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是反智主义者
文/严立真
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主基调深受了毛（毛*泽*东）时代的反智主义的影响，无一例外不是对知识分子显示了鄙视的情绪，对文化低者甚至是文盲给予了不切实际的赞美。比如《人生》里，那些有知识的人物，反而在这部小说中成了反面人物，比如高加林和黄亚萍；而文盲则成了光辉形象的人物，比如德顺爷爷和刘巧珍。在《平凡的世界》里，虽然不像《人生》里那么严重和单一，金秀和兰香的求知成功，多少赞扬了知识的力量，但在孙少平和田润叶身上仍然体现着反智主义的倾向。比如田润叶，一个女知识青年，居然还不如一个朴实憨厚的农民小伙子孙少安有觉悟。她有知识，进了城，在城里当了老师，她居然看不上城里有知识的青年，相反仍然死心踏地地爱着没文化的农民孙少安。但结果还是孙少安有觉悟，他看到了两人的身份悬殊，而自动放弃他跟田润叶的姻缘，使得田润叶痛苦不已。这乍看起来，尤其是让那些痴情的少男少女看起来，简直要泪流满面不可，可惜这是作者胡扯的，是根本不真实的虚构，作者根本没有把笔力直透到现实里去，而是停留在一种对美好人生姻缘的乌托邦式的臆想上。这种意想简直跟毛时代那些“觉悟”高的女青年争着嫁给大字不识的战斗英雄，而不愿意嫁给一个知书达理的白面书生一样的幼稚可笑。
如果田润叶是刘巧珍，当孙少安离她而去，那么她痛苦不已，还是有道理的，可她是一个进了城有知识的女青年，她的眼界怎么还像一个没文化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姑娘似的，仍然停止在自己小时候跟孙少安的爱情上，而不发生一点新的变化。这好比一颗黄豆子掉进五颜六色的染料里，它怎么可能不变色。这样写只能说明作者要么是有意媚俗，要么就是根本不谙人情世故。
下面我们先来谈谈《人生》里的高加林和刘巧珍的故事。
高加林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当上了民办小学的教师时，但好景不长，他被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他重新回到了土地上。正当他失意无奈，甚至有些绝望的时候，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刘巧珍虽然没有文化，但真心实意地爱上了高加林这个“文化人”。但当机遇再次降临到了高加林身上，他终于抓住了这次机会，重新回到了城市。
高加林重新回到城里，不仅做了记者，还跟黄亚萍同学再次相遇并产生爱的火花。正当高加林春风得意时，却又好景不长，高加林这时进城的事情被人告发了，他又重新回到了农村里。
到了这里理应是高加林对自己这些命运和现实问题进行探究的时候，但作者没有这么做，而是将笔停留在高加林对自己抛弃巧珍而产生痛失金子（德顺爷说：巧珍是金子啊）般的悔恨上。一般读者会为此扼腕叹息，流下十分伤心的眼泪，我敢跟人打一毛钱的赌，一般读者还会因此咬牙切齿地骂道：高加林你这该千刀杀的，怎么把这么好的姑娘给抛弃了呢。
但一般读者肯定想不到，这种结局正是路遥反智的描写手法。在毛的时代就一再说过没文化的人就是比知识分子觉悟高。这是毛时代给中国人遗留下来的反智主义的通病。像电视剧《渴望》也是这类反智作品，没有文化的女主角就是比有文化的男主角有觉悟有人格。当然，我不否认知识分子就没有斯文败类，相反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斯文败类多如牛毛。但是我们也看到像电影《盲山》里的那些无文化的农民，所干出的野蛮事情。父母为了给儿子娶个媳妇，花钱买到一个女大学生，当女大学生不从他们家儿子时，他们家做父母的居然一起上阵强行按住她让自己的儿子强奸，这种强奸行为在他们看来是没有恶意的，他们想：你让我儿子生米煮成熟饭了，你就跑不掉了，将来你就得乖乖地在咱们家做媳妇。可他们永远想不到他们这种“善意的强奸”行为是在摧残一个女人，甚至会摧毁这个女人的一生幸福。
在农村没有文化的人，有没有善良的人？当然有，而且还很多，因为农民的本质是善良的，农民比起城里那些斯文败类和冷漠而又狡猾的市民要可爱千百倍，但他们的善良跟路遥笔下的巧珍、孙少安、德顺爷爷那种充满智慧的善良人物相比较，根本不一样。因为，现实中的他们虽然善良，但他们的善良里没有巧珍他们那么有开阔的知识眼界。德顺爷爷简直像老子在世，心境达到了“清静无为”，对人情世故“洞察明晰”，简直可以做一个哲学家了。而巧珍的善良几乎达到了完美无比的程度，她比有知识的高加林要高尚百倍，当高加林嫌弃她是农村姑娘，对她提出分手时，她不吵不闹，好像一个很有理智的女人那样接受着这个现实，最后当高加林又回到村里，她仍然像一个很有理智的女人一样劝亲人别骂高加林，而且还给予高加林一些温情的劝慰等等。
说实在的，在现实中我是无法找到一个没有文化的人能有如此思想觉悟的。我在现实中看到那些没有文化的善良人，他们的思想很狭隘，他们一辈子只会恪守某些做人的原则，而不懂得用更开阔的知识来解决人生中种种矛盾的问题。比如《白鹿原》里的鹿三对待黑姓跟小蛾的问题。鹿三为了恪守名节便把从外地带回“不干净”女人做媳妇的儿子赶出家门，后来他又因为小蛾跟白孝文有染而将小蛾杀死。没有文化的鹿三虽然很善良，但当他面对如此复杂的问题时，他就无法去深思白孝文堕落的根源和小蛾不幸命运的根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只会在自身愚昧和狭隘思想的促使下认为只有杀死小蛾这个坏女人，才是高尚的行为。鹿三这种没文化的善良人，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是极其单一的，他们只会停留在好人与坏人这种简单的善恶观的问题上。这好比一个没有文化的男青年，当女友提出分手时，他就会愚蠢地想到：我杀了她，然后到阴间去跟她相会。因为他不懂得思考：当女友向他提出分手时，这份爱情已经根本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的正确做法而是去另寻新的爱情。
但在路遥的笔下，这种没有文化的善良者都是极其通情达理的光辉人物。当高加林重新回到农村后，按照人情常理，他在城里已经受过新思想的影响，又是当过记者有文化的人，思想理应是很开化了，虽然不至于开化到变成斯文败类或者变成一位思想家，但他的思想开化程度对他后来被迫重新回到农村，进行种种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探究是不成问题的。可路遥没有这么做，他只将笔停留在高加林对痛失巧珍的悔恨里。这是路遥没有能力做呢，还是路遥不敢去做，这个疑问，我不想去假设。我只看重路遥作品的最终结果，在《人生》里，他没有把农村的愚昧和高加林的不幸命运进行深入的探究，而是用曲笔和媚俗的笔法，将高加林和刘巧珍定格在一个极其简单的爱情故事的得失里，这跟金庸笔下那些大字不识而能成为大侠的故事一样，只是供爱做白梦者做白日梦的作品。
《人生》说完了，现在我们来说《平凡的世界》，我们来看孙少平跟田晓霞的故事。孙总想挤进城里做城里人，最终因为国家当时的种种制度对农民进城的限制和不公平，孙只能进入大牙湾做一个煤矿工人，而田此时已经是大学毕业到省城当记者的知识分子。这种爱情理应是随着两者身份的变化和现实生活的残酷性最终走向衰亡的，在这种身份和现实残酷的生活里，作者理应用更有力的笔力像司汤达描写于连一样去探究这些方面的重大问题。可路遥却像写言情小说一样将孙和田的故事像写梁祝故事似的，简单化，煽情化，而批判现实主义的笔力仅仅只是一个陪衬。
如果孙是一个有抱负的青年，那么田爱他还有情理可说。但孙除了善良和坚强之外，他几乎跟他的哥哥孙少安没有什么大区别了。他不仅文化不高，而且又无才华，他奋斗的目的是想拿到一张“入城卷”做城里人。虽然孙在田的鼓励下，有着积极知识的追求、积极的人生追求和强烈的机遇意识，这些都决定了他不会同于双水村的普通农民。但他个性的偏颇、知识的偏狭、对社会认识的偏窄，造成了他前途发展的艰辛性，可以说当时孙的前途是看不出什么希望的。造成孙这种不幸命运的原因：一个是他自身没有才华，二个是社会环境对他的不公平（路遥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对社会不公平的批判，始终停留在肤浅的批判层面上，而对重大的社会不公平的问题向来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而田此时已经大学毕业在省城当记者，她的眼界不可能还像少年时代那般局限于只注重孙的善良和坚强的品质上，她此时在追求爱情方面，肯定还会看重一个人的才华和前途。这是现实，这种现实并不残酷，这是田应该追求的真实生活。因为这时的孙跟田，一个是地上，一个是天上，不仅仅是身份的变化那么简单，而是两者思想和文化方面已经产生了巨大的裂痕，这好比孙是小鸭子，而田是大天鹅，两者根本不可能配成一对。如果孙少平跟《红与黑》里的于连一样，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底层年轻人，那么田肯定会像马娣儿那样爱上孙的。不过根据小说中所描写的田的性格和思想来分析，孙除了要有于连的才华横溢和上进的素质外，他还要将于连那份勃勃的野心去掉，否则田也会像拒绝那位姓高的追求者一样会拒绝孙的爱情。因为田是一位理想的爱情主义者，在她的爱情观里，是不能容忍欺骗和邪恶的。
但是，正当人们期待作者如何解决孙和田的爱情问题和最终走向时，路遥居然像琼瑶写言情小说一般，把田弄死了，让可怜兮兮的孙孤零零地回到大牙湾煤矿继续挖煤。这样一来，作者在孙和田这两个人物故事上所提出的关于爱情、身份、知识、命运、前途、国家制度、社会不公等等重大问题，都还未解决就结束了。这是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作家，不可能犯的严重错误。
看过《红与黑》的读者，都知道于连跟孙少平都是想活出人样的底层年轻人，他们都是在此种信念的促使下，在社会上艰苦奋斗着。《红与黑》这部作品通过描写于连性格的发展，揭示了社会环境在形成于连矛盾性格和双重人格中的作用。同时，又通过描写于连的矛盾性格和悲剧命运，揭示了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性。而在《平凡的世界》里，在孙的身上根本找不到此类鲜明变化的性格描写，也未找到作品揭示社会环境对一个人的命运和性格造成变化的明显作用。相反作者始终将笔力停留在赞美没有文化者的善良品质上，始终没有走出这种怪圈，从头到尾，在作者笔下，那些善良的没有文化者都是一个个光辉形象的人物，而不将笔力像鲁迅写《阿Q正传》般将没有文化者的劣根性揭示出来。这种作品归根到底跟琼瑶的言情小说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反智主义的作品。因为这种作品没有将社会真实的存在问题探究出来，只是停留在个人的乌托邦式的臆想中。

宝安西乡