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安全与稳定问题从“七五”事件后，重新成为当前热点问题。揆诸历史，新疆最错综复杂的形势是在1945—1949年间国民政府时期。用当时主政西北的张治中说法来说“回顾从1945到1949年，特别是1946到1948这三年，新疆局面是如此紧张，人民心理是如此动荡，多少次数濒于决裂，濒于战争，真使人惊心动魄、寝食不安。”
民族分裂主义问题的兴起和复杂化，主要缘于列强的介入和利用。俄国（和后来的苏联）野心暴露最早，干涉最多，1871年后强占伊犁10年之久。英国步伐次之，而用心最险，后果最恶。19世纪中叶，英属印度政府支持中亚浩罕国的阿古柏入侵新疆设立政权，被左宗棠平定；1908年英国在喀什设立领事馆后，通过“发展侨民”等办法，煽动“新疆独立”，1年间发展当地少数民族“侨民”3000多人。1918年，所谓“英侨”买买铁力汗叛乱率先打出了“杀尽汉人、收复领土”旗号。1933年11月,在英国支持下，沙比提大毛拉和伊敏在喀什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布该共和国为“永久民主共和国”,第一次公开打出了分裂的旗号。日本在推行大蒙满计划的同时，也策划在中国建立伊斯兰国，收留了奥斯曼帝国末代苏丹阿卜杜尔?海米德二世之子，计划让他出任新疆独立后的首脑。苏联从1933年起从军事、经济等多方面扶植新疆军阀盛世才，甚至直接派军队助盛作战，既图借机控制新疆各种自然资源，也有建立“一个稳定而亲苏的新疆地方政权”，“使与新疆接壤达3000多公里的中苏边境平安无事”的目的。
盛世才和苏联闹翻后，苏联转而支持民族分裂势力（或谓激进派、革命派），于40年代初帮助伊犁、塔城地区伊斯兰秘密组织了“解放组织”。1944年在苏联伊宁（伊犁地区首府）领事馆的操纵下，发动暴动，先后占领伊犁、塔城和阿勒泰（即阿山）三个地区，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张治中回忆录》中称为“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即所谓伊宁政权），启用的国旗是绿底带中间黄色星月标志，是明显的伊斯兰教标志的旗帜。领导者包括苏共党员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和一些伊斯兰教上层宗教人士如大阿訇艾力汗?吐烈等。苏联红军直接参加民族部队作战，于1945年8月日本二战投降后趁机推进到省府迪化（乌鲁木齐）140多公里外，更对南疆分路进攻，造成全省动荡。
老奸巨猾的斯大林帮助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权的目的，实际上是要以新疆问题做筹码，迫使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和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实际上，三区部队也未有能力控制全疆，如无苏联红军的参与，恐怕连三区都守不住。1945年8月中苏签订“友好条约”，斯大林的计划得以实现，伊宁民族部队的攻势也告暂缓。
张治中衔命来到新疆，便在此时。他原来是准备担任东北行辕主任的，此番改任，影响历史甚巨。他是公开的、知名的亲苏派，蒋介石委派张到新疆，当有借重其长处的考虑。宋希濂先是作为西北行辕参谋长随张到任，后任新疆警备司令，主掌兵权，他是张治中的学生，但又有向蒋介石“告状”，称张治中“立场偏左”的前科，让部下相互牵制是蒋介石的惯技。
张治中回忆录中关于新疆问题的章节占了全书的1/4以上，详尽记述了和谈、分裂、解放的全过程，种种曲折艰难，不足为外人道。总体来看，他面临着“三突出”的形势：
一是其时斗争的残酷性相当突出。“新疆在历史上有人说几乎是十年一大乱，五年一小乱”的地方，民族仇恨至深，每次变乱都是各族主要是汉族和突厥语系民族互相残杀的时候，这次伊宁事变也未能例外，三区汉人被杀的很多。有些地方只剩下了老弱妇孺数十人，在伊宁残留的汉人中，也是老弱妇孺占大多数，青壮年都被杀光了。”阿合买提江还对张治中说“如果放任这些极端分子去干的话，恐怕一个汉人也剩不下来。”张治中在新期间，“各地还是接连不断地发生问题……比如过去讨了维族妇女做妻子的人被侮辱、被捆打，甚至被暗杀的事件。”另一方面，张也承认，历史上的封建统治使新疆“备受剥削和压迫”，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如同一座“大监狱”，三县暴动之后，国民党特务系统也在吐鲁番等地“大肆逮捕，残酷杀害了许多人。”赛福鼎?艾则孜在其回忆录中也直指国民党军队和特务“屠杀”群众，有一次多达300多人。伊宁一批国民党军队在被少数民族部队围困、突围无望后枪杀了自己的孩子，然后自杀，只留下几个年幼的孤儿（估计是属于阵亡的将士的子女）。此间的仇恨与恐惧，令人心悸。
二是政治的复杂性相当突出。从外部看，列强的插手使新疆长期呈现四分五裂之势，中央政府在新疆属于“弱势部门”，特别是苏联依仗其比邻接壤之便和一贯的军事强硬态度，影响力极大。国民党是在盛世才立场转变后才进入新疆的，依托几个师的军事实力为后盾，但初来乍到，举步维艰，抱着一向反苏的态度，也不利于事件的解决。张治中虽然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但与蒋介石和外交部对他的过于亲苏的路线并不赞成，外交部长王世杰和他还当面冲突，张自承：“我以一个边疆负责人的地位，新疆问题又与苏联息息相关，但是在对外方针上与南京政府不一致，得不到主管部门的支持，这是最难解决的矛盾。”从内部看，当时新疆内部政治势力多元，包括了以后来的省府 麦斯武德、省府秘书长艾沙为首的泛突厥主义派；以乌斯满、贾尼木汗为首的、习惯自行其是的哈萨克族势力；紧跟苏联政策的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的伊宁少数民族军队实力派；以新疆警备司令宋希濂、骑兵师师长马呈祥等国民党主战派，以及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主和派，整体上也是四分五裂，缺乏“一个核心”。张治中也把民族势力分为激进派、保守派和中间派，中间派又分为中间偏左、中间偏右。即使是张这个名义上的最高首长，也得不到太多支持，甚至是军方的支持。他自承：“在新疆的党政军首脑人物当中，开始他们对我的和平政策是赞同的，但是在和平条款签订后，他们看到三区的傲慢态度，看到各地激进派人士的操切行动，看到各地发生这许多民族纠纷，有的就沉不住气了，对我的和平政策发生怀疑了，动摇了，认为我的软弱，会断送新疆了，最后甚至发展到反对我的和平政策的地步。”宋希濂在回忆录中便指出，张治中“亟图求安”，被阿合买提江利用。“随着动荡不安的局势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张治中治理新疆的方针政策，日益产生怀疑，在干部的思想中，也引起一片混乱，说他太软弱，说他过分退让，甚至说新疆会在他的手里断送掉，批评责难，不一而足。连以稳健沉静著称的陶峙岳，在一次高级干部的座谈会中，也感慨地对张治中说：‘如果就是这样把新疆丢了，我们将来要对历史负责。’”

@成康之治 1楼 2013-10-28 11:02:38
非常好的视角，期待下文。
民国时期出现过不少治疆思路，乃至模式，但由于缺乏稳定局面的必要能力，以至于很多想法只能付诸流水
有想法而无办法，基本上可称整个民国政治的基本特质，也是弱势中央政府条件下的无奈结果
也许楼主可以对强势中央政府条件下王震与胡耀邦模式进行一下比较，并对今后的治疆之策，做一个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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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斑竹。“有想法而无办法，基本上可称整个民国政治的基本特质，也是弱势中央政府条件下的无奈结果” 概括很好。前段在看《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也是深刻体会“弱国无外交”、“外交官即替罪羊”。
王胡模式比较命题极佳，惜非本人强项，可请网上其他高手发言。

张治中面对困局，苦思治疆之策，他的认识是，新疆问题是民族问题加外交问题，历史上的反动统治（指军阀统治）造成人民反抗和民族仇恨，新疆和苏联有历史、地理、民族、经济上的种种密切联系，苏联对新疆“绝无领土企图，但它也不能容忍在新疆出现反苏局面。”同时，三区军队已经兵临城下，国民政府部队增援困难，“迪化一失，则局势全非”。他立马明确了和战方针，首重外交以求政治解决。“这件事情要想从军事上解决是毫无希望的，只有用政治方式来解决；而政治解决必须有中间人，最好的中间人是苏联。”他促请国民政府外交部与苏联交涉后，苏联表示愿意“委派驻伊宁领事，试对中国政府提供可能之协助。”
其次是坚持原则下努力推进和谈。张治中再次作为中央全权代表，出马与三区代表谈判。谈判中，三区代表挟带军事优势，气焰甚高。如和谈前便扬言代表东突厥斯坦政府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被张治中通过苏联驻乌鲁木齐代总领事叶谢也夫拒绝并说服，三区代表才没有坚持原来立场，但仍提出了实行完全自治、行政官吏一律民主选举、按比例补充民族官员，组织民族部队（2.1万人，共10团），公文、教育一律采用民族文字等众多要求。张以坚持国家统一为前提条件，有理有节，也有不少妥协包容，如允许三区设立六个团的部队等。
再次是推动联合。最后双方成立了新疆省联合政府。25名省府委员中，本地各族人员占大多数，三区代表占到8人，各种政治倾向都容纳。这一做法可能说是后来解放新疆后推行少数民族自治区做法的先声。张还推行了参议员和县长选举，对三区以外的一些地区还委任了激进派推荐的人选。。
四是呼吁和平。张治中对民族矛盾比喻为“同一家庭的弟兄之间的吵闹”，但“不会损害弟兄的和气和破坏家庭的团结”。提出了增进中苏亲善、拥护国家统一、实行民主政治、加强民族团结四点原则。对于“东突”问题，张指出，新疆人民只有三条路走，“一是维持省的地位，将来成为地方自治的一个省份；二是脱离祖国，组织东土耳其斯坦国家，第三条是合并到苏联。从第三条路说，苏联不同意。从第二条路看，条件不具备。第二、三条路全国人民也不会同意。剩下只有第一条路可走。”张还呼吁，要警惕外面流行的“反国家、反民族、反三民主义的煽动”，“无异于种下了不可思议的祸根”，“把各民族引导到仇恨、自杀的道路上去”。他还亲自到南疆走访，疏导民族感情。
五是借重保守派势力遏制激进力量。张治中到新疆，带回了被盛世才驱逐的麦斯武德担任新疆监察使。麦斯武德、伊敏、艾沙等人属于泛突厥主义派（张治中称为“大土耳其主义”，即保守派）。依宋希濂的说法，“这一派人是反对阶级斗争的学说的，对苏联式的革命，深存戒心。他们在开始时曾极力鼓吹民族思想，为伊斯兰教徒争自由与独立，有些人还是革命暴动的思想领导者和组织者，但随后他们感觉到新疆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独立，又害怕苏联式的革命，因此主张在中国的名义下来设法实现新疆的民族自治。这些人，曾主张更新疆省为突厥省（称“新疆”这两个字是意味着汉人新扩张的领土，含有殖民主义的意义），经常向汉人介绍突厥的历史与文化，坚决反对汉族的同化政策。不脱离中国，不搞独立运动，反对汉人统治，反对阶级斗争，是这一派人的基本纲领。”张治中没有和阿合买提江等人进行协商，推荐麦斯武德继任自己的新疆省政府 职务，被激进派指斥为“以夷制夷”。哈萨克族头人乌斯满在参加三区暴动后，又和激进派闹翻，向国民党示好，也得到张治中、宋希濂等的背后支持。
五是借重军事力量防止暴乱。这部分张治中并未详述，主要只提及他对部队纪律的约束，也提及特务人员自成系统，他难以指挥。依宋希濂的说法，张治中到喀什受到少数民族群众围堵责难后态度转变，曾对宋说：“这些家伙简直不可理喻，他们把我苦心谋求新疆的和平当作怯懦，对我们着着进逼，除非我们全部撤离新疆，否则是不会满足他们的欲望的。”宋问今后打算怎样做？“张治中毫无踌躇地说：‘对他们必须采取强硬态度，决不再容让。我们对新疆各少数民族中的人士，凡愿意拥护国家，服从中央的，我们应尽量扶植他们，信任他们；凡反国家，反政府的，我们必须约束他们，制裁他们……’”在三县暴动后，宋组织军队镇压，张是坚决支持的。陶天白也回忆，张回到迪化后，发表《正本清源》的谈话，严肃指出，国家领土主权绝不能遭受损害，否则，就是诉诸战争也在所不惜，这是国家把民主权利交给新疆人民的前提。并严厉地批评宗教说，时代的巨轮在不断地向前转，宗教也不例外，也要进一步改革。利用宗教把娃娃发动起来游行示威，不仅宗教里没有，即使有也要改革。“因此，外国媒体评价张治中将军的胆量大，连宗教也敢批评。”
六是发布《施政纲领》着力经济文化建设。张治中提出，“以三民主义的力量保障新疆，以修明政治的力量安定新疆，以充分经济的力量建设新疆。”在张努力下，新疆全面免除捐税半年到一年，成为“全国唯一的无税省份”。颁布了全面的施政纲领，包括政治、民族、外交、经济、财政、交通、教育、文化等方方面面，连激进派首领的阿合买提江也说，“我想这个施政纲领能够做到，新疆必定变成一个大乐园。”在具体项目上，张治中设立了西北民生实业公司和西北文化建设协会，争取南京派来新疆建设技术辅导团，修建迪化红雁湖水库和和平渠，建设阿克苏防洪工程，组织塔里木河试航。陶天白也回忆，张治中提出，“要想新疆不变颜色，必须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两方面着手，给人民以实惠，这是国家的千秋大业。”他设立西北文化建设协会及翻译馆，出版维文和汉文版的书刊，设置“西北影业公司”和几个巡回放映队，组织了巡回文化工作队，每队有两辆卡车和７个人，带上影片、图片和维、汉文书刊，到各区县去放映展览，同时口头宣传“和平、民主、统一、团结”的新方针。还有医务人员一同去，推行卫生医疗工作。新疆史地学会也是张治中核准建立的。由于新疆经济比较落后，张治中提出新疆交通、水利两大问题，交通好比大动脉，水利好比命脉。还专门写信给国民党行政院，请求派专家到新疆进行考察。“当时张治中非常重视三个人，那就是留学印度的新疆水利局长王鹤亭，新疆地质调查所长王恒升（现年已经１０２岁、中科院终身院士），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与李登辉是同学的新疆公路局局长刘良湛。”张对国民党退伍老兵也很关心，专门增加了慰问金。
总体上看，张治中因宽仁之风得到了各方面的肯定，交好苏联消除了局势进一步恶化的隐患，收到了“釜底抽薪”之效，苦口婆心的谈判显示了本人的诚意，各项改革措施兼容并包，既有长远纲领也有短期应急之举，新疆局势出现了一段时期的稳定。但为时不久，局势再度紧张，双方陷于分裂。

导致双方各分裂的主要因素：一是外部总体局势的变化不利于矛盾的解决。抗战胜利之初，国民党在新疆地位较高，但国共两党战端开启后，南京政府无暇西顾，而军事攻势也很快显露颓势，少数民族地区观望心态突出。张治中虽一定程度上修复了苏联的关系，但蒋介石联美反苏立场未变，中苏时有摩擦，新疆也发生了中蒙交火的北塔山事件。张治中治疆，缺乏了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实力的支持，日益陷于孤掌难鸣。
二是民族分裂的势头一旦形成，短时间内难以遏制。三区暴动后，激进派虽然答应和谈，但气焰甚高，认为自己背后有民意支持，有得寸进尺、趁势而上、裹挟全疆的图谋。张治中主政期间，先后发生了乌鲁木齐“2?25”事件、塔城、额敏惨案、三县暴动等。“2?25”事件中，先是维族群众组织游行示威，企图施压迫使撤换政府官员，再是国民党方面组织汉族、回族、哈萨克族群众游行示威反制，进而发生冲突，致两死多伤。塔城和额敏惨案，均是暴徒对政府人员和军警人员有计划的屠杀。1947年发生了吐鲁番、鄯善、托克逊三县的暴动，暴徒“认为三县是南北疆交通枢纽，是新疆的中心地带；暴动如得逞，可以影响南疆、东疆同时起来，可以威胁迪化，可以与伊、塔、阿三区成夹攻之势。”暴徒打着东突厥的大旗，聚众袭击驻军，“围攻各地警察所，杀死员警，打开县仓库，把存粮夺取一空”。同时，喀什方面也有暗中组织企图响应的行动,被驻军挫败。伊宁政权一直掌握在反对独立的亲苏人士手中，虽放弃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称号，但一直维持事实上的独立到解放新疆为止。宋希濂指出，虽然张治中希望新疆的矛盾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不必“再革命”、“再暴动”，但对阿合买提江等激进派来说，“放弃政治斗争”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的目的还远没有达到。而他们深知欲达到其目的，只有通过斗争（包括武装斗争）才能实现。”
三是张治中急于求去，一些改革措施也有反效果。张治中处于漩涡的中心，既满足不了激进派的“民主”“自治”要求，又因“亲苏”“主和”屡受内部抨击，有“左右做人难”之叹。如赛福鼎就认为，“虽然在对待新疆问题上，国民党方面两派意见不一致，但其目的却是相同的，那将是想方设法扼杀革命力量，在我们的脖子上套上绳索，让我们听凭摆布。要说有什么不同，说到底不过是扼杀我们，为我们套绳索的方式不同而已。前者连哄带骗地来软的，后者连抽带打地硬来。”张治中希望将 之职交予维族方面接任，但在三个接班人（激进派的阿合买提江、保守派的麦斯武德、中间偏左的包尔汉）的选择上，选择了麦斯武德，导致激进派的强烈反对，而麦也确实存在一些刚愎自用、非法擅权、谋求“高度自治”的问题，最终导致民主联合政府的破裂。他推行省参议员、县长选举又导致了政争加剧，参议会流产，一些民选县长私下组织暴动。宋希濂提到，当新的省政府刚刚组成的时候，阿合买提江便利用张治中亟图求安的心情，推荐伊方的阿不都热合满为吐鲁番县县长，宋对刘孟纯（西北行辕秘书长兼新疆省府秘书长）说：“吐鲁番是通往哈密及内地交通的咽喉，也是国军补给的基地，为什么把这样重要的一个县，交由伊方的人担任县长呢？”刘说：“我也觉得不妥，但主任（指张治中）觉得省府刚刚组成，阿副 第一次推荐县长，不便拒绝，所以就通过了。”宋以为这样一来，吐鲁番地区恐怕从此多事矣。 阿不都热合满接任吐鲁番县县长后，即以三堡（吐鲁番南面的一个乡镇）为中心、积极从事组织活动，策划武装暴动。宋认为，这是吐鲁番发生武装暴动的根本原因。在喀什也有类似情况，张治中同意阿合买提江和包尔汉的提议，在省府会议通过任命阿不都克日木买合苏木为喀什行政专员后，也发展了“东土耳其斯坦青年团”的组织和其他各种活动。
新疆局面恶化后，伊宁方面人员于1947年8月起全面撤出省政府，已改任西北军政长官的张治中自省其非，“为了保障全省和平，维护国家统一，实行民主政治，加强民族团结的既定政策不被破坏”，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后，撤换了麦斯武德和强硬派宋希濂的职务，由立场中间偏左的包尔汉担任新疆省政府 ，张治中保定军校同期同学、立场稳健的陶峙岳担任新疆警备总司令。时已1948年底。“历史已经证明，张治中这一重大人事安排，为扭转新疆的分裂局面铺平了道路，为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版主加个精可否，吸引多点人来发表高论。

1949年9月，挟解放战争全面胜利之势，彭德怀率领第一野战军兵分两路，从甘肃、青海向新疆进军。兵锋所指，政治诡谲复杂局面一扫而空。此前不久，苏联已表态支持中共解放新疆，三区选出了5名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包括阿合买提江和民族军总司令阿巴索夫。赛福鼎在其回忆录中记述了三区领导者“纠偏”的措施，强调了三区革命在反对泛土耳其主义和泛穆斯林主义方面的进步性，将过激的民族主义措施归咎于吐烈等宗教上层人士，也记述了他们抚恤国民党军队孤儿、枪决抢劫和强奸汉族犯罪分子、坚决反对民族仇杀等做法。1949年5月25日,阿合买提江在《民主报》(汉文) 上撰文说:“我们在民族解放运动初期有过把所有汉族都当作敌人的看法。其结果,我们没有分清朋友和敌人,而把全体汉族人一样对待,其中把朋友也打了,却保护了那些比反动的国民党官吏更凶恶的民族败类。结果,把我们民族解放运动的同盟者汉族人民推到敌人那边去了。这是完全错误的政策。”“目前的任务是急速纠正我们在民族解放运动第一阶段中所产生的错误,建立不分民族的、在没有国民党、没有帝国主义势力影响的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基础上的新民主的新省份”。但阿合买提江等人于飞行途中失事，后以赛福鼎等为代表参加政协会议，激进派全面融入革命队伍。张治中于国共和谈结束后已留在北京，致电陶峙岳、包尔汉率部起义，国民党骑兵第5军军长马呈祥、整编第78师师长叶成，第179旅旅长罗恕人等主战派（掌握一半的驻疆部队），见大势已去，转道印度逃往香港，新疆和平解放。
中共“主要抓住成立新政府、起义部队思想教育两件大事，其它各项工作也迅速进入轨道。”新疆之治进入毛泽东—王震模式时期，“剿抚并用”，在特殊的国际环境、战争环境、阶级斗争背景下，有纲领，有理论，有能将强兵，有底层群众支持，总体上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特点一是走“民族团结”之路，但一反张治中借重保守派或中间派压制激进派的模式，采取了联合激进派、中间派镇压保守派的模式。邀请三区领导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在新疆新政府成立时制定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原则，毛泽东明确“政府改组，包尔汉仍应为 。委员应是汉人占少数，维族及其他民族占多数”，并将具体比例定为2比3。在当时中苏蜜月期间，新疆民族力量最强的激进派（近3万武装部队）几乎是毫无障碍地改编为解放军。
二是铁腕剿匪平叛。和平解放后的新疆仍存在各种分裂手段，希望在乱世中浑水摸鱼。据文献，当时的分裂势力主要有三股：一是乌斯满在东部的山区和牧区的暴乱，并裹胁成千上万的哈萨克牧民跟随;二是阿不都拉大毛拉在伊犁组建“大突厥主义伊斯兰党”的叛乱；三是穆罕默德?伊敏和阿卜都依米提大毛拉在南疆操纵的分裂势力。1952年在墨玉，1956年在墨玉、洛浦、英吉沙，1957年在和田都发生了暴乱。解放军针对这些“勾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泛突厥主义者和忽官忽匪的部落武装力量，铁腕打击，展现了强大的战斗力。王震素以骁勇善战、作风强硬著称，在平叛问题上绝不手软，被网友称为“不用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后来担任新疆党委书记的王恩茂部第一兵团第二军五师十五团奉命从阿克苏向和田紧急进军，昼夜兼程15个日夜，行程750公里穿越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平息了和田叛乱，被解放军总部通电嘉奖“创造了史无前例进军纪录”。在城市的剿匪平叛据说一度采用了戒严措施。在当时全国“镇反”的大背景下，新疆大规模肃清叛乱分子。北疆的大规模武装叛乱到1953年前后逐渐肃清，南疆的武装叛乱到1959年前后得到较为彻底的肃清，影响一直持续到80年代后期。
三是做“底层”文章，争取下层群众。中共采取了土改、解放妇女权益、取消多妻制等一系列受到民众拥护的措施，在政治上争取了主动，极大地孤立了以大地主、大阿訇为首的叛乱分子（解放西藏也是如此争取了农奴的支持），得到了新疆各族群众的广泛支持。以1950年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在南疆策划的暴乱为例，原计划在和田暴乱、其他地区配合，但和田群众轰轰烈烈的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让分裂分子无机可乘，暴乱计划失败。1954年12月墨玉县的暴乱，最早是由该县一名爱国宗教人士向政府报告的，最初聚集的6000余名墨玉、和田、洛浦等地群众，在政府的教育和政策感召下自行解散，只有约300人参与了暴乱。这300人中，多数经教育纷纷向公安部门自首。1956年3月的墨玉县暴乱中，在当地干部闻讯赶到后，大多数人不仅放下凶器，并且还反戈一击，当场捕获巴海大毛拉等12名骨干分子，迅速平息暴乱。1959年，几位维吾尔族妇女向政府报告了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的可疑行踪，被我公安人员在地窖中抓获。“东突”可以说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四是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扎根”。据统计，1949年全疆粮食总产8.48亿公斤，人均占有195.7公斤，如何解决庞大军队的粮饷成为绝大难题。毛泽东为了西陲边疆长治久安，决心在新疆大兴屯垦戍边事业。12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在全军立即开展大生产运动，从根本上解决部队粮饷问题。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不得有任何人站在劳动生产之外”，“全疆部队除担任祖国边防警卫和城市卫戍勤务外，必须发动11万人到开垦种地的农业生产战线上去”。当年开荒播种5．58万公顷，全军粮食自给7个月，食油、蔬菜全部自给。1953年新疆军区将驻新疆部队分别整编为国防军和生产军。二、六、五军大部和二十二兵团全部编入生产部队，共约10.55万人，担负屯垦戍边任务。1954年，新疆军区生产部队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为中国最大的兼具戍边屯垦、实行“军、政、企合一”的特殊社会组织。1954年起，兵团先后从山东、河南、河北、甘肃、江苏、上海、天津等地招收大批知识青年、支边青壮年以及接收大批转业复员军人参加边疆建设，至1960年末，总人口已达72．41万人，如今辖区人口达250多万人。驻军屯垦和兵团成立的意义，一是解决了“二十万大军”的生活问题，二是极大地减轻了新疆各族人民的负担，三是解决了部队的“扎根”问题，四是带动了地方的发展。
五是因俗施治。在铁腕整肃的另一面，王震、王恩茂等中共高层也能采取高度灵活的民族政策，如对少数民族“积极分子”的使用。何玉斌《王恩荗将军与新疆稳定----纪念王恩荗将军诞辰100周年》文中提到，“每逢出现民族或宗教问题，王恩茂即委以民族干部解决事端，并以其处理结果作为评价民族干部的标准，这样一方面锻炼了民族干部，同时使民族或宗教问题不至于更复杂。这种做法把历史以来对西域‘因俗而治’用到了极致。”
与张治中的“左右为难”相比，毛泽东—王震模式充分体现了“上下一心”、“两手都硬”，特别是发动广大底层群众“闹革命”这一节，更是张治中和国民党所望尘莫及之举。在连续和全面的打击之下，东突在疆几无立足之地，麦斯武德被关押，伊敏、艾山等逃亡，乌斯满被歼灭，尧乐博斯逃亡台湾。1962年，随着中苏交恶，三区一大批亲苏反中人员逃往苏联，中国采取了“开闸放水”政策，未造成重大影响，成为新疆分裂乱象的最后一幕。东突独立运动从此长期销声匿迹。

改革开放后，中央着眼于纠“左”和缩减中央对民族地区补贴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新的改革措施，即所谓“胡耀邦模式”，如“三个60％”——招工、招兵、大学招生少数民族要占60％以上（所谓）；一个10％——各级政府主要干部要由少数民族担任，将汉族干部的比例降到10%以下；“三少一宽”政策——对少数民族犯罪要坚持“少抓、少捕、少判”，在量刑时对比汉族“尽量从宽”。何方回忆文章提到，胡耀邦对西藏有针对性地强调两点：一是说团结主要指“汉族干部和当地人民的团结”；二是重视团结上层和宗教界人士工作，在西藏“不能很好地团结宗教界和上层人士，也就不可能把更广大的老百姓团结起来，这是因为，那些人的影响往往比你们（指进藏干部）还要大”，对西藏的政策同样影响到新疆的治理。政策的调整出发点不可谓不好，但也不可避免带来了一些思想和组织上的混乱，由此被讥为“过于善良”、“过于天真”。主要的弊病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干部关系紧张加剧，“同心同德”的上层传统格局遭到破坏；二是宗教影响广泛扩大，特别是极端宗教鼓动下的暴力恐怖活动呈现自杀式“圣战”的态势；三是社会治安松弛，进而使“新疆小偷”、“强买强卖”问题蔓延内地，朴实的民族感情大受影响。2009年的“七五”事件作为大规模的暴力恐怖事件，当地汉族人却“神不知鬼不觉”，十分说明深层问题。其后国际各方势力借机插手（受累于开闸放水政策，热比娅和达赖一样成为分裂派的领袖人物），暴恐案件时有发生，防不胜防，天安门“10?28”案件成为最新一幕。可以预见，新疆反分裂斗争将面临长期复杂、敏感的局势。
关于当前治理之策，卑之无甚高论，网上诸多“意见和建议”，兹择几则本人认为较有见地和新意的摘录如下，供借鉴品评：
——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你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却天天在打我们的主意，多危险啊!
——我们的民族工作主要在“上面”，而对实际出现问题的“下面”，我们的掌握或掌控是远远不够的。
——反恐工作在新疆早已不新鲜，为什么现在的三股势力越来越严重，除国际环境的因素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离民众越来越远，敌对势力在利用极端宗教和政府的工作失误或出现的腐败“争取”基层民众，而政府治理的手段却越来越官僚化，政府无形中失去越来越多的民众。
——民族融合的本质特征是民族利益的融合。没有民族接触，就不可能有民族利益融合。没有民族利益融合，也就不可能有民族融合。那种认为在民族自治区的汉族人口越少越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观点，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在民族自治区，至少要使汉族人口与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达到1:1，不同民族间只有“一对一”才能有一个保持密切接触的基础。没有科学的人口比例，一切爱国教育和反分裂措施都无济于事。
——制定民族政策不能以牺牲某个民族的利益为代价。牺牲某个民族利益的政策不可能真正维护民族团结。……依法治疆要切实推行法律的执行，坚决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法律上改善新疆汉人的生存环境，改变汉族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待遇，以安定新疆人心。
…………
三区暴动后，国军为守住防线，烧毁玛纳斯河大桥，形成隔河对峙之势。陶天白随张治中考察经过，赋诗一首，其中有“百丈长桥余灼砾，千重急水恼沧桑。临流无限荒寒意，旭日东升尚觉凉”数句，历史已翻卷，思之仍惘然。

（全文完）

说明：文章最后对策部分属于网络摘录，非笔者所提，只是较为赞同而已。

杨增新的“乱世治疆”模式也值得研究，目前可见较直观的材料是《包尔汉回忆录》，有第一手的见闻和较客观的评价，其特点主要有：1.严防外国势力渗透；2.对中央“拜庙不拜神”，维持半独立地位；3.利用民族上层力量，形成利益同盟；4.抑制汉族乡党革命力量，培养“安分守常”干部；5.裁军弱兵，防止武人坐大；6.抑制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认为会导致混乱）。其本人有《补过斋文牍》，收录大量政论文章。包尔汉称其为“军阀中的圣人”，惜其死于非命，其后乱象不已。

作为楼主，强调一点，不要动辄提杀光灭绝之类的粗暴而低能的说法了。
对分裂分子来说正中下怀，一是说明我们分不清暴力恐怖分子和一般群众的界限，二是可以以此恫吓鼓动一些盲信盲从的群众。

和汉人比起来，绝大多数国家、民族都很“懒”，但并不说明其不能生存、发展。从妇女、儿童着手，转变其生活生产意识，当是可行之策，类似在印度针对妇女的小额贷款试验。

推荐阅读《包尔汉回忆录》，总体是比较客观的。维族也是一个优点很多的民族，不能因为几千几万个疆独就抹杀了近千万维族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