚众，呈恳究办等语。该署府以其为害闾阎，情节可恶，反复究诘，始知李遇恩结拜天地会，现在纠结人数众多等事。庆吉当与署平乐协副将明德密商，带同兵候绅士甲长连夜亲往查拿，先将李遇恩等拿获，即在伊家搜获悖逆册簿四本，红布二块，上书不法字迹。带至该县，严密审讯，据李遇恩供称：嘉庆五十八年，有浙江人范七于病故之前传他簿子一本，内载反清复明，真人出在四川边等语。”[112]显然，乾隆五十八年范七去世这前就已经得到一个天地会“簿子”，而且不是仅仅列有姓名的天地会花名册。

嘉庆五年（1800年），清政府在广东破获仇大钦结拜天地会一案，并查获“旧丰天地会盟书”一件，“盟书内语多悖逆”[113]，有“恢复明祚”和“从前在河南少林寺中偶遇朱洪竹，愿结拜同盟之语。”[114]据觉罗吉庆奏称，这个盟书并非仇大钦自行编造，而是“福建漳州人何其昌送给”，而“何其昌已于本年（嘉庆五年）二月回漳州去了”。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仇大钦所持“天地会盟书”，并不是一般的结盟誓辞。仇大钦在纠人结会之时，曾根据盟书内容制作了新的结盟誓辞，并填上姓名，改换首尾，“添入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等悖逆之语”。“歃血饮酒焚收各散”。清政府搜获的盟书所记“从前在河南少林寺中偶遇朱洪竹，愿结拜同盟之语”，实际上就是姚大羔会簿中“西鲁故事”传说的主要情节。应当指出的是，这个盟书不是嘉庆五年新冒出来的东西。因为，仇大钦纠人结拜天地会始于嘉庆五年三月，而传授盟书之人何其昌早在二月就回漳州去了，可见，何其昌这件盟书早在嘉庆初年以前就已存在。

嘉庆七年（1802年）四月十一日，广东惠州府归善县民陈亚本起意纠结蔡步原、陈天生、罗亚五、陈应和等十六人结拜天地会，买备得烛、色布，四月十五日在陈亚本家正式结拜，写五色布旗，上书“顺天行道”等字样，每人分给一块收藏身边，作为暗号。而且，布旗内还“有讨江山悖逆语句。意欲何为，各供系照天地会旧本抄写，并非自作，加以刑夹，矢口不移”[115]。由此可知，嘉庆初年陈亚本制作的反清布旗，基本思想内容，来自早已流传的“天地会旧本”。

嘉庆七年（1802年）七月，广东博罗县陈烂屐四发动上万人参加的天地会起义。起义军军旗上明确写着“顺天行道”和“五票头”，“一九底”、“二九底”、“上四七底”、“下四七底”诗句。《一九底》云：“清连心家和兴洪顺天，常乐我情本姓洪结义。”《上四七底》云：“结骨盟心为兄弟，万姓同来共一宗，扶李相信守口胆，齐心协力讨江山。”《二九底》云：“结万和同李桃洪顺天，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旗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门外号”、“门内号”之下，书写着：“洪英，雍正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星出我亦出”字样[116]。显然，这张布旗是根据天地会早已流传的天地会起源传说文件制作的。天地会的起源时间已经不是什么乾隆二十六年（1671年），至于为什么是雍正甲寅年（1734年）七月二十五日，容后再议。陈烂屐四于嘉庆六年（1801年）七月开始纠人结会，他参加天地会的时间更早[117]。这张布旗上所写的诗句，在乾隆年间早已流传。因此，布旗上所记载的内容，至少是来自乾隆年间天地会内部流传的秘密文件。吉庆奏称，陈烂屐四与广东惠州府归善县陈亚本并非“伙党”，他们系各自“自行纠伙结拜”。[118] 由此可以进一步证明，陈亚本案所交代的“天地会旧本”，乃为乾隆年间秘密文件。

嘉庆六年（1801年），广东雷州府海康县林添申等九十九人结拜天地会时，曾有“天地会旧表一纸”，内有“复明，万姓一本，合归洪宗，同掌山河，共享社稷，一朝鸠集，万古名扬”字句。杨林添申交代，此表是嘉庆五年（1800年）十二月福建同安县陈姓来海康地方看相传授的。“林添申坚称，至表本悖逆句语，俱系照旧书抄写。”[119]据两广总督吉庆在嘉庆六年（1801年）四月十五日和和十一月二十八日给清廷的两封奏折记载，这位传授天地会旧表的福建同安县陈姓，即陈礼南。陈礼南在籍时，“曾听从陈飘学结拜天地会，陈飘学转给陈礼南盟收一本。嗣陈礼南贫苦来粤佣工”。五年（1800年）十二月来到海康，引林添申入会，并传给天地会旧表一纸。六年（1801年）正月到广东广州府属东莞县中堂墟地方，传播天地会。陈礼南曾取出陈飘学所给盟书让大家看。二月，他又引籍隶新宁之佣工叶世豪加入天地会，“并将会簿一本交叶世豪收存。嘱令在处寺方纠人，俟伊往别处转回，再行结拜”。嘉庆六年八月，叶世豪即邀约余笼壮等结拜天地会。叶世豪曾将陈礼南所给会簿“给余笼壮等看过，写的洪为姓，拜天为父，拜地为母。”[120]嘉庆初年由福建同安经陈飘学、陈礼南转辗传授到广东地方的天地会会簿，显系乾隆年间相沿而来“旧本”。

嘉庆十一年（1806年）六月二十八日，闽浙总督阿林保、福建巡抚张师诚奏：“南平县已革武生林应伟，平日游荡破家，近又纠人结合，并收藏会簿一本，现经搜获呈缴。……臣等弟查簿本，已残缺不全，内有悖逆语句，殊堪发指。”林应伟交代，这本会簿是从天地会“逸犯”郑瑞观处得来。郑瑞观“犯案后被拿严紧，各处躲避。有会簿一本，系天地会相传旧本，伊于丙辰年抄得，恐被搜拿，托林应伟代为收存，林应伟应允，带回翻阅，簿内有悖逆语句，不敢声扬，随将破簿藏在家内，致被林松龄搜获呈首。”[121]据阿林保折片称：“簿内有顺天李朱洪，五点二十一，以及祖是万大哥等句。严诘林应伟，坚供簿系郑瑞观所交，实不知作何解说，矢口不移。”阿林保还说：“上年江西省拿获已正当逆匪杜世明案内伙匪吴洪竹其人，入会之人，都要扶助朱洪竹，并山东有个万大哥，那里人势更强等语。……今林应伟收藏郑瑞观簿本，亦有李朱洪竹、万大哥、顺天等字样，似系沿习旧闻编造哄诱。”[122]我们从阿林保所说“内有悖逆语句，殊堪发指”的话，可以窥见林应伟得到的这个会簿是充分反映了天地会政治宗旨秘密文件。而且，其中还有“西鲁故事”中的核心人物朱洪竹、万大哥和天地会诗词。它不是杨光勋所立的那种单纯花名册的会簿确定无疑。郑瑞观向林应伟交待，这个会簿是他在丙辰年抄得的“天地会相传旧本”。这里所说的丙辰年，即嘉庆元年丙辰（1796）年。因此，可以肯定，郑瑞观传与林应伟的会簿至少是乾隆年间流转的“旧本”。

嘉庆十五年（1810年）福建巡抚张师诚奏，在福建汀州破获钟家旭结拜天地会一案，并搜缴《花帖》等物。钟家旭即钟振，籍隶长汀，曾听从谢佩成加入天地会。十年（1809年），谢佩成“给钟家旭结会花帖一张，称系江西人曾德广所传，照此抄写，便可自行传徒，……帖内所写祖在甘肃及洪祖师万大哥”，及“五房吴天成、李色弟等姓名”，“系天地会相沿旧名”。清政府反复鞫讯，“钟家旭坚供，谢佩成给帖之时，只说系会内相传名字，小的都不认识。至顺天两字，谢佩成说会中本有此号，并非新编。”[123]

张师诚指出，“历来起获会本，词句大略相同。”钟家旭花帖“系沿习旧闻，”“辗转流传，混行抄写。”[124]曾德广、谢佩成、钟家旭辗转传抄的这个花帖会薄，也不是嘉庆年间的产物，而且，从会簿中记有五房及祖的甘肃、万大哥等名字看，这是一本载有天地会起源传说内容的会簿。这里，我们不必再去引用更多材料，就拿嘉庆十六年（1811年）清政府搜获的姚大羔《会簿》来说，它也不是嘉庆十六年（1811年）的作品。这个《会簿》是嘉庆十六年（1811年）在武缘县简兴福家查获的。据成林奏称，“姚大羔籍隶广东平远县，来至武缘裁缝生理。”[125]嘉庆十五年五月，吴通贵遇见姚大羔，共谈贫苦。姚大羔告知，他“在广东稔悉结拜添弟会”，邀约吴通贵、简兴福、林国祥等结拜天地会。清政府搜获的会簿就是姚大羔转交简兴福收藏的。而在此之前，姚大羔还邀约谭训诰等六人入会。姚大羔在武缘县多次纠人结会，先后参加结拜者共六十余人次。每次结拜都给众人三角木戳、红布各一块。红布上载有乾隆年间就已流传的天地会诗词。姚大羔所给红布，作为拜会凭据，嘱令会众收藏，“勿使人见”。清政府多次提审收藏红布的被捕会员，都坚供“共会簿一本，伊等从未见过，姚大羔亦未向其告知。究竟得自何人，作用用处，实难指出。”[126]可见，象那当然在羔那种《会簿》是秘不示人的。即使一般天地会员也是见不到的。由于姚大羔被捕后“于解审中途病故，无从根究”，给我们查究《会簿》的由来带来了困难。但是，我们根据成林奏折可知，姚大羔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来到广西武缘之前就在原籍广东参加了天地会。仔细研究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这个《会簿》原件，当系姚大羔辗转传抄之物。《会簿》中的许多诗句，诸如“木立斗世知天下，顺天行道合和同”、“三姓结万李桃红”、“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等，早在乾隆年间就已流行。“五票头”在陈烂屐四军旗上已经出现。由此，可以进一步推定，这个《会簿》乃是据嘉庆以前天地会“旧本”辗转抄传而来。

总之，以上大量事实雄辨地证明，自康、乾以来，天地会内部一直流传着内容十分丰富、政治色彩极其鲜明的秘密文件，它不仅仅是只开列会员姓名、住址那样一种会簿花句册。这些文件，经过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辗转流传（包括口头流传），多次易手，不可否认曾经后人加工修改。天地会本身的发展变化，也必须要不断地充实丰富其内容。加之天地会会众彼此之间思想文化水平等参差不齐，辗转传抄之本也会存在繁简之别，谬误之差。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勿视它是相沿抄袭“旧本”的基本事实，甚至把它看成仅仅是嘉庆乃至咸丰、同治年间的产物。既然如此，利用这些文件研究天地会的起源，就不是什么“用后世产生的史料，证明前代存在的历史。”我国封建文化典籍，可谓汗牛充栋。但是，真正属于当时当地历史人物所留下的第一手原始记录毕竟有限。今天，我们研究某些历史问题，往往要借助于后人的有关记载。而且，有些问题甚至只能借助稍晚的重要史籍去揭天前代历史之谜。否则，很难越雷池一步。因此，一般来说，“用后世出现的史料去论证前代存在的历史”并不算错。就拿天地会起源“乾隆二十六年说”论，他们所使用的最关键材料不正是嘉庆年汪志伊的奏折吗！这是否也算作“用后世出现的史料去论证前代存在的历史”呢？我认为就历史研究方法而言，运用天地会内部流传的秘密文件探讨其该会的起源，是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事实上，从清朝统治者断定这些文件“多有悖逆语句”、“殊堪发指”来看，它的指导思想就是天地会一以贯之的“反清复明”，它所记叙的内容已经涉及天地会起源传说即“西鲁故事”并不是嘉庆年间才逐渐形成的。就拿乾隆的间的天地会案卷来看，它的某些情节，主要人物就已经见诸记载。例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底，杨咏交代，严烟向他“说及起会的根源，是广东有个姓洪的和尚，叫洪二房，同一个姓朱的人起的。洪二方和尚住后溪凤花亭，不知是何府何县地方。那姓朱的年才十五、六岁。”[127]林功裕交代，“林三长曾经千以有朱洪德，系食仙桃孕生，约有十五、六岁”。[128]杨咏说的那位十五、六的朱姓少年，林功裕说的这个“朱洪德”，就是“西鲁故事”中的小主朱洪竹。参加过林爽文领导的台湾天地会大起义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福建同安复兴天地会活动并创立“会”的陈苏老称，他曾闻说“广东石城县高溪寺也有天地会，为首的系洪三房，姓朱名洪竹，又名九桃。”[129]乾隆五十二年（1787），清政府在福建还搜获一件天地会“书稿”，“内有广东凤花亭、高溪庵、马溪庙洪姓结盟之语。”[130]而严烟供词中关于天地会起源的传说，和“西鲁故事”的情节也大体相同。不过，严烟只讲了所谓“马九龙纠集和尚四十八人，演就驱遗阴兵法术，分投传教。后来四十八人死亡不全，只有十三人四处起会。”一未提“纠集和尚多人演就驱遗阴兵法术”帮助康熙皇帝退敌“西鲁”入侵；二未讲少林寺罹难，和尚“死亡不全”的原因；三未说动余寺僧为什么要“四处起会”。这些恰恰是“西鲁故事”关键要害之所在。直接引林爽文入会的严烟，在清政府已经抓获部分天地会成员、掌握了部分重要案情的情况下，经过多次严刑拷问，他被迫交代了一些天地会秘密。可是，另一方面，他还没有把天地会的全部秘密和盘托出，拱手献给清廷。他仍然在尽可能的条件下保守天地会的非政治性质，说什么“引人入天地会，为的是人家有事情量力帮助”，“原实系指会赚骗银钱，并非结交朋友”[131]。他交代天地会根由时，含混地提到了有关起源传说的某些情节，但却回避了最能体现天地会反清复明宗旨的要害内容，甚至故意颠倒个别情节、人物，使清政府看不清真相。因此，我们不能以严烟未及这批“演就驱遣阴兵法术”的和尚属少林寺僧，他们为什么会“死亡不会”，以及罹难后的幸存者为什么要“四处起会”，就认为严烟所说的天地会起源传说和“西鲁故事”不是一码事。

天地会起源 6



由于叙述天地会历史的《会簿》是一种极其秘密的文件，早年很少在一般成员中传阅。后来，随着天地会的广泛传播才转辗相传到普通会众之手。这里就存在一个局限性问题。清朝封疆大吏查获这些抄本之后，在向清廷奏报时，出于忌讳，以免触怒“龙颜”，往往不引述全文，多用“悖逆语句”、“殊堪发指”代替。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清政府在福建就发现了天地会“书稿”，李侍尧仅用“有广东凤花亭、高溪庙、马溪庙洪结盟之语”一笔带过。因此，我们对于嘉庆以前清档中涉及“西鲁故事”传说的种种记载，应当综合起来加以考察，善于发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能孤立地、机械地去看问题。否则，就把握不住事物的本质，得不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

自然，“西鲁故事”毕竟是一种传说。它所敷演的故事情节、人物并不等于真人真事。如果把“西鲁故事”中的人物诸如朱洪英、朱洪竹、郑君达、陈近南等及其活动，硬要说成一定是崇祯皇帝三太子、郑芝龙、郑成功、陈永华等人及其事迹，那就过于牵强附会；如果因为它是传说，认定“西鲁故事”不足以作为研究天地会起源的重要参考史料，那就未免失之武断。众所周知，任何历史传说，都不过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即使那些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社会现实的曲折反映。民间传说对于史学研究说来，仍不失为一种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事实上，充分利用民间传说一直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我国古代的一部不朽的史学名著取材十分丰富。他遍游九州名山大川所搜集的大量民间传说，遗闻轶事，就是《史记》的重要素材之一。清代史籍记载的三仙女吞食神鸟衔来的果实而生始祖布库里雍顺的传说，正为我们研究满族的起源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史料。因此，探讨天地会的起源，除了必须大量借助于清朝官方文书档案和封建文人的记载之外，还应当充分利用天地会本身的传说资料。如果以为象“西鲁故事”之类传说纯属神话而一笔抹煞其史料价值，显然是不对的。尽管“西鲁故事”可以明显地看出它吸收过少林寺十三棍僧救秦王李世民这个传说的某些故事情节，受到过《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影响，但是，它主要是天地会根据自身斗争的需要编制成的。编制者通过敷演少林寺僧帮助康熙皇帝打退“西鲁”八侵而反遭陷害被迫结盟起会复仇的故事，说明结拜天地会之缘起在于反清复明。换言之，“西鲁故事”实际上是清初社会现实斗争的反映。特别是这个传说把天地会的倡导者说成都是少林寺的和尚，更清楚地显示了天地会所产生的时代。

众所周知，清军入关之后，曾经实行惨绝人寰的屠杀政策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圈地”、“投充”、“剃发”、“易服”、缉拿“逃人”，以及“迁海”等法令的颁布，不但给广大农民和城市市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汉族地主的利益。满族贵族统治者用野蛮高压手段强行改变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的做法，极大地伤害了汉民族的感情，从而激起了汉族农民群众和其他各阶层人士的普遍反抗。但是，随着以农民军为主体的抗清斗争转入低潮，逐渐走向失败，南明几个小朝廷的相继覆灭，清政府笼络汉族地主政策的进一步实施，抗清志士们又面临着新的考验和命运抉择。一部分人，特别是下层人民群众中的优秀分子被迫由公开转入地下，从事秘密反清斗争；一部分人则流亡海外，寄身异国；另一部分人则“祝发为道”，遁入空门。例如，方以智、屈大均、石涛、石溪、朱耷、钱澄之等人都曾一度为僧，或入清之后终身为僧。南明隆武朝廷的兵部右侍郎叶廷秀在“事败后，为僧以终。”[132]

诚然，清初一部分士大夫出家当和尚主要出于“复明”无望而又不愿仕清的动机，以致走上消极厌世的道路。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当中许多人虽然出家为僧，却并没有真正脱离现实，只不过把反清复明的思想埋藏起来。甚至有些人念念不忘国难家仇，借寺僧作掩护，云游天下，终身从事反清复明活动。康熙四十年代，张念一以浙东大岚山为据点，利用“一念和尚”的身份进行反清复明斗争即是一例。天地会由少林寺劫余五僧创立的传说，就深深地打上了明末清初那个时代的烙印。

“西鲁故事”传说，天地会第一次结盟为康熙甲寅（1674年）七月二十五日。康熙甲寅十三年（1674年），正是清代历史上社会大动荡的又一年代。康熙十二年（1673年）底，原准备于甲寅年元旦首义的杨起隆，以朱三太子名义相号召，提前在北京城内发动起义。与此同时，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公开举兵反清，贵州提督李本深首先响应，云贵总督甘文焜闻变自杀。吴三桂督军迅速打进湖南，占领沅州、常德、衡州、长沙、岳州等地。甲寅十三年（1674年），广西将军孙延龄、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可信，云南提督张国柱，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总兵谭洪、吴之茂，长沙副将黄正卿，湖广总兵杨来嘉，广东总兵祖泽清，潮州总兵刘进忠，温州总兵宜宏勋，陕西提督王辅臣，河北总兵蔡禄等纷纷响应。当时的形势，如赵翼所说：“是时，三桂蓄力已久，天下皆震其威声，白首举事，亲至常、澧督战，兵锋甚税，是以四方响应，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广西福建相继失，人心皆动摇。……叛变四起，秦、蜀、楚、粤、闽、浙如鼎沸，选择转饷，目不暇给，自古藩镇之乱，未有甚于是时者。”[133]

诚然，吴三桂起兵反清，本属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斗争。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三藩之乱”是倒行逆施的分裂行为。可是，吴三桂举兵反清，却迎合了当时大部分人的反满心理，在客观上导致了全国反清斗争的重新高涨。在甲寅年“四方响应”的反清队伍中，就不乏地主阶级中真正的反清之士。王船山闻吴三桂打进湖南，立即下山，积极活动，往来于岳州、长沙、湘乡之间。顾炎武也从北京匆匆南归。因此，甲寅年的声势浩大的反清斗争形势，既给正在利用各种不同形式坚持抗清的广大人民群众以巨大鼓舞，也在一部分地主知识分子、士大夫的心中重新点燃了“反清复明”的希望之火。然而，吴三桂毕竟声名狼藉。他引清兵入关，残酷镇压农民军和南明王朝，亲自捕杀永历皇帝。他的种种丑恶表演，人们记忆犹新，历历在目。耿精忠、尚可喜父子之流在广东、福建为虎作伥，横征暴敛，早为人民所切齿痛恨。于是，那些受到甲寅年反清斗争形势鼓舞而又不屑于与吴三桂之流为伍的抗清志士，便同业已转入地下的人民群众的秘密反清斗争相结合，决定利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激烈争斗在客观上所造成的有利形势，采取“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的方式把闽粤地区一部分反清复明的力量秘密组织起来，从而导致了清初民间秘密结社——天地会的成立。“西鲁故事”关于少林寺劫余五僧于康熙甲寅（1674年）七月二十五日歃血结盟，创立天地会的传说，正是天地会起源的具体时间的反映。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肖一山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抄录回国的同治抄本《西鲁叙事》记载，雍正十三年（1735年）火焚少林寺，天地会第一次歃血结盟为“雍正申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九月初九日，万大哥失得，败敌阵亡”。[134]。肖一山的天地会起源雍正甲寅说，正是根据这个抄本提出来的。这究竟作何解释？两个“甲寅年”，孰是孰非呢？

我反复查阅了目前尚存的各种天地会秘密文件，《西鲁叙事》所记天地会第一次结盟为雍正甲寅年（1735年），乃系传抄之误。因为，“西鲁故事”传说是先有火焚少林寺，尔后才演出一段劫余寺僧被迫歃血结盟，创立天地会的故事。而雍正甲寅系雍正十二年（1734年）。《西鲁叙事》的记载，恰恰将二者因果倒置。据守先阁天地会文件载：“雍正六年，建座高溪庙二三堂，前堂观世音佛祖，中堂关圣大帝，后堂万大哥，……另庙门口有赏田一处，每年纳租谷一十八石，交与蔡德忠收管，祭扫万大哥之坟墓。”[135]这位传说中的万大哥在雍正六年（1728年）前就已战死身亡。可见，五祖结盟创会的“甲寅会”，应当指康熙甲寅十三年（1674年）。

但是，雍正甲寅年（1734年），确实是天地会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的年代。天地会《问答书》记载：“天地有已（几）会？大小有二会。大会出在何处？大会出在天本。有何为证？有诗为证：‘小会三河大会天，皆因出在甲寅年。五人结拜心如铁，流下高溪万古传。’小会出在何处？小会出在地本。有诗为证：“地本出在三基河，结义联盟兄弟多。他朝若得团员时，众兄同唱大平歌。”《先锋对答》也载：“问天地会有大小，尔岂知否？答小会在三河，大会在天本。问小会有何为据？答：有诗为证。诗曰：‘小会始创为三河，结义会盟兄弟多。正是天本团圆日，大家齐唱太平歌。’问：大会有何为证？答：有诗为证。诗曰：‘天本团圆，人在其中，三才并立，一理皆同。”[135]由此可知，天地会有两次结盟聚会，时间均在甲寅年。第一个甲寅年即康熙甲寅十三年（1674年），为五祖第一次结盟，创立天地会。第二个甲寅年指雍正甲寅十二年（1734年）。“西鲁故事”关于万大哥不幸战死之传说和“高溪庙内思仇恨，未应天心枉用兵[136]”诗句表明，天地会成立以后曾遭到严重挫折。但是，决心为火焚少林寺而报仇的反清复明志士并没有因此灰心冷意，他们在第二个甲寅年重新聚会，再次结盟，纪念五祖兴会，整顿组织，使它适合新形势斗争的需要，并对天地会历史传说作了新的补充。守先阁天地会文件，就是雍正十二年（1734年）甲寅天地会第二次结盟之后经过充实的传抄本。严烟关于“后来有个马九龙纠集和尚多人四处起会”的交代，也印证了天地会转入分房起会、四处起义的新时期。据天地会文件记载，雍正甲寅年（1734年）结盟地点在广东惠州府石城县高溪庙。嘉庆七年（1802年）广东博罗县天地会起义首领阵烂履四显然属于这个系统，故他们所打的旗帜标着“雍正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星出我亦出。”

总之，天地会本身流传下来的文件记载，所谓少林寺劫余五僧第一次结盟为康熙甲寅年（1674年），而它恰好是天地会正式成立的具体时间。这同天地会创立宗旨所显示的时代和清档有关记载是相互吻合的。

上面，我们从天地会创立的宗旨、清朝刑律有关“歃血结盟”条款的演变、清朝官方文书档案和天地会本身文件记载四个方面论述了天地会的起源。大量事实证明，天地会源远流长。万提喜虽是乾隆年间在闽粤传播天地会的重要首领，但他不是该会创始人。洪二和尚万提喜和天地会内所称起会人“洪二房和尚”也不是一码事。天地会是在清初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当时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由民族矛盾向阶级矛盾转化过程中的产物，正式成立于康熙甲寅十三年（1674年）。

天地会起源问题，涉及面相当广泛。尽管本文就国内外的有关说法作了一些辨析，但还有不少问题并没有论及，或者虽然提及却未深究。由于自己学识浅薄，所论难免错误，烦望诸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注释：

[1]陶成章：《教会源流考》，《天地会文献录》，正中书局1943年7月版，第63页。下引是书，不再另注版本。

[2]连 横：《台湾通史》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553、532页。

[3]戴魏光：《洪门史》，和平出版社1947年6月版，第38页。

[4]萧一山：《天地会创始于郑延平》，载《畅流》第7卷，第5期，1953年4月。

[5]黄玉斋：《洪门天地会发源于台湾》，载《台湾文献》第21卷，第4期，1970年12月。

[6]胡珠生：《天地会起源初探》，载《历史学》1979年第4期。

[7]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东方印书馆1929年11月版，第110页。徐珂：《清稗类钞》第27册《会党类》，商务印书馆1917年11月版，第9页。朱琳：《洪门志》，中华书局 1947年版，第8页。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第89页。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台北古亭书屋1975年8月版，第12、20页。

[8]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第1册，国立北平研究院1935年7月版，第16页。本文

下引是书，不再另注版本。

[9]蔡少卿：《天地会起源初探》，载《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4年第1期

[10]戴玄之：《天地会的源流》，载《大陆杂志》第36卷，第11期，1968年6月。

[11]戴玄之：《天地会名称的演变》，载新加坡《南洋大学学报》(社会与人文科学部)1970年第4期。

[12]秦宝琦、刘美珍：《试论天地会》，载《清史研究集》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版，第164、179页

[13]秦宝琦：《从档案史料看天地会的起源》，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

[14][16]秦宝琦、刘美珍：《试论天地会》，载《清史研究集》第1辑，第159页。

[15]秦宝琦：《从档案史料看天地会的起源》，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

[17]秦宝琦：《天地会档案史料概述》，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18]秦宝琦、刘美珍：《试论天地会》，载《清史研究集》第1辑，第178页。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五十六年七月十二日，陕西抚巡秦承恩奏折（以下简称《军录档》，并省略收藏单位）。

[20]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乾隆五十六年八月十五日，明亮奏折（以下简称《朱批档》，并省略收藏单位）

[21]《天地会》(一)，第71、112页。

[22]《军录档》，嘉庆十广西巡抚成林七年正月十四日，奏折。

[23]《天地会》(一)，第97页。

[24]《天地会》(一)，第71、87页。

[25]《天地会》(一)，第97页

[26]《天地会》(一)，第69页

[27]《朱批档》，乾隆五十六年九月十三日，福康安奏折

[28]秦宝琦、刘美珍：《试论天地会》，《清史研究集》第1辑，第163页。

[29]《天地会》(一)，第111、112页。

[30]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4，第22页。

[31]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5，第3页。

[32]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1，第1页。

[33]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1，碑亭第二，第5页。

[34] 《天地会》(一)，第87页。

[35]蔡少卿：《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

[36]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6册，第872页。

[37]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0—171 页。

[38]徐广缙：《鹿邑徐制军奏疏遗集>》卷三，《奏陈三合会匪实在情形片》。

[39] [40]雍正《大清会典》卷一百九十四，《刑部》，《奸徒结盟》。

[41]康熙八年题定《新颁律例》卷一，《康熙三年新例》。

[42]同[39][40]。

[43]康熙八年题定《大清律新例》第八十五——八十六页。

[44]同[39][40]。

[45][46][47]《大清律集解附例》卷十八，《谋叛》。

[48]《大清律例根原》卷五十四，《谋叛》。

[49]《军录档八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闽浙总督李侍尧奏折。

[50]《天地会》（一），第121页。

[51]《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五十一，乾隆三十九年正月乙亥。

[52]《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五十一，乾隆三十九年正月丙子。

[53]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第86页。

[54]《大清律例根原》卷五十四，《谋叛》。

[55]《朱批档》，乾隆五十六年正月初十日，福建水师提督兼管台湾总兵事务奎林奏折。

[56]《朱批档》，乾隆五十八年十月二日，福建水师提督兼管台湾总兵事务哈当阿奏折。

[57]《朱批档》，乾隆五十八年二月十二日，福建水师提督兼管台湾总兵事务哈当阿奏折。

[58]《军录档》，嘉庆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福建巡抚汪志伊奏折。

[59]赵翼：《瓯北全集》第四十册，《瓯北诗钞》七言古四，《军中擒获逆首林爽文槛送过来纪事》。

[60][61][62][63]《天地会》（一），第69， 72， 77，71页。

[64]肖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5，第4页。

[65]《天地会》（一）第8页。

[66]肖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1，第1页。

[67]《军录档》，嘉庆四年十月十二日，福建巡抚汪志伊奏折。

[68]《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三，汪志伊：《敬陈治化漳来风俗疏》。

[69][70] 《天地会》（一），第97页、 111、 112页。

[71][72][73]《天地会》（一），第139、134－135、140页。

[74][75]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广东巡抚图萨布奏折》（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转引自庄吉发《从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清代天地会档案谈天地会源流》，《故宫季刊》第14卷第4期，1980年夏。

[76]卢茂起义虽然清方记载没有说是天地会起义，但根据这次起义的特点，《陈丕供词》及《成案所见三集》卷十云：“行义有子郑碧，应照卢茂本案，依谋叛之孙流三千里”，卢茂为天地会员、起义为天地会发动无疑。

[77]《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O八，乾隆三十三年四月丁未。

[78]陈丕虽供称因同乡人卢茂等人破案治罪，即害怕在家耕种，不再从事天地会活动。但事实上卢街起义失败之后，天地会名目并未被清政府发现，他又继续活动了，甚至赴台传会。

[79]《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一八，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丁亥。

[80]《军录档》，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闽浙总督李侍尧奏折。

[81]秦宝琦、刘美珍：《试论天地会》，《清史研究集》第1辑第165页。

[82][83][84]《天地会》（一），第64、111、112、97页。

[85][86][87][88][89][90]《天地会》（一），第138、139、139、138、137、139页。

[91]《朱批档》，乾隆五十六年九月十三口福康安、郭世勋奏折。

[92]秦宝琦、刘美珍：《试论天地会》，《清史研究集》第1辑，第164页。

[93]《朱批档》，嘉庆二十年二月十二日，江西巡抚阮元奏折。

[94]《大清高宗纯是帝实录》卷四一六，乾隆十七年六月甲辰。

[95]庄吉发：《清代天地会起源考》，《食货月刊复刊》第9卷，第12期，1980年3月。

[96]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六。

[97]《军录档》，嘉庆二十年七月二十七日，浙江巡抚颜检给军机处咨呈。又，同日颜检赛折。

[98]《天地会》（一），第74、 73页。

[99]《军录档》，嘉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闽浙总督汪志伊奏折。

[100]《军录档》，道光十一年六月十九日，闽浙总督孙尔准奏折。

[101]《明清史料》戊编，第3本，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3年3月版，第227页。

[102][103]《天地会》（一），第15、19页。

[104]《军录档》，嘉庆十七年十一月初二日，广西巡抚成林给军机处咨呈《尹之屏编造悖逆谣歌》。

[105]罗尔纲：《天地会》，第18、27页。

[106]秦宝琦、刘美珍：《试论天地会》，《清史研究集》第1辑，第162页。

[107]秦宝琦：《台湾学者对天地会小刀会源流研究述评》，《清史研究集》第2辑。

[108]《天地会》（一），第97页。

[109]《军录档》，道光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湖南巡抚吴荣光奏折。

[110]《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十二，道光元年正月壬戌。

[111]《清史稿》卷三百七十九，《例传》一百六十六《赵慎畛》。

[112]《军录档》，嘉庆十七年正月十四日，广西巡抚成林奏折。

[113]《军录档》，嘉庆五年六月初六日，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奏折。

[114]《朱批档》，嘉庆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福建巡抚汪志伊奏折。

[115]《军录档》，嘉庆七年八月十一日，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奏折。

[116]《军录档》，嘉庆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奏折附件，《悖逆布旗》。

[117]《军录档》，嘉庆七年九月二十日，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奏折附件，《陈烂屐四供单》。

[118]《军录档》，嘉庆七年九月十二日，两广总督罗吉庆奏折。

[119]《军录档》，嘉庆六年十月十二日，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奏折。

[120] 《军录档》，嘉庆六年四月十五日、十一月二十八日，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奏折。

[121] 《军录档》，嘉庆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闽浙总督阿林保奏折。

[122] 《军录档》，嘉庆十二年六月二十日，闽浙总督阿林保折片。

[123] 《军录档》，嘉庆十五年八月初八日，福建巡抚张师诚奏折（缺发文日期，八月初八日系朱批时间）。

[124]《天地会》（一），第150页。

[125][126]《军录档》，嘉庆十六年五月初七日，广西巡抚成林奏折。

[127][128]《天地会》（一），第64、86、90页。

[129]《军录档》，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广东巡抚郭世勋奏折。

[130]《天地会》（一），第90页。

[131]《天地会》（一），第116页。

[132]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五十五，《列传》第一百四十三《叶廷秀》。

[133] 赵翼：《皇朝武功纪盛》卷一，《平定三逆述略》。

[134] 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第44-45页。

[135] 肖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科》卷4，第15、16页。

[136] 肖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科》卷5，第24页。

日本人编造的扬州十日却被当作信史

作者：百砖斋居士　回复日期：2007-4-20　17:49:17



作者：lovesue888　回复日期：2007-4-20　17:25:19
作者：鹭水苍茫　回复日期：2007-4-20　17:19:29
放屁！我就是漳州人，从没听过这件事。况且，漳州历史上城市就不大，会有七十万人？三月到十月七个月，每月平均死10万人？撒谎编造也不能这么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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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位于位于北纬23.6—25度，东经117—118度，邻近厦门、汕头两个经济特区，与台湾隔海相望，是福建最南端的一个地级市。全市土地面积1.26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8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58万人。1986年12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确定并公布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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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迁《北游录·纪闻下》:“壬辰漳州受围，城中百姓才余一二百，第宅万间，率门户洞开。此一二百人指沟中白骨，历历数其生前姓字。告人又城危急时，有士人率妻子闭户，一泣而卒，邻舍儿窃煮食之，见肠中累累皆纸絮，邻舍儿亦废箸自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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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料》第三册，页269。但《海上见闻录》卷一，页17，注日
“后清署守道周亮工收髑髅，凡七十三万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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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城内在明末没有70万人是肯定的,就是今天,漳州城区人口也还达不到50万人.但这不等于当年郑氏围城数月漳州城里饿死人无数的事实不存在.老朽幼时犹曾从祖母口中听到此类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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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应该再写另一个帖子说明此事

其实主贴和跟贴已经交代清楚了

1。当时郑是土匪杀人不眨眼，清才迁海保护他们
2。当时周围的难民集中在哪个城市
3。后来的清朝援兵被放入城中，又被围困

这些人加起来有多少？

史料完美：
1。清朝的官方史料
2。明朝遗臣的私人写的历史
3。当地百姓的传说和府志等等

非常有趣的是
日本人编造的"扬州十日"却被当作信史

中国近代多是一些狗屁历史学家

谈迁于明朝天启元年（1621年）开始撰写《国榷》


谈迁（1593年～1657年），明清史学家。原名以训，字观若；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明诸生。浙江海宁枣林（浙江海宁西南）人。终生不仕，以佣书为生。

谈迁于明朝天启元年（1621年）开始撰写《国榷》，至天启六年完成初稿，以后仍陆续修订。清顺治二年（1645年），又续订明崇祯、弘光两朝史事。顺治四年（1647），全稿遭窃，又发愤重写，新写《国榷》共一百零四卷，五百万字，内容比原书更精彩。其著作尚有《枣林杂俎》、《北游录》、《枣林集》等。




《国榷》为记载明朝历史的编年体史书。谈迁（1594-1658）撰。鉴于经史官员垄断了明历代实录，很多地方忌讳失实，而各家编年史书又多肤浅伪陋，谈迁寻访到各种资料，广征博采，力求征信。天启元年（1621）始编著，初稿六年后完成，据称此书“六易其稿，汇至百卷。”顺治四年（1647）全稿被窃，他又发愤重写，终于以三十余年编成《国榷》一书。
此书记叙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明太祖朱元璋诞生，直到顺治二年清兵陷南京的317年间的历史。据称《国榷》原稿百卷，谈迁死后仅有抄本传世，后经张宗祥据蒋氏衍芬草堂抄本和四明卢氏抱经楼藏抄本，以及崇祯一朝十卷本互相校补，加以标点，分为104卷，又卷首别作4卷，共108卷。


国榷（1958年中华书局版）的封面

中国历史界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



《扬州十日记》连作者生死年月日都不清楚，把朝鲜称作高丽伪书，竟然被评为“史地十大奇书”。



王秀楚，明末清初人，曾任史可法的幕僚，《扬州十日记》作者。他所记载的扬州十日大屠杀，描写清兵杀人如麻，流血有声，读了之后，令人毛骨悚然，如游地狱，忘掉人间。“自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五月五日止，共十日，其间皆身所亲历，目所亲睹，故漫记之如此，远处风闻者不载也。”“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初四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后寺院僧人焚化积尸，“查焚尸薄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万余，其落井投河，闭户自焚，及深入自缢者不与焉。”《尚书》、《左氏春秋》、《山海经》、《史记》、《汉书》、《水经》、《大唐西域记》、《资治通鉴》、《百夷传》与《扬州十日记》被评为“史地十大奇书”。


扬州十日是南明弘光元年，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发生在清军攻破扬州城后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的事件。由于当时南明将领史可法对清军的殊死抵抗，在同年四月二十五日（5月20日），清军攻占扬州后，当时大雨倾盆，多铎宣布在扬州城内进行了屠杀。当时的幸存者王秀楚所著《扬州十日记》中记载屠杀共持续十日，故名“扬州十日”。

有关扬州十日的记载主要来自《扬州十日记》，这是一本仅八千字不到的小书；但此书长期被清廷禁止无法流通，导致清末以前大部分人对此屠杀事件一无所知。直到清末有心人士将此书由日本带回，“扬州十日”事件才广为世人所知，陈天华在《狮子吼》写道：“有当时一个遗民，于万死一生之中，逃出性命，做了一本《扬州十日记》，叙述杀戮之惨。”可说是为辛亥革命的成功造就了舆论准备。《扬州十日记》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一些书籍如：《清代通史》、《辞源》、《辞海》，《中外历史年表》、《清史编年》等皆予引用。

据《扬州十日记》所载，清军攻破扬州城后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大肆屠杀，史载：“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初四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后来由城内僧人收殓的尸体就超过了80万具。




扬州十日插图

《扬州十日》才是伪造的，而且是日本人伪造的


《扬州十日记》一文自身的矛盾

王秀楚在这篇不足8000字的文章里，特别强调了这是他自己在扬州城内亲历目睹了这场大“屠杀”后记下来的，使人不能怀疑文章的虚假讹误，但经仔细读后，发现了很多自相矛盾之处，由于经不起推敲之处甚多，现仅举数例以证其讹。

（一） 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十二日，大学士冯铨、洪承畴因皇上“一日之间，万机待理，必习汉文晓汉语，始上意得达而下情易通”，遂奏请选派满汉词臣向皇帝进讲六经。昭连在《啸亭杂录》卷二《启心郎》条记载说：“国初满臣不解汉语，每部置启心郎一员，以通晓国语（按即满语）之汉员为之，职正三品，每议事坐其中。”这都反映了清政权在北京建立之后，实行全国范围的统治，在语言文字上遇到的困难。1644年以前，清军虽曾数次入关，但停留时间都比较短暂，满汉语言障碍不可能迅速超越。迨豫王大兵进入江南地区，战事紧迫，没有学习汉语的条件，而且清军从未到过江南地区，江南（扬州）话比北方话更难于听懂，即便是讲汉语，用汉文的汉人，也不易听懂，更何况刚过淮河的清军。另外一方，即扬州人，多数人听北方话也会感到困难，时至今日，在南方和北方人之间，不是仍然存在着互相听不懂的情况吗？，更何况清军讲的是“满语”呢！王氏却在文章中多次提到听“满兵”讲话和他与“满兵”对答如流的讲话情节。如“一骑独指予呼后骑曰：“为我索此蓝衣者”。“卒固嘱我于诸妇曰：“看守之，无使逸去。””王秀楚不仅能听懂满语，并且能和“满兵”相问答，现将这段话摘抄如下：

红衣者熟视予，指而问曰：“视尔非若俦辈，实言何等人”？予念时有以措大而获全者，亦有以措大而立毙者，不敢不以实告，红衣者遂大笑谓黄衣者曰：“汝服否？吾固知此蛮子非常等人也。”（引者按：清朝服饰制度，普通人是不准也不敢穿黄色，包括明黄、杏黄和金黄的衣物的，这里却是说是穿黄色衣服，岂非大谬）复指洪妪及予问为谁，具告之。红衣者曰：“明日王爷下令封刀，汝等得生矣，幸勿自毙。”命随人付衣几件，金一锭问：“汝等几日不食？”予答以五日，则曰：“随我来”。

从这段流畅的对话中，怎能感觉到这是“满兵”用“满语”于江南人第一次见面时的直接交谈呢！扬州人讲的话，不但清军将官可以听懂，“满卒”也听得懂。如记一“满卒”对其兄进行敲索时，其兄哀恳曰：“吾有金在家地窖中，放我，当取献。”又如在“满卒”污辱妇女时，被辱妇女说：“此地近市，不可居”。在他妻将受辱时，他对“满卒”说：“妇孕多月，昨乘屋坠下，孕因之坏，万不能生，安能起来？”而这个从未到过江南地区的“满卒”对各类内容的扬州话都听得懂，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诸如此类的谈话，还有多处，不一一例举。

此处须说明一点，《记》中所能讲汉语的“满兵将”系指满州旗之兵将而非汉军旗之兵将。因原著通篇未涉及汉军旗兵将，同时《记》中多处明确写道：“领此者三满卒也”，“突遇众骑至，中一与卒满语一、二，遂舍予妇去”、“自相奋击，内一卒劝解，作满语”等。

（二） 扬州城破后，南明总兵刘肇基曾率兵进行巷战，史书不乏记载。而王秀楚根据自己的“目睹”记二十五日城破时情况是：“予复至后窗窥城上，则队伍（指清军）稍疏，或行或止。俄见有拥妇女杂行，阚其服色皆扬俗。”紧接着他从家中出来，又看见“北来数骑皆按辔徐行，遇迎王师者，即俯首若有所语……迨稍近，始知为逐户索金也。”在硝烟弥漫、喊杀震天的战斗之际，清军竞携带妇女从容地走在城上，将士们挨户索钱，这是有悖情的。

按军事常识论，清军既夺取扬州，战役的目的已达到，自然应弹压保守之，而王氏在记叙五月初一的情形时，除描述了清军的抢杀外，并记有：“是日，兴平兵复入扬城而寸丝半粟尽入虎口。”到初二日，府州县均已任命了官吏，而记述初五日情形时，城内仍然是“往来打粮者日不下数十辈……，初不知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也。”胜利之清军竞能容忍“兴平兵”和土匪之流任意进出府城，对其肆意抢掠也不闻不问，这也予情理不合。

（三） 王氏在其书中有三处提到清军将领，记叙亦颇详明。其一，四月二十八日，记其兄之遭遇时云：“伯兄亦来，云是日被动云负担，赏以千钱，仍付给令旗放还。”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清军并非毫无军纪的野蛮之师。其二，在同一天里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复闻有王姓将爷，居本坊昭阳李宅，以钱数万日给难民。”还些清军既是强盗--任意抢杀，又是菩萨--救贫赈灾，先当强盗，后做菩萨。以抢来的钱再施舍给原主。这样的记载不禁使人怀疑。其三，二十九日与他谈话的红衣青年将领，曾劝慰他“幸勿自毙”，还给他“几件衣服”和“金一锭”，当知道他家人已五天未吃饭后，就亲自将他带到一宅院，命人给他家烧鱼做饭，他吃饭后，还允许他把鱼和饭带走去喂受伤的哥哥。这又叫人怎么理解呢？

（四） 王氏在四月二十六日记事中引用“满卒”话说：“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这里不谈他何以能如此透彻的理解满语，就征朝鲜一事，史书记载颇详，后金（清）与朝鲜共发生战争二次。第一次是在天聪三年（1627年）正月，由贝勒阿敏率兵远征，距1645年已十八年，第二次是崇德元年（1636年）十二月，这次是由清太宗亲征，两次征战，均无“掳妇女数万人”之事，即《李朝实录》也无此记载。且当时称“朝鲜”，不称高丽。

（五） 自古以来，兵火相连。扬州烈火，王氏屡屡述及。令人不解者，如此空前的兵燹之后，城中竟然还存有“督镇（史可法）所储军粮，如丘陵，数千石。”未受任何损失，供清军用它来赈济灾民。《记》中甚至还有这样记述：“自念五日起，至此已五日，或可冀幸遇赦，乃纷纷传说洗城之说。城中残黎冒死缒城昔大半。旧有官沟，壅塞不能通流，至是如坦途，夜行昼伏，以此反罹锋，城外亡命利城中所有，辄结伴夜入官沟盘诘，搜其金银，人莫敢谁何。”观此，给人印象是清军只在城外活动，只是在白天活动，夜晚竞无守城之兵，城外不知为谁家之天下，竞会有人在清军“屠杀”的时候，夜入城内送死。这哪里是战争尚未完全结束的扬州城？

上述几点，仅举荦荦大端者，给观全文，矛盾重重，破绽百出，这样的记录，怎能成为严肃的史料？

《扬州十日》是日本人伪造的

有关扬州十日的记载主要来自《扬州十日记》，清末有心人士将此书由日本带回，“扬州十日”事件才广为世人所知，陈天华在《狮子吼》写道：“有当时一个遗民，于万死一生之中，逃出性命，做了一本《扬州十日记》，叙述杀戮之惨。”可说是为辛亥革命的成功造就了舆论准备。《扬州十日记》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一些书籍如：《清代通史》、《辞源》、《辞海》，《中外历史年表》、《清史编年》等皆予引用。




像这样的文章，是怎样躲过了清严密的文网而得以流传下来的，不属本文讨论的范围，但它作为孤证，而能够在史学界广被引用，左右名家，影响海内外学界，这固然由于它是孤证，另外同辛亥志士的宣传有关，辛亥志士，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在进行革命宣传时，难免带有过激情绪，而至有的宣传夸大其辞。正象谢国祯先生所说：“大都凭诸传闻，横加丑诋，或者是出于个人的爱憎，随意喜怒笑骂，不甚符合于当日的事实。就是研究清史的专家也不能免”。王秀楚的《记》正好适应了当时宣传的要求，成为反对清政府的材料而被广为宣传利用。“又因史料尚未大量发现，但凭个人信笔出之，这也难怪”。但时至今日，仍在以讹传讹，必将给历史学研究工作带来很大干扰，在人们认识上造成混乱，所以证讹工作十分必要，应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扬州十日》是日本人伪造的


1.扬州十日的记载主要来自《扬州十日记》，清末有心人士将此书由日本带回

2. 1905年8月，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的牵线下，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1905年8月，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的牵线下，结合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蔡元培与吴敬恒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总理，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并以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在发刊词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继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所进行者为国民革命，将创立者为中华民国；并举所誓之四纲，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以达成之。

《扬州十日》是日本人伪造的


1.扬州十日的记载主要来自《扬州十日记》，清末有心人士将此书由日本带回

2. 1905年8月，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的牵线下，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1644年，清政权在北京建立，之后在继续和南明、李自成农民军进行的三方面角逐中，取得了初步胜利，乃于1645年初，命在陕西的豫亲王多铎率所部“相机即遵前命趋往南京。”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战争。

扬州战役是清军渡江前取得的第一个具有关键性的胜利。史可法被俘遇难，南明四总镇及左良玉部的溃降，导致南明沿江防线的全面崩溃，福王被擒，宣布了南明王朝基本结束。因此扬州战役在清初历史上成为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 历史工作者及关心明末清初历史的人士，自然要重视扬州战役的史实及其作用。由于这个时期的史料发现的很少，一部《扬州十日记》便受到了比较广泛地瞩目。

明末清初扬州人王秀楚在其所撰写以记录清军在扬州战役中进行大屠杀为主要内容的《扬州十日记》(以下简称为《记》)中说：“其间皆身所亲历，目所亲睹，故漫记之如此，远处风闻者不载也。”他根据身受目睹并进行“调查”后记录下来的清军在扬州战役中屠杀的人数是“查焚尸簿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万余，其落井投河，闭户自焚及深入自缢者不与焉。”

《扬州十日记》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一些有影响的书籍和萧一山著《清代通史》、《辞源》、《辞海》，《中外历史年表》、《清史编年》，科普通俗读物《简明中外历史辞典》、《上下五千年》等都予引用。国外，如苏联齐赫文斯基地也在其所著《中国近代史》中引用。诸书引用时都在不同程度上控诉清军在扬州的“屠杀”，并加以谴责。

历史是科学。科学是来不得丝毫虚假的。《记》中纰露很多，不能不使人对它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笔者学识有限，仅就《记》的真实性进行粗浅探索，并以管见就教于诸方家。

一 扬州并未形成南明和清两军的主战场。

战争中死人的多寡，主要是由战场的大小、双方投入兵力多少、时间的长短、战斗的激烈程度、使用武器的杀伤力以及军队纪律素质等诸方面因素决定的。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南明诸臣在南京拥立福王为帝，建立了南明宏光政权。这个政权班底是由各种势力拼凑而成，马士英把持朝政，压制东林党。同时，面临着清军与李自成大顺农民军、张献忠大西农民军的威胁。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更可法的战略意图是在加强防御的基础上向北进击，以图中原。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十三日奏设四镇，每镇额兵三万。东平伯刘泽清驻于淮北；兴平伯高杰驻于泗水；广昌伯刘良佐驻于临淮；靖南侯黄得功驻于庐州，史可法督师屯驻扬州，居中调遣，此外宁南侯左良玉率军十多万驻防武昌。

高、黄、二刘等四镇，拥兵自重，互相矛盾，皆欲抢占繁富的扬州。在清军渡淮前，四镇间已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 高杰与南明睢州总兵许定国有隙，许定国遂手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计杀高杰后率所部降清。扬州战役开始前，四镇中实力最雄厚的高杰便在自相残杀中瓦解了。 南明军事主力之一，驻守武昌的左良玉，袒护受马士英倾轧的东林党，以清君侧为名，于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二十五日举兵讨伐马士英，向南京进攻，李自成乘机占领武昌。马士英于四月一日密诏史可法督军渡江入援。当清军已进入河南、安徽，行将夺取扬州时刻，左良玉不仅未能保守武昌反而掣肘南京。左良玉病死，其子梦庚续统大军于四月七日陷彭泽、东流，迫使南京仓促宣布戒严和急征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三总镇兵入卫。迨清军攻取泗州渡淮，史可法退保扬州，连章告急求援时，二刘竞然借口入卫，径自率军南下。

置扬州危机于不顾的刘泽清并未入卫，反于二十一日降清。刘良佐亦于豫王进入南京后降清。这两镇大军亦未参加扬州战役。

黄得功奉命截击左梦庚于板子矶，左梦庚兵败降清。黄得功率所部兵驻芜湖。这一镇兵根本来到江北，当然不可能参加扬州战役。

四月十九日，多铎兵临扬州。史可法“檄各镇赴援，无一至者”，只有总兵刘肇基率四百兵驰援，斯乃车薪杯水。城内总兵李栖凤和监军副使高岐凤二人欲劫持史可法降清未遂，便连夜“拔营降清”，这对扬州城守来说，无异釜底抽薪。

南明布置在南京周围重兵数十万，经过一系列的自相残杀后，纷纷降清，吏可法实际上是少兵无援地孤守扬州城。

清军四月自归德(今河南商丘)分路南下，豫王率所部于十三日取泗州，十四日渡淮，十九日围扬州。守城兵将虽进行顽强抵抗，但双方兵力相差悬殊，并未经过残酷的争夺战。

《扬州十日》是日本人伪造的


1.扬州十日的记载主要来自《扬州十日记》，清末有心人士将此书由日本带回

2. 1905年8月，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的牵线下，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二 对扬州府城人口密度的估算

王秀楚在《记》中记载被清军屠杀的扬州府人数时，说：“查焚尸簿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余万，其落井投河，闭户自焚及深入自缢者不与焉”，据此，当时死亡人数当在八十万以上。依王说，扬州府城居住人口最少也要有八十余万。这就需要有容纳八十万余人的生活空间。那么扬州府城的面积有多大呢?康熙十四年金镇主修的《扬州府志》卷一和雍正十一年重修的《扬州府志》卷五所记扬州府城沿革为我们提供了探索的数据：“周显德六年(959年)韩令坤始别筑新城，旧志所谓小城者也。宋初李重进毁之，复茸旧南半为城。南渡时诏吕颐浩缮修，乾道二年(1166年)又修，旧称宋大城。周二千二百八十丈，盖南渡后所增修也。淳熙二年(1175年)知州郭棣请即前毁城遗址建筑。扬州乃有三城。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明人取扬州，令佥院张德林改宋大城筑西南隅守之。周九里，为一千七百五十七丈五尺，厚一丈五尺，高倍之。门五，东曰宁海(今日大东，又曰先春)，西曰通泗，南曰安江，北曰镇淮．东南日小东，各有瓮城楼橹，敌台雉堞，南北水门二，引市河通于濠。嘉靖乙卯(1555年)，知府吴桂芳以倭寇请于上官，接东郭建城，即宋大城之东南隅也。工方兴而迁去，后守石茂华继之，起旧城东南角循运河而东，折而北，复折而西，至旧城东北角止，约一十里，为一千五百四十一丈九尺，高厚与旧城等，今称曰新城，为门七，南曰挹江(今日钞关)，曰便门(今曰徐宁)，北曰拱辰(今曰天宁)，曰广储(初亦曰镇淮)，曰便门(今曰便益)，东曰通济(今曰缺口)，曰利津(今曰东关)，门各有楼，为敌台十有二，南北水门各一，东南即运河为濠，北凿濠与旧城濠连注于运河。”

按照上述记载，结合《扬州府志》所刊扬州府城池图，复制当时扬州府城池的示意

图如下：


说明：

(一)虚线内为旧称宋大城处，原来周长2280丈，经明朝张德林改筑后为周9里，计1757丈5尺，即称为府城处

(二)市河东部为新城区，系明嘉靖乙卯筑以防倭寇者，周长约10里， 计为1541丈9尺。府志提供了城的周长，城池图提供了城为四边形的，但未说明边长。在四边形中以正方形面积最大。

按照正方形进行计算，其结果是：府城区面积约2144760．25平方米。新城区面积约1651255平方米。整个扬州府城的面积约为3795985．25平方米。

按照城池图估算，城内的民房、官廨、寺庙、学校、厅堂楼阁、园院场桥等建筑物及河渠所占地约为60％。假如王秀楚所记被杀人数“八十万余”是实，不把清军、扬城生存者及其他方式死亡者计在内，这“八十万余”人的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仅4．7平方米，如将建筑物所占面积减去，则人均仅占有土地不足1．9平方米。这些人在生前，要摩肩擦背，死后要象柴禾一样地码起来。人在这样环境里是不能够进行生存活动的。更何况扬州的实际形状不是正方形的，其面积平方米数必定要小于上述数字，而人口采用了“八十万”这个最小数字。如果把城内面积数字减少而把“八十万”以外的数字加上，那么在清军入城前，扬州府内人一个挨一个也容纳不下了，这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现在要搞清扬州府城内人口的确切数字是很难的了。但是通过对明清两朝扬州的编户丁口情况进行一个估算，求得人口的近似数字还是可以的。

现把明清两朝的编户丁口情况列表于下。

见下图：



说明：扬州府领属三州七县，它们是高邮州、泰州，通州，江都县，仪真县、泰兴县、宝应县、兴化县、如皋县、海门县。县附府治扬州府和江都县在同一境内。

从上表可以看到：

(一) 自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迄万历六年(1578年)的185年中，扬州府所领三州七县的编户丁口，除成化十三年外，变化都不大。无论整个扬州府还是江都县一县的编户数与人口数的比例，基本是在1：5这个数字上下浮动。这和我国的多数比较发达地区编户丁口人数的比例基本一致。

(二) 万历六年(1578年)到康熙十四年(1675年)的近百年内，扬州全府丁口减少约42万人。万历以来，灾祸频仍，崇祯以来，战乱加剧，人民死走逃亡，人口大量减少是必然的。由于扬州府衙始终和江都县在同一处，就人口数字而言，府县为一。从江都县一县的登记来看，康熙前期和洪武时期的丁口数字基本持平而稍稍低于成化、嘉靖二朝。约减少了三万左右。

(三) 百年左右时间里，江都县减少人口约三万，扬州全府在百年左右时间里减少人口约42万。扬州府所领三州七县共十个单位，平均起来，每个单位减少约四万人。江都县所减少的人口数字也是接近的。

(四) 自洪武以来，全府丁口最多时是万历六年(1578年)，也仅有81万余人。扬州府和江都县同在一城，府属除政府机构外，并不另有自己直辖编户丁口。就人口而言，府县为一，而江都县全部人口(包括郊外)从未达到过十万。

王秀楚在《记》中述说得很明确、具体，自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五月五日止，共十日(笔者按：当年农历四月为小建，只有二十九天)，其问皆身所亲历，目所亲睹，故漫记之。如此，“远处风闻者不载也，”他记述的是扬州城内的大屠杀，不是扬州府全境的大曙杀，而扬州城内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这是明明白白的。所以，即使把全城杀光，也不会超过十万人，更何况事实上不可能杀光。

《扬州十日》是日本人伪造的


1.扬州十日的记载主要来自《扬州十日记》，清末有心人士将此书由日本带回

2. 1905年8月，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的牵线下，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三 清军可能投入扬州战役的兵力

在科学不发过的时候，战争使用的武器，主要是冷兵器，即刀枪弓弩。一般的每个士兵只掌握（使用）一种兵器，一般的不会比反抗一方手中的大棍、斧、锄强多少，因此稍具头脑的军事统帅都懂得要以大于敌人的兵力（个别的以少胜多的战例除外）去改击敌人；最少也要投入和敌人基本同等的兵力。所以对清军投入扬州战役的兵力进行核算，对于弄清扬州的“大屠杀”是很重要的。

(一)清军的总兵力

《清史论丛》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中华书局版)第三辑发表了李新达先生《入关前的八旗兵数问题》一文。据李先生考证，入关前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共有兵数约十四万六千余名，此外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等统率的天祜兵，天助兵共一万余人，加上外藩蒙古兵、朝鲜兵以及随征子弟和奴仆等，“入关前清政权所能动员的总兵力可达二十万人之多”。

(二)清军入关的总兵力

据《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丙寅”记载：命摄政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率师经略中原，“统领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入关。李新达先生文章的结尾处也说：“在一般情况下，征调的兵额占八旗壮丁的三分之一左右，特殊情况下，则征调壮丁的三分之二以上。”入关经略中原，自然是特殊情况。按李先生对清军总兵力的计算结果，所抽调兵数当在十四万左右。徐鼐在《小腆纪年附考》卷五“吴三桂与闯贼战于一片石”中亦记为：“摄政王度势已迫，乃尽发骑兵而西，……全军始至合十四万骑。”魏源在《圣武记》中也记为“时流贼李自成将精锐二十万东击三桂，……三桂军其右，我军其左，尚不及贼阵之半，”

这些不同时间，不同态度人士的记载，认定入关清军总兵力为十二万到十四万这一数字大致是不错的。

(三)豫亲王多铎南下的总兵力

扬州战役清军主帅豫亲王多铎所统大军的兵力，是证明清军不可能屠杀“八十万余”人的重要依据。

摄政王多尔衮率大军进入北京，民心浮动，京畿地区人民反抗斗争风起云涌。保守京城，事关重要。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十一日，多尔衮命以京城之半屯兵。“以南城为民居，尽圈东城、西城、北城、中城为营地。左翼；镶黄旗在安定门内，正白旗在在东直门内，镶白旗在朝阳门内，正蓝旗在崇文门内；右翼：正黄旗在德胜门内，正红旗在西直门内，镶红旗在阜域门内，镶蓝旗在宣武门内。”，以八个整旗兵力拱卫京城。每旗按7500人计，共六万人。顺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初三日，在京朝鲜官员任（纟+光）向朝鲜国王报告说：“且闻衙门之言，则累十万兵经夏屯留。”，两份材料都说明北京留有重兵，但两个数字之间相差四万，这和当时军事布署、军队调动频繁有关。当时留守京城的兵力，经常保持在六万到十万之间是可以肯定的。

在确保京城安全的前提下，清廷以平定抗清起义为首要战略目标，所以兵分多路出击，六月遣肃亲王豪格及石廷柱，巴哈纳等：“往定山东，河南”。遣都统叶臣等“往定山西”。十月十九口，以“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以所部随从．全军三万余骑经山西攻陕北。”二十五日又以：“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军征讨南明，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以所部随从，全军二万余骑，渡黄河南下。”

豫王大军击败李自成农民军后，自潼关分路南下。此前，南明兴平伯高杰兵发徐州时，曾致书刘泽清曰”清兵号称二十万，实七八千。”

多铎兵不会有二十万，但也绝不会只有七八千，那么豫王所统大军究竟是多少?具体数字虽难考订，但通过概算还是可以搞清楚约数的。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多铎曾向清廷奏报说：“大军于四月初五日自归德府起行，沿途郡邑，俱已投顺，十三日离泗州二十里，令固山额真阿山率蒙古固山额真马喇希、富喇克塔及将士前夺泗北淮河桥，其守泗总兵焚桥遁，我军逐夜渡淮，翌日，追五十余里不及，十七日遣尚书宗室韩岱、梅勒章京伊尔德、护军统领阿济格尼堪、署护军统领杜尔德率师至扬州城北，获船百余艘，是日，大军距扬州城二十里列营，令署护军统领硕纳代、伊尔都齐、费扬古、吴喇禅、梅勒章京阿哈尼堪，署梅勒章京格霸库等，率师至扬州城南，获船二百余艘，十八日大军薄扬州城下，招谕其守扬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允文及四总兵官、二道员等，不从。二十五日令拜伊图、图赖、阿山等攻克杨州城，获其阁部史可法，斩于军前，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多铎的这份奏报基本是可靠的。因为妄奏虚报既会招致对自己的严惩，也对参战诸将的论功行赏影响甚大，而且，多铎也没有妄奏虚报的必要。依据多铎奏折及《清史稿》列传中涉及扬州战役的诸将领当时所任官职，可能带兵数量，爬梳分析，就可以对多铎的总兵力进行概算。

现将参战各将领的筒况摘抄如下：

尼堪：顺治元年(1644年)追击李自成至庆都，晋贝勒。顺治二年(1645年)随大军趋归德。定河南，五月从多铎克明南都。

博洛：顺治元年(1644年)从多尔衮入关，破李自成晋贝勒。后从多铎征河南，二年，破李自成于潼关，五月下江宁。

屯齐：顺治元年进贝子。从豫王多铎破“流寇”，平陕西、河南有功，二年五月从多铎下江宁，明福王由崧走太平，师还授固山额真。

拜音图：崇德七年(1642年)授固山额真。顺治二年，从多铎西征，败敌潼关，封一等镇西将军。复从南征，克扬州。

尚善：顺治元年(1644年)进贝子。二年，从多铎南征，平河南，下江南，并有功。

富喇克塔：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授正蓝旗满洲梅勒额真，旋授本旗蒙古固山额真。二年，从豫王多铎下江南，与马喇希等为前锋，克扬州。

马喇希：蒙古固山额真。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自归德渡河至泗北淮河桥，明将焚桥走，与拜音图以红衣炮攻克武岗寨。

佟图赖：汉军镶白旗固山额真。从豫王多铎西讨李自成，定河南。顺治二年(1645年)移师徇江南，先后克扬州、嘉兴。

李率泰：顺治元年(1644年)授刑部参政兼副都统。二年，移师南征，克扬州，下江宁。分领精兵三百徇苏州、松江。

韩岱：牛录章京。顺治二年(1645年)与梅勒额真伊尔德率兵南下，渡淮克扬州。三年授镶白旗固山额真。

伊尔德：一等梅勒章京。从豫王南征，与宗室尚书韩岱等将蒙古兵。自南阳下归德，至扬州，获战舰百余。

阿济格尼堪：一等梅勒章京。豫亲王多铎移师下江南，四月经淮安，遣阿济格尼堪率所部趋扬州，克城北，与亲军合攻，城遂下。

阿山：固山额真。一等昂邦章京。顺治二年（1645年）。豫王自陕西移师下江南，阿山及诸将从，与马喇希等取淮河桥，渡淮拨扬州。

阿哈尼堪：镶黄旗梅勒额真。大将军豫王南征，命阿哈尼堪会师，自河南下江南，攻扬州。

鄂硕：摆牙喇甲喇章京。二年随豫王南征，鄂硕将噶布什贤兵先驱至睢宁，败明兵，从博洛下苏州。

努山：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顺治元年（1644年）命努山将左翼噶至什贤兵，从豫王西讨李自成。二年，移师定河南，下扬州。

阿尔津:二等甲喇章京领摆牙喇章京。顺治元年（1644年）从豫亲王西破潼关，还定河南，进三等梅勒章京。

都尔德：署摆牙喇章京。顺治元年（1644年）从豫王西征，二年，自河南下江南。

顾纳代：摆牙喇章京。顺治二年（1645年）从豫王徇河南，渡淮，四月至扬州，率摆牙喇兵军于城南，获舟二百余，翌日薄城下，七日而拨。

图赖：超授三等公。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率百四十骑，直前抢杀刘宗敏部。四月至扬州，令图赖与拜音图，阿山攻之，克其城。

除上述外，还有未予立传的伊尔都齐、费扬古、吴喇禅、革霸库等将领从征。

从上列情况可以看到随豫王南下并参加扬州战役的将领中，可以单独掌握一个整旗的人，仅有五个。在这五个固山（旗）额真中，蒙古旗二人，汉军旗一人，满州旗二人。高级将领很少而中下级将领很多，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清军兵力不会大。像副都领李率泰在“徇苏州”时，仅“分领精兵三百”，而图赖在“抢杀”骠悍的刘宗敏部时，仅有“百四十骑”，可以看出清军兵力之单薄。

豫王多铎亲统大军于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十八日，包围扬州城。二十三日，清军从泗州运来攻城之红衣大炮，尚未对扬州发动攻势。二十四日，试炮，轰扬州城。二十五是，多铎知史可法不屈，急攻城破。这里值得探讨的是多铎为何日急行百里赶到扬州后，兵围扬州七天而不攻？五次致书史可法，史皆不启封投入火中，多铎为何不怒不急？如果真是爱惜史可法，那为何在城破后而立斩之？主要原因是由于扬州城高，厚、濠深，清军兵力单薄，不宜强攻，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直到攻城利器运到，不待即试射，随即城破。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实录”所载豫王兵数约二万余骑，是可信的，基本上是准确的。

《扬州十日》是日本人伪造的


1.扬州十日的记载主要来自《扬州十日记》，清末有心人士将此书由日本带回

2. 1905年8月，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的牵线下，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四 几个可以说明《扬州十日记》不可信的问题

（一） 清军在入关之初的纪律状况

军队纪律是统治阶级政策的体现。清军在进入山海关之前，顺治元年（1644年）月二十三日，多尔衮与诸将誓约：“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富，勿焚庐舍，如约者罪之。”在清军中豫王多铎是执法较严的，据顾炎武《圣安本纪》卷六记载：“豫王攻占南京后对违犯军纪，抢财物的清兵，曾进行严惩，豫王斩清兵抢物者八人，又示前日大内抢掠各物自行交还江宁县，藏匿者枭示。”就扬州而言，第一，清军未遇到顽强抵抗，炮轰城毁，既未进行残酷的争夺战，清军也未受到重大损失。第二，清军虽靠武力攻占扬州，但扬州一役关系到夺取南京，平定江南，招揽明臣，收拢人心，统一全国的大业，影响深远巨大，清廷不会顾及这一点。

还应当注意到，在屠城与否的政策上，清廷统治核心内部曾发生过激烈争论。朝鲜官员李（禾+来）在回答国王李（亻+宗）时，曾奏报：“八王（指阿济格）言于九王（多尔衮）曰：“初得辽东，不行杀戮，故清人多为辽民所杀。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九王以先皇帝曾言，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况令人心未定，不可弃而东还。两王议论不同，因有嫌隙云”。多尔衮以其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置兄弟生隙于顾而否定了阿济格的野蛮浅见。如此，多尔衮是不会允许多铎采取屠城的野蛮行为的。

（二） 如前所述，不足三万人的清军，要在五六天内，手刃八十万余人，无论上下，老幼，病伤，平均每人要杀死30-40人，姑不论杀人者的心理状态，就武器而言，一把刀无论如何锋利、坚硬，也是不敷用的，这样大量的武器供应如何解决？五月二日持何物向南京进军的？

（三） 屠城的善后事宜如何进行？

据王氏自云：“初二日传府道州县已置官吏，执安民牌遍谕百姓，毋得惊惧。又谕各寺院僧人焚化积尸，而寺院藏匿妇女亦复不少，亦有惊饿而死者，查焚尸簿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万余，其落井投河，闭户自焚，及深入自缢者不与焉。”这就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其一，焚化积尸八十万余具，必须搬移集中焚化，这样大的运输量从何处来呢？据雍正十一年《扬州府志》载，江都共有古今寺观六十三座（其中已有几十座不存在了），甘泉（县，雍正九年置，与江都县同在府城内）有四十八座，共有寺院百余座。如平均每寺有三十人，约有僧人三千名，僧人与居民数的比例是1∶30，即每30居民中有一是僧民，这种假设数字，肯定大于实际僧人数字。即便如此，这三千名僧人全部出动去运输集中如此多的尸体，也是不可能的。其二，扬州地处江畔，河流纵横，焚尸用柴量巨大，采自何处？如何运来？要焚多久？这些困难，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不要说是战争时期，就是在正常情况下，也几乎是不可措办的，遑论焚尸的统计登记工作了。

从南明兵力，扬州守军，清军兵力，居民人数，“屠”后处置等几个主要方面考查，都证明王氏《扬州十日记》关于清军屠杀扬州府八十万余人的说法，是经不住推敲的。

《扬州十日》是日本人伪造的


1.扬州十日的记载主要来自《扬州十日记》，清末有心人士将此书由日本带回

2. 1905年8月，在日本人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的牵线下，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黑龙会，日本军国主义组织，成立于1901年，解散于1945年。

1901年2月23日，内田良平等人在原玄洋社基础上于东京组织成立黑龙会，目的在于谋取黑龙江流域为日本领土，其会名即从黑龙江而来。内田自任首任“主干”，聘头山满为顾问，创建会刊《黑龙》。

早年目标是与俄国开战，霸占中国东三省，并逐步控制蒙古和西伯利亚。在此目标下，黑龙会一度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展开合作，图谋推翻中国清朝政府。1905年7月30日，在黑龙会的斡旋下，各派中国革命组织在东京黑龙会总部共同成立了中国同盟会。

日俄战争之后，黑龙会与日本军方的合作日趋紧密，先后发动或参与了对米骚动的镇压和关东大地震后对朝鲜侨民的屠杀。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改组为大日本生产党，支持军部，鼓吹战争。1934年，内田良平因卷入昭和神圣会事件而被迫淡出黑龙会，改由头山满主持黑龙会。

二战结束后，被定义为极端右翼组织，而于1945年9月13日遭美国占领当局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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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是由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海外中国人为主的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

1905年7月孙中山回到日本东京，在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的牵线下筹备成立中国同盟会。8月20日，中国(革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后避免日本政府反对，改名为中国同盟会。其前身是湖南华兴会（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和广东兴中会（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除此之外还有江浙光复会（章炳麟，蔡元培，秋瑾等）、科学补习所等多个组织参加。中国同盟会的根本政治要求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其机关刊物是《民报》（原名《二十世纪之支那》，为华兴会机关刊物，同盟会成立后易名民报）。孙中山为其总理，黄兴为庶务。

中国同盟会与孙中山设想的一个中华民国的政府组织一致：在总理下设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部，这实际上是三权分立的原则。

《民报》在章炳麟、陶成章等主编下，由胡汉民、汪精卫等执笔，与主张保皇、由康有为、梁启超执笔的《新民丛报》展开激烈论战，成为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

同盟会在1907年一度再次分裂。孙中山因未经众议收受日本政府资助离开日本，光复会退出。孙中山与汪精卫、胡汉民等于南洋另组总部；而黄兴则继续支持孙中山。

中国同盟会曾试图在中国多处组织起义，试图推翻清政府，但都没有成功。1906年至1911年间，同盟会及其盟友，联合地方会党，在国内发动八次武装起义(1907年5月：潮州起义；6月：惠州起义；7月：安庆起义(光复会策动)；9月：钦州起义；12月：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钦、廉起义；4月：河口起义；1910年2月：广州起义；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然而皆以失败告终。当中最后一次起义，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犹为惨烈，参与及牺牲者多为同盟会骨干成员。1911年武昌起义中虽然有中国同盟会的成员参加，但中国同盟会并未起领导作用。

武昌起义成立后不久就开始出现分裂。有一些人并不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孙提出的平均土地更有人反对，章炳麟等与黎元洪组建共和党。到1912年，中国同盟会已经四分五裂了。辛亥革命后孙在南京成立的临时政府的九个成员中只有三个是中国同盟会的成员。

1912年8月7日在宋教仁的组织下，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联合在北京成立国民党，孙中山为理事长，宋教仁为代理事长。1913年，袁世凯在就任正式大总统后，于11月4日下令将国民党强行解散。

《扬州十日》是日本人伪造的


1.扬州十日的记载主要来自《扬州十日记》，清末有心人士将此书由日本带回

2. 1905年8月，在日本人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的牵线下，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80万这个数字也太假了吧

张献忠屠蜀倒是史料充足，却说是假的

扬州十日史料单薄，数字夸张，却到处说是真的

难道说国人一点不会自己思考吗，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