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由号称当代大儒的蒋庆编撰了12册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美国耶鲁博士候选人薛涌在《南方都市报》撰文予以抨击，认为蒋庆此举是鼓吹“文化蒙昧主义”，由此引来一批活跃于儒学论坛的儒学或传统文化的忠实信徒的响应，并引出一些自由派人士对于薛涌的回应。2004年年末，朱学勤在《南方周末》撰文做的总结，宣称这一年是文化保守主义年，文化保守主义似乎就开始正式浮出水面。一时间讨论文化保守真有些洛阳纸贵，俨然成为文化界的潮流。

那么，什么是文化保守主义了？北京街头穿了件汉服，摆了个pose，是文化保守主义？读了点《公羊春秋》，跟着宋翔凤附会谶纬之谈，就是“微言大义”？会看注释本或白话本的《论语》，就是文化保守主义了？想来不是，已经成为文化保守主义总代理的蒋庆的态度还是比较诚恳的，蒋庆在《政治儒学》的自序中就讲得比较明白，他所赞成的主义是“公羊学”，不是什么现代新儒家高唱的“心性之学”，也不是什么古文家小学考据，更不是文人骚客的附庸风雅、摆弄古玩。蒋子明确表明，只有恢复“政治儒学”传统——即“公羊学”传统才能真正克服当代的政治危机，而“保守主义”的意义，在蒋庆的词汇之中，多半是指恢复“公羊学”中的政治哲学传统。这么看来，所以蒋子的保守主义，根本就不仅仅是“文化”的，而是“政治”的。

既然话已经说到“公羊学”了，蒋子就必须要证明“公羊学”为什么就是现代政治哲学，或者说公羊学如何拯救现代性。如果，公羊学才有可能成为政治的，也才有可能成为“保守主义”。

对于现代政治哲学的看法，不外乎此：无论是左派的民主政治还是右派的自由政治都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性本身就是克服过去，永无止息的悖论性的结构，在这种面向未来悖论性的结构之中，左右两派的政治理念都处在不停地被更新与扬弃的过程之中。但尽管如果，现在政治仍无法调和左右之争，无论是实际的政治场领还是思想界的政治争论。既然是现代了，那么必然就不是一家独尊了——无论是孔教还是基督教，都已退出实际的政治场域。由此，不难理解现在从安东尼·吉登斯那里引进的“第三条道路”之说之所以能火热起来，正是要在制度框架内调和左右之争，完善现代政治。更远些说，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所阐扬的道路尽管有其巨大的差异，但是在借鉴左右两派自启蒙以来的流传下来的历史资源方面也有其相同之处。

但不相信现代性条件之下能处理好政治问题的也大有人在。有继续了浪漫派血统的哲人就危言耸听地宣布，现代性就是一种面向死亡的政治结构，按照尼采的讲法就是“末人”时代的到来。继起的往往以此为契机，如海德格的“林中路”、施米特的“大公教”、舍斯托夫的“耶路撒冷”，据现在传过来的施特劳斯，更是直接要回到古希腊了。在这一派哲人看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回到中古或更古的政治哲学传统，用中古或更古的政治哲学克服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感与政治无能。所以，文化保守主义不是有些头脑简单的人想的那么简单，文化保守主义早就不是“文化”的了，而是“政治的，太政治的”。在蒋子手里，“公羊学”成了现代政治哲学，没什么可奇怪的。

据我的朋友萧武考证，蒋子是从施特劳斯那获得了政治灵感，从而发现了公羊学这快可拯救现代性的新大陆。我不晓得蒋子和施特劳斯什么关系，就蒋子目前发表的文章来看，我也看不出蒋子和施特劳斯有什么关系。倒是蒋子一再强调伯克的保守主义，如果仔细看看蒋子之学和伯克之学的关系，公羊学传统和伯克所要保持的英国贵族政治传统之间的差距并不如蒋子与施特劳斯之学那么远。诚然，蒋子和施特劳斯倒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可比性，但是不可比的是，施特劳斯发挥的是古希腊的政治哲学传统，而蒋子的灵感不是来自于董仲舒，更多的是来自廖平和康南海这些现代公羊家身上。

且不论蒋子的思想渊源在哪里，公羊学要成为现代政治哲学就必须回答如下问题，一，公羊学是否能成为现代政治哲学，既在已经被脱魅的世界中，公羊学的解释能否再次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亦即，公羊学是否有此张力可以应对如此重大的问题？这是个比较严肃的问题，也是清末古学复兴的焦点话题。古学复兴运动早已经被启蒙打断了，而今，蒋子用了一本书也未能解释得清——更让人遗憾的是，蒋子的论点，如三统说、改正塑、夷夏之辩，无疑是在对清末古学家研究的“同意反复”，甚少新意。如果现代的公羊家真的要搞公羊春秋的“政治儒学”，那么都应当和蒋子一样真诚地对待这个问题，而不是唱唱儒学拯救世界的高调门就行了；二，现代政治哲学确实已经走入绝境了吗？现代的政治方案都已经失败了吗？我想这是一个悲观的哲学家最喜欢的论题，但事实上这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无论现在反启蒙的姿态有多高，都必须回答：启蒙以来所建构起来的一系列政治方案都无效了吗？即使现代的政治方案都无效了，选择公羊学又有效了吗？如果就历史事实来看，公羊学成为政治哲学，担负拯救中国的危机已经在1898年尝试过一回，但并不成功——当然，我更乐意把这个问题归为一个历史问题来看，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学派政治思想来理解。

明确地说，作为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公羊学”传统中，“复古改制”等说法，确实能为现代政治提供一些新的动力，但是，作为一门政治的艺术的“公羊学”自清末今文学大家催适之后已经死亡。蒋子毫无创建的“公羊学”确实类似于钱穆所批评清末今文学派的学术研究一样，仅有“新闻宣传纸的功用”，而一大批原来持有基督教宪政主义和哈耶克式保守主义立场的自由派的加入，是否是借“公羊学”之名，行右派政治之实，似乎已无须争论。

作者 张晓波


阅读次数：53 【本文为《世纪中国》网上首发，感谢作者惠稿。】　　发布日期：2005-04-04

子班兄高人，受教了：）今文学出与朴学有渊源，往更古去，直追西京，恐不是文士作风，另庄存与、刘逢禄辈皆非仅文士，更有通经致用之关切。

另答斯芬克斯，《公羊学引论》读过。不知君是否读过？

葳蕤堂主人兄好，不知道君原是何人，能否消息告知？
对于传统的态度，我是赞同兄的意见的。我反对的是复活经学的政治传统（蒋子）或者某些右派仗着“传统”或“公羊学”之名瞎鼓捣。

葳蕤堂主人说得好：）

葳蕤好，你讲的是乌托邦原则不断降低，渐渐下降到把乌托邦理解成“一栋别墅两辆小汽车”。或许，政治本身确实就有些准宗教意味，古典时代的政治设计，不离谶纬、五行、灾异之说，现代的政治设计则科学、民主，古典正当性与现代正当性之间的搏弈看似是现代正当性获胜了，实际上，我更愿意把现代人的自信理解成“贯除根性”无知无谓，“贯除根性”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向人间回落的过程，但可能结果确实如韦伯所说的那般，未来可能是一个“铁笼”。

好，顺着你的思路我再来点即兴发言，和“葳蕤”抬抬杠。
我的帖子讲的其实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谁晓得“文化保守主义”还是个什么概念？“文化是个大箩筐，什么东西都能往里装”，所以我特别指出蒋庆讲的“文化保守主义”其实质是“‘公羊学’的政治保守主义”，而我反对的恰恰就是这种要从经学传统里挖出现代政治良方的所谓“公羊学”。
再看文化传统与自由民主政治，现在大讲这二者是并行不悖的，好象成了数学上的公理，成了无须论证的东西。我注意到你发言中使用了“信仰”一词，这就是讲你对“现代政治的”的确认仍旧是“信仰”。那么，你所讲的“文化传统”是什么：背诵几句的古典诗词，朗读几篇古文，读过四书五经，抑或全部是？“文化传统”一词，十分模糊，即便如此，“公羊学”当是“文化传统”之一，复活“公羊学”传统和自由民主政治矛盾吗？不言即明。如此，恐怕就得不出“对文化传统的诉求与对自由民主政治的信仰是并行不悖的”这一论点了，“公羊学”强调对圣人的信仰，而自由民主政治是不信仰“圣人”的。于你而言，两者皆是信仰，在两个信仰之间你选择何者？在这片混乱的天空下，诸神估计是要纷争得一塌糊涂了，“应该如此”的道德律令还能遵循吗，未来的苍穹在哪里？由此，再追问一句，如何得出脱离传统，“民主政治”就会和“暴民政治”挂钩？谁是“暴民”，为什么是“暴民”？

葳蕤好。我可没用诡辩啊。你看，传统文化是包涵公羊学的，你不否认吧？当你讲，“对文化传统的诉求与对自由民主政治的信仰是并行不悖的，甚至可能相互补充”时，你就陷入了矛盾：到底是用“公羊学”的政治哲学传统来补充民主自由好呢，还是用民主自由来补充“公羊学”？这就是你的信仰悖论，“诸神之争”了。所以我说蒋庆的态度起码是诚恳的，他一开始就面对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什么是公羊之学，为什么需要公羊学？这样的做法，或许有哗众取宠的嫌疑，但是真诚的讲，我倒欣赏一个政治哲人一横到底，面对问题毫不妥协，而不是讲“传统调和民主自由”的和稀泥。

葳蕤稍安。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可能由于观点不一致，措辞都有些激烈，我建议我们都平静下来。如果已经变成了攻击，而不是讨论问题，那么我建议我们停止这个话题的讨论。我发言有不当之处，先道歉。
一，我再强调一次，公羊学是传统文化之一，我并没有将传统简化为公羊学，但不可忽视的是，公羊学是古典的政治哲学，正因此就更值得重视公羊学能否成为现代政治哲学，或者是以公羊学来办现代政治。这一点是用来针对你含混不清的“传统文化”的提法的。如果你认为关于“公羊学”的讨论是个伪问题，那么我们搁置不论，看第二个问题。
二，你现在的发言比前次的激进态度退了一步，承认“选择怎样的传统，这是尚待我们探索的问题”，我认为你也接受了我上几个回帖中讲的意思，公羊学和“民主自由”无关。对于“传统”这样的词汇，我是很迷惘的，什么是传统，该发扬什么样的传统？大传统，小传统？儒家传统，法家传统，道家传统，墨家传统？几乎是各人都有一套说辞，更说不上有一个“我们”这样的共同体了。曾经有位国学功底深的朋友告诉我，如果读古书，是把弄古玩或思想发展的兴趣，那倒无所谓，但有读出些什么“微言大义”来，则大可不必，也不大可能。我读了些古物之后，觉得他讲得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